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被全球化资本剥夺

中国农民被全球化资本剥夺

——提高中国农民收入的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分析及对策

（专著概要）

刘国晨  马珍

内容提要该文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因素是影响中国农民收入的重要外部原因。论述了发达国家在其兴起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侵略和剥夺的历史，和当代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农业打压控制剥夺的现状。分析了中国农民收入低及影响中国人力资本价值低的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中国农民收入的国际政治经济对策，强调要注重改变国际“游戏规则”，要充分运用国家力量从提高中国农民收入入手并进而推高中国人力资本价值，要充分运用汇率杠杆等方式和手段提高中国农民收入和人力资本价值，要通过提高中国人力资本的实际价值达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平衡国际贸易、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目标等。

关键词：中国农民收入  国际政治经济因素  分析和对策

提高中国农民收入的问题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国内的因素，同时也涉及到国际上的因素;既有经济层面的因素，也有政治层面的因素。本文主要从国际政治经济视角，探析影响和提高中国农民收入的因素及其对策。

从这个视角观察之，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和两个问题使人们乃至学界感到困惑。一个基本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农业是现代发达农业,农业现代化程度及劳动生产率从总体上远远高于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然而，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却产生了与这一基本事实相悖的两个问题：一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普遍对其现代发达农业生产采取了高额的补贴保护政策，而发展中国家却对其落后的农业生产补贴相对较少并坚持着开放的政策；二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GATT还是WTO以及目前的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中，在要求放开农产品市场、要求各国政府取消或减少农业补贴的长期谈判争议中，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普遍坚持对其现代发达农业生产的补贴政策而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让步，而发展中国家却要在削减对农业生产补贴的谈判中同发达国家进行抗争。本文首先就从分析和研究这一个基本事实和与此相悖的两个问题展开。

一、资本主义全球化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发达国家对其现代化农业进行补贴和扶持，以及在GATT和WTO的农业谈判中坚持与其农业生产能力相反有悖常理的现象，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因素加以思考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发达国家为了在国际市场和贸易中打压和控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通过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其农业生产进行补贴扶持，人为地压低或抬高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从而达到打压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并进而保护其农业生产的双重目的。为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对当今世界全球化市场经济进程有个基本的认识和判断，需要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和历史进程有个基本的认识和判断。

㈠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发达国家对农业不需要保护扶持。一国对其某一产业进行扶持和保护，从宏观视角分析无非是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原因使然。首先从发达国家对其农业进行扶持和保护的国内原因分析，看农业是否需要政府的扶持和保护。一种观点认为农业是弱质产业微利产业需要政府保护。按照市场均衡和平均利润率原理，经济领域各个产业、行业及部门之间所获得的利润的长期发展趋势基本是均衡的，利润平均化趋势使各个产业、行业及部门之间的利润率不至于相差太大，从而保持资源配置相对稳定和社会大众的需求，否则，长期无利润可图的行业或部门就会破产乃至消亡。这里先从发达国家内部经济结构之间发展的均衡加以分析。先假定发达国家不存在外部国际市场的农业竞争，同时其国内是完全的市场自由竞争经济，那么按照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农业生产就不需要其政府的保护和扶持，农业生产会通过自由市场的价值规律达到均衡发展和实现均衡利润，即通过农产品价格的不断调整，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场主和农业劳动生产者的利润和工资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获得平均利润和工资。但是，如果发达国家在其国内坚持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交易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那么其国内过剩的农业生产就会萎缩，随之农产品价格就会相应地提高，那么其向国际市场以低价倾销农产品就会受阻，农产品就会通过市场获得其应该具有的价值。果真如此，那么农业生产作为一次产业从总体上说，就不会是微利产业。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农业是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高风险产业，所以对农业必须进行扶持和保护。这种观点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也是不成立的。因为这种高风险也会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补偿和调节。在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不需要政府保护，市场可以自动进行调节，通过价值规律和市场价格实现供需均衡。即按照市场规律高风险的产业必然具有高回报的利润，否则这个高风险产业就无法生存下去。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与之相连的保险事业的发展，风险对一切生产部门来说实际上都一样了，风险较大的部门要支付较高的保险费，但会从它们的商品的价格中得到补偿。发达国家对其农业生产的保护和扶持实际上是降低了其农业生产的风险预期和土地递减预期，即使本来具有不可抗拒自然风险很高的农业生产降低了风险而使农业生产者获得稳定的收入和利润，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扶持，那么，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的风险预期就会转嫁或包含在其农产品的价格之中。假如农业生产三年之内有一年歉收，那么这一年歉收的损失就会通过市场价格调节将其损失通过另外两年丰年的高收入高利润加以补偿从而达到均衡利润，达到行业之间的均衡发展。同时农业生产在长期发展具有土地收入递减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在自由市场的发展中也会通过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和利润反映出来，从而保证从事农业的生产者在长期发展中能够达到均衡利润和均衡发展。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存在，在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价格就会随着市场的变化而调节，而政府的保护和扶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遏制农产品价格过度的上涨或下跌，从而达到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稳定社会、保护农业的目的。

然而，各个产业或行业和部门发展均衡和平均利润率是在假定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绝对抽象，是学理的表达，而在客观经济世界是从来也没有实现或完全实现之，尽管这条规律程度不同地这样或那样地在起作用。这是因为在客观世界中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导致平均利润率被扭曲了、变形了。在现实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利润均衡仅仅是一种趋势，很少能够真正实现完全的均衡或实现完全的平均利润率，利润总是在均衡或平均这个平衡点之间呈现出不断波动的非均衡现象。这是因为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阻碍平均利润率规律起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从经济运行制度安排层面说，主要是因为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从来没有在人类社会实现之；我们所谓的市场经济只是相对的有限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已。之所以如此，从一国国内宏观角度看，主要是政府利用经济杠杆和政治政策等方式和手段，从宏观层面对市场运行进行干预和调控；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各个行业和部门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市场垄断、成本差异、劳动质量和效率差异、资本转移障碍、信息不完全、需求变化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会阻碍利润率的平均化。而从国际经济政治层面看，主要是不同的国家之间、社会制度之间、民族之间以及不同的实力和势力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不对等的非市场化的非均衡的竞争。一个强势国家或集团等组织，可以利用其所拥有的势力和实力，往往不遵循经济规律或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准则，对相对弱势的国家或集团进行经济控制、经济打压、经济剥夺、政治诱骗、政治控制、直至武装侵略等等。这样强势国家或集团就会利用其所拥有的强大的势力和实力破坏国际经济贸易和政治交往准则，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平均利润率和经济均衡的形成被阻碍、被破坏、被扭曲。由于这一切，平均利润率规律被打破了，被扭曲了：生产能力高的、市场力量大的、信息获得多的、政府力量强的获得了较高的利润或超额利润；相反则获得较低的利润，甚至是无利可图仅能维持最低生存状态。于是，其间剥削和压迫的现象就发生了。

诚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农业保护扶持的原因首先在于农业生产自身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特点所决定的。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产业，为了稳定本国的农业生产，在一个国家完成了工业化之后，保护和扶持农业的发展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国内因素不能构成发达国家扶持和保护其农业的唯一原因，还有必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寻找发达国家对其农业进行扶持和保护的原因。

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业保护扶持的国际意义在于打压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迄今为止农业对于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仍然是最重要的部门，农业生产产值及其加工产品还是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其国民积累发展的重要来源，www.TT91.comwww.TT91.comwww.TT91.comwww.TT91.com农副产品及其加工附加值产品出口是其出口创汇的主要来源。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38%的就业、最不发达国家71%的就业都在农业部门。农产品贸易通常占到发展中国家出口的50%以上[①]。在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水平难以与发达国家相比的条件下，在世界各国发展差距依然明显存在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以出售初级农产品为主要换汇品种的贸易结构在工业化完成之前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虽然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力较之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很高很强，虽然农业直接生产产值只占发达国家国民生产产值的较少部分，但它却是一个国家生存不可忽视的基础产业。如果发达国家对其农业不加以保护和扶持，不借以压低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价格，那么其国内过剩的农业生产就会不断萎缩，并由农产品供大于求而转变为求大于供，其结果将导致其国内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或者假定发达国家农产品价格与其它行业获得同样的利润而导致农产品价格很高，那么就会相应地提高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无论是发达国家国内农产品价格还是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的走高，那么国际上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生产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就会乘机蜂拥而入占领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市场和国际农产品市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获得难得的外汇，使他们逐步迈向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劳动价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生产者工资的几十倍，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具有很低的农业生产成本，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是其出口创汇的主要来源，选择出口农产品换取有限的外汇就是其必然的选择。而较低价格的国际农产品涌入发达国家的市场，就会进一步冲击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发达国家农业生产将会面临着退出市场的危险境地。如果按照西方学者所宣扬的比较优势理论，那么发达国家应该选择放弃农业生产而由发展中国家供给其农产品需求。这个结果是发达国家政府绝对不愿看到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他们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所表现出的态度。不仅如此，而且，发达国家通过高额保护而压低市场价格的农产品反而涌入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出路更窄和萎缩；当发达国家农产品控制了国际市场并进而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到一定程度时，发达国家就会反手推高国际农产品价格，迫使本应成为出口农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成为农产品进口国，进一步依赖和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因此，发达国家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其农业进行保护并借以打压和控制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就是一个严重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

