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产品遭遇“全球化”破坏

中国农产品遭遇“价格破坏”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王永强、张曙光 2008-3-23 
 
 

　　中国经营报编者按

　　在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的时代，满怀着赚钱的激情，大量贩蒜农民涌入大蒜流通市场。但残酷的现实却令他们血本无归。他们成为“价格破坏”的受害者。
　　本报记者经过调查发现，中国的农民们在农产品处于经济全球化，以及现代交易方式操控市场的时代背景之下，以个体的力量参与议价、参与资本市场的博弈时显得力单势微。究竟谁充当了“价格破坏”的角色？为什么我们占世界 出口大蒜90%的份额，却没有形成规范的价格形成机制，而只是自相残杀，使得交易各方惨淡经营？
　　早在数年前，“多哈谈判”中已将农业问题列为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建立各自政策体系，保护本国农业利益。但时至今日，我们的农民却仍然处于无助的状态。这是一个令相关政府部门深思的问题。

一线调查
“中华蒜都”：价格暴跌之谜
　　2008年3月17日，北京市新发地农贸批发市场。前来买菜的北京市民惊异地发现，大蒜价格挂出3年以来的最低均价——每公斤才0.6元。
　　与此同时，远在大蒜产地的山东省金乡县，贩蒜农民时雪的心里却五味杂陈：进入3月以来，“蒜都”金乡的蒜价创出新低——跌破了0.20元/公斤。
　　“这个市场早晚得崩盘！”时雪判断说。但她其实并不希望大蒜市场崩盘，因为她是抵押了房子、清空了股票并向朋友拆借，总共凑了150万元买了1000吨大蒜干起贩蒜生意的。让她始料不及的是，在各种农副产品一路涨价的“大好形势”中，曾连年上涨的蒜价不仅没有突破8.40元/公斤的历史价位，反而在2007年10月底时跌到了0.4元/公斤，跌幅达95%；进入2008年1月，蒜价进一步探低，围绕着0.3元/公斤上下波动。如今，蒜价更是跌到0.2元/公斤。
　　据记者调查，在金乡，像时雪这样的贩蒜农民有近两万人。
　　这些贩蒜农民至今都不清楚，蒜价为何会这么低？

贩蒜农民血本无归
　　金乡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为济宁市下辖县。据称，金乡全县80万亩耕地中有70万亩种植大蒜，金乡大蒜出口量占中国大蒜出口量的50%以上，因此，被称作“中华蒜都”。
　　2007年8月，时值“中华蒜都”的大蒜收购旺季，时雪跟其他贩蒜农民一样，怀揣着“发财梦”在田间地头与冷库之间奔忙：蒜价从2007年5月份时的1.20元/公斤，飞涨到了8月底的2.60元~2.80元/公斤，“多存些蒜，春节前后价格更高时出手，兴许能有50%的利润。”时雪回忆当时的憧憬。
　　时雪是鹤壁人，这回是初次贩蒜。她之所以敢携150万元来金乡贩蒜，是因为看到她的朋友在2006年下半年存蒜、2007年上半年卖出后盈利100%的成功纪录。2007年6月15日举行的金乡蒜博会上传出，大蒜出口订单较往年增加了25%，这更坚定了时雪的决心，“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金乡。金乡是中华蒜都，政府肯定不会让蒜价掉下去。”美好的期望让时雪忽视了市场风险。
　　2007年10月初，金乡市场上挂出的蒜价为0.40元/公斤，平均比8月时跌了1元钱。可这并没有引起时雪的重视。在连续几年贩蒜赚钱的预期下，时雪并没意识到这可能是市场蒜价开始走低的信号。
　　2007年10月底，蒜价跌破了0.40元/公斤。随后，蒜价开始围绕着0.3元/公斤波动。
　　此时，冷库企业主开始向时雪催缴库存费。时雪打听过以往的惯例，贩蒜者往往开始时只付给冷库企业主少量定金，在每年9月或10月租下6个月左右的冷库使用时间；大蒜在冷库中存放3个多月后，春节临近，大蒜消费量上涨，蒜价走高，人们开始将冷库蒜卖给批发商或大蒜加工出口企业，直至来年3月冷库到期前，把存蒜陆续出完，这时才和冷库企业主结清欠账。
　　按合同，每吨大蒜储期6个月（即到2008年3月底到期），冷库费用为340元/吨~400元/吨之间，折合成本为每公斤大蒜0.34元~0.4元。显然，低廉的蒜价甚至不够交冷库费的。眼看大蒜市价走低，冷库企业主宣布，到期不交库存费就将代卖大蒜抵债。如果是这样的结局，时雪将血本无归。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时雪这样遭遇的贩蒜农民，在金乡南店子大蒜交易市场（下称“南店子市场”）的贩蒜农民中不在少数。据透露，仅江西省上饶地区在金乡的中小贩蒜农民就有近千人。其中，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抵押房产后，携带大笔贷款来到金乡贩蒜。
　　一直在南店子市场发展的“中国大蒜贸易网”主任孙伯赞告诉记者，从南店子市场看，2005年时每天交易人数不过100人，2006年突破200人，到了2007年陡然增至600人；而在整个金乡县，来自国内几个主要大蒜集散地的贩蒜人总数已近2万名。
　　“这回市场跌得太惨了，谁也无法估计会跌到这么低的价格。约占总人数70%的贩蒜人，尤其是将全部家当都押上的人，一开始意识不到风险，应该跑时没有跑，后来是不舍得跑，现在是跑也跑不掉。”孙伯赞说。

