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向主流经济学宣战》简本（下）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向主流经济学宣战》简本（下）　　柳欣教授 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 二零零六年一月　　　　

原本 人民出版社2006版　　　　

 

第八章 中国经济：资源约束还是有效需求约束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来自于技术进步，从而评价经济增长的指标应当是反映技术进步的实物指标，但是，许多的实物统计指标并不能充分地反映技术水平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潜力，因此，对技术的发展、评价和与国际比较可能会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但这种努力是应该做的。如何评价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呢？如果按照人均GDP衡量，中国目前1000多美圆的水平在世界上是相当落后的，比发达国家要相差20多倍，但这却和中国的“世界工厂”、或者是“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不相称的。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中，已经使基本消费品的生产技术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在这方面跨越了半个世纪，目前中国在主要消费品的产量上都已经位居世界前列，除飞机制造业之外，所有主要工业消费品的产量都可能在未来的5年内位居世界第一。在这些消费品生产的技术水平上，中国已经达到了国外90年代或90年代初的水平，比如代表现代消费产品的汽车生产技术已经可以达到出口的水平，本世纪才发展起来的代表家电行业技术水平的“平板电视机”的产量已经超过日本，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其技术水平只是落后于国外约5年一代升级换代水平或紧跟国外水平，而在数量的扩张上却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在机器设备制造上，发电、冶金工业设备的制造已经基本国产化了，机械和纺织设备的技术水平接近国外90年代的水平。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如制药、生物技术、高端电子产品技术等领域，与国外的差距比较大，但至多落后20年，而且这些技术目前有许多还都没有进入消费领域或国外的基本消费领域，如果用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为例，中国在未来的10年时间中就有可能在这些领域接近目前国外的水平。　　

上述对中国目前技术水平的评价可能是乐观的，但你只要从国外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认可程度看就知道它已经远超出人均GDP1000美圆的水平了，中国不仅是一个大国，而且正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也正是因为这种技术的发展，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25年前，中国只能说是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与现代技术所产生的消费几乎无缘，但在今天，大多数的城市家庭和部分农村家庭已经能够享受到这些现代技术所带来的消费，在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人们的消费水平已经接近国外的水平，无论是高楼大厦、交通和娱乐设施，还是居住条件和生活用品都与国外相差不多，人们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梦想都已经成为现实。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对邓小平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成功检验。　　

许多人一定会说，上述说法太片面了，至少存在两个重大缺陷：　　

在技术水平的分析中漏掉了目前我国消费品生产的许多关键技术是在跨国公司手中，比如汽车的发动机和设计、配件的知识产权是外国汽车公司的，这里要讲GNP而不是GDP。　　

另一个问题是，上面讲的只是一部分人和几个大城市，那么总体的人均消费水平怎么可以不考虑呢？　　

对第一个问题这里当然不否认，想要辩解的是，国际上评价各国的技术水平和国力时都采用、或首先采用GDP而把跨国公司包括在内，美国的GDP中也包含着大量的中国移民创造的财富和技术。　　

这里想要详细讨论的是第二个问题，即我国人均GDP、人均产量和人均资源与国外的比较，而这种“人均比较”的方法正是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出发点和基础，我们上面的分析实际上也只是粗略的描述而不能构成对我国目前技术水平的准确评价，其目的正是为了与这种“人均比较”的方法进行争论，因为这种“人均比较”方法的后面经常隐藏着新古典的资源约束，许多经济学家通过这种资源约束把生产函数作为研究的基础，而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对于技术进步的分析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特别是当他们采用国民收入核算统计指标来讨论这一问题时，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们在前面曾多次使用这样的词句，中国现在的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是人们20年前、甚至10年前所想象不到的或只是梦想，这些人里当然包括经济学家和他们所做的预测模型，不要说20年，你只要把10年前或1995年前的预测报告拿出来看一下就明白了，这种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思路做出的预测报告和分析与实际的差距是何等之大，经济学家采用这种“人均比较”的方法来计算中国的人均资源，然后再用中国以前的统计数据计算投资的生产率和可能的增长，当然还有国外的统计资料的回归检验，这些研究方法并没有错误，但是当把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套到这种方法上时就坏了，因为主流经济学中根本就没有技术进步，其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完全是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数据测算和估计的，对国外统计资料的回归检验更是靠不住，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第二个国家在人均GDP为1000美圆时达到中国现在的技术水平，美国在人均GDP1.5万美圆的1980年也没有达到中国现在的技术水平，因为现在中国大多数消费品的生产技术都是90年代才有的，比如代表高科技的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而按照这种主流经济学所做的“人均比较”分析只能是讨论资源约束，一会儿这个瓶颈，一会那个瓶颈，使人们无所适从。　　

资源当然是重要的，但技术进步更重要。目前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约束是粮食生产和能源，但是，日本在70年代末就把农业劳动力降低到15%以下（70年代农业的生产技术肯定远低与现在），在人均耕地面积小于中国的情况下做到了农产品的基本自给，日本在几乎没有多少原油储量的条件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工业。可以说，除了粮食生产和能源外，现代技术的发展和消费品的生产几乎不受资源约束，更不受投资和资本的约束，因为新古典理论中的资本是假的或根本不存在，中国如果掌握了机器的生产技术，当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比如5年）生产出美国的所有机器，中国在上海的外滩用了5年的时间建起了可以和美国纽约曼哈顿相比的高楼大厦，这就是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当然不能按“人均比较”来算，更不能用美圆或人均资本来算。　　

关于技术进步，我们前面谈到的分工原理是有用的，分工是人们头脑的分工，在同等的条件下，人越多，技术进步的速度越快，这里当然不是人均原理，而可能是几何级数。中国有13亿人，目前在校大学生的数量接近1500万，已位居世界前列，还有几十万的国外留学生，美籍华人在科技领域的贡献足以表明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中国技术进步的潜能是难以估量的。当然，中国的高等教育还不发达，人均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很低，但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把只有初中程度的劳动力投入在高科技的生产线上，比如手机和家电产品的生产都只是使用文化程度很低的农村劳动力，只需通过不到1个月时间的培训即可上岗操作。13亿的人口所产生的市场规模实在是太大了，任何一种产品被发明出来都可以在国内成亿的复制。　　

未来的技术发展是难以预测的，但对于现有技术的应用却是可以预测的，这就是“复制”，这种复制的速度有多快呢？我国手机的产量可以在5年中从1000多万增长到1.4亿，轿车产量的增长率在2003年超过40%（上半年为89%），如果手机和汽车的产量都可以这样增长，那么还有什么工业消费品不能这样增长呢？中国已经掌握了几乎所有基本消费品的生产技术，且不说技术发明，只是现有技术的应用对于13亿人口来讲就具有无限的潜力，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有效需求问题　　

上述分析所要表明的是，中国当前所存在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资源约束，也不是技术约束，而是有效需求的约束，这种有效需求的约束造成了中国经济目前的严重困难局面。　　

我们前面所表述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当前的中国经济中是再明显不过了。目前，超市里的所有产品可以说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但中国有几亿农民根本买不起这些产品，成市里的下岗工人也买不起这些产品。那些制药厂生产的粉末当然想生产多少就能生产多少，而且几乎没有成本，但老百姓竟然吃不起药。每年毕业的高校生有300多万，师范院校毕业生就有几十万，但农村的许多孩子上不起学，大多数只受过初等教育。中国现在可以生产“奔驰”、“宝马”这样的世界高级型轿车，但几乎所有的拖拉机厂都面临严重的亏损乃至倒闭，几亿农民依然在采用几十年前的手工操作方法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在目前有几亿人没有消费到超市里的那些产品的情况下，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却下岗了，而基本消费品的增长率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而且许多产品的绝对量都在下降，同时却把占GDP一半的基本消费品用于出口，因为国内的老百姓买不起这些产品。在存在几亿农村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工业化和成市化的速度却放慢了。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在广东和陕西出现过厂家销毁牛奶以维持牛奶价格的情况。而上述例子已经足以说明目前我国所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严重程度。　　

导致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直接原因是1991-1996年的高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这使我国在1997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对于这种经济衰退的严重性、特别是产生的原因，在当时几乎没有被经济学界所认识到，这反映在1998年初所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1997年，当名义GDP增长率从1994年最高的35%下降到8%时，经济学家们都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实际GDP的分析思路认为通货膨胀终于消除了而实现了“软着路”，并依此制定了1998年实际GDP增长8%的规划，但到了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出现严重下滑时，人们才开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大幅度降低利率及准备金比率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而对于这种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解释却归之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人们消费偏好的改变，还有许多文章把原因归之为国有企业的效率不高，但却很少有人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当1998年实现了实际GDP的8%增长率时，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经济只是产生了不太严重的“通货紧缩”，因为物价水平的下降并不是很高，而且认为所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了成果，通过这些政策就可以度过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　　

然而，1999年，这种经济衰退的严重性充分表现出来了，尽管采取了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名义GDP的增长率依然下降到4.3%，或物价水平下降了2.8%，虽然实际GDP的增长率超过7%，人们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99年，全部国有企业净亏损200多亿，许多行业和部门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50-60%，大批的工人下岗，整个商品市场出现了全面的需求不足或生产过剩，商业银行也出现了大量的坏帐。这使人们不能再按照以前的8%实际GDP的增长率来考虑问题了，经济学界开始把通货紧缩作为讨论的热点，但经济学家们的讨论所得到的一致性结论却是想方设法使用一切手段扩大总需求，并借鉴了国外所有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力图挽回局面。这些政策包括，加大政府的财政支出，不仅增加投资，而且大量增加转移支付来增加消费，这些支出不仅包括通过投入大量的社保基金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每年的增长幅度达30%），以扩大消费；在货币政策方面，存款利率降低到2%以下，准备金比率继续下调到6%；同时，加大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降低利率、增加投资、清理不良资产等手段使他们能够转亏为赢；出台各种方案刺激社会消费和投资的增加，其中包括拉动股市，一方面为国有企业筹措资金，另一方面期待提高“财富效应”增加消费；在产业政策上，一方面鼓励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房地产开发，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劳动服务业的发展以安置下岗职工。　　

这些政策在2000年随着出口的大幅度增加（出口增长率为27.69%）似乎取得了成效，通货紧缩被遏止了，实际GDP的增长率超过8%，国有企业的赢利状况也出现好转，在随后的2001和2002年，价格水平开始回升，投资和实际GDP的增长率也开始上升，许多下岗工人被安置到第三产业重新就业，统计数据似乎显示出已经度过了难关，形势一片大好了，经济学家又可以讨论如何根据8%的实际GDP增长率来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在这期间，许多经济学家对8%的实际GDP增长率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和经验检验，得出按照生产函数计算的我国潜在实际GDP的增长率为8%，这个8%的实际GDP增长率大有象美国3%的潜在增长率那样写进教科书中的趋势。在2003年和2004年，投资和GDP的增长率开始上升，通货膨胀率一度超过3%，经济学家吸取了90年代的经验，大多数人认为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在经济学家“过热”的呼声中，政府采用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这些政策在2005年取得了效果，投资和通货膨胀率都显著下降，实际GDP的增长率重新向8%贴近，格林斯番90年代按照3%的增长率调节美国经济的成功似乎在中国再现了，经济学家也似乎要长期按照8%的增长率使中国经济步入稳定增长的轨道。　　

这种8%的增长率和从199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是使我们摆脱了1997年以来的经济衰退和使经济步入稳定增长的轨道呢？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从一系列统计指标和当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来看，自1998年以来的基本稳定在8%的增长率可能不是稳定增长，而更大的可能性是出现了类似于美国70年代和日本自90年代以来的“滞涨”，而且这种滞涨的程度可能还是比较严重的，这正是我们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　　

自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极为复杂的问题。首先是失业率上升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大大降低。　　

我国城镇失业登记率近年来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名义GDP和实际GDP的增长率虽然都在提高，但失业率却上升了，而且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失业率也逐渐上升，这种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关系可以用就业弹性来表示，其值反映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　　

从我国就业弹性变动的趋势，可以明显看出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就业弹性显著下降，目前我国总体就业弹性仅为0.08（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大约是0.3～0.4）。另一个反映就业的指标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在我国经济高增长的1991-1996年，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都超过1000万人，但从1997年后，这个速度大大降低了，在1998-1999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2000年后虽然开始上升，但每年转移的劳动力都在500万以下。从1997年至2004年的8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只降低了1.4%，这比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时期1年的速度都低。这种高增长、低就业或名义GDP的增长率与就业的负相关关系是“滞涨”的典型特征。　　

第二，如前所述，由有效需求所导致的经济衰退产生于过高的资产值和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我国1991-1995年平均的投资增长率超过40%，最高的1994年达到了62%，这使资产值大幅度上升，而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1997年的经济衰退。自1997年以来，这种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加严重了。在资产值方面，自1997年以来，虽然投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但资产值上升的比率却超过投资的增长率，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很少破产使原有的资产值没有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投资更多地转向房地产、高科技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股市的大幅度攀升也使企业通过并购直接增加资产值和利润，这导致了1997年以来折旧在GDP中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而且继续上升。如统计资料表明，从1997-2001年，折旧在GDP中的比重继续上升，如果考虑到房地产投资的比重上升和折旧率只是机器设备的1/3，则资产值上升的幅度要高于折旧的变动。同时，工资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继续下降。　　

在收入分配方面，自1997年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趋势，由基尼系数所表示的收入分配一直呈上升态势，由1997年的35.98%上升到2000年的40.66%，2003年跃为45.8%，六年间上升了近十个百分点，这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而与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拉美国家相近。在金融资产的分配方面，2002年中国8.6%的富户占有60.47%的金融资产。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导致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持续走低，2000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是48.01%，接下来的2001-2003三年中，消费倾向分别为46.55%，45.30%和43.35%。消费需求的不足也正是我国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前面在讨论美国70年代的滞涨时表明，在经济已经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的条件下，资产值的继续上升和工资在GDP中的比重继续下降是滞涨的主要特征。　　

第三，自1997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同时，产业结构的发展出现了畸形化的趋势。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除了对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构成影响以外，还引发了对不同行业商品的需求状况的变化，由此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工资总量对GDP的比重继续下降的条件下，有些行业的工资率却大幅度上升，如房地产和金融业以及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大幅度上升，在整个消费需求和消费支出下降的同时，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却在持续上升，这就导致了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严重地向高收入阶层倾斜。　　

自1997年以来，在主要消费品生产的第二产业中，房地产、汽车、通讯和一些生产高档消费品的高技术产业的增长率和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虽然基本消费品的产量有所增加，但这些产品在出口产品中占有绝大的比重，而出口的增长率则远超过GDP的增长率，为GDP增长率的2-3倍，在进口的消费品中几乎全部是高档的奢侈品。第三产业的增长率也大大超过第二产业，并且分化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工资率极高的金融保险、影视广告和娱乐、体育等行业，另一部分则是工资率极低的劳动服务业，这明显地表现出与收入差距过大所形成的需求结构相适应的倾向。　　

可以说，目前我国这种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严重向高收入阶层倾斜的倾向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富人经济”，而这种富人经济会导致收入分配和需求、产业结构的恶性循环。由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高，则使消费品的生产向高收入阶层消费的行业转移，这就使这些行业的工资率大幅度上升，从而产生更多的富人，增加的GDP会在富人圈里循环。但问题不只是如此，由于高收入阶层所消费的往往是房地产和具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高科技产品，这就使投资大量涌入这些行业并形成更高的资产值，这种高资产值和高工资必然使其它行业的需求和就业逐渐减少，造成结构性失业，同时使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群体逐渐被排斥在新技术产品的消费之外。目前这种态势在我国经济中的发展是特别需要注意的，自1997年以来，在GDP超过8%增长率的条件下，不仅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速度大大放慢，农民的收入增长率严重下降和贫困人口增加，而且城市中的下岗职工和部分再就业的职工收入水平也在下降，这些人有被经济增长“边缘化”的趋势。　　

这种由有效需求问题导致的严重的结构失衡造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处境，提高投资和名义GDP的增长率将会使资产值大幅度增加和收入分配继续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如2003-2004年投资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带来的是投资商把增加的银行贷款一股脑地扔向了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从而严重加大了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物价指数的上升也使决策者采取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加以抑制，但是，要保证8%的增长率又必须保证一定的投资增长，谁又能保证这些投资不投向房地产业和汽车行业呢？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讨论了1997年后我国经济中所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与美国70年代滞涨中出现的问题和特征是非常相似的，这是不是说明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并不是在稳定增长，而是遇到了严重的滞涨或与滞涨相类似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上述问题正是导致目前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超市里的产品许多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买不起，而同时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又失业了呢？因为资产值太高而工人的工资太低，这使得企业按照成本收益计算无法扩大这些产品的生产。举一个例子，自1997年以来，我国住房成本中每平米建筑成本几乎没有变动，一直维持在700元左右，但由于地价的大幅度上涨使住房价格成倍的上升，老百姓怎么可以买得起房子呢？老百姓为什么吃不起药呢？因为药已经变成了奢侈品，富人可以出得起比穷人多几倍的价钱，药厂要根据这种需求来生产和定价，在竞争中其开发新药和审批成本、销售成本及工资都已经大幅度上升了，即使按照成本定价穷人也买不起，医药管理部门怎么也要根据成本来定价吧，连续17次的药品降价和整顿医药市场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目前高校的学费和生活费之高连普通的城镇家庭都难以负担，更何况比城镇居民收入低2倍多的农村家庭和贫困家庭呢？近年来我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但这些出口产品的生产却是依靠农民工和乡镇企业极低的工资换来的，他们的工资根本买不起这些产品。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的农民工靠他们极低的工资是不可能在城市里生活的，他们怎么可能迁移到城市中来呢？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根本不是资源和技术问题，因为那些下岗工人和农民工完全可以生产这些产品，而所有这些产品也都是他们生产的，是有效需求出了问题。　　

我们在前面讨论市场经济时特别强调，这种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的严重性是人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的，市场经济是一个竞争的游戏或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则可能使它不再是游戏了，而成为对金钱的争夺，成为“货币拜物教”，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就存在着收入差别，当经济衰退而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时会使一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如果这种贫富差别逐渐扩大而产生两极分化，则可能使一些人群陷入贫困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在我国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自1997年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已经使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因此，对目前所存在的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三农问题和农民工等问题必须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以避免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对目前有效需求问题所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案进行深入的讨论是非常必要的。　　

对1997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反思　　

上述对有效需求的分析在主流经济学中是根本找不到的，如果说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资源约束和资源配置问题，经济学家还可以根据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来联系中国实际，如果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主流经济学家或许还能根据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告诉你，只要把所有的市场放开就行了，实际上，这些政策建议只是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而不是根据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这些经验还是有用的，从而经济学家在进行市场化的改革问题上还可能懵对了。但是，就我国当前所遇到的这种有效需求问题则是与主流经济学在理论和观念上根本对立的，主流经济学把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完全解释为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并按照这种思路去寻找和归纳统计资料和进行经验分析，以此来作为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可是这种总量生产函数却是根本不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主流经济学按照其思路对经验的归纳分析完全是错误的，日本自1989年以来实行了几乎所有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实验，但却使日本经济至今停滞了16年，其巨额国债已经使日本经济在短期难以走出困境。美国和英国是依靠强烈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才摆脱了70年代的滞涨，而这种政策在中国是根本不能实行的，我国根本无法忍受象美国和英国采用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80年代初的严重经济衰退。我们根本不能再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经验分析行事了。　　

让我们从实际GDP为8%的增长率的制定来分析经济学家的思路。实际上，前面所分析的当前中国经济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都被8%的增长率掩盖了，难道经济学家不知道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中出现的上述问题且越来越向严重的方向发展吗？当然不是，经济学家知道所有这些问题，而且知道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产生于8%的增长率，因为这种8%的实际GDP增长率是根据生产函数算出来的，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和中国资源约束下最大可能的增长率，它可以使中国经济10年翻一番，其它的问题可以通过其它方法来解决，比如深化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正是这种思路，使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都围绕着8%的实际GDP增长率进行，因为这是所能实现的最大可能的经济增长，从而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国力，一旦经济增长率低于8%，所有其它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实际产量增长率的下降会使我们无法进行“帕累托改进”（即通过实际收入的增加来调节人们的利益关系）。那么实际GDP的增长率为什么不能超过8%呢？因为这会受到资源约束而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当然不是好事。　　

然而，当你向经济学家发问这8%是怎么来的，相信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够拿出任何生产函数的证据来说明他的计算，也不可能举出任何资源约束的证据来说明这是我国最大可能的技术上的增长率，因为这种技术上的生产函数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所能依据的只有一点，即根据我国80年代以来的经验，当经济增长率超过8%时，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上就出现了通货膨胀，从而倒过来推论8%是最大可能的增长率。当然，中国经济学家用“生产函数”进行的这个8%的计算是世界上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或认可的，而且对中国能够保持8%的增长率大加赞叹。我们前面的分析表明，这种8%的增长率只是由货币供应量所决定的数据，它根本不能表明任何实物和技术上的含义，只是与其它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一起反映有效需求问题。如果说格林斯番按照美国100多年的经验统计围绕3%的增长率调节经济还可能懵对了，那么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仅仅根据我国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经济周期的经验就按照国外经济学家的方法进行经验归纳，其懵对了的可能性就太小了，它完全懵错了。　　

我们前面对经济发展理论和日本、韩国的经验分析表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建立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稳定的名义GDP的增长率，以促进我国的货币化过程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24%，每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达到1.7%，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名义GDP的增长率达到28%，每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是1.4%，我国的台湾地区和其它东南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都超过20%。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快的时期是1991-1996年，其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25%，而且成功地实现了引进外资而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这些经验都说明按照8%的增长率调节经济是没有依据的。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高增长时在统计上是通货膨胀，其实际GDP的增长率只有7%左右，我们制定8%的增长率是参照了这些统计数据的，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在使用这些数据时，为什么不想一想所有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超过其实际GDP增长率1倍以上的通货膨胀率才得以取得高速增长的，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已经禁止了人们这样去思考问题，它告诉人们的是美国70年代通货膨胀的罪恶。　　

人们会问，你难道不怕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难道不是经验事实吗？这里要反问一下，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在高速增长时期的统计上就是通货膨胀，而且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为什么并没有人严厉指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呢？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能够长期容忍这种通货膨胀呢？因为这种稳定的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的货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它根本就不是通货膨胀，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汇率一直在上升，日圆的汇率可以从360日圆对1美圆上升到最高的70日圆对 1美圆，这怎么可以说是存在着通货膨胀呢？克鲁格曼在前些年给日本出的主意就是制造通货膨胀，但日本按照这个主意加大国债的发行和财政支出竟然没有制造出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真的象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定义和分析的那样，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过高的货币工资引起的，那么这种通货膨胀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是再好不过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将提高农民的收入，消费品价格和工资一同上涨将解决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但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2003-2004年的价格水平上升或名义GDP的增长只能带来土地价格和资产值的上升，这使农民和工人的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中下降而造成更为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这种物价指数的变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只能结合其它宏观变量进行分析，而决不是简单的通货膨胀。我们害怕通货膨胀是因为1988年出现的“抢购风”和1991-1996年后经济衰退的经验，但这些经验是从来没有被真正说明过的。　　

经济学家对8%的实际GDP增长率的分析是如此，对于国民收入核算其它统计变量的分析和使用也是如此。在讲台上，经济学家按照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告诉学生这些变量是生产函数，他们采用这些变量进行生产函数的测算和提出政策建议，并对经验分析进行讨论，但是，这种根本不存在的生产函数是不可能应用的。实际上，经济学家对这一点是知道的或能领悟到的，特别是那些从事实际经济发展计划制定和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家更懂得这一点（那些官员对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授是不屑一顾的，虽然是教过他们的老师），财政部在制定税收计划时清楚地知道名义GDP增长1个百分点税收会增加多少，他们知道在1998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5%时通过增加1500亿国债支出可以使GDP（当然是名义GDP）增长率达到8%，他们也知道怎样调整企业的财务收支可以使国有大中型企业在3年解困，怎样调整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来减少不良资产，在调整这些数字时肯定没有把它们中的资本真当作机器和其它变量作为实物，可以说，他们在使用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数据这些名义变量来进行计算和制定计划和政策，而且根本不考虑任何技术上的生产函数。但是在观念上，他们依然是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奴隶（凯恩斯，1936年），他们根本不可能摆脱几代经济学家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思路所进行的大量的经验统计分析和研究（经济学教授在这里有用了），因为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虽然没有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甚至没有真正的货币，但是有一套观念体系（唯一的一套理论体系）能够把所有这些统计数据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和进行经验检验，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可以告诉你由几代经济学家对世界上所有国家所做出的经验归纳，这是实际经济管理者所不能做到的，他们必须参照这些经验。当然，经济学家在告诉你这些经验时，是告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并告诉你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实际经济管理者似乎也只能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但如果这种理论错了和对经验的归纳是错误的，对政策的选择就可能偏向于错误的一方，而且在中国这样的具体条件下，经济学家根据美国的经验所提出的正反两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完全可能都是错误的。　　

在1997年我国经济开始衰退时，政府选择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图通过提高总需求来调节经济，力保8%的经济增长率，这种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使经济不至于陷入严重的危机状态。但是，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正是导致了如上所述的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因为这种政策并没有解决造成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即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而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这使目前我国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更为严重。　　

我们前面对美国在70年代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所导致的严重滞涨问题进行了分析，表明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发达国家没有成功的经验而只有失败的教训，但同时也表明，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对经济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和对货币金融体系的直接调控实现经济的货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因此，对我国1997年以来所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能一概否定的，最简单的道理是，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不可能忍受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且也不应该减弱政府的宏观调控，我们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宏观经济管理和政策来度过经济衰退。但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必须把解决当前经济中存在的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作为核心，而不是一味地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把经济增长率固定在8%，然后对于当前出现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使其在总体的方向上偏离对有效需求问题的解决。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对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里完全有理由说，1997年以来所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以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思路为基础的，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只有总需求，而没有有效需求，没有资产值与收入分配的分析，而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对于1997年以来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讲，其最大的失误是通过采用提高资产值的方法来力保8%的增长率和使企业不破产。前面在讨论经济周期和滞涨问题时表明，市场经济自动调节有效需求问题的方法就是通过企业的破产自动调节过高的资产值与收入分配，因为产品生产过剩和市场需求不足的原因就在于企业的资产值过高和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太低，这使工人买不起企业按成本定价的产品，从这种角度讲，只要企业的资产值不下降，资产值对工资的比例过高的状况不改变，工人是永远买不起产品的，反过来说，只要工人买不起产品，企业一定要破产，这种破产会使企业的资产值跌到工人的工资可以买得起产品的程度，比如住房如果按照建筑成本每平米700元的价格出售当然会全部卖光。而通过提高资产值的方法保证8%的增长率和企业不破产只能在短期内有效，而在长期只能使有效需求更为不足和企业的经营更加困难。　　

这一点可以通过我国1998年之后国有企业如何从亏损转为赢利得到说明。在1998和1999年，由于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使我国国有企业全面亏损，那么这些企业如何在不降低资产值的条件下实现扭亏为盈的呢？一方面，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提高了总需求，如增加政府的财政投资和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使需求上升，同时，通过大幅度降低利息率的货币政策使企业的成本下降；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采取了“债转股”的方法降低企业利息成本，同时通过资本市场为企业融资进行技术改造。这些政策在2001年就取得了成效，国有企业开始扭亏为盈。这些政策对于保住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重要的或必要的，但是，对于有效需求问题来讲却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有企业的扭亏为盈一方面是由于基础产业和房地产投资的增加拉动，使基础产业部门的国有企业需求和利润增加，但这也使整个经济中的资产值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基本消费品产业的国有企业全面转产，通过设备更新而生产更高级的消费品，在这一过程中，设备更新投资的增加使资产值进一步提高，同时由于技术转变使原有的工人大量下岗，国有企业已经基本退出了基本消费品的生产领域，这些基本消费品的生产已经转向工资更低的乡镇企业，这使消费品工业工资成本在成本中的比重在已经很低的情况下进一步下降，这必然使基本消费品工业的需求更加不足。实际上，2000年之后我国基本消费品工业的增长主要依靠出口的大幅度增加，因为乡镇企业极低的工资是不能保证这些产品的需求的。更为严重的是，许多的国有上市公司企业是直接通过资本市场的资产交易提高资产值而获取利润的，如根据统计资料，上市公司非主营业务的收入大幅度上升，资产值也大幅度提高。这种资产值的上升和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下降，势必使有效需求更为不足和企业的经营更加困难，如目前在整个经济增长率上升的同时，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是最慢的。　　

国有企业不破产是情有可缘的，但自1997年以来非国有企业也很少出现破产的，它们抓住了总需求扩张的机遇，全面提升产品的等级来迎合高收入阶层的需求，房地产投资、计算机网络和通讯、号称高科技的营养品和药品的生产等，不仅提高了资产值，而且大幅度提高了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而创造出需求，基本消费品工业则只能依靠政府的“出口退税”政策增加出口，实际上基本消费品生产面临需求的全面萎缩。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决不意味着否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发展高科技领域和加强技术创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国近年来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所带动的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实际上也起到了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作用，但问题是，这种高科技产品的发展不应该在高收入阶层中循环，不应该总是“资本密集型”的和卖如此之高的价格，这只会使资产值更高和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这使高技术产品很难扩散到更多的人群，企业也只能不断地更新换代，而且这种“资本密集型”的生产会减少就业。　　

对于1998年以来的消费需求下降，经济学家大多都是从总需求而不是有效需求的角度进行解释，这种需求不足是由于工资在收入中的比例下降和农村收入增长过慢造成的，但按照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分析，似乎只要提高消费支出而增加总需求就可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政府采用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包括降低利息率、通过股市的财富效应带动消费、大规模增加房地产按揭贷款等方式刺激消费，这些刺激消费的政策虽然在短期可以增加消费支出和总需求，但并不能提高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而且使资产值进一步提升。按照前面的理论分析，在市场经济中是不能让富人高消费的，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自动调整的机制来限制富人的消费，因为富人的消费越多，他们的收入就越少，但近年来在我国的情况却是，富人的消费越多，他们的收入就越多，因为富人的消费支出只在富人圈里循环，并且造成工人的工资收入更低的状况。　　

目前在我国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富人挣钱太容易，而他们花钱又太大方，这是极为不正常的。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从1999年，政府为了增加总需求连续3年通过财政支出大幅度地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以提高消费需求，这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提高总需求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趋势是明显的，因为当经济增长率超过8%时，这种政策才取消。这种转移支付的方式能不能提高总需求呢？这种政策在短期当然可以增加消费支出和扩大总需求，但在长期对有效需求的影响是极为不利的。按照前面我们对货币量值生产函数的分析，在我国GDP增长率一直在8%左右的条件下，如果工资总额不变，则工资率的上升必然要减少就业或带来失业。由于公务员工资的大幅度提高，虽然使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有所上升，从统计资料看，1999年后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基本稳定，但主要是由于公务员的工资提高造成的，如果减去公务员工资的提高，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是在不断下降的，这显然不利于改善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公务员工资的增加是带动了消费，但却不能带动就业，因为公务员工资的增加只能来自国家税收，而税收又来自企业，从而加大企业的成本，企业虽然增加了产品的销售，但却不能提高工人的工资和增加就业。而且公务员并不属于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支出可能更多地用于购买“高科技”产品，这对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不利的。用最简单的话说，假设其它条件不变，则为公务员长工资必然使失业增加。　　

这种分析可以用于其它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法调节总需求的政策。当然，在面临严重的失业情况下，政府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对低收入阶层进行补贴是绝对必要的，但必须知道这种政策并不能解决有效需求问题，有效需求问题的解决依赖于降低企业的资产值和提高企业中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就业，而不是靠社会保障体系和转移支付。近年来，政府采用了一系列政策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比如征收利息税、进行大量的转移支付、包括最低工资法和进行各种价格、住房补贴，可以说对这一问题是极度重视的，但取得的效果却不尽人意，因为这些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调节有效需求、从而调节收入分配。　　