以美国为例，“以粮食为国家根本”是美国的重要国策。美国具有超常的土地资源和粮食生产能力，如果世界粮食供应体制出现异常，那么能够应对的只有美国。美国资本掌控农业，攫取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补贴，从而得以在全球推销低价粮食。与此同时，不少发展中国家在低价粮食的倾销之下，逐渐丧失粮食自主权。美国粮食巨头公司和美国国家政权结合而成的“粮食帝国”图谋掌控全球的粮食主权，从而掌控整个人类社会。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有句名言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②]美国政府前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他们就不愿和我们捣乱。”在美国粮食战略的图谋下，美国成功地运用粮食武器，摧毁了不少发展中国家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的农民失业，让这些国家的农业基因化、石油化、化学化和机械化，从而不得不购买美国生产的种子、化肥、农药、机械，从而进一步使美国掌控这些国家的图谋得以得逞。[③]

㈢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武装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历史。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先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征服称霸世界的发展史，是一部控制和掠夺世界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史，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超常利润而成为发达国家的发展史。而在这一过程中目前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则是被欺侮、被掠夺、被抛在现代化后面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原始积累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成为发达国家的道路上,不仅对本国农民进行剥夺，而且也伴随着在国际上对其它国家的侵略、掠夺与剥削，实行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他们曾经采取了种种暴力的掠夺的非人道的,甚至是残暴的手段,从发展中国家榨取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他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和来源之一，使被掠夺国家的国民经济日渐凋零，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他们抛弃资本主义欺骗世界的所谓自由主义精神，对落后的亚非拉国家进行公开的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和征服。这种征服使这些国家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从而使这些国家处于经济上被掠夺并被迫接受不公平贸易条件的境地。这些丧失政治独立的国家,被迫不得不接受不公平的贸易条件，使一些不法的外国商人恣意进行在其本国内不能容许的不正当的商业活动并大获其利，并强行制定外侨权益条款，豁免了外国商人的内地捐税,使其在所经营的地方经济活动承受比当地公民更轻的负担，同时，它们利用垄断同殖民地国家进行不公平交易。因此，没有政治独立就不会有公平的贸易条件和经济上的独立，这是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同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基本国际关系的历史事实。

但是这种政策受到了殖民地区和被侵略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反抗，受到了一战后出现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二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顽强抵抗，二战后世界殖民体系彻底地瓦解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在觉悟了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下难以继续维持和推行，因此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改变其对外政策和交换方式。这就是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转变为推行全球化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交换方式，并由此获得超额利润和比较经济利益。

㈣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战略是运用自由市场经济实现最大化经济利益和政治图谋。人类世界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超常发展、对内对外不断扩张，人类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就变成了世界性的，人类历史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全球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推行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实质上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推行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方式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和比较利益。资本全球化与市场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是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最深刻变化。但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公正的，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夺和压迫之上的。全球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除或减轻两极分化，反而产生了新的两极分化，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原有的两极分化。全球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一种更为不公正的秩序，它导致了权力、财富、自由、机会在新的条件下的不公正分配。全球资本主义直接导致了后殖民主义。

二战后国际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由赤裸裸的殖民主义侵略政策改变为推行自由资本主义政策，采取新殖民主义的手段以继续维持其对世界的控制和剥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交换方式，主要是利用其所拥有并垄断的强大的资本、科技、人才优势加之强大的军事威胁，控制着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经济命脉。在全球化过程中垄断资产阶级的政策和利益占据着主导地位。不发达国家虽然也对垄断资产阶级的全球化政策进行抗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是无法与发达国家雄厚的资金、人才、技术优势进行平等竞争，往往在世界经济交换过程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全球化进程加剧和扩大了世界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贸易，加剧了世界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富国更富穷国更穷。“富国和穷国之间——发达的第一世界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人均收入的比率以如下速率增长：从1800年的3：1，到1914年的7：1，再到1975年的12：1.”[④]“联合国1994年的《人口发展报告》披露，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但是，这一巨大收入的分配在一国内和在国际上却都是不公平的。报告说‘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世界收入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所拥有的极少的收入则从2.3％下降到1.4％’。”[⑤]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依赖于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依赖于它们的比较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充分获得。 

而粮食作为政治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武器，粮食是一种比其他武器更为强大的政治武器。美国在历史上发起过多次粮食战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美国等西方国家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1965年至1967年期间，美国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1980年至1981年期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其实行谷物禁运，但当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沿着美国指引的方向进行改革时，西方立刻对苏联改变态度：苏联需要多少粮食就给多少粮食。苏联在得到粮食的同时付出的代价是整个联邦解体。[⑥]

㈤发达国家保护扶持农业的目的是保护扶持垄断资产阶级的国际利益。发达国家的农业同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介入农业的一个重要意图正是为了保障资本的利益，保障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利益。从早期资本的原始积累对自然资源的剥夺，到工业革命完成资本替代土地和劳动的农业革命得以实现，其中始终贯穿着资本的意图和利益。20世纪美国不断将工业上的技术优势大规模地应用于农业，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发达农业，即资本、技术和能源密集型农业。这种农业需要持续的大量的外部投入，使传统的家庭农场式的、劳动密集型的和依靠耕作经验的农业在市场中基本失去竞争优势，纷纷破产。自1950年以来，美国的农地规模大体稳定中略有下降，但农场数量却由1950年的565万家，下降到2006年的209万家。[⑦]

美国农业与资本的互相依附关系，与其它国民经济部门比较，农业利用的资本数量多得不成比例。1950年美国农场债务总额约为130亿美金，到2000年增加到1970亿美金。[⑧]它说明以大农场为代表的美国农业与金融资本的依赖关系，以及金融资本在美国农业中的强大利益。农业保护利益往往被少数农场主得到。无论保护是采取价格或补贴的方式，都是和销售额或种植面积成比例的，最大的获益者其实是大农场主，只有10%的农业大公司和跨国农场得到的却是超过67%的政府补助金[⑨]。最终，产业资本又和国家政治相结合，合力营造出一个庞大的食物帝国。他们通过政治献金和直接出任政府代表、经济控制和大量的广告宣传，已经捕获了政府、市场和消费者，从而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地位。同时，这一食物帝国，不仅通过市场扩张，还通过价值重塑和政治谈判，诱使甚至迫使各国模仿美国的农业模式与食物体系，从而达到控制世界粮食的目标。[⑩]

资本利益还来自以农业为基础的其它工业资本投资，美国的农业其实早已经是国家整个现代工业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美国等发达国家20世纪初就开始积极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并实现了机械力对人力和畜力的替代，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全面机械化，进入90年代后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广泛应用于农生产中，农业工人的装备水平已经接近或超过产业工人。对于美国的现代化历史来说，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和销售市场，美国的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农产品加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农业高科技方面的机械工程技术、生物技术、数字信息技术、卫星遥感技术等，这些技术成本都必须依赖农业的市场化来承担。没有农业，所有这些都会失去生存的基础。

二、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全球化战略意在控制世界粮食市场

控制世界粮食市场是资本全球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建立能够自主的食物体系，这阻碍国际资本化食物集团的利益。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发展战略农业等重要步骤，使少数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了世界粮食市场。他们通过压低或抬高粮食战略性资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的手段，达到控制世界初级产品市场价格总水平的目的，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受损与恶化。这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领域中出现的新的、重大的变化，是维系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

