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危机背后

人道危机背后

张翠荣

公元2008年04月01日

继苏丹达富尔种族冲突不断升温，肯尼亚又上演敌对派系仇杀事件，国际传媒焦点从中东危机再次转移到非洲身上，这个被西方视为被咀咒的黑暗大陆，一直吸引大量的西方救援，但在2007年结束之际，西非国家乍得一宗与国际人道组织有关的丑闻曝光，引起轩然大波，直至现在民愤未息，乍得政府的回避进一步凸显了非洲当权者与西方盟友的复杂关系，其中带出不少发人深省的问题。

据报道，有16名欧洲人，其中9名来自法国，均隶属于一个慈善团体叫“佐亚方舟”，他们涉嫌在乍得与达富尔接壤的边境城市阿比齐兹，企图拐带103名从达富尔逃过来的小难民，当他们以紧急健康问题为理由，正准备把小难民送上飞机飞往法国时，在机场被拘捕。最新消息指有6名欧洲人已被有关当局正式起诉贩卖人口。

笔者在非洲等其它动荡国家采访时，也曾碰上“佐亚方舟”这一救援组织，该组织成员爱穿上同一T恤，T恤上印有“拯救孩子”的标记，该团体乃是于南亚海啸发生时成立，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为灾难中的孤儿解困，他们近年的工作焦点已从南亚转到苏丹，无奈在苏丹及其邻国边境的难民营展开救援不久即卷入这次丑闻事件。

该组织辩称他们为了小难民的健康危机才做出紧急的医疗撤退行动，但联合国官员在调查后却发现，在百余名的儿童中没有孤儿也没有严重健康问题，他们的口供与事实不符，有关当局遂进行拘捕和审讯行动。

据知，这种以人道之名的“人口贩卖”已存在了一段时间，知情者指收养家庭如法国等西方国家一般需付3000美元收养费用，而被收养的儿童有可能成为变相的终生奴隶，非洲报纸《黑星》指这是西方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的新奴隶现象。

美国知名评论家乔姆斯基批评美国过去一直干预第三世界国家，没为该地区带来和平，反之点燃战火，继而占领人家土地并大建美国军事据点，而冲突也推动了人道组织发展蓬勃，近年各大小救援团体涌现，“佐亚方舟”便是其中一个在这几年间借灾难冒起的慈善机构。由于监管不力造成机构良莠不齐。

至于“佐亚方舟”，它展示出3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并有其历史性的意义。首先，我们如何理解“人道主义”，它的性质、原则和定义？第二，在非洲运作的人道组织究竟为谁的利益服务？第三，上述丑闻为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人道主义”一般泛指拯救生命和减轻痛苦的行动，无论这是由于天灾或是人为的灾难。而大家所理解的“人道行动”理应基于两个原则，这就是无论受害者的背景是什么，都有权接受人道对待；还有，人道机构的独立性。在当今的社会，人道活动已全部由所谓的百政府组织担当起来，，他们活跃于所有的灾难地区。

就有关乍得丑闻问题，根据“佐亚方舟”自辩说，他们的行动目的在于拯救从达富尔逃到乍得的孤儿，并安排他们到欧洲过较为轻松的生活。可是，联合国多个部门，包括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都在调查中发现，“佐亚方舟”自称要拯救的儿童都不是孤儿。法国权威报纸《世界报》质疑，法国军方在乍得东部有常设基地，他们不可能对“佐亚方舟”的工作不知情。

法国政府急忙表示，他们一获知消息，便立刻想办法阻止“佐亚方舟”在乍得的活动。事实上，法国政府最主要的考虑是这次丑闻对3个驻守在乍得的欧盟部队的影响。虽然欧盟军队的部署行动被视为一种要保护达富尔难民的措施，但知情人士早就指出，法国真正的部署理由乃是乍得对法国的地缘战略利益，这方面的考虑多于保护达富尔难民。

丑闻出事地点阿布切是乍得东部与苏丹达富尔接壤的边境城镇，直到现在，当地居民对丑闻的愤怒仍然没能平息，他们继续上街示威，抗议有西方组织假借救援名义进行人口贩卖，他们大呼说：“向奴隶贸易说不！停止贩卖儿童！”

在这个危机中，乍得政府本来可以好好利用机会检讨非政府机构在乍得的行为操守，可是，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之，他们恐怕因此事得罪了西方盟友，竟然公开强调欢迎各慈善团体继续在乍得境内工作。