走投无路
　　时雪属于中小贩蒜商，她的下游是规模较大的大蒜深加工企业及出口企业。这些企业也会在新蒜入市时从地头收购、存储大蒜，但限于自有冷库容量和资金周转成本，在蒜价上扬的年份，往往是先从时雪这些中小商贩手中收蒜，等到来年春节后才会根据自身加工能力和存蒜数量，择机加工、出口自己冷库的存蒜。
　　当2007年国内蒜价暴跌时，国外大蒜进口商闻讯开始压价，国内大型大蒜出口企业只好改变经营策略，停止市场收购，转而抓紧消化自己冷库里储藏的大蒜。这就导致时雪这样的中小蒜商一夜之间没有了销路。
　　“买涨不买跌。涨价时，自己存的蒜会升值，当然就会留下来，先从市场上买来出口。但现在价格下跌，为了减小损失，当然是先消化库存。” 金乡当地的大蒜出口龙头企业之一 ——中国宏昌进出口集团（以下简称“宏昌”）总经理杨敬峰说，2007年蒜价下跌时，宏昌出口欧美的优质蒜价格也从600美元/吨跌至400美元/吨。作为出口商，宏昌并不希望蒜价下跌，因为宏昌的产品出口到欧美、拉美等国，要在海上航行几十天，蒜价下跌意味着出口大蒜在到岸时价格已经走低。既然是亏损的买卖，国外出口商的订单就会大量减少。
　　在金乡，包括宏昌在内的主要出口商，每年向国外供蒜约40万吨。以金乡每年约60万吨大蒜的产量估算，宏昌等出口企业出口量约占金乡大蒜2/3的销售额。宏昌等出口企业的出口价，往往就是金乡蒜价的晴雨表。
　　由于中国大蒜出口占据了全球大蒜交易近90%的份额，大蒜是中国出口份额第一大的农产品，国外厂商的买货价格及意愿已经成为国内出口企业售价和国内市场蒜价的主要影响因素。
　　但是，处在大蒜产业链中下游的时雪并不清楚这些，她只是看到，山东市场上大蒜根本卖不出去。
　　蒜价不断下跌，2007年10月底开始，时雪已经没有耐心等待出口商的收购。她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寻找销路。时雪跑到安徽最大的菜市——周谷堆大市场呆了半个月。她发现，那么大的市场，每天大蒜的走货量不到10吨，具备出口质量的大蒜市价只有0.20元/公斤。
　　“朋友告诉我，大蒜出口价高的时候达到696美元/吨（约合4.02元/公斤）；可跟我谈买卖的一个老外，对国内蒜价了解得很清楚，我要是把蒜送到他指定的青岛港，包括路费在内，他也只肯出95美元/吨（约合0.68元/公斤）。”时雪当然不肯赔本搭运费。
　　四处找门路的时雪发现，在山东寿光蔬菜电子交易市场（下称“寿光电子市场”）的网站交易大盘上，2007年11月时，大蒜售价超过1000元/吨（约合1.00元/公斤），高出市场售价一倍多。时雪决定碰碰运气。
　　收购价高，寿光电子市场的交易门槛也不低。照规定，开户者每交易一个数额，都要在这里先行缴纳该交易额20%的保证金。2007年11月上旬，时雪好不容易东挪西借拼凑了10万元，在电子市场上挂出了200吨蒜，幸运的是，1080元/吨的卖单很快成交。
　　时雪开始向朋友推荐，并准备到寿光电子市场出货以减少亏损。但她的朋友得知后，纷纷顿足捶胸地告诫她：很多人都曾在上面挂单，但等到现实验货交割时，买家总能以各种理由，找出卖方大蒜品质上的问题。最后卖不出货不说，还要赔付给买方违约金。
　　时雪吓出一身冷汗，赶紧登录网站，又买回已经售出的200吨大蒜平仓。好在她的大蒜现货交割日期尚未到，一进一出，时雪亏掉400元手续费。
　　时雪的1500吨蒜仍然没有销出去。