㈠发达国家利用雄厚的资本实力对其农业进行保护扶持，发展中国家难以与其抗衡。发达国家对其农业的保护和扶持使其农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强势和有利地位，并借以打压发展中国家，保持和巩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保护由来已久。在19世纪中期以前，西欧北美国家主要采取取消谷物关税等手段实行粮食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末期，随着国外廉价农产品的大量涌入，欧洲国家出现了农业大萧条，于是，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坚持国家干预农产品贸易的政策，采取了有限度的谷物关税保护政策。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欧美各国不断强化和完善本国的粮食保护政策体系。二战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是政府直接干预农业部门的。例如，美国政府制定了以价格支持为中心的农业政策，并辅以休耕制度和灾害损失等生产性补贴。美国政府在联邦预算中设立了农产品价格补贴基金，由农业部负责实施。农业部制订和公布农产品的目标价格，目标价格一般高于市场价格和贷款利息之和。为了与美国竞争世界农产品市场，欧盟在农业上的补贴与干涉比美国还要强烈。为了增加农业的发展后劲，西方国家对农业教育和科研投入了大量资金。美国的农业预算中除了稳定农场主收入的各种补贴外，还设有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资源保护与土地管理、水源与水利、农业资源改造、农业区域开发、受灾救济与保险项目等。[11]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提高对农业的直接补贴。1995～2002年，美国共提供了114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年平均142.5亿美元。2004年世界10个提供农产品生产支持的主要经济体政府用包括补贴在内的各种方式，对农场提供生产支持，支持总额达到了2795亿美元，总补贴份额占农场收入的比重达30％。[12]国际上通用的表示农业保护水平的指标是“生产者补贴等值（PSE）”，[13]是用来测度政府对农业保护力度的指标。1996-1998年，相关国家的PSE分别为：韩国65%、日本63%、欧盟39%、美国17%.加拿大15%、澳大利亚6%.[14]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约为10%-20%。而中国的PSE值在1993年为－26.54%，1994年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上升等原因，PSE值上升到－8.27%[15]。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各国企图通过乌拉圭回合把农产品谈判纳入GATT和后来的WTO总框架予以解决。少数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操纵游戏规则，迟迟不肯进入农业谈判的实质阶段，不肯改变现有的经贸格局，甚至通过跨国企业操控着全球食物供应，通过经济集中、基因工程以及知识产权的手段，攻占和改造全球食物市场。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欧美国家在减轻农产品保护方面达成了暂时一致的协议。然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却在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中规定了“绿箱政策”，由此把符合其农业发展目标的一系列政策计划列入到国际多边纪律的保护之下。因此，发达国家推崇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其实质是利用在贸易谈判中的有利条件，尽量约束其它国家，从而达到稳定或扩大本国农产品出口市场以及减少农产品进口的目标，从而达到打压和控制发展中国家农业的目标。

发达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扶持战略，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极为不利的贸易局面，严重打压和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发展和利益。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人类发展报告处处长凯文·霍金斯的一个评论：“在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和强调公平竞技场优点的背后，铁的事实是一些世界上最穷的农民被迫进入与工业国家的财政部而不是北部农场主的竞争。”[16]印度工商部长卡迈勒·纳特在罗马峰会闭幕之日发表文章称：“我们准备好了同世界上任何农民竞争，但却不能和他们的财政部竞争。”[17]在农产品自由贸易框架下，主要农业发达国家已经将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绑上了同一辆战车：要么各国比拼财力，进行补贴生产、竞争；要么让出农产品市场，由强国提供粮食和一整套食物体系。显然，穷国政府财力不足，无法给本国农民提供足够的补贴，只能选择后者。[18]

㈡发达国家通过保护扶持其大农场主和农业跨国公司对国际市场进行垄断控制。现代农业食品体系是一个高度综合的体系，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是现代农业食品体系综合化的主要力量。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资本化程度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且集中庞大的食物帝国。这些资本集团垄断了全球从种子培育、种植、收购、加工和销售整个环节，并致力于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简称“ABCD”的四大跨国粮商是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通常被称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之手”。美国在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原初建议书就是由嘉吉公司的前副总裁起草的。 2004年，美国销售的肉类的集中度(即最大的四家公司占全部市场份额的比重)，基本上都超过了一半，牛肉包装竟然达到了84%，面粉加工与豆油压榨，集中度达到了六七成。他们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是包括大豆等大宗农作物的定价者[19] 。食物集团的手，还进一步伸向投入环节，使得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多种生产性投入，都一步步走向集中。农业跨国公司利用WTO阻止各国政府的农业计划、阻碍农产品供给保障、降低各国农产品价格。通过减少各国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支持，大公司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最大化，并从全球‘自由’市场中获取最廉价的投入。[20]在这一进程中，这些大公司通过垄断获得巨额利润，但是却使全球中小农场和农户大量破产，使发展中国家丧失食品自主权，同时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使食品的质量和多样性下降。跨国资本处于这种全球一体化的核心，经济的权力开始从一个个特定的地区或者是民族国家手中转移到跨国公司和跨国组织手中。[21]

㈢发达国家利用科技优势打造新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国际贸易。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的限制和打压主要是利用其所拥有的技术优势制造新的贸易壁垒。所谓新贸易壁垒，是相对于传统贸易壁垒而言。主要是指以技术壁垒为核心的包括绿色壁垒和社会壁垒在内的所有阻碍国际商品自由流动的新型非关税壁垒。[22]由于新贸易壁垒具有广泛性、合法性、复杂性、隐蔽性、灵活性等特点，将逐渐取代传统贸易壁垒而成为国际贸易壁垒中的主体，成为新的最主要的贸易障碍。[23]在美国的关税表上，与食品药品管理局有关的商品编号约有3994个；欧盟共有10多万个技术法规和标准；日本也是技术法规繁多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期对大米进口只设置了几个农残检验，到了90年代中期增加至47项，现在已经达到123项。[24]发达国家的这些标准往往就成为事实上的技术壁垒。除技术条文本身外，其苛刻复杂的认证过程和认证措施也常常是国际贸易的障碍。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很多产品难于达到发达工业国家的标准。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国际贸易非关税壁垒中，只有10%—30%是技术贸易壁垒，而进入90年代后，这一比例大幅上升，仅1996年，欧盟国家禁止进口的非绿色产品就达220亿美元，其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占90%。[25]技术性贸易壁垒给国际贸易造成的障碍占关税等各种壁垒总和的比重，已经由原来的20%上升到目前的80%，成为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的贸易壁垒形式。[26] 据中国商务部的调查显示，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2004年中国有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遭遇到国外技术贸易壁垒的限制，造成损失约170亿美元，涉及企业和影响出口额度均高于前几年。[27]

㈣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扭曲是发展中国家农业成为弱势产业的重要国际因素。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对农业的保护扶持政策，使其大型农场主和跨国农业公司不断向发展中国家低价倾销其农产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压低了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扭曲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和价值规律，干扰和破坏了自由市场经济秩序，阻止了发展中国家农产品流入其国内，打压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难以实现，导致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

20世纪40年代后，美国农业已实现了现代化大农业。现代化的大农业创造了极高的劳动生产率，使美国各种农产品大量过剩，为了保证国内农业生产和控制打压国际市场粮价，美国经过高额补贴的农业向海外市场大量倾销农产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和贸易国，美国出售到世界市场上的农产品均低于成本价，而且在1996年新一轮粮食补贴政策后，比重大幅度上升。倾销比例最低的大豆，达到了12％，而最高的棉花，则高达48％。[28]近几十年来，美国主要农产品的40%要输入到世界市场，并左右了世界市场。2001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已经高达535亿美元，为美国外汇收入中最大的一个项目。[29]有专家测算，美国小麦、饲料谷物和油料作物产量每增加10%，国际市场的小麦价格将下降约8%，饲料谷物下降13%，油料作物下降14%。[30]由于美国和欧盟的补贴政策，国际市场上主要谷物如玉米、大豆和小麦的价格已经低于生产成本，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农产品价格指数在本轮国际粮食危机的2006年前是一路下滑的，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31]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国际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在上世纪最后18年里基本上是不断下降的[32]。目前世界农产品贸易的主流仍是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输出主要是北美、西欧和太平洋沿岸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欧盟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绝不肯放弃对农业的补贴，绝不放弃对世界农产品市场控制的基本原因。

同时，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贸易采取奖出限入的保护政策，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出口贸易，直接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外汇收入。为了保护国内生产者，在进口方面美国政府对某些农产品实行严格的进口配额限制。据国际粮农组织研究报告估计，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部分农产品所设的贸易壁垒降低50%，将使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出口额的增加1/3；如果实行完全贸易自由化则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额增加2/3。[33]据估计，如果完全除去农业和食品部门的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能够从中获取的经济福利为每年430亿美元[34]，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和出口商将从上升的农产品价格和日益公平的竞争中获得更多收益。

