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向主流经济学宣战》简本（上）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向主流经济学宣战》简本（上）　　

柳欣教授 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 二零零六年一月　　

原本 人民出版社2006版　　

　 　

前言　　

自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以来，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统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对现实的解释已经一百多年来，通过教科书把它的观念一代又一代地传输下来，形成顽固的理念和教条，这就是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和对所有现实经济问题完全从技术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解释，其中最典型的是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统计变量套用到生产函数中进行解释，即这些变量所表示的是实物和实物生产的技术关系。　　

作者通过对剑桥资本争论和关于凯恩斯经济学争论的研究，在1998年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由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与新古典理论中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完全无关。　　

本书的所有分析和理论争论正是围绕着这一点。用通俗的话讲，“实际GDP是假的”，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经济并不是新古典的“实物经济”，而是一个“货币经济”。　　

新古典理论的基础是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相对价格理论，即资源配置可以通过表示要素稀缺性和人们偏好的相对价格进行而达到最优，但在这个理论中，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总量以及总量之间的关系。　　

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完全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即人们为了获取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而进行的竞争或游戏，如马克思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实现“按比例分配劳动”或资源配置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这种特殊的方式就是以货币价值为基础的竞争。　　

经济学所要研究和解释的主要现实问题并不是技术关系，而是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下的竞争规则和运行规律，并通过修改竞争规则把人们之间残酷的竞争转化为游戏，从而实现人类的文明，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根本不能用于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和承担这种经济制度的研究。　　

当主流经济学把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国民收入统计变量完全套用在生产函数上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理论中严重的逻辑矛盾，这种逻辑矛盾在剑桥资本争论中被揭示出来，作为逻辑问题就是总量与相对价格之间的矛盾，而在现实的经验问题上，则表现为新古典理论不能直接使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来说明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更不能解释有效需求和经济制度问题。　　

主流经济学中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导致了目前经济学在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上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复杂争论。而在现实问题的分析上，由于其理论中的严重逻辑混乱，根本不能对现实经济问题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和进行有效的预测。　　

目前经济学争论的所有问题和逻辑悖论都与主流经济学试图直接使用统计资料表明其理论有关，而这些统计资料与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在明白了“实际GDP是假的”之后，这些极为复杂的理论争论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对于重新解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和规律，或者说对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讲，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体系正是针对这些统计变量的，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具有令人惊奇的一致性。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复杂问题。自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实际上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大量增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大大的放慢，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平等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大量城镇失业人员收入水平低下，考虑到不断上涨的房价和医疗、教育费用，实际生活水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自1997以来，虽然我国实际GDP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但每年新增的就业量却在下降，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自1997年以来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教条所制定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可以说，自1997年以来支配我国经济政策的 “凯恩斯主义”在经验上只有失败的教训而没有成功的经验，如70年代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严重滞涨和日本经济自90年代以来的长期停滞。目前正当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对这种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　　

主流经济学实物经济的研究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它使以上理论和现实问题根本无法讨论，而只有按照货币经济的思路，才能理解和解释当前我国经济中所遇到的问题，才能进行真正的理论分析。从货币经济的分析角度，本书提出了要把我国名义GDP增长率提高到20%左右的政策问题，这与目前人们认为要长期保持8%的增长率是非常不同的，由于这一问题关系重大，也非常希望能够对此进行讨论。　　

问题主要不在于理论上的复杂性，而在于主流经济学一个多世纪以来对经济学界的无情统治中所形成的观念，是这种观念淹没了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埋葬了剑桥资本争论。一旦我们排除了这种观念，本书所要揭示的只不过是一个“皇帝的新衣”问题，不仅实际GDP是假的，而且主流经济学建立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用于解释现实的理论体系完全是虚构的。本书中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只是供参考和讨论的，但“实际GDP是假的”却完全可以轻易地从经验中得到100%的证明。　　

第一章               实际GDP是假的　　

 GDP是表示实物吗？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首先教给学生的就是这里有一个衡量实物产出的指标——实际GDP。当然，同时还有一个价格指数表示物价总水平，实际GDP是用名义GDP与物价指数核算。这样，所有的学生都学会了这个概念并被所有的人所认同，随后这个概念就成为教条而加以应用了。　　

但是，实际GDP这个指标很不好用。例如，在实际GDP的统计中，美国1820年时人均GDP是1600美圆，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不到1300美圆，是不是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比美国1820年的时候还要差呢？这显然有些荒唐，你只要把美国当时有的那些产品的人均产量和现在中国的人均产量作个对比就可以了，更不用说我们现在消费的东西绝大部分是当时美国没有的　　

我国的一位学者通过统计数据的比较对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进行评价，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中，按照目前国外对中国实际GDP增长率最低的估计是4.9%（这是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统计资料是6.3%），在这同一时期世界上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增长率超过中国，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很高的效率。　　

这位学者所使用的数据没有任何问题，但他的结论很少有人能够接受，因为和人们的感觉相差太大。实际上，对这一问题只要查一下实物的产量、生产率和技术水平这些实物指标，然后用这些指标进行对比，结论是不难发现的，实际GDP的统计指标根本就不能表示实物指标。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使用实际GDP比较实物给经济学家带来的尴尬。比如要说明中国的GDP究竟是多少美圆就必须先解决人民币对美圆的汇率问题，经济学家试图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进行计算，　　

结果怎么样呢？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主张人民币贬值时的低估到现在主张人民币升值的高估，经济学家从2美圆到14美圆之间竟然给出了十多种计算结果，这种误差可能达到7倍的计算是不是还能应用呢？　　

1930年，凯恩斯在《货币论》一书中针对这种国民收入的统计含义提出疑问，GDP统计中的各种产品是异质的，怎么可以加总在一起表示实物产出呢？　　

实际上，这种加总和指数问题在理论上是有确定的结论的，即只能是单一产品或稳定状态增长（即所有的产品按同样的比例增长）。　　

比如说有苹果和梨两种产品，如果它们的增长率都是10%，可以确定的说产出的增长率是10%；但如果苹果的增长率是15%和梨的增长率是5%，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指数的。这一问题实际上很容易理解，比如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异质品世界来讲，说GDP增长8%，显然不如说去年生产的是21寸电视而今年生产了29寸的电视更清楚。　　

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逊，估算出中国在1000年前的宋代人均GDP为500美圆（中国1980年的人均GDP为200美圆），且不说那个时候并没有美国，就那个时候极少的实物产品种类以及可能获得的统计资料来讲，进行国际间的比较似乎根本就不需要用美圆这个极不清楚的统计指标。　　

对于物价指数的统计也是如此，这种统计只能在单一产品和稳定状态下才是可能的，比如苹果和梨的价格都增长了10%，可以确定的说物价上涨了10%；但如果苹果的价格上涨了15%和梨的价格上涨了5%，或者价格同时上升而苹果和梨的产量比例变化了，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物价指数的。前面所举的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人民币的汇率出现的尴尬结果就是一个例子。　　

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也说，物价指数的统计可能忽视了产品质量的变化，如果物价指数的统计考虑产品的质量变化，由于产品的质量变化太快（比如电视机），那将使物价指数的统计失去意义，因为只要质量变化了就要把它视为一种新产品而不能与原来的产品构成时间序列的指数。　　

联系到国民收入核算的实际，现实中物价指数统计的困难远超出前面的例子，不仅产品的质量经常在变动，而且新产品层出不穷。目前我国物价指数的计算是以1990年为基期的，而如今在市场上几乎难以找到与1990年完全相同的产品，更不用说占消费支出很大比重的新产品。显然，这种物价指数的计算与实物量的统计相差甚远。　　

通常所说的物价指数是指消费者价格指数（即CPI），这种消费者价格指数经常被作为计算实际国民收入的依据。然而，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然不是全部产品和劳务的统计，比如资本品的价格变动被排除了，资本品的价格变动是用单独的指数来表示的，由于资本品在我国GDP统计的全部产品中要占到30%左右，所以GDP并不能表示实物量的变动是显而易见的。就消费品而言，消费者物价指数所包含的产品也不是全部消费支出的构成，比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家用电器在我国居民消费中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只是在2000年时才考虑将其加入到物价指数的计算中。显然，用这种物价指数的方法来计算实际GDP是大有疑问的。　　

从上述分析可见，这种实际GDP作为表示实物的统计变量是主流经济学创造的一个神话。这种异质实物产品的加总和统计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在实际应用上也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实际GDP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主流经济学却使它成为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并被用于所有的经济学应用领域。　　

当然，这种假的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统计在现实中并不是毫无用处的，正如这种实际GDP和物价指数一直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指标，但只要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分析有所了解的话就很容易发现，经济学家实际上是把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变动加在一起考虑宏观经济波动，但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名义GDP，那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名义GDP呢？　　

目前分类统计的物价指数对于宏观经济分析还是有意义的，但意义决不是主流经济学中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划分，而是能够表明经济周期中的结构关系，如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动可以表明工资与消费品部门的比例变动，而资本品价格指数的变动则可以表示投资与资本品部门产出的关系，当然还有更重要的表示资本存量价格变动的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指数，这些价格指数相互联系，其在经济周期中的变动具有相当强的规律性。　　

名义GDP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指标，但这种名义GDP绝对不是实物产出的数量和它的货币价格单位，而是与实物或技术完全无关的。　　

什么是GDP　　

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名义GDP是一定时期中（如1年）新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这一定义中的关键是价值，这里的价值概念即是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从而是可以加总的，但这样加总的名义GDP已经不表示任何实物，而是一个货币交易增加值的概念。　　

如计算国民收入的一种方法就是增值法，即把各个企业新增加的价值加在一起，由此构成企业的总收入，这种收入必等于人们的总支出，因为收入和支出是货币交易的卖和买，二者必然相等。这样，从总支出的角度看，人们花1美圆一定有1美圆的GDP。由于GDP所统计的是货币交易值，凡不是货币交易的产出（包括劳务）将不会被计入GDP。比如，足球明星的高额报酬被计入了GDP，而农民自己生产和消费的农产品只要不通过市场交易，就不会计入GDP。　　

由于GDP是一个经济中全部货币交易量的增加值，我们可以用货币的交易方程式来表示：MV=PT，即货币数量（M）和货币流通速度货币（V）相乘等于全部货币交易值PT（T表示交易的实物量，P表示价格），而名义GDP的计算则只是所有的交易量的增加值，或从企业会计帐户上考虑的增加值。因此，当假设全部交易值与企业的增加值之间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例，即GDP在PT中的比例是稳定的，再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货币交易的增加值或名义GDP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将保持稳定的比例，即　 　　　　　　　　　。　 　　　　　　　　　

　　这些定义可以清楚地表明，GDP根本就不是实物的统计，而是一个货币值。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个货币值是没有意义的，从而要用实际GDP和物价水平把这个货币值抛弃掉，然后用生产函数去说明实际变量。　　

但这在逻辑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主流经济学所抛弃的货币和名义变量则正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本质的东西，即这些名义变量所表示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最典型的特征是竞争，这一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无时无刻都感觉到的。在竞争中人们想要得到的和为之奋斗的是什么呢？不是任何实物，而是金钱或货币这种纯粹的价值符号，不是实际变量而是名义变量，即货币本身。在这样一种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中，出现了GDP或名义GDP，这个名义GDP包含着一组由货币量值构成的名义变量，其中有工资、利息、利润、资本、折旧和储蓄、消费、投资等名义变量，由这些名义变量构成了企业为获取利润而产生的财务帐户，即货币量值的成本收益计算。这种成本收益计算完全是以货币价值的投入和产出进行的，而根本不涉及任何实物的考虑。正是这一点，使名义GDP成为重要的统计变量，如果假设企业的成本不变，则名义GDP的增加意味着企业赢利的增加，而企业赢利的增加则是企业经营的目的。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加总问题，即在国民收入的统计中那些球星和歌星超过千万的高额收入怎么会和面包加在一起构成GDP。为什么面包工人的微少工资可以和球星、影星的收入加在一起构成GDP总量呢？原因只是在于他们都是资本家雇用的，假如利润率是10%，资本家付给面包工人100美圆的工资，就要把面包卖110美圆而得到10美圆的利润，而付给影星的1000万美圆的工资就要从出售电影中收回100万美圆的利润，正是这种性质才使不同质的产品和劳务得以加总。　　

自20世纪30年代人们使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以来，并没有从理论上考虑它的性质和意义。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定义似乎可以作为GDP等国民收入统计的理论依据，在批评了斯密把物质产品的生产作为生产劳动的定义后，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只有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或雇佣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这里只要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用货币计量即可联系到GDP的统计。如前面所表述的，当采用货币交易时，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和所有的工人都被资本家所雇用，则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的定义是与国民收入的统计相一致的，即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货币的买和卖两个过程，以使货币增殖，而根本不涉及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　　

因此，对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来讲，重要的是名义GDP，而不是反映实物产出的“实际GDP”，而且这种“实际GDP”根本就不存在。　　

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　　

主流经济学参照名义GDP和实际GDP的解决方法，把货币工资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工资，名义利率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利率，而厂商在没有货币幻觉的条件下只是考虑实际变量，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变量套用在生产函数上了。当这些变量根本就不表示实物，那么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滥用一定是漏洞百出的。　　

先来看折旧，折旧这个概念在实物或技术上是表示固定资产磨损的，但这里却是个价值概念，即由政府规定固定资产的价值按几大类每年摊入企业成本的比例。显然，各种不同的机器设备在技术或实物上的磨损是不同的，而且是政府不可能知道的，那么为什么政府要严格规定统一的折旧比率呢，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不这样严格规定，那么企业一定会逃税，这种折旧与固定资产的物质磨损以及精神磨损没有一点关系，美国政府曾采用过的“加速折旧”政策只是减税。实际上，企业在做投资时，即使完全从价值上考虑也不把折旧率作为成本计算的依据，而是采用毛利和投资回收期的方法进行计算。　　

举个例子，一个商人在40岁的时候进行地产的投资，按照规定地产的折旧期是30年，那么这个商人能不能这样计算投资呢？且不说在30年的时间里市场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可能会经历几个经济周期），即使市场没有任何变化，到收回投资的时候他已经是70岁的老头了，这个时候挣到的钱对他的意义可能已经很小了，很少有人能够忍耐30年的时间玩儿这种挣钱的游戏，而现实中所采用的投资回收期方法很少有超过10年的。 　　

对于工资和利息这两种构成企业成本的因素，企业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显然只是采用名义量值，最简单的道理是物价指数只是政府在事后计算和公布的，企业不可能根据政府公布的物价指数向工人和银行修改以前签定的契约，而对产品价格的预测也只能是名义的货币值，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实际变量和价格水平进行“理性预期”，只要对企业实际的成本收益计算稍有了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但遗憾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根本就没有这种真正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更没有货币利润的概念。　　

这里最使人困惑的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了。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　　

资本被作为实物的机器设备纳入到生产函数中，即Y=F（K，L），以表明其对实物产出的生产力。　　

但在国民收入统计中，资本只是一个价值概念，它来自于以前用货币计量的投资。　　

奇怪的是，主流经济学在采用生产函数分析时把资本的产出-GDP用物价指数方法分出实际GDP，同时把资本的收益-利率除以价格水平而变成实际利率，但从来没有把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以及投资去除以价格水平而变成实际资本及实际投资，这种生产函数的计算显然存在着逻辑错误，即把名义值和实际值搅在一起了。　　

同样，在生产函数中，劳动的计量采用的是实际值，而资本却是没有被价格水平除过的名义值，这又怎么能够计算它们各自的边际产出呢？把名义值和实际值的资本劳动比率（K／L）放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种逻辑上的混乱引起实际经济分析中更为严重的思维混乱。　　

例如，在实际中，所有的资本劳动比率很低的发展中国家都在采用那些资本劳动比率很高的技术，而在美国则出现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列昂惕夫悖论”，可以说，只要使用这种生产函数来分析实际问题，就会导致这种悖论，我们把这些问题留待后面详细讨论。　　

实际中的资本是不是主流经济学生产函数中的机器呢？对此在统计资料中是不难找到说明的。按照统计资料，美国的总资本中65%左右是地产，而且这个比例在长期中一直保持稳定，由于美国的投资率在长期是稳定的，那么就意味着，由投资所转化的资本增加或资本积累只是地产的增值或地价上升，而根本不是机器的增加。　　

这样，资本就只是那块儿地，资本积累只是人们用更高的价钱（投资）去买那块儿地。当然，除去地以外还有35%的资本，它们是不是机器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在剩下的35%的资本中，绝大部分或50%以上是由专利和商标等无形资产构成的，机器的价值只是占总资本中很小的比重。教科书中总是使用统计数据来说明美国的资本劳动比率是中国的40倍，但大家都知道，机器是由劳动生产的中间产品，美国现在所使用的机器存量只是近20年生产出来的，以前的机器都报废了，美国的产业工人只有几百万人，而中国却存在几个亿的剩余劳动力，如果资本是机器的话，中国完全可以用这些人在1年中生产出美国的这些机器（当然要知道这些机器的生产技术），实际上，中国现在也正在按照这个速度生产机器而成为世界工厂，但在资本的价值上赶上美国的可能性却很小，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投资和货币供应量要以比现在高出几十倍的比率增加，当然这里排除了人民币汇率成倍升值的可能性。　　

再来看投资概念，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投资意味着固定资产或机器的形成。但现实中的投资却只是一个货币额的支出，它可以用于购买各种商品和劳务（比如股票和球星），与消费不同的是，投资的目的是要形成价值上的资本存量以获取利润。　　

举一个例子，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如果按照教科书的定义就是把美国的机器运到中国来，但实际上摩托罗拉公司投资的绝大部分并不是把机器运到中国，而是在中国购买土地和雇用工人盖厂房，并雇用我国的管理人员和工人进行生产，所带来的“机器”只是一个芯片，摩托罗拉公司的投资显然只是使用美国的银行印发的美圆而不是机器。　　

采用简化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投资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分成3类，即雇用工人、购买机器设备和直接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对这三类还可以简化为L和K两类，因为机器只是生产机器的厂家雇用工人和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生产出来的，从而可以把机器“还原”掉；再进行简化，使用前述的地产在总资本中占有绝大的比重，我们可以把资本存量理解为就是一块儿数量固定的土地。　　

上述简化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出投资的含义，投资作为一种增加的货币额的支出，当它用于雇用工人时将增加工人的工资和同时增加企业的成本，当被用于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或土地时将引起资本存量的价格或地价上升，这种资本存量的升值就成为企业的利润，利润就来自于新增的投资购买原有的土地而引起的地价上涨的部分。　　

因此，从实物角度看，投资还可能生产机器，但从价值的角度看，投资与机器是完全无关的，只是与作为价值量的工资和利润相联系。　　

最后来看储蓄和消费。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储蓄和消费的比例取决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比如有一种产品——绿豆芽，你今天不吃它明天就会长一节儿，长的长度就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和原来的豆芽相比就是利率，那么，人们什么时候把豆芽吃掉取决于人们的时间偏好，即豆芽的生长速度和人们的忍耐性。按照这种理论，经济学家创立了各种消费函数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变动，如生命周期假说和世代交叠模型。然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储蓄和消费只是一笔货币额，或者说是人们在一定时期获得的金钱支出掉和没有支出的比例，还可以说人们是把钱花掉还是存起来或用于投资去挣更多的钱，而根本就不是按照时间偏好去消费某种实物产品。　　

如果对照现实，主流经济学的消费函数理论就成为奇怪的了，那些拥有亿万资产的资本家和企业家们每天都竭尽全力去追求他们明知自己这辈子也不可能消费掉的金钱和财富，不只是资本家、而且还有许多的中产阶级在他们临死时都是他们财富最多的时候（如他们的房产），难道他们都是不理性的傻瓜吗？显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正是竞争和财富带给他们的乐趣，这种财富即是纯粹的价值单位或货币符号。对于这种贪婪和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经济学家可能采用世代交叠模型来说明这些人要把他们的财产留给后代，但实际中并不是这样，那些中产阶级宁可把更多的钱投资在子女的教育上而不是留给供他们消费的财富，以使他们在今后能够与他人竞争，比尔·盖茨只把他极少的财产留给后代，以便他们不至于失去竞争的勇气和乐趣。正是这种货币表示的价值符号构成了这种市场经济的竞争游戏。　　

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中提出了节俭的悖论和建立在富人有更高储蓄率的消费函数和收入决定理论，但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被主流经济学完全曲解了。　　

凯恩斯指出，从技术或实物生产的角度看，这种实际中的资本积累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品作为中间产品的增加意味着生产时期的延长，而这种生产的周期是不可能无限延长的，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就是“豆芽菜”是不可能几百年都不吃的。与19世纪修筑铁路和采矿相比，现代的技术已经使生产周期极大的缩短了，但价值的资本却在几百年中不断地被积累起来。　　

举我国现实中的例子，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和失业增加的经济衰退，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消费的大幅度下降。国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消费函数理论来对此进行解释，即消费的下降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引起的人们消费倾向的改变，比如要存钱支付养老、医疗、购买住房和子女的教育费用等，但这种似乎有道理而又看似符合实际的说法却是大有问题的。我们把复杂一些的理论分析留到后面，这里只是指出一个重要的经验事实，即在美国的长期国民收入统计中消费倾向是相当稳定的，是不是美国在一百多年中社会福利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仅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技术（如新技术革命）和人们的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老一代的美国人拼命的攒钱而现在年轻人却大量的负债消费，但奇怪的是，统计上的消费倾向竟然没有变化。确实，上述这些技术上的因素会影响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或时间选择，但它们只能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期货价格），而不能影响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货币的消费和储蓄变量，因为这些变量只是表示人们社会关系的货币量值，而与技术或时间偏好完全无关。　　

消费和储蓄既然是货币量值，我们可以从货币的角度来解释上述问题，如果假设人们的储蓄是作为银行存款保持的（M2），那么人们能不能把作为储蓄的银行存款多取出10%用于消费呢？显然不可能，这必然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同样，人们也不能多储蓄10%作为银行增加的存款而没有相应的投资贷款，这也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当人们试图这样做时，必然会使商业银行改变货币供应量，从而引起收入水平的变化而阻止人们改变货币量值消费与储蓄比例的企图，或通过经济波动来加以调节，这即是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和节俭的悖论。对于我国1997年以来的消费下降，其重要原因是从1991年以来收入分配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或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消费倾向的改变则是次要的。　　

以上对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统计变量的分析表明，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实物、生产函数、时间偏好等技术关系是完全无关的，而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用于表示这种特殊的比谁挣钱多的竞争游戏。　　

　 　

收入-支出等式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　　

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这种国民收入核算的等式是采用下列收入-支出模型来表述的：C+S=C+I，这个模型所表示的含义是，国民收入中总收入分解后的消费（C）加储蓄（S）等于总支出的消费加投资（I），总供求分析的核心是计划的储蓄能否等于投资。这样，生产函数的实物分析就被加入进来，即计划的储蓄取决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而投资则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其所要考察的是，在一个没有拍卖者的瓦尔拉斯模型中如何使二者协调，而凯恩斯所表明的总供求分析只是由于价格刚性产生的“短期”的数量调整。这一模型根本不能表示市场经济的性质，即完全没有考虑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　　

现在，我们修改主流经济学的收入－支出模型，采用目前国民收入统计中的收入法，把收入一方改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即：　　

W＋d＋r＋p = C+I　　

公式的左边表示总收入　　

其中，　　

W为工资，　　

d为固定资产的折旧，　　

r为利息，　　

p是利润；　　

右边是总支出，　　

C为消费，　　

I为投资。　　

需要说明的是，公式左边采用的总收入的分类就是目前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体系所使用的，实际上就是企业的财务报表中的成本和收益的分类。　　

当把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加入到收入-支出模型中，重要的是考察企业是否能够赢利或亏损，就企业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成本收益的计算而言，由生产函数表示的实物的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或“实际变量”与这种成本收益计算是完全无关的。　　