出口遇阻是起因
　　难道是2007年大蒜丰产导致了蒜价大跌？
　　“2007年金乡及周边大蒜产量确实较大，但无论怎样估算，金乡大蒜都不会过剩太多，更不至于跌至0.20元/公斤，远低于1.40元/公斤的成本价。”从1998年开始做大蒜生意的苗逢春无法接受现在过低的蒜价。苗逢春认为，根据金乡大蒜的产销和供求关系，金乡及其周边大蒜产区的2007年大蒜产量不会超过130万吨；而按照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7年10月~12月，金乡已出口冷库蒜30万吨，待销大蒜只有100万吨左右。
　　“商务部数据显示，2007年1月~6月份，我国出口大蒜68.7万吨，其中金乡占70%强。如果2008年出口保持该比例，金乡待销的100万吨大蒜，扣除可出口的约50万吨，仅余50万吨。目前金乡大蒜每天内销有四五千吨，以每月销售12万吨大蒜计，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5月底，8个月销售量约在100万吨，远超前述剩余的50万吨，这还不包括本地的蒜茸、蒜片和蒜油加工企业可能消耗的大蒜。”苗逢春强调说按此计算，大蒜应该供不应求。
　　来自中国农业部的信息则显示，2007年中国蔬菜批发价格较2006年上涨4.73%。据央行2007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主要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17.4%，农资价格同比上涨6.4%。而在2007年12月份，全国城乡批发市场“菜篮子”产品价格与11月相比，猪、牛、羊肉和淡水鱼价格涨势愈加明显，茄果类蔬菜和水果价格涨幅都在7%以上。
　　那么，为什么唯独蒜价如此暴跌？
　　苗逢春分析认为是受2007年的中国玩具出口事件和中国食品出口禁运事件的影响。2007年10月初，国内的食品安全整顿全面展开，其间，由于质量检验耗费时间较多，导致出口通关速度缓慢，出口不畅导致蒜价下跌。
　　据了解，上述情况一直持续到2007年11月中旬。
　　宏昌的老总杨敬峰给出的例证是，他当时曾拿着大蒜出口样本到北京、济南和青岛化验，没查出质量问题，但大蒜出口价却因近一个月的产品滞压开始下滑，下降幅度从200美元/吨到450美元/吨不等。
　　商务部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大蒜出口134.5万吨，总额10.2253亿美元；而2007年1月~11月，大蒜出口141万吨，总额却只有9.8301亿美元。

价格又遭人为破坏
　　“更为严重的是，大约70%的贩蒜农民均为新手，他们在大蒜市价变化过程中，心理承受能力和素质不够，给了大蒜市场上的‘经纪人’推波助澜的机会。”苗逢春解释说，“以前‘经纪人’的利润是固定的，在买卖双方之间收取每吨10元~20元的提成。但随着金乡大蒜市场的扩大，很多外来采购商会与‘经纪人’签订采购合同，越低价格购入，经纪人佣金越高，‘经纪人’当然会尽一切可能压价。”苗逢春认为，买空金乡大蒜的“经纪人”，通过寿光电子市场和南店子市场虚实相间的谣言传布，使得金乡蒜价在全国CPI居高不下的涨幅中，一落千丈。
　　“2007年3月17日，就在南店子市场，一些不明来历的‘空庄们’以4.10元/公斤的价格收了2000吨蒜，倒手就用4.00元/公斤的价格卖掉。”孙伯赞认为，“空庄”的意图在于，通过每公斤降0.1元的策略打压现货市场价格，然后再大量买入。相比于“空庄”的打压获利，20万元的代价实在算不得大数目。
　　据了解，“空庄”们影响蒜价的操作手法十分娴熟，不仅充分拿捏了贩蒜农民们的买卖心理，而且可以通过借助寿光电子市场“示范价”的恐惧放大作用，将时雪等中小贩蒜商玩于股掌间。
　　2008年1月13日，记者乘公交车从济宁市到金乡的途中，即从售票员处听说了南店子市场已经有人因为大蒜赔本上吊自尽的传言。孙伯赞指着南店子市场门口的一处电线说，就在前两天，不知道是谁在那挂了根绳圈子表示“上吊”，散布“再不赶紧卖蒜只有上吊”的流言。
　　然而记者多处寻访，众人也只是说听说有人自杀，却始终不知道自杀的人是谁。记者来到金乡县人民医院查看了近1个月的病例登记，始终没有发现自杀身亡的记录。在马庙镇李芳村等数村，记者均没有查到自杀人。而马庙镇医院内科李姓大夫也明确表示，并没有因蒜生意赔钱而自杀的病例。
　　孙伯赞据此认为，这是电子市场的“空庄”放出的谣言，希望加剧人们的心理压力，促其低价出货，进一步打压市场价格。“像时雪这样的只有现货交易经验的人，既没有多年大蒜贸易经验，又不掌握较多数据和信息，只能依照寿光电子市场的报价判断行市。”孙认为。
　　在电子市场上，记者发现2008年3月和4月的“远期蒜价”只有区区300元/吨~400元/吨，国外进口商和“经纪人”能够非常容易地借用该价格进行压价，而蒜价持续低迷以及来自冷库主的催债，都能造成时雪等中小贩蒜农民的恐慌性抛售。
　　“如果我们贩蒜的都赔死了，今年受害的就轮到蒜农了！”时雪认为。