与世界发达国家农业正保护相反，发展中国家农业通常却是负保护。发展中国家在无力与发达国家比拼财力，对本国农民给予补贴，又承担着高额国际债务的情况下，不得不让出本国农产品市场。加之发展中国家主体劳动密集型的小农业直接面对资本、技术和能源密集型的国外大农业，根本没有市场竞争优势，不得不走向破产。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往往使发展中国家面向中产阶级的市场被西方优质的农产品占领，而这些国家力图扩大出口的那些农产品在国际上又处于过度竞争的局面，即使增产也不增收，几乎无利可图。以乌干达为例，该国主要出口作物咖啡的产量从1993年的280万包增加到2000年的320万包，但是由于国际咖啡价格剧烈下降，咖啡出口收入却从1994年的4.325亿美元下降至2000年的1.648亿美元。[35]再如，美国的棉花生产成本是国际平均价格的两倍，但美国2.5万名棉农获得的补贴总额约达40亿美元，使美国棉花廉价倾销，造成国际价格暴跌，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36]在印度开放进口大豆油仅仅几个月以后，滚滚而来的舶来品便迅速取代了印度人传统食用的芥子油，廉价的进口豆油在国内市场泛滥，夺取了地方农民和粮食加工者的生存空间，小规模的油料加工作坊纷纷倒闭，贫困家庭根本买不起唯一可以供应的大桶油。[37]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破产，大批农民陷入赤贫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涌入城市。联合国的统计数据表明，截止2001年，地球上有47.7%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其中31.6%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里。贫民窟的居民主要是农业的资本主义化造就的，贫民窟“源自全球农村，这些农村社会在大型农工综合体的不平等竞争下被摧毁了。由于农村地区失去了其‘储藏人口的能力’，于是城市贫民窟取而代之，成为剩余劳动力的沉淀之地，并且代替农村‘退化’的是城市的‘退化’。

当前，世界粮价飞涨正演变成一场危及全球安全的粮食危机。 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以来全球粮食价格累计上涨了83%，人类正面临着3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38]但是，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近年来全球粮食产量一直在温和增长，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歉收，2007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21.3亿吨，比2006年增长了5%以上，应该是供过于求的。[39]其实分析这次世界粮食危机的原因，首先是源于对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刻意压低的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报复性的上涨。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预测，由于发达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中较大幅度地削减了农业补贴，长期以来被有意压低的世界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必然出现恢复性上涨。[40]这次国际市场粮食和副食品价格的迅猛上涨印证了这一预测。其次，这次世界粮食危机源于粮食需求剧增，而接近一半的需求增加源自发达国家对生物能源的追求。近年来，美国推行生物能源战略，把粮食转化为燃料，直接增大了粮食的消耗。再次，这次世界粮食危机源于疲弱的美元全球下跌，因为粮食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特别是在美元这几年持续贬值的情况下，对世界市场粮价的推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毫无疑问的是在这场世界粮食危机中，以粮食帝国美国为首的少数几个富裕国家，涨也收益，落也收益，早已经做到了赢家通吃，它们注定是最大的赢家。[41]据英国 《星期日独立报》报道，由于粮价高涨，美国孟山都公司、嘉吉公司和ADM公司等大型企业赚得盆满钵满。[42]这就不得不使人们质疑：这次粮食危机背后是否有着国际资本集团的某种战略图谋？

同时，这次粮食危机进一步暴露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粮食控制和打压的企图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生产、销售、进口均受制于人，粮食安全无法保证。发达国家给农业提供了多种补助，导致生产出大量廉价食品，带来的结果不是提升了这些国家食品供应的自给，而是增加发展中国家了依赖性。在这次粮价飙升的过程中，美洲地区最穷的国家——海地，因为粮食危机发生暴力骚乱和抗议活动，海地首相因为无法收拾残局而下台。然而，海地在20年前，每年产大米可以满足这个国家95%的需要，在1995年海地向美国敞开了大米贸易之后，使海地的本地的大米被美国的大米所替代，因为美国的大米比它本地的大米便宜一半。因为农民种粮食不划算，种大米不划算，就纷纷离开土地到城市里面去谋生。到了现在海地有3/4的大米是来自于美国，当粮食价格上涨以后，穷人就买不起大米了，所以海地就发生了社会动乱。[43]

三、中国农民收入低的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分析及影响

中国农民收入低，城乡差距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基本的客观因素是人均农业资源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村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最基本的政策因素是长期城市偏向政策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和城乡市场分割所造成的。虽然，中国农民收入低的主要因素在国内，但是国际因素也是造成中国农民收入低的重要外部原因。

㈠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扭曲是中国农民收入低的重要外部原因。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加入WTO组织，中国农产品也愈来愈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中国农民收入低不仅是因为国内的原因，而从国际政治经济视角考察问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垄断、控制国际农产品市场，长期压低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难以实现其内在劳动价值，农业生产难以实现比较利益和社会平均利润率，影响中国农民收入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如果没有国际市场对农产品价格的打压和控制，中国农产品在国内市场就具有较大的升值空间，农产品价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就会保持上升趋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全国人均耕地至2005年底只有约1.5亩[44]，粮食问题始终是中国头等的重大问题。在农业丰年情况下，粮食和农副产品供应基本问题不大，但是遇到灾年，粮食问题立即成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无粮不稳已成为中国人的共识。然而，在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在农民收入低下，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条件下，除少数农业产业化的规模经营者外，个体农民就缺乏种植粮食的积极性，甚至宁可撂荒土地也不愿种地，即使种地也是为了维持自给自足的简单生存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经营获利，因为经营土地意味收入低下甚至是亏损。因此，粮食在中国将会长期相对偏紧。那么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在中国人口增长未逆转之前，粮价长期上扬也会成为基本的趋势。这样就会相对调动和保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否则，中国的粮食供给将成为严重的问题。中国粮食和农副产品价格长期上扬的趋势将逐步达到一个均衡点：即从事农业的农民收入水平基本达到与城市普通工人收入水平基本相当和均衡的水平，或者农业同其他产业的比较利益基本均衡和保持同步增长。

但是，发达国家垄断、控制、打压国际农产品贸易和农产品市场价格，扭曲了国际农产品价值，使中国农产品价格长期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从而限制、阻碍或延缓了中国农产品价格的上扬和在中国国内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导致了中国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农村经济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如自1995年至2004年，中国的小麦期货价格，除个别月份外，就一直高于美国的期货价格。而且，高出比例大多数时候在20％－80％之间。[45]而且中国农村户均土地面积仅0.4公顷的家庭农业，能够在粮食生产上得到的剩余本来就微乎其微，很难与美国平均数百公顷的大规模农场竞争，因为他们的农业剩余可以比中国高数百倍[46]。根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的一份报告分析，中国加入WTO后，会使国内稻谷、小麦、棉花、羊毛、植物油等农产品出现不同程度地减产，减产幅度在1.4%-37%之间，减少劳动就业机会约1320多万个。[47]同时，国外各种贸易“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制约将进一步加剧，势必削弱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中国的出口企业和农民遭受巨大损失。

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所致，使中国农民收入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尽管这几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较快，但仍然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仍在扩大：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分别为3.21：1、3.22：1和3.28：1，[48]2007年扩大到3.33：1为，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9646元[49]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无论是人均GDP还是人均收入，在中国拥有十几亿的人口大国内，都难以真实准确地反映国民的实际生活状况。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7年只有4140元。如果按照地方的统计数据则更低，如2007年度：云南曲靖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才2666元，四川旺苍县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过1176元；整个省份的河南农民人均纯收入3851.6元，安徽农民人均纯收入3556元，湖北农民人均纯收入3997元，……。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使农村成为落后地区。与城市相比,中国农村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环境等方面所享有的发展机会和政府福利,被边缘化的程度相当严重。[50]

㈡中国农民收入低导致农民工和社会人力资本价值严重扭曲。农民工是当今中国经济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必然产生的群体，是中国城乡二元格局所形成的特殊群体。由于中国地少人多，农村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加之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为了生存和获得相对比在农村较高的收入，于是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就不断流向城市，成为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目前在中国农村已经分离出1.5亿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工人，而且每年新增劳动力600多万人，约70％的农民外出打工是被不断占用的农业资源短缺“推”出来的，进城农民中约60％表示找不到工作也不回去。[51]

农民工是除农民而外中国目前劳动力价格最低的劳动力。由于城市民工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需求方就会尽可能地压低民工的工资。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为节省人工成本，大多数工厂都按照最低工资水平线来确定工人的底薪。农民工不仅承担劳动条件最差、最艰苦的工作，而且绝大多数民工的收入，却仅相当于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52]但是，农民工所创造的价值却不低于城市人，据调查，上海外来工的劳动生产率比城里工通常高出50%以上，而劳动力成本——加上企业需要为本地合同工负担的各项保障费用，总的算来，本地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的用工成本相比为5：1以上。[53]如果关注一下中国农民工的工作和生存状况不难发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发生在英国早期的那些野蛮残酷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在一些私人企业中真实地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着。如延长工作时间与加大劳动强度；大量雇用童工、女工，减少对劳动者工作环境与居住条件的改善费用；对劳动者的健康、教育与社会保障的漠视和缺失等等。