对三农问题也是如此，光靠各种修修补补的政策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如果不解决有效需求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在农村实行全面的货币化，而这些都依赖于名义GDP的高速增长，三农问题正是由于自1997年以来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城市化过程大大放慢造成的，而目前的结构性失调又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货币化向农村发展。　　

自1998年我国失业开始大量增加以来，经济学家一直按照教科书原理异口同声说要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增加就业，这种劳动密集型行业就是第三产业或劳动服务业，它具有较高的就业弹性。各个地方政府也以安置下岗职工为由出台各种政策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使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大大加快。从有效需求的角度看，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等行业是高收入阶层的需求带动的，并产生更高的收入，这些收入只在高收入阶层中循环而不会增加就业。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是不是起到增加就业的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特别是它可以解燃眉之急。但这种劳动服务业是否真的就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能够改善目前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在前面对有效需求的讨论中对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教条提出了否定，现实中并不存在用价值单位计量的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划分。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斯密就提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李嘉图也与马尔萨斯就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其含义是必须通过资本积累增加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劳动，而减少那些由地主或封建贵族所豢养的仆人等非生产性劳动。显然，目前对于我国的工人和农民来讲，他们更需要的是消费品而不是服务，目前的第三产业并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是低工资行业，而且许多是为高收入阶层服务的。虽然象前面提到的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模型那样，服务业可以通过转移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需求，但这却是以高收入阶层有更高的收入为前提的，从而并不能增加有效需求，很明显，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对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改善有太大的帮助，而且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容易带来货币拜物教，形成对低收入阶层的歧视，这在发展“第三产业”时是需要注意的。　　

同样，在对外贸易问题上，经济学家也按照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资源禀赋说，提出根据比较利益原则我国要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同时可以增加就业，但目前我国的出口每年以超过GDP增长率1倍以上的速度增加，但有效需求不足状况并没有改善，近一半的GDP出口换回来的只是供富人消费的奢侈品和面临贬值的大量外汇储备。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如果照搬过来肯定会出错。　　

上述问题使目前我国经济出现了各种恶性循环的怪圈，增加投资会在房地产和富人圈里循环，增加信贷则会继续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而使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增加，提高人民币汇率又可能使出口减少和失业增加。从2003-2004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周期变得越来越短，即一旦放开投资和信贷，房地产投资就大规模上升，这会使已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更为严重，而要解决农村的城市化和失业问题又必须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使宏观经济政策遇到了两难选择。对于我国经济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和政策上两难选择，在主流经济学中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采用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甚至对这些问题都无法分析，因为这种生产函数的思路与有效需求问题是对立的，即越按照资源约束的方法去调整这些问题，有效需求问题就会越严重。　　

由于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逐渐拉大，近年来，在学术界开始讨论“新自由主义”问题，其背景正是由于拉美国家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而导致目前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出现了贫民阶层的严重社会问题。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倾向是特别值得警惕的，因为在经济衰退时特别容易产生工人、农民的收入水平下降而引发社会问题，这种拉美化正是马克思针对1825年英国经济危机后出现的贫困化的分析，而且这种贫困化会带来“货币拜物教”、“劳动异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就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后果。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当出现经济危机时采用经济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必然会导致这种贫困化的严重后果。在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也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反对新自由主义倾向和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我国经济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造成的，如果按照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思路而盲目地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也会导致滞涨和当前我国经济中产生的这些问题。因此，目前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绝不意味着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产生疑问，我国目前经济中所存在的问题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货币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政府强有力的宏观经济管理加速我国的货币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就目前我国经济所遇到的问题来讲，最主要的是资产值过高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而使本来就不健全的货币金融体系难以运转，这必须依靠政府的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调节。只要我们抛开主流经济学的观念，按照有效需求分析的思路重新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我们就可以找到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方法。我们这里正是要从有效需求问题出发，对当前我国经济的运行和问题进行分析，以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第九章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　　

我国经济货币化进程的简单回顾　　

自1980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经济的货币化过程中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产出的增加、技术进步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都离不开经济的货币化，我们前面采用了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一词来讨论这种货币化过程，1997年出现的经济衰退直接联系到这种经济的货币化过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经济波动具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在讨论当前我国经济问题之前，对我国1980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简单的回顾。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1978年前，我国在就开始在农村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0年已经在全国推广。工业企业的改革是在1980年左右开始的，从1980年到1984年，占全部经济76%的国有企业（其余为集体企业）实行了利润分成、利改说、承包经营及资产经营责任制等方式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和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的利润刺激，上述方法的共同点是，企业在获得的利润中可以得到一部分作为企业管理人员的收入以及增加工资，这种方法有些类似于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体制改革，只是步子迈得更大一些。但外部条件的变化使这种国有企业改革的性质逐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它完全不同于苏东的改革了，这种外部条件的变化就是经济的货币化。　　

首先是自1978年农村改革以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的提高，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增长率大幅度提高，1984年的粮食产量比1978年增长33.6%，年均增长4.95%，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则均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农村的人均收入也由1978年的191.33元增加到1984年的355元，增加了85.5%，年均增长14.25%，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中，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的是通过农产品的收购，加上1982年国家财政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使得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长。从1980年我国逐渐放开农产品市场，开始了商品流通领域的改革，农副产品进城以及私人长途贩运使非国有的农村市场和城市中的农副产品市场逐渐建立，到1985年，在农村活跃着大约3万个市场。随着这种市场的发展，从农产品加工起步的乡镇企业开始发展起来，并逐步扩展到初级消费品的生产领域。由于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很快在市场中成长起来，乡镇企业在81-85年的年实际增长率高达26.7%，远远高于同期农业9%和国内生产总值15.72%实际增长率。这种农村的市场化和货币化的发展对于城市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和促进作用。　　

我国货币化进程的真正开始或加速应该是在1984年。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从原人民银行中剥离出来，人民银行开始单独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我国开始进行了一系列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货币金融体系过渡。中央银行成立后，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被赋予了一定的权限，中央银行取消了原有的“统存统贷”的货币管理，实行各大商业银行“实存实贷”的管理方法，虽然银行贷款依然完全实行计划额度管理，但各个商业银行贷款的计划额度被联系到它们的存款，即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存款的60%制定贷款计划，同时允许银行间的同业拆借，这有些类似于存款准备金的管理。1985年，我国实行了“拨改贷”的投资体制改革，把原来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这种“拨改贷”的初衷是为了加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建立企业自负盈亏的利润刺激机制，但实际上，这种“拨改贷”成为企业只负盈不负亏的行政管理与市场结合的体制，因为企业的贷款是完全没有资产作为抵押的，而企业在赢利时却可以根据已经扩大的企业自主权支配很大一部分利润和资金，作为企业的再投资、增加职工的工资和管理人员的收入，这使企业对贷款的需求是无限大的。对于商业银行则只是按照国家计划和其本身的赢利计划进行贷款，而商业银行本身的赢利指标更重要，从而形成根据企业的赢利状况进行贷款成为了商业银行贷款的重要依据。这种货币管理体系和投资体制的改革，不仅使商业银行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形成具有一定内生性的货币供给体制，而且使我国的以利润分配为基础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与苏东国家的改革具有了根本不同的性质，利润和企业规模成为企业管理人员追求的只要目标，同时也逐渐成为主管部门对企业管理者评价的主要指标。　　

上述货币金融体制的改革和企业的改革相互联系，使我国货币化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出现了标志性的变化。自1984-1988年，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的增长率都大幅度提高，1984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M2）达到了35%，至1988年一直超过20%，1984-1988年平均名义GDP的增长率达到20%。这种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长已经联系到货币供给的内生性，1984-1985年银行贷款的增加不仅使银行存款增加，而且是以更大的比例增加，因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企业的利润大幅度增长，而根据国家和企业利润（与资金）分成的规则，在利润大幅度增长的条件下企业所能支配的部分将以更大的比例提高，其中作为对管理人员奖励的部分和工资增长的部分的提高使储蓄率上升，这使商业银行的存款或货币供应量以更大的比例增长，并形成更多的利润和储蓄存款。在商业银行的贷款或货币供给上，虽然存在着计划额度的控制，但各个商业银行的存款已经成为制定贷款的重要依据，中央银行通过“同业拆借”来调剂资金或修改计划额度。中央银行具有对商业银行贷款额度的审批权和控制权，但在上述与商业银行制定的规则下，中央银行只能根据存款的增加来修改贷款计划，这就形成了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某种“倒逼机制”，迫使中央银行增加信贷额度。　　

这种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对于我国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和经济的货币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企业支配的资金不断增加，这就大大地促进了当时的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和外贸体制的改革。1986年我国开始了价格体制的改革，实行了价格“双轨制”，即企业可以把计划外生产的部分按照市场价格出售，使大量的货币进入了流通领域并转入非国有企业和个人手中。从1984开始至1988年，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增长率都超过了GDP的增长率和国有企业的增长率，国家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则持续下降，这表明了大量增加的货币进入了非国有领域，加速了城乡的货币化进程。　　

但是，这种内生的货币供给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累积性增长，从而引发经济波动，其特点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这一点在1984-1988年表现出明显的趋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大幅度上升，1980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到20%，到1990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上升到50%。由于当时的市场化程度较低，过度的货币增长虽然能够产生利润和刺激产出的增加，但供给的增加并不能适应需求，这表现在货币更多地进入到流通领域，企业的利润留成中很大的比重被用于增加工资和管理者的收入，城市中的就业增长缓慢。1988年出现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城市居民对商品的抢购，使中央银行不得不回到严格的信贷额度管理。货币供应量的下降造成了1989-1990年投资和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出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商品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这与仅1年前的1988年的抢购形成鲜明的对照，这表明我国经济已经开始受到了有效需求的约束。　　

1989-1990年，在市场需求下降的条件下，金融体系加快了改革步伐，中央银行实行了更为明确的准备金管理制度，确定准备金率为13%，备付金为5-7%。成立了各种股份制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并进行了开放资本市场的试点，初步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主导、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其他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这对90年代的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准备了条件。　　

从1991年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从1991-1996年，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以超常的速度增长，货币供应量（M2）的平均增长率超过30%，1994年的最高点为48.9 %，名义GDP的增长率也随之快速增长，6年平均为24%，1994年达到了35%。这种货币供应量的超常增长来自于前面所描述的货币的内生性，即银行贷款转化为收入，经济增长率上升时收入中利润和利息份额提高而使存款进一步增加，在商业银行准备率不变的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会以累积的比率提高。1993年我国开始针对出现的物价水平上升实施宏观调控，但直到1995年采用严厉的行政措施控制货币供应量才使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下降。　　

无可否认，这种货币供应量的超速增长会导致严重的经济波动，当然也需要采取必要的方式保持稳定增长。但是，在经济学界和政府管理部门一直按照主流经济学名义GDP和实际GDP的划分，把这一时期仅仅作为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来看待，从而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这是值得商榷的。　　

从统计指标看，这一时期无疑是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只要和1988年的通货膨胀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到，从1991-1996年的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远超过1988年，如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按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为22%，且连续多年的通货膨胀率都超过10%，但并没有出现1988年的抢购风，因为这一时期主要消费品的供求平稳，许多的产品供大于求而产生价格下降，如这一时期大量生产的家电产品价格一直在下降，还有许多采用新技术的工业产品价格也在下降，如日化产品，作为物价指数统计的主要消费品和劳务随着恩格尔系数的快速下降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如果从我国技术水平的变化来看，这一时期随着外资的大量进入，出现了我国技术水平跨越式的发展，家电和日化产品、建筑材料、医药产品以及汽车等基本消费品的生产技术直接达到了国外80年代的水平，在1996年时我国基本上是与世界同步生产大屏幕彩电和开发DVD产品，原有的纺织工业和食品加工行业在技术水平大大提高的基础上产量大幅度增加，加上农业生产中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的大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可以说，如果真的能够根据实物或技术水平进行统计，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不仅不是统计指标显示的实际GDP的10%，而且可能要超过名义GDP的24%。　　

当然，这种实物和技术是根本不能统计和加总的，但我们可以从汇率的变动来估价我国的价格水平与其它国家的变动关系。1994年1月1日，人民币汇率从5.8下调到8.6兑1美圆，但这并不是人民币贬值，因为在这之前，我国的经常项目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人民币汇率的市场价格（或黑市价格）就是8.6，在两年之后（两年的通货膨胀率超过30%）上升为8.3而保持住稳定，因此可以说人民币汇率是基本稳定的。如果人民币汇率不变，那么是否可以说我国名义GDP的增长率就是实际GDP的增长率呢？我国人均GDP的统计就是按这种名义GDP进行的，在严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除我国香港地区以外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都大幅度贬值，只有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这是不是说明这一时期24%的名义GDP增长率并没有多少水分呢？　　

实际上，1991-1996年是我国经济货币化并顺利地初步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这种货币供应量的超常规增长对于我国的货币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种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的大幅度增长对于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起到了重大作用。在企业已经转向以利润为经营目标和面向市场的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使企业的利润大幅度增加，企业的权限随着利润的增加迅速扩大，并使利润目标具有了实质性的意义和带来经营概念的根本转变，如经济学家们总结的，企业一方面要盯着主管部门向银行要贷款和政策，另一方面则必须面对市场和竞争，而且商业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也越来越注重企业的效益。　　

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加使大量资金通过投资的增加流向市场和非国有经济，这一时期是我国乡镇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其增长率远高于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国家财政在GDP中的比重逐渐下降。由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上交依然在政府收入中占有很大比例，而在经济增长率提高时，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而且当经济增长率提高和利润增加时，企业的留利也会增加（在以前的分税制条件下地方政府的税收所占的比重也会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增加），这将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时，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从而国有企业的利润减少的更多，这也会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同时亏损的增加会使政府的财政支出增加）。上述原因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91年以来持续下降，到1995年这一比例下降为10.7％的最低点。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下降，政府的直接财政投资逐渐减少，这反映了我国货币化过程中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趋势。随着财政投资的减少，政府也开始把投资的方向转向非竞争性的基础工业部门，而把非基础工业部门的投资转为由银行贷款。到1996年，国有企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0%左右，包括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第二，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加速了城市的就业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1991-1996年是1980年以来我国就业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快的时期，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就业，城市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增长、特别是城市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极大地加快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　　

第三，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的高速增长使我国引进外资的速度大大加快。从1991年开始，我国引进外资的速度开始大幅度上升，到1996年达到最高点的600多亿美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取利润，如上所述，由于人民币汇率不变，则我国这一时期高达24%的名义GDP增长率对于外商来讲就是“实际GDP”的增长率，它远高于发达国家3%左右和东南亚国家15%左右的名义GDP增长率，我国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的超高速增长不仅为国外直接投资的产品提供了广大的市场（市场并不是按人口规模计算的，而是按名义GDP增长率计算的），而且更是提供了比名义GDP增长率更高的利润增长率，这一点对于吸引外资是最为重要的。通过引进外资，使我国的技术水平在短短的几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大量引进外资为我国出口的大幅度增加和今天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得出，1991-1996年是我国经济货币化的高峰时期，与其它亚洲国家和地区相比，不仅在技术水平的提高上要快，而且市场化进程的速度更快，我国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指导下，政府在采用渐进式改革的同时牢牢地控制经济全局的条件下，初步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货币化过程在世界各国的经验中具有典型的意义。　　

一些经济学家把我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用“帕累托改进”的新古典概念来描述，虽然含义和上述分析相近，但显然是不准确的。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一种货币化过程，不是实物生产率的提高，而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造成了分配格局的变化，按照制定的国有企业的游戏规则，企业的利润越多，其所能支配的资金越多和管理人员的收入越高，同时又可以从银行获得更多的贷款。管理部门对企业管理人员的考核也逐渐过渡到单一的利润指标和与之相联系的企业的规模扩张。私营经济的示范效应也使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追求个人收入的最大化。　　

当然，这种迅速的货币化过程也需要付出代价。到1996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70%，企业的资产值增加过快，收入分配的差距急剧扩大，这些都带有经济周期的典型特征。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货币供应量的超高速增长使经济周期变短或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到1996年我国经济只在城市和部分农村实现了货币化，而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尚未大规模展开，在上述情况下我国就遇到了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我国高增长时期形成的货币金融体系也不能再支撑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虽然自1997年经济衰退以来出现的问题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一定的关系，但如我们前面对资本原始积累和各国货币化过程的分析所表明的，我国当前经济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各个国家在货币化过程所引起的高速增长后普遍遇到的问题。我们在前面讨论当前我国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时提出目前所存在的滞涨和对1997年以来政府的政策提出商榷性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严重问题和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只要对比其它国家和地区高速货币化进程后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如1825年英国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拉美国家出现的严重金融危机以及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我国经济自1997年以来实际上已经在消化高速货币化后产生的问题，虽然出现了前面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自1997年后，我国经济在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名义GDP增长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速度大大下降，并出现了就业、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经济体制改革在进一步深化，企业和市场竞争机制已经逐步完善，金融体系的改革正在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经济衰退使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状态，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客观上起到了加速技术进步和高新产业技术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遭受重创，而我国这些年达到的9%的名义GDP增长率已成为世界上名义GDP增长率最高的国家，虽然吸引外资的绝对量小于1996年的最高点，但每年引进外资的数量都在世界前列，这使我国的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因此完全可以说，自1980年以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在企业、市场和金融体系中初步实现了经济的货币化。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是自1997年以来我国农村的城市化和货币化速度减慢，经济中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问题严重阻碍着这种货币化的进程。我们需要另一次的大规模的货币化过程，需要通过解决前面那些问题和加速金融体系的改革，同时实现名义GDP的高速增长和完成结构调整。让我们通过1990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来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经济波动——1991-1997　　

现在，我们采用前面第六章的理论模型来分析我国1990年以来的经济波动。这里采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名义变量以与企业成本收益计算和收入分配的统计相一致，同时可以表明货币金融体系中各个变量的变动与国民收入核算中名义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这种方法对我国经济波。　　

1991年以来我国名义GDP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动，如果按照实际GDP的变动来考察我国的经济波动，可以说是相当平稳的，但按照名义GDP增长率的变动来看则表现出巨大的波动，最高点为1994年的35%，最低点为1999年的4.3%。1991-1996年名义GDP的平均增长率为24%，1997-2001年的平均增长率则低于7%。我们把1996年作为分界点，虽然对于经济周期的分析来讲，自1995年以来经济就处于经济周期下降阶段，1996年企业的利润就接近成本，但自1997年以来名义GDP的增长率一直在低位徘徊，且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从1997年发生转变，即从1997年前的紧缩政策改为扩张政策，这种划分有利于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　　

一、从经济高涨到衰退——1991-1997　　

我们首先来看名义GDP的决定，把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W＋D＋r＋p = C+I改为与现实国民收入统计数据直接联系的模型，即：　　

W＋d＋T+R = C+I+G　　

其中T为政府税收，R为营业盈余，G为政府支出。在这个模型中，企业的利润等于总收入减去工资、折旧后，再减去税收和营业盈余中的利息支出。先不考虑税收的变动，则通过考察企业的税收加营业盈余再减去利息的方法则可以估算出利润的变动。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由于投资的大幅度增长使资产值上升而导致企业的折旧和利息成本增加，从而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时将导致企业的亏损。　　

从1991年开始，名义GDP增长率大幅度攀升，1994年的峰值达到35％，从1991－1996年，平均名义增长率为24％，自1996年名义增长率开始回落。这种名义增长率的大幅度波动是与投资的大幅度波动直接相关的。投资与消费的变动，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波动远小于投资的波动。1991-1996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为32%，最高的1994年为61.8%，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名义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对于解释经济波动是非常重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变动与名义GDP增长率的变动具有极高的相关性，这说明这一时期的高增长主要是由投资带来的。　　

按照前面理论模型的分析，投资的增加使企业的利润增加，从而会进一步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当商业银行的贷款不考虑企业的资产抵押和资产负债率的变动，对企业的贷款和货币供应量会“内生”地增加。然而，这种高投资增长率所带来的结果是固定资产（资产值）的增加，从而使企业的折旧成本和利息成本大幅度增加，当投资和名义GDP增长率回落时，就会导致企业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的大幅度下降。　　

在1990年以来，折旧在GDP中的比重随着投资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1990年折旧在GDP中的比重为10.5％，1995年后均超过13％，到1998年已占到GDP的15％。作为企业成本另一项的劳动力报酬，由于工资（以及就业）的刚性，其比重随着名义GDP增长率的下降表现出上升的趋势，由此导致营业盈余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在经济波动初期的1990年，工资、折旧、营业盈余在收入中的比重分别为29.57％、19.66％和50.77％，而在2001年这三项的比重分别为24.33％、34.50％和41.17％，工资下降了5.24个百分点，折旧上升了14.84个百分点，而营业盈余下降了9.6个百分点。按照前面模型的分析，企业的利润为营业盈余减去利息和税收。如图9.6所显示的，利息自1992年起大幅度上升，1996年利息在GDP中的比重已经接近营业盈余，从而表明企业几乎没有盈利，加之资产值的上升，企业的净资产税后利润率已经下降到极低的水平。　　

投资（和名义GDP增长率）的变动与企业利润的变动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润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性，上市公司总资产收益率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按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在经济高涨阶段，由于有大量资本的投入，企业会获得超额利润，即π>0，当期利润的增加与对经济形势预期的看好将导致企业在下一个生产周期中加大资本的投入，在高利润与高投资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从而出现投资从1991-1994年的快速上升和1994年政府宏观调控后投资增长率的连续大幅度下降。当然，投资的变动不仅取决于利润的变动，而且联系到金融约束，如果我们把商业银行的贷款联系到企业的收益和资产负债率，则可以更好地解释1991-1997年投资的波动。　　

企业的投资和利润的变动联系到消费需求的变动， 1991－1998年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也产生大幅度的波动，虽然波动的幅度小于投资增长率，但在1997和1998年表现出比投资更严重的下降倾向，造成消费品市场的需求不足。消费品市场的萎缩又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在消费品市场全面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已经难以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导致消费品市场萎缩的直接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下降、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和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而这些原因的产生主要来自于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关于消费支出的变动与收入变动的关系目前有许多的研究，但这种消费函数的研究对于说明企业利润的变动是有缺陷的，从而不利于表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我们前面对有效需求的分析表明，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和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对于说明经济波动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前面的统计数据，从1991-1994年，投资的增长率与工资总量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在扩大，1994年后由于投资的下降和工资具有一定的刚性，则二者的差距在缩小。在经济的上升阶段，这种资产值的上升使工资在成本中比重下降的含义在于，当投资一旦减少和从资本品转向消费品产生，则工资支出将小于消费品的生产成本而导致需求不足。由于这里不再涉及复杂的两个部门模型，只能从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来说明这一问题。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企业的成本和收益状况，　　

从1991-2001年，企业成本中折旧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利润则在下降，工资的比重在1994年前是上升的，这与前面所表明的投资增长率快于工资增长率的分析并不矛盾，因为固定资产有一个形成期，如折旧成本是在1995年之后才开始大幅度上升的。从而工资成本与折旧成本的比重在1996年后显示出明显的变化，即折旧成本大幅度上升而工资成本则持续下降。这种工资和折旧成本的变动必然使工人买不起按成本定价的产品。　　

再来看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按照前面模型的分析，在经济高涨阶段，投资的增长导致利润和利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提高，而工资的比重下降，由于工资的消费倾向大于非工资收入，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动引致了消费倾向的下降和消费支出的下降。如图9.4中消费的增长率低于投资的增长率可以表明这一点。　　

关于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我们采用基尼系数的变化与消费变动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基尼系数的变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是密切相关的，在1994年达到最高值，1995年之后由于投资和GDP增长率的下降，使财产收入下降，基尼系数也呈下降趋势。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动对于解释消费倾向的变动是重要的，居民消费率在1993年开始较大幅度下降联系到基尼系数的上升，而1997和1998年消费倾向的大幅度下降则主要来自于名义GDP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虽然基尼系数有所下降。　　

从1993年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所导致的消费倾向的不断下降，在1996年名义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如前所述，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资产值过高使工资在产品成本和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同时大幅度下降，由此导致消费支出小于消费品的生产成本而造成企业的亏损，企业在亏损状态下又进一步减少投资和降低工资，由此导致投资和消费支出大幅度下降的经济衰退。按照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统计方法，自1998-2000年出现通货紧缩，我国通货紧缩的一个特点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下降的幅度比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下降幅度要大，虽然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幅度远大于消费的下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工资在成本和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这表现为这些年消费品部门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大大低于资本品部门的生产能力利用率。　　

投资和名义GDP增长率的波动直接联系到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名义GDP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如果剔除银行体系存贷差的变动，则名义GDP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的相关度更高。因此，我们可以从内生的货币供给角度进一步表明名义GDP增长率的波动。在1991-1994年的经济上升期，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储蓄增加，从而使按存款统计的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以累积的比率上升， 1994年之前大量负值的存贷差表明商业银行加大了向企业的贷款，从而使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上升。1995年后，随着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和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同时政府采取了紧缩性的宏观政策，这使M2的增长率与名义GDP增长率大幅度持续下降。商业银行减少货币供给可以从存贷差的变化上反映出来。　　

我们还可以从贷款增长率的变动来解释这一时期的经济波动，1990-1999年贷款增长率的波动要小于GDP增长率的波动，在较长的时期内贷款处于20%－25%之间，但1997年以后急剧直线下降，与名义GDP的下降形成鲜明的一致性。1991-1994年，贷款整体上处于增长的态势，尽管名义GDP的增长率远高于贷款增长率，但是可以认为以前的贷款余额使名义GDP的调整增长成为现实。1995年和1996年贷款的增长率虽然没有很大的下降，但我们在前面的理论分析时曾表明，当经济增长率以累积的比率上升时，即使贷款的增长率不变，企业的利润也会下降从而使投资下降。正是由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和企业利润的大幅度下降乃至亏损，商业银行从1997年开始大幅度减少贷款，由此导致了名义GDP增长率和投资的进一步下降。　　

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大幅度提高。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仅为18.7%，经过1985-1988年的高增长，到1990年约为50%，而1991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进一步提高，在1994年的最高点时，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79%，这种过高的资产负债率是商业银行减少贷款的重要原因。　　

1997年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　　

自1997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衰退和调整时期，1999年名义GDP增长率跌落到最低点的4.7%，前面的分析表明，1997年以来的经济衰退产生于1991-1996年的高增长所导致的资产值过高、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例下降和企业过高的资产负债率，这些问题造成市场需求萎缩和商业银行大幅度缩减信贷。这种经济衰退具有经济周期的一般特征和经济快速货币化过程所产生的严重衰退的典型特征，即这种经济衰退是在市场机制和货币金融体系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对经济衰退的调整除了按照一般经济周期的规律降低资产值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以及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外，还需要从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和进一步货币化的方向进行调整。　　

然而，在主流经济学观念的统治下，我国经济学界和政府管理部门对这种经济衰退的性质是不清楚的，人们习惯地按照主流经济学实际变量的方式来考虑所有的统计数据和出现的问题。经济学家对1991-1996年名义GDP增长率变动的一致看法是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在1997年名义GDP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根据8%的实际GDP增长率认为我国经济实现了“软着路”，通货膨胀终于被遏制住了。实际上，我国自1996年企业的利润就开始大幅度下降，到1997年许多企业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亏损，但经济学家和政府管理部门几乎是一致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差和生产率不高造成的，并把其归之于高投入、低产出，从而只要控制住投资的增长率即可以提高企业的效率。因此，在1997年除了因为通货膨胀率下降而采用了降低利率的政策外，没有针对经济衰退进行政策调整。直到199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出现严重的“实际GDP”增长率下降和市场需求不足导致的通货紧缩时才开始意识到出现了经济衰退，但对这种经济衰退原因的分析依然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把它归之于人们消费倾向发生了变化以及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在政策上采取了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和降低利率及准备金率来扩大总需求。　　

关于自1998年以来采用的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了讨论，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防止经济出现严重的衰退乃至失去控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或者说在目前人们对经济周期的认识水平上讲是必要的，一些政策起到了调整经济周期的作用，如调整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但这里需要讨论的是，1998年以来采取的许多政策与经济周期的调整是相背的，而且不利于完善市场机制的运行和经济的进一步货币化。　　

自1997-2001年，根据各项统计指标，可以认为我国经济进入了衰退期，这5年间名义GDP的增长率为7%，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0.3%，货币供应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8%，这些数据远低于1980-2001年的平均值。在经济衰退期这些数值的下降是有利于对经济周期的调整的，投资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可以使资产值下降，商业银行贷款的减少以及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企业的亏损和名义GDP增长率的下降也有利于减少富人的财产收入而调节收入分配，这些都有利于经济的复苏。但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上述数值长达5年间的下降并没有很大地改善导致经济衰退的那些因素，如资产值过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例过低等问题，有些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了。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我国2002-2004年经济开始上升时，上述产生经济周期波动的那些问题立即就变得极为严重，从而不得不在2004年就进行调整。因此，对上述问题需要进行讨论，以找到使我国经济真正走出低谷的方法。　　

当我们完全抛弃主流经济学实际变量和生产函数的分析方法，政府财政将成为与企业和商业银行共同构成的整个货币流转体系的一部分，与企业和商业银行不同，政府财政收支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外生地决定，它可以通过税收和支出改变整个货币流程表，以决定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赢利与亏损并影响其行为，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改变货币供应量和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因此，政府财政和财政政策对于经济的运行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货币化过程中，无论是通过货币化建立完整的货币金融体系，还是对经济周期的调整和结构调整都是至关重要的。自1997年以来，我国针对经济衰退采用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企业与商业银行的内生的货币流程。　　

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财政在经济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图9.16反映了1984年以来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的变化以及经济增长情况，在1995年之前，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基本上呈平稳下降趋势，从1984年的29.9％下降为最低点1995年的10.7％。这一比例在1998年以后开始有快速提高，1999年、2000年、2001年这一比例分别达到13.9％、15％、17.1％。导致这些年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趋缓，GDP的绝对数额增长较慢，而税收的征收力度加大，增速远高于GDP的增长率。2000年、2001年财政收入的增加比例分别为17％、22.3％，大大高于同期GDP增长率的9.0％、7.3％。　　

这种财政收支的变化与商业银行的内生的货币供给形成替代关系。自1997年以来，由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和亏损大量增加，使商业银行的贷款急剧下降，投资也随之大幅度缩减。从1998年下半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建设国债增加政府投资，1998－2000年共发行建设国债3600亿元，增加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结构调整。政府的财政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商业银行的贷款，因为可以把财政投资作为企业的风险抵押，但商业银行由于内生体系中资产结构的失衡，依然不能大幅度增加对企业的贷款，而是产生了惜贷现象，如图9.14 所显示的，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存差）自1998年以后大幅度上升。1997年之前，企业的投资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但在1998-2001年，投资中利用商业银行贷款的比例下降到6%，远低于1991-2001年平均水平的22%，与此相对应，利用财政投资的部分大量增加。　　

自1998年以来，我国已经累计发行长期国债超过了6000亿元，支撑了财政支出以每年20%左右的幅度递增。国内很多学者认为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显著，认为增加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国有企业结构调整、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极大地拉动了需求和GDP的增长率，并使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从亏损转为利润大幅度上升。同时，按照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财政政策原理，只要经济中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则财政支出的增加将带来实际GDP的增长，从而根据1998-2001年的统计资料可以判断，我国自1998年以来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成功的，它带动了实际GDP的增长而没有出现西方国家70年代的滞涨，实际上，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的制定也主要是根据8%的实际GDP增长率和是否出现了通货膨胀。　　

但是，从我们前面所列出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加大财政支出虽然带动了GDP的增长和使企业利润增加，但对于有效需求的改善却是收效甚微，而且由资产值和工资的比例所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1998年之后，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企业的资产值非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大幅度上升，联系到这一阶段整个经济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可以表明这种资产值的上升主要是因为这一阶段的财政投资和相应的银行配套贷款被用于基本建设支出，从而加大了资产值。资产值的上升必然使企业的折旧上升而加大企业的成本，企业利润的增加除了财政支出使需求扩大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息率降低造成的。　　