新闻视界
政府让渡出来的权力没有一个权威组织承接
中国农产品亟须破解全球化之厄
　　“我国大蒜出口量由17.3万多吨一直下降到了13.56万吨”。“中国大蒜贸易网”主任孙伯赞向记者出示商务部外贸司2007年7月~9月出口月度统计报告数据时指出，不止是金乡的大蒜，2007年，身处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农产品在“绿色贸易壁垒”中大受其苦。
绿色壁垒下的中国农产品
　　最新数据表明，2008年1月，我国农产品出口金额36.5亿美元，比上月减少4.1亿美元。与2007年同期相比，虽然出口金额同比增长了17.6%，但该月农产品进口金额45.5亿美元，比上月增长了1.8亿美元；与2007年同期相比，进口金额同比增长了69.2%。在WTO框架下的《贸易技术壁垒协议》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使我国的农产品贸易面临一个问题：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较容易进入我国市场，我们的农产品却往往被发达国家拒之门外。
　　据了解，上述“绿色贸易壁垒”是进口国政府为限制进口保护贸易等目的，通过颁布、建立严格的技术标准、制度以及征收环境进口税等对进口产品设置的贸易障碍。一个鲜明的例证是，2007年6月28日，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FDA）在从我国进口的部分水产品中，检出含有孔雀石绿和龙胆紫等禁止食用的添加剂，遂宣布“六月禁令”：暂停从我国进口鲶鱼、巴沙鱼、虾、鲮鱼和鳗鱼5种水产品，直到证明这些产品符合美国的安全标准为止。
　　在持续近3个月的“六月禁令”解除以前，根据海关统计数字，“六月禁令”影响了约700家中国海产食品出口商。出口企业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输美水产品每个集装箱柜增加检测、仓储等费用1万~2万美元；而自禁令颁布以来，中国受限水产品价格走低，据“中虾网”统计，中国虾价平均比去年同期下降2.26元/斤，最大降幅达7.23元/斤。
　　作为中国最大对虾出口基地的湛江，众多对虾出口加工企业深受影响，对美出口量大幅下跌。在国家质检总局等的多方斡旋下，一直到9月19日，湛江国联水产开发有限公司才成为我国首批唯一获得美国解禁的试点企业。
　　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包括农产品在内，早在2002年我国约有74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因“绿色贸易壁垒”受阻。
　　记者了解到，我国蜂蜜产量和出口量曾居世界第一，但2003年初，欧盟以我国蜂蜜所含氯霉素等抗生素超标为由，终止进口；中国产蜂蜜被纷纷撤柜、退运。欧盟还曾全面禁止进口我国的动物源性食品和水、海产品。另外，我国还是受到美国“绿色贸易壁垒”限制进口最多的国家。
监管和组织职能并举
 　　针对此次因出口受阻而暴跌的蒜价，中国宏昌进出口集团总经理杨敬峰认为，国内大蒜主产区的政府领导们应该“碰个头”，依据各自种植面积，号召各地区蒜农控制大蒜产量：“道理很简单，如果每个蒜农春节前后都把蒜苗剜掉1/3，大蒜间距大了，质量就会提高。同时，因为总量减产，大蒜价格回升；再加上利用间距扩大套种玉米、棉花和西瓜的收入，农民可以增收，企业可以增效。”
　　但让杨敬峰倍觉遗憾的是，政府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计划指导的功能退得很快，而这部分被让渡出来的权力，目前还没有权威组织来承接。
　　“国外，小规模的生产商一定会组织起来。一般来说，像美国这样的农业发达国家，政府既可以直接把农产品补贴发给农民，也可以把支持资金补贴给农民组织，帮助后者展开营销。这一点，无论是美国的大豆，还是棉花都会因此受益。甚至美国农业部还会贷款给农民，与农民订立最低收购保护价，农民可以以物还款，也可以通过农产品在市场上卖出高价，赚取销售额与贷款返还之间的利差，只还给银行当初贷款合同上的金额。”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叶东亚告诉记者。
　　针对我国农业生产分散、组织化程度低的现状，叶东亚表示，期望政府出台立竿见影的政策可能性不大，但通过多方面通力协作就完全有必要。不仅大蒜存储商需要联合起来，蒜农和出口商同样需要组织起来。
　　“在产量过剩的情况下，各种‘组织’和协会应该具有调整生产的能力。”叶东亚说，政府在这方面其实可以做得更多，譬如，支持权威的信息平台的建立，监管信息，帮助农民组织起来。