除农民工的雇主刻意压低农民工的工资而外，农民工工资低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农民收入低所造成的。农民工也是理性的经济人，是否进城打工，取决于打工收益和务农收益的比较。农民工在农村务农的收益成为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只有农村机会成本低于打工工资的农民才会进城打工，而机会成本高于打工工资的农民则不会选择进城打工。[54]因此，农民工工资低的最基本原因是在农村务农收入比农民工的收入更低所造成的。同时由于农民工进城打工仍然没有放弃其家庭农村的土地收入，这就使农民工工资被压得更低。而且一些地方政府认为低工资是所谓“比较优势”，低廉的劳动成本被视为吸引资本的主要因素，因此，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也竭力维护低工资。[55]这就进一步损害了社会公平，使民工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进而刺激一些民工滋生强烈的不满、反抗情绪，也带来其它严重的社会问题。

马克思分析指出，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就是劳动人口相对过剩，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生产的一个条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形成中国当前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这一过程最终制造了庞大的“下岗”工人队伍，在国企已经有3000万工人“下岗”。由于农民工低工资低的存在，进一步拉低中国城市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后备军与现役军之间的竞争，正是资本低估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前提。企业主几乎都对过剩的劳动力市场乐观其成。[56]在庞大的农村过剩劳动力面前，在进城谋求生路的农民工面前，企业可以把工人工资压的很低也可以获得所需的劳动力，于是城市工人的收入也难以提高，一些简单劳动岗位的工资水平被不断地向下拉。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字计算，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年底至2005年底，中国GDP名义增长了49.47倍，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名义增长26.95倍，但职工工资和农村居民纯收入总额之和名义仅增长了12.65倍（如果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则实际增长微乎其微），由1978年底占GDP比例的44.66％下降到2005年底的12.08％；其中职工工资总额由1978年底占GDP比例的15.61％下降到2005年底的10.76％，下降幅度为31.07％；其中农村居民纯收入总额由1978年底占GDP比例的3.68％下降到2005年底的1.77％，下降幅度为51.90％；这说明中国城镇职工收入增长速度这近30年来远远低于GDP的增速，而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速度则更低。而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则从1997年底（此前年度数据《中国统计年鉴》缺乏）的2.35％增长为2005年底的6.42％，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低收入为代价的。[57] 在西方发达国家职工的工资占GDP总额这一比例在50%-60%之间，世界平均水平也在40%上下[58]。根据世界制造业协会2003年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墨西哥、马来西亚的1/4，是美国、日本的1/40。这里的小时工资还是从月工资推算而来的，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民工大多数工作时间每天超过8小时，一周超过5天，那么中国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要更低。[59]中科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60]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GDP增长却没有反映在居民收入增长上而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㈢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导致资本跨国套利并损害了劳动者和民族利益。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导致中国产品价格低，中国产品价格低导致资本跨国套利剥夺了中国劳动者和民族利益。全球化促使西方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将世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连为一体。在资本国际循环过程中，作为“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的对象，发达国家凭借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及剩余价值的转移而获取巨额利润。[61]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跨国工资套利。

跨国工资套利活动是金融套利的一部分，也就是通过在低成本国家进行投资并将产品销往高收入国家的作法。经济学理论中的这种高额套利现象每一天都在中国疯狂地进行之中。中国的出口以惊人的速度膨胀，无数国际公司都在拼命地进入中国。中国对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大量产品进行再加工，并重新包装后最终运往西方国家。中国出口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再出口行业，中国主要投入的是劳力和环境。如美国公司需要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和生存，它们操纵全球劳动力市场，把工作机会向低工资的海外转移，利用资本来获得海外低工资的劳工，获得不公平的劳力优势。在美国一多半华人开的公司都是进行中美贸易，这些都是资本全球化市场下的套利行为。中国的畸形的低工资水平，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以及普通劳动者和每年毕业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就是被“套利”的利润来源。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国际分工专业化及贸易是有益于交换双方的。希腊经济学家A·伊曼纽尔在分析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条件恶化”问题时，首先对公认的比较成本理论提出挑战。伊曼纽尔认为，近百年来的国际贸易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不可流动这一假设前提之上的，恰恰相反，资本是可以流动的。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导致资本利润率趋于平均化。因此，国际贸易交换价值的形成问题就不能以主观的需求来解释，而必须重新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来说明。伊曼纽尔认为，可以把马克思的国内生产价格理论推广到国际领域中去。于是，问题的关键就从产品的需求弹性转向了因生产要素流动而产生的劳动力价格问题。按马克思的理论就不难发现，凝结在中国出口商品中的价值，本来应该是以工资的形式所获得的，但却通过低价的方式，被“补贴”给了那些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国外消费者。[62]

㈣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导致外向型经济的过度发展，导致内需不旺和国际贸易不平衡。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是出口迅猛地增长所带动的，或者说是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外向性战略所带动的，由此形成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使外国和港澳地区企业投资迅猛发展。截至2007年底，全国实有外商投资企业28.62万户，实有投资总额2.11万亿美元。[63]而依赖外需已经使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畸高。依据2007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计算，中国出口依赖度36%，进口依赖度28.3%,合计外贸依赖度高达64.3%，而美国和日本的外贸依赖度仅在20%左右。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出口贸易的主体，占中国出口总额近60%。这样高的外贸依赖度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西方国家，并随其经济周期波动而波动。

中国外向型经济过度发展，是国际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从1994年以来，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年年出现盈余。贸易顺差从1994年的54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622的规模。实际使用的外资额则从1994年的432.1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48亿美元。“双盈余”使得中国外汇储备从1994年的516.2亿美元2007年快速超过1.52万亿美元。200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2.17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64]“双盈余”的原因除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既缺资金也缺外汇的情况下制定的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有关等原因外，资本账户盈余主要同外商以中国为加工出口基地和为进入中国市场投资有关。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加全球生产分工，通过大力吸收效率驱动型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企业间贸易，来扩大出口。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依靠加工贸易，靠位于全球生产链中的低端这样一种劳动分工，来参与整个全球化过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就将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自己腾出手来大力发展以信息科技革命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如1997年中国与法国双边贸易中，法国对中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为24架飞机，其总价约为12.1亿美元，竟大大超过中国向法国出口的服装、鞋帽、箱包、玩具、塑料制品、家具及纺织纱线等前十类商品的总值（约为10亿美元）。[65]　

外向型经济过度发展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当国民的人均收入仅仅是能够满足温饱问题时，居民的很多需求和愿望自然是无法实现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太低就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居民消费水平低和内需不振。内需不旺又进一步依赖国际贸易，扩大了贸易顺差。有效需求不足成为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2007年中国“在11.4%的GDP增长中，消费、投资、净出口分别拉动4.4、4.3、2.7个百分点，”[66]即分别为38.6%,37.7%,23.7%，消费拉动比投资拉动仅多出0.9%。这些数字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当畸形的动力结构。在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67]中国消费比重严重偏低，造成了一系列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等经济问题，以及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

㈤中国人力资本价格低导致不可持续发展，违背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中国人力价值低对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低工资扭曲了资源配置，阻碍产业的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无法适应全球性的竞争，最终必然是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过于低廉，造成中国产业低水平发展，生产厂家就会选择通过降低生产体系中的技术含量来追求效益，容易陷入“低技术陷阱”。低工资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劳动生产率又只能压低工人工资，陷人恶性循环。中国沿海地区很多小型加工企业已经陷入“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的困境。[68]市场经济是一个残酷竞争、大量裁汰劳动力的经济。资本为了过度攫取利润，不仅尽量压低工资，还会减少劳动用工，由此产生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穷富矛盾会日益加重。国民工资收入低导致了公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低，年老和疾病、失业和教育、子女抚养和老人赡养等成了每个人身上的“大包袱”。那些被市场淘汰无法就业的人群处于社会相对过剩人口的最低层，经常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对社会稳定和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69]

马克斯·韦伯在一百年前论及资本主义时强调一个基本观点：低工资不可能产生高效率。韦伯指出：“资本主义从它一开始起步，就一再地采取减少工资的方法……然而，尽管过于庞大的一支后备军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量的扩大，但是，它却阻滞了向使用更高劳动强度的企业类型的过渡。低工资绝对不与廉价劳动等同。从纯粹量的角度看，劳动效率会随着工资不能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下降，而这归根结蒂甚至意味着不适者生存。”[70]所谓“不适者生存”，是指由低工资造成的低效率、低技能、低教育程度、低身体低素质的劳动者，因其对低工资条件的适应而淘汰高身体素质、高技能、高效率、高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因为后者必须要有高工资来维持。如果一个国家只是为了眼前的所谓“经济利益”而不惜以牺牲民族素质为代价，那么，“不适者生存”的法则就会最终使这个民族在残酷的经济斗争中一败涂地而无以自拔。虽然中国今天面临的“不适者生存”并非直接发生在不同民族之间，但是低工资却同样是在直接削弱中华民族的利益，目光短浅的既得利益者同样是在无视中华民族的未来。同样，当马克思说“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71]”时，他不仅只是在否定所谓劳动力的单纯市场定价，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告诉我们，劳动力的价值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道德、政治、社会和文化整体的发展水平。[72]