这种财政投资用于基本建设只会增加资本品的需求，而不是增加日益萎缩的消费品需求。为了刺激消费需求，自1999年，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连续3年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并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这对消费需求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把政府的财政收支表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表连在一起就会发现，如果财政预算是平衡的，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并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必然会提高企业的税率，宏观税率从1998年的11%提高到2000年的14%，当企业的税收成本增加时必然会进一步降低在岗职工的工资。采用企业数据所测算的，工资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从1998年后继续下降，这与折旧成本的上升形成鲜明对照。上述分析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自1998年以来总需求的上升并没有带动消费需求、特别是对基本消费品需求的上升。显然，这种依靠政府支出增加总需求和企业盈利只是在短期产生一定的效果，但其所带来的资产值上升和企业中工资的下降会使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进一步加重。　　

在主流经济学中，财政支出只是通过调节储蓄和投资的平衡来调节总需求，而对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资产结构和内生的货币供给完全不予考虑。我们在前面第七章中讨论滞涨问题时表明，这种按照主流经济学制定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的最大危害是对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的破坏，美国30年代用财政替代银行、70年代大量发行国债所导致的滞涨和日本90年代以来采用财政政策所导致的长期停滞，都表明了这种危害的严重性。我国自1998年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调节经济所带来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企业的资产结构和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并没有带来很大的改善，这是我国经济至今不能走出低谷的重要原因。　　

由于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企业在严重的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并没有破产，而是使资产值继续大幅度上升，这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商业银行的经营越发艰难，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接近70%时，商业银行的贷款几乎是完全没有抵押的，因为企业一旦破产，其拍卖后的收入根本不够安置下岗职工的，商业银行必然会损失全部贷款，在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而面临亏损时，商业银行从自身的风险考虑必然会出现严重的“惜贷”问题，而银行贷款的下降又使商业银行的坏帐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政府采用扩大总支出的方法虽然可以使企业免于破产，但却无法解决商业银行的“惜贷”问题，这使得财政投资的增加并不能拉动民间投资的增加。政府财政依靠发行公债扩大总支出对于扩大货币供给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1990－1997年间，财政支出与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1998年后两者之间呈明显不规则的变动。尤其是从1997年到2000年财政支出大幅度增长，而货币供应量则不断下降，受财政支出影响很小，其原因就在于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调整。　　

从1998年起，政府就采取各种政策稳定金融体系和解决商业银行的呆坏帐问题。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补充到8%以上。1999年后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利用拍卖，追偿，债转股，出售，资产重组等方式共剥离1.4万亿不良贷款，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从1998-2001年，商业银行的坏帐和不良资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量增加，到2001年底，按照“一逾二呆”的四级分类办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本外币贷款为7万亿人民币，不良贷款为1.76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5.37%，其中约有6000多亿将成为实际损失，占全部贷款的8%左右。这种不良贷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商业银行的惜贷而导致的贷款增长率下降和名义GDP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所造成的企业亏损。尽管1998年通过国债为商业银行补充了2700亿的资本金，同时有1.4万亿不良资产被剥离，但到2001年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又重新下降到8%以下。　　

因此，要解决商业银行的坏帐问题必须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解决宏观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盲目地采用财政政策解救银行可能会使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失灵。例如，目前我国的国债存量对GDP的比例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已经对金融体系的运行产生了影响，商业银行自1998-2001年存贷差的大幅度上升与国债的增加有很大的关系，大量国债沉积在商业银行，不仅使商业银行得到无风险的收益和抵押，而且一旦经济出现回升的势头，则会使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加而造成更大的经济波动。　　

由上述分析可见，自1998年我国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到2001年虽然防止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并达到了8%的稳定的增长率，但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资产值继续上升，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下降，特别是在基本消费品产业和农业中工资的增长率持续下降，这导致了消费品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就业的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业、基础工业和新兴产业的投资，如1998-2001年，房地产业投资的平均增长率达到28.7%，比10.6%的平均投资增长率高出近2倍，虽然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在加快，但并没有根本改变不合理的资产结构。　　

在2002年，我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在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和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的条件下，投资和信贷的增长率开始回升，我国的资本市场从1999年在政策的引导下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局面，至2001年共为企业融资6000多亿，这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虽然是通过增加资产值达到的。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大力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些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成立的时间晚和增长的速度快，从而其资产状况要好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的发展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也有利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由于1997-2002年投资和信贷增长率的下降使折旧在GDP中的比重在2002年开始下降，名义GDP的增长率和企业的利润开始回升。　　

2003年和2004年，我国经济在统计指标上出现了全面回升的局面，名义GDP的增长率在2004年超过了16%，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接近20%，投资的增长率超过了25%，企业的利润大幅度增加，我国经济似乎已经摆脱了衰退的阴影而进入了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但是，从2003年上半年物价水平开始上升，2004年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5%。与1991-1996年的通货膨胀不同，在基本消费品市场上，除农产品价格上涨外，其它产品依然供大与求，而生产资料的价格则大幅度上扬，因为增加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房地产业和基础工业以及汽车和电讯等新兴产业，在GDP和价格水平大幅度上升的同时，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并没有下降反而上升，这就更接近“滞涨”的定义，它反映出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严重结构性失衡。在2004年第二季度，由于投资增长率超过了45%和物价上涨太快，政府采用了强烈的货币紧缩政策来抑制高增长。到2005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开始下降，通货膨胀的势头被制止了，名义GDP的增长率回复到10%左右。但2003-2004年的高增长所出现的严重失衡使政策选择面临更为艰难的局面，即一旦放弃紧缩政策，就可能出现宏观经济的失控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在经济刚开始复苏时就采用紧缩政策能不能有效地解决当前我国经济中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　　

一个“虚构”的解决方案　　

前面对我国1998年以来采取的财政政策提出了商榷或批评，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否定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但财政政策的采用必须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相协调。我国1980年以来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正是因为采用了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管理，这是我国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这种经济体制的首要特征是，国家财政作为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央银行共同执行控制货币供给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职能，与中央银行的不同之处是，政府财政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包括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如政府的税收可以改变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政府的支出和公债的发行量可以改变货币供应量和资产结构，而中央银行的责任则在于保持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下的信用关系的稳定，虽然二者的职能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外生的货币供给与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考虑成本—收益计算，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最大的不同就是政府财政可以通过外生的货币供给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包括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货币金融体系不完善的条件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或冲击更大。　　

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着一系列极端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所以极端复杂，因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思路这些问题是根本无法思考和讨论的，但从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所有这些问题只不过是“一张资产负债表”中的数字问题，而所有这些数字是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改变的，至少是可以部分地改变的。我国1980年以来的改革就是通过成功地改变财政与银行体系的数字而取得巨大成就的，现在我们依然有能力来改变这些数字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关键是顺应市场机制运行的内在要求而不是相反，这种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核心是有效需求问题和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数字的调整要针对有效需求问题的解决和不破坏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我们上面对1998年以来政府财政政策的批评正是因为它与上述的要求相反。　　

1999年，笔者提出了前面的主要分析（参见柳欣，1999年a，1999年b），表明必须通过企业破产来解决资产值过高问题，并在2003年通过比较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一种“虚构”的解决方案（参见柳欣，2003年），这个方案的核心是，通过“模拟”破产来降低资产值和改变收入分配。我国1997年经济衰退的原因在于经济货币化导致的资产值过高和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下降，而经济复苏需要降低企业的资本值和提高工资的比重。这种经济周期的调整在自发的市场经济中是通过企业的破产实现的，由于我国现存经济体制或金融体制上的缺陷，企业即使存在着大量的亏损也不会破产，而且占国民经济极大比重的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如果破产将会牵涉到社会诸多方面的问题，如失业问题。但在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下，可以通过政府财政（包括中央银行）模拟市场机制的破产，其具体方法是，所有国有企业的亏损全部转到国有商业银行而降低其资产值，然后用国债来冲销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实际上是国家用发行国债获得的收入核销企业的巨额资本存量，其优点是这种帐面上的数字改动可以让企业和银行照常运行。当然，实施这个方案的关键是必须设计一套模拟竞争的游戏规则，比如把破产企业的经理和造成坏帐的行长撤换掉，这显然是比较困难的。但政府财政政策的调节方向却必须如此，只要把握住现行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则，则采用的财政政策方式与这种“虚构”的方案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第十章 当前我国经济中的总量与结构问题　　

总量、相对价格与有效需求　　

关于经济结构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相对价格、特别是要素价格的决定问题，目前所有研究这些问题的文献都是采用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比如要解决就业问题就要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是由于各个行业生产率水平的不同和根据要素的生产率所决定的要素价格的变化调整，城市化问题只是农村和城市在技术上的比较优势问题，但上述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应用在逻辑和经验上都是不成立的。例如，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最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是农业，我们是不是要把城市中的下岗工人输送到农村就业呢？是不是要把几乎占GDP一半的、中国老百姓最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去换回供富人消费的奢侈品和肯定要贬值的外汇储备呢？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并不是由于他们生产的产品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是他们把更多的收入花费在这些产品上而形成的恶性循环，当然还包括与生产率完全无关的地产升值的收入和金融资产的收入；对于三农问题和城市化问题，如果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思路对目前的统计资料进行计算，你肯定会发现，目前农民采用手工劳动而不是拖拉机进行粮食生产在成本收益的计算上是最合理的，这种成本收益计算也可以证明农民或民工回到农村是他们的最好选择。　　

上述按照主流经济学所得出的“逻辑一致性”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与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反过来说，如果根据我国现实的情况“理论联系实际”，应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讨论这些问题，在逻辑上必然是不一致的。实际上，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一直是在逻辑不一致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不仅使这些问题难以澄清和进行讨论，而且主流经济学强大的思想意识必然使决策者更可能倾向采用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一致”的政策建议，因为所有的统计资料主要是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思路整理的，而那些不是采用主流经济学思路整理的统计资料却经不住“逻辑”的检验。　　

我们在前面的理论分析中充分地表明了这样一个命题，新古典的相对价格和资源配置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它只能应用于一个“计划经济”而不能用于现实的市场经济，它不能直接使用由货币表示的所有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和相对价格变量来应用其理论，因为这些统计数据是与有效需求相联系的，其概念和含义与新古典理论完全不同。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我们绝对不能采用实际中的统计资料来说明各个部门和要素的生产率，当然也不能把采用统计资料所表明的成本收益计算套用在新古典资源配置最优化的理论上，从而更不能用新古典的供求均衡来分析上述问题，因为这种市场供求均衡只是由上述企业采用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和货币计量的要素的生产率（收入分配）所决定的。就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来讲，所有这些货币的统计数据只是表示有效需求，虽然它们联系到新古典的稀缺性的相对价格。　　

当我们否定了新古典的研究方案，必须寻找一种能够替代传统研究方法的新的思路，这种新的思路或理论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找到，这就是马克思所系统表述的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或称之为“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只存在相对价格而没有任何总量和以总量为基础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这一理论中根本不存在由货币收入所表示的需求和货币成本所表示的供给，从而不可能讨论现实的相对价格和产业结构的决定。与新古典一般均衡不同，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是以价值或货币所表示的总量为基础的，它不仅包含总量，而且包含由总量所决定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收入分配，从而可以表明现实中各个部门由货币收入和成本所表示的供给与需求，更重要的是，这种由货币所表示的供求直接联系到有效需求。因此，在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模型中，总量与结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所有的结构问题都联系到由总量所表示的有效需求问题。例如，在新古典理论中，其所采用的资本劳动比率与现实中的资本概念是根本不同的，从而不可能用资本劳动比率来说明技术关系和结构变动，但在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模型中，这种资本劳动比率就是资本存量价值对工资（国民收入流量）的比率，部门间的结构变动可以通过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均衡来说明，而且这种资本对工资的比率就是有效需求的核心问题。　　

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最早由斯密所阐述，并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概念来表明这一模型的供求均衡，马克思则通过生产价格的论证把由斯密和李嘉图表述的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系统化，并提出了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供求均衡过程。关于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以及采用怎样的假设能使其与现实的应用相联系等问题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我们前面在批评新古典需求理论时表明，其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不能同时应用，实际上就涉及到在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中如何表明总量与相对价格之间关系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但就目前要讨论的结构问题或经济结构与总量的关系问题时，我们可以先抽象掉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相对价格与总量之间关系的复杂问题，只是从货币在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入手来讨论供求和结构的决定，因为决定需求的收入分配和决定供给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只是用货币表示的，它们直接联系到总量的有效需求。　　

实际上，我们这里所要采用的简化的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模型，就是人们熟知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两大部类模型，前面对新古典一般均衡和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的讨论似乎是在绕圈子而使问题复杂化，但上述讨论绝对是必要的，这种由货币量值所表示的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实际上也是实际经济管理部门经常采用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完全被嫁接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之上，马克思则被完全抛弃了。只要在人们头脑中接受了主流经济学的实际GDP的存在，必然会接受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和实物经济的供求均衡，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被简单解释为实物平衡和价值平衡的协调，但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却被抛弃了而改换成新古典的实际GDP概念。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是不是要讨论实物平衡和价值平衡的协调呢？这种说法显然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根本就没有实物，实物是作为使用价值被完全抽象掉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的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只是用价值表示的，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工资用于消费和利润用于资本积累条件下再生产的“价值”实现问题，或利润和利润率的实现问题，这与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实物形态是完全无关的而只联系到它们的价值形态。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只是其有效需求理论的多部门模型，它可以更清楚地讨论有效需求问题。　　

目前国内许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解释都存在着这种误解，这就很容易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解释为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而在许多讨论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则被主流经济学生产函数的宏观模型替换掉了，这表现出主流经济学作为思想意识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 　　

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多部门模型只是前面讨论的有效需求模型的结构扩展，通过部门间的结构关系进一步表明有效需求问题。关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模型就不再赘述了，根据我们所要讨论的当前我国的结构问题，可以参照马克思的方法，划分出几个重要的部门，然后讨论部门间货币的投入产出关系，以表明经济结构的决定和与有效需求的关系。　　

根据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考虑把我国经济划分为五个部门：　　

（1）以第一产业为基础的“农业部门”；　　

（2）以基础工业为代表的“生产资料部门”，这个部门的特征是“资本密集型”的；　　

（3）以生产基本消费品为基础的“基本消费品部门”，它与生产资料部门相比有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率或是“劳动密集型”的；　　

（4）生产奢侈品的“高档消费品部门”，它包括房地产和一些新兴的高技术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中除劳动服务业外的行业，如金融保险和影视业等，其特点是“资本密集型”和同时具有高工资的行业；　　

（5）“劳动服务业部门”，即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其特点是具有更低的“资本劳动比率”和更低的工资率。在上述五个部门的划分中，农业部门与目前统计中的第一产业基本是一致的；劳动服务业部门可以比较容易地从第三产业中划分出来；生产资料部门是第二产业的一部分，可以通过行业来划分；基本消费品部门和高档消费品部门的划分涉及到第二和第三产业的重合，需要根据行业的特点重新组合。上述部门的划分主要是从投资和收入支出流向、就业等方面考虑的，它能够更好地表明当前我国经济中的结构问题。比如，目前第三产业中具有最高工资的金融保险业与工资最低的服务业混在一起，这不利于说明收入分配和就业问题。　　

在上述五个部门模型中，采用货币的流入（投资和消费）决定需求，加入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决定供给，再采用“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决定就业，我们可以得到部门的货币投入产出表，以决定各个部门的结构，在此基础上加入前面所阐述的总量关系，即按照有效需求的分析加入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来讨论各个宏观变量的相互决定，从而可以从有效需求的角度讨论总量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举例说明这种方法。　　

例如讨论农民收入的决定问题，我们可以根据恩格尔系数和收入水平的变动决定经济中的农产品消费支出，再根据农业生产货币成本的变动决定供给，则可以得到农民的收入水平。那么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呢？假设其它条件不变，只要农村人口向城市向工业转移，则可以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因为转移出去的农村人口会用从工业部门得到的收入购买农产品，或者说会有增加的货币流入农业，由此可以得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决定农民收入水平变动的重要因素。　　

再举劳动服务业的例子，根据消费调查，收入越高的家庭用在劳务上的支出越多，给定总收入，则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对劳务的需求越高，这样，劳动服务业的发展和吸收的就业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差距，因为在其它条件不变时，高收入阶层收入的增加只能来自于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减少或工资率下降和失业，因此，劳动服务业虽然是最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但发展劳动服务业从总体上并不能增加就业。　　

在上述货币投入产出的部门模型中，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概念中的资本所表示的只是价值概念而与技术无关，在这个模型中讨论技术发展和资源配制问题是困难的，因为这个模型把技术关系抽象掉了而不是完整的“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模型”，但就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来讲，重要的是有效需求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可以交给竞争的市场机制去解决。实际上，许多技术上的问题都联系到有效需求问题，比如农民为什么要采用手工劳动而不使用拖拉机，原因是生产拖拉机的“固定成本”太高和农民的收入太低，使用拖拉机在成本收益计算上不合适，但这却不是真正的技术关系，拖拉机的使用肯定会替代更多的劳动，如果在竞争的市场或解决了有效需求问题的条件下，拖拉机厂一定会破产而降低“固定成本”和使农民的工资提高而使用拖拉机，但由于有效需求问题，拖拉机厂被更改为生产汽车而适应高收入阶层的需求，这才是农民无法使用拖拉机的原因。再如，许多的服务业只是为富人服务的行业，如果把基本消费品部门的下岗工人转移到服务业，显然不会提高工人的消费水平。我们前面讨论市场经济时（第五章）表明，资本家要增加消费必然会提高工资率而使他们消费不起，我国目前服务业的过度膨胀显然是由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即大量失业的存在严重压低了服务业的工资。　　

我们在采用上述方法讨论当前我国的结构问题之前，有必要重申前面提出的有效需求命题，我国现在已经掌握了基本消费品的生产技术，几乎一半的基本消费品被用于出口，我国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使50%以上的人口不同程度地使用上了这些消费品，那么在未来的15年时间中（到2020年），我们完全有可能让所有的中国人都享受到现代技术所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当前所存在的有效需求问题则是阻碍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大障碍。这个问题对于上述的五个部门模型来讲就是，我们必须把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资料部门和基本消费品生产部门，并同时把他们转移到城市中来。高档消费品部门和劳动服务业部门是需要大力发展的，但是这种“大力发展”的含义与目前我国经济中实际出现的情况是不同的或完全不同的。根据统计数据可以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超出常规的，在世界上很少有哪一个国家在人均GDP为1000美圆时会有我国这样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在GDP中占有如此之大的比重。我国许多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要占其工业产值的50-70%，这可能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许多城市中的比重。我国第三产业中的就业人数如果考虑到减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后的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中的比重，可能在世界上是极高的，如果再减去第二产业中出口企业的就业人数，这个“第三产业”中就业的比例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这显然并不正常。　　

作为高档消费品部门的房地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及金融文化产业无疑是必须大力发展的，因为它们代表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发展的方向，但是，这个高档消费品部门决不应该是我国现在这样的极高的“资本密集型”并同时具有极高的工资率的部门，目前我国的这种状况必然意味着广大的农民和城市里的工人买不起这个部门的产品，而这个部门的产品却是可以无限“复制”的。例如住房，从技术上讲它肯定是“劳动密集性”行业，是几千万民工在支撑着这个行业的发展乃至高速发展，住房建设中实际的成本从技术上讲应该主要是这些民工的工资，但在现实中民工的工资在全部住房成本中的比重却是微乎其微的，不光是这些民工买不起房子，城市里的普通工人也买不起房子。住房是如此，制药和其它高技术产业的成本是不是也如此呢？当然如此。一些高技术产业在发展的初期可能由于其“高技术含量”和市场需求而获得高利润，但市场竞争一定会消除这些行业的垄断利润。对此可能有人提出，这些高技术产品在我国市场上不是在降价吗？比如家电产品和汽车的价格一直下降，许多药品的价格也在下降，但这与上面的论点并不矛盾，我们所讲的不是价格而是成本构成，我国这些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工资率近年来一直在提高，而且有些行业大幅度提高，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只能是由于我国目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造成的，而且会使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进一步加重。高新技术产业必须大力发展，但它决不能在GDP中占有如此之高的比重和具有如此之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工资率。　　

上述问题涉及到当前我国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的性质问题，如果我们所讲的是生产资料部门和基本消费品部门资产值过高和工资率过低，这是经济周期中的正常现象，而目前我国这种“高档消费品部门”出现的特殊问题却不是正常经济周期中的有效需求问题，而是我国特殊的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出现的有效需求问题，它联系到我国目前存在着一个占人口60%的农业部门，这个部门并没有完全实现货币化和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这也是我们把“高档消费品部门”从第二和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的原因。　　

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部门是劳动服务业部门。与“高档消费品部门”一样，劳动服务业部门当然也是需要大力发展的，这不仅是专业化分工的需要，更是技术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当技术发展水平使物质产品的生产只需要很少的劳动投入时，把劳动从物质生产领域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服务”或“游戏”中来是必然的。这种劳动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部门必然要求与其它部门相同的工资率，这个相同的工资率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表现是非常突出的，即劳动服务业的工资水平与其它行业大致相等，唯此才能说人们是在相互提供服务，这一点可以从这些国家的工业品价格和劳务价格的比例中表示出来。但是我国的劳动服务业却是除农业外工资率最低的行业，而且许多农民工的极低的工资没有被计算在内，从工业品与劳务的比价上表现的就更为明显，我国工业品对劳务的比价比发达国家要高出许多倍，显然这就成为只是劳动服务业部门为其它部门或高收入阶层提供服务，而不是相互提供服务。在劳动服务业就业的工人用他们的工资可以买得起房子吗？不仅现在买不起，以后可能更买不起，因为近年来房价在大幅度攀升，而劳动服务业随着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其工资率却在下降。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有效需求问题，是我国特殊的货币化过程中由二元经济结构产生出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差距和高收入阶层追求消费造成的。只有有效地解决有效需求问题，才能保持合理的产业结构。　　

我们上面所采用的五个部门的划分正是为了说明当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有效需求问题，这种有效需求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上，表现在我国货币化过程中二元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矛盾上。　　

经济增长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首先，我们来讨论当前我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经济增长率政策的制定，在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完全有能力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经济增长率，因此，如何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率目标就成为极为重要的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对围绕8%的实际GDP增长率制定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提出了质疑，这种8%的增长率已经成为教条在统治着人们的思维，如果你预测明年的经济增长计划是8%和实际的增长率在8%左右，很可能是猜对了，那么当你问为什么是8%而不是别的数字呢？我相信经济学家并不能提供足够的理论和经验上的证据，所以提出8%是因为经济学家拿不出其它的数字，或者说其它的增长率数字比8%更难论证，只是如此而已。这个8%的实际GDP增长率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经济学家拿不出任何生产函数的证据，乃至找不到任何一个技术上的统计数据，我们前面所有的理论分析都是针对主流经济学的这种生产函数和实际变量的，GDP增长率并不取决于任何技术关系，只是联系到由有效需求所决定的特殊的货币金融体系。　　

这个8%的增长率与经验是不相符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或经济货币化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都超过15%，拉美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名义GDP增长率都超过10%，有些国家在几年的短期中超过亚洲国家15%的增长率，英国在1800-1825年和美国在19世纪60-70年代的“资本原始积累”或大规模货币化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都远超过其稳定状态下3%的增长率。我们前面讨论了我国1980年以来的经济货币化过程，表明保持高速的名义GDP增长率对于我国经济的货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以及提高技术水平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里同时需要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高速增长之后都遇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我国1997年以来的经济衰退也是高增长过程所带来的，但我们决不应当因为这种高增长会导致经济波动而追求8%的稳定的增长率，因为这种经济波动是完全可以克服的，韩国通过企业和银行的大规模破产目前已经走出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阴影，在已经基本完成农村的城市化条件下开始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我国经济当前所处的背景下，这种8%的增长率能否保持经济的稳定。　　

我们在前面的理论分析中，提出了“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来说明名义GDP增长率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即：　　

就业的增长率=名义GDP增长率×工资份额／工资率　　

假设工资总量在GDP中的比重不变和工资率不变，则就业量取决于名义GDP的增长率，这种名义GDP增长率与就业的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货币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极为重要的。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存在着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有近6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的比重接近50%，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如表10.1所示，因此可以说，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按照我国经济学家对8%的经济增长率测算，我国到2020年将使农村人口的比重从目前的60%降低到50%，即在未来的15年中把农村人口的比重降低10%，如果按照目前的就业弹性计算，即使达到这个目标也是困难的。但是，这个目标是不是合理的或可行的呢？　　

国家或地区	年份	农业就业比重（%）
中国	2003	49.1
下中等收入国家	1980	41
上中等收入国家	1965	45
日本	1950	48.3
韩国	1975	45.86
台湾省	1966	43.44
马来西亚	1980	41
泰国	1997	42
菲律宾	1997	37
印尼	1997	39

表10.1部分国家或地区农业就业比重的比较　　

首先，我们借助日本和亚洲国家与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数据来说明这一问题。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国家。1950～1975年是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25年。在这25年中，日本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从46.98%降为13.83%，下降了33.16%，年均递减1.77%。与这种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密切联系的名义GDP增长率为，1950-197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从3.94万亿日元增加到148万亿日元，增长了37倍，年均增长率为24.55%，最高的一年达到40.31%。韩国也是战后世界上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65～1980年是其历史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快的一段时期。在这15年中，韩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名义GDP从7980亿韩元增长到380000亿韩元，增长了47.6倍，年均增长27.31%，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几乎达到了40%。正是这种高经济增长速度使韩国的农业剩余劳力在这15年中得以迅速转移，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1965年的58.46％下降到1980年的34.01％，年均下降1.73％。台湾地区在其劳动力转移最快的1966~198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从43.44%下降到19.50%，15年下降了近24个百分点，名义GDP增长率平均高达17.83 %。这些数据表明，就业量的增长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名义GDP的增长正相关。　　

我国1991-2003年名义GDP增长率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动关系，它也表明了二者的相关性在我国是非常明显的。从1992年到1996年，这几年是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5.88％，在这段时间内农业人口的转移的速度也较快，年均转移劳动力1428万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年平均下降1.84％；而从1997年开始，随着名义GDP增长率的下降，劳动力转移速度大大减慢。　　

1980年至今，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平均每年下降0.86％，而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时期，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平均每年下降1.7%左右，与我国1992-1996年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时期相当。根据我们的测算，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如果达到这些国家和地区每年下降1.7%的速度，名义GDP增长率必须超过17％。　　

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就目前我国所达到的技术水平来讲，对于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进一步的货币化来加速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列举上面的数据，一方面表明了名义GDP增长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已经远远超过日本和韩国工业化初期的技术水平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完全可能达到和超过日本和韩国的水平，如达到1992-1996年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　　

就当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来讲，所有的问题都联系到这种二元经济的货币化过程。我们可以从反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已经实现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那么通过企业破产使名义GDP增长率下降对于医治经济周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但在我国目前农村人口依然为60%的水平时，名义GDP增长率的下降将大大减慢我国的货币化和城市化进程。前面的理论分析表明，名义GDP的增长率直接联系到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和其稳定状态，例如，8%的增长率与15%的增长率所要求的货币金融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这种8%的GDP增长率长期维持下去，将对以后恢复高速增长带来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正在建立过程中，这种货币金融体系的完善也必须以我国经济的货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为目标。　　

就当前我国经济的货币化和城市化进程来讲，名义GDP的增长率必须提高，因为我们必须加快农村城市化的速度。如果按照8%的增长率测算，到2020年我国依然要有50%的农村人口，这个结果是不可取的，对于这种计划目标的制定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可以说，这种计划目标的实现比把农村人口减少到40%更难实现，因为我国经济中目前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太慢。在农村存在几亿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无论采取怎样的政策，工资率都很难上升，而且不能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增长率的提高只能造成城乡差别的继续扩大，农村人口不可能不涌入城市，这不仅造成农业生产的萎缩，而且城市所能为农村劳动力提供的就业机会只能是劳动服务业，这不仅使我国的产业结构无法调整，而且必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怎么可以想象到2020年我国农村还存在几亿过剩的劳动力，在城市的收入水平成倍提高的条件下他们还可以在农村安心生活呢？农业生产、农村的教育和医疗问题又怎样解决呢？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证明，只有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提高城市化水平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拉美国家所产生的问题就在于不能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就解决当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而言，显然，通过扩大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的增长率比紧缩政策要更容易，它不仅易于调节利益矛盾，而且更有利于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更重要的是与我国的货币化进程相一致。反过来讲，在8%名义GDP增长率的条件下，当前我国经济中的这些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它留给政策调节的空间太小了。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表明，对于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讲，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是完全必要的，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和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状况，可以考虑把名义GDP增长率提高到15%以上，最好能长期稳定在20%左右，这里所提出的20%的增长率目标主要是考虑能否被人们接受，以及更容易论证，而就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和考虑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名义GDP的增长率是否可以提高到25%呢？按照这个速度，到2020年，我国农村人口可以降低到40%，考虑到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农村人口达到40%的指标可以缓和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压力，初步完成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　　

把名义GDP增长率提高到15%以上是不难做到的，1980-2004年我国名义GDP的平均增长率就在15%左右，1980-1996年平均GDP增长率接近20%。我国在2003年GDP增长率开始提高后，2004年就超过了15%。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能不能提高名义GDP增长率，而是这种GDP增长率的提高能不能增加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与总量问题相比，当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问题是更为严重的，可以说，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的扭曲，其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就业弹性大幅度下降。按照前面“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当名义GDP增长率不变时，就业量取决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工资率，而我国自1997年以来，在工资占GDP比重下降的同时，许多行业的工资率却大幅度上升，收入分配的差距持续扩大，由此导致了就业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自1997年经济衰退以来，在名义GDP增长率下降的同时，我国的就业弹性呈下降趋势，至2003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呈上升的趋势。重述前面的数字，1997-2003年的7年间，虽然我国GDP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8%，但是，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只下降了0.8%，这远低于1992-1996年之间一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2004年我国总体就业弹性仅为0.08按这个弹性计算，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带动0.08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大约是600万人。按照这样的就业弹性，即使名义GDP增长率达到15%，将只能吸纳90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只是相当于城镇新增的劳动力人数，这显然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目标不相适应。　　

就业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是自1997年以来我国出现的严重的结构问题，即产业结构和与之相联系的收入分配结构，二者相互作用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扭曲。我们来讨论这种结构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紧密联系到有效需求与经济波动，而且直接联系到人们的利益关系，从而涉及到经济乃至政治的稳定问题。自1980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的差距开始扩大，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以下上升到1990年的0.3左右，1991-1996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到1997年基尼系数接近0.4，从1998年至2003年，基尼系数出现了继续大幅度上升的趋势，到2003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0.46，这个数字超过了国际上认为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0.4的警戒线，只是略低于世界最高的拉美国家0.47的水平。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的急剧扩大引起各方面的密切关注，成为当前我国经济中的焦点问题之一。　　

表明导致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严重扩大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唯此才能提出解决方案。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表明，主流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只是技术上的要素价格理论，与现实市场经济中按照“价值”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是完全无关的，它不能用于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分析，目前所有采用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的统计分析都带有严重的循环推论，根本不能表明收入分配的决定与变动。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取决于有效需求，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是由于1991-1996年的高增长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自1997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所导致的严重结构性矛盾使收入分配的差距持续扩大。　　

一、我国1992年以来收入分配的变动　　

1、居民收入和财产分配　　

图10.1显示了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动，基尼系数从1984年来一直稳步上升，在1990-1994年间大幅度增加，此后在1995-1997年开始从1994年的高点（0.4334）下降，但1998年后又开始大幅度回升，2003年这一指标升至0.458。 　　

在各种收入来源中，工资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最慢。1991-2003年的十三年间，年均增长最快的是经营性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29.68%，其次是财产性收入20.32%，排在第三位的是转移性收入，18.86%，增长最慢的是工资性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5.47%。2003年，财产性收入增速为32.18%，而同期工资收入的增速仅为11.68%，前者的增长大大快于后者。　　

