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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经济战国策

火烧 2008-03-01 00:00:00 时代观察 1025
文章分析2008年经济形势,指出人民币贬值与输入性通胀问题,强调外商投资与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提出应对策略。

2008经济战国策

人民币相对于国际商品和国内商品一直在不断贬值。CPI如果合理的加上国际大宗商品和国内房价的飙升因素,实际是极其严重的膨胀!

所谓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其实正说明了是人民币收到了来自美元经济体的不公平挤压。而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失衡更多的是一种借口。扣除外商投资而带来的出口额,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并不大。

人民币在国际上购买力急剧下降,关键点在于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的美元定价机制和美国资本对全球行业市场的定价主导力量,是人民币经济体被动博弈的必然结果。

此轮经济周期的最大危机在于输入性通货膨胀,即由美国单边发起的美元过度贬值以及众多国际投机资本短时间内集中针对中国这一全球最大新兴市场的重点围攻。

需要从人民币升值和货币信贷紧缩的两难政策选择跳出来,寻找第三条解决道路。

如同产业市场中的供需失衡问题一样,人民币贬值和经济过热意味着来自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投资(投资需求)过多了。看清这个大问题的本质,略过低层面的细枝末节的讨论,不然就会在错误的方向上争论而被圈住了。

而在央行创造信用、社会私人投资、银行贷款和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财政投资、外商投资等等五大催生膨胀的基本成因中,我们发现,针对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国际资本和外商投资针对中国产业和中国市场的过度投资(和回报需求)才是病源所在。

只有拿外商投资开刀才能在不损害中国产业利益和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的基础上,化解美元利益主导的国际通货膨胀转移所带来的经济过热,并避免单纯内部调控引发的经济快速衰退风险。

要知道,在一个低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资源就像天然的能源矿产一样,特定区域和阶段内是有限的。外国货币经济体获得了,就意味着国民拥有的人民币经济体失去了这一机会。我们的外商投资政策就是在这一根本点上被外国的FDI理论忽悠了,反而把一些不完全切实而又难以量化验证的FDI利益当成公理。

货币保持相对稳定是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基础。人民币经济体中由中国国民拥有的部分过去数年间不断被动遭受着国际上转移来的通货膨胀的侵蚀,国内房地产市场又占用了过多的本应由其他产业获得的投资资本和消费能力,如果人民币银根快速收缩而国际膨胀源源不断的输入,其结果不堪想象!!

单纯紧缩银根的恶果:简言之,一者内资企业定价能力和融资能力下降,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上的竞争力随之下降。须知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面临发达国际成熟巨型企业的竞争而保持市场增长是很不容易的。二者由此会增强国际资本对中国企业的并购能力,你人民币企业慢一步外企就会逼紧一步、夺占一块。三者会加快内资虚拟资本从实业部门撤出并向股市聚集,为外资推高国内股市牟利提供便利。四者会中国经济的衰退期加快到来,从而为外资推高股市退出后再做空股市和并购中国产业提供便利。

譬如治病,中医认为应首先治未病,其次治已病,未雨绸缪才是高手。分析病情,要舍证从脉,从多个可能的根源中找出机体失衡的真正主因。治疗当中要辨证论治:先去滞而后补,否则补不进去;宣泻同时要进补,以防止排毒不力并避免身体内过分失衡而伤身。

中国犯的热病,投寒药是没错,却忘记了病因在外来的病毒,而非劳累伤风;病灶是FDI政策,却非银行放贷政策。因此本币紧缩的寒药不应内服,否则病不但无法治好,本身的自愈能力却被大伤。一手逼退外国货币,

古人云:不为良相,便做良医。想必二者有相通之处。于此观之,然也。

透彻全局,我们认为银根不宜过分或快速紧缩,否则在外资经济的压力下整体意义上的经济衰退必将不久到来。即便适当紧缩,也要分行业、分企业实施,坚持重点产业企业的信贷扶持政策。

再来看国际上转移过来的通货膨胀,国际投机需求主导下的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应当予以尽快停止,否则将沉重打击中国经济增长能力,而且会带来源源不断的全球金融资本针对中国市场的投机压力。

究其实际,确实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应当升值多少,关键看站在博弈参与方中的哪一方而言。我们要从国际博弈和国际经济的整体利益的更高历史层次看待此问题,而非依靠书本上的知识来决策。