四、提高中国农民收入的国际政治经济宏观对策

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农业始终是中国这样大国的基础和立国之本，迄今为止农民数量仍然占据着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农民实际上就变成了世界农民，中国农民的经济活动就具有了世界性质。面对资本主导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大格局和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着力改善农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市场竞争条件、并采取适宜的国家农业发展战略无疑应是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

㈠实现发展中国家农业利益要利用并改善国际市场“游戏规则”。当代世界，发达国家打着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旗帜，竭力推行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资本以其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世界各个领域扩张和渗透。这背后都关系着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都在程度不同地依赖国家的保护和支持，所以全球化不仅是资本之间的竞争，它实际上也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显然，在这场全球化的竞争之中，发达国家处于有利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不利地位。发达国家依据其所拥有的雄厚的资本、强大的跨国公司、强势国际话语权等优势，甚至不惜动用军事威胁和政治施压等方式和手段，争夺和控制全球经济主导地位，保护本国资本的全球利益，打压、排挤和控制发展中国家，达到了二战前老殖民主义者所达不到的目的。在这场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要对所谓的“国际惯例”和与国际“接轨”保持清醒的头脑。历史上的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规则,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强权规则。一部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史，往往是世界资本主义强势集团的发展史，是现在的发达国家在过去几百年历史中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所谓“国际惯例”往往是有利于发达国家和资本强势集团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因此，在这种所谓的国际惯例基础上，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审时度势而盲目与国际接轨，那么就有可能被国际资本强势集团所利用和控制，就有可能损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国际大家庭中,必须要有行为规则,要有一定的制度,要有全体遵循的共同秩序。人类历史的命运,不仅要依靠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全体人民作出更大的努力。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争取建构起国际经济的新秩序。为此,发展中国家要团结起来制定规则保护自己利益,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共同奋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新秩序的基本规则是交易剩余的公平分配原则,是消除一切国际关系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以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原则，要从由大国一票否决的机制,逐步地转向建立在广泛协商基础上的多数同意规则。这样规则的确立是人类社会面临新的挑战，发展中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为形成这样的规则而作出积极的共同努力。

农产品贸易与各国的利益息息相关，一直是各国保护的对象，也带来了大量的国际贸易争端，需要有国际组织的创设和保护,更重要的是国际组织中的规则需要不断地改善。发达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农业国家还要对之强力保护，无疑，试图实现后发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则更不应该仅仅依靠所谓自由市场的力量，而是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进行抗争。正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力量的强弱较量，沉重地打压和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农民，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日益严重。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充分运用国家的力量进行干涉和强力投入是不得不使用的最有效的手段。加入WTO后，中国从此就获得了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谈判的资格了。在政策选择上，限于国情国力，中国在总体上不可能采取与发达国家比拼补贴水平的政策，应该积极参与WTO新一轮多哈回合农业谈判，建立能够约束发达国家农业补贴的新规则和新机制。中国要利用好WTO规则的便利，在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中，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坚决要求发达国家削减农业补贴，从而形成公平竞争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要严格规范绿箱政策标准，取消蓝箱政策的例外规定，严格限制黄箱补贴，应容许发展中国家对受到补贴的农产品实施进口限制措施。与此同时，要以中国已经做的让步为谈判条件，在金融、保险等问题上，以及其它仍然至今维持部门垄断、本来应先向国内开放的领域中尽可能少让步。否则，即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难以实现预期目的。

㈡提高中国农民收入要充分运用汇率杠杆干预。中国国际贸易顺差已连续多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不断创出新高，引发了国际贸易争端，已受到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再强迫人民币升值实现贸易平衡的压力。中国目前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工业起飞阶段，从总体上说中国产品的科技含量距发达国家还具有相当的距离，中国产品之所以出口强劲，贸易顺差不断增加，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产品价格低廉，价格低廉是中国产品扩大国际市场的最主要的原因，这也基本是国内外理论界的共识。而中国产品价格低廉的最主要原因又是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本低，劳动力价格低廉；中国劳动力价格低的原因又主要是中国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中国过剩的劳动力主要集聚在农村，农村过剩的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成为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农民工是除农民而外中国目前人力资本最低的劳动力。

解决中国贸易不平衡的基本途径是提高中国劳动力成本和产品的价格，在国际产品价格与中国产品价格之间实现贸易平衡。提高中国产品价格从微观层面讲是属于企业行为，毫无疑问每个企业都企图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但是单个企业受制于其它企业的制约，受制于市场的制约而想提高企业产品的价格难度是相当大的。尤其是企业在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低廉的情况下，产品价格保持低廉也可以获得利润，在国内外市场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企业难以主动去提高价格，而且竞相压价采取低价竞争策略，成为企业惯用的手法，有时甚至是不惜血本地打价格战。因此，如果政府不从宏观政策上予以干预和调控，企业产品价格在中国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难以大幅度提高。所以，从整体上提高中国产品价格只有从宏观着手进行。

从宏观层面解决中国贸易不平衡的基本途径有三条。其一是提高出口关税，也可以从整体上提高中国产品价格；其二是运用汇率杠杆，汇率是一国币值实际价值同他国币值的比价反映，汇率是平衡国际贸易的主要杠杆，人民币升值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国产品的价格；其三是提高中国产品成本价格，主要是提高劳动力成本价格和自然资源使用价格，挤压企业利润空间，逼迫企业提高产品价格。这三条途径都可以达到从整体上提高中国产品价格水平，进而实现中国贸易平衡的目的。但是，这三条途径如何选择实行，其产生的后果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却大相径庭、甚至是天壤之别。

第一，通过提高关税水平以提高中国产品的整体价格的选择范围非常有限，而且对企业的损害也是很大的。赋税水平既是国内政策的反映同时也涉及到国际通行关税规则的制约，其伸缩范围往往是被限定的，因此它的升降幅度是非常有限的。同时企业赋税水平的增加，同样会出现企业为降低产品成本而压低或抑制企业劳动力工资的提高，削减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的问题。

第二，通过人民币升值途径实现中国贸易平衡，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利大于弊，而对中国则是弊大于利。获得利益最大的就是美国。中国以美元为主的巨额外汇储备缩水多少美国就获得多少利益；中国是以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中国产品换回的外汇，而美元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开动钞票机印出来的不断贬值的纸币。

货币政策本质上是财政政策的货币表达，汇率和利率从来都是分配和再分配的工具，扭曲货币的时间价值和空间价值，是强权国家和资本集团经济掠夺惯用的谋略。目前国际信用结算单位还是以美元为本位，这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续。二战以后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市场的主要流通和结算货币，是以“金本位”体制做后盾的。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对西欧的贸易出现逆差的时候，迫使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8月宣布黄金和美元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解体，使美元当年累计下跌20%，美元走上了渐渐贬值的道路。“金本位”体制瓦解以后，支持美元世界霸主地位还依赖于美国的庞大实体经济，但是随着世界后发展国家的不断发展，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不断受到挑战，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其霸主地位，扭转其经济困境，解决国际贸易逆差和政府财政困境，美联储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放松银根加大印刷美元，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手法强迫他国政府的货币升值，美元也随之不断贬值，从而实现美国的国际贸易平衡和摆脱政府的财政困境。在里根政府时代，美国于1985年通过《广场协议》在2年时间里将美元兑换日元的汇率降低50%。1975年的时候，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大约为１万亿美元，而200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0万亿美元。其增速数倍于美国GDP的增速。而且，美联储宣布，自2006年3月23日之后，不再公布美元供应量。由于大部分新增美元都被其它国家“储备”了起来——有数据说，超过六成——所以，大量地印发美元并没有给美国国内带来与过量发行货币相对应的严重通货膨胀。[73]由此使储备美元的国家蒙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或者采取同美国一样的策略，使本国货币随着美元的贬值而贬值。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劫持了重仓持有美元的国家和地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发生了多次金融货币危机，但这些危机多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多数是由汇率问题引起的危机。这其中受害最显着的例子就是日本。日元从1971年的360元兑换1美元一直上升到1995年4月80元兑换1美元。这一结果导致日本80年代后期出现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1991年泡沫破裂后，日本走入通缩和零利率的陷井，造成经济一撅不振多年停滞不前[74]。