新闻DNA
现代全球商品流通体系寿光试点
交易平台还是老虎机？
　　跟时雪的态度一致，在金乡，贩蒜者们对寿光电子市场的非议，从其设立之初就一直没停过。“这哪是交易平台，就是个赌博的老虎机。”前后两次在里面亏过近30万元的贩蒜者张炎认为。鉴于监管等滞后的问题，有关专家指出，电子市场审批应慎重。

并非为了现货交易
　　2006年9月份，张炎以12万元第一次进入寿光电子市场。由于只需要20%的保证金，张炎的12万元可以购买60万元的交易合同。张炎以4300元/吨的价格买入编号为“0610”、“0611”（分别表示2006年10月份和11月份的大蒜订单），共100多吨的“大蒜合同”。
　　“起初，4天之内价格就涨到了4800元/吨，我也赚了5万多块，但我没舍得退出来，因为当时外面的现货已经涨到了5000元/吨。可是到了9月底10月初，电子市场的价格突然狂跌，迅速从4800元/吨掉到了3600元/吨，按照1200元/吨和100多吨的交易总额，我的12万元一下就亏没了，被系统强行平仓。”张炎说，“寿光市场的交易盘子很小，几千万元就可以完全控盘，当庄家准备大单砸盘时，盘面很快就能跌停，小散户根本没有出逃的机会。”
　　心有不甘的张炎再次筹集了15万元，2007年10月中旬以2070元/吨全仓吃进，跟第一次一样，1周内，张炎的订单就上涨到了2300元/吨~2400元/吨的高位上，这次张炎还是没有舍得抛。一周后，该订单价格已经跌到了2000元/吨，有了经验的张炎一看形势不妙，抓紧割肉离场。
　　在2000元/吨的价位上观望了三四天，张炎准备做空。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在现货市场不断跌价的过程中，张炎所买的订单竟又涨到了2300多元/吨。“庄又进来了，赶紧跑。”张炎再次割肉离场。
　　已经只剩3万多元的张炎在2007年12月底改为做多。没想到的是，从2300元/吨到1900元/吨再到1700元/吨，连续的大单封停，张炎再次血本无归。
　　“来寿光电子市场‘玩’的人，很少是为了现货交割。市场每个月的现货交割也没有不出问题的；因为盘子小，庄家很容易操控市场。而在正规的期货交易中，涨跌幅度与现货市场非常接近。”因蒜价“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差别较大、波动不相符，张炎在寿光电子市场赔了近30万元。
　　而张炎之所以认定寿光电子市场并没多少现货交割，则源自他的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按照寿光电子市场的交货标准，直径5.5厘米、出品率达85%以上（10头大蒜中，不能挑出超过2头有刀伤、内霉、发芽的大蒜），“这样的货出口到月球上都没问题”，因此张炎的朋友觉得，从寿光电子市场买货比现货市场划算得多。为此，他专门在2006年底寿光电子市场开通2个月后，进去买了1吨货等待现货市场收货，看看是否可靠。
　　“现货的出卖方在莱芜，我朋友和20多位来取货的，都在莱芜碰了头。接下来，出货方开始给我朋友做思想工作：‘别要货了。要也没有。还是以现款交割吧。’如果电子市场货价高于现货价格，出货方会要求取货方少赚一点；电子市场出价低于现货价格的，对方会给一个相对高的价，让取货方少赔一点。”张炎说。
　　对于指责，寿光电子市场金乡办事处负责人赵峰并不认可，他表示，每月现货的交割数量有几千吨。
　　然而，记者发现，网上的结果表明，电子市场每个月的交易量是数万吨至10万吨左右。上述两方数据相比较，被商务部作为“订单农业”试点而批准的寿光电子市场，在现货交割方面，所起作用确实比较有限。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指出，为了保证期货市场的流动性，市场允许投资和投机者在严格既定的监管办法下，通过期货市场谋利；但作为保证金更高的大宗商品远期交易合同，虽然也允许买空卖空，但之所以提高保证金率，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实现货物的现实交割。