观察经济周期的波动规律,可以发现,基础生活生产资料的通货膨胀持续2-3年后将往往走向实体经济衰退,盖因存在市场控盘者的风险意识和阶段性反向操作需要。此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内生性的矛盾,而矛盾具有自我压抑走向反面的本能。

   实体经济衰退后,再过 2-3年才会股市衰退,因为实体经济中撤出的资金将会涌入股市,投机推高泡沫。但没有产业部门广泛增长而支持的虚假繁荣毕竟难以维持长久。

从炒作国际资源价格飙升实现对中国产业的上游控制和利润盘剥---美国为首的财团基金持续操纵石油、铜、然后到粮食的走高。到不择手段进入中国市场推高国内资产和资本市场---谁启动了国内的猪肉涨价,然后引发了生活资料的大涨?再到配合对中国产业和企业的整合并购--从品牌到技术,从投资到流通。再到适时的唱空和未来无法避免地拉低中国资本资产市场,……

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外大资本大财团的数百年积累的商业经验、人才和谋略能力在今天的世界上是超一流的。和我们的祖先一样,他们擅长大谋略和用计,尤其拿手的是特洛伊木马计。和过去的枪炮殖民一样,在中国当前规则缺失、没人较真、没有惩罚的环境里,他们为了经济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更多的通过代理人和经济汉奸来做)。有心人真应该总结一下外资在中国常用的那些阴谋阳谋、巧取豪夺的种种手段和计谋。

外资在新兴市场的根本战略目标是通过产业收购和金融资本市场的的“化功大法”式的操纵,将新兴市场的资源、环境、制造能力、劳动力和消费能力化为自己新的财富制造机器。不唯中国如此,对其他新兴发展国家也是如此。若依中国文化来苛求其谋略之初心动机,类似于食人之魔,不必奢谈什么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操作上,外资获利方式不外乎:推高股市房市等资产市场而获利、靠政府逼迫人民币升值而一进一出即可获利、做低股市和经济然后剪羊毛、持续的产业并购而稳居各行业核心的高利润主导地位。

因此,在错误的调控政策下,外资必将在此实体经济衰退后的股市虚假高位持续的过程中获利后退出,然后做空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通过股指期货、境外针对中国的指数基金等),准备剪羊毛了,最后低价控制中国产业。

    改革开放30年了,提高开放水平不应误解成让别人来投资控制我们的市场和产业核心,而是在改革、发展、稳守本国市场主导权的前提下,努力开拓和占领国际市场,并进一步获得国际市场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主导权。

从美国捆绑外商投资自由化到原本以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WTO,就是将全球化的趋势引导到对发达国家大企业大财团有利的轨道上来。

基于这种国际战略目标的冲突和反思过去开放外商投资的种种弊端上,我们要面对现实深入检讨FDI政策。

首先要逐步限制地方上的招商引资政策,禁止外国到中国并购产业,严格监管国内大企业与外企的合资交易;其次要适度闭合国内金融市场,防止外商采取逼迫人民币升值、股指期货、通过代理人和买办学者影响国内外媒体和立法者、金融财团、地下钱庄、美国四大会计师行等办法联手经略中国股市和各产业;再次要逐步“排涝”,比如土地、广告、贷款政策、结汇、注册等方面加强对外资的限制,逐步减少外资其在中国强势产业的市场占有率,将被淹没的土地恢复为良田。

    治理输入性膨胀要和加强产业发展的国际战略结合起来。通过“走出去”战略的良好执行,到与中国政治关系良好且战略冲突很低的国家投资,收购资源及配合其他企业开拓当地市场,乾坤大挪移,可化解风险,提高外汇回报,减少贬值损失,且为20~30年后与美国“掰手腕”积蓄力量。

经验表明,宏观经济和做生意的基本要求是缓和波段,避免大起大落,保持较为平稳的持续增长,才能达到国家和企业的经济目标。企业做大甚至国际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方向,正是通过提高产业链控制能力来加强市场定价能力,或者通过不同产品、产业在周期上的波段搭配来实现财务上的平稳增长和自我自愈能力。

