略谈《南方都市报》白桦访采记

略谈《南方都市报》白桦访采记

文/jiang0301   强国论坛

昨天，《南方都市报》有一整版他说自己是左派的作家白桦的采访记，因为，白桦认为他自己1958年时被划为右派是错划了的，并因此而被开除党籍、军籍，实在比窦娥还冤，所以，白先生至少应当算得上是一个自诩左派。在同一版，除了白桦的采访记外还有一篇名叫《逼仄的语境》的文章，很详细地介绍了关于《苦恋》的故事，让我很感兴趣，因为，《苦恋》这部戏，当年还是很有些名气的，只是未识芦山真面目。

据文章介绍，《苦恋》这部戏中最动人的一幕就是主人公的女儿在出国之前说的一句台词：“爸爸！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对这句提示作品主题的台词，白桦先生特别在采访中特别作了澄清。当年想对白桦他进行批判的人向上级汇报时把这句台词说成：“您爱这个祖国，可这个祖国爱您吗？”白桦说：“其实我不是这样写的，剧本里什么地方写‘国家’，什么地方写‘祖国’，我非常清楚。当时一家法国报纸就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里，‘祖国’和‘国家’都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对白桦的澄清，在我看来，他的意思是指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我是同意他的这个区分。而他的澄清显然是想表白，他这个自诩左派不是不爱祖国，而是不爱当时的政治制度。既然不爱当时的政治制度，也就是不爱社会主义制度，那么，被划为右派又有什么冤枉的呢？不明白。

1981年，电影《苦恋》首先在高层范围内试演，当即引起巨大反响。因为，影片结尾时，一切安静下来，一个太阳，一枝风中芦苇在日轮里飘呀飘呀，然后画外配以定音的一声强击，一个点就出现了。连续六声强击，六个点出现在银幕上。白桦先生不无得意地说，这是很有力量的，可能，这是他自己出的点子吧。有些领导干部看了之后就愤怒地说：“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

在采访中，白桦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还说这部分被他的艺术感动了的领导干部的结论是荒诞的。白桦先生的辩护倒是让我就不明白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否认自己是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因为，艺术本来就是以情动人的东西，就如西方人说过的那样，在一千个读者那里，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有人受影片的感动，认为结尾就是对着红太阳打炮，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正是艺术的力量的表现，反倒是白桦先生自己的辩护很荒诞，等于否认了艺术是以情动人的。

对这部影片的批评声音首先来自军队，比较典型的是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刘白羽，他调出影片并组织军委委员们观看，企图让军委或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形成一个简报。不过，白桦先生还是幸运的。虽然要批判他的人反复要求邓小平表态，但邓小平只是说：“批评可以，不要一棍打死”。其次，影片导演彭宁的父亲在红军时跟胡耀邦是战友，他们有许多私人来往。1981年4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严厉批判这部电影。全国许多报纸、电视台、电台都播发了这篇文章。但《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文艺报》总编辑马达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都抵制了转载要求。

从白桦的这段采访中可以看出，当年的解放军的确是一支政治过硬的部队，是一支靠得住的部队。如果看一看1981年这个时间，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由《解放军报》发起的这场批判是多么必要和多么及时了。因为，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战争虽然在当年的3月16日结束。但著名的“老山前线”，是1983年12月5日才开打收复的。在这个意义上，1981年还是战争时期呢，虽然只是局部战争。

《苦恋》这部戏不仅炮打红太阳，还装腔作势地、充满伤痕地说：“爸爸！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那么，一位姑娘是否可以这样问她的士兵男友：“你这样不怕流血为国家牺牲，国家为你牺牲过吗？”或者：“我为祖国战斗了，祖国为我战斗过了吗？”

一个士兵是不是应该在国家为他牺牲过以后才去为国家打仗呢？按照《苦恋》的逻辑，士兵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祖国也好，国家也好，对人民解放军战士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就是人民解放军的重要职责。

在白桦先生关于国家和祖国的概念的澄清里，我们似乎读到他虽然不爱国家，但他可能是爱祖国的。但这是真实的吗？他内心对祖国真有爱意吗？他对祖国怀有真的爱意吗，而他对祖国的爱，有多深，又如何让祖国领略他的爱呢？

他在回忆中说：“当时越战开始了，北京总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刘白羽下命令让我到广州军区领取武器装备参战。但我属于武汉军区的人，所以我就打电话请示武汉军区的领导。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们的回答是：不要理会。我也就没有去成，否则这个剧本也许就会夭折了。”

越战。我还以为白桦先生那会儿在美国呢。这里，我认为有必要特别提醒读者们注意白桦先生在自己的访谈中用到的一个军事术语：“命令”。

西方国家常说军令如山倒。虽然人民军队的说法与此有区别，是说一切行动听指挥。既然刘白羽给白桦先生下的指示是命令而不是建议，白桦先生作为一个军人为什么在战争年代竟然要作出不服从命令的行为呢？当然，作为一位文人先生，他还是很有心计的。他打电话请示武汉军区领导，结果，就不用去了。