蔬菜电子市场审批应慎重
　　张炎表示，对寿光电子市场性质的异议在于该市场缺乏有效监管。而正是因为寿光电子市场以“订单农业平台”审批，而非“大蒜期货平台”审批，才没有受到证监会的严格监管。
　　据胡俞越介绍，现代全球的商品流通体系，除了现货交割方式外，在现代电子技术和第三方物流的支撑下，电子商务、大宗货物远期交易、期货是另外三种存在方式。
　　“大宗货物远期交易因为风险更大，按照国务院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保证金不能低于20%，而期货的保证金只需要9%。”胡俞越表示，保证金的高低是判断一个电子市场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关键标准。
　　但苗逢春认为，尽管寿光电子市场交易的保证金比例高达20%，可由于现货交割量小，该市场显然并非赵峰所称的“交易平台”。而即便该市场演变成为庄家取钱的“老虎机”并非赵峰等人创办市场的本意，但监管乏力，却是赵峰等人无法否认的事实。
　　“寿光电子市场自己收取交易保证金而非第三方监管银行收取，不符合基本的市场监管原则。”苗逢春说。
　　“商务部门往往批准电子市场之后并没有充足的监管力量，所以才会导致电子市场人为操控现象严重，甚至产生大蒜电子市场价格严重背离现实价格；通过电子市场的传播，进而出现了期货市场价格极大干扰现货市场价格。出现现货大蒜价格每斤只有几分钱的极不合理现状。”苗逢春说。
 　　“一般来说，基础性原材料和食品，容易作为期货形式出现。全球范围内，蔬菜一般很难作为期货或者远期的电子交易。20世纪以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确出现过土豆、洋葱等大宗蔬菜的电子交易市场。但因为规格、存储等标准的难以界定，这个市场很不成功，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全部没有了。”胡俞越说。
　　同时，胡俞越也认为，便于保存和运输，并非设立期货市场的主要决定条件，交易量足够大、受季节周期影响价格波动频繁，才是建立期货交易更为主要的决定条件。“曾经设立电子和期货交易的农作物品种不少，但很多因为交易不活跃，市场成交量不断萎缩。在20世纪70年代金融期货占据了期货交易的主流地位后，现今的农产品期货交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棉花、咖啡、糖等经济作物期货；另一类是大豆、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期货。”
　　“期货市场主要是为了实现三部分功能才应运而生：规避远期价格波动风险；发现远期价格的走势和变动驱动；引导现货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生产及经营。”胡俞越表示，“寿光电子市场的大蒜价格每斤只有一两毛钱，这极大扭曲了现货市场的真实价格。这样离谱的价格，无疑与电子交易市场发现价格功能的设立初衷严重背离；有关部门在审批蔬菜电子市场时，一定要慎重。”胡俞越说。
　　胡俞越透露，针对一些电子市场以订单形式行“期货交易”之实的不规范行为，从2007年4月15日以来，国务院已经要求商务部市场建设司整顿、规范全国的一些电子交易市场。
声音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在一些不该管的领域退得快，是好事。但与此同时，如何培育更市场化的中介和NGO（非政府组织），正是当务之急。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程路
　　“大蒜出口企业要对外国客商合理引导，不要竞相杀价。退一步，即便大蒜的确供过于求，也可以把多余部分集中起来，统一销毁，以保证市场价格。当然，谁来号召，谁来统领这个事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国外，不仅大蒜出口商有行业协会，存储商也有协会，甚至蒜农也有种植协会。在这些行业协会的通力协作下，各方面利益都能平衡。可我们国内没有这些有效的组织，因此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中国宏昌进出口集团总经理杨敬峰
　　现在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农民种什么、种多少，政府根本无权过问。 
　　——中共金乡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郑宏图