这些变化影响了收入分配的格局和财富的集中程度。中国统计局信息网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0%，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还有10%的家庭几乎没有财产。从城镇人均资产来看，人均财产最少的2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产份额只有2.75%，而人均财产最多的2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产份额达到51.07%，后者超过前者的18倍。　　

据美联储对美国家庭收入调查，近五年来（1997-2001年），美国10%最富有家庭拥有的净资产（扣除债务）增长69%，平均每户资产达到83.6万美圆，而20%最穷的家庭净资产只增加20%，平均每户仅有7900美圆，贫富家庭净资产相差104.5倍，中国贫富家庭资产相差倍数大于美国达254.5倍。　　

在金融资产方面也存在着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最高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金融资产的55.4%，而最低20%的家庭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5%，高低相差33.1倍，中国8.6%的富户占有60.47%的金融资产。这些数据表明了我国居民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2、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1990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动，其收入分配差距从1990-1994年逐步扩大，1994年人均收入比达到了2.86:1，1995-1997间有所好转，下降到2.5:1左右，然而这一差距在1998年以后直线上升，并超过了以往时期，这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目前已经超过了3:1。　　

3、城镇居民中的收入分配　　

自1992年以来，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出现严重扩大的趋势。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92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25，1994年上升到0.30，在轻微的下降之后，2002年又升至0.32。根据统计年鉴的数据资料显示，城镇中10%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10%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两者的比值在1992年时是3.14倍，1994年上升到4.11倍，2000年已是5.02倍，之后便愈加不可遏制，2003年达到了8.43倍。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于2002年5-7月对8个省市大中小城市的抽样调查，2002年我国2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家庭总收入43.6%，而占20%的低收入户仅占全部收入的6.7%。2003年我国城镇最高收入户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收入户的8.43倍。　　

4、不同行业工资水平的变化　　

从总体上看，我国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从1990年以来存在着扩大的趋势，1992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和最低的行业职工工资相差1.86倍，在2002年，最高和最低行业的职工工资相差2.99倍。从1990年到2002年，我国农、林、牧、渔业与采掘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最慢，只增长了315.18%和305.33%；而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最快，增长了591.08%和812.49%，后者是前者的2～2.5倍。　　

以上不完整的统计数据基本表明了我国9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的变动，我们来解释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动。　　

二、收入分配与经济周期和“滞涨”　　

在上述数据所显示的收入分配的变化中有两个分界点，一个是1994年，该年是1992-1996年经济波动的最高点，另一个是1998年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即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后的变动。我们在上一章讨论我国的经济波动就是以1997年为分界点，讨论了以1994年为分界点的1991-1997年经济周期波动，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表明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动完全是由有效需求所决定的。　　

前面对有效需求的分析集中在两个关键的比例上，即：（1）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或工资对资产值的比重（W/K），上一章中的图9.10表示了工资、折旧和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图9.19表示了资产值的变动；（2）工资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用W/(r+π)来表示，它同时表明工资收入和作为财产收入的利息与经营收入的利润之间的比例。我们采用由公式W/(r+π)所表明的收入分配的变动。　　

从1991-1994年的经济上升期，资产值以更大的幅度上升，这使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下降，同时使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重下降，1994年后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到1997年，工资收入所占的比重上升，财产收入则大幅度下降。这样，我们可以解释基尼系数在这个时期中的变动，即基尼系数在1994年达到0.43的最高点，到1997年基尼系数下降到0.36的低点。图10.4中给出了1992年以来W/(R+π)的趋势线，总体的趋势线是向下倾斜的，说明W/(R+π)的值是不断下降的，但在1994-1997年工资的比重是超过趋势线的。　　

前面对经济周期的分析表明，在1997年我国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倒闭，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资产值，同时使利息和利润收入大幅度下降，工资收入则由于存在着向下的刚性而不会下降，虽然会出现失业，但随着经济复苏就可以使W/(R+π)的值上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是，自1998年政府采用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支出和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不仅企业没有破产，而且出现了资产值继续大幅度上升的局面，如图9.19所示，从1998年开始资产值大幅度上升，由此导致了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如图10.4所示，其中2000-2002年工资收入超过趋势线是由于政府为公务员大幅度提高工资造成的，如果采用图9.10中企业的工资计算，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自1998年以来一直是下降的。这样，我们可以解释前面收入分配的数据为什么从1998年以来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不仅是国民收入流量的分配，而且由房地产投资所带来的资产值的大幅度增加和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大幅度增加被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中，基尼系数在1998-2003年的6年中上升了10个点而达到0.458。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的严重扩大产生于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遇到的严重“滞涨”，是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直接联系的。　　

让我们举两个更直观的例子来说明1998年之后出现的问题。自1998年起至今，国有企业顺利地完成了“战略性”转移，基本退出了竞争性的基本消费品部门，转向了由政府财政投资支持的垄断性基础产业部门和高档消费品部门，但是，占国有企业1／3以上的下岗职工却被转移到城市中收入最低的劳动服务业部门，这必然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严重扩大。另一个例子是房地产业的发展，自1998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业的投资增长率以高于平均投资增长率2倍以上的速度发展，地产值和房价成倍上升，但住房的建筑成本则几乎没有增加，建筑业的工资水平是除农业和劳动服务业外最低的，而且许多农民工的低工资没有计算在内，这种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这种房地产业的发展显然是在政府扩大总支出政策和商业银行贷款的支持下才得以发展的，换个角度讲，在1994-1997年的宏观政策下，房地产价格一直是下降的，从而如果没有1998年后的财政货币政策，房地产的价格势必继续大幅度下降。　　

三、收入分配与消费　　

收入分配是与有效需求联系在一起的，即收入分配的变动影响消费需求，从而对有效需求构成影响。我们在前面表明了1991-1997年收入分配的变动对消费需求的影响，1998年以后收入分配和消费的关系。1998年以来，随着基尼系数的上升，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持续下降，这里需要解释的是1999-2001年消费支出的上升与政府为公务员大幅度提高工资有关，即使如此，在2000年以后这种趋势尤为明显，这使从1997年已经产生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变得更为严重。2003年我国各收入阶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平均消费倾向，表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远高于高收入阶层。　　

由于1998年后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导致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持续走低。2000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是48.01%，接下来的三年中，消费倾向分别为46.55%，45.30%和43.35%，这导致了消费需求的大幅度下降。1998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低于60%，最终消费总额年均增速一直低于GDP增速。2001-2003年，居民消费的增速分别为7.0%，6.5%和7.7%，分别比名义GDP增长率低3.4、2.9和4.8个百分点，而同期的投资增速分别为15.26%，12.93%和21.46%。近年来，GDP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投资，而投资的增加会不断地提高资产值，投资与消费增长率差距的拉大带来的资产值上升，将会使得有效需求问题更为严重，因为企业资产值的攀升会提高折旧和利息成本，这使企业的赢利变得更为艰难，要获得利润，下一期的投资必须以累积的比率进行，同时使利息和利润收入的增加超过工资收入，收入分配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在总体消费支出增长率下降的同时，高收入阶层在消费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2003年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这种收入分配和消费的分布必然使高档消费品部门的需求旺盛，导致基本消费品部门的需求严重萎缩。　　

近年来，别墅、高档公寓成为拉动房地产投资的主要动力，经济适用房增速则逐渐下降。从1999年－2002年，我国房地产业经营总收入增长了2.34倍，而且房地产业中发展最快的又是别墅、高档公寓， 4年间，别墅、高档公寓的投资分别增长了1.89倍和2.83倍，2003年，办公楼和别墅、高档公寓投资完成额分别增长了33.4%和22.4%，而经济适用房只增长了6%，2004年1-10月，全国住宅投资完成额增长27.9%，其中办公楼增长33.8%，经济适用房则仅增长了5%。这种房地产业投资分布的不均衡体现了当前房地产投资是以高收入阶层为消费对象的，造成大量资金集中到只有高收入者才能消费得起的别墅和高档公寓。从1998年－2002年，我国汽车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3.56％上升到5.52％，而且汽车工业中发展最快的又是轿车，2003年我国汽车的产量增长了43%。　　

另一方面，在低收入阶层连基本的生活消费品都得不到满足的同时，基本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却不断萎缩，甚至是大幅萎缩。2001年我国农村平均每百户家庭只拥有洗衣机29.24台、电冰箱13.59台、收录机20.79台，城镇平均每百户最低收入户家庭也仅拥有洗衣机79.21台、电冰箱63.11台、录音机39.95台；2002年我国农村平均每百户家庭只拥有电视机60.45台、空调2.29台，城镇平均每百户最低收入户家庭也仅拥有空调51.10台，说明这些基本消费品市场尚未达到饱和。但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其生产的萎缩，2000年我国洗衣机制造业、电冰箱制造业和收音机、录音机制造业的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0.146%、0.571%和0.204%，而2001年这一比重分别下降至0.121%、0.569%和0.173%；2001年我国电视机制造业和空调制造业的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0.794%和0.911%，而2002年这一比重分别下降至0.707%和0.688%。而且这种生产萎缩不仅表现在所占比重的变动上，甚至还表现在产值绝对数的变动上，2001年我国洗衣机制造业和电冰箱制造业的产值比2000年分别下降了12.27亿元和14.58亿元；2002年我国电视机制造业和空调制造业的产值比2001年分别下降了163.34亿元和28.73亿元。而且目前这些家电行业都在向高档产品全面转产。　　

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的严重扩大所导致的消费结构变动反过来又会影响收入分配，使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基本消费品部门的需求萎缩和增长率下降必然使这个部门的工资水平下降，造成基本消费品部门的产品滞销、积压，并导致一些企业停产或半停产而增加失业或半失业人口，工资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又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需求进一步下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在高收入阶层财富和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一种“收入加速数”现象，他们从他们自己的投资和消费增长中获得利润和更高的收入，因为他们投资和消费的部门就是他们就业的部门，如房地产、汽车和电讯等高档消费品行业、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告、影视业以及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然后在下一期继续扩大投资和消费，从而能够得到更高的收入，形成产业和收入在高收入阶层之间循环。由于高收入阶层占有绝大部分财产和金融资产，上述两种循环的结果必然是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目前高收入阶层集中了大部分的金融资产，具备很高的投资能力，但是他们的投资方向几乎没有工业部门，而是房地产和金融投资。　　

调查结果显示：在有投资能力的高收入家庭中，选择股票的次数占总的投资次数的33.07%；商业和服务业占20.42%；国库券占10.63%，其它为银行存款。 　　

目前我国高收入阶层的“炫耀性”消费表现得非常突出，而另一方面则是低收入水平群体相对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下降，当经济增长的成果只限于在精英阶层中分享，而大多数人却无法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时，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如近年来出现的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表明在房价恶性攀升的条件下建筑商竟然支付不起农民工微薄的工资，实际上，在许多基本消费品行业和服务业都存在严重压低工资问题以及降低劳动保护标准问题，特别是失业增加带来的收入下降，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　　

产业结构与就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依赖于需求结构的变动，需求结构则取决于收入分配，而反过来，收入分配又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变动，由此形成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相互依赖的循环。我们前面所提出的在产业结构分析中按照五个部门划分的方法，正是要使对产业结构的分析与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相对应，如上面对收入分配的讨论正是直接涉及到产业结构的变动。在目前我国农村人口接近60%的条件下，工业化的目标显然没有完成，正常的产业发展应当是使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生产资料部门和基本消费品部门转移，但目前我国出现的状况却是高档消费品部门和劳动服务业部门的快速增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产值和就业严重萎缩，这是我们要讨论的关键问题。　　

自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是高档消费品部门，其次是生产资料部门和劳动服务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增长率最低，而且就业人数从1997-2003年只下降0.8个百分点，基本消费品部门虽然有所增长，但如果考虑到进出口就完全不同了，目前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而且自2000年以来的增长率远高于名义GDP增长率，由于出口产品主要来自于基本消费品部门，因此，基本消费品部门实际上是严重萎缩的。另一方面，进口的消费品中都属于高档消费品，这使实际的高档消费品部门所占的比重更大。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前面所表述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动是一致的，即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使高档消费品部门和劳动服务业部门快速增长。　　

这种结构变动与就业增长率是密切相关的，高档消费品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其高速增长必然使就业弹性下降，由于高档消费品部门同时具有高工资，其增长率的提高显然会使就业进一步减少。劳动服务业部门是近年来吸收就业最多的部门，但却是城市中工资率最低的部门，在其它部门工资率不变的条件下，劳动服务业部门就业的增加必然使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更为严重。　　

表10.1 我国1992～2003年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就业比重及相对偏差　　

相对偏差则利用公式（大值—小值）/大值*100计算而来，如第一产业为（就业—产值）/就业*100，而二、三产业为（产值—就业）/产值*100。　　

表10.1是我国1992～2003年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就业比重及相对偏差，相对偏差用于表示产值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如果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相当，则相对偏差就小，相对偏差越大意味着就业所能增加的产值越少。　　

从表10.1所显示的我国1992-2003年产业结构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就业的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92年的58.5%下降为2003年为49.1%，12年间共下降了9.4个百分点，但从1997-2003年却只下降0.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就业于第三产业人员数占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比却日渐攀升，从1992年的19.8%，上升到2003年的29.3%，上升了9.5个百分点。第一产业下降的百分比与第三产业上升的百分比大体相当，说明就业变动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二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总体上比较稳定，但是以1997年为界，1997年前是上升的，而1997年后是下降的。　　

从产值与就业的对比看，2003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49.1%，而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却仅为14.6%，这表明第一产业劳动力的人均产值是非常低的，这一点可以从表10.1中的相对偏差值过高上反映出来。从1992-2003年，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从43.9%上升到52.2%，12年上升了8.3个百分点，但从1997-2003的8年中仅上升2.2个百分点，而且1997-2003年就业的比重下降了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相对偏差则从1992年的50.6增加到2003年的58.6。第一、二产业相对偏差在这十几年来均出现了扩大的趋势，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背离。　　

为了与五个部门的结构相对应，我们采用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划分方法把第二产业分成两部分。1998年以来，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平均在60%以上，2003和2004年，重工业增长率分别达到36.12%和35.73%，由于房地产、建筑业和汽车工业包括在重工业中，因此，重工业中实际上包含着一部分高档消费品部门的行业。第二产业中的轻工业与我们前面定义的五个部门中的基本消费品部门是大致对应的，只要把目前定义的高科技行业从轻工业中分离出来就可以了。目前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为40%左右，且发展相对较慢，发展最快的2003和2004年，增长率仅为16.47%和24.07%。基本消费品部门（轻工业）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劳动力较多。基本消费品部门比重的下降意味着就业的减少，这可以解释自1997年以来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下降。高科技产业是我国1997年以来发展最快的产业，增长率远高于其它产业，其特点是资本密集型和高工资率，吸收的就业量却很少，我们把高科技产业划分到高档消费品部门。　　

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的比重变化基本上等于第一产业相反方向的变动，它表明自1992年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是从农业部门转向了第三产业。但我们不能把第三产业作为一个部门来分析，因为第三产业中的劳动服务业的工资率是除农业外最低的，而就业人数却占第三产业的绝大比重。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广告业和邮电通信业的工资率在我国都是最高的，而这些行业就业人数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很低，从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来看，1997-2002年这些行业产值的增长率却极高。因此，需要把第三产业中的劳动服务业分离出来，除劳动服务业外的部分归类于高档消费品部门。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统计数据重新解释，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除劳动服务业外的高档消费品部门，而就业的增加则主要是劳动服务业部门，特别是1997年之后，劳动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增长在所有5个部门中是最快的。当我们把劳动服务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就会发现，虽然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高，但劳动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却很高，如果考虑到劳动服务业全部集中在城市，即只是为40%的城市人口服务的，则这个比重就太高了。　　

采用上述五个部门的分类和大致与其对应的统计数据，可以与前面的收入分配变动的分析直接联系起来。自1998年以来，政府财政投资的带动使生产资料部门的比重上升，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导致了高档消费品部门的急剧发展，同时，高收入阶层消费的增加带动了劳动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而基本消费品部门则在萎缩。反过来，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动又可以解释收入分配的变动，占就业量80%以上的农业部门、劳动服务业部门和基本消费品部门产值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人均产值远远低于高档消费品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这种严重的结构失衡产生于1998年以来的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的恶性循环，资产值越来越高，收入分配越来越向高收入阶层倾斜，而且这种恶性循环近年来急剧加速。　　

从上述对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分析中，可以更好地解释就业弹性的下降。一方面，就业弹性的下降产生于工资总量在GDP中的比重下降，这是因为1998年以来资本密集型的高档消费品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工资总量下降的同时，快速增长的高档消费品部门的工资率急剧上升，能够大量吸收劳动力的基本消费品部门持续萎缩。劳动服务业部门实际上起到了接收失业职工的作用，否则失业率会大幅度上升，但是，劳动服务业部门就业的增长是以工资总量的下降为代价的，同时，劳动服务业中为高收入阶层服务部分的发展必须以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为前提，因此，劳动服务业就业的增加在长期将会进一步增加失业，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我国1990－2002年部分行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与2002年劳动力－工资比，表明占就业量高的行业工资的增长率远慢于就业量低的行业。同时，工资率上涨不均衡还导致各行业劳动力－工资比差距拉大。我们用某一行业的就业人数除以此行业工资总额来表示该行业的劳动力－工资比，其值反映的是支付一定的工资所能雇佣劳动者的数量。从图10.7中可以看到，我国近年来工资率相对较低且增长较慢的行业所能解决的就业人数要远远多于工资率相对较高且增长较快的行业。同时，工资率相对较低且增长较慢的行业往往是基本消费品部门，而工资率相对较高且增长较快的行业则是高档消费品部门。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应该是扩大基本消费品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以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这就需要把生产资料部门过高的资产值减下来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高档消费品部门当然是应该发展的部门，但目前必须使其资本劳动比率下降和工资率下降，使其逐渐变成基本消费品部门。劳动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决不能因为它能够增加就业就作为发展的方向。　　

然而，上述产业结构的调整恰恰是与市场需求的方向完全相背的，由收入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相互作用形成的恶性循环已经形成巨大的惯性，这正是当前我国结构失衡中的最严重问题。　　

这种恶性循环结果的严重性是不得不提到的。我们前面的推论只是表明这种恶性循环会使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会使产业结构中劳动服务业的比例扩大，或者说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中的转移只能到劳动服务业就业，如统计数据所表明的1992年以来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数量等于第三产业劳动力增加的数量，但我们没有说明这种劳动力转移的性质。我们前面对市场经济分析时曾反复论证，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家是不可能提高消费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资本家的消费或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将改变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游戏的性质，即它将变成只是少数人的游戏。然而，在我国目前存在60%农村人口的条件下，资本家或高收入阶层却是可以扩大消费的，这种富人消费的扩大将使非生产性的劳动服务业的就业随之增加，市场经济将变成马尔萨斯的地主和仆人的模型，而不是资本家和工人的模型。我们前面表明的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每个城市家庭都可以雇得起保姆，显然，最高20%的人口占有50%收入与最低收入20%的人口占有不到5%的收入意味着，如果高收入阶层消费的话，这20%的农村人口将只能被转移到城市的劳动服务业就业，而如我们前面所表明的，目前那些主要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构成的“中产阶级”或城市精英们根本就不考虑投资，更没有人去进行实业投资，而是贷款消费，他们消费越高，收入就越高。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只是低收入阶层的2倍，日本大企业高管人员的收入只是工人收入的8倍，而目前我国有人提出要通过人大立法把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收入限制在工人收入的12倍上，显然目前要远超过12倍。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的现状再也不能任其发展下去了。　　

这种严重的结构问题也使当前的经济政策面临着严重的两难选择，提高名义GDP增长率可能只会使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扭曲更为恶化，却不会增加就业。2004年我国名义GDP增长率达到了15%，但带来的却是房地产、汽车等高档消费品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在GDP增长率大幅度提高的条件下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反而上升了。2005年通过紧缩政策使GDP增长率回落到10%左右，但从各个部门增长率的变动看，增长最快的依然是高档消费品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这显然会进一步降低就业增长率。我们必须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　　

第十一章 城市化与三农问题　　

政策的选择　　

上述分析表明，自1997年以来，尽管我国名义GDP的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但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和就业都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使当前的政策选择变得极为困难。　　

如果上述分析是成立的，显然，目前我们所采用的政策将不能解决这些严重问题，因为这些政策都没有针对有效需求问题，而只是按照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思路考虑总需求。在总量问题上，保持8%实际GDP增长率的政策使经济调整的方向转向资产值的提高，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来增加就业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可能导致结构的扭曲，如许多省市都把汽车产业作为支柱产业。　　

近年来，我国许多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都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争夺有关，显然，这些高新技术的应用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利润，难道还需求专门制定政策鼓励其发展吗？比如汽车工业，近年来对汽车的市场需求象井喷一样的爆发出来，国外汽车商在3-5年内就收回投资，如此之大的需求和利润难道还需要制定政策鼓励吗？当十几个省市都把汽车产业（还有高科技产业）列为支柱产业时，政府面对这些由经济学家所提供的“严格”论证的上报材料又如何决策呢？　　

近年来，虽然针对收入分配和三农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但收效不大，因为这些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有效需求问题。　　

就近年来的政策取向看，随着问题的不断增加，各种用“财政替代货币”的政策也在增加，比如工业反补农业，采用严厉的货币政策乃至行政手段控制房地产业投资和钢铁等基础工业的投资，通过出口退税刺激出口的增加等，这些政策都只能在短期取得成效，但就长期来讲则可能是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一致的。工业反补农业将提高工业的生产成本而限制工业的发展，而只有工业的发展才能转移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和真正“反补”农业。　　

工业反补农业问题有些类似于前面所提到的收入分配政策问题，它涉及到市场本身的运行机制。例如，假设GDP总量或增长率不变，则政府要对失业工人进行补贴就需要对企业增税，企业的税收成本提高后只能降低工资而使更多的工人失业。政府要补贴农业只能增加工业的税收，如果这部分财政收入由于吸收农村劳动力的投资支出，则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使农民收入提高，而工业反补农业则只是暂时提高了农民收入，而农民支出的增加则会进一步增加工业的收入，只要农村劳动力不转移出来，工农业的收入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基础产业乃至房地产是当前我国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最需要发展的产业，问题只是在于这些产业的资产值太高而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波动，而不能因此就限制这些产业的发展；外贸出口退税虽然使出口大幅度增加而有利于就业，但换来的却是增加的外汇储备，当然不如用这笔财政支出增加国内的需求合算，原因只是找不到增加国内需求的方法。　　

由此可见，如果说在1997年经济严重衰退时这些政策对于稳定经济还能起到一定作用的话，那么目前继续采用这些政策则可能带来经济的不稳定，因为前面所表明的收入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恶性循环已经具有了极大的惯性，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方向与政策方向的初衷完全相背。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原有的政策和思考方法，针对有效需求问题的根源采用强有力的政策手段扭转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方向，使其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对于当前我国经济中的有效需求、特别是严重的结构问题，政策选择是困难的，特别是这里没有国外的经验可资借鉴。国外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替代货币”的政策可以说都是失败的，西方国家70年代的滞涨和日本90年代以来的长期停滞是非常典型的，在发展中国家也没有成功的经验，东南亚国家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至今没有复苏。里根和撒切尔所采用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是不能考虑的，这种政策只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效，虽然韩国1998年后采用大规模破产的政策重组金融也取得了好的效果，但韩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而拉美国家采用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严重问题是必须防止的。在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依然占60%的条件下，采用紧缩政策不仅起不到降低资产值和改善收入分配的结果，而且会由于失业的大量增加使收入分配急剧恶化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我们否定了前面两点后，所能采用的政策取向就只剩下一条路，这就是扩张性政策，或者称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高名义GDP增长率，乃至大幅度提高GDP增长率（如20%以上），这种扩张性政策与1998年以来所采用的政策不同，以前的政策实际上是向着使经济复苏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比如提高资产值和刺激消费等。　　

目前针对我国2003年以来消费支出的下降，一些经济学家又提出刺激消费的政策建议，这显然只是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从事，难道目前我国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还不够高吗？　　

目前所要采用的扩张性政策恰恰应当与1998年以来的政策方向完全相反，即根据前面的对收入流向的分析，把政府支出用于能够提高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和降低资产值的方向进行。这就不仅需要从总量上调节需求，而且特别要采用产业政策调节需求的方向，以从根本上扭转决定市场需求的收入流向。　　

如何扭转市场需求的流向、甚至能不能改变市场需求的流向都是复杂的问题，比如根据前面对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分析，目前能不能让高收入阶层都不买汽车、别墅而转向基本消费品部门的投资来增加就业？这显然是做不到的。我们也不能采用财政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发展基本消费品部门，道理很简单，因为目前基本消费品部门生产过剩而严重亏损，谁也不会向这个部门投资，政府直接投资连投向基本消费品哪个行业都不知道，而且不可能和目前极低成本的乡镇企业竞争。我们需要找到整个产业结构中最关键的环节作为突破口，这就是通过城市化解决农村的三农问题。　　

这种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是我们前面一直强调的，当前经济中所出现的主要问题都与此有关，这也是前面所表明的有效需求原理和资本原始积累所揭示的市场经济中的根本问题。可以假想一下，如果不存在农村严重的过剩劳动力，高收入阶层是不可能如此消费的，因为他们的消费必然使工资率上升，而目前的情况却是他们越消费、工资率越低，劳动服务业的规模越大；另一方面，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并不是从高科技中产生的，而是来自于农业和乡镇企业的低劳动成本所提供的低廉的基本消费品，如果不是几千万建筑业农民工的低工资，住房的建筑成本不可能是700元而房价却是几千乃至上万元；国有企业从基本消费品生产领域退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遇到了比它工资率低1倍以上的乡镇企业的竞争。很明显，如果农村存在几亿的过剩劳动力，必将影响所有的市场取向。　　

如果在经济正常发展时期，这种市场取向在人们获取利润的动机下会使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转移，但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以及政策问题，造成了我国城市化的速度过慢，当出现经济衰退时就使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结构扭曲了，并造成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从各国的货币化和工业化过程的经验看，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都是关键问题，韩国和台湾省因为实现了城市化而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而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却要为金融危机付出沉重的代价。资本原始积累、特别是大规模的高速货币化扩张是一种危险的跳跃，因为其本身就存在着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扭曲，在这个跳远过程中如果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当遭遇经济衰退时付出的代价就小，反之就很麻烦，因为市场机制本身必然出现向下的调整而激化社会矛盾。目前的主流经济学不仅不知道导致衰退的原因和如何医治，而且给予人们一系列错误的导向。　　

从1980年改革以来，我国经历了1985-1988年和1991-1996年两次高速增长的跳跃，结果是极其成功的，虽然付出了1997年后经济衰退的代价，目前采用扩张性的跳跃发展，一方面是因为解决当前我国结构性矛盾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目前的技术水平完全可能使我国在2020年实现农村城市化的目标，使所有农村居民享受到目前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完全应该达到或超过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二十年前的速度。只要我们抓住农村货币化和城市化这个根本点，同时理清市场机制运行的脉络，这种跨越式的发展并不危险。　　

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与城市化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就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先来分析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在前面的产业结构分析中，我们讨论了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比例的变动， 1992年，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21.8%，就业占全部就业量的58.5%，到1997年，产值为19.1%，就业为49.9%，到2003年，产值为14.6%，就业为49.1%。表11.1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化，对应上述三个年份的城乡居民收入的比值为，1992年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58倍，1997年这个比值下降到2.47倍，2003年又上升到3.23倍。　　

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更高。由于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各种福利性补贴无法统计，如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公共用品上的消费，比如用电，公共交通等，实际收入被低估；而农民收入可能被高估，如果扣除农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中要用于下一年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其收入更低。据估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际是5：1甚至是6：1，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对于上述统计数据，在许多文献中经常见到这样的说法，第一产业就业多和产值比重低是因为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由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农业，从而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如果从农民人均资本投入和近年来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看，上述分析似乎是可以被经验证实的，但这种分析却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列举上面的数据就是要说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并不联系到生产率，而是联系到整个经济的收入（或货币）流转。　　

可以用最简单的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模型来说明这一问题。假设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即劳动力流出并不改变粮食产量，同时假设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没有收入弹性，这个简单的模型对于讨论三农问题是有用的。在这个模型中，给定粮食的初始价格，农民的收入只取决于城市人口的数量或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例，如果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各为50%，农民的收入将是粮食初始价格的2倍。这样，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完全取决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而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无关，比如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倍，只要农村劳动力数量不变，则农民的收入水平不变，只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1倍。而且，如果粮食的产量超过需求将使价格下降，农民的收入反而会减少。由此可以推论出，要使农民收入提高，必须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农业部门收入的增长完全取决于转移的劳动力数量。　　

现在来看城乡收入差距的决定。假设农村的劳动力不变，则粮食的价格取决于工业部门的收入和对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可以用恩格尔系数来表示对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这样，我们可以把恩格尔系数作为工农业部门间收入的流动比例，给定经济增长率，将决定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收入分配比例的变动。例如，我国90年代以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呈现出下降趋势，1992年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0.576和0.53，1999年分别下降到0.526和0.421，2003年进一步降到0.456和0.371。由于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城镇居民总收入中通过农产品购买转移到农民手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则使更多的收入转移到工业部门或城镇居民手中，由于农村居民的比重超过城镇，则上述数据显示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显然使农民的相对收入进一步减少。给定恩格尔系数的这种下降的趋势，则经济增长率越快，农村居民对城镇居民的收入比例越低。　　

这样，我们可以解释由统计数据所显示的1992-2003年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相对于名义GDP的高增长率太慢，采用以1997年为分期的数据更能说明这一点。从1992-1997年，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加快（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8.6个百分点），而产值只下降2.7个百分点，这使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快于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缩小，而在1997-2003年，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大大降低，就业比重只下降0.8个百分点，产值的比重则下降了5.3个百分点，致使收入分配的差距严重扩大到3.23倍。根据上述分析，采用生产率变动的方式解释城乡收入分配的变动是不成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农村劳动力不变的条件下并不能增加农民收入，而只会增加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且，一旦由于生产率提高使粮食的产量提高而超过需求，则会使粮食价格下降，农民只能是增产不增收。　　

这种粮食（农产品）价格由于农业生产率和供求的变动对农民显然是有害的，但能不能通过制定粮食收购价格来稳定粮食产量呢？这里的问题是能不能制定合理的价格且这个价格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变动。如果为了防止粮食价格下降而按当时的市场价格制定收购价格，农业生产率提高后将使粮食供大于求，同时，农民的收入将被稳定在制定的粮食价格上，农民也将根据这个价格决定产量。显然，一旦把价格固定住，则限制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由于农产品的过剩可能是暂时的，比如气候因素造成的某一年粮食增收了，粮食收购价格只能保证当年农民把粮食卖出去，长期则可能随着农业成本的提高（如农民收入的提高）而减少粮食产量，这只要对比一下城市的收入增长率就非常明显了，制定固定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将可能导致农产品供给不足。这种分析可能有助于解释我国从1999年制定粮食收购价格后，到2003年突然遇到农产品供不应求和价格上升，其原因在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太慢。这种农业生产率的变动只能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农产品供不应求，却不能解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原因是农民收入的提高完全受城市对农产品需求的约束。　　

上述分析可以表明造成我国农业发展缓慢和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原因，其最关键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相对于经济增长率和工业部门的高速增长太慢了，致使农产品需求受到严重的约束，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率远低于工业部门和城市居民，而低收入又进一步使农业投入减少和技术进步缓慢。自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所有产业中是最慢的，工业部门通过引进国外的技术，在消费品生产领域已经接近世界领先水平，而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种植业在技术上几乎没有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速度更是严重下降的。显然，在目前农村居民人均不到3000元的收入水平上是不可能使生产性投入增加的，比如购买拖拉机，拖拉机厂工人的工资将比农民的收入高2倍以上，而目前我国企业中工资成本只占总成本的20%，从而拖拉机的成本是用比农民工资高十几倍的价格生产的，农民怎么用得起拖拉机呢？反过来，即使农民购买了拖拉机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却只能是增产不增收。拖拉机是如此，农业部门使用的化肥和其它工业生产资料投入都是如此，而农产品的价格却不能根据成本提高，因为在目前的农业技术水平条件下，只要价格提高，农产品供给就会增加而使价格下降，而工业生产资料投入的价格却不受限制。这使政府经常为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发愁，通过工业反补农业增加农业的投入只能是不得以而为之，不可能取得预想的效果。　　