美国的内外经济不均衡要求通过美元贬值调节其国际收支同时不致引起国内经济衰退，但必须有相应的经济体吸收美元贬值的冲击，当前，无论从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和汇率水平方面，中国似乎均符合吸纳国际收支调节冲击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种种手段强迫人民币升值的原因。近两年，我们看到石油、黄金以及其它金属、原材料等价格开始出现惊人的暴涨，美元持续贬值，这也许是美元过多发行的一个后遗症，而非如一些人强调的是中国因素。因此一旦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对中国进行恶意冲击，其所造成的经济灾难将比东南亚金融风暴更为惨重[75]！所以运用人民币升值这条途径解决中国国际贸易平衡问题对中国而言绝不是上策，而且它更不是唯一的途径。同时，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企业的影响除采取技术进步等措施降低企业产品成本外，最主要的降低产品成本措施是进一步压低或抑制企业劳动力工资的提高，削减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农民工，农民工收入和待遇的降低又进一步限制农村和农业收入的增加，进一步使中国的三农问题恶化，而占人口大多数农村人口收入的被限制，又进一步抑制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和繁荣，国内需求难以提高，中国改革开放所形成的高度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就难以改变，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就难以实现。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一国汇率升降的过程中，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它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自世界进入核武器时代，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便有可导致人类毁灭的巨大风险，而经济战由于能避开巨大的战争风险而削弱打垮对手，因此具有比军事手段更大的战略价值，也无疑是最主要的冷战方式。俄罗斯的经济灾难就是美国运用经济战打垮超级大国的成功范例。[76]因此，对于以汇率为武器的经济战中国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采取适宜的应对战略。

第三,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价格和自然资源使用价格，逼迫企业提高产品价格的途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最为有利，而又可以解决中国国际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劳动力成本是企业产品成本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企业职工工资、教育和福利水平的提高直接提高劳动力成本。通过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价值的提高，就可以提高和改善整个中国人力资本价值，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就可以挤压企业利润空间，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就可以扭转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现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近几年,在赞成人民币升值的观点之中,主要是强调人民币同他国货币购买力之间的比较，但是他们忽视了劳动力价格的比较和产品成本的比较。人民币实际购买力高首先是因为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全球化市场是被各国的市场壁垒割裂开的。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又是最关键最主要的要素。然而，截至目前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劳动力尤其是普通劳动力是不能自由流动的，这是造成富国与穷国之间劳动力成本巨大差别的最基本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不平衡的最基本原因之一。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有发达国家的2%-3%，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使得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了较强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正在演变成为一种不健康的经济模式，同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是国民福利的一种流失。[77] 2006年中国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有11759元，约为1515美元，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有3587元，约为462美元，而美国2006年人均收入是43500美元，是中国城市居民的28.7倍，是中国农民的92.4倍。[78]因此，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并不能说明人民币的实际价值，更不能说明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应该看人民币的实际“成本”是多少，人民币的实际“成本”就是中国人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因此，不仅要比较各国之间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而且更应该比较各国人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人的收入与美国人收入差距极端悬殊所造成的。

货币工资的调整是调节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很快，生产率的提高会被吸收在工资上涨的范围内。若两者能够匹配，就可以调节两国的物价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在当前中国经济增幅很大的情况下，与经济增幅相对较小的美国之间，无需从浮动汇率来调节国际竞争力，而是可以在固定汇率前提下，运用提高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来进行调节。[79] 有人预测中国劳动者工资上涨10%就可能把出口生产成本提高3%到4%。[80]如果把中国劳动力价格提高至美国劳动力价格的一半，就可把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10倍以上，那么毫无疑问，中国制造产品成本就会大幅度提高3－4倍以上，中国制造产品价格就会猛涨，那么人民币就会大幅度贬值而不是升值，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就会大幅度降低。随之中国国际贸易不仅不会出现顺差而且还会出现逆差，到那时中国政府的选择只能是通过人民币的贬值平衡国际贸易。

中国以劳动力成本低廉所造成的出口贸易顺差局势是不可持久的。中国劳动力工资随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水平提高而逐步接近发达国家劳动力工资水平的过程，将是中国产品成本逐步提高的过程，出口贸易将会实现平衡甚至是逆差。因此，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不仅可以提高中国出口商品成本和价格，也让中国人民真正享受经济高增长带来的实惠。当中国因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而不得不采取人民币贬值政策平衡国际贸易的时候，农产品价格也将随之走高，农村居民收入也将因之提高，从而使农民获得社会平均收益，使他们生活水准逐步接近城市居民。

无疑，要使全球市场真正做到自由和公平，所有货币必须同等地遵守市场力量的公正原则。在一个当今世界上强国采取弱势货币政策的背景下，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人民收入还比较低下的国家采取强势货币政策，这无疑是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智慧的嘲讽，是世界级的“冤大头”。诚然，中国采取弱势人民币政策和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政策，将会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然而，按照西方经济学观点，5%以内的通货膨胀是温和通货膨胀是合理的；只要把通货膨胀控制在适宜的水平上，那么对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无害而且还是有利的。

㈢　提高农民收入推动中国人力资本整体的内在价值。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需要国家干预。运用国家力量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是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国策之一。二战后，即使市场经济自由度极高的国家都有一定程度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工资仅靠看不见的手来决定会出现工资偏低。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企业没有这种内驱力和积极性，尤其是在目前中国庞大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城市庞大的失业后备军较长一个时期存在的条件下，企业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不仅难以提高而且具有向下走的驱动力。劳动力同其它生产要素和商品不同，劳动力是人，工资是劳动力生存生活的基础，工资问题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劳资双方的事，工资太低会带来社会问题。因此，中国政府要干预社会工资水平，以保护劳动者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民工工资水平入手，推动整个社会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

1、加大中国政府对“三农”的投入支持，推动农民收入提高。中国农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更需要依靠强大的国家力量进行保护。与中国农业的重要地位和发展要求相比，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总量仍是低水平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原来属于农业保护程度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更严重的是在相当长时期里实行向农民征收税费的负保护政策，这使中国农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1996-1998年，国际上直接转移给农民的各种补贴占“绿箱”政策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25.5%，而中国同期直接转移给农民的补贴仅占“绿箱”政策总支出1.4%[81]。另外，中国所使用的“黄箱补贴”只占农业总产值的3.3%，而《农业协议》中规定，发达国家对本国农业的直接补贴不得超过农业总产值的5%，发展中国家不超过10%。入世后，中国农产品出口利用“黄箱补贴”还有空间。[82]中国目前对农业的支持，除“政府一般服务”支持项目外，主要手段仍是价格干预，还未建立既符合国际农业规则，又能有效支持农业发展的农民收入支持体系、农业结构调整支持措施，以及农业信息服务、市场营销服务等支持体系。因此，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加大对国内农业的保护和支持力度,要想办法利用加入WTO后的“绿箱”、“蓝箱”、“黄箱”政策，增强中国农业生产能力和农产品的竞争力。

为此，中国首先要加大对农业支持力度，加大政府财政农业直接投资，加大农业基础实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并由此推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供给价格底线的提高。按照WTO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所允许的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投资，中国农业和农村可以吸纳巨额的投资。例如农村水利投资，中国中西部农村大部分处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农业种植业由于缺水而往往收益低下甚至是没有收益，而且还有相当数量土地是荒地和荒漠化土地。如果中国加大水利投资，把大小江河的水引到这些地区，或者在这些地区打井引水上山进行喷灌，那么处于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生态环境将会从根本上得以转变，农业在长期历史中收益低下的困境也必将从根本上予以扭转。仅这项水利投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投资20万亿人民币也不算多[83]，遗憾地是目前中国财政还没有这样大的财力。但是可以把此作为改变中国农业和农村面貌的方向，根据国家财力每年逐步加大投入。同样，中国在农村交通建设，农村平整土地建设等方面具有无比巨大的投资空间或补贴农村和农业的空间。由此也证明中国利用WTO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所允许的政策投入还远远不够，中国加入WTO后不是没有支持农业的政策空间而是存在着巨大的回旋余地。这样巨大的政策空间如果能够恰当地实施将会使大部分农村过剩劳动力因参与农村各项建设的巨额投资而就地消化并取得不菲的收入，因而农民不离乡就可以提高收入，这样城市企业就难以招聘到农村廉价的劳动力，从而不得不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以吸引劳动力，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价格的提高。