资料
　　解决农产品贸易问题的多哈回合
　　2001年11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简称“多哈回合”。该轮谈判确定了8个谈判领域，即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规则、争端解决、贸易与环境以及贸易和发展问题。 
　　其中，农业问题是“多哈回合”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是解决其他议题的关键。在这一问题上，发达国家成员方和发展中国家成员方之间、老成员方和新成员方之间因利益关系存在分歧，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关税削减和出口补贴等方面。
　　美国是农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家，极力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主张大幅度削减国内支持，乃至取消出口补贴，降低关税并缩小成员间的关税差异。
　　而欧盟、瑞士、挪威、日本和韩国等成员方因缺乏农业比较优势，试图尽可能维持对农业的高度保护和支持，主张采用乌拉圭模式进行关税减让和削减国内支持，给予成员较大的灵活性，严格规范和削减出口信贷。
　　大部分发展中成员方则强调出口竞争方面的严重不平衡以及发展中成员方的发展需要，主张关税减让和出口补贴削减相联系，给予发展中成员方切实有效的特殊差别待遇政策。
　　东欧和新加入成员方则强调其面临的特殊困难和加入谈判中所作的广泛承诺，要求给予经济转型成员方和新加入成员方特殊待遇政策。
　　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王永强采写（应采访者要求，时雪、张炎为化名）