这一模型中的收入方可以表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个部分所组成，固定成本包括折旧和利息，可变成本由工资成本构成，即总成本为：W＋d＋r。　　

由于这一模型的收入方能够表明企业的成本，当总支出（C+I）超过成本（W＋d＋r）时，厂商将获得利润，而企业能否赢利正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因为企业经营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　　

这样，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则总支出或GDP水平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赢利或亏损。在上述模型中，如果假设工资等于全部消费（即W＝C），则利润（p）就取决于投资是否大于折旧加利息，即 p = I-（d＋r）。在这里，重要的是由资本存量价值（K）所决定的折旧和利息成本跟投资之间的关系。　　

给定折旧率（δ）和利息率（i），则企业的固定成本（d＋r）将取决于资本存量价值（K），即：　　

d=δK；r=iK　　

d＋r=（δ+i）K　　

由于资本存量价值是由以前的投资决定的，即：　　

K=ΣI-Σd　　

这样，本期的投资将在下一期转化为资本存量，从而只有当投资的增长率等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时，才能保证企业不亏损，也就是说，由于投资的增长使资本存量的价值增加了，当存在着正的折旧率和利息率时，要使企业不亏损，必须有新增加的投资和（名义）GDP的增长。　　

国民收入等于GDP减去折旧。这种国民收入的概念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教科书和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GDP概念，因为只有国民收入才是新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折旧是以前机器的重置，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可以从“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命名充分表现出来。显然，国民收入概念强调的是实物的统计。　　

然而，这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与实物的统计是完全无关的，只是一个货币的交易值，其目的在于表明由企业采用的货币量值的成本收益计算所决定的利润变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上面的公式表明，如果我们按照实物统计的国民收入概念而抛弃折旧，就无法对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进行分析。换句话说，根本就不存在国民收入这个统计概念或这个概念根本就没有意义。当然，这里并不打算修改“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名称，但要说明的是，本书中使用的国民收入概念就是GDP概念。　　

现在，我们把前面的公式（W＋d＋r＋p= C+I=C+S）与主流经济学的公式（C+S=C+I）进行比较分析。在主流经济学的收入支出等式中，（名义）GDP可以取任意值，因为无论实物产出如何变化，只要价格水平是可变的，将总是可以保证实物储蓄和投资的相等。　　

一个思想练习就是，在等式C+S=C+I中，假设GDP为100，无论储蓄和消费的比例怎样划分，当储蓄等于投资时，名义GDP总是不变的（为100），储蓄率（投资率）的变动所引起的实际产出的变动可以被价格水平的变动所冲销，从而名义GDP是完全无用的。　　

而在我们的模型中，储蓄率（投资率）的变动将影响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即影响企业的利润，进而引起宏观经济波动。显然，当这些国民收入核算的指标并不表示实物时，主流经济学的宏观模型将根本不能用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　　

如我们前面所强调的，所有这些统计变量都只是货币值，储蓄和消费也不例外。在公式C+S=C+I中，如果储蓄只是把储蓄者不花的货币给投资者花掉，那么GDP将是不变的，无论储蓄和消费的比例怎样变化。但实际中并不是如此，在金融体系中，储蓄是把不花的钱存入银行，由此通过银行的贷款将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使投资增加，通过商业银行创造货币，可以使下一期的投资超过本期的储蓄（投资），即不是储蓄转化为投资，而是通过储蓄增加货币供应量，进而增加投资。　　

这样，在我们的公式中，给定折旧率和利息率，将只有一个唯一的储蓄率（投资率）能够保证货币供应量和GDP的变动使企业的成本等于收益，达到超额利润为零的稳定状态。　　

一个简化的货币经济模型　　

如前所述，作为决定这些统计数据基础的是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货币供应量的决定，而决定货币供应量的是商业银行。这样，我们可以从考察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开始，来连接这些货币量值。当加入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体系，一个惊奇的结果就会出现，即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是连接在一起的，它们可以组成一个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体系，来决定国民收入中的所有货币量值。　　

采用一个极端简化的货币经济模型，用以说明货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性质。假设全部经济划分为2个部分：商业银行和企业，企业的投资完全来自于银行信贷。这样，可以得到下列资产负债表：　　

          银行                                    企业　　

负债                         资产	负债                          资产
100                                                                                            100　　 100         资本             100　　 100                                                                                            100　　 100         收入             100	100                                                                                            100　　 100           资本           100　　 100                          100　　 100           收入           100

银行的贷款又会成为存款，从而可以通过准备金比率来决定货币乘数。但这里为了简化，假设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为零，从而货币乘数将为无限大，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假设是因为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基础货币”。假设最初银行把100的货币贷给企业，企业得到银行的贷款后经过企业之间的买卖交易后又把货币存入银行（所有的交易都是银行转帐而不存在现金的漏出），银行再把增加的存款通过对企业的贷款发行出去，由此创造出货币。这样，我们可以同时得到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现在来看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假设最初有100单位的货币（或黄金）被存入银行，这就构成银行的负债，由于假设银行的准备金为0，则银行把100单位的银行券或货币贷给企业，则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将出现与负债相等的100单位。再来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这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只是倒过来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企业从银行获得的100单位的贷款是它的负债，当它用其来购买资本品和雇用劳动后，这100单位的负债就被列入到资产方。　　

显然，这只是通行的最简单的会计原理，但这种最简单的会计原理中隐含着货币经济的一切秘密。现在，象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讲的那样，当企业用100单位的货币进行购买活动之后，货币又流入银行而又成为银行的负债，当银行再把它贷给企业后，又使银行增加相同数量的资产，同样，企业又获得100单位的贷款和再把它转化为资产，很明显，这里的资产只是一笔负债，其价值等于银行发行的货币或贷款。上述过程无疑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从而可以使银行与企业的资产和负债无限地增加。　　

如果货币供应量无限大，将使名义GDP或通货膨胀率无限大，我们必须在这里寻找一种能够决定银行货币供给和企业货币需求数量的均衡条件或制约因素，而决定这种货币供应量或货币需求的正是利息率或货币的利息率，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简单的商业原则是，企业要获得银行的贷款，除还款外还要支付利息。　　

在我们的模型中，企业向银行支付利息的货币也只能是银行新增的贷款，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贷款和支付利息的会计计算或货币契约，使上面无限延续的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成为一种有规则的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模型，从而决定货币的供给与需求。　　

采用通行的会计和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作为假设，即利息率是以1年的时间单位来计算的，这样，我们可以把无限延续的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划分为两个部分，即:　　

凡是“今年”以前发行的货币或债务都必须支付利息，我们把银行今年以前发行的货币称之为资产或资本存量，而今年新发行的货币或增加的货币则是用来支付利息的，我们把这一部分称之为收入或收入流量，这也符合前面对名义GDP的定义。　　

这样，给定利息率，在这种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将存在一种关系，即，如果银行在“今年”增加的货币供给大于给定的利息率应付的利息，则企业在向银行支付利息后将有剩余的利润，从而使其对贷款或货币的需求增加。反之，当银行的货币供给小于给定的利息率下应付的利息，则企业肯定会亏损而支付不起利息，从而引起货币需求的减少。这样，银行的货币供给和企业的货币需求正是依赖于利息率（利润率），如果给定长期的自然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率在长期将是稳定的，从而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或资本－产出比率将是稳定的。　　

上述分析表明，资本和收入都只是一种负债，而保持这种债务关系或资产负债关系的基础是存量与流量的划分和存量与流量比率的稳定性，由于资本主义信用关系的基础是资产抵押，而资产的价值又取决于收入流量，因此，当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率脱离了稳定的比率，正常的资产抵押的信用关系将不能保持，由此将导致经济的高涨和衰退，而调节这种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比率关系的正是货币利息率，利息率通过调节货币的供求同时调节资本存量价值和收入流量，以此来保证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比率的稳定。　　

现在，我们在这种无限延续的资产负债表中加入时间因素来讨论模型的稳定性。按照上述简化的模型，假设利息率不变，只有银行的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且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等于利息率，经济才能保持均衡或企业的利润为零。　　

当银行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超过了利息率，则企业必然会盈利，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企业的成本只是以前的银行贷款或资产，而企业的收益或产品的价格则取决于新增加的货币供应量，从而当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率超过利息率，必然使产品的价格超过成本乘以利息率，从而企业在归还银行的利息后将出现盈利，当企业盈利时如果增加货币需求或投资，而银行又同时增加贷款，则企业（和银行）的利润会更高，当然，资本存量的价值也会提高，而一旦银行停止以累进的比率增加货币供给，则企业必然会亏损，而企业的亏损又会导致银行的坏帐和减少货币供给，从而引起经济衰退。因此，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于保持经济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简化的货币经济模型可以表明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　　

（1）上述模型虽然是非常简化的，但它可以表明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所有量值都只是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名义变量，其基础是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只是整个货币金融体系的一部分。这种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所表示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了这种以货币价值计算为基础的货币经济。在这种货币经济中，整个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是由银行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所组成的，在上面的模型中，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只是倒转过来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支配这种资产负债关系的是货币利息率。由此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重要推论，目前宏观经济学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和对现实中以货币量值所计量的所有统计数据，都是与主流经济学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实际变量的观念完全无关的，或者说与技术关系完全无关，而只是由特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名义变量和货币量值。　　

（2）这里并不存在按生产函数（和效用）测量的生产要素价格，一旦存在以货币价值为基础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则资本存量价值将取决于货币利息率或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换句话说，资本存量价值与资本品的边际生产率是完全无关的，“资本”只是以前银行投放的货币，其与收入的区别只是在于存在着货币利息率。　　

（3）要表明这种货币经济体系中所有统计变量的规律性，或宏观经济学所讨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必须加入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货币领域与实际领域是不能分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收入支出模型只是收入流量的恒等式，它不能表明这种恒等式的决定和意义，上述模型所表明的重要一点是，宏观经济的研究必须把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包括资本市场）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是没有能够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企业的成本收益统计和货币金融体系中的统计资料连接起来。这里的分析就在于把所有以货币量值计算的统计资料连接为一个整体来表明其规律性。　　

（4）上述模型中表明的利息率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关系的分析，有助于解释GDP 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即货币交易方程式MV=PT和MV=GDP之间稳定的比例关系，因为作为货币交易增加值的GDP是比例于资本投入的加价过程，如果假设全部货币都是作为银行贷款的资本，GDP与全部货币交易量将保持稳定的比例。　　

上述分析表明，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根本不能划分出表示实物统计的实际变量和表示价格水平的名义变量，从而与技术或生产函数（和消费的时间偏好）完全无关，它们只是货币量值，这些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只是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所有被主流经济学表示的实际变量都是假的，只有用货币表示的名义变量才是真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在这年头（市场经济中）其它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　　

第二章 虚构的总量生产函数　　

总量生产函数的滥用　　

1958年，卡尔多依据美国和英国的长期统计资料，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6个程式化事实，它们是：　　

1、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以稳定的比率持续增长；　　

2、每个工人的资本数量持续增长；　　

3、利润率水平从长期看是稳定的,但在短期是波动的并与投资的波动相联系；　　

4、在长期，资本产出比率是稳定的；　　

5、利润在收入中的比率是稳定的；　　

6、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总产出的增长率在不同的国家呈现巨大差异。　　

在此后许多经济学家对统计资料的分析中都证实了卡尔多所归纳的程式化事实，这些统计事实构成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　　

为了易于争论，我们采用美国从1850年至1950年100年间的经验资料重新表述这些事实。　　

1、GDP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左右；　　

2、资本劳动(力)比率按照一个稳定的指数提高，由于根据统计资料，美国的储蓄率（消费倾向）长期保持稳定在10%，假设劳动力数量（人口）不变或按一个很小的指数稳定增长，则每人资本将以稳定的比率增长；　　

3、资本产出比率不变，资本是GDP的3倍，同时，资本的增长率（即投资对资本的比率）为3%；　　

4、工资和利润（收入分配）在GDP中的比率保持稳定，工资占GDP的75%，利润为25%，由于GDP的增长率是稳定的，从而工资的增长率也是稳定的；　　

5、利润率一直稳定在10%左右。　　

现在我们来看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对这些经验事实的解释，这种解释翻开任意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都可以找到，从而只要按照教科书抄录下来就可以了。　　

根据生产函数：Y=F（K，L，A）　　

其中Y是实际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A为技术进步。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表示为：Y=AK^α*L^β，其中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这样，则有：(dY/dt)/Y= (dA/dt)/A+α(dK/dt)/K +β(dL/dt)/L 　　

把上面的经验数据代入公式，采用收入分配的数据作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或边际生产率，假设劳动数量不变和把技术进步作为余数（即α+β=1）则有如下计算：　　

3%=3%*0.25+0%*0.75+(dA/dt)/A　　

(dA/dt)/A =3%-0.75%=2.25%　　

按照上面的计算，索洛得出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技术进步，资本增长的贡献率占有较小的比重。　　

卡尔多依据程式化事实提出，按照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论，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必然会导致资本的产出弹性（边际生产力）下降，从而使资本产出比率提高和收入分配中利润的份额下降，但经验资料却显示了不变的资本产出比率和收入分配的比例。　　

索洛对此的回答是，这里存在着中性的技术进步，其含义是，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Y／L）也以同样的比率提高，即当资本劳动比率提高了3倍，劳动生产率也提高3倍，这样，按劳动生产率加权的资本劳动比率并没有变化，从而资本产出比率和收入分配比率保持不变，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资本劳动比率提高的同步性可以在上面的统计资料中很容易得到证实。　　

卡尔多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各个国家之间的资本劳动比率有很大的差异，但为什么资本产出比率却大致相同。我们上面没有列出各国资本劳动比率的资料，但如果假设各国的资本产出比率相同，就可以根据各国的人均GDP得到资本劳动比率的资料，比如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0倍，美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也是中国的40倍，如果把世界各国的人均GDP从高到低排列起来，差别是很大的，但为什么资本产出比率却大致相同呢？　　

按照前面索洛的解释就是，技术进步的比率恰好与资本劳动比率同步上升。　　

同时，这种相同的资本产出比率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依据，即技术进步体现在机器上，新增的资本总是采用新的机器，从而使资本产出比率不变。　　

我们上面用了大量篇幅重述众所周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其目的在于表明，当阅读这些解释时是不是觉得它太反感觉了呢？这些经验事实的统计数据令人惊奇般的规则，又怎么能够和极端不规则甚至不能统计的技术进步如此协调呢？技术发明显然并不是规则的，如众多文献所表明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今天的技术进步速度不同于一百年前，技术进步是随着时间加速的，如目前已经被大多数人认可的一种说法是，近30年来的技术进步相当于过去所有时代的总和，这种说法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即目前受高等教育和进行科研的人员数量是以前所无法相比的，从而技术进步的速度必然会更快，因为一百多年前人们连基本的生活需要都不能满足时是很难从事科学研究的。　　

然而，这种技术进步的变化并不能在统计数据上反映出来。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被公认是技术进步最快的时期，号称“新经济”时代，但其经济增长率并没有显着的提高，而是接近于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一百多年来3%的稳定的长期增长率。　　

实际上，我们前面对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分析都可以用于对这种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批评，比如，统计中的资本并不是机器，GDP中工资和利润的比例并不能代表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异质的资本品和产出是不能加总的，马拉多那的进球无法用生产函数来描述等等。但我们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索洛在上述采用生产函数的测算中犯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错误，即，按照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原则，花1美圆一定会有1美圆的GDP，这一点是经济系一年级大学生都知道的，从而投资支出是1个亿，GDP一定有1个亿，而索洛却把投资乘上0.25来说明投资和GDP之间的关系，由此当然会得到75%的技术进步的余数。　　

应用“花1美圆一定会有1美圆的GDP”这种国民收入核算最简单的原理，我们可以对前面的统计资料做出合理的或逻辑一致的解释。为什么美国资本产出比率长期保持不变呢？因为投资就是资本形成，只要假设新增的总支出来自于投资，当投资率不变或资本的增长率不变时，资本产出比率必然不变。按照这个推理就可以回答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在3%，因为美国的资本增长率是3%。为什么各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不同而资本产出比率相同呢？因为GDP只与总支出中的投资有关，而与劳动这个实际变量无关，从而只要投资对资本的比率不变，资本产出比率在各种资本劳动比率条件下都相同，这与技术进步和机器的改进完全无关。索洛所计算的美国劳动生产率的稳定增长或“中性的技术进步”，只是根据美国名义工资率或货币工资率的稳定增长来计量的，或者说只是货币的统计数据而不能代表实物的劳动生产率。为什么美国长期的利润率保持不变呢？假设GDP中工资和利润的比率不变，当资本的增长率和GDP的增长率不变时，利润率一定不变。　　

关于GDP中工资和利润的比率为什么保持稳定，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有效需求时再进行解释。实际上，对于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经验统计规律，我们可以用前面的GDP等式来表述，即：GDP=W＋D＋r＋p =C+S=C+I，在这个等式中再加入资本存量（K），然后在前面乘以一个常数3%，即是美国长期的统计资料，所有这些变量和它们的比例都是不变的。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能够解释这些规律吗？ 　　

对于上述回答，人们必然会提出，应用“花1美圆一定会有1美圆的GDP”的统计原理所解释的只是名义GDP，而不是实际GDP。确实，我们以上所解释的只是由货币表示的名义量值，但是，是否出于巧合，按照美国长期的统计资料，从1850年-1950年美国的物价水平基本上是不变的。这样，我们只要解释了名义GDP，就等于解释了实际GDP。　　

实际上，这种物价水平在长期保持稳定并不是巧合，在1950年代凯恩斯主义盛行之前，英国和西欧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统计资料都显示了这种稳定的物价水平。　　

按照前面对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分析，根本就不存在与新古典生产函数分析相对应的实际变量。在实际中，我们可以找到生产各种具体产品的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或微观生产函数，但它们决不可能加总为总量生产函数，换句话说，人们不可能得到关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任何技术上的数据，如果问主流经济学家这些生产函数的数据从哪里得来的，回答只能是来自货币量值的统计数据，那么为什么不从货币的角度去解释这些数据呢？　　

由于GDP只是货币的交易增加值，我们完全可以从货币的交易方程式MV=PT和MV=GDP出发来讨论GDP的决定。美国从1860年至1950年期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是稳定的，大约为6%，这样，只要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即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GDP的增长率长期保持稳定。为什么美国90年代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率几乎没有影响呢？　　

因为商业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根本不考虑技术，他们也不需要知道任何的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所依据的只是企业是否有价值计量上的抵押品或作为抵押的资本。　　

比如计算机的速度按照“摩尔定律”成倍的增长，是否商业银行会据此向计算机厂家贷款呢？显然不是，银行只是根据企业能够提供作为抵押品的原有资本存量的价值进行贷款，计算机速度提高了也只能降价。与此相对应的例子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并不知道生产函数，但他却可以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甚至在90年代“新经济”的技术爆炸时，他却要通过提高利率把经济增长率压低。　　

同样，我国的经济管理者也不知道生产函数，但却可以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控制在8%，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自索洛开了使用总量生产函数的先河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学生沿着索洛的分析发表了成堆的文献，来测算各种要素的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然而，这种总量生产函数的方法并不好使，如果换个角度看前面索洛对经济增长的计算，“索洛余值” （即技术进步所占的份额）怎么看怎么都象是一种误差，换句话说，这种增长理论与实际的误差要达到75%，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在试图填补这个巨大的误差。　　

丹尼森开了个头，把索洛公式中的技术进步项（A）换成了教育和研究与发展费用投入，这样就可以找实际的数据进行测算了。　　

1999年，一位在国外任教的中国籍学者用丹尼森的方法对我国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测算，即用经济增长率减去投资增长率乘（利润份额表示的）产出弹性、再去除以教育经费，其结果是，在中国教育投资增加1元，GDP将增加46元。人们一定会问，投入1元怎么会产出46元，因为如果这是真的，中国实际GDP的增长率完全可能比现在高几十倍（即把投资完全用在教育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花1元钱只能增加1元GDP。现在几年过去了，学生交的学费成倍增长，已经到了交不起学费的地步了，但中国的GDP增长率却下降了。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通过经验数据来说明人均GDP高的国家有更高的教育或“人力资本”投入，由此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而，这却是一个滥用生产函数的典型例证，因为教育支出只是教师的工资，而教师的工资必然是随着人均GDP一同上升的或成比例的，因此根本不用查阅统计资料也可以说出人均GDP与教育支出之间的稳定比例关系，而象中国目前的大学教授拿如此之高的工资，那一定会有许多人上不起学，从而根本不可能加快技术进步，更不可能增加GDP。　　

还有的中国学者为了说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把制度变革用一个字母加到了生产函数中，并试图用“余值法”测算出具体的数值（这个数值当然会很大），这种理论显然是难以应用的。在这种关于生产函数的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在索洛公式后面加入多个变量的文章，最多达到十几个，而且竟然可以找到统计资料进行测算，但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变量都是相关的而不是相互独立的，统计检验根本就靠不住。　　

在凯恩斯建立起宏观经济分析体系之后，正是索洛采用总量生产函数的方法使新古典理论与实际重新获得了联系，由此在经济学界开始了应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解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几代经济学家、并驱使他们的学生去从事这种根本不存在的总量生产函数的演练。　　

在前不久的一次“中国经济学年会”，一位在美国任教的中国学者把这种演练称为“填空”，即中国学生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主流经济学的方程式拿来，然后填上中国的数据。　　

由于生产函数中的那些变量之间并不存在理论或逻辑上的联系，经济学家只好借助数学来寻找统计规律，数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往往在经济学中首先被应用。　　

你想当经济学家吗？那你最好先去拿一个数学的博士学位，学理工科的也凑合了，可能没有第二个学科是如此吧。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家这种大量采用数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经济学的“门槛儿”，以维持经济学界中竞争的游戏。　　

实际上，这种在经济学中大量使用数学的努力已经被经验证实是不成功的，成堆的用生产函数进行经验数据推导的文献几乎没有应用价值。列昂惕夫在一篇文章中说，作为主流经济学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几位数学家和工程师发动的一场“边际革命”完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边际革命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名单中出现了许多的数学家和“工程师”，这难道不值得经济学界反思吗？　　

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　　

主流经济学通过教科书和几代经济学家的努力，成功地把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和观念灌输给学生，并应用到几乎所有的经济分析领域，形成了人们思考经济问题时的“教条”。这里的“教条”是指，无论碰上什么问题、甚至实际中出现了多少反例，我都会按照既定的思路去解释，这种教条的力量之大是难以想象的。这里仅举几个例子进行讨论。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有这样一个教条，投资和利率是负相关的，其根据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用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也是如此。可以说，几乎所有讨论投资的文献都在使用这个原理，但这个投资的基本原理却是大有问题的。　　

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利率是高的，但投资增长率也是高的，2000年后利率大幅度下降，投资也随之大幅度下降。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的高投资和高增长时期利率是高的，但进入90年代后利率大幅度下降、甚至为“零利率”，但投资却大幅度下降。我国1991-1996年利率极高，但投资的增长率也极高，1997年后利率大幅度下降，投资也大幅度下降。　　

有人会提出，上面例子说的是名义利率，需要看减去物价指数后的实际利率，对此的回答是，你只要减去物价指数后再算一下就会发现，用实际利率结论也不会改变，比如众所周知的美国在9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是极低的。实际上，这种利率与投资的正相关关系正是经济周期波动中的最普遍现象，当经济高涨时投资和利率大幅度上升，而在萧条时二者同时大幅度下降，对此是可以查阅经济周期的统计资料加以证实的。　　