从上述模型中可以推论出来，提高农民收入的唯一方法是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正常的发展顺序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使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并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农产品的价格不断提高，这使农业的生产技术得以改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将形成对农产品正常的供求状态，促使城乡形成统一的劳动市场和工资率。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是为大多数国家的经验所证实的。　　

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业的发展速度相联系，英国、西欧和美国城市化过程经历的时间比较长，原因是工业的增长速度较慢，从而并不会带来城乡之间的严重矛盾，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速度极快，比如名义GDP增长率持续超过20%乃至更高，则必须加快城市化的速度，因为按照前面的分析，所有的货币投放或投资只能首先流入工业和城市，它只能通过工业部门雇用农村劳动力和购买农产品的方式才能流向农村。因此，城市化的速度一旦放慢，必然导致城乡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严重下降时，也必然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在这方面，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而拉美国家则由于经济的严重波动而导致了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造成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和“城市病”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国自1978年农村改革以来，虽然农业的增长速度和技术进步缓慢，但工业投资的高速扩展和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极大地缓和了城乡矛盾，但自1997年经济增长率下降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极大地放慢了，由此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　　

目前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城市的差距并不是统计数据中的3倍或5倍所能表示的，因为这些货币统计数据所表示的只是能够买得起什么产品，而不代表实际的生活水平，农村目前的收入水平仍停留在温饱阶段，这种收入水平使他们与现代生活和文化发展几乎无缘，农村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服务、娱乐等方面与城市相比可以说相差一个时代，目前有近40%的农村家庭连最能与外界沟通的电视机都没有。这种与城市的巨大反差必然造成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他们接受极低的工资和各种工作、生活环境，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无法在城市里长期居住和获得稳定的收入，而一旦失去工作或收入下降就意味着必须离开城市回到农村，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这就势必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前面在讨论政策选择时实际上表明，在目前存在60%农村人口的条件下应该说别无选择，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同时完成农村的城市化，而不能中途停顿。一旦经济增长率下降和放慢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就会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城市中的下岗职工可以重新安排就业，但对于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却不能把他们疏散回去，他们必然会在城市里与下岗职工争夺工作和生存环境。这种民工潮是难以阻止的，目前并不是在理论上论证要不要加快城市化的问题，而是农村人口已经进入城市怎样安置的问题，经济增长率越低和城市化速度越慢，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越多，问题就越难解决，拉美、印度、南亚以及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必须提到乡镇企业的发展。自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缓解了农村过剩劳动力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压力，但必须认识到，乡镇企业只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乡镇企业是依靠极低的工资与城市工业企业竞争的，其快速发展的原因就是因为城市不能吸纳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这与我国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和80年代初期80%的农村人口的特殊条件有关，比如投资的集中管理以及严格的户籍制度阻止农民进城等，因为没有第二个国家象我国这样在农村发展工业的。我们并不否认乡镇企业对我国经济增长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或者说是我们在这个阶段可选择的最好的发展方式，但乡镇企业的过渡性质是必须要表明的，道理很简单，这些乡镇企业为什么不在城市里发展呢？城市里的所有条件都要比农村优越，节省耕地、交通和信息发达、科技、教育、金融以及社会服务等都可以降低企业成本，特别是可以使工人享受现代的城市生活。我国乡镇企业所以能够与城市竞争就是因为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太慢，而农民可以接受极低的工资和生活条件，还有不需要审批的极低的土地成本，依靠这种低成本，乡镇企业成功地接收了原来国有企业中生产基本消费品的部分，把它改造为具有极低工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乡镇企业的这种低工资成本的扩张在工业化初期可以非常有效地扩大就业，日本和韩国在高速增长时期工资率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这使重化工业得以高速发展，我国乡镇企业的这种低工资发展对于城市中基础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乡镇企业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基本消费品，同时增加了农村的就业和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这在我国可能是其它的发展方式所难以达到的。　　

但是必须看到，乡镇企业的低工资发展必然会带来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阶段我国经济在没有实现城市化的时候就遇到了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这与乡镇企业的发展关系极大。这一点只要分析一下乡镇企业的成本和产品需求就清楚了，乡镇企业的工资水平是低到了工人根本买不起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地步，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的工资相对于平均15%以上的GDP增长率来讲几乎就没有什么提高，原因是存在着源源不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产生的竞争可以压低工资，但他们生产的产品只能由城市居民购买，农村居民靠乡镇企业增加的收入所能提供的需求太小了，乡镇企业的低工资竞争还导致了城市工人的工资增长率下降，目前所遇到的基本消费品领域的需求严重不足显然与此有关或关系极大。1997年以来，随着城市基本消费品需求的萎缩，乡镇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出口，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20%以上出口的增长率带动的，而这种依靠低汇率的出口增长却是不能持续的，接近50%的GDP出口是我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结果，因为中国人更需要那些出口的基本消费品，而不需要进口的奢侈品和外汇储备，而一旦出口的增长率下降，必然造成乡镇企业产品需求的严重萎缩。　　

乡镇企业的低工资发展所遇到的另一个障碍就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虽然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乡镇企业产品的需求，但更会带来工资率的上升而使乡镇企业的成本提高，更多的农村人口将向城市转移，而不会永远接受乡镇企业极低的工资和工作、生活条件，只要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加快，乡镇企业将难以维持低工资的生存条件，如在珠三角地区出现过的民工荒问题，原因并不是因为流入这一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减少，而是这一地区的城市化速度加快而使乡镇企业的工人“转业”了，即农民工更多地进入了城市的劳动服务业，虽然劳动服务业的工资率与乡镇企业差别不大，当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差别却极大，乡镇企业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为工人提供安家立业的条件，那些农民工在乡镇企业就业只能是暂时的，这里当然不包括离土不离乡的当地乡镇企业，而当地乡镇企业是难以扩张的。　　

总之，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以城市的不发展为基础的，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收入和产业结构的流转上似乎有成为第二个“农村”的趋势，因此，必须加速城市化的发展来改变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式。实际上，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开始向城市化的方向进展，珠三角地区和江浙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托由大城市辐射所形成的城市群，从而把农村逐渐改变为城市，这个趋势在东部沿海地区是明显的，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地区越来越集中在大城市和城市群周边地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加快城市化的速度来更好地规范乡镇企业的发展呢？　　

城市化问题　　

自1980年以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一直落后于工业化的发展，虽然从1980-2003年，我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20个百分点，达到了60%，但相对于高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却是严重滞后的。　　

对于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和与国际的比较研究，一些经济学家采用人均GDP和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和来说明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如果用人均GDP和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来衡量，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国外相比并不低，但这种比较方法有问题。例如，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农村人口显然是成比例的，因此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与城市化水平是一个意思，从而只是同义反复而不可能推论出任何因果关系；人均GDP水平与城市化的关系与前面是一样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人均GDP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是互相关的，即完全可以说是城市化水平决定人均GDP。一些经济学家采用第二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所表示的工业化程度来进行国际比较，由于我国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远高于其它国家，这可以推论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我们虽然同意这个结论，但用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来说明工业化的程度和城市化的标准并不是确切的指标，比如发达国家由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二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并不意味着工业化程度的下降。　　

这里的问题是，由货币所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名义变量并不能确切表明实际的技术关系，比如没有那一个国家在人均GDP为1000美圆时达到了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和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工业化水平；另一方面，城市化的水平并不是完全由工业化的水平决定的，如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初实现城市化时的技术水平显然远低于目前我国的技术水平，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大发展时，其工业部门只有纺织业和简单的机械制造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而与城市建设本身相联系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却占有很大比重，可以说，没有城市就没有现代的教育和文化发展。就技术关系来讲，技术发展对城市化的制约只是表现在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上，即要为城市人口提供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而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过程证明，农业技术的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相互关联的，即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够极大地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关于农业与工业的相互制约关系可以通过经验研究来详细分析，但对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农村存在几亿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极大潜力的条件下，对城市化的发展是不存在任何限制的，也根本不存在工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就业岗位的限制。城市化本身就是经济发展，它与工业化和农村的现代化是一个含义。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太慢了，无论与拉美国家70%的城市化比率相比，还是和东南亚超过50%的城市化比率相比都是落后的，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用了20多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城市化，而我国在20多年的时间里城市化的比率只提高了20%，归根结底，我国自1980年以来并没有把城市化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没有把城市化本身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我们前面讨论有效需求时曾表明，目前我国消费品生产的技术水平完全可以在不长的时间里生产出所有中国老百姓需要的那些消费品，同样，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讲，我们完全可以在未来的15年的时间里让中国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从而使他们享受现代的科技和文化生活，这种城市化比增加某些产品的消费更重要，或更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实际上，现代的教育、文化以及产品的消费只有在城市里才是可能实现的，只有实现了城市化，才能提高人们对现代产品的需求，也只有实现了城市化，才能改善农村的教育、医疗等生活条件，城市化比技术和工业产值更重要。　　

在目前的经济学中，城市化问题只是一个从技术上的比较优势问题，比如城市具有规模效益，交通和信息系统发达，作为商品的集散地可以使商业、贸易快速发展，等等。经济学的这些道理都是对的，但从城市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现代城市的发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是城市把人们聚集在一起从事竞争的游戏，共同发展文化、体育等娱乐活动，城市除了教育、科学研究和文化等不可替代的功能外，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相联系的建筑业、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金融业和目前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也是不可替代的，从某种角度讲，城市化本身就是一种产业。当然，城市并不是一个产业，而是由多种产业共同构成的，但只有城市才能把这些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种自发的市场经济的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使城市的房地产业、商业和服务行业等出现大规模投资的机会，而城市人口的不断扩张是保证需求和利润增长的重要条件。　　

我们在前面曾阐述了一种简化的发展模型，即提高货币发行来雇用农村劳动力生产消费品，然后再让他们用工资收入把这些消费品买走，但这里的问题是，必须保证投资者（或资本家）的利润，那么如何保证投资者的利润呢？如果按照前面模型的推论，投资者的利润只能或只有来自地产的升值。实际上，我国近年来的发展已经表现出这种趋势，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土地越来越替代“机器”而成为“资本”，按照各国的发展经验，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地产在总资本中的比重只有上升到50%以上才会稳定（郭金兴，2005年），这种地产的升值是与城市化过程紧密联系的。那么，当采用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或城市化过程滞后，利润将更多地流入城市，这必然造成乡镇企业产品的需求不足和难以持续扩张，因此，这种采用货币扩张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方法必须与城市化结合在一起，才能不断地创造需求。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地产的抵押，因为“机器”是无法作为抵押品的，只有地产的升值才能保证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而地产是不可能在农村升值的，特别是在目前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下，乡镇企业是不可能用国有的耕地作为抵押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这种地产和金融的相互依赖发展是城市化的基础，它使在城市的投资能够获得利润。　　

从这种金融与地产的相互依赖中可以推论，我国的城市化过程只能是发展大城市，或根据我国的国情发展大、中型城市，因为中、小城市发展金融是困难的。例如，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的分行都设在省一级的城市以及发达地区的地级城市，在许多地级市和县城中只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设立的支行，很少有股份制银行设立的支行，这些支行贷款的审批权只有几百万，而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如广州、深圳、苏州、宁波等地，每家银行不仅都设有分行，而且都有几家甚至几十家支行，这些支行有很大的贷款审批权，这种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这一点很容易从经验上得到证实，即在发达的地区都有发达的金融（GDP和利润都是按货币计算的）。因此，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不可能规划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向，因为商业银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包括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发展也越来越趋向大城市，由金融的发展所带动的经济发展必然使人才和劳动力更多地流入大城市。　　

我国自80年代制定发展中小城镇的发展战略以来，一直在协调地区和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但结果依然是大城市、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发展最快，广州、深圳一带的珠三角地区、苏锡常一带的长三角地区和浙江沿海一带的城市发展是最快的，未来我国城市的发展也必然是在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在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这种趋势是很难改变的。　　

上述分析涉及到目前我国的地区发展战略，如西北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种地区发展战略是否可以向这些地区的大城市倾斜，如西部和东北的省会城市，因为区域太大无法与金融的发展相协调，从而无法带动私人投资，西北大开发所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与大规模的投资相比带动的需求太小。　　

因此，目前城市化的发展战略也应该加速发展这些地区的大城市和形成城市群，以规范乡镇企业的发展。目前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世界城市的排位中也仅居第十，而象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必为大城市的扩张过分担忧，研究和制定大城市、城市群、乃至特大城市的发展规划势在必行，因为一旦经济增长率提高，必然会有更多的人口涌入这些城市和地区。　　

上述分析可以从各国城市化的普遍经验中得到证实，这些经验同时表明了，在二元经济条件下，高速增长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发展，这一点是与我们前面所表明的理论是一致的，即提高经济增长率的目的是为了经济的货币化，而货币化与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化必须同时进行。前面一再强调，我国目前所出现的问题与60%的农村人口有关，与占GDP比重25%以上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关，由于城市化的速度过慢，我国的高速增长在没有实现城市化时就遇到了经济衰退，而这种二元结构使经济衰退中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更为突出。因此，目前必须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在经济发展中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以上对三农问题和城市化问题的讨论直接联系到当前我国经济中总量与结构的矛盾，联系到前面所提出的通过提高名义GDP增长率来解决这些矛盾，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来改变目前的收入流程以改变产业结构的着手点是城市化，城市化和三农问题不仅是当前我国经济的最薄弱环节，而且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化不仅可以使高速增长的投资有了方向，而且可以改变收入的流程。例如，大规模的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将雇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政府又可以把土地开发的收入用来开发廉价的商品房安置农村劳动力进城，象珠三角、长三角和浙江有些靠近城市的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可以就地建立城区与大城市相连，把大城市的区域扩大，城市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这种大城市的扩张还可以抑制不断上升的市区的房价。这种城市化的发展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并使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从而可以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全面进行农业经营方式的改革，通过农村产业化的规模经营提高生产率和采用新技术，使农村的收入水平提高，这又可以缓解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压力。可见，通过城市化可以真正提高有效需求，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需求，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生产得以复苏，进而带动经济的全面复苏和高涨。　　

目前发展城市化战略必然需要对原有的土地管理制度和农村的连产承包责任制进行“适当”的改革，这种改革是必要的，如目前的土地管理看似严格，但土地的收益却严重流失，乡镇企业以极低的成本占用耕地，实际上只能默认而损失大量的土地使用费。这种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可以参照一些地区的经验逐步进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土地制度和农村改革必须保证或进一步加强土地的国有权和政府对土地的管理，特别是要防止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升值收益的流失，政府只有能够获得土地的收益才能规范好城市的发展，在这方面，香港地区和深圳市的土地开发过程是可以借鉴的，即通过竞争的市场批租土地和从土地的收益中获得城市开发的资金。　　

目前我国与土地开发相联系的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的问题，房地产开发行业过高的利润率（据有人估算要超过30%）表明这一行业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垄断，规模过大的地产企业与银行紧密联系，必然产生对当地城市发展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就可能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城市发展政策，如果不能消除这种垄断势力和房地产行业过高的利润率，可以考虑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大规模进入房地产行业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行业，防止土地升值收益的流失和控制房地产价格。　　

第十二章 开放经济与人民币汇率　　

新古典贸易理论：实物与货币　　

目前作为开放经济研究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只是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扩展，即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加入各国间生产要素不流动的假设，然后通过根据各国要素比例决定的专业化生产和产品流动来替代要素流动，从而可以达到与要素流动相同的最优资源配置，这即是著名的“要素禀赋论”。按照这一理论，当各国根据要素禀赋实行专业化并采用自由贸易，则可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即各国的工资率将趋于均等。对于各国使用不同的（名义）货币单位，则可以根据购买力平价方法的汇率决定把货币完全排除掉。这一贸易理论的核心是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的技术关系。　　

就技术关系来讲，新古典贸易理论所表明的要素禀赋论，远不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分工更重要，分工联系到技术进步，即使两个国家要素比例相同，只要采用分工和贸易即可以加快技术进步，更多的人将有更多的发明，从而参加贸易的人口的扩大即是规模经济的扩张。但我们这里并不讨论这种技术关系。　　

对于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推论出的这种贸易理论，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对此没有任何疑问，但是，这一理论并不能用于解释现实。实际上，我们前面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已经表明了这种实物经济的贸易理论应用于现实所存在的问题，即所有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与这种贸易理论中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当把国民收入核算中的资本和劳动概念直接用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要素比例或要素禀赋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假设是不同的，这里不仅存在着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品的贸易，而且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几乎不受限制，这种现实使得新古典贸易理论无用武之地，因为根据国民收入核算和教科书中的解释，经济中只有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由于在现实中作为其中一种要素的资本是完全流动的，从而就可以认为生产要素是完全流动的，其根据要素不流动假设推论出的贸易理论是毫无意义的。但特别需要注意的另一个现实是，作为另一种要素的劳动在国际间的流动受到各国移民法的严格限制。　　

那么，作为要素禀赋论所提倡的专业化分工与自由贸易能不能用于统计中的资本和劳动的概念，并且能够达到要素价格均等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了发达国家出口的“列昂剔夫悖论”和发展中国家引进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问题，这是新古典贸易理论难以解释的。对于现实中的“自由贸易”，是不是可以说只是谈判和妥协的结果，而如果不遭到报复，一个国家采用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一定会得利？这也是新古典贸易理论难以推论的。在战后发展中国家采用新古典贸易理论实行分工和自由贸易政策时，所得到的结果并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而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拉大，如何解释这种现实呢？我们在前面讨论当前我国经济中的问题时表明，目前我国经济按照这种“要素禀赋论”，出口低附加值的基本消费品造成了严重的结构失调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且并不能真正解决就业问题，进口的高档消费品和过多的外汇储备只能使我国遭受贸易损失，但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这种状况却是再好不过的了，它不仅有利于资源配置，而且可以增加就业，但这却是一个缺少前提假设的命题。完全可以这样推论，只要人民币持续贬值、直到零，中国的所有产品必然会全部出口而实现充分就业，但中国却不能得到任何东西。　　

这种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的最严重问题是微观与宏观的脱节，资源配置的自由贸易信条无法与宏观经济政策衔接。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所有的宏观变量通过物价水平决定的汇率即可转变为生产函数的实物变量，但就购买力平价理论来讲，其能够与经验相一致的情况只是发生在一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时才有效，据有人估计其所能解释的经验只有5%，或者说概率在5%。在标准的开放经济模型中（蒙代尔-佛莱明模型），利率和收入水平将决定汇率，而且联系到就业，这显然与购买力平价在逻辑上不一致，而主流经济学根本不能表明汇率与价格水平、利率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更不能说明汇率、利率和收入水平对贸易条件或各国利益得失的影响。就贸易和资本流动对各国金融结构和经济周期的影响来讲，主流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模型几乎不能涉及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里只有经验研究而没有理论，经济学家对国际金融危机几乎没有做出过任何有价值的预测及理论说明。对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时间表也只能是按照经验给予说明，因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原理，自由贸易和完全的资本流动是唯一的标准。　　

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和开放模型中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缺陷。第一，如我们前面所表明的，所有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根本不是实物变量，从而并不能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比如国际资本流动显然是货币流动，而不是机器及作为各国资本主要组成部分的土地的流动，国际贸易也显然不是物物交换，而其媒介的货币则直接联系到资本流动，比如资本帐户与经常帐户是相互联系的，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显然并不是美国的实物产品，美国的利率和汇率乃至GDP增长率都将影响这些外汇储备所能购买到的实物。在开放经济模型中所有的变量都联系到货币，而在主流经济学中却完全没有真正的货币。　　

第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根本没有主权国家，就其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来讲并不联系到主权国家的性质。例如，在我国的东部和西部的资源条件是不同的，土地和矿产资源以及旅游景区也是不流动的，资源配置当然也要按照新古典的贸易理论通过商品流动来替代要素流动，但这种商品流动并不属于国际贸易。那么征收关税呢？这显然是主权国家的职能，但新古典理论却设计了一个没有关税的最优贸易模型，而且这种关税并不是开放经济中的最重要因素，它依赖于主权国家的其它重要特征，如发达国家的移民法，对技术输出的限制，发展科技、教育和人才引进的政策等，但从经济关系上讲，主权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最重要特征是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是一种货币政策）。　　

这种主权国家的特定的和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联系到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主权国家可以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来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惜损害它国利益。正是因为主权国家的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才使国际经济关系完全不同于国内的关系，如中国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并不具有独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统一于国家财政和中央银行。　　

国际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例子是欧圆。欧圆区国家间由于使用了统一的货币，并严格控制各国的财政赤字，那么这些国家的货币金融体系将日益融合，从某种角度讲，欧圆区国家间的经济关系类似于一个国家地区间的关系，比如欧圆区各国间的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已经不同于与欧圆区之外的国家了，其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也将逐渐缩小。反之，发达国家中的美欧与日本的货币金融体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体系却是不能融合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显示出巨大的差异，这种货币金融体系的巨大差异对国际经济关系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比如欧圆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国家间存在着收入水平的差异，但却可以发展贸易与货币同盟，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和亚洲国家之间却不可能建立这种同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同的货币金融体系。与之相联系，货币金融体系相近的国家之间贸易战的程度远小于不同货币金融体系国家之间的贸易战。与贸易战相比，发达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争夺更为激烈，国际货币体系从金本位制到20世纪初以英镑为核心的金汇兑本位，再到战后以美圆为核心的布林顿森林体系，以及70年代布林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都充满了大国之间的争斗和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控制，虽然目前存在着美圆、欧圆和日圆的多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但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度从来没有实现过。这种各国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无疑是国际经济关系的最核心因素。　　

这样，我们可以重新表述国际经济研究的核心命题，即国际经济关系所要研究的是，当存在着各国间不同的和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的经常帐户的货币流动和资本帐户的资本流动，各国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将产生相互影响以及融合，而各国独立的货币政策选择和博弈将决定各国的利益或利益分配。那么，对这一核心命题的研究就是将由两个（多个）不同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决定的国民收入核算表联系在一起，通过考察两个货币金融体系的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的货币流动来表明其运动规律。　　

开放经济的货币经济模型　　

显然，在多个国家货币金融体系条件下讨论汇率、收入、利率以及工资率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将是极为复杂的。我们先采用极为简化的模型，来讨论两个国家货币金融体系中的GDP与汇率的关系。　　

在主流国际经济学中，名义GDP也象其一般理论一样被划分为实际GDP和价格水平两部分，实际GDP由外生的生产函数决定，而价格水平则被联系到购买力平价而在理论分析中被排除掉。这样，在开放经济模型的讨论中，价格水平与汇率相联系，收入水平则联系到生产函数和就业，这使得收入水平对于汇率的决定成为外生变量，虽然在蒙代尔-佛莱明模型中，通过收入对进口的影响而把收入变量加入到汇率的决定中，但究竟是购买力平价决定汇率还是收入与购买力平价共同决定汇率呢？购买力平价与收入水平（实际GDP）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这里显然存在着逻辑矛盾。　　

如前面的理论分析所表明的，这里根本不存在物价水平和实际GDP的划分，这一点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进出口贸易取决于两国产品相对价格的差异，从而不可能得到加总的可以比较的价格指数，或者说国际贸易本身就否定了齐次性的加总条件，这里不再赘述这种总量与相对价格的关系问题。很明显，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货币与资本的流动以及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其它变量以及对产品的需求都是采用名义量值计算的，比如各国GDP、利率和成本、利润的比较只能用名义的货币值计量，在人们知道汇率决定之前是不能采用购买力平价方法把名义值剔除的。因此，这里完全有理由先排除实际GDP和购买力平价方法，直接讨论名义GDP和汇率之间的关系。　　

当完全采用名义变量或名义GDP，我们可以得到由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名义GDP或收入水平，采用直观的例子来说明，假设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具有不同的货币金融体系，这种货币金融体系将决定两国各自的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如美国长期的GDP增长率为3%而中国则假设为8%，为了易于比较，我们可以给出货币或GDP存量，比如美国的GDP总量在1999年与中国是相同的8万亿美圆和人民币，如果按8：1的汇率计算就是中国的8倍。我们这里可能是不知道汇率的，但这里出现了一个完全由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关键变量——名义GDP，价格水平和实际GDP以及购买力平价理论已经不存在了。　　

显然，美圆和人民币是两个不同的货币单位作为计价标准，如果不存在贸易和资本流动，购买力平价理论或许是有用的，比如俄罗斯改变了货币单位，其货币对美圆的比例和汇率也随之改变，但在存在贸易的条件下却不能用价格水平的变动和购买力平价简单地决定汇率，因为各国产品的相对价格将随着贸易而发生变动，从而出现了由货币收入所决定的供给与需求和经常帐户的国际收支平衡，这就使我们可以从进出口的供求或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来讨论汇率的决定。　　

我们采用最简单的两个国家和两种商品模型来讨论这个问题。假设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飞机和服装。两国按照国民收入核算中统计的资本和汇率计算的资本劳动比率不同，如美国资本相对丰裕，而中国劳动力丰裕和缺少资本，假设生产的两种商品中一种是资本密集型的飞机，另一种是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在上述模型中，加入两个国家技术上存在差异和技术垄断的假设，比如美国由于生产飞机的技术水平高于中国，而生产服装的技术水平与中国相同，这将产生两个国家飞机和服装的相对价格的差异，即美国与中国相比其飞机的相对价格较低，如美国飞机与服装的相对价格为1:100，而中国国内飞机与服装的相对成本或相对价格为1:1000，这样，通过专业化生产和贸易将产生比较利益。需要说明的是，模型中两国资本劳动比率和收入水平以及工资水平的比较在汇率决定之前是不知道的。　　

按照上述两国国内的相对价格，美国将用飞机从中国换取服装，那么一架飞机换多少件服装或贸易条件如何决定呢？显然，在1架飞机交换100到1000件服装之间的交换比率是两个国家都得利的，或都是可能的交换比率，但不同的交换比率或贸易条件对两国的利益是不同的。因此，要确定服装与飞机的交换比率必须引人供给与需求，但要讨论供求的决定，一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收入水平或名义GDP。自穆勒提出这种贸易条件问题后的150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国际价值理论，伊曼纽尔（1988年）和一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采用马克思的方法来说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交换，但其分析只是加入了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来说明供给或成本，而不能表明需求的决定（参见柳欣，2003年）。新近发展起来的战略贸易理论也试图讨论这个问题，但在这种讨论中，主流经济学的外生决定的收入水平成为最大的障碍，当不能确定收入水平和汇率时，这种战略贸易理论是无法讨论供求的。　　

当我们按照前面对模型的假设采用名义变量的方法决定了收入水平，这种两国产品的供求问题就可以讨论了。对于供给，企业的成本将取决于货币工资率和利率（及折旧），一旦由货币供应量决定了名义GDP，就可以确定货币工资率和利率而决定产品的成本，换句话说，假设汇率不变，产品的成本取决于各国的货币供应量或名义GDP。对于需求，当收入水平决定后，我们可以采取对产品收入弹性的分析决定需求。当我们在假设汇率不变或给定的条件下得到了两国的供给与需求，即可以通过供求均衡的方法决定飞机和服装的交换比率或贸易条件。　　

上述分析是在假设汇率给定的条件下进行的，那么汇率又是如何决定的呢？在上述模型中，如果假设两国的货币供应量或名义GDP是给定的，则完全可以采用供求与国际收支平衡的方法决定汇率，这种由外汇供求决定汇率的模型可以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找到，即进出口的供求均衡将同时决定汇率和贸易条件，但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分析不同，在我们的模型中，汇率与收入水平也是同时决定的。由此可以引出对汇率这个概念的新的含义，即汇率在模型中的意义只是决定两国的名义GDP的比较或货币供应量的比较。例如，美国的GDP增长率为3%，中国GDP增长率为8%，但当汇率不知道时两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和增长率是无法比较的，而一旦我们确定了汇率，如美圆对人民币的汇率为1：8，我们就可以把两个货币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了。按照1：8的汇率，美国的GDP总量为中国的8倍（1999年），美国的GDP增长率为3%和中国的增长率为8%，以这种按汇率计算的美国对中国产品购买力的增长率是中国对美国的3倍，即24%，换句话说，假设其它条件不变，即在前面飞机与服装的模型中美国对中国服装的需求与收入增长的比例不变，则中国GDP每年增长8%时，每年对美国服装的出口将增长24%。这种寓言式的简化模型似乎与现实很接近，2000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长率在8%左右，而出口的增长率一直超过20%。但我们不能局限在这种假设其它条件不变的寓言式模型，而是在此基础上扩展假设使其接近现实。　　

首先，我们来做一个思想练习，讨论在上述模型中采用什么假设条件可以得到主流经济学的结论，即要素价格均等定理，或者说随着两国的贸易能够使两国的工资水平逐渐趋于相同。假设技术是给定的，美国飞机的相对价格之所以比中国低是因为其资本劳动比率高，这里的资本最好不要理解为机器，因为机器是劳动生产的，中国如果知道飞机生产的技术也是可以制造机器的，因此，如果假设资本是机器，就必须同时假设存在着技术上的垄断，为了排除这种复杂性，我们先假设美国的飞机所以便宜是因为美国的人均土地面积比中国多，资本的收益或利率就是地租。再假设两个国家有完全相同的消费偏好，或者说两国的飞机和服装的收入弹性是相同的和不变的。同时假设汇率根据供求而完全浮动。在上述假设条件下，我们可以任意选择初始的两国的货币供应量或GDP增长率，无论最初的交换比率如何，供求的变动将使其最终的结果成为两国的工资率相等。例如，当最初的供求条件为美国用1架飞机交换500件服装后，其收入水平将提高，由于消费偏好相同，这就会使美国人对服装的需求增加，从而提高服装的相对价格，同时将把服装行业的劳动转移到飞机行业而增加飞机的供给；反过来，中国的收入水平相对下降会减少的飞机的需求而使飞机的价格下降或使汇率上升。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结论，随着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两国的工资率将逐渐趋近。当然，美国会得到比中国更多的人均地租而使收入水平高于中国。　　

这种思想练习可以表明我们上述用供求决定汇率的方法在逻辑上是成立的，而且可以推论出新古典贸易模型的结论。由此可以推论，购买力平价决定汇率的理论在逻辑上是不成立，因为要使两个国家的价格水平能够比较，其前提必须是两个国家有相同的价格结构或相对价格，但这就否定了贸易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出现了表示总量的货币，新古典贸易理论是不能用于这种总量的，如我们前面对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关系的分析。新古典贸易理论本身是成立的，但需要物物交换或存在一个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拍卖者，这与其一般均衡中的问题是相同的。　　

然而，上述假设和结论是不现实的，它并不能得到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收人差距扩大的结果。我们必须把土地改为机器，来讨论技术变动和对技术的垄断，同时按照现实，假设收入弹性是可变的，这就可以讨论技术变动和消费需求变动所带来的结果了。给定两国的GDP增长率，假设在美国用1架飞机交换中国的500件服装的同时，美国人又发明了新的技术和产品，如计算机，这样，美国将把通过贸易从服装行业转移出来的劳动用于生产计算机，同时把飞机与服装交换所得到的高收入用于购买计算机，换句话说，计算机比服装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而对于中国来讲，飞机则比服装有更大的收入弹性，即当中国从贸易中获得更高收入时将对飞机产生更大的需求，这就会使得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从而使两国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扩大。另一方面，从成本的角度看，人民币贬值将使美国的相对收入水平上升，这种收入水平的上升不仅会提高美国的工资率，而且会提高生产飞机的固定成本，因为资本与收入是成比例的，由于美国的资本劳动比率是中国的40倍，（中国比美国的人口多6倍），而飞机生产又是“资本密集型”的，美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将使固定成本（折旧和利息）以更大的比例提高，这显然会使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而对中国更不利。　　