曙光闲话
农事皆难事
　　当年中国因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而举国皆欢时，国务院原总理朱    基就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自己最为担心的是国内农业，因为外国农产品以现代化技术生产，无论价格及成本都低于中国，若向中国大量倾销农产品，便会对内地农民生活构成影响。 毛泽东同志曾将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列为首要，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在写《论十大关系》一文时，农业仍然是首要问题。改革开放更是先在农村问题上取得的突破。直到现在，“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障碍，近几年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讲农业，可见解决中国农业问题之难度。
　　比如说农业产业化的问题，要想农业现代化则必须实现农业的产业化，而农业产业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农业经营规模化问题。建国后在计划经济思想的指导下，为实现农业的产业化推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这是农业规模经营的一种途径，但历经三十年的实践终以人民公社的解体告终。“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成功竟使经济学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个悖论，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不是在提高经营规模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是在分散经营上实现的。但目前这个悖论终于被证明其仍然是个不能成立的悖论，这就是目前中国农产品走上国际市场上出现的局面。
　　如果重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道路，又会遇到很多现实的问题，如土地制度的改革，家庭承包制仍然是我国现阶段农村土地制度的基础，在家庭承包制为基础之上，如何实现规模经营呢？强制推行很可能重现“人民公社”的老路，引导又怕成为误导。现在个别地区有所实践但还是缺少实质上的突破。公司加农户也是一种途径，但只能在个别地区和农业产品上实现，缺少全面推广基础。多层经营也曾是政府大力提倡的一种规模经营方式，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多。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是一个思路，欧美国家有数千个农民协会维护农民的利益。但我国农民协会组织还是个空白，目前的社团管理制度就是一个不好迈的门槛。退一步说，就是中国目前真有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途径，很可能立刻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会发生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显然，中国目前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都没有做好更大规模吸纳劳动力的准备。目前每年几百万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已经使社会就业压力不堪重负了。甚至可以说，现在中国农业的低效率和分散化经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农业部门以自己的低效率为整个社会的转型争取时间和空间。但这种情况肯定不能长时间持续。
　　再比如，农产品的安全问题。我们解决问题从来都是先数量后质量。就是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再解决好不好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农产品频频遭遇“安全门”，使农产品质量问题突显，而解决这一问题所遇到的土壤污染、水污染等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而解决的手段十分缺乏，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基本上不存在了。
　　周恩来总理曾说，外事无小事，借用此语，则是“农事皆难事”。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专家在线
严格监管农产品信息披露
访对外经贸大学经贸学院教授叶东亚
　　《中国经营报》：调查发现，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工业化和金融化变革，对我国农业的影响正开始逐步彰显。原本只熟悉现货交易的中国农民和菜贩们，如今不得不面对“期货交易”这个新鲜事物，甚至在初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叶东亚：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以及产业化的进程，中国农民所处的经济环境正在迅速发生变化，中国农民的经济生活被日益卷入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产业分工（生产、收购、加工、贸易的发展等）、市场的扩大（国内市场、国际市场）、交易方式的发达（现货、期货、电子交易等），开始明显影响到了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生产决策、作物选择、销售等）和农民收入。国际市场上发生的变动已经不再是他人之事，它已经关系到一部分普通农民的切身利益和民生。这无疑是一件值得关注之事。你们的调查发现，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中国经营报》：金乡大蒜的价格暴跌中，大蒜的国内、国外价格信息通过寿光蔬菜电子交易市场网站（www.china-vm.com）的“大蒜电子交易”，能够很方便地即时交换。而大蒜从我国海关出口到其他国家，海上运输需要几十天。由此，在“买涨不买跌”的交易原则下，每当国内“大蒜电子交易”的市价走低，国外的订货量就会减少；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国内蒜价的进一步下压。对此，该如何看待远期电子交易、期货市场对农产品现货价格的影响？
　　叶东亚：寿光电子交易市场的大蒜电子交易价格与国内现货市场的价格走向的相关关系，这是需要检验的；国内生产者（农民）、加工和贸易商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损害，也需要验证。由于不掌握具体事实和数据，很难对此作出判断。但从国内大蒜价格尤其是农民销售价格的大幅度下降这一事实来看，“蒜贱伤农”这一状况已经出现。
　　就期货市场的功能而言，该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回避价格风险和发现价格。在期货市场上，生产经营者通过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业务，来回避现货交易中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锁定生产经营成本，实现预期利润。也就是说期货市场弥补了现货市场的不足。
　　期货市场也是发现价格的工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形成的。期货市场上来自四面八方的交易者带来了大量的供求信息，标准化合约的转让又增加了市场流动性，期货市场中形成的价格能真实地反映供求状况，同时又为现货市场提供了参考价格，起到了“发现价格”的功能。期货市场的形成有利于市场供求和价格的稳定，并且可以节约交易成本。
　　由于农产品的生产（和工业产品制造相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期货市场的产生对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户的稳定经营所具有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美国期货市场的发展也首先是从农产品期货市场开始发展起来的。
　　当然，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行为或者操纵行为也会发出扭曲的或错误的信号，存在着影响放大的可能性，甚至有可能导致一些农产品价格的剧烈变动并进而影响到生产。由于产业的调整能力、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即使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比较规范，也有可能出现扭曲讯号。这就要求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制度和体系，保持市场的公平、公正和公开，降低交易成本。
　　《中国经营报》：是否有什么好的办法及时预警？
　　叶东亚：在自由种植、自由交易的条件下维持农产品的价格稳定，信息披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农产品价格，如果排除了价格操纵和垄断的话，最终将取决于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状况。在供给大于需求并且需求的价格弹性、收入弹性均小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市场运作维持价格是不可能的。因此，不仅是价格和交易数量的信息，隐藏在价格和交易数量背后的种植面积的变动、作物生长状况乃至气候条件的变化、国内外需求的变化等诸多信息也应该及时采集并予以发布，使得农户、加工贸易商可以做出正确决策。在这一方面，个人和专业组织的能力往往是欠缺的，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发布正确的信息、提示市场的变动和可能面临的风险，可以帮助生产者形成合理预期，起到预警作用。
　　《中国经营报》：在巴西，大蒜种植商、加工出口商等，都有自己的协会；通过这些协会的组织来维护巴西大蒜种植商、出口商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最大利益。在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巴西大蒜的做法是否具有典型性？如果不通过协会，在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中，还有哪些手段可以用来维护一个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的自身利益？
　　叶东亚：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组织、加工商、贸易商行会组织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尤其是小规模生产者，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这就需要组织起来。发达国家的农民主要是通过地域性组织组织起来的。这些组织具有信息交换、共同采购、共同销售、相互借贷、技术支持等功能，以强化弱势者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在产业化和产业分工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也应该合理处理产业链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尽管推广了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产业化的模式，但其内部往往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致使在出现国际市场的价格下降时，公司往往将价格影响转嫁到农户身上；而在市场价格高于合同价格时，公司则往往得不到必要的原料等诸如此类的现象。这也会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农产品生产的不确定性和农产品消费的特点，农产品价格也容易出现较大的波动。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稳定市场，尤其是防止对生产者的冲击，可以考虑设立市场稳定基金、实施生产调整、实施最低价格制度等形式予以运作。当然，这通常集中在一些大宗产品或主要的蔬菜。
　　《中国经营报》：我国出口的大蒜占据全球大蒜贸易的90%。中国大蒜的出口价格是否可以决定国际大蒜市场价格？
　　叶东亚：中国的大蒜尽管在世界市场上占有90%的份额，但是到目前为止，制定中国大蒜出口价格的主导权显然还不在中国手中。
　　价格制定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由于供给过剩、竞相出口以及市场信息掌握不充分等原因，如果说中国大蒜的出口价格决定国际大蒜市场价格的话，最多只能说是领导了“价格破坏”。中国大蒜出口厂商不具备调整生产的能力，中国大蒜产量的大部分供国内消费。在此状况下，如要争取出口高价的话，必须团结一致才有可能。
　　对于出口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15条第六款明确规定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益的行为不列入为反垄断法所规制的行为，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实施。（当然迄今为止，不少协调行为没有获得很理想的效果也是事实，其原因多种多样。）
　　不少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利益是通过行业协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调来确保的。维护一个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的利益，除了国家交涉和行业协会的协调之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方法，如通过游说制定对己有利的规则，加入出口地国的相关行会组织等等。但这些方法显然适用于已经具有价格影响力和市场实力的大企业、垄断或寡头厂商，一般的中小企业很难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