这里，我仍然认为也有必要提醒读者们注意白桦先生的用语，是打电话请示。谁知道他是怎样作的请示，在请示时又说了些什么古怪的说话呢。难道他打电话是请求参战？其实，即使武汉军区的领导在电话里回答说不用理会，谁也不知道这位领导在电话里说不用理会指的是什么，反正白桦先生就理解为不用理会刘白羽的命令。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当时白桦先生抱着一颗热爱祖国的心，服从命令到广州军区领取武器奔赴前线，那武汉军区的领导会对他的行为批评些什么呢？他总不会认为当逃兵就是爱国吧。

虽然，白桦先生未必是汉奸。但他写下的那段文字，却确确实实是汉奸文字，这种文字的最大作用，就是引诱人们的汉奸意识。所以，对《苦恋》的批判，即使在今天，也是很有必要的。

2008/4/7

附贴：

《苦恋》 被严厉批判的未公映电影

2008-4-6作者: 南方都市报记者黄长怡 实习生 郑如煜
面对批判，“文革”前与“文革”后大不相同
记者：《解放军报》的文章是怎么发表出来的？
白桦：《解放军报》在4月17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的名义发表文艺批评文章，读者压根就没有见过。而且后来我问过王任重，他说事先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胡耀邦也不知道。
头一天晚上“百花奖”颁奖的时候，外国记者问，听说要批判一个电影，有这件事情吗？文化部发言人回答没有这种事情。第二天《解放军报》评论员的文章就出来了，搞得全国都昏头了。全国许多报纸、电视台、电台都播发这篇文章。但是，还是有一些报刊没有转载，如《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等都抵制了转载的要求。据《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后来的回忆，他接到的是一个私人电话，他觉得正常渠道应该是中宣部，他拒绝了。事后分析，有些人的矛头公然针对的是胡耀邦。
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我们导演彭宁的父亲以前在红军时跟胡耀邦是战友，他们有很多的私人来往。彭宁是年轻人，口无遮拦，这就很容易造成了一个错觉，认为胡耀邦是这部影片的后台，否则不会这么大胆。
结果这个片子引起争议以后，我求见胡耀邦，请他看看这部影片。他说他还不能看。
记者：为什么？
白桦：他一定意识到这些现象很怪异，他尽量在回避。他告诉我，他的秘书、家人都看了，他不能表态说支持谁。后来北京召开了一个题目很长的大会，叫做“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小平、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据说与会者在三百人以上，包括中央、地方、军队三方面。这是一个背靠背的会议。就是我这个当事人被排斥在外，没有让我参加，缺席批判。
1981年4月17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一播出之后，我就感觉到跟过去大不一样了。
记者：你那时住在哪里？
白桦：在武汉军区大院里。那天清晨播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叫我听一下广播什么。我说这不可能，因为我知道胡耀邦曾经说过，不能因为一个文艺作品引起一场运动，他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一听，果然在批判我。紧接着，我就接到了雪片般的电报，全国各地的电报就飞向我这个地方，都是支持我、声援我的。
记者：什么人发来的？
白桦：什么人都有，都是不认识的人。这个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一个人挨批判，所有人都会离你远一点，现在大家公开表示支持。而且署名，包括地址电话，单位班组，毫不含混。
记者：可是当时普通民众都看不到这个电影啊？
白桦：虽然看不到电影，但是他们听到早上广播这篇文章的本身就够反感了。后来，这样的信我一天之内收到了好几千封。我就感觉到，“文革”前和“文革”后是大不相同了。
记者：什么不一样了？
白桦：人们不再像“文革”时候一样，脑子连想也不想，就去参加批判。而且他们觉得这些批判的语气跟“文革”仍然别无二致，所以很反感。
记者：你现在还记得当时批判得最严厉的是什么？
白桦：说我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的夏天，邓小平召集过几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对这部影片讲得很严厉，后来被胡乔木整理收录到《邓小平文集》里。从批判《苦恋》开始，作品和人就被等同起来的。如果作品被认为有问题，那么作者也有问题，一直带着这个框框来对待人。
记者：到现在还是这样？
白桦：是的，到现在还是这样。不过我无所谓，历史最终会证明，无需平反。我从来都认为平反是一个文化误区，谁给谁平反？只有历史老人才有资格来为历史中的人和事平反。
记者：影片《太阳和人》现在放在哪里？
白桦：还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片库里，据说片库是恒温的，标准拷贝都在那里。我自己没有副本。那个时候没有磁转胶、胶转磁这种技术。我相信，直到现在，它的母本还是相当完整的。在当时，这个片子在技术上和艺术上应该说都是制作得很不错的。
记者：这部影片里面有个焦点，是“你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