从技术变动的角度看，技术进步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由于生产服装所需要的是低素质的劳动，而生产飞机则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因此，如果中国专门生产服装而美国生产飞机，就会使两国的劳动力素质的差距扩大，从而使两国技术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个例子并不是虚构的，它能够表明50～70年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贸易而导致收入水平差距扩大、以及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支配国际贸易的并不是新古典的资源禀赋而是技术上的竞争。因此，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有利地位，必须使本国的技术水平提高。　　

上述例子和分析的目的在于表明，中国（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原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不能提高技术水平时，将遭受严重的贸易损失。按照美国3%和中国8%的GDP增长率和1：8的汇率，美国收入增长的部分将能够购买越来越多的中国劳动生产的产品，这将使美国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美国可以采用这种高收入所代表的生活水平从中国吸引人才并用于科研与开发，从而进一步扩大两国技术水平的差距并影响贸易条件，这种供求的变动一定会使人民币贬值，即使中国的就业可以随着出口的增加而增加，但只会增产不增收，因为美国对服装的需求是给定的。另一方面，这种两国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于引进外资是不利的，因为美国比中国市场有更大的需求，高新技术产品只有美国人才能出得起更高的价格购买，跨国公司只会向中国转移在美国市场上被淘汰的低技术产品，或者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就是列昂剔夫悖论。　　

上述结论只是从抽象的模型中推论出来的，它与现实并不完全吻合。比如目前我国对美国的贸易出现大量盈余而使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但如果我们加入多国贸易的模型即可解释这一问题，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加是由于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低工资率抢占了东南亚国家原有的美国市场，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却是可以从这个模型中推论出来的案例，即在90年代随着美国高科技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竞争，使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增长率下降和贸易顺差减少，虽然1997年出现的是金融危机，但危机后被贬值50%以上的汇率至今没有恢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是否也会重蹈东南亚国家的覆辙呢？　　

从上述模型中所能推论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按照上述的假设条件，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对美国的飞机征收关税而美国不采取报复性措施，中国的贸易条件将得到改善，因为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飞机是固定的，提高关税将提高中国的收入水平而不仅仅是减少飞机的进口；对于美国来讲，如果用服装进口的价值量（美圆）制定对中国进口的配额，将使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因为国内竞争将压低服装的价格。显然，最有利于美国的贸易战略是鼓吹自由贸易和全面削减关税，这联系到19世纪英国的自由贸易战略和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德国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关贸总协定”和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控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由贸易，由此而获得巨大的贸易利益，在80年代之前，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一直在恶化，南北差距越来越大。　　

显然，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取决于技术进步，而这种以资源禀赋论为基础的旧式分工并没有考虑技术进步，其自由贸易信条是在没有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假设下推论出来的，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由于国家的存在，这种竞争的游戏变成真正的剥削，乃至富国对穷国的支配，因为发达国家移民法的存在使“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彻底改变了，这里并不存在统一的劳动市场和“经济一体化”，发达国家中资本家的投资和消费并不能提高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资，这里存在着马克思所首先提出的“国际价值”和具有更高生产率的国家将获得更高的国际价值，而不是资源最优配置的相对价格，发达国家所有的对外经济政策、包括自由贸易，都是为了保持本国的技术发展和对技术的垄断，从而可以剥削发展中国家。　　

从前面的简单模型中可以得到一个有意思的推论，为什么美国的进出口总额只占GDP的20%而远低于中国的90%呢？是不是美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或国际化程度低于中国？显然不是，因为美国的GDP是中国的8倍，美国10%的进口额几乎可以购买全部中国的产品，换句话说，如果只存在中美贸易，美国20%的进出口总额是它最高的开放程度。经济学家总是按照“实际GDP”来说明经济增长，比如中国的增长率是8%而美国只有3%，那么在30年后中国的GDP总量将赶上美国，但是按照前面的贸易模型，在目前两国的增长率和汇率条件下，中国是永远赶不上美国的，而且差距会越来越大，道理很简单，美国3%的增长率可以购买中国24%增加的产品，中国和美国的收入水平将以这个差距扩大。在这样的收入差距下，中国的留学生都会成为美国的移民，而且工程师都会跑到美国去，中国是美国的“世界工厂”，而美国只要保留几个飞机制造公司就可以了。而且美国可以向中国出口美圆作为中国的外汇储备，但人民币不行，因为美国用10%的进口已经把中国的产品全部买走了，美国人拿着人民币已经买不到东西了，欧圆区的建立可能也与此有关。如果中国按照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原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开放资本市场和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不仅会受到剥削，而且会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到那时可能连8%的增长率都不能保持，拉美国家就是例子。　　

关于中国加入WTO而放弃关税保护，这里是不敢妄加非议的，或许实力较量只能如此吧，过去的事情也无法追回，但对于那些按照主流经济学观念为加入WTO所论证的理论文献却是无法苟同的，而且这涉及到我国下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承诺，以前的那些理论依据似乎需要重新论证。 　　

可以说，上述推论只是简单的算术问题，经济学家可以用极端复杂的数学模型去测算购买力平价，但在这种简单的算术问题上却经常出错，经济学家每天都在使用人均GDP是多少美圆和进出口是多少美圆这些名义GDP和名义汇率的统计数据，但却按照根本不存在的实际GDP和购买力平价去建立理论模型。如我们前面所表明的，日本和韩国及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并不是7%，日本是15%，而且汇率从360日圆上升到70日圆，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增长率都超过20%，而且货币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一直在升值，唯此才能保证其贸易利益。那么，从上述简单的模型中是否可以得到确定的结论，中国按照8%的增长率和1：8的汇率扩大出口必然会损失贸易利益呢？需要提到的是，在我国经济开始对外开放的1985-1996年期间，我国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20%，而且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到1996年才只有20%，这与1997年后的8%的增长率和占GDP50%的出口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人均GDP与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平是根本不相称的。把上述分析套用在标准的主流经济学开放经济模型中就会得出，降低人民币汇率和扩大出口完全可以增加就业，但却是以损失贸易利益为条件的。　　

上述分析可以充分表明汇率的性质，这里存在着国际价值或“美圆”，而不是主流经济学中表示生产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和购买力平价。按照前面只有中美两国模型的假设，汇率无论对于成本（货币工资率和利率）和需求来讲完全等同于名义GDP的增长率。当然这只是就贸易而言或取决于贸易的依存度，但这一点对于我国目前占GDP50%的出口已经具有重要意义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命题，汇率与名义GDP的增长率在国际经济中是一种替换关系，我们可以在提高名义GDP增长率和改变汇率之间进行选择。就前面抽象的模型来讲，如果要保证我国的贸易利益，在人民币汇率不变的条件下，名义GDP的增长率至少要达到24%，而且这种提高名义GDP增长率的方法与目前我国经济的货币化方向是一致的。　　

这里必须特别强调，上述分析和结论完全是在极为抽象的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的模型中得出的，当把这个模型扩展到多个国家和多种产品，结论可能完全不同，比如中国要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竞争，而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引进外资提高技术水平，这都需要保持稳定的汇率和开放市场，包括开放资本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但这些问题的研究是不可能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的，因为以生产函数和资源配置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根本就不能涉及这些问题，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和开放经济模型中存在着严重的概念和逻辑混乱，这种概念和逻辑混乱已经使这些问题无法讨论，我国理论界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就突出地表现出这一点，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　　

对于经济增长最重要是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作为技术落后国家改善技术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知识的引进，这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取得巨大的技术进步而赶上发达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典型的例子。对于技术引进，从战后到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进口替代方法，但几乎没有非常成功的案例，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进口替代虽然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但却不能改变发达国家对技术的垄断，而且这种对技术的垄断将使发达国家支配国际贸易和保持国际贸易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交换。让我们扩展前面的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　　

现在把前面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模型扩大到资本品贸易，即美国可以向中国出口飞机生产线，从而中国可以用服装与美国的飞机生产线交换，然后再自己生产飞机，这即是“进口替代”，为了易于说明问题，我们加入美国还可以生产另一种中国没有的更高技术的产品（如计算机或生物制品）的假设。这种进口替代是我国80年代前引进技术的主要方法，如从日本大量引进钢铁和化工设备。在这个模型中，贸易条件与没有资本品贸易时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首先，我们可以按照不存在资本品贸易的假设确定飞机与服装的交换比率作为参照物，比如美国的一架飞机换中国的500件服装。对于中国来讲，进口飞机生产线将意味着减少这个比率，比如为1：400，但这却是在几年后才能生产飞机，而目前一旦增加了进口，就必须增加服装的出口以使贸易平衡，而这种出口的增加必然使贸易条件恶化或人民币贬值，或者说，贸易条件将超过1：500了。而对于美国来讲，它只是把原来生产飞机的工人转移到生产飞机生产线，但由于美圆升值带来的收入提高将使生产线的成本提高，而且飞机生产线可能比飞机的生产资本密集程度更高，从而成本更高，这使中国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美国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开发和生产更新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却是中国更买不起的，因为这些新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会更高，而中国却可能掌握和生产不了引进的设备和技术。上述分析可以解释战后发展中国家实行进口替代的经验事实，这种进口替代导致了贸易条件的恶化，而出口难以增长又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我国70年代大量进口设备使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大幅度下降，国家不仅对出口进行补贴，而且出口产品的价格远低于国内已经极低的价格，这种进口替代使我国付出巨大代价，而日本却把中国作为转移夕阳产业的地方，而且日圆的升值使中国的进口替代越来越困难。　　

显然，直接引进外资来引进技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是最好的方法，对于跨国公司来讲，它是不可能转让技术的，因为企业是依靠技术的创新和垄断来进行竞争的。但就企业的竞争而言却是没有国界的，跨国公司的目标当然是要占领世界市场和打败所有的企业，获取利润是其最直接的目标，因为你不在中国投资和占领市场，其它的企业会这样做，你的企业就要垮掉，换句话说，竞争是国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对于我国来讲，从国外直接引进外资不仅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而且对于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更为有利，因为外资企业必然会雇用我国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目前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建立研发机构和雇用我国的科研人员，我国三资企业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又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这就是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家电产业的基本国产化就是直接引进外资的结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技术水平的巨大变化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在于成功地引进了国外直接投资。　　

现在把国外直接投资或引进外资加入到模型中，这里先不考虑国外的金融资本流人和引进外资后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而是把引进外资作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手段。从实际中看，国外资本或直接投资要能够进人中国，也总是要采用比中国现有的技术更好或更高的技术，否则将难以在中国市场上竞争。　　

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国外直接投资与名义GDP增长率是密切相关的。在主流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模型中，所讨论的只是利息率与金融资本的流动，而完全不考虑国外直接投资与名义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国际资本投资的目的是要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而名义增长率直接联系到利润率；另一方面，名义增长率决定着市场需求，比如说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而这种市场潜力只是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名义GDP增长率。因此，可以把国外直接投资作为名义GDP增长率的函数。　　

显然，当把名义增长率作为决定国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就必须考虑汇率，即只有汇率不变，其名义增长率对于国外的投资者来讲才是“实际增长率”，换句话说，国外投资者并不考虑通货膨胀率，而只是考虑名义增长率和汇率，因为在通货膨胀率与汇率之间并不存在购买力平价的直接对应关系。汇率与引进外资相关，但并不能说国外直接投资是汇率的函数，对于引进外资来讲，稳定的汇率可能比本币升值更重要。　　

由于引进外资联系到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而技术水平直接影响出口，由于进出口的平衡联系到汇率，当名义增长率提高时，企业的成本将随之提高，成本提高将影响出口，那又如何保持稳定的汇率呢？这里重要的是随着外资的引进将使我国的技术水平提高，而技术水平的提高将增加出口，并且能够极大地改善贸易条件。例如，在前面的模型中，如果美国的波音公司直接在中国投资，中国就不需要外汇去购买美国的飞机了，这会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而且波音公司会把在中国生产的飞机买到美国去。当然，波音公司会在中国挣很多钱，但这些钱只是中国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如果波音公司把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完全用在中国投资和消费，那将等同于中国的资本家，即提高中国的工资水平，如果它把利润汇回美国，那只不过等于美国人再拿这笔钱从中国进口飞机，贸易条件与前面没有直接投资的模型将完全不同，因为这会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比如到那时人民币可以大幅度升值，美国是必须从中国进口飞机的，但中国却不需要购买美国的产品。　　

把前面的分析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种“特殊”的开放经济模型，这一模型的要点是，通过本国的货币政策提高名义增长率，名义增长率的提高将促进国外的直接投资，国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使本国的技术水平提高，从而使出口增加和保持汇率的稳定。　　

这一模型可以被视为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或后起国家赶超战略的基本模型，之所以把它称之为基本模型，是因为它能够表明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经济增长率不同的含义。在一个封闭模型中，如果不是资本原始积累或经济的货币化，名义增长率的提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封闭经济中并不存在任何实际量值，名义增长率的提高只会导致经济波动。只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货币政策所决定的名义增长率才具有意义，因为这种名义增长率联系到汇率、引进外资和贸易条件。这里最重要的是本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这一基本模型直接联系到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让我们用这一模型来讨论中国的经验。从1992年至1996年，中国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时期，这种高速经济增长当然是用超过25%的名义GDP增长率来表示的。这种极高的经济增长率来自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扩张政策，与这种高速经济增长相伴随的是国外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从1992～1996年，国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率远高于我国的名义GDP增长率，“三资企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提高，从1992～1997年，三资企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不到20％提高到超过30％，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在GDP中的比率一直在提高，三资企业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也在提高，其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20％提高到超过40％。以上数据表明，引进外资的速度与名义增长率的变动是相关的，高的名义增长率不仅使外资的投入获得高的利润率，而且为三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从1992—1996年接近25％的高名义增长率虽然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只要考虑这一时期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大幅度降低，即可表明，在全部名义GDP的增长中，体现新技术的消费品所占的比重逐渐提高，而这些消费品主要是三资企业所生产的，换句话说，三资企业产品市场的扩大远高于名义增长率。另一方面，国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使出口大幅度增加，并使进出口贸易额在GDP中的比重提高，这表明技术进步抵消了极高的成本增加对出口的限制，这一点是保持汇率稳定的基本条件。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引进外资使中国的技术水平提高，从而使得极高的名义GDP增长率得到了稳定的汇率的支撑，这一点对于保持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它使中国躲过了严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所取得的以名义增长率计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得益于这—模型的良性循环。　　

上述对这一模型的经验分析不只是适用于中国经济，而且是一种更一般的模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相近的，即主要是通过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贸易，二者相互促进，这里还有与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相联系的联系汇率（与美圆挂钩）政策以及保持高额外汇储备的政策。需要提到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都超过20%，或者说都有很高的通货膨胀率，但在开放经济模型中，这里只有汇率而根本不存在实际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一模型作为一种一般的模型，它可以作为东亚模式的核心内容，而中国经济则是这一模型最典型的例证。　　

上述模型和分析对于当前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有怎样的启示呢？当考虑到引进外资和在出口上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竞争，保持较低的人民币汇率可能是有利的，但必须把名义GDP的增长率提高到20%以上。对于这种名义GDP增长率与汇率的互换，并不是说二者完全能够互换。必须表明的是，提高人民币汇率对于加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目前的低汇率条件下，中国的企业根本雇不起外籍技术人员，买不起技术，不能在国外建立销售网点，这形成了目前中国的企业只有出口而没有占领国外市场，跨国公司在中国可以横行霸道，而中国的企业却根本没有钱与跨国公司争夺技术人员和进行科研开发，这对于中国的企业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人民币汇率需要不断地提高，只要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能够随着人民币升值而提高，并不会影响我国的出口，也只有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和技术水平，才能迫使跨国公司把高技术引入我国。换个角度讲，由于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基本消费品的出口大国，只要我们可以掌握这些消费品生产的世界领先的技术，就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人民币汇率。当然，目前这些技术还掌握在跨国公司的手中，我们还要通过引进国外直接投资来促进我国的技术发展，这使人民币汇率的提高受到极大的限制，但人民币汇率应当随着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可以考虑把外汇储备与GDP保持某种稳定的比例（如为GDP的30%）作为调节进出口和汇率的依据。

国际货币体系与货币政策　　

上述开放经济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型的核心是政府主导型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而这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联系到特殊的货币金融体系，而这种特殊的货币金融体系本身具有极大的弱点，即与西方国家的货币金融体系相比更容易导致信用关系的不稳定。这种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可以从经验中得到启示，如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都出现过严重的金融危机，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使东南亚奇迹归于破灭。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一模型的核心问题，即能够使这一模型得以存在和保持稳定的货币金融体系。　　

我们前面的模型只讨论了经常项目，这里需要把资本项目加入到模型中，即加入国际资本流动，当然也包括外资银行。目前支配这种研究的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标准模型——蒙代尔-佛莱明模型，这种蒙代尔-佛莱明模型的缺陷是把国民收入和货币供给作为外生变量，这使模型中的IS-LM曲线所表述货币供给与收入和利率的关系是错误的，另一方面，这个模型中缺少决定货币供给的最重要的变量——资产价格，因此，当我们在模型中加入资产价格后，可以讨论内生的货币供给和GDP的决定，然后才能讨论GDP与利率和汇率的变动对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影响。　　

我们先来考虑两个发达国家的货币金融体系，一个是作为大国的美国，另一个是相对弱小的英国（或加拿大）。这两个国家的货币金融体系具有极强的内生性，我们在前面讨论了这种内生的货币金融体系，它是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而利率通过调节资产价格来调节货币的供求。这里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经验上，作为大国的美国经济出现周期性的繁荣与衰退，在欧圆区建立之前，其它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与美国是同步的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经济的影响，但其它发达国家中的某一个国家出现了经济衰退却不会影响到美国，表明这种经验对于研究国际金融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在美国和英国两个高度国际化的经济中，通过贸易、特别是资本流动可以使两个经济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连在一起，从而需要把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分析扩大到两个货币金融体系。　　

给定美国和英国的内生的货币金融体系，在没有国际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这两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以及利率是单独决定的，为了易于比较，我们假设美国长期的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增长率高于英国，如美国为3%，英国为2%，这也使美国的利率略高于英国。当然，在经济波动的某个时期中，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其它指标会低于英国。这样，在标准的蒙代尔-佛莱明模型中，我们首先确定了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即利率，这里可以把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放在一起统称为货币政策。在上述两个发达国家的模型中，我们来讨论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条件下的均衡。　　

作为固定汇率，如70年代前以美圆为基础的布林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两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增长率以及资产价格、利率等，都与汇率无关，只取决于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变化所决定的国际收支平衡。加入中央银行的外汇买卖，国际收支的赤字将增加本国的货币供应量，而国际收支的赢余则减少本国的货币供应量，这种由资本流动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将决定各国的名义GDP增长率和利率。然而，当加入了蒙代尔-佛莱明模型中资本完全流动的假设，这个模型的稳定性要求两个国家有相同的利率，否则将产生资本流动，按照前面对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同比例关系的假设，除非两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相等，否则将引起由利率不同所导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由这个结论所推论出来的理论含义是非常明显的，在某些特殊的假设条件下，包括完全可变的利率和资本的完全流动，在固定汇率模型中，通过中央银行根据国际收支平衡买卖外汇，将使两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和GDP增长率相同，这两个国家将成为一个国家。实际上，这个结论与前面的逻辑推论是一致的，一旦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国界将不存在了。与蒙代尔-佛莱明模型不同，由于我们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放在一起而只考虑货币供应量，从而并不能推论出固定汇率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和货币政策无效的结论。　　

在浮动汇率的条件下，汇率的变动将同时影响上述所有的宏观变量，并与这些宏观变量产生相互作用。首先，如前面讨论贸易时表明的，汇率的变动将影响两个国家的名义GDP的比较，美圆贬值意味着美国的GDP和其它总量相对减少。根据名义GDP与汇率的替代，如果美圆按照一个固定的比例贬值（如每年1%），则美国和英国按汇率计算的经济增长率将相同。第二，假设中央银行不干预外汇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将取决于两国的利率，而国际收支平衡又会使利率的变动影响汇率。根据蒙代尔-佛莱明模型资本完全流动的假设，这必将使两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名义GDP增长率逐渐趋同。第三，在上述两点的基础上，如果国际资本流动通过购买股票和商业银行直接投资等方式，将改变两国的内生的货币金融体系，使两个国家溶为一个国家。这种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相比，由于缺少了中央银行对外汇的买卖，从而更容易使两个国家溶为一体。与蒙代尔-佛莱明模型不同，在幅度汇率条件下，一国的货币政策将受到限制，当然，这需要特定的假设条件。　　

上述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逻辑推论所要表明的是，对于两个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来讲，无论是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只要各国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那么国界就不存在了，两个内生的货币金融体系将日益融合，经济增长率也将趋同。当然，这只是纯逻辑推论而与现实完全不同，但通过这种纯逻辑推论可以建立一个简化的分析框架。由上述推论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在固定汇率条件下，中央银行通过调节汇率而使本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而浮动汇率条件下则会失去这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开放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实际上，这种完全的浮动汇率在国际经济中从来也没有实现过，各国的中央银行都保持着外汇储备，并通过外汇市场的外汇买卖调节汇率和行使独立的货币政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一旦放弃抽象模型的假设而试图描述现实时，将产生上述模型中那些变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只能采用“假设其它条件不变”的方法来进行讨论。例如，假设其它条件不变，则美国降低美圆汇率将使美国的GDP总量相对于英国而减少，如果这种减少使美国的出口增加，则将增加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和就业，如果随着美国出口增加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利率提高，则会使更多的英国资本流入美国而进一步增加美国的货币供应量，这对于美国的逆经济周期政策是有用的。当然，这种描述中暗含着一系列的假设条件，但目前只能采取这种“讲故事”的方法使抽象的理论模型贴近现实。　　

在70年代前，在以美圆为基础的布林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下，美国一直保持着比欧洲国家更高的名义GDP增长率，特别是在60年代美国的高增长时期，这使美国的人均GDP与英国和其它欧共体国家（除西德外）拉开了差距。用前面的模型说就是，这种固定汇率使美国保持着独立的高增长率的货币金融体系。美国对欧洲国家的出口一直存在着贸易顺差，同时通过资本输出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和美圆的强势地位，这种国际金融体系对于美国的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特别是60年代的持续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同时也带动了欧洲经济的增长。但当美国经济在70年代初遇到严重的经济衰退时，这种以美圆为基础的固定汇率体系就无法保持了，因为在美国经济衰退的条件下，必将减少英国（欧洲）对美国的出口，同时美国的资本由于在国内找不到投资机会而会更多地流入英国，这将使英国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英国（欧洲各国）中央银行将把手中的美圆向美国兑换黄金。在1973年美国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圆与黄金的固定比例兑换时，布林顿森林的固定汇率体系就瓦解了。　　

在浮动汇率条件下，由于美国的GDP总量和货币供应总量是英国的5倍，而美国的进出口和资本流动在其GDP和总资本中的比重远小于英国（美国的总量等于全部欧共体国家），这使美国的货币政策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即可以通过降低美圆汇率来转嫁经济衰退。如美国中央银行的外汇买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英镑的汇率，而英国的中央银行对汇率的调节能力却不能与美国相比，美国的利率政策更是可以通过影响资本流动而影响其它国家的利率。在美国90年代通过货币政策保持较高和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增长率时，美国的高利率政策使资本大量流入美国，这使美国的资产价格上升的同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却不是很高，从而使货币供给可以稳定的增长，这种高增长又带来了美圆的强势地位，美圆的升值伴随着资本流入，而在2000年后美国经济衰退时，资本市场上大量的资本流出并不会严重影响美国的货币金融体系，而是使其它国家都陷入了经济衰退。　　

上述分析所要表明的是，在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即使是发达国家依然会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这也是欧圆区建立的主要原因，而发展中国家一旦加入这种国际金融体系，所受到的影响会更大，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能否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我们前面所表明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提高名义增长率，进而引进外资而加速技术进步和扩大出口时，一个重要问题是能否保持高增长条件下的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这里存在着两种货币金融体系的模式，一种是拉美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完全的金融市场开放，可以把这个模式看作与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体系直接相联的货币金融体系，这种货币金融体系的货币供给具有更大的内生性；另一种是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这种东亚模式的特点是保持本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独立性或相对独立性，而这种独立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应量具有更大的外生性。　　

我们先来分析拉美模式。拉美国家是从70年代后期先后开始大规模的货币化和工业化过程，其典型特征是货币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一方面是直接引入国外的货币资本来增加货币供给，如大量资本流入和政府直接从国外获得贷款；另一方面则是采用更直接的方法引进外国的商业银行来发展本国的货币金融体系，以此来增加本国的货币供给。国外的货币流入使本国的商业银行增强了信用，从而相应地增加货币供给，这种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名义GDP增长率提高，由于拉美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工资率较低，国外的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使许多拉美国家在短期内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是极快的。显然，在这一模型中，货币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是至关重要的，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越高，则这一模式的效果越大。　　

现在我们来看这一模式中的货币金融结构的变动。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名义GDP的增长率将提高，名义GDP增长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结果是资本存量价值的提高。与封闭经济不同，这种资本存量价值的提高并不完全依赖于本国商业银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而是取决于国外金融资本的流人，或者说本国商业银行货币供给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国外金融资本的流人，由此会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例如，当国外的资本流入大幅度增加时，不仅名义增长率表示的收人流量增加，而且本国资本存量的价值也将大幅度增加，如果本国的商业银行根据这种资本存量价值的增长速度增加货币供给就隐含着某种危险，即一旦国外资本的流人减少或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外资外流，本国的信用关系或金融体系将倒塌。更重要的是，这种货币金融体系是建立在国外货币金融体系基础上的，从而本国的中央银行将难以实行有效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　　

这种拉美模型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来自于货币信用体系基础的不稳定。由于大量国外资本的流入必然在短期形成高增长率和利润率，而过高的资产值却很快就会导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从而使货币供给不能进一步增加，而经济一旦面临衰退，必然引起资本外流，这种资本外流将使本国的信用体系崩溃，因为这种信用体系和增加的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外资本。正是这种原因，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出现严重的波动，如阿根廷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只经过了4年的高速增长，而且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经常导致对货币金融体系的严重损害乃至崩溃，一旦出现资本外流就会使本国的货币失去基础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　　

与拉美模型相比，日本和韩国所代表的东亚模型则具有超常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来自于政府的信用，由商业银行、企业和政府共同构建的货币信用体系使其货币供给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日本和韩国的高速增长时期，即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其货币金融体系依然能够保持基本的稳定，这种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有赖于出口的大量增加和大量的外汇储备以及资本输出。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也是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的方式，东南亚国家在80年代初开始的高速增长时期，政府对银行业大力扶持，官僚资本也大举进入银行业，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这些国家成功地引进了国外的直接投资，并通过出口而保持较高的外汇储备，这使其对美圆的固定汇率政策得以实施。但在90年代，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和货币的国际化，国外金融资本开始大量进入东南亚国家，这使政府对货币金融体系的控制严重削弱。　　

这种东亚模式的基础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这种技术水平的差距是由货币工资率来表示的，随着名义增长率和工资率的提高，这种由工资率所表示的差距将逐渐缩小，这会使技术引进的速度放慢，从而这一模型的优势将逐渐消失。一旦这一模型的优势变小，其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将变得极为突出。在这一模型中，其关键是必须保持国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增加，而随着工资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这种国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增加必然会减少，这就无法保证汇率的稳定，而一旦出现货币贬值，就会出现国外投资和金融资本的流出，从而导致货币体系的崩溃。这一模型的一个要点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即国外直接投资和金融资本的区别，按照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当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时，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使资本项目的净流人增加，然而，这一模型的基础只是在于国外直接投资的增加，高利率和金融资本的流人只会导致这一货币体系的更加不稳定。虽然金融资本的流人可以暂时维持汇率的稳定，但这种汇率的稳定只是在于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更多的金融资本流人将要求技术的更快发展和出口的进一步增加，而在技术进步放慢的条件下，通过提高利率引入金融资本会使货币供应量、名义增长率和工资率进一步提高，从而隐含着极大的危险。　　

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名义增长率的提高必然使资本存量价值提高，这种资本存量价值的提高将是累积的，如作为主要金融资产的股票和房地产，其收益不只是取决于收人流量，而且取决于资本存量价值的升值。由于这一模型在发展初期的工资率和技术水平与国外的差距，可以允许名义增长率的提高和保持汇率不变，房地产和股票(资本存量价值)的升值不会受到阻碍，而资本存量价值的提高和使大量的国外金融资本流入，同时，这些增值的金融资产将成为商业银行的资产抵押，从而促使商业银行进一步扩大货币供给。当存在着国外金融资本的流人时，这种扩张会被加剧，因为金融资本的流人能够使汇率保持暂时的稳定，另一方面又会使利率失去调节资本存量和收人流量比率的功能，这一点是重要的。在一个封闭经济中，资本存量价值的扩张将能够通过利率的变动得以调整，如当商业银行贷款的抵押资产中有大量的账外资产时，商业银行将提高利率，利率的提高会使资本存量价值下降，而在存在国外金融资本的条件下，利息率的提高将使国外金融资本的流入增加，从而并不会使资本存量的价值降低。由此可能产生严重的泡沫经济，使这种“东亚模式”尚未发挥其优势时就导致货币体系的崩溃。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过高的资产值和过高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这使持续的高增长遇到阻碍，而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加重了金融风险。　　

上述分析表明，这种货币金融体系即使在经济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条件下也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即资本存量价值的过度膨胀所导致的信用关系的不稳定和作为调节存量流量比率的利率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往往会导致信用关系的扭曲，如作为商业银行资产抵押的资产有大量账外资产，货币供给的过度增加也必然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或打破原有的资产负债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存在国际投机资本在资本市场中的炒作，这种金融结构也难以从经济的高速增长转移到平稳增长，因为名义增长率的下降或减缓要求商业银行减少货币供给和降低资本存量价值，而在扭曲的商业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关系和利率缺乏调节功能的条件下，这种向稳定增长的转换必然会导致信用关系的破坏，而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就会导致国外金融资本的流出。总之，这种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利率、汇率与货币供给的机制并不能形成一个能够自动调节的有效的金融体系，另一方面又严重地依赖于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显然，当本国的货币金融体系不是完善的和缺乏自动调节的功能时，它将受制于外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以上对东亚模式的自发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分析，对于讨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极为重要的。显然，这一模型中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要点是，必须建立一种能够与利率和汇率(自动)调节货币供给的机制相协调的货币金融体系，来保持信用关系的稳定，但这会遇到极为复杂的问题。如通过金融管制(如不完全开放资本市场)来限制国外金融资本的流入，从而把货币供给权力掌握在本国中央银行的控制之下。但这种做法所带来的问题是，这与完善的、能够发挥自动调节功能的市场经济的信用关系是相背离的。由于引进国外金融资本的目的是为金融体系提供信用基础，当限制引入国外金融资本而由本国的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时，其信用关系的基础将更为薄弱。显然，当中央银行为了发挥东亚模式的优势而扩大货币供给时，这些通过银行信贷所发行的贷款必然缺少可抵押的资产，当贷款不是基于抵押而风险完全由银行承担时，必然形成货币的过度需求，从而导致信贷配给。在这种条件下所形成的资产负债关系必然是扭曲的，如政府和中央银行为了防止这种信贷配给所产生的行贿和不负责任的无效率状态，而试图通过扩大商业银行规模和发展金融市场(企业融资)的方法增加货币供给，必然会排斥利率的调节功能而使资本存量的价值过度膨胀。由于这种货币金融体系并不是建立在由利率调节的资本存量与收人流量比率的资产抵押的信用关系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政府的信用之上，从而政府要保证这种信用关系只能采用不断扩大货币供给的政策，否则将面临整个信用体系倒塌的危险。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虽然东亚模式可以通过引进国外金融资本和通过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如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通过引进外资和大力发展本国的技术水平所达到的较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但这一模式从高速增长转向平稳增长和建立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是困难的，特别是当政府采用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和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出现漏洞时，这一模式将会提前结束。　　