真正意义上的投机会大大加剧经济波动,并使得经济体坠落过深、反弹乏力。因此,投机从微观讲合理而且现实,但从宏观讲正是需要重点整治的对象。

国家应严厉打击针对基础生活生产资料的投机。必要时必须使用行政手段,控制价格稳定。通过国家补贴解决该类产业的成本问题,并尽快加大投资以加快供给来平抑市场需求。破除该类产业中首先是流通其次是生产领域的垄断也必须配套实施,以快速提高产出,缩短暴利阶段。

   基础生活资料领域包括了粮油水电气和住宅,必须保持稳定,否则,膨胀时的虚假经济增长阶段和通缩时的就业收入锐减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

   基础生产资料领域包括了能源、矿产等,目前看必须通过四面开花的国际战略加强供给。

其他产业要特别注意制造、日化、食品、电信标准、芯片、操作系统、网络系统、互联网综合应用、各种大媒体等等诸多行业中的民族产业发展偏弱的态势。

注意如何应对发达国家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和作为规则制定者、做市商的强势主导力量。

扩大直接投资市场企业供应的同时,要扶持国内PE基金,大力支持本国国民和产业资本的创新、开拓和升级,并避免从商业机会的源头上就被外资控制。

08年金融市场的变化对发展PE基金形成了有利时机:一是银行放贷的政策限制导致企业上市前的融资难度加大,二是外币输入型为重点成因的通货膨胀导致大量企业的成本优势丧失并因此导致大量社会资金撤出产业,三是股市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上市公司供给加快、解禁股票大量入市等将改变股市二级市场的资金供需格局并在降低回报率的同时增大了投资风险。

在此情况下,银行可通过非信贷的理财产品将社会资金引入回报更高而风险较低的Pre-IPO领域,扶持发展PE基金。PE基金走在前面的获得回报最高,且会形成品牌先发优势。可以预期,未来随着社会资金的流入加大和竞争者的增多,PE项目回报会逐步降低。

财经领域,要反思引进四大会计师行案、梁定邦忽悠内地股民投资B股市场案、梁锦松忽悠中投高价入股黑石导致严重亏损案、中国大型优质国企和金融机构低价发售股票导致高额国有资产变相流失案(金融机构部分约有1万亿,扣除美元本身的膨胀和合理的PE回报率,流失也在6000亿以上)等诸多错误的教训,改善国有金融资产的定价机制。

不能被动防范不良资产的产生。过去中国5万亿不良资产的形成除了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内伤原因外,更大的原因是开放后中国各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受到外企的挤压,加上在产业链中不居于核心位置,随时被主导者挤垮或甩掉从而反推成银行不良资产。企业强大的成熟国家的不良资产率当然就小很多了。

想当年,某人猛搞纺织企业压锭,然后又在国有纺服企业大面积垮台、职工大量下岗和银行大量坏账后以不可理喻的市场开放代价拼死加入WTO,最后发现加入WTO的好处都被那些挤垮、掏空国企的民营纺服企业得到了。然后是巨额的外汇储备贬值损失归到全民的头上、环境的快速污染、资源的过量开发。然后是金融领域的开放和诸多产业的重重危机,……真是融化了国民经济的基础。

目前外币信贷在逐步加大,尽管可以减轻银行压力,但境外形成不良资产的风险是难以控制的,所以要特别谨慎。

综合而言,经济工作中,无论是微观和宏观,还是要真实地分析供需和博弈情况。加大供应为主,缓冲需求为辅,打击投机。此外要遵守积极防御的思想,争取提前下手,避免被动。还要耐得住短期内逆预期的虚假现象所带来的压力以及错误见解的冲击。

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解决需要政体改革来配合,才能革除经济弊端现象的源头,转引政府体制中的不良能量用于促进经济的有益之处。

目前大部制和加强垂直化管理还只是政体改革的开始。最重要的是改变党政司法集中而横向分层的体制,变为纵向不同政治职能体系之间的制衡,取消GDP考核的行政导向,放开媒体的官员监督功能。

如此的纵向一体化及其之间的制衡,才可以解决对外不集中和缺乏团结、对内滥用权力;才能解决行政官员和司法腐败、社会信用低下和公平正义屡屡被突破的问题,政府才能把缺位的社会职能补上来,社会道德才有底线,社会风气才能好转。