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投资理论的另一个教条是，资产价格或股票价格与利率是负相关的。依然用上面的例子就可以对此加以反驳，美国90年代利率是高的，但股票价格飞涨，2000年后利率大幅度下降，而股票价格暴跌。日本1990年前利率是高的，股票价格也是高的，1990年后利率大幅度下降，股票价格也随之大幅度下跌。同样，这种利率和资产价格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是经济周期中的普遍现象。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如此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主流经济学的原理有问题，教科书中说的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所指的是实物上的投入产出关系，但在现实的“货币经济”中人们投资是为了挣钱，因此无论实物上的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如何，只要货币供应量不增加，投资者是不可能挣到钱的，同样，利率在这里根本就不表示任何资本的边际产品，而只是一个货币值。我们前面所采用的最简单的货币经济模型可以用来说明利率的性质，即利率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因为银行的利息是要用货币还的，从而不可能利率很高而货币供应量很低，比如贷款利率是15%，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只有5%，企业一定还不起银行的利息。　　

由此可以推论，在一般条件下（经济危机爆发时例外），当经济中利率高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一定是高的，而利率低时，货币供应量一定是少的。　　

因而当利率下降并伴随货币供应量减少时，投资是不可能赢利的，股票价格也不可能上升。在我们前面所列出的国民收入等式中（W＋d＋r＋p=C+I），可以清楚地表示出投资和利润的正相关关系，因为企业的成本是给定的，从而投资越多，利润就越多，这即是凯恩斯1930年在《货币论》一书中所表述的“寡妇的坛子”。主流经济学错了，如凯恩斯所批评的，它把“实物经济”中的原理误用在了“货币经济”中，这种货币经济与实物生产率的计算没有任何关系。　　

自上个世纪50年代马柯维茨和托宾提出了资产组合理论后，经济学家开始把投资学扩展到金融投资领域，建立了各种证券投资模型，最典型的是90年代发展起来的“金融工程学”，像经济学一样，现代的投资学应用了极为复杂的数学模型，罗列出众多的变量，但实际的应用效果却欠佳。　　

可以说，现代投资理论很少顾及到实物的边际生产力，虽然在这些理论中也经常出现利率和资产价格负相关的表述，但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对投资学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在这些投资模型中根本不考虑货币供应量和货币供给与资产价格的关系，以及货币供应量变动与企业的赢利和资产价格变动的关系，更不用说这些变量反过来对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影响，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却是决定投资能否赢利的最重要因素。　　

一位因发展了投资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却在实际的证券投资中赔掉了几十亿美圆，而他所研究的投资组合理论被认为正是要寻找安全投资的方法。美国经济学家费舍尔不仅表述了著名的货币交易方程式（即MV=PY），而且最早提出了“资本边际效率”的投资理论，但他却在股票投资中赔的负债累累。与费舍尔同时代的凯恩斯却在股市中发了大财，虽然在1929年华尔街的股灾中也遭到了重创，但未伤元气。这种经历使他的《货币论》和《通论》中充满了华尔街的味道。目前投资学的研究好像是在分钱而不是挣钱。举个简单的例子，当预测到货币供应量将下降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投资，而不是选取任何的投资组合，但这种最安全的“投资组合”方式在投资学中却很少论及到。那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所犯的错误可能就是，在应该不投资的时候却要对他的投资组合理论进行实验。再如，在我国这些年货币供应量大幅度缩减的情况下，许多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依然在努力进行“投资组合”而遭到重创，赔的最少的是什么都不干的，难怪在我国曾极盛一时的金融工程学的研究很快就遭到了冷遇。 　　

主流经济学实物经济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近年来，我国有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表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当前我国经济中的最大问题是投资高、效益低，或高投入低产出，并且对此进行了经验数据的统计检验，他们的这种论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然而，上述论点却是占不住脚的，这种说法违反了前面反复强调的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原理——花1元钱必有1元的GDP，高投资必然有高的增长率和高效益（利润只会更高）。　　

他们的经验统计测算是采用我国前期（1991-1996年）高增长时期的高投资形成的资产值作分母，而把目前的低投资作分子，当然会计算出投资的效益差而得出上述结论，只要把上述两个时期掉过来，即计算投资上升期时的效率，结果肯定是相反的。就当前我国实际的情况看，企业无论在竞争程度和技术进步的速度上都是以往不可能相比的，因此完全可以说，我国当前的最大问题决不是投资高、效率低的问题，而是投资太低的问题。显然，这两种说法会得出完全不同的政策结论。　　

上述这种由逻辑错误而产生的对经验统计资料的误用大量出现在经济学的研究和经济学文献中，这种实物经济的思考方式似乎已经成为习惯。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关于资本市场能否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的问题，许多人都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思考习惯，认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功能是把机器从效率低的地方挪到效率高的地方，从而能够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或生产率，他们使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前后的统计数据来证明这一点。这种思考方法是错误的，因为1元的投资不论在什么地方和有没有资本市场肯定都只会产生1元的GDP，只要正确的使用统计资料一定能够得到这种结论。资本市场所要解决的不是机器挪到哪里的问题，而是解决谁当懂事长和总经理的问题，即让有本事而没有“资本”的人去管理企业，虽然这可以提高实物生产的效率，但并不会反映在统计资料上。　　

另一个是关于金融深化能否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的问题，与前面资本市场的例子相同，金融深化不可能改变统计上的资本的使用效率，但与资本市场不同的是，金融深化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经济的货币化或增加货币供应量，因此在使用统计数据进行检验时必须把金融深化带来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所带来的“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区分出来，即不能直接使用时间序列的统计资料。实际上，这已经不是资本的使用效率问题，而是经济的货币化问题。　　

只要采用总量生产函数和新古典的实物经济方法来考虑问题和使用统计资料，就必然会出现如上所表明的错误，因为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总量生产函数，所有的统计数据也根本不表示实物。　　

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大的教条是外生的货币供给，即把货币供给归之于中央银行。这种外生的货币供给是与其货币数量论和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区分直接联系的，同时也是使主流经济学实物的生产函数分析能够成立的基础。然而，这种统治经济学家和所有人思想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外生的货币供给只是一种神话，因为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外生的货币供给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显然，在中央银行成立之前，货币不是中央银行发行的，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商业银行和货币的存在远早于中央银行。英国的中央银行是在1844年成立的，在中央银行成立之前，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运行了几百年，在1913年美国中央银行成立之前，美国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运行了一百多年，而且符合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示的规则性。　　

那么，美国在1913年中央银行成立之后，是否货币供给完全是中央银行所决定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中央银行的成立根本没有改变原有的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体系，而只是为了稳定原有的货币金融体系或类似一个保险公司。完全可以肯定地说，美国中央银行从来也没有发行过货币，美国经济中的货币供给是由商业银行体系所创造的，虽然美国中央银行通过其货币政策可以影响或控制货币供应量，但这与说美国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完全是两码事。　　

外生的货币供给往往被联系到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否则外生的货币供给就难以成立。这种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可以称之为神话，经济学家竟然使几乎所有的人相信了根本就不存在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为了打破这种流传甚广的神话，让我们对此给予简单的证明。先来看最简化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
负债                       资产	负债                      资产
准备金                        贷款　　                               债券　　                           储存货币	存款                    法定准备金　　                            贷款　　                            债券　　                         超额准备金

在上面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　　

中央银行的负债是商业银行的准备金，　　

资产是向商业银行的贷款、债券和储存的货币，　　

中央银行的资产方被称作基础货币。　　

给定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率，则货币供给可以用基础货币乘货币乘数得到。　　

首先，我们考虑中央银行是如何增加货币供给的，其方法可以使用储存货币向商业银行增加贷款或从商业银行购进债券，当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发放一笔贷款后或购买债券后，其储存货币将减少，这种储存货币的减少实际上等同于法定准备金的减少，当商业银行的货币增加后，向中央银行缴纳的准备金也增加了，从而基础货币也增加了，这样，我们可以说，整个货币供应量的扩大是通过中央银行先实际上降低准备率，即可以使货币供应量扩大。　　

现在，我们把上述过程倒转过来，由于商业银行也保有超额准备金，从而商业银行可以先减少其超额准备金用于贷款，这种超额准备金的减少和贷款的增加会使其存款增加，从而上交的中央银行准备金和基础货币也将增加，同时，由于存款的增加，商业银行资产方的超额准备金（或其他资产）也会增加，整个货币供应量增加了。　　

上述过程说明，即使没有中央银行增加“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或基础货币也完全可以通过商业银行创造出来。　　

这样，现在的问题就成为，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究竟是由中央银行进行的，还是由商业银行进行的。这里仅以美国货币体系的运行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在美国，中央银行的准备率只有6％，而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则远高于中央银行的准备率，约在5％－20％之间，而且是经常变动的。　　

另一方面，如果货币是中央银行发行的，按照上面的分析，中央银行必须事先向商业银行贷款或买入债券，而不是事后的准备金或基础货币的增加，而美国的中央银行几乎不向商业银行贷款，采用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应量与全部货币供应量相比的比例是极小的。　　

显然，美国中央银行成立后并没有把以前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完全改为由中央银行进行，因为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　　

美国中央银行干预经济常用的手段是利率，但控制利率与发行货币显然是两回事，即只是在以商业银行为基础的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中调节货币供给，决定货币供给和自动调节货币供求的是商业银行和企业。这种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对于理解市场经济的性质和运行是极为重要的，为什么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能够具有卡尔多程式化事实那样的规律性，且不存在通货膨胀，其秘密就在于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　　

第三章 西方经济学——冒充的市场经济理论　　

    这里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是指目前以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新古典理论，在我国人们把它称为“西方经济学”。目前经济学中统治对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正是这种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解释市场的供求和相对价格的资源配置，而且解释了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新古典理论从1870年的“边际革命”至今的130多年对经济学的统治中，形成了强大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支配着西方学术界、政界和实业界人们的思维和观念。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不可能不受它的影响乃至支配，因为目前并没有一种能够与之竞争的理论。正因为如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西方经济学是解释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经济学是解释社会主义经济的。但事实上恰恰相反，从理论基础上讲，西方经济学是解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虽然它是要解释、并正在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其解释是错误的。同样，马克思经济学毫无疑问是要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虽然它被前苏联理论界用于解释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其解释在我国传统体制时期对我国学术界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但这种“苏联传统”对马克思经济学（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说一句不时兴的话，西方经济学是错的，马克思经济学是对的。　　

　 　

新古典理论——没有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彻底扭转了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即以社会关系为基础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收入分配和以统一利润率为基础的市场调节过程，而转向了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技术关系的研究。对新古典理论的最简单的表述是，给定资源和人们的消费偏好，可以求出符合人们偏好的产出最大化的解，这种最大化的解可以用相对价格来表示，　　

瑞德福德举了纳粹战俘营的例子来描述新古典理论。当国际红十字会把各种物品分发给各个战俘后，他们可以根据各自的偏好进行交换而增加总效用或得到更大的满足。如假设只有两个人，A和B，只有两种物品，如香烟和饼干。这两种物品分发时并没有考虑他们的偏好，而是平均分发的。A更喜欢饼干和B更喜欢香烟，但他们各自对香烟和饼干的效用是递减的，从而A会拿香烟去与B交换饼干，通过交换会使总效用增加并存在一个均衡点。在均衡点，可以获得香烟和饼干的相对价格。把这个例子扩展到生产，即不是给定的香烟和饼干，而是能够生产香烟和饼干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假设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且生产两种产品的最优要素比例不同，即可求出唯一的一组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所表示的最大化的解。　　

我们前面曾对生产函数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但只是指总量生产函数。这里要改换说法，就资源配置问题而言，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生产函数、效用偏好和相对价格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如教科书所表明的，任何社会要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都要遵守这些原理，或只有按照这种相对价格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我们对此是毫无疑问的。　　

在获得了这种最大化问题的数学求解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把这种理论应用于现实的市场分析，即由瓦尔拉斯所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其基本命题是，在一个分散决策的经济中，每个人都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能否通过市场供求和相对价格的变动使整个经济达到这种最大化。　　

这种一般均衡的命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由阿罗和德布鲁给予了严格的数学证明。这里需要提及到的是，阿罗和德布鲁对一般均衡的证明并没有多少人能看得懂，我们相信这种逻辑证明的正确性，但他们的证明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假设是有出入的。但这里不纠缠细节，姑且认为《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对一般均衡的说明是完全正确的，即在某些严格假设的条件下，通过供求和相对价格的调整可以使分散决策达到最优化。　　

这里对上述新古典理论的成就是肯定的，这种资源配置和相对价格的研究对于解释市场经济的运行也是重要的或有用的，但决不是最重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把这种逻辑证明应用到了对现实市场的解释，并误认为就是对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描述，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把它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联系起来，认为对一般均衡的证明就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或现实市场经济运行的证明。　　

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或现实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之上的，而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根本就不存在竞争，或者说不可能存在现实市场经济中的竞争。　　

人们对此一定会有疑问。你说的不对吧，教授在课堂上讲《西方经济学》时是非常强调竞争的，这里有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有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有供求竞争、还有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等等，不仅有竞争，而且还有由竞争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分配制度，即工资、利润和企业家的收入，而且，这位教授一定会采用“新古典的竞争原理”把现实中竞争的无情和残酷讲解得淋漓尽致，并告诉学生只有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才不讲竞争了，而且反对由竞争产生的这种收入分配。　　

然而，这里如果真的要为新古典理论辩护的话，上述说法却是对新古典理论极大的误解和歪曲。如前所述，　　

第一，新古典理论是一种资源最优配置理论，其收入分配理论所说的只是要素价格的决定，或者说资源的最优配置必须按照表示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进行；　　

第二，阿罗和德布鲁对一般均衡的证明所表明的是，在分散决策条件下可以通过供求和价格信号传递信息，当然，这需要严格的假设条件。如瓦尔拉斯所说，如果有一个拍卖者就更容易达到均衡了。但是，这里并不存在那位教授所讲的竞争。　　

关于竞争，可以说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会给予极大的关注，穆勒在150年前就说过，竞争是构成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关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是否可以加入竞争或描述现实的竞争过程，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　　

可以把这些争论分为三类：　　

（1）新古典经济学家内部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能否扩展一般均衡理论的严格假设而保证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比如用马歇尔关于完全竞争厂商成本函数的假设是否还能够达到均衡，能不能取消瓦尔拉斯的拍卖者等，但即使是这些极小的修改至今也没有取得进展；　　

（2）熊彼特和哈耶克（以及奈特）指责新古典理论根本没有描述现实的竞争过程，目前以新熊彼特主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学和以哈耶克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继承着这种反新古典理论的传统；　　

（3）以罗宾逊和斯拉伐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通过复兴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古典学派传统，表明在新古典一般均衡中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从而不是稳定的均衡。这是我们要在后面讨论的。　　

这里沿着前面关于国民收入核算统计指标的分析来说明这一问题，即：在前面所表述的新古典理论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一种总量，更不可能存在由货币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不可能存在现实中人们围绕着货币或以争夺货币表示的价值（总量）为目的所进行的竞争。　　

我们通过对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原理和逻辑推论的强调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如上所述，新古典理论是一种相对价格理论，相对价格则表示要素的稀缺性和人们的消费偏好之间的关系，相对于给定的偏好来讲，哪一种要素越稀缺它的价格就越高，从而根据要素可以替代的假设就可以按照相对价格配置资源了。显然，在这个理论中是不需要总量的，资源的最优配置只要有相对价格就可以了，而且，它不可能得到总量或有意义的总量，道理很简单，把两个表示稀缺性的相对价格加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又能够表示什么或有什么用呢？　　

主流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非要把这些用相对价格表示的产品价格（乘数量）加在一起构成GDP，并认为可以剔除价格变动来表示实物总量，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按照新古典的原理，给定一组不变的实物产品，只要人们的偏好变化了，其相对价格必变，从而用相对价格加总的总量必变，试问这里是相对价格变化、还是物品的总量变化了呢？这里不可能找到一种物价指数来保证按价格加总的总量不变，这里除非货币供应量不变而（任意）调整相对价格，才能保证加总的数量不变，但物价指数和货币数量论就不存在了。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与其货币数量论是不协调的。　　

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在整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总量，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原理已经完整地表述了，在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也根本没有总量。对于货币，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只是交易媒介或为了便利交易而使用的，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用途而不会被人们作为财富持有。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就没有货币，在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也很少讲到货币，在现代《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货币也只是表示价格水平的名义变量。　　

当我们证明了在新古典理论中不存在总量和具有实际价值的货币后，新古典理论的竞争概念和理论就清楚了，在严格的意义上讲，它只能是为了传递信息，因为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可竞争的其它目的。　　

试问，在新古典模型中人们竞争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你问现实中的任何人，他们都会明确地告诉你，竞争是为了钱或货币，为什么要追求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货币呢？　　

因为它代表着成就和社会地位，而且具有无情的支配力，有钱能使鬼推磨。　　

但如果去问严格推理的新古典理论（而不是新古典理论家）它又能告诉你什么呢？　　

因为在它的理论中人们所追求的只是实物产品，至多是现在消费还是未来消费，而不会再有其它的了。　　

这样，我们可以清理新古典的竞争概念了，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只能表示出他们的消费偏好，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只是按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替代原理去获得最大产出，供求和价格只是传递信息，工资、利息和利润只是要素价格，而那位教授讲的实际中所有的事在这里是根本没有的，而是他自己加进去的。　　

多少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就像那位教授一样，不断地把实际中的东西加到讲义里，然后告诉学生这个理论就是对现实的描述，然后学生再照此告诉他的学生们，所有的人就都误以为真了。　　

然而，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必然会导致逻辑错误，因为那位教授只有偷换概念才能把原来没有的东西加进去，比如我们前面讨论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时表明的，所有这些变量与原来新古典理论中的概念都是完全不同的，在马歇尔那里，土地是要获得地租的，但在总量生产函数中，土地和地租已经没有了，而是把实际上的土地叫做资本了，并告诉人们这是机器。当把概念偷换了且依然使用原来的原理，不仅逻辑上是错误的，而且不可能和经验事实相一致，如上述索洛的经验检验就出现了75%的误差。　　

导致新古典理论与现实之间巨大差距的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理论所讨论的只是技术关系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实际中的这些国民收入统计变量是由资本主义特殊的竞争规则所产生的货币价值组成的，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在新古典的相对价格中不包含任何价值的原子（只有使用价值），从而不包含任何竞争的原子。　　

更进一步，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或目前经济学家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并不是技术上的生产函数问题，这些问题是工程师的事（数学家可以帮助解决），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竞争的博弈规则，对于特殊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来讲，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这种人们为获取金钱的竞争，其目的是要通过修改游戏规则而把人们之间残酷的竞争和仇视变为一种有益于所有人的游戏，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不可能适合于承担这种研究。　　

新古典理论的研究或许更适合于一个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因为在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是没有竞争的，无怪乎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原理在前苏联有许多经济学家进行研究并加以利用，如康托诺维奇的线性规划和莫洛希罗夫的影子价格的研究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也受到很大的重视，但其应用只能是在一个设想的、而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在新古典理论诞生不久的1883年，维克塞尔就提出这种资源配置理论可以直接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通过计划委员会来获取信息和进行计算，以后的帕累托和他的学生巴罗尼更是阐述了一种计划经济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在1920年受到了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的挑战，由此引发了上个世纪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论战。简要地回顾一下这场论战对于说明新古典理论的性质是有帮助的。　　

这场论战是在以新古典经济学家罗宾斯和兰格（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有效配置问题的经典定义是罗宾斯1930年提出的。兰格是彻头彻尾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理论的杰出阐述者（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他1944年的文章被认为是对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重大贡献）、有泰勒和勒纳等人为一方和奥地利学派的代表米塞斯和哈耶克为另一方之间展开的，在20-30年代争论的焦点是哈耶克所提出的计划机关如何处理大量的和经常变动的信息问题，即解几百万个方程式问题，这场论战在30年代以兰格的胜利告一段落，即著名的“兰格模式”所表明的，计划机关可以把解决不了的信息传递、计算问题通过模拟市场的方法交给价格机制去处理。　　

兰格的取胜正是新古典逻辑的胜利，因为如果不考虑竞争而只是信息处理问题，计划和市场的结合是顺理成章的，计划处理不了的就交给市场。　　

1963年，兰格在《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说，我和哈耶克先生的争论可以结束了，因为现在有了计算机，计划机关可以用计算机来处理信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3年时有几个房间大的计算机的功能也就相当于现在的笔记本电脑，现在几乎每人都有计算机并有发达的网络，计划经济却没了。原因只能是人们没有用计算机和网络去从事“计划”，而是去玩儿游戏了，去玩儿竞争的游戏。　　

但这场争论并没有结束，如熊彼特（1942年）所提出的，计划机关用什么方法可以驱使经理们去从事这种游戏呢？这正是60-70年代前苏联东欧采用“兰格模式”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即使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引入经理人员利润（分成）指标的刺激都没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传统体制中利润（货币）并不是竞争的目的。　　

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告诉人们的计划经济的运行与新古典理论的原理是非常相似的，即通过计划机关处理信息和制定计划，但这对于实际的传统计划体制运行来讲却是一个误解，而且误差比较大，因为国家计委和下属的司局级官员们对具体的技术和信息处理方法知道得很少（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这又怎么去进行计划呢？　　

实际中的传统体制运行则是依靠“模拟市场”，不是瓦尔拉斯的市场而是现实中竞争的市场。那些具体的技术和信息只有下面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知道，而上层管理人员根本不需要知道这些信息，只要让下面把这些信息报上来就行了，怎么审批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产量计划增加10%和成本计划降低10%而不管其它的具体事情，但在这里要加上一个“模拟市场”的规则，谁完成的好就给谁升官，完成差的就要被免职，只要厂长们都想当局长，他们之间就会竞争，信息传递和激励问题同时解决了。这正是传统体制在上层管理人员不了解信息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进行计划并使庞大的经济能够运转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竞争，竞争的目的是比谁官大。上层管理人员之所以不需要知道信息，是因为他们的职责并不是处理信息，而是制定竞争规则和充当裁判。　　

这种传统体制的弊端是：　　

其一是官太少，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没有机会就只好放弃竞争，从而也就没有兴趣提供信息了；　　

其二是竞争太残酷了（而不像那位教授说的没有竞争），因为你要把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上司挤下去才行，你可能需要找一个更大的官在你们之间当裁判，这可能比搜集和处理技术上的信息更重要。　　

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苏东国家60-70年代引入利润机制的改革失败的原因了，这种利润机制的引进只是上层管理人员在传统体制中增加的一个游戏规则，而制定游戏规则和充当裁判的是同时参加竞争的官员，从而官越大能获得的利润提成越多，人们竞争的目标当然不是与信息传递相关的利润和货币了，而是与之无关的游戏规则本身，难怪苏东国家在当时几十年里总是在不断地改革，但这种按照兰格的新古典方案进行的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值得提到的是在50-70年代适应苏东的改革发展起来的《比较经济学》，这种比较经济学正是新古典理论的应用经济学，它完全在新古典的基础上来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和它的改革，最典型的是兰格-布鲁斯的新古典式的信息传递和科尔奈的非瓦尔拉斯均衡。　　

上述分析所要表明的是，新古典理论只能在一个没有竞争的计划经济和纳粹战俘营式的市场中存在，因为现实的市场经济必须以货币和获取货币（利润）为目标才能够进行竞争。　　

没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正是在阐述这种没有总量和货币的市场经济原理，同时象那位教授一样，用新古典的理念把实际资料套用到新古典的原理中，这导致了教科书中严重的逻辑混乱，虽然他们对所有的经济问题都能给出解释，但却根本不能进行有效的预测。这里只是举出几个可供思考的例子。　　

一、         本不应该存在的收入效应　　

对于新古典建立在效用函数基础上的需求理论，在这里对其基本原理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因为这已经被几代经济学家用严格的数学方法推导过。但这种经过如此严格推导的理论在应用上却很差，你只要把我国几年前那些企业和政府花大价钱请经济学家做的需求预测报告拿出来和实际对照一下就可以了，预测比较准确的微乎其微。　　

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新古典需求模型中只有相对价格而没有总量或收入的概念，而现实中决定需求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收入，而且所有的相对价格都与这个总收入（和收入分配）或GDP相互联系，从而实际中的相对价格与新古典模型中的相对价格是完全不同的。　　