上述分析所要表明的是，对于当前我国经济所处于的发展阶段，需要大规模地实现经济的货币化和引进外资，而这都需要保持极高的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增长率，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保持相对封闭的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以保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是极端重要的。自1985年以来，我国经济通过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保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城市实现了货币化和成功地引进外资，但自1997年以来的经济衰退使这种货币金融体系已经不能再支撑高速的经济增长，企业过高的资产负债率和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难以提高，但这种货币金融体系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比如通过国家财政消除企业的债务和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当然还可以重建货币金融体系，唯此才能保证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独立性，才能保证高速的经济增长。而当我们没有认识到这种货币金融体系的性质，仅仅为了解决目前的困难而盲目地对外开放资本市场、特别是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来改造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这必将使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失去独立性，这将不可能保证在较长时期的20%以上的名义GDP增长率，也将严重阻碍重建货币金融体系和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显然，如果不是国有商业银行而是外资银行，我们还能否通过财政去消除它们的不良资产呢？中央银行还能否让它们扩大货币供应量呢？　　

需要表明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国外的直接投资，而根本不需要国外的金融资本，日本和韩国的成功经验是可以借鉴的，这种货币金融体系是完全可以独立的，对于目前我国特殊的经济制度和作为一个大国来讲，它比日本和韩国将更能够具有独立性，我们当然可以不需要国外的金融资本来完全实现我国经济的货币化，而且可以成功地引进外资，因为目前世界上占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具有最大的发展潜力和投资机会。　　

第十三章 高速经济增长与经济政策　　

关于高速经济增长问题　　

前面对总量与结构的分析所要表明的核心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产生于我国经济货币化过程中高增长后的经济衰退。1997年以来的经济衰退具有一般经济周期的特征，即由于1991-1996年的高增长所产生的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重下降，同时由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使商业银行紧缩信贷而产生大量不良资产，1997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缓解上述矛盾，而是使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更为严重，这突出地表现在由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产生的不合理的需求导向与产业结构的恶性循环，在城镇失业率提高的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大幅度下降。上述问题已经具有了“滞涨”的典型特征。对于这种经济衰退和“滞涨”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是通过企业破产降低资产值并同时改变收入分配。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这种通过企业和银行破产以及重组金融的方法是医治经济衰退和“滞涨”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经验中总是失败的呢？原因就在于各国政府所采用的“逆经济周期”而行的总需求扩张政策完全是与调节有效需求的方向相反的，即导致了更高的资产值和更低的工资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同时，政府通过发行公债挽救银行不破产而不是重组金融，这些只能使上述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比例关系进一步恶化。自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中出现了严重的资产值上升、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总需求扩张政策阻碍了市场机制通过使企业破产的自动调节，显然，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我国的商业银行不可能在企业70%资产负债率的条件下继续增加货币供给，企业和商业银行也不可能不破产，而政府的总需求扩张政策实际上只是起到了防止企业破产的作用，而不能改变那些不合理的比例关系，这使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方向必然导致上述恶性循环的“滞涨”。　　

但是，通过紧缩政策而使企业、银行破产和重组金融的方法在我国现阶段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行的，这正是我们强调我国特殊的货币化过程中的经济衰退与一般的经济周期不同的原因。其一，如我们前面对各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经验分析所表明的，这种货币化过程中产生的经济衰退往往具有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性质，如英国1825年的经济危机和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也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这种严重的经济危机可能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许多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都由于经济危机而产生政治动乱。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条件下，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能否使经济恢复合理的比例关系而进入复苏阶段也是有疑问的。其二，我国1997年的经济衰退是在尚未完成农村的城市化和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条件下发生的，依靠紧缩政策进行调整必然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货币化过程，对于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建立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也是极端不利的。就当前保证8%的增长率来讲，这已经严重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经济的货币化。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了通过扩张总需求和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方法走出“滞涨”，具体讲，就是按照“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所表明的名义GDP增长率和就业的关系，根据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要求并参考日本与韩国的经验，把名义GDP增长率提高到20%左右，通过总量的扩张来调整结构，在高增长过程中改变那些不合理的比例关系，使经济走向高速增长的稳定状态。这种“扩张性政策”的要点是，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手段在扩张总量的同时改变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方向，即当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收入分配与产业结构的恶性循环。可以说，这种依靠经济扩张来医治衰退和滞涨的方式在世界各国是没有先例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讲，由于这些国家已经实现了农村的城市化和建立了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这种方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比如目前的日本只要能够把经济增长率恢复到3%左右就可以了，过高的增长率反而会引起经济波动。其它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体制的原因也难以采用这种方法。因此，对于这种扩张性方法的可行性是需要充分论证的。　　

第一，这种高速经济增长是当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过程的要求。目前我国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一方面联系到尚未货币化的60%的农村人口，另一方面联系到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这两个方面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运行的关键。因此，加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建立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可以从根本上调节导致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目前我国经济中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突出地表现在就业问题上，就目前我国的技术水平来讲，所有基本消费品的产量完全可以大幅度增长而不受资源的约束，城市化和农业的现代化也不受技术约束，而只受到有效需求的约束。这种有效需求约束表现在资产值对工资的比例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例上，但就我国尚有60%的农村人口而言，提高总量的增长率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的速度可以极大到改变上述比例关系。在未来的15年中，如果经济增长率能够稳定在20%左右，到2020年可以使我国的农村人口降低到40%左右，从而基本实现城市化。只有这种高速经济增长和农村的城市化才能实现我国现有的消费品生产技术的国内需求，使农村人口和城市的低收入阶层享受到我国目前完全可以生产的现代消费品，而城市化的发展是改善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最重要的途径。这种总量的扩张可以在短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对于缓解目前由于相对收入水平下降、乃至绝对收入水平下降引起的社会矛盾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种高速的名义GDP增长率对于引进外资和扩大进出口是重要的，唯此才能保证我国的贸易利益和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把名义GDP增长率提高到20%左右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调整结构。　　

第二，在市场经济中，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是由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构成的货币投入产出的流转，在内生的货币供给条件下，这种货币流转取决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居民收入的支出流向。在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依然牢牢控制着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转，因此，通过政府的政策完全可以改变货币流转的方向。当前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正处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在这个阶段，依靠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制度法规来建立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是极端重要的。前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分析表明，在货币化的过程中依靠政府的政策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建立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和实现农村货币化和城市化，而依靠自发的市场势力来建立货币金融体系则是困难的，特别是对于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因为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货币金融体系是把农村作为“边缘”对待的，发达国家在早期的货币化过程中不仅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且引发过严重的社会矛盾，拉美国家的货币化过程也伴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我们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货币化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本身包含的矛盾极易产生两极分化、货币拜物教和人的异化，从而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货币化进程，通过政府的作用加速货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对于缓和这种矛盾是非常重要的。需要表明的是，依靠政府的作用来建立货币金融体系决不意味着用财政替代货币，而是要通过政府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　　

如上两个方面所表明的，提高名义GDP增长率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调整当前我国经济中的有效需求和结构矛盾是更容易实现的。　　

总量与结构　　

就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来讲，把名义GDP的增长率提高到15%以上乃至20%是不难实现的。目前我国的储蓄率已在35%左右，商业银行的存贷差超过20%，按照以往的经验估算，当投资的增长率达到30%时，名义GDP增长率将超过15%，如果使投资率达到与目前储蓄率相等的35%，名义GDP增长率将超过20%，名义GDP增长率达到20%所需要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大约在25%至30%之间，这只要把商业银行的存贷差降低到15%左右就可以了。如我国2003年和2004年的经验所显示的，当投资的增长率超过25%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超过20%时，名义GDP增长率就可以超过15%。这种经验表明，我国目前的货币金融体系已经可以支撑这种高速增长，反之，近年来要保持8%的名义GDP增长率则与目前的储蓄率不相适应而需要依靠紧缩政策。因此，目前所要采取的政策是把投资率提高到30%，而长期则稳定在30-35%之间，以保证20%左右的名义GDP增长率。　　

显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提高投资率和名义GDP的增长率，而在于能否在高速增长中调整投资方向和产业结构，防止由市场势力导致的收入分配与产业结构恶性循环带来的严重不稳定因素。因此，调整投资方向和收入分配的流向以改变目前的市场取向是非常重要的。　　

从经济周期的一般过程看，经济衰退首先表现在资本品部门需求不足，由此所导致的投资下降和工资下降传导到消费品部门，通过企业的破产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需求复苏，然后资本品部门的投资增长引发下一轮的经济高涨。但目前我国的情况是，自1998年以来资本品部门并没有萎缩反而扩大了，资产值持续上升，这种资本品部门的扩张原因除政府的财政支持外，房地产业的极度扩张对于拉动资本品部门的需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的房地产业和高档消费品部门快速发展，这即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结果，这些部门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目前赢利最高的行业是房地产业和高档消费品部门，基础工业部门的需求和赢利状况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房地产业的发展。与此相对照，基本消费品部门则由于需求严重不足而持续萎缩和出现企业亏损，需求主要靠出口拉动。　　

这种由收入分配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恶性循环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一旦启动投资，由需求决定的投资流向必然是房地产业和高档消费品部门，商业银行的贷款流向也必然是具有资产抵押的房地产业，而房地产业的发展所能带动的只是基础工业部门中与房地产发展有关的行业，如钢材和建筑材料，由于这些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而能够增加的就业很少，从而难以拉动基本消费品部门的需求。而土地价格和资本品价格是上升则会导致物价全面上涨，这种由资产值的上升而导致的“通货膨胀”是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形式，这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使有效需求不足更为严重。如前所述，导致当前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重下降，而在目前的市场导向下，增加投资会扩大这种不合理的比例关系。这就需要通过政府的政策来调整投资的方向，其基本方向是通过增加就业来带动基本消费品部门的需求，把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转移的基本消费品部门。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方法。　　

1、在启动投资和高速增长之前，充分利用自2004年以来的紧缩政策产生的对原材料和住房需求下降的时机，通过企业的破产、兼并和重组降低资产值。对于国有企业可以实行“模拟破产”的方法，即由财政承担破产的损失，通过直接降低资产值的方法使企业从亏损转变为赢利，特别是对于基本消费品部门的国有企业要通过财政支持的方式完成兼并、重组，对于非国有企业则通过市场进行破产和兼并、重组。目前资产值过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房地产价格过高，要通过减少对高档住宅贷款和扩大土地供给的方法降低房地产价格，在房地产行业更要严格实施破产。　　

2、把总需求的扩张与城市化联系起来，使城市化的发展成为增加投资的主渠道，通过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投资来拉动基本消费品部门的需求。这种城市化过程所能带动的投资是巨大的，通过土地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居民住宅和与之配套的商业、服务业设施可以吸收大量投资，同时，这种城市化的投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即可以大量增加就业。在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必须保证其“劳动密集型”性质，把投资更多地用于雇用农村劳动力和吸收城市下岗职工。　　

当然，城市的土地开发会引起地价上升，这是阻碍增加就业的不利因素。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需要牢牢控制土地的增值收益，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用于土地的滚动开发。为了防止土地收益外流，可以考虑组建大型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城市基础建设的企业和房地产企业，城市开发所需要的资金也可以通过地方财政和商业银行的合作而获得，如地方政府以财政投资和地产为抵押而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以及直接通过财政投资扩大城市建设投资。　　

城市化建设必然和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相联系，这对于已经过热的房地产投资和房价上涨似乎是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地价上升，而在于谁获得土地升值的收益。当前我国土地在总资本中的比重约为35%，比照发达国家超过50%的比重来讲，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土地价格的上升是必然的，这种土地价格的上升和地产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上升是使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即商业银行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和对企业的贷款中以地产为抵押的比例必然上升，这就需要政府控制地价上升产生的收益，否则就会导致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进行投资和使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业，对于控制土地的收益是重要的。目前城市土地价格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的土地的供给不足，通过政府规划和投资大面积开发土地和廉价商品房是抑制房价上涨的重要手段。同时，要通过增加银行对低价商品房的按揭贷款来提高低收入阶层和外来农村人口的购房需求，避免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上升。　　

3、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要大力发展基本消费品工业和与之配套的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这是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前面的分析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点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基本消费品生产技术，在短期内使所有的人能够享受到现代技术所带来了生活水平，这种技术扩散和产品的复制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换句话说，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想要的那些产品是完全可以由他们自己生产出来，所遇到的问题只是有效需求问题，资源约束是次要的。因此，问题的关键是通过调整有效需求来增加就业和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对于基本消费品部门的发展，目前由于需求严重萎缩和企业的亏损局面，对基本消费品生产的投资难以增长，加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意义也在于增加就业和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当然，城市化本身也是充分利用现有技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方面。当把城市化作为启动需求的杠杆，与城市化紧密联系的建筑业、钢材、能源和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在未来的5-10年的时间里将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因为相对于我国60%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来讲，这些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当然要讲人均产量而不是总产量，我国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人均钢、电力等方面的人均产量的差距比例正是与城市化水平的差距相当的，加速城市化进程当然也要在基础产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上接近发达国家，大力发展基础工业是目前我国实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础产业的发展上要改变原有的财政投资和国有企业控制基础产业的思路，鼓励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进入基础工业部门，从而使国家的财政投资逐渐转移到城市开发上。　　

这种大力发展基础产业的思路似乎与增加就业和抑制经济波动不协调，因为基础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而不能增加就业，但这种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基础产业资本劳动比率高只是价值上的，简单的讲，如果需要资本那只要提高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增加投资就可以了，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进行了充分的论述。那么，剩下的只是经济波动问题，由于基础工业的高投资会使资产值提高而影响有效需求，从而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从经济周期的一般经验看，经济的复苏总是从资本品部门开始的，因为只有通过资本品部门的扩张增加就业，才能增加消费品部门的需求，但资本品部门的扩张伴随着高投资、高利润和资产值的上升与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从而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引发经济衰退，这显然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但在我们前面设计的方案中，重要的是加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通过大规模投资转移农村劳动力可以提高工资在收入中的比例，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不合理的比例关系和经济波动。日本和韩国在高速增长时期也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但却取得了超过15年的高速增长而没有严重的经济波动，其中有些年份的增长率超过30%，这种经验表明持续的高速增长是可行的。对于当前我国经济来讲，这种高速增长只要能够持续15年或者更短一些，就可以完成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问题在于能否在高增长中保持稳定，这需要在保持高速稳定增长中不断地调整资产值，通过企业的兼并重组乃至破产来降低基础工业的资产值，这一点是可能做到的。　　

与上面相联系的是通货膨胀问题。随着投资的增加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可能会产生“通货膨胀”，但对于通货膨胀需要具体分析，因为物价水平的上升可能只是相对价格的调整，比如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是必然的，这是一种有利的相对价格调整，能源、钢材和其它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则需要通过增加供给来解决。土地价格的上升则是需要严格控制的，因为这会带来其它产品的成本上升而产生通货膨胀，必须通过控制银行信贷和增加土地供给来抑制地价上涨。　　

这种高速增长会不会遇到资源约束呢？当然会，但在考虑资源约束时需要强调两点，其一是时期性，即资源耗费的高峰期只是这种高速城市化时期，一旦这个过程结束，对资源的需求将下降。其二是必须考虑资源的进口，因为世界上的资源也是有限的，目前作为我国主要竞争对手的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尚未全面复苏，这为我国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大好时机，必须抓住时机大量增加原材料的进口，因为一旦东南亚经济复苏以及印度启动高速增长后，国际原材料价格会更高，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是在世界范围掠夺资源的。对于我国的城市化来讲，这种“资源耗费型经济”似乎是难以避免的，而克服资源约束障碍的有效方法就是加速经济增长和提高技术水平。就国际上的资源来讲，也必须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争取比其它发展中国家领先一步来完成我国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　　

4、高科技产业是需要快速发展的，但由于目前的市场需求取向，已经不再需要政府的特殊政策进行扶植了。比如目前汽车工业和电子、通讯产业都有很高的利润率，而且是在高资产值和高工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高科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过高会影响就业和收入分配，因此不宜在目前把高科技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扶植。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市场竞争，比如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都可以有效地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政府的有些政策扶植反而会削弱竞争。另一方面，高科技产业应当与基本消费品工业高度融合，使高科技产品更快地转化为“劳动密集型”的基本消费品，而防止出现由于目前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而造成的“断层”，即高科技产品在没有广泛扩散和规模生产的条件下就适应高收入阶层的需求而不断地升级换代。随着城市化带来的就业和对基本消费品需求的增加，目前这种高科技产品和基本消费品之间“断层”的矛盾就会突出显示出来，因为低收入阶层买不起太贵的高科技产品，鼓励高科技产业的企业兼并低技术的基本消费品生产企业会有效地促进这种融合。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第三产业仍将成为我国经济中发展最快的产业，尤其是由收入分配差别造成的对劳动服务业的巨大需求，会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劳动服务业。就前面对劳动服务业的分析所表明的，只有提高劳动服务业的工资率，才能使这个行业成为真正的相互服务的行业，而不只是为高收入阶层服务的行业。另一方面，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会成为转移到城市中的农村人口的很大部分。因此，政府通过制定城市的“最低工资法”，使劳动服务业的工资率在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条件下不至压的过低，而且应当采取必要的财政补贴为外来人口提供低廉的住房以及教育、医疗条件。　　

与高科技和劳动服务业发展相联系的是政府的消费政策。目前虽然消费需求不足，但鼓励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并不能改变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因为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很大部分又会转化为他们的收入，随着投资的增长率提高到30%以上，目前的储蓄率是比较合适的。因此，不需要再刺激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而要加以限制，比如对高档消费品和高档住宅征税，鼓励高收入阶层的投资，如果能够把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转化为投资将极大地改变市场的需求取向。提高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乃至通货膨胀）是促使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转化为投资的有效方法。　　

5、目前我国的农业是受有效需求问题影响的最严重的部门，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目前我国第一产业接近50%的就业比重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10%左右的水平，而且也大大超过拉美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30%左右的水平。这种对比表明我国农村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同时也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在加速城市化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同时，把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我国农业发展的重点是非常重要的。　　

如前面所分析的，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过低，我国农产品对工业品的比价与发达国家相比要低几倍，如果从成本角度进行比较，农民的工资水平不到城市工人的1／3，而且土地几乎是没有计算成本的，在上述工农业价格和成本的条件下，只要农产品价格不上升，农业投资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任何投资增加只会增加成本而不能提高价格，在城市居民对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很低的条件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会降低农产品价格。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走出这个有效需求的怪圈。　　

这种状况导致了农村与城市的分离和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过低严重限制了需求，同时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也阻碍了城市工人工资的提高。由于有效需求所产生的农产品价格与成本的关系，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改变这种状况的重要途径是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步伐，形成统一的劳动市场，使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并使农业部门的投资获得统一的利润率，通过加大对农业的投资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农产品的需求将上升，从而引起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的提高是必然的趋势，只有提高农产品价格，才能使农业的投资增加并获得利润。前面的分析表明，农产品的“初始价格”对于农民收入是重要的，这相当于发展经济学中的“生存工资”，因此，不要因为害怕通货膨胀而压低农产品价格，对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引起的城市居民生活费用的上升或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可以通过政府财政对城市低收入阶层的补贴来弥补（如1992-1996年采用的补贴政策），这种补贴方式比直接对农产品进行补贴而压低农产品价格效果要好，因为这样可以调整价格和成本结构，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会转向工业品的购买而提高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够使农业的投资增加。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要不失时机地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目前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对于农业的投资和生产率的提高是极为不利的，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一家一户很难把经营的重心放在粮食生产上，而且没有能力进行投资。因此，必须加速农村的土地集中经营，使农业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成为新的投资领域，这对于农村的货币化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农业的规模经营才能更好地发展农村金融，增加商业银行对农业的贷款。　　

土地的转让和集中涉及到目前农村的土地政策，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制定灵活的政策，因为目前由于农产品的价格过低而使土地价格太低，这使农民在土地出让时处于很不利的地位，随着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土地的价格会逐渐上升。因此，为了保证农民的利益，比较好的方法是短期租赁或类似于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作为股份进行出让的方式，而不要制定长期的土地转让合同。土地私有化和类似于土地私有化的政策是不适宜的，因为这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和使政府失去对土地收益的控制（如目前乡镇企业集中土地每亩的年租金只有5000元左右），而且严重影响政府的城市化的规划。在大规模城市化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时期，加强政府对土地的控制是极为重要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采用土地私有化的方式，使农民通过出让土地在城市里购买住房，来保证农民的利益和实现城市化。在目前农村土地价格极低的情况下，这种思路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农民靠卖地的收入是根本买不起城市住房的，而且会形成富人的“圈地运动”，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土地的价格会大幅度上升，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对土地的严格控制来保障农民的利益，政府所获得的土地收益也要通过城市化和对农业补贴的方式反还给农民。当然，在城市化过程中通过压低土地价格而把土地收益转让给私人开发商的做法是需要防止的。　　

随着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土地价格将大幅度上升，这必然使建立在低工资和土地成本基础上的乡镇企业的经营出现困难，要不失时机地转变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政策，把靠近城市的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纳入城市规划，而对于远离城市的不发达的乡镇企业则需要转变经营方向，使乡镇企业的投资转向农业和农产品加工行业。对农业的投资和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主要是依靠私人投资，因此，要充分利用目前乡镇企业的资金优势鼓励它们向农业投资，同时鼓励企业和城市居民向农业的投资，通过财政支持和银行贷款支持农业投资和产业化经营，逐步使农业成为投资的热点。　　

对农业的投资与农村的货币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即对农业的投资不只是农业机械化问题，而且包括雇用劳动力进行产业化经营。这涉及到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问题，由于我国各地农村的情况不同而需要采用不同的经营方式，其中私人农场化的经营是可以考虑的一种方式。　　

就目前的技术发展来讲，即使农村人口减少到30%，保证农产品的供给也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是要通过投资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尽快使农业的生产技术发生变革。而这里最重要的是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和保证投资的利润率。　　

6、上述政策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改变市场的收入和需求流向在短期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需求和生产复苏，使投资转向基本消费品部门、包括农业和城市化建设，然后过渡到比较平稳的高速增长。为了尽快在短期启动经济，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必要的，由于目前财政收支在GDP中的比重并不是很高，可以考虑适当提高财政收支在GDP中的比重，如在25%—30%之间。在财政支出中加大城市建设和农业投资的比重，减少对基础工业投资的比重，使基础工业的投资逐步转向民间投资。要特别注意通过制定土地政策和法规把土地增值的收益转为国家财政收入。　　

货币金融体系　　

加速金融体制的改革，建立与高速经济增长相协调的货币金融体系，是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自1984年中央银行成立以来，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以国有商业银行的完全控制为基础的，虽然90年代后发展了多种成分的商业银行体系以及资本市场，但到目前为止，不仅国有商业银行依然控制着80%左右的银行业总资产，而且其它商业银行也完全是国有控股的，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也完全在国家的控制之下，这使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决定着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如前所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就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转，我国1984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严格控制住货币金融体系的条件下，通过大规模扩张货币供应量使经济货币化，基本完成了城市的企业和市场化的改革，而如果没有政府的信誉和国有商业银行，这种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以政府信誉和国有商业银行为基础的货币金融体系带有两方面的弊端，其一，它不能适应市场机制的融资和竞争的需要，国宴商业银行的贷款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贷款更多地流向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主要靠国有企业的资金流出；其二，目前的货币金融体系与内生的货币供给带有很大的冲突，在商业银行具有独立的自主权条件下，政府的货币政策往往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实施（比如撤换行长），而行政手段又只能在万不得已时使用，这就容易造成货币供给的大起大落和经济“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因此，必须从内生的货币供给入手，来建立与市场竞争相适应和能够保证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运行的货币金融体系。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货币金融体系一定是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近年来，许多学者强调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扩大融资和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特别是对于我国目前的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认为应该以资本市场为主体来完善货币金融体系，以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如我们前面对货币金融体系的分析所表明的，资本市场可以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并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这对于货币金融体系的完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资本市场并不能增加货币供应量，把货币转入资本市场必将减少货币供应量，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以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为前提。从经验上看，所有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或经济的货币化时期都是以银行业的高速发展为基础的，只有完成了经济的货币化，资本市场才得以快速发展。企业的债券市场对于企业的融资和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有用的，但这是一个商业银行与债券市场的替代问题，从各国的经验看，商业银行的发展是先行的，只有在商业银行体系稳定的条件下，才能更好地发展债券市场，因为商业银行的融资体系比债券市场要更加稳定，换句话说，债券市场对于货币金融体系可能是极不稳定的。因此，我国当前的货币金融体系必然是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　　

1、在启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整个高速增长时期，保持国家对货币金融体系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依靠国家的信誉才能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在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长条件下，货币金融体系会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如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会大幅度上升，如果依靠商业银行来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将使货币供应量难以稳定增长。为了保证国家对货币金融体系的控制，保持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的比重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保证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是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因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和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增加都需要政府财政的调节，特别是在目前我国的货币化过程中和国有企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的条件下，保持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考虑目前的情况，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总资产（包括存款）的比重要超过50%，控制在50-60%之间为宜，以保证国有商业银行在货币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在国家控制几个超大型银行的条件下，可以考虑让国内的非国有经济进入银行业，增加中小银行的数量而控制其规模，降低商业银行进入的限制条件，鼓励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入银行业。建立大量的中、小银行是企业投资和融资的需要，特别是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农业的投资需要大量的中、小银行。在今后几年形成银行业的大发展局面对于经济的全面货币化和高速增长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各国货币化时期的普遍经验。　　

2、国家财政与货币金融体系是高度融合的，特别是对于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货币化过程来讲，政府财政实际上应成为商业银行的内在组成部分。政府财政对于货币金融体系的作用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和处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随着非国有企业进入银行业，为保证国有少爷银行在经济中的比重，必须由财政不断地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对于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改造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决不应削弱国家对商业银行的控制，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的绝对控股地位。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应更多地吸收国内资金，我国银行业的大力发展不可能离开政府的信誉和财政资金的支持，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特殊的货币政策也需要国家对金融领域的控制，目前所要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国家财政削减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以加强其竞争力。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大量增加和经济波动，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不可避免的，通过政府财政来化解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也是必须的，这对于保证国家但是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目前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要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必须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保持稳定，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又必然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上升。日本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所采用的方式是“主银行制”，商业银行直接向企业投资，即把本来是商业银行的贷款改为了资本金，这就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但是，这种方法等同于商业银行的贷款是没有抵押的，虽然能够使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长，但商业银行的风险太大，企业的破产全部是商业银行的损失，这对于不断地通过企业破产调整资产值是非常不利的，日本在90年代经济衰退后这种主银行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因此，目前我国对于“银企结合”以及通过“投资银行”等方式形成银行对企业的投资是需要限制的，因为在我国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条件下，没有必要形成“金融资本”对企业的控制。为了保证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通过政府财政来调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必要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可以采用财政投资作为资本金从商业银行融资，还可以用即将开发的地产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贷款，国有企业的破产损失也可以由财政负担。为了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下降，更直接的方法是，当土地价格上升而使国有土地升值后，直接通过资产重新评估改变企业的财务报表。当然，这些方法操作起来是困难的，因为会损害竞争，但只要政府能够控制住货币金融体系，完全可以找到可行的方法使财政与商业银行紧密融合而保证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三，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上，需要改变目前以为企业融资为主的发展思路，资本市场的功能在于形成企业之间的竞争，使企业在产品市场的竞争与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从而能够使竞争成为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使有能力的企业家获得资本的支配权。如果资本市场仅仅为了融资，那根本就不需要二级市场，企业只发行“优先股”就可以了。这种对资本市场功能的认识是重要的，因为对于竞争而言，关键是要制定平等的竞争规则，如果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是为了使储蓄转化为投资，或为某一类企业（如国有企业或高科技企业）融资而设立规则，必然会扰乱正常的竞争而使其成为投机的场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点上走了很大的弯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逐步放弃为国有企业融资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建立公平的竞争规则正常的市场秩序，唯此才能恢复资本市场的功能。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竞争规则是极为重要的，我国的资本市场是需要大力发展的，而且需要尽快完善，因为一个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会对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产生极大的干扰和冲击。如我国1999-2001年资本市场不正常的发展，使股票二级市场集聚了大量的资金，在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大幅度下降，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都下降到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的情况下，二级市场股票的市净率却超过了5倍和市盈率达到50倍，这必然使资本市场的资产交易（企业的资产重组和企业兼并）和融资功能产生极大的扭曲，不仅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竞争，而且严重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这种资本市场的不正常发展是导致货币供应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资本市场的理论请参见附录二）。随着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启动，货币供应量和企业的利润都会大幅度增长，如果不能规范好资本市场的发展，将严重影响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针对高速增长的货币金融体系而言，目前重要的是把资本市场与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隔离开，而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模式，要严厉禁止商业银行的股票质押和银行资金流入股票二级市场。在政府控制以商业银行为主的货币供给体系的条件下，规范资本市场的规则，降低企业上市的“门槛儿”，全面放开资本市场，以发挥资本市场的竞争功能，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企业的兼并、重组来降低资产值，利用资本市场来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和高科技企业对基本消费品部门低技术企业的兼并、重组，特别是对乡镇企业的兼并，使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中的竞争扩大规模。目前特别要注意制定适当的法规防止企业通过二级市场的兼并、重组来提高资产值，因为随着货币供应量和企业利润的增加，在目前的资本市场状态下，1999-2001年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极不正常的资产交易行为会再次重演，这对于正常的竞争和经济的稳定是极为不利的。　　

对外经济政策　　

目前我国经济中进出口、三资企业的产值和出口在GDP中的比重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中最高的且远超过其它国家，作为技术水平和人均GDP在世界上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讲，如此之高的对外依存度必然使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成为极端重要的。前面对开放经济的分析表明，一方面，我国要充分利用国际贸易和引进国外直接投资来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我国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又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任何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实现我国的高速稳定增长是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　　

1、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直接联系到国内的有效需求。在出口问题上，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相对于人民币汇率来讲过低，从而造成出口增长率远高于GDP增长率，而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显然属于低成本扩张而严重损害贸易利益，目前通过增加出口扩大就业的政策，实际上严重地恶化了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状况。在进口的产品结构上，由于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投资增长率下降和对高档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使进口产品结构严重向高档消费品倾斜，而原材料的进口只占很小的比重，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面临贬值的风险。上述进出口贸易状况使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困难的选择，提高人民币汇率会使出口下降而增加失业，保持目前的汇率水平又无法调节进口结构和外汇储备。　　

在众多复杂因素的条件下，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必须以调节国内的有效需求问题为核心，而解决目前国内有效需求问题的关键是实现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提出经济增长率与汇率的替代，针对我国目前的进出口状况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要求，根据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按汇率计算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比较，可以通过大幅度提高我国名义GDP增长率来解决上述难题。考虑到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需要和保持人民币的强势地位，目前不宜采取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升值的政策，而要大幅度地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使名义GDP增长率超过20%。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内的需求，这与高速经济增长的目标是一致的，同时可以通过投资增长率的提高而增加对原材料的进口；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工资率，从而减少贸易损失。就目前超过20%的出口增长率来讲，如果名义GDP增长率达到20%，可以使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　　

由于人民币汇率在目前不能大幅度提高，对进口产品的结构要通过关税和非关税手段进行调节。对农产品的进口要进行必要的限制，因为保证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对于农业的发展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重要的。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减少高档消费品的进口，由于目前我国出口增长率不断提高和保持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使我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地位有很大的改善，这对于加强我国的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是有利的。　　

这种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来替代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方式对于我国引进国外直接投资是非常有利的。如果人民币升值，所受益的只是已经进入我国的国外直接投资，但提高了外资的进入成本，而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则可以在外资进入成本不变的条件下扩大国内的市场，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就是国外投资的利润率。　　

随着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出口竞争力的增强，需要不断地使人民币升值，这不仅关系到贸易利益，而且人民币升值对于加强我国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必须的，而且人民币逐渐升值对于保持人民币的强势和增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就目前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来讲，人民币升值是具备条件的，其主要制约因素是国内的需求和就业问题。因此，随着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启动而使国内需求增加，不断地提高人民币汇率是重要的。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国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人民币升值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因为如果我们已经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当然不能再增加出口低附加值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必然会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　　