其次，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经验，研究在WTO规则允许框架内建立能够支持农民收入和保障粮食安全的价格补贴制度。一个国家如果粮食不能自给，付出的代价就是主权的丧失，在国际舞台上任人宰割。近些年，跨国粮商通过掌控世界大豆价格，中国80％大豆压榨能力为跨国粮食企业控制， 跨国企业已掌控中国植物油定价权，如果进一步取得粮食流通的控制权，将会给中国粮食宏观调控和粮食安全造成极大影响。目前中国部分产品进口数量迅速扩大,而且年度进口量波动很大，对粮食稳定造成了威胁。中国粮食生产必须立足国内自给，必须更加重视粮食生产的基础建设。应充分研究世界各国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粮食战略，应当密切关注国际资本与跨国企业的动向，要在粮食加工流通领域培育足够强大的龙头企业，建立粮食加工流通的国家队和大型企业集团。只有自己的企业强大了，才能够与跨国粮商抗衡。[84]要建立应对国外农业高额补贴的应急机制，对那些受到补贴的国外农产品，实行进口限制政策，将发达国家增加农业补贴对中国的冲击控制在最低程度。国家财政应该在支持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特别是在保证粮食安全、稳定粮价方面发挥作用。要牢牢掌控粮源，搞好粮食的托市收购，加强国家储备，做到真正的手中有粮。

第三，改善农业国内外市场流通环境，发展壮大农民产业化组织，运用组织力量参与市场竞争。目前，中国农产品特别是大宗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及贸易环节条块分割,造成大量政策协调成本和交易费用,增加了企业负担,降低了产品竞争力。而且这种管理体制使农民难以充分享受农产品贸易的附加利益,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要组建专门的农产品国际贸易组织，集合国内外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团体和大型企业实体的专门人才，对农产品供销人员进行教育培训，改善农业信息网络建立和覆盖，及时反映国内外市场变化、各国政府农业政策、跨国企业集团投资与贸易动态，各国消费者的偏好等等，为政策提供依据。

    第四，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发展竞争力强的特色农业和劳动密集型农业，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中国农业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而土地资源却相对贫乏，这种农业禀赋特色决定了在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方面具有优势，而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方面不具有优势。如蔬菜农产品属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菜价约为国际市场的1/5到1/8，这使中国蔬菜出口具有极强的价格竞争力。其他如瓜果、养殖等特色农产品产业中国同样具有较强的优势，应是中国农业产业化重点发展的产业。同时应该看到，中国的出口农产品中，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占很大比例，其中相当一部分遭遇到进口国技术壁垒限制，造成重大损失。面对种种技术壁垒的压力，要特别重视各国农产品贸易斗争中各种手段及其对策的研究，要进一步强化国家标准化建设和管理，进一步加强有关农产品技术壁垒的信息、咨询、培训等公共服务，进一步完善出口农产品的预警机制。出口农产品企业要加快技术改造，完善经营管理，提高自身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要加大对农业科研、推广、病虫害防治、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病虫害防疫防治体系、质量检测检验体系，提高中国农业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应注重提高出口中国农产品的技术含量，应强化环保执法，应在企业管理中纳入国际环保规范的因素，主动向环境资源及全方位绿色管理模式转变，大力推进环保农业，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提供符合进口国技术、环境标准的农产品，减少农产品出口遭遇技术壁垒的可能性[85]
　  2、强化第一次分配的“公平”性，着力提高最低工资推动劳动力价格提高。政府应当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有所作为，要增加劳动者第一次分配的收入，强化第一次分配的“公平”性。只有改变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严重不平衡的现实，中国整个工资水平才会得以提高。劳动收入如果不能超过资本收入，中国将成为财富高度集中在国家和少数私人手中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将很难达到共同富裕和均衡发展。最低工资制度是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必要手段，可以避免劳动者虽然提供了正常劳动，却不能维持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目前中国的最低工资是由各地方政府自己制定的。各地最低工资普遍太低，还没有达到最低工资为现行平均工资40%-60%的国际标准，有的甚至只有平均工资的24%。提高工人最低工资水平应主要依靠法律和政策措施，要大幅提高现行最低工资标准，重点要提高一线产业工人和农民工工资水平。政府应当直接干预民工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与执行，通过立法和执法保证民工就业和获取报酬的基本权利。[86]

　3、国家财政要加大对农民工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支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主要原因除普通劳动者工资低而外还有农民工和农村居民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和保险所构成的。人民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理应属于政府的公共政策范围。要通过强力的财政政策实现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公平和正义，弥补和缓解一次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从财政支出看政府支出结构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如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大约有70％落在县或县以下财政的肩上。这不但使这些公共服务提供的情况很差，而且使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不提高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否则财政收支就无法平衡。[87]因此，要从制度上消除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加大政府对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切实改进农民生产和生活条件，逐步缩小城乡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应当成为财政支农政策优先考虑的重点。支持农村的教育和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及社会保障的建立应该是下一步中国政府财政支农资金优先考虑的一个领域，如农村五保户支出、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农民医疗保险支出等。要在劳动保障、权益保障、养老、医疗等各方面给予民工和城市市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同时要继续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推进基层政府的改革，减少吃“皇粮”的人。

4、建立劳工组织和劳资谈判机制，增强劳动者自我保护能力。政府干预和提高工资是一个方面，而更为重要的是要依靠企业内部工人自己的力量同企业经理层或资方董事会进行谈判争取。劳资谈判工资理论认为短期工资水平在一定程度时取决于劳动市场上资方和劳动者之间通过集体交涉所达成的条件。政策改革像任何制度变革一样，是由制度需求方和制度供给方通过讨价还价形成的均衡决定的。如果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的相对强弱不改变，游说激励的相对强度就难以发生变化，那么偏向某些利益集团的政策倾向从而旧的利益格局也就不能被有效打破。[88]单个民工的微弱力量是无法与企业主进行平等的工资博弈的。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解决工资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由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工会谈判斗争提高工人工资成为平衡劳动力因供过于求而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因素。因此，政府要保障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使员工拥有组织力量以形成协商能力，保证他们在公正的契约条件下取得至少不低于市场均衡水平的工资。[89]应落实劳工的公民民主权利，应支持民工成立工会，发挥工会集体工资谈判作用。同时，集体协商制度应包容本地与外来员工，长期与短期劳力，要减少各类员工因来源地区不同而造成的身份壁垒，使所有劳动者在企业都能获得平等的协商地位，因为劳工利益是整体性的利益。同时要注重传媒作用，加强舆论监督，对拖欠工资、降低和变相降低法定工资标准的企业和资方，要及时曝光并给予严厉制裁。

㈤提高农民收入要扩大内需，改变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内需需求，尤其是中国有近8亿农民，农村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消费将进入快速增长期。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2456美元。国内消费市场总体空间进一步扩大，中国已具备向以内需为主导的消费型国家过渡的基本条件。[90]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其内部就具有生产和消费良性循环的基本条件，因此，坚持扩大内需，重视内部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应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的超常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国际化条件下，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中国自己民族经济的产业链，依靠自己力量创新技术、形成品牌和龙头企业，占领上游和下游的制高点，把参与全球经济的方式从目前的垂直型分工逐步转变为水平型分工。当今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投资资本回报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1994～2003年间，拉丁美洲、东亚(日本除外)、其它发展中国家投资资本回报率分别为12.9%、14.7%和11.3%，全体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3.3%，而西方七国集团投资资本回报率平均只有7.8%，最高的美国也不过9.9%。当前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转化为外汇储备资产＋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内流”的组合结果本质上是中国用海外低收益资产替换了国内高收益资产，为此中国不仅牺牲了国民当前的消费，而且也牺牲了回报率更高的投资机会，而投资效率不高正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投资症结。[91]今后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只批准高质量外资入境，减少出口优惠，拒绝低质量外资入境，欢迎低质量的外资从中国境内迁出，克服一些地方为了GDP增长和利用外资来粉饰政绩。[92]

扩大内需须从提高农民收入和整个社会收入及消费水平入手。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过低就会抑制消费，背离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社会发展目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带动力）在60%以上，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在50%以上，有的在60%以上。如果把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目前的11％左右，增加到欧洲的55%水平，中国的工资总额还能提高4-5倍。工资提高后，总需求增加，需求旺盛，企业的固定资产会得到升值，企业主还会添置更多的机器，致力于技术革新，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总需求提高后，市场活跃，经营风险降低，投资环境改善，对企业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待到中国国民工资收入接近发达国家收入水平时，居民消费需求旺盛，以内需为主的国内市场形成，整个经济将实现投资拉动型向消费需求性转变、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向内需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那时中国将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到那时中国人民将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

参考文献：

⑴(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⑶(美)苏珊·乔治：《粮食政治入门》，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⑷(美)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

⑸温铁军《21世纪的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何帆访谈），2000年12月30日。见中国经济信息网“50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