由于这种收入变量在实际需求决定中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顾及不到逻辑上的严密性了，在几乎所有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的需求函数中都加进了收入变量，然后讨论收入效应对需求的影响，如恩格尔曲线。但这种把收入直接加入需求模型中的方法必然导致严重的逻辑错误。　　

关于这种逻辑问题最早出现在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的争论上，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采用基数效用来表示效用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而当艾奇沃滋和帕累托试图讨论一般均衡时却发现基数效用与一般均衡并不协调，因为基数效用表示的是一个总量，从而改用序数效用，到希克斯采用序数效用表述一般均衡后，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从没有再采用过基数效用。如前所述，新古典理论是一种相对价格理论，在其中是不可能出现总量的，而相对价格只取决于商品和要素之间的替代，从而只存在和只需要替代效应，因此在其理论的严格表述中，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存在收入概念和收入效应。当把收入效应加入到需求函数中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正像教科书中所表明的，由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相互作用，需求曲线已经不只是向下倾斜的了，而可以是任意的斜率，甚至向上倾斜（吉芬商品）。　　

显然，这种理论可以解释所有的经验事实，因为它逻辑上错了，可以一会儿说是黑的和过一会儿再说是白的，但这种理论在预测时也会如此而不可能准确。怎么办呢？经济学家告诉的方法是，你去找时间序列的统计资料然后做回归，就可以确定是黑的还是白的了，但统计检验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举一个例子，如果让你用收入效应去预测我国汽车市场的需求，你会发现根本找不到可用于做回归的数据，用我国的吧，时间序列不够长，而用外国的统计资料显然不行，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哪个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圆时会有中国这么多汽车（汽车拥有量已排在世界前5位），如果真的使用统计数据做出了回归和根据回归的结果做出预测，那肯定是错误的。不光汽车是这样，其它的产品也是如此吧，人们怎么能够相信经济学家用这样的方法提供的预测报告呢？难怪现在找经济学家做预测的越来越少了。　　

二、没有成本收益计算的厂商　　

科斯曾正确地指出，新古典教科书中对厂商的描述只是一个生产函数，但遗憾的是，科斯把交易成本加入到新古典的生产函数之上后，依然还是一个生产函数，只是增加了一笔交易费用。这么讲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种计算成本的方法根本不是现实中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　　

教科书中的厂商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通过技术分析即可确定能够获取最大利润的产出，这里有固定成本（不变成本）、可变成本、准租金和利润等实际中企业使用的概念，然而，这些概念和成本收益计算与现实中的企业成本收益计算是完全不同的，新古典教科书中的这些概念是以技术上的、实物的投入和产出、即生产函数来计量的，而实际中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则完全是采用货币计量的，这二者之间显然是不能使用物价指数来使它们等同的。　　

在厂商理论中，固定成本是一堆机器和厂房，它们在短期是不变的，再把作为可变成本的工人逐渐加到机器上去考察产量的变动，由此得到一条U型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曲线，还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去考察长期成本和规模收益的变动。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也是实际企业生产中存在的。但是，你只要拿出企业的财务报表就会发现，上述这些成本和产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根本找不到的，这里只有花了多少钱和挣了多少钱，如前面对GDP的分析一样，所有企业中的技术上的投入产出是不可能用货币来表示的。如果实际中的成本收益计算是按照教科书那样的，总经理一定是工程师，最好再找一位数学家做财务总监帮他计算，而实际中的懂事长和总经理却根本不需要懂得技术，而是要具有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因为他必须在商场上按照游戏规则和其他的“动物”去争斗和摆平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之间的争斗，他可以没有任何技术和财务方面的知识，甚至不懂经济学和算算术，但他决不能没有勇气。　　

在实际中，一台机器配几个工人和厂房盖多大规模那都是工程师的事，企业家要做的只是花大价钱把最好的工程师从别的企业挖过来，然后就把技术上的事情交给工程师了，计入企业成本的只是工程师的工资。当然，他要找一位能够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财务总监，这位财务总监根本不需要知道上面教科书中的成本收益计算（这些计算是工程师的事），但他必须知道联系到游戏规则的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这些成本概念却是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找不到的，甚至在目前的财务管理和会计学教科书中都找不到。例如，在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企业是不能根据折旧来计算成本的，因为“机器”的价值是可变的且可以随时在资本市场上卖出去，他必须根据企业股票价格的变动买卖企业的资产和把这种资产价格的变动与生产成本和收益联系起来，而且可以通过这种资产交易修改会计报表，以使其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和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所有这些成本收益概念和计算与教科书中技术上的投入产出的“成本收益”计算是完全无关的，这种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只是联系到挣钱的游戏规则。　　

当经济学教科书按照这种成本和收益概念去建立貌似现实的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型，并用于对实际的企业、市场和产业组织的研究，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例如，目前许多的行业或大多数行业都有许多规模极大的企业，而且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按照它们所占到的市场份额来讲肯定属于教科书中的垄断或寡头垄断，但是不是如教科书所讲的，这些垄断企业比完全竞争的企业成本高、价格高、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呢？实际中显然和这些结论相反，这些大企业的出现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难道你可以说沃尔玛商店里的产品价格高和服务差吗？道理其实很简单，这些大企业是在高度竞争中产生的，在现代发达的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条件下，即使在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个企业，也可以说它是“完全竞争”的，因为你只要做的不够好或者说不是最好的，不论企业的规模有多大，马上就会有人通过资本市场收购你的企业并做得更好（当然由政府垄断而不许别人进入的行业除外），这就是现实中的竞争。这种企业规模是由技术上的规模收益递增决定的吗？这里并不否认技术上的规模收益与企业的规模有关，但如果采用教科书的方法从技术上的规模收益去讨论现实问题就糟透了。在六年前出版的一本产业研究报告中，作者通过严格的统计资料检验提出，电视机行业的最佳规模是40万台，还有与这个数字差不多的洗衣机、电冰箱等行业的最佳规模，但只是几年后的今天，我国最大的电视机厂家的产量是2000万台，这样的研究报告能用吗？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的规模肯定要超过1000亿美圆，因为比尔·盖茨的资产是1000亿美圆，如果在技术规模上1亿美圆是最佳的，他会让工程师建1000个工厂，但工厂的规模与企业的规模完全是两码事，企业的规模是由竞争的游戏规则决定的。　　

经济学家在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中当然不是按照原版的教科书进行，因为它与实际的差距太大，他们加入了许多现实的因素或变量，以期能够使其解释现实，然而，当他们按照教科书的教条把那些实际的因素加到依然是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规模、绩效、行为”的框子中，而不是研究以货币为基础的竞争和游戏规则时，必然会导致逻辑上的错误。例如，在产业组织的文献中经常会看到，特别是涉及到政府的产业政策问题时，采用同样的统计资料却得出两种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显然来自于理论上的逻辑矛盾。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中都说过，经济学是一个工具箱，供你拿来应用，怎么用都行。有的经济学家就照此行事，你的企业要委托我做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吗，可以先告诉我你想要什么结论，我肯定可以给你用严格的推理和统计资料证明得出你的结论，当然，企业是要拿这个结论去影响政府的产业政策，这种情况在产业组织的研究报告中并不少见。人们一定会说，政府按照这个报告制定产业政策不就坏了吗？实际上不会，因为政府官员不是傻瓜，产业政策的制定是根据其它的原则，比如利益集团的斗争，目前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还只是一个参考。　　

如果说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对于需求的分析和预测还有用的话，其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厂商理论则必须抛弃，经济学家必须从实物转向货币，研究竞争的博弈规则，规模收益等技术关系只能是一个参考。　　

　 　

看似深奥的剑桥资本争论　　

我们在前面对主流经济学的所有批评实际上所依据的只有一点，即所有以货币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总量指标不是由生产函数表示的实物指标，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竞争的纯粹的货币标准（或货币价值），而在上世纪50-60年代发生的“剑桥资本争论”所讨论的实际上就是这一问题。著名的“两个剑桥之争”是以英国剑桥大学的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和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和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剑桥）的萨缪尔森、索洛和莫迪利安尼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之间进行的，争论的焦点是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一致性问题。这场争论的背景是，在战后，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经济学所讨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宏观变量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即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而新剑桥学派则是把凯恩斯经济学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分析的古典传统联系起来，试图表明财产所有权和收入分配对这些宏观变量的作用。　　

1953年，罗宾逊提出了在总量生产函数中那些异质的资本品如何加总的问题。1960年，斯拉法在著名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采用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证明，新古典生产函数只能用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一旦用于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由生产函数所推论出来的新古典理论的所有基本定理就都不成立了。这种逻辑一致性问题对于新古典理论显然是重要的，由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在60年代开始应战，双方第一回合的交锋是以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告一段落。　　

在随后的1969年，索洛提出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可以避开这种加总问题而保持新古典理论的定理，即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可以把每一种资本品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对于这一问题，新剑桥学派在70年代做出回应，表明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显然只是回避了加总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将不能再使用总量生产函数。　　

在60-70年代，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很快从资本测量扩展到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批评的有效性在争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澄清和证实，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英国剑桥学派的行列。同时，新剑桥学派开始通过复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并吸收卡莱茨基的理论试图重建经济学体系。　　

虽然在这种逻辑争论中新剑桥学派取得了优势，但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异质品加总问题在新剑桥学派试图重建的理论体系中同样存在，如他们试图复兴的古典理论中存在着李嘉图的“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即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命题也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推论到两种（多种）产品模型，萨缪尔森发表多篇文章表明马克思在“转型问题”上逻辑不一致，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帕西内蒂悖论”的争论，即由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新剑桥增长模型依然不能脱离生产函数，新古典经济学家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为其挽回了一些面子。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英国剑桥学派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罗宾逊、斯拉伐和卡尔多等人相继去世，有关剑桥资本理论的争论似乎也中止了，就整个经济学界而言，这些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比如，从80年代晚期以来蓬勃发展的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广泛地应用总量生产函数和边际生产力论，而对其中包含的逻辑悖论根本未予考虑。　　

哈考特(1995)认为这种忽略就其胆大和傲慢而言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这反映了在理论界处于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具有的“无情的”的统治力。我们这里想加入的解释是，罗宾逊、斯拉伐和卡尔多是在30年代就成名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的名声和辈分远高于萨缪尔森等人，一旦他们去世了，再进行这种研究可能就没有人给钱了或不能使文章发表，你如果不能在大学里得到职位是不可能进行这种研究的。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尽管新剑桥学派采用异质品模型表明了新古典理论中存在着逻辑悖论，但这种逻辑悖论产生的原因却没有被揭示出来，萨缪尔森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在承认逻辑悖论存在的前提下，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跨期均衡）表明，这种逻辑悖论只是出自于技术关系，希克斯（1973年）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而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人们又很少能找到这种逻辑悖论（技术再转辙）的经验例证，从而在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这种技术再转辙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加之争论又异常复杂，以至很少有人能够理解。　　

其二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也不十分清楚资本理论的逻辑悖论的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和其意义何在，其中的重要一点是，他们同样认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是实物的统计，只不过试图把社会关系的因素加到经济分析中来，即如罗宾逊所表明的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当人们对斯拉法加入利润率的投入产出模型（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模型）仅仅做出相对价格的解释时，也必然会把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搅在一起，从而难以理清这种争论的逻辑并建立新的理论。当没有一种新的理论能够与新古典理论相竞争时，经济学家对现实的解释只能按照新古典的方法，以免出现理论的真空，即在剑桥资本争论的逻辑被澄清和能够取代新古典理论的新的理论出现之前，人们是不会放弃新古典理论的，因为逻辑悖论虽然存在，但并不一定是重要的或致命的。　　

然而，如我们前面的全部分析所表明的，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逻辑悖论对于新古典理论是致命的，主流经济学错误地使用了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误把它们作为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实际变量。如在剑桥资本争论中所表明的，不只是资本领域的问题，只要涉及到这些统计资料分析的领域，采用新古典理论的分析都会产生逻辑悖论。而理清这种逻辑悖论的关键就在于明确这些总量的性质。当你认识到GDP是假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不是实物时，这种极其深奥复杂的资本理论争论就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让我们采用最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说明这个逻辑问题。　　

剑桥资本争论所针对的是《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两个部分。在生产理论中，按照生产函数Y＝F（K ,L），假设资本（K）和劳动（L）在生产产出（Y）时是完全可以替代的，按照边际生产力递减的假设，就可以得到一组凸向原点的等产量线，给定两种要素的价格，加入等成本线就可以得到新古典的要素替代原理，即厂商将根据要素价格来选择由资本劳动比率表示的技术方法，如当资本的价格提高时厂商就选择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而资本和劳动的价格则取决于它们的相对稀缺性（相对于人们的偏好），一旦给定资本和劳动的数量，即可以确定它们各自的边际产品和要素价格，从而决定厂商的技术选择和收入分配。需要强调的是，在要素价格和要素的数量之间存在着单调的关系，如资本的数量上升时，利息率将下降，厂商将选择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法。　　

上面的模型是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单一产品模型”，在剑桥资本争论中认为在这个模型中，上述新古典理论的命题都是成立的，但是它不能扩展到两种产品模型。假设有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两个部门，用X1表示资本品产出，X2表示消费品产出，用K1和K2表示两个部门的资本投入，L1和L2分别表示劳动投入，可以用下面的线性方法表示两种产品生产的投入产出关系：　　

L1*K1——〉X1　　

L2*K2——〉X2                                                          （1）　　

       对于上述给定的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是没有什么可讲的，如果按照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教科书，这只是讲一般均衡理论时简化的2×2×2模型（去掉了两个偏好不同的消费者）。因此，如果要在这个模型中确定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是不困难的，即加入人们对两种产品的偏好和给定资本和劳动的数量和它们之间递减的替代关系，即可得到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这里没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采用了另一种方法来求取价格，这种方法是，把上面的投入产出模型用数字给定，假设两个部门有统一的工资率(W)和利润率r，工资是事后支付的，就出现了下列的价格方程： 　　

W*L1*P2*X1+(1+r)K1*P1*X1=P1*X1　　

W*L2*P2*X2+(1+r)K1*P1*X2=P2*X2                                   (2)　　

这个方程的意思是，当你得到右边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后，方程左边投入的资本品也必须按照这个价格计算，根据投入的资本要获得统一的利润率（利息率）的原则加入表示利润率的（1+r）才能决定价格。由于在方程中可以让消费品的价格为1来表示相对价格，把公式化简得到：　　

L1*　W+K1　*P1(1+r)=P1　　

L2*　W+K2　*P1(1+r)=1                                             (3)　　

这个公式即是剑桥资本争论时使用的公式。　　

从公式(3)中可以得到工资率与利润率的关系：W=(1-K1*(1+r))/(L2+(L1*K2-L2*K1)(1+r))　　

从公式(3)中可以得到下列工资利润曲线：在资本劳动比率与工资-利润曲线中，当K1/L1>K2/L2时，工资利润线是凸形的；当K1/L1<K2/L2时，工资利润线是凹型的；只有当两个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相等时，即当K1/L1=K2/L2时，工资率与利润率才保持直线关系。　　

在工资利润曲线为直线的情况下，两种不同的技术的工资利润线只相交一次，这时才能比较何种技术是资本密集型，何种技术是劳动密集型。但是，如果工资利润线是曲线，那么两种不同技术的工资利润线可能相交两次，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在利润率较低时被采用的技术，随着利润率上升而被弃用，但是，随着利润率的进一步提高而重新被采用，即出现了技术再转辙（Reswitching of Technique）。　　

在公式（3）中，由于采用了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当两个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不同时，利润率的变化将影响资本的价格，按价格计算的资本价值不可能独立于利润率，这就会出现技术再转辙，只要存在技术再转辙就会存在“资本倒转”，即随着资本（价值量）的增加，利润率会下降，但到某一点后资本（价值量）的增加反而会使利润率提高，从而不再能保持新古典的资本数量与利润率之间的单调反向关系。显然，与资本劳动比率相等相比，各部门保持有差异的资本劳动比率是一种更现实的假定，而这意味着资本数量与利润率之间并不存在新古典理论所强调的单调反向关系。　　

我们把上述公式修改一下，假设工资是事先支付的，就可以把它变成马克思“转型问题”的公式：　　

(W*L1+K1*P1)(1+r)=P1　　

(W*L2+K2*P1)(1+r)=1                                                 （4）　　

但两个公式的意思是相同的。与前面一样，由于作为不变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利润率，当两个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时，不可能使价值总量等于价格总量和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量。而且可以得到，由于资本的价值随着利润率变动，虽然工资的上升会使利润下降，但却并不一定会使利润率下降，因为作为利润率分母的资本价值会随之变动，这即是李嘉图碰到的难题。　　

       上述问题使经济学家异常困惑不解，为什么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的定理却不能推论到异质品模型，就连萨缪尔森这样的以逻辑思维敏锐著称的经济学家也误认为两种产品（两个时期）模型在技术上与单一产品模型不同的结论。实际上，经济学家都被斯拉法迷惑了，只要比较前面新古典的实物投入产出模型和斯拉法的模型就会发现，二者是完全不同的。　　

在前面的“2×2×2模型”或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资本和劳动是给定的数量，它们的相对价格是在时间偏好和稀缺性这种外生变量确定后决定的，从而不受相对价格变动的影响。而在斯拉法的模型中却加入了一个以前没有的因素——统一的利润率，为什么说这个统一的利润率是原来公式中没有的呢？因为在原来的生产方程中（即公式1）就已经包含了按照边际产品决定的要素价格了，其实这一点在斯拉法的著作中说得很清楚。　　

斯拉法首先用投入-产出的线性生产方程AP=P（A是投入矩阵，P是价格向量）表明生产的技术关系，给定技术上的投入-产出系数，假设作为劳动投入的工资小于全部纯产品，从而在经济中存在着剩余，再假设工资率是统一的，则由于各个部门劳动投入与非劳动投入（资本品的投入）的比例不同，则各个部门剩余的分配或按照相对价格计量的利润率是不同的，或者说，这里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这个模型正是我们前面列出的模型（公式1表示的）或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各种投入的要素或资本品是异质的，每一种要素或资本品都有表明其稀缺性和由人们时间偏好所决定的相对价格或“自己的利息率”（或边际生产率，或产出弹性）。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本品投入并不是同质的，各种生产要素自己的利息率是不同的，换句话说，这里并不存在按照一种价值资本计量的统一的利润率，当然也不存在任何总量的收入分配。由各个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所决定的相对价格和剩余只是表示要素的边际产品和人们的时间偏好。　　

在表述完上面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后，斯拉法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把作为投入的不同质的资本品加总为一个价值资本并要求获得统一的利润率，由此才出现前面包含统一利润率的方程（即公式3，斯拉法用（1+r）AP+wL=P来表示），这一模型与前面的新古典模型已经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由于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两种要素——资本和劳动投入被变为一个总资本（即用资本品的价格加工资），这一点用马克思的公式（即公式4）看得更清楚，即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被使用工资和资本品的价格加在一起而要求统一的利润率，（公式3）与（公式4）在性质上是相同的，这在（公式2）中表示的很明确，当资本投入是按资本品部门产出的价格计算时，在两个部门资本劳动比例不同的条件下，同样由（消费品部门）价格表示的工资支出作为劳动投入将与资本投入加在一起受统一利润率的支配，这里的成本计算已经不再是实物的要素投入了。同时，两种产出也按照价格加在一起变为总收入，这个总收入也与实物的产出无关，所表示的只是由利润率（工资率）决定的相对于资本价值的一个比例数。（公式3）中所有的概念和含义与新古典理论的（公式1）已经完全不同了，在（公式3）中，资本品和劳动已经不再是投入的生产要素了，而是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按价值计量的一笔预付的总资本，产出也不再是具体的产品，而是由利润率所决定的一个价格总量。　　

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理解上述分析，当采用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后，异质品模型中不同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就被加总为一个“总资本”，不同的产品被加总为总收入，这就是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中的资本和收入（GDP），假设收入中工资和利润的比例是不变的，则有最简单的公式r=Y／K，因此，当利润率r变动时，Y／K中的资本价值K必然发生变动（或 Y发生变动），这种由外生给定的利润率决定的总量的比例关系与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完全不同，与两种产品模型中原有的两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也完全不同，而只取决于利润率的变动。　　

我们采用单一产品模型来做一个“思想练习”。给出生产函数：Y=K^α*L^β，其中α为表示资本边际产品的利润率r，β为劳动边际产品的工资率w（当然，可以把模型中的劳动改为另一种资本品，如Y=K1^α*K2^β，只要它们不是同质的就可以了）。这样，按照新古典的所有假设可以有公式：　　

wL+rK=Y                                                     （5）　　

这个公式与（公式3）很相象，（公式3）好象只是加入了价格方程，而单一产品模型是不需要相对价格的。然而，公式（3）和（5）却是完全不同的，要把公式（5）改为与公式（3）相同的含义需要再加上一个统一的利润率（1+ r），从而变为：　　

(wL+rK)(1+r)=Y(1+r)=P                                        （6）　　

这里的P为产出的总价格，或把实物产出Y用价格加总，如果采用新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则公式为：（Lw +K r）P = YP，公式中的价格P只是一个计价单位，说按照边际产品和说按照乘以价格后的边际产品价值计算是一回事，它不改变公式的性质，因此可以说明，在单一产品模型中，即使采用统一的利润率换成价格模型，新古典理论的定理并不会改变。但是，在两种产品模型中就不同了，由统一利润率加总的价格与按货币数量论决定的价格是完全不同的。当然，这需要假设两个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不同，在两个部门资本劳动比率相同的条件下，统一的利润率并不起作用。由此可以表明，斯拉伐的模型与新古典模型的区别就在于统一的利润率与货币数量论两种加总方法的不同，而货币数量论在异质品模型中的加总是没有意义的。　　

采用上述方法重新表明公式（6）的含义，即可以在单一产品模型中得到与新古典理论不同的结论。采用李嘉图只有谷物的单一产品模型，资本家是用一笔谷物工资（单一产品）去雇佣劳动和使用“谷物资本品”作为种子。这样，我们可以从公式（6）中得到与公式（3）完全相同的结论，因为这里假设，作为投入的是预先给定的资本家的“谷物资本”，资本家要按照利润最大化选择用于“谷物工资”雇佣劳动和留做种子的“谷物资本品”的比例，给定新古典模型中所有生产函数技术上的假设，其利润最大化就是按照MP_L = w (1 + r)和MP_K = 1 + r 这两个式子所表示的统一利润率原则进行的，而并不是原来模型中的MP_L =β= w和MP_K=α= r。　　

显然，这种结论的不同来自于假设的不同，在公式（5）中，两种要素（或两种异质的资本品）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相加为一个“总资本”的，而公式（6）的假设正是现实中的企业（资本家）用一笔货币资本购买劳动和机器设备，这种机器设备和劳动之间的替代不是根据它们的边际产品，而是根据边际产品乘上统一利润率后的“边际产品价值”，即企业的要素替代原则是把1元钱的投资花在雇用劳动和购买机器上时要有同等的收益率，即公式（3）中的统一利润率。由此可见，新古典的逻辑悖论并不是来自于单一产品模型和异质品模型技术上的不同，而只是加入了统一利润率的假设。　　

在公式（2）中，不仅等式左边的“资本”被加总了，等式右边的产品也按照价格加总为总收入，这种加总显然不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的GDP统计方法进行的，而是根据统一的利润率原则进行的。凯恩斯在《通论》第十七章中讨论货币的性质时提出，可以采用“自己的利息率”方法来加总各种异质品以得到总量。　　

斯拉法（Sraffa, 1932）最早提出货币自己的利息率的概念。他认为货币自己的利息率是与商品市场的长期均衡状态相联系在一起的，用公式表示为：ig=P0/(P1/(1+r))-1。这里ig是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P0、P1分别表示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现行货币利率 　　　　　　　　　　　　　　　　　　　　　　　　　　　　　　　　　　　　　　是一个价值标准的利率。　　

