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在十年“浩劫”和经济“崩溃边缘”中发展壮大

    1966----1976年在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私批修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主旋律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自称“永不翻案”等受到群众批判冲击的极少数人说成是十年“浩劫”，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据有关资料显示，正是这十年，中国的经济仍然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六，两弹一星、核潜艇、大型电子计算机、牛胰岛素、万吨水压机、万吨巨轮、南京长江大桥、成昆铁路等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和科技含量很高的重点工程相继研制成功或建成投入使用。特别是杂交水稻等优良品种的研制成功，遍地开花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县县基本都有的小型化肥厂、农业机械厂的相继建成投产，更是为中国农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记得在1966年以前，我家乡生产队里种的水稻好象全部是高杆水稻，每亩单产大约400~600斤干谷，夏季遇到稍微大点儿的台风和暴雨，高杆水稻就会齐刷刷全部躺在烂泥田里睡大觉，来不及抢收的稻子常常是稻杆烂在田里，稻谷有的就地发芽，有的也烂在田里，会严重影响当年的收成。1966年以后，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业科学家逐步研制出了矮杆水稻“珍珠矮”、杂交水稻等优良新品种，并借助农业生产的大集体这一非常有效的组织形式很快在大江南北推广种植，加上化肥、农药的广泛合理使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根本改善及新型农机具的逐步推广应用，全国农村农业农民在“抓革命，促生产”、“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中，粮食产量年年提高，农林牧副渔和社队企业蓬勃发展。
   
    在这十年中，我家乡生产队社员每天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工分值大约在0.85~1.33元之间，外加2斤劳动粮；口粮大约是每年每人600斤左右。我是1967年读完小学回家当农民的，那时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算是个半劳力，通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实践，经社员大会评议，我每天可拿5个工分（全劳力每天可拿10个工分）。那一年，到年底分红结算时，一个全劳力每天的工分值是1.2元人民币，我一个未成年的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队劳动，每天居然可以挣到0.6元人民币外加1斤劳动粮，除了能养活自己，至少还可以养活1~2个弟弟或妹妹（口粮每斤0.09元）。文革以前，我家是全公社最穷的缺粮户，人口多劳力少，分得的粮食不是没钱拿不回来，就是拿回来后又背到农贸市场去高价出售（每斤大米0.4元左右），再把钱交给生产队将剩余的口粮买回来，经过这样反复折腾，缺粮户就常常是更缺粮了。但随着我和弟弟妹妹的逐年长大，尤其是文革期间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我家的经济状况也渐渐得到改观。1973年我家盖起了8间两厅一厨一厕的小楼房。在我们农民看来，文革十年根本不是什么浩劫和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是农村农业生产大发展、农民生活大改善的十年。
   
    自从农村分田单干以后，大田变小块，拖拉机、农机具、耕牛、生产队队址等集体财产分光吃光，绝大部分农村的集体经济几乎全面崩溃。文革期间涌现的新型农机具下乡下田耕作的风景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倒退回2000多年前就广泛使用的锄头。农村农民自顾自的小农意识再次抬头，青壮年农民出外打工者众，整个农村基本上是一盘散沙，农田水利早已年久失修，土地沙漠化、干旱化越来越严重，许多良田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建筑物和开发区，可耕地越来越少。随着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和农业生产资料及日常生活消费品的自由市场化，农民生存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农民依然是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村农业农民太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扶持了。幸亏中央高层已经关注到三农问题，出台了免除农业税等德政，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相信通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农村将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