白桦：是的，这是焦点之一。但他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在向上级汇报的时候，耍弄了一个小小的技巧。他们说我写的是“你爱这个祖国，可这个祖国爱你吗？”其实我不是这样写的。剧本里什么地方写“国家”，什么地方写“祖国”，我非常清楚。当时一家法国报纸就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里，“祖国”和“国家”都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记者：邓看过这个电影吗？
白桦：据说他看过。批判我的人反复让邓小平表态几次，开始第一次邓小平不大注意。他就说“批评可以，不要一棍子打死”。文化部的周巍峙说，要批判的话大家就要看片子。“那就不要批了吧，”邓小平又表示。后来总政治部又打报告，说这个剧本发表过，造成过很坏的影响。所以，后来批剧本而没有批影片。彭宁还有点不大服气，“为什么不批我呢？”
记者：“文革”后胡耀邦曾在他家里组织过一个“无拘无束”的作家座谈会，给你的感觉就是当时的政治氛围松动了很多，是不是这次座谈给你的印象？
白桦：对，特别是胡耀邦支持那一条意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我就觉得共产党从此可以面对真实了。其实知识分子这种错觉常常会发生的。
记者：你还是比较单纯的，没有想过会出这么大的问题吗？
白桦：没有。我相信艺术的感染力来自人性，情感可以打动一切人。
记者：经历这么多，你还是一个乐观的人。
白桦：对，我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酷的环境下还是很乐观的。但是，我现在反而不那样乐观了。中国的机器运转得很缓慢，我童年时的向往，看来这辈子是看不到了。
记者：你是一个很全面的作家，写诗、小说、剧本，而且有很多涉及政治敏感的作品，《苦恋》不是第一部。
白桦：是啊，我从“文革”结束那天，就开始跟发烫的东西发生关系了。当我在武汉听说“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的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写第一部作品《曙光》。它就是写和我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发生过的与“文革”很相像的一件事件。
记者：后来你没有因为这出戏挨批？
白桦：1978年在北京内部演出了好几个月，没有人敢点头公演。当时在开三中全会，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张平化不敢来看，来看的都是退位的、没有职务的人，包括罗瑞卿。他是坐着轮椅来的。后来我们的司令员、政委杨得志和王平跑到我们的剧场里，突然站在舞台口宣布，“明天你们就登报公演。”演员们都感动得哭泣起来。我们都已憋了很久，排练了一年多，总算公演了。
记者：应该说这次是《曙光》运气好啊。
白桦：在演出之前，我一个杭州的画家朋友就打了个电报到北京给我，他说，我求求你，把这个剧本撤下来，不要演出。你的一生已经颠沛流离了，你们家已经遭了那么大的难，你还不想想你的妻子儿女的事情？结果我没有撤下来。这是“四人帮”垮台以后的第一个剧本，虽然它不完美。当时开始演的时候，看的都是老红军，他们面对真实时受不了，最后一幕都捂着眼睛跑出去了，说明他们还是懂的。第二个受批判的戏就是《今夜星光灿烂》。
记者：“文革”结束后，你还顶着压力写了这么多明知会带来危险的作品？
白桦：那时候天天开我的批判会。所以我儿子就说，别人家的文化大革命早就结束了，我们家的还在继续。鲁豫采访我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你怎么老往炮口上撞啊？”
记者：对啊，你给人的感觉很温和，不像一个“战士”。
白桦：陶铸的夫人曾志问我：“你人很和蔼，但你的文章怎么这么厉害呢？”我说：“甘地也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可是如果没有他，可能整个印度还在睡梦之中。”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点点不同的声音，也是很遗憾的事情。
记者：你天天受批判，几年下来从来没有动摇过吗？
白桦：“文革”以后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搞大批判的人也是很少数的。有些人白天“表演批判”，到了晚上也许会溜到我的房间里跟我聊天。比如说我被打成“右派”以后，在火车上碰到老导演凌子风。他碰到我时，不知道怎么对待我。结果走到我面前，还是决定不理我。
记者：你看出来了？
白桦：是的，最后他的脸看着天花板，走了过去。那是1958年，他因为这件事，一直遗憾和痛苦。后来《曙光》在北京演出，他去看了两次。后来他送了我两幅画，那是李苦禅的画，什么都没说，内中的含义我理解，他是在弥补他的歉疚。
“文革”后，我还在北京烤鸭店宴请过一位在“文革”中打过我的年轻人，可以说我是一个温和到家的人。
记者：相信很多人见了你的面都觉得和作品联系不上。
白桦：（20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位雕塑家给我塑像，开始很犯难，老是塑不像。他在观念上认为我是一个铁汉子。他想把这两个“人”统一起来，总也做不到。我说，还是现实主义些，把我塑成一个老实巴交的普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