“自己的利息率”就是一种产品在两个时期的价格之比，由于每一种商品都有自己的利息率，我们可以任意选择一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利润率），然后用这种一般利息率去除以其它商品自己的利息率，由此可以得到一种总量。　　

还举前面“豆芽菜”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这里有两种豆芽——绿豆芽和黄豆芽，它们的生长速度（边际生产力）和人们对它们各自的偏好是不同的，即它们各自的自己的利息率是不同的，如绿豆芽为5%和黄豆芽为10%。显然，在新古典一般均衡和跨期均衡理论中，人们会根据偏好和它们的生产率来选择什么时候消费哪一种豆芽，而不必加总为一个“总豆芽”量，但如果非要用自己的利息率方法加总它们会得到什么呢？在上面的模型中，我们可以把绿豆芽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然后用绿豆芽的收益率或一般利息率去贴现黄豆芽的收益率，从而获得黄豆芽的“资本化的价格”。这种方法即是目前人们经常采用的一般的贴现率公式，即资本品的价格等于其收益除以利息率K＝R/i（K为资本存量价值，R为资本品的收益，i为利息率）。这样，当采用一种利息率来贴现资本品的价格，即可得到各种资本品的统一的价值单位，并且可以使不同质的资本品获得统一的收益率或利息率。如可以通过绿豆芽和黄豆芽的相对价格的变动使黄豆芽与绿豆芽的收益率均等，或者使黄豆芽的收益率等于绿豆芽的利息率或一般利息率。例如，可以通过使黄豆芽的价格为绿豆芽的50％，则按绿豆芽价格计算的黄豆芽的收益率就将与绿豆芽的收益率或一般利息率就可以相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黄豆芽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从而当绿豆芽的价格是黄豆芽的2倍时，它们的收益率是均等的。这个例子与前面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是一个意思。　　

显然，根据上述推论，这种一般利息率或宏观变量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并不具有意义，人们根本没有必要选择一种产品来把它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而得到总收入（或宏观变量），因为只要选择任意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就会存在一套宏观总量，这些总量与新古典所要讨论的资源配置问题是无关的，这种加总的作法在新古典模型中不具有任何意义，这些总量既不表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也不表示要素的稀缺性，如一般利息率只是人们任意选择的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而不表示“总量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并不能作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　　

然而，这种自己的利息率加总就是前面的公式（3）和（4）中的统一利润率的加总，这种加总对于由公式（3）和（4）所表示的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模型来讲则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它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按价值计量的收入分配关系，而不是实物（如豆芽菜）的分配关系。在现实经济中，作为一般利息率来加总这些宏观总量的就是货币利息率，从而使这些由价值表示的宏观总量就是由货币价值来表示的，货币价值或价格决不表示任何实物和物价水平，而是作为企业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成本收益计算和竞争的标准。　　

剑桥资本争论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它的经验意义，许多经济学家都力图寻找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转的经验例证，但却很少能够在经验中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如前所述，剑桥资本争论所针对的是总量生产函数和新古典经济学对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解释，而不是相对价格问题，因为所有这些宏观变量与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是完全无关的。　　

采用斯拉法的方法，其资源配置过程可分为两个步骤：　　

其一，表示投入产出技术关系的一般生产方程，可以用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解决；　　

其二，在其中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从而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模型。但在现实中，这两个过程是不能分离的，厂商的技术选择只能采用货币量值表示的利息率和工资率。　　

这样，如果厂商根据实物的要素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决定技术选择，显然并不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如前面证明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使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品，而是使之等于实物的边际产品乘以统一的利润率或“边际产品价值”。而且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中按照“宏观”的工资率与利息率进行的技术选择和资源配置，能够与新古典资源配置的结果保持一致。在这里重要的是，边际产品价值并不是新古典的实物边际产品乘上货币数量论的价格水平，而是乘以统一的利润率。　　

对于这一问题的证明是易于理解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生产模型只是在其中加入了统一的利润率，或者说所有的相对价格或实物的生产要素和其边际产品都是由利润率加以“贴现”而成为总量；而同时，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其实也就是采用统一利润率原则的一种“反贴现”，当二者相抵时，所实现的资源配置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就是相同的。实际上，厂商只是按照货币表示的相对价格进行决策，但这种相对价格已经由统一的利润率修改了，即前面所表明的是由货币利息率加总过的，从而可以与宏观总量相联系，厂商按照这种联系到总量的、由货币表示的相对价格决策并不改变新古典理论的相对价格。当然，这里必须彻底抛弃货币数量论。　　

上述分析可以明确地说明为什么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技术再转辙。按照新古典的技术选择，当利息率变动时厂商将改变资本劳动比率，而现实中的一个例子是，2000年以来，美联储把利率下调了近80%，然而，企业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技术或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原因是利率作为宏观变量与技术是无关的。如果企业真的改变了技术，格林斯潘再把利率调回来怎么办？这一点对于说明新古典理论的性质是重要的，新古典理论所表述的只是生产的技术关系，它不能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资源配置实现的过程。　　

上述分析表明，剑桥资本争论所产生的逻辑悖论并不是新古典理论本身存在逻辑错误，新古典理论关于资源有效配置的分析和严格的一般均衡理论在逻辑上都是成立的，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悖论产生于错误地把表示人们社会关系的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加入到其由稀缺性所决定的相对价格体系中，由此导致了概念上的混乱，即当加入统一利润率后，资本、收入、工资和利润已经成为加总的宏观变量，而不再表示新古典理论的实物投入产出关系了，所表示的只是人们竞争的社会关系，然而，剑桥资本争论的双方都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　　

新古典经济学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使他们习惯地把新古典的原理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误认为就是在描述现实经济的运行，这种概念充斥在所有新古典理论的教科书和文献中，比如他们一直把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误认为是其中包含着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均衡，一直把新古典的要素价格理论当作现实中的收入分配理论使用，甚至不加思索地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解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并把凯恩斯的货币的宏观理论改为名义和实际变量分离的实物分析。　　

因此，当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提出其资本理论的逻辑悖论时，萨缪尔森、希克斯和索洛等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是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本身存在问题。　　

例如，萨缪尔森和希克斯所表述的奥地利模型Y=F（L，t），t表示时间，实际上就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跨期均衡模型，就其技术关系的分析来讲本身并不存在逻辑问题或“魏克赛尔效应”（技术再转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逻辑矛盾或“魏克赛尔效应”正是产生于在采用“生产时期”概念进行跨期分析时用工资率来表示劳动投入，这等同于在劳动和时间两种要素分析中加入了统一的利润率，才导致了逻辑悖论。　　

而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在新古典理论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统一的利润率，而是把新剑桥学派在新古典模型中加入的统一利润率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作为批评者的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虽然接受了古典学派和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的分析，但他们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一直把相对价格问题作为问题的核心，而几乎没有人表明斯拉法（古典学派和马克思）模型中宏观总量的性质，一旦集中在相对价格问题上，新古典理论的错误就难以澄清了，当新剑桥学派也误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作为实物统计时，就不可能彻底抛弃新古典的技术分析而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当剑桥资本争论的意义并不十分明确，当人们错误地理解了逻辑悖论产生的原因，从而把争论引向了没有目的和方向的极为复杂的数学论证时，经济学家放弃了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好像这场剑桥资本争论并不是在毁灭新古典理论的逻辑基础，而是使新古典理论经受住了逻辑的考验。这种放弃导致了经济学的严重倒退，1960-70年代对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被湮灭了，80年代蓬勃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用总量生产函数、刚性工资和预期在宏观经济学中彻底取代了凯恩斯的货币分析，凯恩斯革命已经烟消云散了，经济学重新被数学家和工程师占领了。　　

上述分析表明，新古典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理论是不可能解释国民收入核算中的总量和总量关系的，这些以货币表示的总量完全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新古典理论也不能直接使用这些货币的统计资料来说明相对价格和资源配置问题，因为在相对价格中也已经包含了这些总量关系所决定的供给与需求，现实中的相对价格不仅是由稀缺性决定的，而且取决于有效需求，这种供求均衡是一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而不是新古典一般均衡。新古典理论的逻辑矛盾正是产生于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产生于直接使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分析，产生于对目前经济学所研究问题性质的错误理解。　　

　 

第四章 真正的市场经济理论——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　　

　 　

主流经济学完全用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来解释与技术完全无关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和其它所有的现实经济问题，当然，他们在解释现实问题时也加入了实际的因素、包括社会关系的因素，但这却导致了逻辑上的混乱，因而只能依赖数理统计方法来寻找变量之间的关系，以维持经济学的应用性。　　

　 　

　 　

　 　

比如，经济学家根据统计归纳得出美国的长期GDP增长率为3%，就在教科书中写出美国由生产函数决定的潜在总供给为3%，格林斯番就根据3%来调整利率和控制增长率，这种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确实收到了效果。　　

　 　

　 　

　 　

但这种经验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在2000年后美国经济面临衰退时就束手无策了，连续降低利率只是导致了经济的长期停滞。实际上，主流经济学在采用这种方法解释现实时，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出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论点和经验证据，而且争论不出结果，人们甚至讽刺说两个经济学家就有三种观点（比如股市就有涨、跌和不涨不跌三种可能）。　　

　 　

　 　

　 　

那么，政府官员在决策时又听从哪一方的呢？对此，你只要看一下国会议员们的实际辩论过程就清楚了，统治经济政策制定的并不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证据，而是“主义”或社会哲学，是斯密所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　　

　 　

　 　

　 　

当一个学科依然为哲学（社会哲学）所统治时，必然意味着这个学科的不成熟或没有成为科学，当这个学科能够成为确切解释其特殊领域的规律时，就会从哲学中分离出来。　　

　 　

　 　

　 　

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出现在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但马克思的思想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却是人们公认的，在历次西方国家列出的影响世界的思想家排名中，马克思都名列前茅。　　

　 　

　 　

　 　

实际上，我们是生活在被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改造过的世界中，他们的思想在今天依然影响着这个世界，虽然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中都已经被完全抛弃了，但他们的思想依然在统治着经济政策的制定。虽然他们所阐述的社会哲学截然不同，但是他们的经济理论却是非常相近的，即都是在揭示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他们所要表明的并不是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而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价值计量、和体现在货币价值计量中包含的市场经济的竞争关系和运行规律。斯密首先阐述了这样一种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马克思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凯恩斯则试图完全采用货币分析来表明现实中这一体系的运行。正因为如此，才使他们所阐述的社会哲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们的经济理论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理论。

　 　

斯密　　

　 　

在斯密的理论产生前的15-18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产生和建立的时期，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众说纷纭，这里不打算对此进行评述，只是想表明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的两个重要事实。　　

　 　

　 　

　 　

其一是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兴起的“人文主义”理念，一大批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洛克等人从权利平等、自由等方面阐述人本主义精神；　　

　 　

　 　

　 　

其二是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而开始扩张的海外贸易，出现了以获取货币利润为目的的商人，国内市场也开始大规模扩张，在16-17世纪已经出现了大型的贸易公司这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如东印度公司），英国的封建贵族开始把政治权利转化为金钱。　　

　 　

　 　

　 　

随着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一些商人和封建贵族开始把货币投入到生产领域，出现了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代表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货币化过程，这种货币化过程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带有相近的含义，即是把原有的小商品生产转变为以获取货币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如圈地运动把农民变成了由农业资本家雇佣的农业工人。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种资本主义产生的假说，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的意识形态的转变与商人阶层的兴起，使社会从原来追求政治权利的争夺转变为追求金钱所带来的地位与权利，英国（1664年）和法国（1776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制度上标志着人们游戏规则的转变。　　

　 　

　 　

　 　

斯密经济思想的产生正是联系到这种社会制度的变革。斯密之前的价值理论所阐述的由劳动决定交换比例或早期的劳动价值论要表明的是一种平等的观念，这符合当时人文主义思想家所阐述的理念，在资本主义产生初期的17-18世纪，许多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就已经开始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解释市场交换，按照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进行交换被认为是符合人类公平与平等原则的，如英国的社会哲学家约翰·洛克和美国的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17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奠基人的洛克就是从“自然权利”的角度入手，对劳动价值论的社会关系基础给予了特别的说明，其论证的主旨即是“财产是自然的权利，它来自劳动”。但这种基于平等的理念却是与资本主义的现实不一致的，从而在斯密之前产生了以重农学派为代表的剩余理论来讨论分配问题，而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货币理论在理念上则赤裸裸地表现出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1776年，斯密在英国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一书，这部学术著作很快就在官方流传，成为国会议员讨论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直至今天依然在强有力地影响着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思想，而这种“看不见的手”正是基于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系统分析。斯密的《国富论》所要探讨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其主题是冲破传统的制度以建立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博弈规则，其所开创的“古典一般均衡体系”则是为他的“看不见的手”提供了理论基础，而这种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所要表明的正是目前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宏观变量的运行规律。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这种价值理论的争论可以说自经济理论产生时就开始了，而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时则达到了高潮，但与资本理论的争论一样，除了极为复杂的逻辑争论和数学推理外而不能得到任何一致性的结论。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这种讨论完全集中在相对价格决定问题上，而没有明确地意识到现实中存在着一种与相对价格和技术完全无关而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价值概念，即由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货币总量表示的价值和收入分配关系。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在一个家庭中，夫妻二人在决定劳动分工时会按照新古典的机会成本（或相对价格）原理进行，如男的在外挣钱，女的在家从事家务，然而在分配时却不是如此，如在法律上规定夫妻二人要按照另一种原则计量的价值平均分配财产。实际上，这种价值概念自古就存在着，并表示着人们的社会关系。　　

　 　

　 　

　 　

斯密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探讨正是从这种价值概念开始的。在阐述了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之后，斯密从分工所引出的交换来讨论交换价值，“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　　

　 　

　 　

　 　

而在这种商业社会中，决定一个人是否富有的标准已经不是他自己的劳动生产的产品，而是他在交换中所能“支配的劳动”，由此就出现了资本积累和资本家，资本家是用一笔预付资本或在交换中得到的货币去购买劳动和生产资料，然后通过出售产品而获得利润。这样，商品的交换在资本积累出现之前是按照其包含的实体劳动量进行的，但在资本积累出现后则按照“支配的劳动”进行交换。由此，价值的计量就从表示劳动数量的实物单位改变为工资加利润的价值单位了，即由公式Y = W = w L 改变为Y = W+p= w L + w = w L (1+r)（其中Y为收入；W 为工资总额；w为工资率；L为劳动者人数；p为利润；r为利润率）。在这一公式中，国民收入Y（或GDP）的测量只是按照预付工资和外生给定的利润率，假设存在着稳定的自然利润率r，则国民收入的变动只取决于工资率w和雇用的劳动量L，斯密把这种计量国民收入的方法称之为“工资单位”。在这里，斯密的价格构成理论和以工资单位计量国民收入方法所表明的重要特性是，这种总量的计量只取决于以价值计量的工资单位和外生给定的利润率，从而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所表示的只是市场经济的分配关系。　　

　 　

　 　

　 　

       在上述国民收入计量的基础上，斯密展开了对竞争和均衡的讨论。由于资本是一种预付、其目的在于获取利润，所以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由劳动获得全部产品的单一劳动关系的价值，必然就会转变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由利润动机所驱使的资本主义工资加利润的收入分配关系所形成的“自然价格”。在斯密那里，资本的存在就是为了获取利润，“对自己利润的考虑，是资本所有者决定把资本投在农业、制造业或是批发零售业某些特定部门上的唯一动机”，　　

　 　

　 　

　 　

由此拥有资本的资本家才会去雇佣劳动进行生产，同时由于劳动为资本所支配、从而等量资本必然要求获取等量利润，因而将决定存在一个“自然利润率”（即统一利润率）的原则。这样，商品的相对价格将由预付的工资（和其它生产资料）乘以统一的利润率所决定，而这种均衡的存在和稳定性就来自于资本家之间为获取更高利润率的竞争所形成的资本在各个部门之间的流动，从而使得统一的利润率成为“重力的中心”。这样，由供求决定的市场价格就会通过资本转投的供求变动来实现均衡，而这种供求均衡必然就是一种各个部门获得统一利润率的均衡，其中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资源有效配置就是通过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实现的。　　

　 　

　 　

　 　

       在这种意义上，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这种“看不见的手”是一种基于“经济人”的自利心而驱使人们为获得自身的利益去竞争，市场机制则可以通过统一的利润率原则来调节供求而达到均衡，这就是为了获取利润而竞争的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把古典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相混淆，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混同于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供求均衡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而实际上，由斯密这一著名原理阐述的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所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为获取利润的竞争是在由货币总量基础上达到的统一利润率均衡，其中存在着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核心的资本与劳动的总量关系，即需要存在总资本、总收入和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份额、以及总资本的利润率这些总量概念，而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根本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和与其相联系的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总量关系。　　

　 　

　 　

　 　

       由此可见，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阐述的正是追求货币利润的竞争和由此所达到的竞争均衡，当国会议员们在阐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时，所强调的显然是自由竞争所带来的秩序，而不是新古典的供求均衡，只是主流经济学冒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而使其理论貌似现实。　　

　 　

　 　

　 　

　 　

　 　

　 　

　 　

　 　

　 　

马克思　　

　 　

如上所述，以技术分析为基础和研究对象的新古典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现实的以货币为核心的竞争，包括市场经济竞争的规则和经济波动以及经济制度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在19世纪70年代新古典理论开始在经济学界取得支配地位的同时，诞生了与之完全对立的、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另一个近乎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经济学。　　

　 　

　 　

　 　

但是，在新古典理论强大的思想意识统治下，马克思的理论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之前几乎没有进入西方的学术界，而在60-70年代对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中又存在着许多的误解，这种复兴随着剑桥资本争论的消失而终止了。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天才而伟大的著作在西方经济学界被埋没了一个多世纪。　　

　 　

　 　

　 　

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所要研究的是什么呢？它所要研究的正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统计变量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和其运行规律，换句话说，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就是目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要研究和解释的现实问题，而主流经济学从技术关系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问题只是由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1825年，英国在经历了“工业革命”的生产力飞速发展之后，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导致了大量的工人失业，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失业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这是马克思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对这一制度加以批判的重要背景。马克思与他的前人李嘉图不同，所要表明的并不是技术退步（如李嘉图的土地收益递减）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而是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利润率下降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本身也说明，利润率以及价值与分配不可能依赖于技术关系，或者说从技术关系的分析中并不能得到马克思的结论。显然，这一命题正是我们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所发生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而马克思经济学所要表明的，也正是这种经济危机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即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获取利润。换句话说，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会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从而引发经济危机。现实中这种周期性的高度繁荣（或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接踵而来的经济衰退（如美国2000年后的衰退）、大规模的失业乃至象30年代的大萧条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是采用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和价格刚性、预期等根本无法解释的。　　

　 　

　 　

　 　

马克思经济学产生的另一个背景是，作为古典学派的李嘉图在采用劳动价值论和古典剩余分析时，错误地加入了土地的收益递减的技术关系来说明利润率的下降，由此导致了其逻辑体系的严重混乱。李嘉图的后继者——詹姆斯·穆勒和麦特库勒赫等人则把技术关系引入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体系，并逐渐把相对价格的研究置于核心位置，到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了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原理》，开始系统地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相对价格问题，他把技术关系引入古典学派理论来解释相对价格决定，其中不同的商品由不同的假设或因素所决定（如成本和稀缺性），这种解释方法不仅导致了严重的逻辑矛盾，而且完全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这种李嘉图之后的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被马克思批评为“偏离了李嘉图方向的庸俗经济学”。新古典“边际革命”的产生正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继续，“边际革命”之所以在三个国家同时产生就在于他们都是在沿着穆勒的技术分析方向揭示和解决穆勒理论中相对价格体系的逻辑矛盾。　　

　 　

　 　

　 　

马克思发现了李嘉图的错误，批评了李嘉图把劳动价值论与技术上的劳动生产率相联系的做法，表明李嘉图分析上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从而需要建立了一种完全排除技术关系的理论体系来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即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明确定义为生产关系，或更进一步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点，他所要探求的并不是生产的技术关系，作为技术关系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制度中，而他所要表明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现这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即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从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所有概念—产出、工资、成本、利润等等都联系到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剩余价值，而不是直接联系到技术关系，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正是这种特定的经济制度下所产生的问题，而不是生产一般或技术关系。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从商品的二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和劳动的二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出发，把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与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和抽象劳动加以明确地区分，表明价值只取决于社会关系而与技术关系是完全无关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和关于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反比的论述，正是为了把技术关系完全排除在价值决定之外。马克思批评了李嘉图在价值概念上的混乱（《资本论》第一卷，第97页），认为这种价值概念上的混乱导致李嘉图采用单一产品模型时把价值量的分析联系到劳动生产率，从而把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混淆在一起，而无法得到“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来测量价值量。马克思明确地表明，技术或劳动生产率只与使用价值有关，而与价值无关，价值所表示的只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　　

　 　

　 　

　 　

在许多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中，一个严重的误解是把相对价格问题作为马克思价值理论讨论的核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只是在第一卷第一章中讨论过相对价格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但这一章的重点显然不在相对价格的决定上，而在于表明价值和价值形式所表示的社会关系，如对商品拜物教问题的讨论，这与斯密所说的资本主义之前的相对价格决定是一样的。马克思在第二章中就转向交换价值形式的讨论，由此过渡到货币。其目的在于表明，当交换价值以货币来表示和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就能够通过货币交易而得到了一个货币增值或剩余价值，即以货币价值表示的总量关系。这种剩余价值理论正是马克思使用抽象方法分析价值理论所要得到的结论，或者说是马克思所建立的劳动价值论的目的所在，即马克思抽象掉所有的其它因素（如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从而把价值归之为劳动时间，由此来表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来讲，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定理在逻辑上和经验上的正确性是无可置疑的，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雇佣劳动，而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概念为表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总量测量或总量关系奠定了基础。这种逻辑推论的要点就在于，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雇用劳动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使用价值。因此，抽象掉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关系对于表明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是重要的。在这里，劳动价值论与其说是相对价格的基础，不如说是总量理论或总量的分配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基础。正是从这种以货币价值表示的总量关系或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关系出发，马克思建立起一套“宏观经济体系”，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与经济周期理论无不是建立在这种与技术完全无关的总量关系基础之上的。显然，作为《资本论》一卷中第一篇的“商品和货币”和第二篇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是构成马克思后面分析资本主义总量关系的理论基础。这一点正像新古典教科书那样，把效用理论或稀缺性作为全书讨论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主要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的总量关系而不是相对价格的决定。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是马克思阐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采用抽象的价值理论表明了剩余价值的基本定理之后，马克思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的讨论阐述了他的竞争理论，即资本家争相采用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而避免在竞争中被淘汰。在这里，给定劳动力价值，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讲，他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即剩余价值率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当个别资本家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资本家时，他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竞争是劳动生产率的竞争，是通过对新技术的垄断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但资本家雇用工人并不是预先支付一定的实物产品，而是支付一笔货币工资，这里的货币与实物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它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并不是为了消费，而只是为了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　　

　 　

　 　

　 　

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和为了获取利润的生产目的相联系的是资本积累，剩余价值与利润一方面来自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又是资本积累的来源。当考虑到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古典学派和马克思在讨论资本积累时所使用的基本假设是非常重要的，即资本家的利润主要用于资本积累或储蓄。马克思把资本积累归之于竞争，资本家只有不断的进行资本积累才能在竞争中不被淘汰，这一点来自于资本的性质，即资本作为一种抵押可以支配劳动，更多的资本则意味着在竞争中可以支配更多的劳动或资源而取得优势。当利润不是用于消费而是资本积累，我们可以推论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剩余或剥削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完全不同的性质。采用古典学派的抽象假设，即资本家不消费而把全部利润用于储蓄，则显然，全部产品将是由工人所消费的，资本家所得到的只是利润和积累的资本，这种利润和积累的资本将永远不用于消费，而是作为一种符号或标志用于表明资本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这一点是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的说明相一致的，即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了利润本身。　　