那么，我们又如何从该宗丑闻中获得一些启示呢？如果所有人道活动人道原则和政策方向，我们的世界的确没有这么痛苦，并且可活出人类作为一个大家庭的信念，在国际上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

当然，在众多救援组织中，也有不少真正以人道为本的，例如我们所熟悉的乐施会和无国界医生，他们在非洲的工作成果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过，问题是，有多少在非洲运作的人道团体贯彻人道原则？或是人道主义这个修辞变成一种公关手段？

如果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得首先要了解西方人道主义在非洲的历史。

相信有不少人已知道，早于19世纪西方就是以人道之名介入非洲，当时他们送出一批又一批的基督教传教士到非洲去，称是为了拯救那些在欧洲奴隶贬卖政策下的非洲受害者。

讽刺的是，历史告诉了我们当时的基督教传教士正是主张欧洲征服非洲的积极支持者，他们认为这可加促他们在非洲的人道工作。事实上，对他们而言，非洲人是无知的野蛮的，只有通过欧洲殖民才能拯救。
在19世纪众多的传教士中，以戴维•利文斯顿和塞缪尔•贝克最广为人知，他们均是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本身又是探险家，他们前往非洲对抗奴隶贩卖，表面上是解放黑奴，但只要看看他们对非洲人的态度，便会大约明白到他们所进行的是什么人道工作。

在1870年初，利文斯顿曾发表一篇文章，表达他在非洲传道的感怀，他这样写道：“我走进他们之中，作为较优越的民族成员，也是代表政府的仆人，期待能提升这群人类大家庭里最落后地区的素质，我们是神圣基督教的追随者，我们带着最大的耐心来到这里，向当地受打压的愚昧民族赐予平安！”

至于贝克，他又怎样说呢？1865年，贝克在伦敦一教会中表示，居住于尼罗河上流的非洲人连动物也不如，贝克至说：“他们连狗也谈不上！”要知道贝克不是普通人，他是知名英国探险家，又是当时英国维多利女王的好友，他被委以重任，前往尼罗河盆谷取缔阿拉伯人的黑奴贩卖。

利文斯顿与贝克等人道工作者，他们骨子里的种族主义其实是有时代背景的。19世纪欧洲人对非洲的征服走到高峰，而随之而来的贸易也蓬勃发展，他们只视非洲为其劳役地区，为欧洲的资本主义筑起基地，他们一手拿剑，一手拿着人道主义的招牌，自以为是既开发，又教化，来合理化他们的侵略。

但在很多的文献里，利文斯顿和贝克却被描绘为在非洲土地上的欧洲英雄，他们为拯救非洲人民做出了不少牺牲。他们的继承者，不论是从欧洲来的传教士、商人或殖民官员等，他们都被视之是为非洲人带来文明的英雄，在历史的书本里很少提及到他们那无可救药的种族主义。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对非洲的侵略也被写成一种高尚的行为，目的就是教化非洲人，有人更形容他是19世纪最伟大的欧洲慈善家，因为他协助和推动非洲地区的发展，但我们却没有想过1890年期间，利奥波德曾下令屠杀了近1000万非洲人。

事实上，人道主义存在着非常辩证的方面，就以非洲为例，贩卖奴隶和殖民帝国主义为非洲带来危机，而西方帝国的子民又以人道工作者的身份回到非洲为危机作补救工作。换言之，人道危机为人道工作铺路，倒过头来非洲人又通过人道救援加强了他们对西方的依赖。人道工作者很少追问人道危机的来龙去脉，因为他们在有意无意地变成危机的既得利益者。

回顾了19世纪西方人道机构在非洲的运作后，我们可能会发现，虽然已踏入21世纪，但却没什么分别。放在历史的脉络里，我们便会很容易明白到乍得的丑闻原来是有着历史的源头。

昨天的利文斯顿，今天的“佐亚方舟”，问题在于欧美西方等白人对非洲的种族思维，他们至今仍未能抛弃这个思维和态度。人道主义应该建基于尊重和平等，认同他们的权力与梦想，而人道机构也应该以双向和透明运作为基础。

乍得丑闻向世界响起一口警醒钟声，在人道主义大伞下有着太多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由于慈善团体各施各法，缺乏监管，令不少人借机混水摸鱼，反而侵犯了受害者的尊严和人权。真正的人道主义不应是怜悯的施舍，也不是侵略者的化装？？，而是人类巩固大家庭的守望相助，感情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