    上述改变为中国企业稳定地经略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体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个人的劳动与企业的奋斗才不会浪费,并进而延续中国的经济景气周期。

 

由此我们看到提高方法论修养的必要性。

针对人群社会问题,有两条观察线:实线--社会主导性的思想见解及强势利益主体的发心愿景;虚线--多重矛盾的综合分析及多种利益的抉择把握。

从学术到决策存在必然的距离,不要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知识捆住手脚。分析、解决经济问题要首先要讲究文化上自他利益和社会共益的抉择智慧,其次要遵守历史谋略和致曲而全的善巧方便,最后才是经济学原理。正确的宏观策略一定是把大经济学和小经济学结合得很好。正如伊藤博文的名言: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不要象前苏联的经济决策者那样被忽悠、被洗脑、被收买(擒贼先擒王和斩首策略的变相做法)。

殷鉴不远,经济决策错误之反面案例可举数例,以资警醒。

2007年末,南方周末等媒体发表了反思“双轨制”的文章。80年代中,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智囊机构的某些学者幼稚地提出了双轨制,造成了至少八千亿的国有资产流失,不公平的先富导致了百姓对各级权贵腐败泛滥的痛恨,最终在党内和国际局势的影响下引发了政治动乱。

其实,80年代中启动的商品经济改革应当从全面建立各行业公开信息市场并全面推行强制性公开交易制度等入手,逐步深化到投资主体放宽、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升级,并应快速发展严格管理的直接投资和证券交易市场。

而这些书生们设计的双轨制等于挖了一个制度陷阱,以改革的良好动机和高尚旗号为权钱交易和不公平商业行为大开合法之门,严重违反了市场经济下公平竞争、依靠效率获取资源的宗旨。

但当年参与决策者,不仅在学术错误上没有被清算,他们还继续主导了“住房商品化”的决策。住宅市场因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半垄断性,价格容易被操纵,且关系到广大民生和社会稳定,国家在这个市场负有特殊的调控和供给责任。在政府未能做好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计划的条件下,一头开放市场价格,另一头却由地方政府的各级负责人和私人开发公司把持特许经营权和土地资源的供给价格。政府投入和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再加上土地部门、银行、购房人的财务杠杆使得开发公司老板无需投入过多资金,再加上国外巨量资本、国内民企老板和普通市民等的按揭炒房,再赶上中国城市化加快以及具备消费能力人口和婚龄人口的高潮,房价和地价不涨到天上才怪呢!

某些人在考虑到利关他人的问题时往往变得头脑简单,单单一条“住宅商品化/市场化”当成了问题的主要方面,而不知有其他更重要的问题。这一半吊子主意流毒至今,造成了住宅市场上地方政府职能的严重缺位和严重扭曲,导致了难以化解的房地产和金融宏观调控难题,因土地价值低估及土地付款杠杆、预售制度杠杆、银行贷款杠杆等向私人开发商的倾斜而导致贫富差距严重扩大(百富榜上靠前的多数与房地产开发有关),百姓生活压力巨大导致的社会安定风险也难以在短期内化解,其他亟需产业升级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部门因资金流向回报高的房地产部门而发展受到抑制。书生误国,莫此为甚!

  

    经济之外,我们发现人群社会产生贫富分化有其不断加剧的内在必然性:除了先天之外,后天的教育、难以合理的社会机会分配环境、先富者的财富对新商业机会的引力效应并配合贷款制度的支持也大大加剧了分化。

    以货币膨胀、透支未来为手段激发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今天世界通用的灵丹妙药。普通劳动者群体得到的是在半开发增长半泡沫催化的繁荣中看到未来也许能够持续就业和获得收入的信心,而社会原有财富格局和新增财富的分配却随着经济整体的增长而进一步加剧了分化。

    此外,行业、部门之间不平衡的因素天然地随时存在着。比如,各国的银行业和中国的房地产公司是最赚钱的公司,因为它们可以以数倍于自有资本或净资产的负债方式经营,而其他产业大多数情况下的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即便是香港的国际贸易项下,也很难超过200%。这种特许经营的模式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

调节贫富严重分化的转变机制在于:教育投入、社保投入、善法避免权贵经济,建立完善的好市场,减少不合理的暴利机会,大力发展严格治理的直接投资市场,大力发展PE基金,使得更多的大众资金有机会参与分享回报最高的商业机会,以促进社会性投资体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从而达到群众分享经济机会及其带来的增长速度。