　 　

　 　

　 　

对于现实中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一个重要和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加总不同质的资本品和消费品。对此，马克思批评了斯密把生产劳动定义为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加总来自于“雇佣劳动”，即无论这种劳动是物质生产领域、还是非物质生产领域，只要是被资本家所雇用的劳动，即作为资本家以货币工资预付的劳动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使得不同质的商品得以加总为价值量，而这些价值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这种定义正是我们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基础。更进一步，马克思明确地表明了这种价值总量的计量与货币的关系。在商品经济中，货币作为人们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被用作一般价值尺度，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量值成为资本家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即获取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剩余价值。　　

　 　

　 　

　 　

当我们把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作为完全不依赖于实物生产函数的价值系统时，马克思用价值概念表述的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问题，将直接联系到目前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换句话说，马克思的价值（和生产价格）概念和以此为基础所建立的“宏观经济”分析体系，正是适合于目前以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与经济波动的分析，它完全不同于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新古典价值分配理论。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分配理论，能够对有效需求问题进行正确的解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已经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实现问题，这一问题与有效需求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通过“资本的循环与周转”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以价值或货币为基础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马克思所表明的这种成本收益计算正是现实中企业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成本收益计算，也是构成现代国民收入核算统计的基础，马克思明确地表明这些统计变量只是由“资本”的特性所决定的，而不取决于技术关系，马克思通过批评排除折旧的“斯密教条”，把折旧加入到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中，这更符合现代国民收入核算中GDP的统计。可以说，马克思采用价值形式对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分析与现实中企业的核算和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是完全一致的，它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不是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完全采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概念”来讨论社会再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有效需求问题。当考虑到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时，可以把这一点与马克思讨论资本积累时所使用的一个基本假设联系起来，这个假设是，资本家的全部利润都用于资本积累或储蓄，而这种储蓄完全是以不变资本的价值量来表示的，即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中资本存量的价值取决于货币储蓄和投资。这种资本积累的分析更能够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消费函数的性质，即这种“消费函数”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完全无关，而只是取决于资本积累的动机。在这种消费函数的假设下，马克思讨论了社会再生产的平衡问题，其核心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而这一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计算和收入分配。假设资本家不消费，全部剩余价值（利润）用于储蓄或资本积累，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则消费品部门（第二部类）的价值总量必须等于工资，资本品部门（第一部类）的价值总量等于剩余价值（利润），这是一个简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在这一模型中，给定上述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则剩余价值率（收入分配或工资与利润在收入中的比例）必须保持固定不变，否则将使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遭到破坏。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的变动必须与两大部类的结构变动相一致。这样，假设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不变，则只有一种稳定状态模型可以与之相适应。　　

　 　

　 　

　 　

1933年，卡莱茨基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推论出了有效需求问题，即在假设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的条件下，当资本家的储蓄大于投资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下降。卡莱茨基使用马克思经济学对有效需求问题的分析不仅早于凯恩斯，而且更深刻地表明了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有效需求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利润动机和收入分配。1942年，罗宾逊在讨论马克思经济学时，强调了马克思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联系，在充分吸收卡莱茨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工资和利润的划分为基础的剑桥增长模型，这一模型是在卡莱茨基模型中加入资本存量，从而导出利润率不变的稳定状态增长（罗宾逊，1956年；卡尔多，1958年；帕西内蒂，1962年）。罗宾逊的模型可以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模型中推导出来，即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模型中加入资本积累，其稳定状态的条件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保持稳定的比率，这个稳定条件就是前面所述的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但是，罗宾逊和其他新剑桥经济学家并没有能把新剑桥增长模型应用于现实世界，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依然不能摆脱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宏观变量是表示实物产出和受技术变动影响的传统观念，或者说，新剑桥学派的增长和收入分配理论依然缺少价值理论的基础。　　

　 　

　 　

　 　

在《资本论》三卷中，马克思把这种价值模型转化为价格模型，讨论了随着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利润率下降问题。不同于李嘉图从土地的边际收益递减的技术退步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率的下降与技术是无关的，而纯粹产生于价值计算的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即随着资本积累使不变资本的价值提高而收入流量中的剩余价值量不变时，或者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剩余价值率不变时，就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种利润率的下降来自于资本积累和为利润而生产的矛盾。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最早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矛盾来讨论经济周期问题，也是最早系统地采用两个部门模型讨论经济波动问题的经济学家。而且，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利润率下降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的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是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性质出发，真正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假设利润全部用于储蓄，则工人的工资将消费全部产品，资本家所得到的将是由资本品部门的产出所表示的利润，再加入作为资本存量的不变资本，则可以得到利润率。假设资本家的投资取决于一定的利润率，则资本品部门的产出价值必须与（资本存量）不变资本加消费品部门产出的工资之间，保持稳定的比例，以使利润率保持不变，而当资本积累使不变资本增加时，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种利润率的下降与技术完全无关，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和价值与剩余价值的计量。　　

　 　

　 　

　 　

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马克思系统地分析了经济思想史中关于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价值概念和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价值概念之间的区别与争论，目的在于表明以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马克思特别表明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理论完全脱离了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而只有以社会关系为基础，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资、利润等价值概念。　　

　 　

　 　

　 　

以上对《资本论》的扼要说明可以表明，马克思经济学在明确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性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完全不依赖于技术关系的价值总量的计量、分配和各个总量之间关系的理论，并用以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特有的有效需求和经济波动问题。马克思的价值分配理论所阐述的这些以价值表示的总量，正是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宏观统计变量，马克思所阐述的这些总量之间的关系正是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运行的规律。而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则把目前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完全作为实物生产的投入—产出指标而依附于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这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因为这些统计变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而只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因此，马克思经济学是一种逻辑一致的、并能够与实际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相符合的理论，而新古典理论则只是一般的技术关系的分析而不能表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带有根本性的错误。　　

　 　

　 　

　 　

综上所述，目前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国民收入核算统计的错误理解和根深蒂固的新古典观念，当我们认识到实际GDP是假的和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与技术完全无关，它们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更进一步，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并不是技术关系，而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竞争和其博弈规则时，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的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意义是无可否认的。我们不能再无视马克思，也不能再按照传统的解释去理解马克思，因为无视马克思就等于无视现实，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解释则使马克思脱离现实。　　

　 　

　 　

　 　

　 　

　 　

　 　

凯恩斯　　

　 　

1930年，几乎与1929年爆发的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同时，凯恩斯发表了他用了6年时间完成的天才的理论著作《货币论》，这是一部完全排除传统实物生产力分析的纯货币理论著作，与他同时代的霍曲莱、罗博特森和瑞典学派的信用周期理论不同，凯恩斯通过重新定义“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即以货币量值所表示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由此可以把由货币的收入与支出所决定的利润作为研究的核心，从而表明经济波动问题。如凯恩斯在1933年表明的，该书是要用“货币经济”理论来取代传统的“实物经济”理论。这种纯粹货币经济理论的建立，使凯恩斯能够在1929年的危机发生后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思考失业和经济波动问题，并重新审视传统理论。　　

　 　

　 　

　 　

从《货币论》出版后到《通论》形成期间，凯恩斯和他的“剑桥园地”充分讨论了理论上的问题与争论。虽然《通论》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失业问题上，但它与《货币论》不同，它试图在对传统理论进行彻底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分析体系。正如凯恩斯在《通论》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主要是为我同行经济学家写的。本书主旨，乃在讨论若干理论上的困难问题” “本书之作，对于作者是个长时期的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1936，第1-3页）。　　

　 　

　 　

　 　

因此，从某种角度讲，《通论》是一部高度批判性的著作，矛头直接指向主流新古典理论实物分析的所有基本定理，对边际生产力的工资理论、时间偏好的利息理论和两分法的货币理论，凯恩斯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然而，从战后凯恩斯经济学逐渐被新古典经济学家解释为一种瓦尔拉斯非均衡或非瓦尔拉斯均衡。从希克斯、汉森的 模型的解释，到克莱因、萨缪尔森、索洛和莫迪利安尼在50－60年代应用生产函数的发展，使凯恩斯经济学成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特例或新古典的应用经济学，重新纳入新古典的一般均衡体系之中。如帕廷金（1987年）认为：“《通论》的一个基本贡献是，第一次有效地实际应用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实际应用’，指的不是实证研究（虽然《通论》确实推动了实证研究的工作），而是把瓦尔拉斯具有几个未知数的几个联立方程的公式化模型还原为一个可以操作的模型，通过这种模型，可以得出现实世界的真正联系”。帕廷金所指的这个现实的模型正是 模型或瓦尔拉斯均衡的数量调整。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开始融合，宏观经济学完全被建立在瓦尔拉斯均衡和索洛的增长模型基础上，凯恩斯革命完全被倒转了。目前的主流经济学依然按照瓦尔拉斯均衡的方法把经济划分为可以截然分离的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两个部分，当假设存在按照效用和要素生产率决定的实际变量，则所有国民收入核算统计资料所表示的总量关系都只是实际变量和附加在实际变量上的货币价格或价格水平的名义变量。在主流经济学宏观理论中，货币依然是一种面纱，只是这种面纱会对经济产生润滑剂的作用或成为干扰因素，这取决于工资与价格的刚性或不完全性。这种解释使主流经济学离开了凯恩斯所要研究的货币经济，即抛弃了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性，凯恩斯所要建立的货币经济理论与目前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里简要地对凯恩斯的货币经济理论给予重新表述。　　

　 　

　 　

　 　

一、         货币经济　　

　 　

　 　

　 　

首先，凯恩斯的总量分析决不是把新古典的微观分析“加总”为宏观经济学。“但当我们进而讨论何者决定社会全体之产量及就业量时，我们需要一个关于货币经济（Monetary Economy）之全盘理论”（凯恩斯1936，P253）。这里的关键是，新古典经济学是实物经济理论，其中没有货币，或货币只是“润滑剂”或“面纱”。凯恩斯写道：“以庇古教授为例。在他绝大部分著作中，庇古教授仍相信，除了引起若干摩擦阻力而外，有没有货币，没有多大差别；象穆勒一样，经济学可以根据实物交换情形，完成生产论与就业论，然后再敷衍塞责，引入货币”（同上，P21）。凯恩斯进而对新古典经济学中货币部门和实际部门的“两分法”提出了批评：“经济学家在讨论所谓价值论时，总说物价决定于供需状况。讨论所谓货币与物价论时。代之而起的，是说决定物价者乃是货币之数量” （同上，第252页）；“我以为把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价值论与分配论，另一部分是货币论，实在是错误的分法”（同上，P352）。因此，凯恩斯经济学在理论上的革命性是试图提出一个把货币理论与价值、分配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关于货币经济的“全盘理论”。凯恩斯清楚地洞察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事实不符”的特点，他要否定新古典的就业与产量决定理论、萨伊定律和货币数量论，试图建立一个总量的价值与货币理论相联系的“生产的货币经济理论”，以打破新古典经济学实际部门和货币部门分离的两分法，以及没有货币的新古典实物经济理论。凯恩斯要告诉他的经济学同行们，现在旧的游戏规则已经被打破了，他要建立一个货币经济的游戏规则，在这里，货币起到关键作用，“宏观经济”中所有的变量均为货币量值或名义变量。　　

　 　

　 　

　 　

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建立了完全以名义量值为基础的货币经济体系，其中的核心是以货币量值表示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即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对于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这里可以采用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来表示，即W＋d＋r＋p = C+I。上述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收入支出模型与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所要表示的含义是基本相同的，只是去掉了凯恩斯所使用的价格水平变量，而凯恩斯对价格水平的使用完全是为了说明名义变量（即我们前面所说的把价格水平与货币表示的实际变量加在一起构成名义变量）。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所要表明的是，作为超过资本正常报酬部分的利润取决于产品的价格与要素成本的差额，由于利润的存在，促使企业去增加各自的产出，从而增加它们对作为投入的各种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在亏损时情况则相反。凯恩斯在基本方程式中得出，给定企业的成本，利润等于本期的投资减去上一期的储蓄，而投资的变化取决于利润的变动，即利润越高投资越多，由此形成“寡妇的坛子”的累积型经济波动。　　

　 　

　 　

　 　

在《通论》中，凯恩斯正是通过这种成本收益分析来表明有效需求问题，即有效需求由产出的“需求价格”（即市场价格）与“供给价格”（即生产成本）构成，有效需求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函数的交点，它也是一个（短期）均衡点，这一点来自于企业家利润最大化的决策，由此将决定产出和就业。　　

　 　

　 　

　 　

这种货币经济的性质突出表现在企业所有的成本收益计算都是使用名义变量，而所有由货币价格表示的宏观变量并不联系到任何实物。在《通论》第四章“单位的选择”中，凯恩斯用表明就业的“工资单位”、而不是实物产出来界定真实收入和其它统计变量。凯恩斯认为，要研究整个社会的产量和就业量这种总量问题，必须使用工资单位作为价值的计量标准，通过使用一个工资单位作为一种平减指数，凯恩斯获得了一种在总收入中事先给定一个不变工资份额条件下的收入与就业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E代表工资（和薪金）总额，w代表工资单位，N代表就业量，即：E = N w ，也就是说，如果Y=货币收入，N=就业人数，W=货币工资总额，w=货币工资率，那么，凯恩斯的真实收入y=Y/w，劳动者的相对份额=W/Y，因而，（Y/w）（W/Y）=W/w=N，这就表明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所要表明的收入与就业之间的刚性关系。　　

　 　

　 　

　 　

凯恩斯使用的工资总额概念也就是斯密用货币工资总额来表示的总产出，即一种用货币数值表示的国民收入；凯恩斯的工资单位也就是斯密“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所表示的工资单位、即一种货币工资率，它联系到货币对劳动的支配力，因而也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货币化的一个表示。　　

　 　

　 　

　 　

凯恩斯的这种分析即是我们后面要详细阐述的“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这样，通过把货币价值量与就业量这两个基本数量单位联系在一起，凯恩斯表明了企业货币量值的成本收益计算与总支出变动对就业的关系，由此构成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所阐述的对货币经济中失业问题的解释。　　

　 　

　 　

　 　

在上述对收入定义的基础上，凯恩斯对储蓄和涉及到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收入支出变量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和说明。在总支出方面，储蓄只是所得（收入）中没有支出的部分，联系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表明富人的储蓄就是为了积攒货币表示的财富而不联系到任何时间偏好，而投资则是企业家的利润冲动的结果。在总供给方面，凯恩斯批评了马歇尔从技术角度对企业成本的分析，通过“使用者成本”说明由货币计量的成本与技术上的成本是完全不同的，由此构成凯恩斯对总供给与总需求分析的基础。　　

　 　

　 　

　 　

二、货币与利息率　　

　 　

　 　

　 　

凯恩斯彻底否定了新古典理论中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两分法，使货币量值的宏观变量与就业联系起来。这种货币理论与新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在货币数量论中并不存在货币的价值和表示货币价值的“货币利息率”。　　

　 　

　 　

　 　

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在批评边际生产力和时间偏好利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的利息理论，即纯粹货币的利息理论。凯恩斯在《通论》第十三章中指出，这种利息率并不是来自于节俭或资本的生产力，而完全是一个货币现象，它来自于货币的灵活偏好，货币利息率是由货币市场的供求决定的。凯恩斯提出，利息率并不是调节资本的供给与需求或储蓄与投资，而是调节货币的供给与需求，虽然投资或资本边际效率依赖于利息率，但利息率并不是资本的价格或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利息是人们放弃货币的灵活偏好的报酬。　　

　 　

　 　

　 　

在《通论》第十七章中，凯恩斯专门讨论了这种独立于技术关系的利息与货币的特性作为其货币理论的基础，其要点是：这里存在着一种独立的“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而“货币自己的利息率”联系到货币经济的制度因素，由此使货币和利息率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这是货币经济的基础。凯恩斯表明，在加入时间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每一种商品都有一个本身利率或期货价格，由于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皆等于零，所以货币利息率最适合作为一般利息率，从而能在异质品模型中扮演一般计量单位的角色。这种利息率的特性联系到货币的性质，即在货币经济中，所有的契约都是用货币来规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工资单位——这使得货币和货币利息率成为计量单位，货币的灵活偏好也正是由此产生的，即当工资单位和其它资产的价值变动时，只有作为计量单位的货币的价值不变，这种货币作为一般的计量单位和交易媒介是与货币契约、特别是工资契约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工资契约的制度形式，使货币从其它实物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价值表现形式，所有其它商品的相对价格通过“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被加总为货币价值总量。另一方面，这种资本主义的契约关系使货币联系到资本，所有的实物资本品被加总为一个价值资本以用于商业银行货币供给（贷款）的资产抵押。　　

　 　

　 　

　 　

凯恩斯把货币利息率的产生联系到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某种历史环境”，那时财富持有人心目中认为土地的灵活升值甚高，“土地和货币相似，其生产弹性及替代弹性皆可以很低”。土地虽然没有一个期货价格（用土地本身计算）可与债务票据上的利率相比，但是那时盛行于土地抵押借款上的高利贷可作为参照依据。在这里，凯恩斯提到了土地抵押借款。凯恩斯指出，“土地抵押借款以及借款上的利息，固然都用货币规定，但抵押者可以交割土地，清偿债务，而且当其不能用货币来履行债务时，必须交割土地，故土地抵押制度有时很象是种契约，用现在交货的土地，购买未来交货的土地。有时地主出售其土地于佃户，亦先经过抵押手续，则更与此种契约之性质相近了。”（1936，第205页）凯恩斯在《通论》第十七章中明确表明，在“某种历史环境”或特定的经济制度下，土地是最具“货币性”的资产，而货币的生产和替代弹性可以联系到信用关系。因此，资产抵押作为主要的信用关系应该被作为货币、特别是信用货币的生产和替代弹性的基础。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货币信用需要资产抵押，货币供给将受到限制。在资产价值变动的条件下，没有其他的商品能够取代货币（“土地”）。　　

　 　

　 　

　 　

这种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的货币利息率理论对于理解凯恩斯的货币经济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凯恩斯来讲，重要的是货币利息率是作为测量资本边际效率或资本存量价值的标准，由此使资本存量价值通过投资与收入变动结合起来。显然，凯恩斯的货币和货币利息率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标准和利润率概念是相近的，即完全社会关系所决定而独立于技术关系。因此，凯恩斯的货币和利息率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把这种由社会关系或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利息率（利润率）与货币联系起来并放在货币经济中来讨论，正是这种货币利息率使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其基础就在于这种“货币价值理论”。　　

　 　

　 　

　 　

如果我们把货币供给和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依赖于资产抵押，从而使货币根植于“过去（现在）与未来”或持久性资产存量与未来的收入流量，并把货币的信用关系和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归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即可以把凯恩斯的货币和利息理论发展为一种完全不同于货币数量论的货币价值理论，即根植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价值、分配理论的货币理论。由此可以明确地表明，凯恩斯经济学并不是一种非均衡理论或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而是与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完全对立的。　　

　 　

　 　

　 　

上述分析可见，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三位伟大的思想家对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都沿着一条共同的思路，即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特有的竞争与货币的价值计量。斯密发现了市场经济的竞争协调这种古典一般均衡并给予了初步的描述，他的“看不见的手”是对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自动协调机制的最恰当的比喻，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游戏规则就是自由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的游戏。马克思采用其特有的、逻辑一致的价值理论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用以分析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统计变量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从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和为利润而生产的角度，通过对企业成本收益计算反映的国民收入统计变量关系和变动的分析，提出了“利润率下降”这一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凯恩斯则把这种价值理论转变为现实的货币理论，直接针对由货币量值构成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从而可以明确地表明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竞争的游戏规则，并从内生的货币供给出发来讨论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转，通过企业利润的变动来说明有效需求问题，并且联系到这种市场经济的最脆弱的环节——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显然，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所研究的决不是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而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和运行规律。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决不是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而是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表明资本主义竞争的价值理论体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是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而是凯恩斯货币理论的基础。完全建立在生产函数技术关系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带有根本性的错误。

第五章 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竞争与货币　　

竞争无疑是构成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但这种竞争离不开货币，货币被作为竞争的目的和手段，正因为这一点使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区别于其它经济形态或社会制度。因此，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以货币为基础的竞争。遗憾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竟然找不到这种真正的货币，经济学教科书竟然可以离开货币来解释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由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观念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导致了严重的误解，这是必须要澄清的。　　

我们前面对以技术关系分析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但技术关系的研究对于经济分析和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并非没有意义，因为研究社会关系和游戏规则的目的之一是通过竞争来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货币当然只是这种竞争的表现形式，只是主流经济学错误地使用了技术关系的分析。对于技术关系来讲，重要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涉及到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　　

人们在讨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分散决策的交换经济时总是要提到分工，分工与交换是不能分离的，而分工则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机制。就分工理论来讲，其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或促进技术进步，其原因在于人们头脑的分工，这种头脑的分工可以促进知识的增长。例如，100个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和研究同样的问题，可能产生重复劳动，这100个人的脑子就只相当于1个人的脑子，如果这100个人从事不同的工作，在各自的领域里进行研究和发明，就可能产生100种生产各种产品的知识。当然，人们之间可以通过学习来互相了解这些知识（而不是亲自发明），但这依然会损失效率，因为每个人头脑的能力是有限的。这样，最有效率的方法是每个人用他专门的知识生产出产品，然后大家共享，就等于每个人都获得了所有知识的成果。当然，这在市场经济中所采取的形式是交换，这种通过专业化分工的生产再进行交换，将使知识更快的增长。这种知识的增长联系到斯密的“市场规模”，显然，在这一例子中存在着规模收益递增，即参与分工和交换的人越多，知识的种类就越多，通过互相的学习和交换产品可以使知识成倍的增长。就技术进步和知识的增长而言，这种规模收益递增比新古典的资源禀赋不同更易于解释国际贸易，因为人类生产的特征正是技术进步和知识的增长。　　

这里有必要提到哈耶克（1945年）的论点。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正是由于这种知识的特性，某种专门的知识只能是个人的，即分散存在于各个人的头脑中而不能为其他人所掌握，因为这会损失效率，由此才需要市场价格机制。由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是相互连接的，而每一个人又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其他人的知识，这就需要市场价格机制进行协调，市场价格机制是把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信息）联结起来的机制，即每个人把他的知识反映在价格信号上并从市场价格中获得别人的知识，从而通过价格变动来进行相互协调。哈耶克对市场经济的这种解释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但这里不讨论这种信息传递的技术问题，而是要提出人们为什么要发现新的知识和搜寻信息，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功能就在于通过竞争来实现这一点。　　

可以举前面兰格关于计算机与市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在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采用计算机来替代市场是可能的。人们可以把自己头脑中的知识和信息输入到计算机中，由计算机分类和处理，再把所有的计算机联网，人们头脑中的知识就通过计算机联系起来。显然，这是计算机和网络的最重要功能。然而，目前的计算机和网络并没有按照这个方向发展，它首先被用来做游戏和做商业广告，正因为网络游戏和广告的存在，使网络公司得以赢利。这种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并没有替代市场，而是开发了另一个更大的市场，即信息竞争的市场，而只有通过逐步地建立竞争的游戏规则，才能使计算机网络向信息处理的方向发展，而计算机网络的游戏规则取决于市场经济竞争的游戏规则。因此，计算机和网络会向信息处理的方向发展，但却不会替代市场，因为人们更需要市场竞争的游戏。　　

这种竞争来自于人们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人类的突出特性，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独立于技术关系的，比如由血缘所决定的家庭关系。人们的社会活动是决定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这里当然包括共同的生产活动。而在社会活动中，竞争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之前，人们之间的竞争并不直接联系到物质产品的生产，而更多的是政治和武力，象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对人的直接统治与剥削关系。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则转向了生产领域，并且极大地扩展了竞争的范围，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这种技术发明和产品创造的竞争，这是市场经济得以使生产力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实物体系中，人们之间的竞争是难以进行的，因为它缺少一种价值尺度作为竞争的评价标准。为了使竞争能够进行，我们引入货币来作为评价标准，即人们生产和出售产品，然后比谁挣钱多。可以假想一个体系，我们预先把给定的货币平均分发给所有人，然后让他们用货币选票去投票，这样，谁的产品更好就会得到更多的货币选票。但这个货币模型中不存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如马克思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前面对剑桥资本争论的分析表明，当把货币加入到新古典模型中，其相对价格和分配的含义将完全改变了。　　