2、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必须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为3%左右的条件下，而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要达到20%时，国际资本流动必然会严重影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政策。例如，一旦启动高速经济增长，我国的利率水平必然会提高，当经济增长率超过20%时，利率水平要接近10%，而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平只有6%左右，这将引起国际货币资本流入我国，而且，我国投资增长率的提高也将引起资产值的大幅度上升，一旦开放资本市场、特别是实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后，国际资本必然会冲击我国的资本市场。前面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表明，国际资本流动将受“支配国家”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而使国际货币体系内生化，目前我国的GDP总量和货币供应量按汇率计算只有美国的1/8，对比所有发达国家的货币总量就更微小了，这个总量水平决定了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绝对弱势地位，由此可以推论，一旦完全开放资本市场和实行人民币的国际化，我国的货币政策将不能保持独立性，我国也必然会象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那样遭受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影响。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持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是当前我国所面临的非常尖锐的问题。　　

首先，我国对汇率的绝对控制或固定汇率政策是决不能放弃的，不能控制汇率就等于不能控制经济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在实行固定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条件下，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政策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了，目前我国保持较高的外汇储备水平是必要的，而如何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水平则主要取决于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程度，而进出口水平则是次要的。例如，对于我国目前的资本项目领域开放程度而言，我国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显然是没有必要的，但随着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则需要重新考虑适当的比例。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不能影响到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控制，这不仅是由于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特殊的货币政策，而且直接涉及到资本项目领域的对外开放。只有控制住利率，才能调节国际资本流动，才能保证汇率政策的实施。中央银行对汇率和利率的绝对控制对于保证独立的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在资本项目领域开放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国内货币金融体系的总体设计使资本市场与商业银行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分离，目的在于使作为我国货币金融体系主体的商业银行体系免受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从而通过把国际资本流动限制在资本市场领域而保持商业银行体系的相对独立性，防止由于资本市场的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而使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被国际货币体系内生化。严格限制国外资本进入我国的商业银行领域是非常必要的，要充分考虑到一旦我国启动高速经济增长将遇到的问题，即保持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将是极其艰难的，从而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改造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之所得将远大于所失，因此，调整我国目前引进国外商业银行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在金融市场、包括证券、保险等市场的对外开放中，必须保持我国资本在这些领域的绝对比重，必要时可以通过发行公债和财政投资的方式使国有企业大规模进入金融领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应适当放慢。　　

以上所提出的“高速经济增长方案”，包括大幅度提高名义GDP增长率、加速农村的货币化和劳动力转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和在国际经济中保持其独立性，是与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经验、特别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货币化时期的经验相一致的。英美等国在早期实现货币化和建立货币金融体系的过程经历了长期的过程，日本和韩国则使这个过程缩短到20-30年，对于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讲，我们完全可能在15年的时间里、到2020年完成我国的货币化和城市化过程，建立起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和经济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关于社会哲学问题　　

在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过程中，以斯密“看不见的手”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和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政府干预主义在经济政策上形成长期的激烈争论，但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二战之后，除了50-60年代凯恩斯主义取得过优势外，经济自由主义总是得势的一方，目前西方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等主要政策领域，经济自由主义都取得了支配地位。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在经济政策的争论中取得优势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身的性质是自由竞争，在人们并不知道如何建立竞争的规则和经济制度的发展趋向时，通过竞争而形成秩序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如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所强调的通过竞争而获得秩序；另一方面，由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所强调的人的自由和平等本身就是以制度为基础的，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则在很大程度上把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与经济理论联系起来，以说明市场经济竞争所形成的秩序，如弗里德曼对经济自由主义的阐述与市场竞争紧密联系。可以更明确地表达我们所要说明的主题，经济自由主义可以完全不依赖于主流经济学。其二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不成熟，作为与经济自由主义对立的凯恩斯主义是极为不幸的，它被嫁接到完全没有制度分析的主流经济学基础之上，人们所争论的经济政策问题的核心是经济制度问题，而不是生产函数的技术问题。与经济自由主义不同，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是不能停留在社会哲学层次上的，它必须建立在对市场经济运行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而按照新古典理论制定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则完全与市场经济的运行相背的，这是凯恩斯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必须看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对于通过政府干预来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等方面，对市场经济运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方面正是通过政府干预来改善市场经济制度。　　

这里还有一种社会哲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显然与经济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是不同的，它具有强烈的通过政府的力量改变经济制度的典型特征。马克思主义不仅影响或支配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而且在某些时期影响到英国、日本和欧洲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对于目前存在的市场经济制度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只是主流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异端而加以排斥。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与他的以经济制度研究为基础的经济学被人们完全分离或给予了错误的解释，这种分离和错误解释来自于主流经济学的观念，主流经济学从根本上排斥对经济制度的研究，不仅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凯恩斯的经济学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都完全被主流经济学曲解了，经济学的这种状况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缺少经济学的基础，即对市场经济制度和运行的分析，而一旦缺少了这种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将无法进入任何经济政策的争论，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曲解完全来自于主流经济学的观念。　　

例如，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及其研究是非常重视的，但马克思主义即使是作为社会哲学都很少能够进入经济政策问题的争论，包括政府作用的争论，更不要讲具体的政策问题了，传统计划体制的失误使人们放弃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而转向主流经济学，而一旦失去了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就无法进入经济政策领域的争论。这种状况导致了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需要使人们转向了几乎没有成功经验的凯恩斯主义，因为这在主流经济学中是别无选择的，而且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验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但即使不考虑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错误，凯恩斯主义作为社会哲学和经济政策与发展中国家制度变革的特殊情况也是不相适应的。　　

当我们完全排除了主流经济学的技术分析，而把经济分析转向以经济制度为核心的研究时，转向以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货币统计变量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关系，这将使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学重新复兴，成为重新建立经济理论的基础，一旦改变了经济学的基础，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也将被重新解释和应用，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对立将取决于人们对市场经济制度和运行的认识程度，就目前来讲，经济学尚不能把握市场经济的运行和未来的制度发展，这使经济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争论还要长期进行下去。但这里缺少了一种社会哲学，即以经济制度研究和制度变革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革来讲，总结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经验，通过政府的力量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包括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货币化和防止这个过程中严重的经济危机，将成为必须解释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联系到根据发展中国家各国的国情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制度。就这个问题来讲，创建与马克思的经济学为基础的社会哲学以应用于经济政策的研究是重要的，在社会哲学和经济政策的争论中，马克思主义将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前面表述的理论和政策观点带有强烈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倾向，即提高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和直接干预经济，加速完成我国的货币化过程和加速经济增长，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当然，目前我们对市场经济制度和运行的理解程度会对这种政策产生很大的限制，但我们只要排除主流经济学的观念，完全可以从各国的经验中得到可行的方案，从而加强政府对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的自觉调节，就当前我国经济所处的特殊发展时期来讲，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是势在必行的。就马克思强烈表达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愿望来讲，我们上述“高速增长方案”和理论的社会哲学基础可能更接近马克思主义。　　

前不久，在美国高盛公司提供的一份预测报告中称，到2020年，中国和印度的GDP总量加在一起将超过美国的GDP总量，同时提出人民币对美圆的汇率将升值1倍。就国外许多经济学家一直怀疑中国能否按照8%的增长率持续增长而言，这个预测的数字显然是比较乐观的，当然也是为了向美国人发出警告。但这个预测数字太保守了，因为这里存在着计算错误。首先，如果汇率不变，按美圆计算的GDP总量应该按照名义GDP增长率而不是实际GDP8%的增长率进行计算，中国从1980-2005年名义GDP的平均增长率是16%而不是8%，如果按照16%的增长率进行计算，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赶上美国而不需要再加上印度。其次，GDP总量的比较当然是按照汇率进行的，当人民币升值1倍时，这个预测数字就更不对了，中国只需用10年时间就可以使GDP总量赶上美国。用10年时间使GDP总量赶上美国、即中国的人均GDP在2015年达到1万美圆正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退一步讲，中国的人均GDP在2020年完全可能达到1万美圆。这种计算和预测可以表明我们的上述论点与主流经济学的区别，当然，我们更希望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够验证这种计算。　　

附录一：关于GDP统计问题　　

在本书已经完稿之时，我国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2005年12月，国家统计局根据第四次工业普查资料公布，我国的GDP突然冒出2万多亿，使GDP总量增加了16%，这2万多亿90%以上出自第三产业。由于本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本书的结论也完全建立在对这些统计资料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统计数据的变化使我们不得不增加一个附录来进行说明。　　

如果本书是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方法来使用这些统计资料，显然，这种统计数据的变化必然使本书的分析与结论完全作废，因为按照生产函数的实物投入-产出分析是经不起这种16%的误差的。另一方面，政府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也要为经济增长率是8%还是10%仔细斟酌，因为这涉及到是采用扩张性还是紧缩性的政策，而这种相当于我国两年GDP增长率的16%对于政府的国民经济计划来讲当然是灾难性的。然而，当实际GDP是假的，当在实际经济中根本不存在总量生产函数，而所有的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只是货币交易值时，这种GDP统计数据的巨大变化无论对于经济分析、还是政府的政策来讲，影响并不是很大。　　

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对于有效需求问题来讲，重要的国民收入统计中工资和利润等变量之间的比例，而不是绝对量。因此，这2万多亿在工资和利润等变量的分布中如果并不影响主要的比例关系，就对我们上述的分析与结论没有影响。对于“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所表明的GDP与就业的关系和第三产业在GDP中比重的变动，当然会影响到本书的统计分析，但就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来讲，这种GDP的巨大变化只是加强了本书的结论，如GDP的增加使我国的就业弹性更小，使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进一步加剧了已经严重不合理的过高的第三产业的比重，还有它更容易使我国人均GDP在2020年达到1万美圆，换句话说，这个GDP增加了16%意味着统计资料检验对本书结论的支持达到了“116%”。　　

对于政府的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来讲，它本来就不是按照生产函数制定的，所有的统计数据分析只是为计划和政策的制定提供方向性的研究和参考。实际上，我国的计划与实际执行结果之间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误差，如1994年计划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18%，而实际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达到了40%，1994年35%的名义GDP增长率也远远超过计划的增长率，但只要“实际GDP”不是真的，这种误差对经济管理来讲并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因此，对于这次GDP在统计上的突然变化，只要视为统计口径的变化就可以了。可以举一个与此有关的例子，我国在90年代曾经把劳动日从每周6天减为5天，如果采用生产函数和“实际GDP”来分析，将意味着劳动投入减少了六分之一，这当然会改写统计数据和引起经济分析中的变化，比如经济学家（包括本书在内）一直使用的时间序列统计资料，但实际上，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官员对此就象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因为所有用货币表示的统计数据并不会由于劳动投入减少了六分之一而发生任何改变。实际GDP是假的，生产函数也是假的。　　

人们经常抱怨说，中国的统计资料不真实，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某种目的改写统计报表，人们当然也会据此怀疑经济学家使用这些统计资料所得到的结论。但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GDP所要表明和它能够表明的是社会关系，而不是生产函数，即这些统计数据是用来研究宏观经济波动问题，而不是实物的投入-产出问题，GDP作为货币交易值的统计，其准确性主要依赖于政府的税收管理，因为政府对企业的税收是按照增加值进行的，从而GDP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准确的，当然，企业会逃税，逃税的部分将无法计入GDP，比如大量的餐饮服务业没有发票就只能估税，对其产值也只能是估算，这会造成GDP统计上很大的漏算，但只要统计口径没有很大的变化，这些统计数据完全可以用于宏观经济分析而不会产生太大的误差。《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也说，美国占GDP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下经济没有被统计进来，这不仅说明GDP的统计误差不太影响经济分析，而且更重要的是GDP本身的含义问题。比如有人提出要根据环保的要求增加“绿色GDP”的统计指标，因为目前的GDP只管产出而不管环保，这显然是概念上的错误，GDP的统计不仅不管环保而且不管产出，它只管用货币表示的工资与利润的比例，只涉及人们之间货币竞争的游戏。对于研究游戏规则的经济学来讲，这种GDP统计中的误差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如果真的按照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生产函数和“实际GDP”来使用统计资料和得出结论，显然，统计资料的误差将成为经济分析的误差，而且当统计资料的误差达到16%时，经济分析的误差很可能是100%。　　

附录二： 资本市场的理论与模型　　

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完全抽象掉了股票市场或资本的二级市场，目的在于减少分析的复杂性，而在实际经济中，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股票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现代企业组织和市场竞争的核心环节，而且直接联系到货币金融体系，从而也成为货币理论的重要内容，如凯恩斯的货币投机需求和货币的资产选择理论直接联系到资本市场。但在目前的主流经济学中，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和资本市场的分析被完全排除在外而只考虑收入流量，从而不可能理解货币与资本的性质和现实的宏观经济运行，这种缺陷产生于主流经济学中的货币并不具有价值。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加入资本市场的分析是极端重要的，因为最复杂的问题是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如果资本存量价值是不变的，资本存量价值只是按折旧去计算就可以了，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根本不需要考虑存量价值的变动而成为非常简单的了。对于货币金融体系和经济波动来讲，最关键的问题是资产价值的变动和存量与流量的比例。这里采用最简单的模型把资本市场加入到货币金融体系中，来表明股票价格的意义和与其它宏观变量的关系。　　

一、一个简化的资本市场模型　　

表明股票价格的性质和作用是理解资本市场的出发点。由于问题比较复杂，我们这里把资本市场放在一个抽象的模型中来讨论，采用前面第六章中的货币金融体系模型，在其中加入股票市场或股票的二级市场，这使货币金融体系由三个部分所组成，即银行体系、股票发行（一级）市场和股票流通（二级）市场。　　

假设企业的全部收入都转入家庭，家庭的收入减消费后的储蓄首先分为两部分：银行存款D和购买股票E，再在购买股票的部分中划分为一级市场直接购买企业发行的股票E1和在股票二级市场的购买E2。企业的总资产为E1+D，资产负债率为D／（E1+D），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变量E2，它可以表示家庭投入股市二级市场的资金量。在经验中，这种股市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划分是容易的，因为一级市场进入了企业的资本帐户，二级市场的资金则在二级市场上购买股票和进入了证券公司的保证金，当然，实际中家庭会保留一部分现金，家庭中这部分资金的使用即是凯恩斯所表明的货币的“投机需求”，为了简化，这里假设家庭的这部分资金全部用于二级市场购买股票。　　

在这里，我们加入一个关键的假设，即二级市场的股票价格取决于投入二级市场的资金量E2，即P E = aE2，其中P E为股票价格，a为系数，表示投入二级市场的资金与股票价格的比例，如果假设a为常数，则表示股票价格与二级市场的资金量是成比例的。当我们用二级市场的资金量来表示股票价格，则可以得到股票的市场价格与企业净资产的比率（即市净率）为E2／E1，股票的市盈率为企业的利润分红与股票价格的比率，即p／E2（p为企业的利润）。　　

现在，我们把上述资本市场的模型与前面第六章中的模型合在一起，由此得到包括资本二级市场或股票价格的模型，与前面模型的区别就在于增加了表明股票价格决定的变量E2（及P E）。当把股票价格加入的模型中，所引起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被改变；　　

（2）投资直接联系到股票价格；　　

（3）家庭的资产选择和企业的融资发生了变动；　　

（4）由于出现了资产交易需求而改变了货币的供求。　　

1、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　　

首先来看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在没有资本市场和资产交易的条件下，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可以把资产值作为给定的，只需考虑折旧就可以了。但在加入了资本市场和资产交易后，资产值就不再是给定的了，而是取决于资产的市场价格的变动。在上述模型中，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是上市公司，企业之间的资产交易完全按照二级市场的价格进行。这样，我们可以采用模型中的E1和E2来表示企业的资产值和它的变动。E1为企业总资产中的自有资金（股东权益）部分，如果假设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变，则我们可以用E1来表示企业的资产值，E2则可以表示企业资产的市场价格，即企业可以按照E2的价格在资本市场上出售资产。这种资产交易的存在改变了企业的经营，企业投资和经营的目的不只是要在产品销售中获得利润，而且要从资本存量升值中获取利润，企业不仅可以经营产品，而且可以经营资产。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利用资产交易来改变企业的财务会计帐户，即通过资产交易来改变财务报表。这种资产经营通过资产交易使资本存量价值发生变动和进入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　　

为了表明出现资产交易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我们把企业的财务划分为两种。一种是通常的会计，会计的基本原则就是计帐，即把企业所发生的所有交易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由此形成企业的财务报表，其中的资产值是按照资产原值减折旧进行计算的，即无论资产的市场价值或股票价格如何变动，企业的会计都只是按照发生的资产交易值计算。这种财务会计的重要意义在于，股东、管理和税收部门往往是以财务会计报表来评价企业经营状况的，因为企业上交的税收和分红以及可支配的现金都只能以财务会计帐户为依据。但当存在资产交易时，企业就不能按照资产原值计量成本，而要根据资产现值和资产价格的变动考虑成本的变动，我们把这种成本收益计算称为企业的“财务管理”。对于财务管理来讲，其所对应的是金融市场。财务管理的目标就是要分析企业资产的市场价格与财务会计帐户上资产价值之间的关系，通过资产交易改变会计帐户上的资产值而进行融资和获取利润。　　

可以用一个企业资产经营的例子来说明财务会计和财务管理之间的关系。一个控股公司要投资1亿给上市公司，它可以用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这笔投资将加在企业的股东权益上，但这笔投资的增加将使企业的折旧成本增加，从而使当期的利润下降。如果假设上市公司与其控股公司之间可以进行“关联交易”，这种关联交易的目的在于改变企业的财务会计帐户上的资产价值与赢利以获取资金或利润。这个上市公司把其原有投资1亿的资产以2亿的价格卖给了它的控股公司，还可以假设上市公司又用1个亿把同样的资产买回来，从而在其帐面上赢利了1个亿，它就可以凭借其赢利进行配股和扩大生产规模，如果把赢利资本化，假如利率是5%，则上市公司可以凭借1亿的利润募集20亿的资金。这个例子所说明的资产经营过程，虽然涉及到这种违法的关联交易，但这与正常的资产交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企业能够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来进行这种资产交易，比如兼并、重组、资产置换等等方式就可以得到前面关联交易的结果。　　

对于资产交易来讲，会计所针对的是资产原值E1，而财务管理则针对资产值的变动或资产现值E2，E1和E2通过企业的资产交易联系起来。当一个企业按照E2的价格把资产出售给另一个企业，资产值就从E1变为E2，这个资产值就成为另一个企业计算折旧和利息的E1。这个资产值的变动过程是通过企业的投资进行的，当E2＞E1时，企业要按照更高的价格购买资产只有使投资增加，反之，当E2＜E1时，企业破产时的兼并重组则可以视为负投资，这就使股票价格通过投资与企业的资产值的变动和成本收益计算联系起来。　　

2、股票价格与投资　　

重述前面模型中作为与企业财务相联系的收入-支出模型：W＋D＋r＋p = C+I，假设其中的投资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支付工资，另一部分购买资本存量，按照假设，投资中资本存量的购买是按照二级市场的价格进行的，这样，E2与E1之间的差额将决定企业的赢利（或亏损）。可以用托宾的q理论来表示这种关系，即q=资产现值/重置成本，当q＞1时，企业将进行投资，q＜1则进行负投资。为了与我们模型中的概念相对应，把托宾q理论中的重置成本改为资产原值，再假设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变，即企业的总资产与E1成稳定的比率，则可以改写托宾的q理论公式：　　

q=资产现值/资产原值= E2／E1　　

这样，可以重新说明托宾的q理论，即企业的投资是根据资本存量的市场价格E2和企业的资产原值E1之间的比较进行的。由此，我们可以把股票价格与企业的投资联系起来，从中得到一种稳定状态均衡的条件，即股票二级市场的价格必须与新增的投资相适应。这里重要的是，当企业按照资产的市场价格进行资产交易后，这种股票价格将替代原有的资产值进入企业的财务帐户，即企业必须根据新的资产值来计算折旧和利息。如果股票价格过高而导致过高的市净率，则企业的投资和进行资产交易就必然会加大企业的资产值，虽然在当期能够通过提高资产值而增加赢利，但必然会加大企业的成本而使以后的利润下降。当股票价格相对于给定的投资来讲过高时，将使企业无法进行资产交易。　　

由此可以表明，判断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是否过高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其是否还能够进行资产交易。　　

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投资公式与托宾的q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即：　　

Ps=R1/(1+r)+ R1/(1+r)^2+……+ R1/(1+r)^n　　

其中，Ps为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或重置成本，R为预期收益。给定资本品的供给价格和预期收益，则可以得到资本边际效率r。给定货币利息率i，当资本边际效率大于利息率，即r > i时，投资将增加。在上述公式中，利率的作用并不只是考虑当年的利息流量，而是把所有未来的收益用利率贴现为现值，这种贴现方式与收益现值法评估资本存量价值的公式是相同的，即资本存量价值等于其收益除以利率（K=R/i），这一公式的含义是把未来资本的所有收益都转化为现值，这与只计算收益流量的方式是不同的。就投资来讲，如果考虑利息率只是投资或产品的成本，利率对投资的影响并不会很大，因为利息在企业成本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而当利息率能够影响资本存量价值，利息率对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影响就变得巨大了，如果其资产价值的提高能够在资本市场中通过交易实现，则资产值的上升将全部被计入当年的利润。利率对投资影响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同时影响资本存量价值和收入（利润）流量，把K作为资本存量，R作为预期的未来的收入（利润）流量，在资本存量价值的决定公式K＝R/i中，利息率将不再只是投资的成本，利息率的变动将同时影响资本存量价值（或由利息率贴现的未来的收入流量）。当利息率提高时，资本存量的价值将下降，资本存量价值的降低将被计入利润流量的减少，同时，由利息率所贴现的未来收益值也将下降。反之，当利息率降低时，资本存量价值将提高，所贴现的未来收益的现值也提高。由此可见，利息率并不只是调节收入流量，而更重要的作用则在于调节资本存量价值，这种资产交易的存在将改变前面简单的流量模型，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将影响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货币供求，从而成为宏观经济分析中最复杂的部分。　　

3、家庭的资产选择与企业的融资　　

加入资本市场后，家庭的资产选择成为把储蓄划分为银行存款、在一级市场的直接投资和在二级市场购买股票三部分。人们在银行存款和购买股票的比例取决于利息率i和股票的收益率iE，当股票的收益率大于利息率时，人们将把储蓄用于购买股票，反之，则增加银行存款，如果不考虑购买股票的风险，其均衡条件为利息率等于股票的收益率，即i/iE＝1。　　

家庭购买股票需要划分为一级市场E1和二级市场E2两部分。这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股票的收益不仅是股息分红，而且还有企业资产值和股票价格的变动，即资产增值的收益。按照前面对投资与利润的分析，投资不仅产生利润流量，而且当投资用于购买原有的资产时将增加资产值，这种资产值增加的部分将构成股票的资产增值收益。这种股息分红收益和资产增值收益是难以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中划分的，但为了简化，我们假设家庭在一级市场上购买股票是为了获得股息收益，而在二级市场上购买股票则为了资产升值收益。股票的资产价值（即每股净资产）取决于企业的投资和资产交易，股票价格则取决于股票二级市场上的供求，从而取决于家庭用于购买股票的资金E在E1和E2之间的划分。这样，在均衡条件下，全部股市资金E在E1和E2之间的划分将使二者得到同等的收益率，否则人们将根据收益率的差别重新选择资金E在E1和E2之间的划分。　　

4、货币的收入交易与资产交易　　

人们在一级市场购买股票会使企业得到用于投资的货币，这种货币将构成收入交易而成为名义GDP的一部分，同时也将改变财务会计帐户上的资本存量价值。投入二级市场的货币构成货币的资产交易，将决定股票二级市场的价格。凯恩斯用货币的投机需求来表示人们把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的资产选择行为。如前所述，当我们明确加入了资产交易和股票的二级市场，则货币的投机需求将不再需要，而是可以明确地表示为二级市场的货币需求，我们这里把二级市场的货币需求称为资产交易的货币需求，而一级市场的货币需求则可以包含在企业的融资需求中。这样，全部货币需求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消费需求和融资需求构成的收入交易需求，另一部分是资产的交易需求。与收入交易相对应的为收入流量，即消费加投资，与资产交易相对应的是股票交易和股票价格。　　

这里用My和Mk分别表示货币的收入交易和资产交易，用Vy和Vk表示各自的货币流通速度，从而有下列公式：　　

M=My*Vy+Mk*Vk　　

My*Vy=GDP　　

Mk*Vk=E2　　

对于收入交易，假设用于收入交易（消费与投资）的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从而只要确定用于收入交易的货币数量，即可得到名义收入水平。公式中E2表示用于股票二级市场的货币量，从而决定股票价格。与凯恩斯和现代货币理论的假设相同，这里的My和Mk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部分，而是可以通过家庭的资产选择互换的。当然，如果把它们理解为货币的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上述模型只是用另一种概念和方法来研究现代货币理论所讨论的相同的问题。　　

二、模型的均衡与稳定状态　　

由于上述包含股票价格的模型只是在第六章的模型中加入了股票的二级市场和股票价格，这个模型的稳定状态是容易证明和理解的，这里只需表明与第六章的模型不同的部分就可以了。这里重述前面模型的稳定状态条件，在收入-支出模型W＋d＋r＋p = C+I=S+I中，所有变量的比例保持不变，从而使资本产出比率（K／Y）不变。在货币金融市场中，家庭的储蓄（S）在银行存款（D）与购买股票（E）的资产选择中保持稳定的比例，从而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保持稳定，由此将决定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其它所有的变量按照稳定的增长率同比例增长。现在来看加入股票价格后的稳定状态模型。　　

如果要获得与前面模型相同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名义GDP增长率，在家庭的资产选择中，银行存款（D）与购买股票（E）的比例与没有资本市场时相比将发生变动，因为这里存在着资本二级市场的货币需求，从而需要把更多的储蓄用于购买股票（E）。在购买股票（E）的资产选择中，E1与E2的比例是非常关键的，因为E2将觉得资产的市场价格或股票价格，从而决定资产原值与资产现值的比率（市净率，E2／E1）。这个比率（E2／E1）一方面必须与投资中用于购买资本存量的部分相一致，从而保持这个比率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这个比率又通过投资决定着利润流量，从而必须使这个比率所决定的利润与利率保持一定的比率，即可以使家庭把储蓄分配在银行存款、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中所获得的收益率相等。　　

对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来讲，由于存在着股票的收益，在收入-支出模型W＋d＋r＋p = C+I中，利润将成为一个稳定的正值，即可以使企业获得稳定的净资产收益率，这个收益率在不考虑风险的条件下等于利率；另一方面，企业要保持稳定的资产负债率；企业的投资也要按照稳定状态的要求在工资支出和购买资本存量的比率上保持稳定。　　

在上述条件下，我们可以得到包含股票价格模型的稳定状态增长，即：商业银行提供一笔增加的货币作为货币的资产交易需求，这个增加的货币通过家庭的资产选择进入股票二级市场，由此决定股票价格，企业投资中购买资本存量的部分按照这个股票价格购买资产，在流量上使企业获得利润，同时使资本存量增殖，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增值成为股票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收益。模型中所有的变量、包括股票价格都以稳定的比率增长。　　

上述稳定状态增长模型可以被美国长期的经验统计数据加以证实。这种稳定状态条件与美国的经验事实大致吻合，如美国的股票价格在长期是稳定增长的，GDP也是稳定增长的。如果在资本市场能够保持这种稳定关系，则上述包括资本市场的模型与前面的稳定状态模型将具有相同的性质，即在长期所有的变量都保持稳定的比例和增长率。根据美国长期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保持稳定的经验，我们可以从货币的收入交易与资产交易划分的公式（M＝MyVy＋MkVk）中得出，当收入交易的货币量为稳定的比例时，用于资产交易的货币量也是稳定的，由此决定股票价格指数的增长（联系到E1）与资本存量（E2）和GDP的增长保持稳定的比率。在美国长期的经验数据中，股票的市净率基本稳定在3倍左右，而市盈率则在15倍左右，这与美国长期利润率保持在10%和利率为6%的经验是一致的，即股票的收益率与利率保持稳定的比例。　　

从上述稳定状态出发，可以讨论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和包含资本市场的经济波动，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分析同时就是对模型稳定性的说明。在经济高涨时期，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E2对E1的比例提高，从而引起股票价格上升和资产现值对资产原值的比例（托宾的q值）提高，这种比例的改变来自于投资的增加所带来的利润上升。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来看，虽然增加的资本存量价值总是等于投资的累加值，但新增的资本存量价值会计入当期企业的利润流量，这会使资产价格（股票价格）提高，从而使投资和资产值进一步提高，资产值的上升使二级市场股票的收益率提高，人们根据模型中资产选择的假设将把资金从E1转向E2，引起股票价格的进一步上升。模型中的其它变量也向着经济高涨时不合理的比例关系变动，这种比例关系的变动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了，但当加入了股票市场后，经济波动的幅度会更大，其原因就终于企业把资产升值作为利润来处理，就可能导致利润在收入流量中的比重提高，并使投资转向购买资本存量或资产交易，同时，二级市场的投资者也把股票价格的上升作为资产升值看待，由此将加剧经济波动。　　

人们经常采用“泡沫经济”的概念来表述股票及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上升，采用泡沫经济的概念意味着这种“泡沫”总会破灭而引起经济衰退。我们可以把这种泡沫经济理解为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的一般情况，或者说，所有的经济波动都存在着泡沫经济，显然，对泡沫经济的分析和泡沫何时破灭的预测联系到经济周期的分析。对于股市泡沫，人们经常采用市盈率和市净率的指标进行判断，市盈率和市净率指标对于判断股市的波动是重要的，但人们很少能够确切表明市盈率和市净率的含义和与其它宏观变量的关系，比如投资和货币供应量，这就难以判断股价周期波动的转折点。　　

制约股票价格上升的两个重要因素正是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如上所述，股票价格作为资产现值将通过企业的资产交易进入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当二级市场上股票价格过高或市净率过高，将使企业无法按照这个价格购买资产，因为按这个价格决定的资产值会使企业的折旧和利息成本提高而降低利润。显然，过高的市净率是相对与过低的投资而言的，一旦失去了一级市场的资产交易，股票的收益只能依赖于二级市场资金的累积性增加和股价上涨，而完全与企业的利润分红相脱离，这显然是不能持续的。因此，一级市场中企业的资产交易是否能够正常进行是判断二级市场股价是否过高或股市泡沫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与市净率相联系的E1与E2的比率直接涉及到投资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当人们把资金从E1转移到E2，投资将减少，GDP的增长率下降，收入的减少会使银行存款减少而引起货币供应量的下降，换句话说，二级市场的资金增加意味着货币供应量的下降。当货币供应量下降时，进入二级市场的资金是不可能按累积的比率增加的。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这联系到企业的融资和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市净率和市盈率指标所对应的是企业的净资产和利润或净资产收益率，而包括负债在内的企业的总资产和资产负债率的变动对于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和股价的波动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商业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是以净资产为抵押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和货币供给。另一方面，企业的赢利和GDP增长率的变动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总资产和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变动。在经济周期的上升时期，正是由于商业银行货币供给的累积性增加而使投资和二级市场的资金不断增加，但这个过程伴随着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按照过高的股票价格决定的资产值进行投资，显然可以使企业的净资产增加，而且就个别企业来讲可以用增加的净资产作为抵押而从银行获得贷款，但只要货币供应量增加，整个经济中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必然上升。一旦商业银行根据其超额准备金比率减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的状况降低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将引起经济衰退和股价下跌。显然，如果商业银行采用“股票质押”的方式直接向二级市场的券商融资，将进一步加剧E1与E2之间不合理的比率，引起股市的剧烈波动和商业银行的巨大风险。　　

上述分析表明，股票价格是与其它宏观经济变量紧密联系的，当存在资本市场时，股票价格就成为宏观经济中的极为重要的变量，同时也构成货币理论中最复杂的部分，即与货币流通速度和利率相联系的“货币的投机需求”，目前经济学中许多关于货币理论的争论都与此有关，只有把资本市场和股票价格加入到宏观经济模型中，才能真正理解货币和经济波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