政府在加大军费开支同时,要加大教育、社保和环保的持续投入。内需的扩大需要先减轻个人家庭理财负担。

内需的扩大要为人民币经济体服务。如何在产业进步和化解国际通货膨胀的同时,逐步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应用范围,才是更大的战略和解决之道。

要有迎接环保恶化、水资源缺乏、思想和经济战争的战略准备。

学习犹太人的方法(但不要学习犹太人的庸俗实用主义心态),打造独立的家庭文化教育体系和独立的主导性金融体系。

在经济主战场上打造好各类战略性利益主体,弥补战略空缺。要把经济媒体和教育内容的导向作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培养战略性通才和高科技人才,以本土化培养的战略人才居于核心位置,并建立为中国理念服务的以华人为主的全球人才网络。

机制!中国最为缺乏的东西,也可以说是过去种种错误和失败之源。以证券市场为例,股权分置改革后为何股市能够恢复甚至很快进入大牛市?除了宏观经济向好、国内外资金面供给加大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原有的大股东从过去掏空上市公司占主导的心态变成了往上市公司装资产而吹大股值的心态。又比如,发达国家的银行、投行、企业之间在运作具体项目或并购当中往往会将各家的长板优势结合起来,构建成一个互相支撑的铁三角,共同经略国际市场,这一点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不仅吸取日本人在国际货币政策和海外拓展领域的教训,也要在国际政治上学习日本人的经验。比如,二战后日本经济快速恢复和增长的大环境是中美苏恶斗不断,日本趁机坐山观斗、大发其财。未来30年中国还是需要避开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但在支持他国抵御美国霸权上要不遗余力,尤其是在扶持中小国家上。

由此联想到毛泽东等老一辈国家领袖不顾斯大林和罗斯福拟划江分治中国的企图而彻底解放中国的政治智慧,以及援助朝鲜越南之战中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思想,不得不感谢前辈的巨大政治遗产。

再进一步言之,中国不是中小国家,要有自己的雄心壮志和深谋远虑!作为全世界唯一长存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中国在人类社会的演进长河中背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我们不要愧对古代的圣哲,要始终持续保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的先进性。避免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因半吊子的文化思想、或误解圣贤的愚民教育政策、或偏狭短视的政治思想而不思进取,以致民族发展落后。我们不侵略别人固然好,但未能如易经所说做到与时俱进、自强不息,搞不好国际间的发展关系,未能充分发心护持圣贤文化,就无法积极防御外来野蛮文化的入侵,使得伟大文化面临没灭风险,我们同样会成为人群社会的历史罪人。

基于中国文化复兴,打破西方工商学界站在本国利益的单边经济哲学,扭转大资本家私利控盘的经济殖民秩序(美国为首的列强集团将在三四十年内走向衰弱丧失主导权,过于自私的国际战略和透支消费必然的因果),创建新的经济哲学、新的国际秩序和社会经济秩序。 

基于中国过去一马当先的生命科学(在儒道释文化包括西藏文化里),融合并迎头赶上现代科学的发展,创建新的认知科学和生命科学,树立心物一元的哲学观,哲学宗教科学三位回归一体并纳入主流教育,发扬生命平等、自主、自强和奉献的精神,培养人才,正己化人,形成实证地修养身心而使生命获得智慧解脱的社会文化导向,扭转科技生产发达后“心被物转”的社会迷失悲剧,引导个人和社会步入福慧增长的良性循环的正途。

人群社会内及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失衡到平衡的循环、演进是无有终止,永远如此。相对的世间法中,七分天命,三分人事,概莫如此。冥冥定数之中,却也全非宿命。高明者标本兼治,从根本上着手对社会潜移默化。各依缘分而发心尽力,但求无愧,而成功不必在我。

另一方面,若因此而完全拘于相对性的问题,则必然随波逐流、无有了结之时。要有向上一路、跳出相对,依出世间法的智慧,于无数的相对矛盾和不自由中获得圆满解脱。

这才是民主与科学的真义!易曰:弥纶宇宙、范围天地而不过,此之谓欤!

                                              2008年2月29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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