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不存在知识的垄断和有偿转让问题，一个人发现了新的知识会无偿地告诉别人，而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则是以知识和信息的垄断为基础的。让我们举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比如有甲和乙两个生产者，他们的生产率是不同的，甲生产者在单位时间里可以生产10个产品，乙生产者只能生产5个产品，这种生产率的差别是由于技术不同，只要甲把生产方法告诉乙，乙也可以生产10单位产品。但这里的博弈规则是，甲是不会无偿地把他的技术告诉乙的，除非能够有利可图。这种技术传播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甲向乙提供一份契约，若乙为甲工作，甲付给乙7单位的工资，如果乙认为比他原来的收入高而同意去做工，甲再把生产方法告诉乙，乙所产生的10个产品中，7单位是工资，剩下的3单位成为甲的利润。这种雇佣劳动联系到生产率（技术、知识和信息）的差别与竞争，在这里，保护知识产权和契约履行的法律制度是重要的。　　

比如有一个手艺人可以做出比别人好的陶瓷产品而卖更高的价格，这个手艺人可能考虑雇几个帮工，帮他做一般性的工作（如合泥）而使他只做最高级的技术工作，他付给帮工的工资只需比他们原来的收入高就可以了，由此可以增加他的收入。但他对此并不满足，他考虑招收徒弟，即把他的手艺传给徒弟以增加产量，但这个师傅教的徒弟越多，他的手艺就越不值钱，因为徒弟不仅可以“复制”，而且可以进一步研究而超过师傅。因此，师傅在招徒弟时要定下许多行规，徒弟则必须“尽义务”，即使如此，师傅也不能招太多的徒弟，而且经常要留一手，把祖产秘方牢牢地攥在手里，这就严重影响了技术的传播与发明。如果这里有一个专利法和合同法，师傅就可以注册专利，使用这种技术的人越多，他收的专利费也越多，徒弟则通过契约变为不需要“尽义务”的雇佣工人。　　

在前面甲和乙的例子中，是不是说谁的生产率高就是雇主或资本家呢？不对，因为乙也可以雇用甲，他可以告诉甲，来我的工厂，我可以付12单位工资给你，如果甲同意了，到乙的工厂后把技术告诉了乙，两个人可以生产20单位产品，12单位作为甲的工资，乙则与以前的5单位收入比，将获得3单位利润，甲只是个技术员或工程师，而不是资本家。那么甲和乙究竟谁雇用谁呢？这里重要的是，作为雇主必须为工人垫付工资，否则雇主将只负赢而不负亏，也就是说，必须是资本家雇用工人，资本家必须按照合同预付资本（即支付工资）。那么资本又是什么呢？在新古典理论中，资本是一堆机器设备，而机器设备是不能用来发工资或作为履行工资合同的担保品。这里需要价值资本作为履行契约的抵押品和用于签定契约的“不变的价值标准”。货币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它可以作为签订合同的信誉担保和价值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讲，货币并不是为了方便交易，而是为了签订契约。　　

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占有不同的信息和不断发现新的知识。如果这里存在价格的变动，人们可能通过投机来获取利润。例如，这里将出现商人，他通过贱买贵卖获取利润。然而，这个商人在买卖过程中必须拥有货币，因为他必须使用货币签订契约以保证交易的进行，这联系到市场经济竞争的博弈规则，即每一个人基于他自己的信息和预期在特定的时间进行交易，不论获利还是亏损，他将承认交易的结果，这正是现实的竞争。货币作为传统的、习惯的或制度的原因被用于这种交易，这种使用货币的交易是竞争的最充分体现，即当货币被支付时就意味着交易的完成，或交易双方根据自己的信息对契约的认可，而不能根据（个人的）信息变动而反悔。正是因为这种契约的性质或博弈规则，使得货币成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或最简单和最直接的信用关系。这样，每个人占有的货币或信用关系将决定他签订契约的能力或他的支配能力，如一个商人如果没有货币就不能使用他的有利信息来获取利润，因为他不能在特定的时间和价格条件下把商品买到手。这种市场交易的过程决定了货币作为信用保证的意义，交易过程中的买和卖两个环节是交易双方信息博弈的结果，而每个人头脑中的信息和市场价格则是瞬息万变的，货币交易则意味着交易的完成。　　

现在引入生产，这会得到一个使用货币契约的生产模型，即资本家使用货币（契约）雇佣工人和购买生产资料，然后进行生产和出售产品以获取利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与商人的贱买贵卖是相同的，但这与资本主义之前的商人模型有重要的区别，货币成为支配他人的手段，资本家通过对劳动的支配，把新的技术应用于生产以与他人竞争。货币作为价值标准或货币价格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能够传递信息和简化经济计算或降低交易成本，而且作为一种信用关系是竞争的手段和标准。　　

货币作为一种信用关系来自于特定的竞争的博弈规则，即货币信用是一种履行契约的方式，以使每一个人能够对他的决策负责。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履行他的契约，货币将是不重要的，但这却是极端困难的或不可能的，即使存在着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不可能完全保证合同的履行，因为竞争是以个人头脑中的信息为基础的，它是与失败或破产联系在一起的，从而法律制度只能保证企业破产后的清算，而不是保证签约者是否有能力履行契约。正是由于这种博弈规则，资产抵押成为极端重要的，只有资产抵押能够保证各个人对自己的决策负责，因为没有其他人知道他的决策。可以说，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资产抵押是信用关系的基础。从某种角度讲，如果所有的契约都以充分的资产抵押为基础，每个人的错误决策将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因为他的损失可以由他的资产来抵偿。让我们来讨论这种资产抵押问题。　　

如果信用关系是基于资产抵押，任何资产都可能成为货币。但资产与货币是不同的，由于存在技术变动和对技术的垄断与竞争，所有资产的价值都是变动的，从而不能把资产直接作为签订契约的信用基础。现实中这种资产抵押的信用关系是通过银行来提供的，银行通过相互的资产抵押创造出货币这种对交易者来讲是更稳定的信用关系，以便利交易的进行。换句话说，货币是最具流动性的资产或货币交易是最直接的资产抵押。　　

关于商业银行的产生和货币创造可以用这样的寓言来说明，一个赌徒在输钱之后就把他在银行保存的黄金的收据转给另一个赌徒，另一个赌徒又把这张收据转给另一个人，这张银行收据就成为银行发行的纸币。但这里还有一种更好的说法，雇主要雇用工人需要有抵押，比如甲生产者有一笔资产，是价值100万的地产，但这种地产能作为发放很少的工资的抵押品吗？事实上，这种实物资本作为抵押是很困难的，作为合同另一方的乙如果要能够相信甲，他必须确认甲是否有这笔地产，地产的价格是否会变动以及甲是否会履行合同，显然，这里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信息问题和会产生极大的交易费用。商业银行的产生就是为了保证这样一种信誉和减少交易费用。银行是一个专门的信用机构，甲可以把他的资产抵押在银行，商业银行则根据其资产价值和其变动给他提供信用，比如甲的100万地产在正常条件下的价格变动为20%，则商业银行以地产为抵押，就可以印制80万的货币贷给甲，甲再用货币去雇用乙，这样，所有关于信用的信息和交易费用都交给了专业的商业银行来处理。虽然在现实中，商业银行是以存款来发放贷款，但货币是商业银行根据资产抵押的原则印制的，从而完全可以说先有贷款而后有存款。　　

货币的这一特性是银行和金融市场产生的基础。商业银行也必须使用它的资产作为抵押以获得信誉，但又不同于其他企业，银行本身就是创造信用的企业，银行可以通过信用关系扩大它的信用。例如，银行的贷款是对企业投资活动的担保，一旦企业的投资失败，银行将损失它的贷款，但银行又不可能知道企业投资的详细计划，因为这与博弈规则是相悖的，因此银行减少贷款风险的唯一方法是抵押贷款。例如，银行根据它对不同资产价值和它们的价格变动的估计确定贷款对抵押资产的比例。这样，银行的货币创造就与资产抵押联系在一起，即银行的货币供给取决于可用于抵押的资产价值和它们的价值变动，企业可以通过资产抵押获得增加的货币进行投资。正是这种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内生的货币供给，使货币与资本（价值资本）具有天然的联系，构成由市场经济的博弈规则决定的货币金融体系。　　

在上述基本的博弈规则基础上，产生了市场经济中核心的组织形式——企业。在新古典理论中，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科斯则把企业的组织与交易费用联系起来，而现实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则是竞争的组织结构，它与劳动市场（管理人才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相互联系而构成整体的竞争机制。马克思阐述了这种资本主义企业的基本性质，即在企业中存在着资本、工资和利润的基本关系，资本家预付工资是一种购买，然后通过产品销售而获取利润，由此决定了资本家的权威地位和由权威所组成的管理结构。资本在这里是一种支配权，虽然存在着自由的契约，但在这种工资契约中就包含着资本家的支配权，即你只要签订了契约，资本家就成为“乐队的指挥”，这是资本所带来的权力。　　

上述马克思所讲的似乎只是古典资本主义的企业，而现代企业则具有复杂的组织结构，如新制度经济学所表明的企业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资产的专用性等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这些无疑联系到现代资本市场和股份制企业的组织结构。这里并不否定新制度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研究的意义，但是，目前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过分强调技术分析而模糊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基本性质，即我们前面表明的市场经济基本的游戏规则，这也是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所强调的。这里过分强调“性质”问题是因为它决定着游戏规则，比如经理人员是懂事长任命或雇用的，他具有最终的决策权。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象委托代理理论所讲的董事长与经理人员处于同等的地位（照此推理似乎可以得到技术人员和工人也与懂事长处于同等地位），他为什么要挣钱和投资呢？如果没有董事长的权威地位，那人们在这种游戏中怎么比出高低呢？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人物许多都是“世界500强”中大公司的懂事长，而且他们大多都兼任总经理，他们不仅是亿万富翁，而且控制着企业，当你不能控制企业又怎么能挣到钱呢？说到底，竞争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市场经济中通过货币与资本表现出来，货币之所以成为竞争的标准是因为它对人的支配权力。　　

当然，资本的权威决不等于资本的垄断。懂事长可以决策和任命经理人员，他可以使用他的资本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但是他不能做错了，而且要比别人做得更好，否则他将失去资本和由资本所带给他的权力。现代企业制度和外部的金融市场造就了高度的竞争状态，懂事长或企业家必须在企业内部竞争，委托代理问题中的最大难题是，懂事长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但懂事长又必须用管理和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为他挣钱，这种信息不对称的解决办法是，作为企业家的懂事长必须能够协调好与经理人员的利益关系，通过他的组织和技术上的决策使企业获得高收益，从而能够向经理人员支付更高的工资（包括股份）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但懂事长在企业内部的权威是不容质疑的。　　

对这种资本权威的挑战来自于企业外部的资本市场。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是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信用关系，因而企业家需要以“资本”的信用为基础来获得对资源的支配，但这就会产生“资本垄断”，即可能使没有能力而继承了一笔遗产的人支配有能力的企业家，从而阻碍竞争的效率与公平。资本市场的产生改变了这一博弈规则，使有能力的企业家能够从资本市场得到资金，从而打破了资本的垄断而使竞争成为以信用关系为基础的人们能力的竞争。从实际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是纳斯达克的出现改变了原来的福布斯排行榜，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的福布斯排行榜上前几位的总是那些拥有巨额资本的大财团的家族人员，而90年代后的福布斯排行榜上出现了许多比尔·盖茨这样以前身无分文的企业家。可以说，与马克思时代的古典企业相比，竞争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但游戏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因为这个游戏的宗旨就是要造就拥有巨额财富的企业家而不是坐吃利息的股东，他们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支配着企业并创造着企业的神话。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观念，即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教条，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是由相对价格所决定的，这个教条只适用于没有竞争的实物经济，而不适合于现实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在前面所表述的市场经济的博弈规则中，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只是使生产适合于需求，更重要的问题是竞争，这种竞争的含义是如何使最有能力的人能够支配资源或支配劳动，这里的资源并不是生产要素，而是货币或货币资本，对资本或货币的支配在某种意义上讲意味着资源配置，这里存在着谁能够从资本市场得到货币这一重要问题。因而决定资源配置的并不是相对价格，而是竞争的市场的组织结构或资本市场和企业的结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计划机关或政府官员决定把货币分配给哪个企业，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如果放弃这种计划经济的分配资源的方法，商业银行又应该把货币贷给谁或谁能够在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融资呢？显然，这里需要一个有效的竞争机制来决定对资本的支配，这个机制就是现代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并不是新古典教科书中所说的把实物资本挪到效率高的地方，而是决定谁做懂事长和总经理的竞争场所。　　

俄罗斯市场化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形成有效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如资本市场）之前，就实行了国有资产的全盘私有化，但问题是，谁来当懂事长呢？难怪俄罗斯的许多大企业都被黑社会所把持。　　

目前支配这种经济制度研究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到目前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于说明市场经济的组织，并解释经济制度的形成和演变。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其基本趋向是明确的，对经济制度的解释是以个人效用（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和以产出最大化（帕累托最优）为效率标准来建立理论体系，即新古典范式。以新古典范式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其技术关系的基础上加入了许多涉及到制度因素的假设和概念，如交易、契约、产权、习俗、权威等，通过交易成本和不完全信息的假设使新古典的技术分析扩展到对经济制度的解释。但问题在于，如果经济制度并不完全是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那么从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出发来解释经济制度，实际上已经被套牢在新古典的固定模式中，而这个固定模式的最大缺陷就是新古典理论中完全没有经济制度，而它所能涉及的经济制度或观念则是我们前面表明的新古典理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性质。　　

我们前面反复强调，新古典理论所讨论的只是一种技术关系，其中并不存在现实中的竞争，而以货币为基础的竞争完全独立于新古典理论的产出最大化。经济制度所要研究的是实现这种产出最大化的社会形式，而不是既定的产出最大化。可以举“世界杯”和“NBA”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两种比赛分别是足球和篮球，可以说，两种比赛的球员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但足球和篮球的规则却完全不同，换句话说，这种比赛的规则是不可能从“经济人”的假设中推论出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也不可能从“经济人”的假设中推论出货币，更不能推论出围绕货币进行竞争的社会制度，而这种货币竞争规则却决定着“经济人”的行为准则。　　

无疑，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联系到产出最大化或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经济制度和产出最大化的关系更象足球和篮球比赛，比赛规则的设计并不是进球越多越好，而是竞争越激烈越好，通过竞争发挥出球员的最大潜能。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促进，正是来自于围绕货币的竞争所激发的人们进行技术创新的潜能，来自于与资本主义以前的制度相比给人们带来的自由和平等的竞争。这种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根据产出最大化，而是人类文化的发展所带来的文明和进步。你只要看到这种货币的竞争或游戏不只是联系到物质产品的生产，而且涉及到当今社会中所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领域，就知道这种按照新古典的生产函数来说明经济制度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的缺陷了。　　

当然，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只是经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分析的最大缺陷就是完全脱离了货币竞争的游戏，在完全不讨论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来讨论实物产出的最大化，并试图从产出最大化中推论出游戏规则，这显然是本末倒置的。我们前面对市场经济的所有描述都可以使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乃至推理，但当加入了货币和货币游戏规则，这些概念与推理就与新制度经济学完全不同了，所得到的结论也完全不同。如果我们上述对市场经济中货币的分析就是现实的，那么，当新经济制度经济学把这些概念嫁接在新古典的产出最大化上，就必然会导致其理论的逻辑错误，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至今不能建立完整的逻辑分析体系的根源所在。　　

目前采用新古典最大化方法的新制度经济学遇到的一个困难是，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等非常明确的概念竟然在实际中找不到可用于计量的指标，这使新制度经济学很难理论联系实际，因为实际中所有的统计指标都是货币的，这种货币的统计指标并不直接联系到技术上的生产成本、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新制度经济学家经常说的“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并不能用货币的统计数据说明。林毅夫教授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我国的人民公社进行了制度分析，这当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种完美应用，其所以能够完美应用，正是因为人民公社是一种新古典理论要讨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人民公社中只有实物生产而没有货币。但是，当把对人民公社的推论扩展到企业的“谁雇用谁”的问题上时，这种产出最大化方法就不可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了。实际上，新制度经济学的成就只是表现在扩展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中信息的处理问题，即在“经济人”假设下来讨论这种信息处理的困难，新制度经济学也完全可以应用在给定制度条件下的特殊的信息处理问题上，如他们经常所举的旧车市场等例子，但如果以产出最大化和信息处理为基础来讨论现实的经济制度，将使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完全偏离“制度”的方向，因为作为特定的经济制度或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独立于技术关系的。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难道没有联系到经济制度吗？但他们的理论中根本就没有产出最大化而只有价值与货币。　　

货币与资本积累　　

上述对市场经济竞争的博弈规则的分析都联系到一个最重要的游戏规则，即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利润和资本积累，这是马克思经济学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核心命题。这里的资本积累当然不是新古典理论的机器堆积，随着技术进步，生产机器的工人一定会越来越少。这里的利润和资本积累只是纯粹的货币价值符号的增加，即竞争的目的只是为了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它构成了整个游戏的核心。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和为了便利交易而使用的，它本身既没有价值也没有效用，所表示的只是价格水平，当然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它在宏观经济中总是捣乱或使人们分不清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加入“理性预期”的研究就可以了，从而在经济分析中可以把它排除掉。这种对货币的描述在今天的社会里是不是反感觉的呢？这显然是无视现实的，因为现实中的货币构成了人们竞争的核心，这种价值符号的含义用马克思的话说再恰当不过了——货币拜物教。　　

这种货币拜物教的威力是难以想象的，象许多人说的金钱文化、金钱政治、金钱帝国主义，乃至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被金钱统治的世界里，等等。　　

当然还有金钱和美女。美女为什么要嫁给富翁呢？因为你是生活在这个金钱游戏的世界里，你要去商场、去找工作和在人群中比个高低，当你没钱时会感到尴尬和无奈、乃至被人歧视，而有钱则可以享受金钱所带来的自由和支配别人实现自己愿望的快乐。那些并不缺钱的女明星们为什么也要嫁给富翁呢？反问一下就可以了，她为什么要嫁给所有人都参加的这种货币游戏竞争中的失败者呢？在资本主义产生后，文学作品中“爱情的永恒主题”已经被金钱取代了，文学作品中货币出现的频率似乎远高于经济学著作，而且似乎比经济学家所说的货币要深刻得多。　　

我们这里之所以如此强调货币，是因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要解释的事实就是由货币所构成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所解释的企业和市场也不可能离开货币，但教科书却把所有这一切解释为生产函数而不是货币。我们所要表明的就是，新古典教科书所要解释的一切都只是货币而与生产函数无关。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市场经济竞争的货币游戏。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这种货币游戏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就的工业革命开创了人类把科学技术广泛地应用到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历史，纳斯达克促成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新技术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成为基本消费品生产的“世界工厂”。为什么市场经济具有如此之大的魔力呢？对此，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所能告诉人们的只是它的资源配置原理，但这种资源配置原理在前苏联的试验中是失败的。这不是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竞争，是这种货币竞争游戏使人们能够把竞争引入到生产领域，人们才开始全力以赴地从事这种联系到技术创新的竞争游戏，也只有货币和货币拜物教才能使人们之间的竞争得以进行。试想，在一个没有货币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新古典世界里，每一个人生产的产品都是不一样和不可能比较和竞争的，那么又有怎样的动力去促使人们进行发明创造呢？科学家怎么可以长期蹲在实验室里去从事无人关心的枯燥实验呢？在市场经济中一切都不同了，普通人每天做着发财的美梦在寻找一切机会，不想发财的人为了生活也被迫去经受竞争的磨难，企业家为了享受支配别人的乐趣而在竞争中煎熬，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不仅拿着高额的工资，而且幻想着诺贝尔的奖金，其中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拿着这种崇高的科学荣誉去换取金钱。这种金钱游戏或残酷的金钱竞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最重要内容。　　

这个货币游戏如果是哪一个人发明的，我们一定会向他欢呼。这个游戏不仅使所有的人都参与进来或被迫卷入竞争，而且竞争的目的是由竞争的所有参加者决定的，因为他们拿着货币选票进行投票。这种竞争游戏通过逐渐地改进，使竞争更为公平或为更多的人提供同样的机会。如果人们竞争的不是货币符号，就可能造成垄断，竞争的成功者就可能凭借他的地位和权力阻碍别人与他竞争，当然，资本与货币也具有这种权力，当人们通过修改游戏规则已经使这种权力受到了极大的约束，福布斯排行榜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以前的平民百姓。如果不是货币符号，那些竞争的成功者很难遇到挑战，而现在的福布斯排行榜却在每年更换，即你无论有多少钱都只是暂时的和时刻都遇到挑战，挣钱是没有头的。　　

在一百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就发现了这一切，上述所有的说法都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论据，而且马克思建立了一个近乎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不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而且在经验上也与现实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如我们在前面反复阐明的国民收入的统计变量的性质与马克思用价值（生产价格）表述的公式（如c+v+m）和其所表示的关系几乎是完全相同的。马克思通过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析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由价值符号所表示的利润而不是消费，这种利润就是货币的增值，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性质的说明意味着什么呢？无须否认，马克思反复强调利润来自于剩余价值和对工人的剥削，而且强调由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所导致的不平等竞争，但马克思更强调这种剥削所采取的价值形式与以前社会的区别，因为这一点（剩余价值）正是马克思所发现的。　　

在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不是为了消费后，马克思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竞争和资本积累，在讨论资本积累时，马克思沿用了古典学派的假设，即资本家的利润被用于资本积累，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积累的动机来自于获取利润的目的和竞争对资本家的压力。当然，马克思在讨论再生产时也用到了资本家要把一部分利润用于奢侈品的消费，但我们这里为了表明问题的性质，先采用极端的“消费函数”的假设，即假设资本家的全部利润都用于储蓄或投资，工人的全部工资收入都用于消费，这一假设用来表示一些逻辑命题是方便的。这个假设暗含着，资本家只是使用新技术（通过雇佣劳动）生产产品而获得利润，但全部增加的产出将被工人所消费。由此所推论出来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性质是，资本家获取利润和进行资本积累的目的是用以表明他的成就和社会地位。在这里，财富或资本积累是极端重要的，它是竞争的目的和标准，另一方面，资本还是竞争的手段，即可以支配他人的劳动。凯恩斯在讨论消费函数时对此也给予了类似的说明，富人的储蓄不是为了消费，而“只是单纯的要持有财富，要取得一种权力”（凯恩斯，1936年，第178页），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表明富人比穷人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这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建立在资本家不消费假设基础上的资本积累理论是相近的。这种资本家不消费或不是为了消费而竞争，对于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分配理论是重要的。　　

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资本家工厂中生产的所有基本消费品都是由工人购买和消费的，生产电视机、汽车的资本家当然希望每个人都买电视机和汽车，他所要的只是出售后的货币，竞争和我们后面将要表明的有效需求原理将使每个工人都有电视机和汽车。当然，资本家不是不消费的，而且比普通百姓消费的要高得多，对奢侈品和劳务的炫耀性消费是“货币拜物教”的组成部分，但货币拜物教的更重要方面在于竞争和支配他人的权力和金钱所带来的社会地位，这使资本家的消费不能影响到他的资本积累。　　

那些百万富翁的小资本家们当然想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表明他的成功，但他们是不能把钱花掉的，因为那意味着明天他就不是资本家而要去给别人打工了。而那些亿万富翁们则没有必要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显示他的成功和地位，花时间去消费远不如在商场上竞争更有乐趣。　　

统计数据显示出，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远低于低收入阶层的，而且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低。这已经可以表明这种货币符号的性质了，这是一个比谁挣钱多的游戏。　　

举一个例子，球星马拉多那上千万美圆的收入从那里来的呢？当然是球迷的钱，但球迷们摇旗呐喊向他欢呼，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歌星的演唱会上和其它一些商业场景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游戏，做游戏总要有输赢，马拉多那上千万美圆的收入（如果不消费）只是标志着他赢了，但输了的球迷们则在游戏中得到了乐趣。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巴非特架车到加油站自己加油是不是也显示出一些游戏的味道呢？他当然雇得起人，但他不需要，他需要的只是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名次。　　

在这个游戏中，如果资本家真的不消费，或我们能够通过修改游戏规则来逐步限制和减少资本家的消费，比如象北欧国家把GDP的40-50%通过税收作为社会福利，那么这种竞争游戏的残酷性将大大降低（当然也可能使游戏没有刺激而无法进行）。　　

马克思是不是错了呢？如果针对马克思所说的剥削和消除剥削的设想来说，在今天当然没有实现，但这里有充分的理由为马克思辩护，为马克思的天才思想辩护。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表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体系，不能不归之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认识和批判，在这方面，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位思想家能够与马克思相比。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这种追求金钱所带来的货币拜物教和对人的异化、以及资本对劳动者的支配是极端残酷和不人道的，特别是1825年的大危机造成了大量工人的失业和贫困化，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激发出大量的社会矛盾，当时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游戏，而是真正的阶级斗争。马克思的学说和共产主义运动是不是促使了这种阶级斗争向游戏转化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即使在今天，马克思的学说也没有过时，且不说他的天才的经济理论体系，今天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离我们上面所描述的纯粹的游戏相距甚远，虽然市场经济在一百多年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和人类文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向着游戏的方向逐步修改规则，但货币拜物教对人的异化和资本对劳动者的支配依然充满着这个游戏，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目标还远没有达到，现在的游戏规则必须逐渐地修改，其目标正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中的体育比赛。　　

对于马克思建立在剩余价值基础上的分配理论，在经济学界存在着很深的误解，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这一问题上都是从实物的角度来看待分配问题，从而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只是“价值”（剩余价值）而完全不同于实物。一个形象的说法是，给定一个蛋糕，资本家多了，工人就少了，但这种蛋糕的解释并不是马克思的分配理论，而恰恰是新古典理论的分配理论，即按照各种生产要素在创造蛋糕时的边际生产力进行分配。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与实物的蛋糕完全无关，而只是价值形式上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如果说分配的是蛋糕，那么在资本家不消费的假设下，工人将得到全部蛋糕。马克思从价值形态上强调工资与利润的对立，所要表明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消费的对立，由此来揭示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矛盾和利润率下降的经济危机。这种市场经济的分配理论直接联系到有效需求，当我们表明有效需求原理后就会看到，经济学家激烈争论的这个蛋糕如何分配的问题是个假问题，因为这个蛋糕是假的或根本不存在的。　　

有效需求　　

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由有效需求所导致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周期性经济波动在某些条件下会演变成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且使市场经济难以运转。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所主要针对的正是这种经济波动问题，他们都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马克思从工资与利润的对立来阐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矛盾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凯恩斯则直接用国民收入核算等式和企业的货币成本收益计算来表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然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完全抛弃了这种有效需求的分析，只是采用没有货币的生产函数模型加上刚性价格（工资）来解释经济波动，这导致了分析上的严重错误，并造成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严重失误。　　

有效需求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中产品的实现问题，假设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和利润全部用于储蓄（资本积累），那么问题是所有的消费品能否被工人用工资购买后，能使资本家的投资保持一定的利润率，因为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如果资本家不能得到利润就会解雇工人而停止生产。　　

这里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有效需求问题。在我国，住房问题非常突出，目前存在着大量的失业工人，但又缺少住房，实际上，目前建造住房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那么，为什么不把失业的工人组织起来盖房子呢？人们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由于房屋的价格太贵而很少有普通工人靠工资收入能买得起，即没有需求。但这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按照国民收入等式，无论房子卖1000元还是10000元1平米，都将产生同等的收入，如果把全部收入都用来购买住房，房子将会出清，因为象农民一样，工人也只是自己为自己建造住房，萨伊定律在这里是适用的，即供给将创造自己的需求。然而，萨伊定律却不适用于一种生产是为了利润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即在这一经济中，其全部收入中必须有一部分是利润且必须大于或等于利润率，否则住房将不被生产。比如在每平米10000元的住房中有2000元是资本家的利润，而资本家并不需要住房消费，而是要投资挣更多的利润，这就会使房子卖不出去，这就是有效需求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模型，假设全部工人为100，可以生产120间住房，但工人是被资本家雇用的，即资本家向工人预付资本（工资），这就必须要获得一笔利润，假设资本家支付的工资为100间房子的价值，另20间房子是资本家的利润，即利润率是20％，但问题是，资本家并不是要把房子自己留下来住而是要卖出去，这样就会有20间房子卖不出去。当然，在房子的供给超过需求时，可以让价格下降，价格将会下降到工人用100间房子的工资购买全部120间房子，但利润将完全消失了，从而资本家将不再雇用工人建造房子。　　

马尔萨斯（1820年）最早提出了这一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法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这里可以有一个由服务业组成的“第三产业”，比如宾馆、饭店和娱乐业，资本家可以把20间房子的钱从银行借出来用于“第三产业”的消费，即把钱付给那些服务人员，服务人员再用钱从资本家手中把房子买走，资本家的利润就实现了。但这种方案需要资本家的消费，如果资本家不消费，其利润能够实现吗？　　

当资本家不消费时，可以采用投资的方法来实现利润或有效需求，即资本家把20间房子的钱从银行借出来后全部用于投资，在上述只有劳动的流量模型中，假设是充分就业的，资本家的投资只是提高工人的工资，工资将从原来的100提高到120，从而工人用增加的20单位工资买走资本家的20间房子，资本家也获得了20的利润。但是，资本家的投资增加了，即从100提高到120，因此，在下一期的再生产中，100个工人只有能够生产144间房子，资本家的投资才能获得20％的利润率，换句话说，如果技术进步以每一期20％的比率提高或存在“中性”的技术进步，这一模型将被保持下去，其中，资本家获得名义上的利润和积累的资本或投资（支付的工资），而工人得到全部最终产品。　　

需要说明的是，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这种“中性”技术进步的，即每年的房子不可能恰好按20%的比率增加，如果用实物（房子）来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就不可能保证20%的稳定的利润率，当然，现实经济中所生产的产品都是异质的而更不可能得到“中性”的技术进步。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加入货币而成为货币经济模型，即资本家从银行按20％的利息率获得贷款支付货币工资（而不是按住房计算的实物工资），其所获得的利润也是按货币价值计算的，这样，当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时，住房的价格将下降，反之技术进步减慢时，住房的价格将提高，只要商业银行按照20％的速度增加货币供应量，当住房的价格是完全可变时，则以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率将总是稳定的。这即是现实的货币经济的成本收益计算，它使这种挣钱的游戏不再受技术进步的限制，而是与技术完全无关了。　　

以上用最简单的流量模型表述了有效需求问题，其核心是产品的实现（卖出）必须保证一定的利润率。我们可以在这个简单的流量模型中加入资本存量使其更为现实，比如加入作为资本存量的土地，其保证有效需求的条件就成为投资在土地和工资中的比例必须保持稳定，这个稳定的比率将使工人的工资买走全部住房，资本家的利润来自于地价的升值。而一旦这个比例被破坏，将导致工人的工资买不起住房的有效需求不足，例如自1997年以来我国的房价成倍上升，而包括工资在内的住房的建筑成本几乎没有变动，工人用工资肯定买不起住房。由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衰退将通过企业破产使资产贬值以恢复稳定的比例。　　

以上对有效需求问题的分析表明，这种有效需求与技术或边际生产力是完全无关的，只取决于由货币量值计算的利润率，工资既是产品的成本，又同时决定着需求。这一分析使萨伊定律和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完全失效。按照萨伊定律或新古典理论，只要工资与价格是完全可变的，经济将达到充分就业，可以用这样两个简单的推理来说明新古典理论的教条，即当出现失业时，只要工资率下降到0，即雇用工人是无偿的，工人必然会被全部雇用，因为劳动的边际产品总是大于工资率的，同样，当价格下降到0时，全部产品必然会被“买走”，市场将被出清而不会出现生产过剩。但这个理论错了，它完全抽象掉了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即生产只是为了利润，而成本和利润是由货币价值表示的。我们来看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基础的劳动市场模型：　　

    这一模型是大家都熟悉的，L为劳动数量，W／P 是实际工资，SL 和DL表示劳动的供给与需求，劳动需求曲线即是劳动的边际产品曲线。按照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厂商对劳动的需求将使实际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比如再增加一个工人的边际产品是5个面包，当工资率小于5个面包时他将被雇用，而高于5个面包时他就会失业。这样，失业只是来自于过高的工资率，给定劳动的边际产品，只要出现失业就降低工资，直到0，失业的工人一定会全部就业。这个理论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却是完全错误的。如我们前面在讨论“剑桥资本争论”时表明的，在现实中，厂商并不是根据实物工资率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决定对劳动的需求，而是根据“边际产品价值”来决定，即不是5个面包而是5美圆的货币工资，完整的表述是，如果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是5美圆，工人给他挣到的必须超过5美圆。但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又说了，这里的美圆只是表示价格水平的名义值，厂商和工人在决定劳动供求的时候要把它除掉，就业最终只是由实际工资或实物工资决定的，这一点也是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基础。但是，在现实市场经济的这个货币游戏中根本就不存在可以把异质品加总的“实际工资”，而只有以货币作为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货币工资，这种货币工资当然也是劳动供给的基础。　　

    在上面的有效需求模型中，重要的是，产品是由工人用货币工资购买的，从而工资率将决定工人的边际产品价值或货币价格，那个工人所生产的是5个面包，但面包是多少钱将取决于货币工资率，这样，工资率的下降将使同样的5个面包的“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同比例下降，当工资率为0时，消费需求也将为0或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也为0，从而企业并不会雇用工人进行生产。同样，如果给定货币收入，产品的价格下降会使需求增加，从而在经济衰退时将增加总需求和产品的销售，当价格降为0时，产品当然会“卖光”。但是，在货币经济中，随着价格的下降，厂商的销售收入和收入水平一定是同比例下降的，当价格为0时，厂商的利润也为0，企业也不会再进行生产。由此可以推论，在失业时降低工资和价格并不能增加就业，而只会增加失业，实际中也正是如此，经济衰退时工资与价格的下降伴随着失业的大量增加。因为工资率下降只会进一步减少需求，从而工资率的下降只会伴随着失业的增加，如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资料所表明的，失业的增加是与低工资率相联系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完全错了。　　

    这种有效需求问题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此将在后面详细讨论。这里要表明的问题是，这种有效需求与收入分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构成了市场经济货币竞争游戏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效需求与收入分配　　

    首先我们来讨论前面提出的对马克思分配理论的理解问题。上述对有效需求的分析正是马克思经济学最先提出和系统阐述的，马克思明确表明，两大部类再生产的比例是否协调以保证再生产的进行，取决于生产的实物形态（资本品和消费品）与它的价值形态——工资与利润的收入分配——的关系，当随着资本积累使资本有机构成（c：v）提高，也就是前面有效需求分析中的资产值过高，而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v+m）的分配所表示的剩余价值率不变时，利润率（m／c+v）必然会下降，工人的工资必然小于消费品部门的产出价值而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关于有效需求和利润率下降的分析直接来自于他的价值（剩余价值）和分配理论，或者说与他的价值、分配理论是一个逻辑整体，而他的价值、分配理论的目的正是为了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矛盾，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上述由有效需求决定的分配理论作为对马克思分配理论的解释。同时需要指出，这种对马克思分配理论的解释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分配理论所表示的“剥削”含义的否定，剩余价值当然是剥削，但当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规则完备的货币竞争的游戏时，这种追求货币的剥削将成为一种游戏，反之，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良好的游戏规则，这种追求剩余价值的竞争和收入分配就不仅仅是真正的剥削了，而且会带来人的异化。这种人的异化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钱是万恶之源”。　　

这种由有效需求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正是现实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我们在前面讨论增长理论时解释了除收入分配外的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其它部分，现在来解释收入分配的经验事实。这种事实是，美国在长期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分配的比例一直保持稳定（工资为75%和利润为25%），新古典理论把这种收入分配的比例作为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并反过来论证收入分配由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所决定，对此我们已在前面的分析中给予了充分的说明，即这种收入分配与实物的要素边际生产力是完全无关的，只是取决于价值计量的利润率。这里要提出一个可能令人困惑的问题，美国作为最具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国家，在那里这种货币游戏被玩儿到了极点，资本市场、纳斯达克等等为人们提供了多少一夜暴富的机会，这被人们称作“美国梦”，但统计资料却显示工资与利润的收入分配比例在长期是稳定的，而且美国的基尼系数在长期也相当稳定，这是为什么呢？不是别的，正是前面的有效需求原理决定了这种稳定的收入分配关系。　　

无疑，资本家的目的或资本积累是为了挣更多的钱，但是他的产品必须由工资来购买，当他把挣来的利润不断地投资时，资产值一定会上升，而利润却不能随着无限上升，因为利润的上升就是工资的下降，他的产品一定会卖不出去而导致他破产，使他的投资和资本随之而去。那么，他挣到了利润不投资也不消费行不行呢，比如存在银行里，答案是不行的，因为他只要拿着钱不花，市场上的产品就卖不出去，企业就会破产，银行也会跟着倒闭，他的钱照样随之而去，当然，这是上世纪30年代以前的情景。实际上，富人的钱大多在股票、证券和地产上，富人想多存钱而不消费一定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衰退而使资产值暴跌，以恢复到保证有效需求的稳定的比例，这也是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这就是有效需求所决定的收入分配。　　

存钱不行，那么资本家消费或把钱花掉行不行呢？当然行，但这里要告戒的是，他如果过分消费就是傻瓜了，因为有效需求原理会限制资本家的消费。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如果所有的资本家都想把股票卖掉去消费，那股票将一分钱都不值，地产和其它资产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不是实物经济，股票、资本和货币本身就是价值符号。比如，整体的资本家不行但个别的资本家是可以消费的，这种消费可以分两类：奢侈品的炫耀性消费和劳务消费。对于商品消费，许多高价的奢侈品实际上只是在资本家之间转移收入，这种奢侈品的生产在一定的假设下会减少资本家的利润。一个人是不能同时开两辆汽车的，如果他非要买两辆汽车表示他的富有，那以后出了更好的汽车时他可能就没钱买了，因为他拿钱进行消费必然损害他挣钱的能力，他可以买珠宝首饰和古玩名画来显示他的成功和高人一等，这些东西如果不花费别人太多的劳动，对社会是没有损害的，但这些东西如果作为消费品来显示资本家的地位，那根本比不上银行存款上的数字更有力，除非它们具有投资价值或可以升值。对于劳务的消费来讲，比如资本家雇人为他建一座豪宅，然后雇许多的佣人为他服务，这是实实在在对劳动的剥削，但在竞争的劳动市场上，如果许多资本家这样做，必然提高工资率而使资本家雇不起人，他当然也会在以后的竞争中失败和挣不到钱。这里用新古典的边际效用原理来说明资本家把钱用在消费和竞争的替代选择上是合适的，相对与竞争来讲，消费的替代性太差，而且边际效用随着消费的增加会大幅度的递减，因为货币和资产等价值符号根本就不是为消费设计的，而是专门为竞争设计的，你要把它用错了地方（消费）是会吃亏的。另一方面，竞争规则和社会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当然是要消除剥削而从各个方面去限制资本家的消费。　　

对于普通工人的消费来讲，相对于市场经济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市场经济这种货币竞争的游戏使他们能够越来越多地消费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并享受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因为市场经济的竞争就是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增加产出而获取利润，有效需求也迫使资本家遵守货币竞争游戏的规律。可以说，超市和主要大商场中的产品都是由工人购买的，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即使是最贫穷的家庭依靠政府的补贴（美国家庭最低收入标准是1万美圆，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0美圆）也可以到超市买到能够保证生活的产品，而且可以买辆旧汽车。这似乎是在证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确实使那些完全从私利出发的资本家做出了有利于社会的事，它可以表明市场经济中由有效需求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对劳动者的意义，而且这种货币竞争游戏完全可以向着更加文明和更为人道的方向发展。　　

以上对市场经济的描述是不是太美妙了呢？是的，上面所说的可能只是一种纯逻辑的推论，所列举的事实也只是把有利于逻辑推论的方面摘出来。在现实中，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我们对于这一点当然是承认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当然要象马克思那样无情地揭示市场经济的这些矛盾和给予无情的批判，而这正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即在研究这种游戏的规则的基础上表明它的运动规律和矛盾，通过修改游戏规则使它向好的方向发展。经济学不是研究生产的技术关系，而是要研究特定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虽然技术关系的分析是有用的。　　

　 　

第六章 货币经济的宏观模型与经济波动　　

市场经济并不能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由竞争下达到协调，自1825年英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后，规则的周期性经济波动一直困扰着资本主义经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其接近崩溃的边缘，自战后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经济之后，这一状况并未明显好转，整个70年代西方国家都在滞涨中挣扎，这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美国在经历了90年代的繁荣之后，从2000年之后开始了经济衰退，至今尚未复苏，日本则在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从1989年至今经历了长达15年之久的停滞，自80年代拉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出现金融危机，到1997年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几乎所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可以说，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找不到对此的任何解释，而且对于危机的治理完全束手无策，不仅不能对经济危机进行预测，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指出这种危险的存在，而是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赞叹之极，而且在经济衰退后开出的治理药方使许多国家倍受煎熬，如日本几乎成了这些药方的试验场，无怪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经济学界严加指责。我们必须抛弃主流经济学，重新建立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体系。　　

收入-支出模型与有效需求　　

一、收入-支出模型　　

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都把有效需求作为研究经济波动的核心问题，如我们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有效需求不足产生于由高投资所导致的资产值对收入的比重过高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重下降，由此导致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而造成经济衰退。现在，我们采用现实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来讨论这种有效需求所导致的经济波动问题。　　

首先，修改主流经济学的收入－支出模型（C+S=C+I），按照国民收入核算“收入法”的统计，把收入一方改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即前面表述过的收入——支出模型：　　

W＋d＋r＋p = C+I　　

其中，收入方：W为工资，d为固定资产的折旧，r为利息和p为利润，总支出由消费（C）加投资（I）构成。　　

这种收入法的分类是目前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所使用的，原来的统计为：W＋d＋T＋R＝GDP，这里不考虑政府的税收（T），把营业赢余（R）划分为利息（r）和利润（p）两部分。　　

当把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率加入到收入－支出模型中，重要的是考察企业是否能够盈利或亏损，这一点是本模型的一个重要特性。这一模型中的收入一方可以表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个部分所组成，固定成本包括折旧和利息，可变成本由工资构成。这样，企业的总成本由工资（W）、折旧（d）和利息（r）构成，当总支出（C+I）超过成本时，厂商将获得利润（p）。这样，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则总支出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盈利或亏损，即：　　

p =（C+I）-（W＋d＋r）　　

在这一公式中，企业的固定成本D＋r 取决于原有的资产值（K）和折旧率（δ）与利息率（i），即企业的折旧为：D＝δK，为了简化，这里先不考虑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则利息为：r＝iK，资产值（K）是由以前的投资所决定的，即：K=ΣI-Σd。可以把上面的公式改为： 　　

W＋（δ＋i）K+p＝C＋I　　

加入企业以利润为经营目标的假设，这样，企业增加或减少产出和是否扩大投资的决策取决于利润量，即当p>0时，企业将扩大产出和投资，而当p<0时企业将减少产出和投资，我们将得到上述模型的均衡状态，即p＝0。让我们在这一简单模型的基础上来讨论稳定状态的条件和经济波动。　　

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则这一模型的均衡条件或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为经济增长率DY/Y（Y＝GDP）不变，资本－产出比率K/Y不变，工资对折旧的比率W/D和消费对投资的比率C/I以及投资对资本存量价值的比率I/K都是不变的，从而收入在工资与利息（利润）之间分配的比率W/r也是不变的，从而r/K＝i。上述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来自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关系，一旦利息率被给定，则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将取决于利息率。上述稳定状态均衡的条件正是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即由统计资料所显示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事实。　　

这里重要的是投资流量和资本存量之间的联系，即本期的投资流量将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即K_t＝K_t-1+I_t，d_t＝d_t-1+δI_t-1），从而构成了这一模型稳定性的内在机制。在上述模型W＋（δ＋i）K+p＝C＋I中，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在短期的一个重要性质是，由于资本存量价值是给定的，从而企业的固定成本是给定的，如果假设工资率是给定的，则利润完全取决于总支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当由某种外在因素导致了投资的增长率超过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则企业会出现赢利，即p>0，如果假设企业的投资取决于利润，则利润的增加会引起投资的增加和产出的扩大，而投资的增加又会使利润增加，从而引发更多的投资。但在上述模型中，本期投资的增加将使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价值增加，从而使折旧成本和利息成本增加，因此，要使增加的投资能够获得利润，则投资必须以累积的比率增加，同时，上述保持稳定状态条件的各种比率也将以累积的比率变动，但这种累积的比率是不可能持续的，而一旦投资的增长率不再能以累积的比率增加，就会导致企业的亏损（即p<0），从而使投资下降，投资的下降又会使利润下降或亏损增加而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因此，只要利息率不变，则经济将围绕着由利息率所决定的增长率周期性波动。　　

需要再次申明的是，在前面讨论的模型中完全采用名义变量而不再考虑价格水平。显然，当考虑到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决定企业是否盈利的只是名义收入流量的变动，因为企业的成本（不仅固定成本，而且包括可变成本的工资率）都是预先给定的，即存在着企业在投资支出时的货币支出或预先的货币契约，主流经济学区分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　　

二、有效需求　　

现在利用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来讨论有效需求问题，即前面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决定。有效需求问题可以用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来表示，这一模型的稳定状态要求收入分配的比率等于产品成本的比率，即在稳定状态下，模型中表示收入分配的工资对利息（加利润）的比率W/（r＋p）和产品成本中工资成本对折旧和利息成本的比率W/（d＋r）将是不变的，唯此才能保证工人购买全部消费品而资本家得到稳定的利润率或利息率，因为工资不仅仅是成本，而且决定着需求。因此，这种有效需求的条件能否满足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变动和企业成本的变动。　　

首先来看消费需求的决定。对于消费函数的讨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完全抛开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假设，即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而这一假设涉及到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并不意味着在长期消费随着总体上收入水平的增加而下降，因为这将打破稳定状态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意味着具有不同收入的阶层其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是不同的，或者说富人比穷人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假设，消费函数将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差距或消费倾向的不同来自于工资收入与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的不同。可以根据模型把收入划分为三类：工资、利息和利润，则现实中利息和利润收入的消费倾向要远低于工资的消费倾向。在前面模型的收入一方（W＋d＋r＋p）中，不考虑折旧D，W表示工资收入，r表示利息收入，p表示利润或经营收入。我们可以把消费函数表述为：C = f{W/（r＋p）}，即消费倾向的变动与收入分配的变动直接相关。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收入分配是如何决定的。　　

首先来看工资的决定，我们先抛开前面关于收入分配争论，只从简单的方式来考虑这一问题。企业在作投资计划时，必须给定工资，否则就无法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另一方面，由于工资合同的存在，工资也具有刚性。但工资作为“可变成本”是可变的，工资的变化基本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和就业状态或失业状态，当经济高涨和企业的利润高时，工资率将上升，就业也会增加。但工资的上升比例不会超过利润的上升比例，即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会下降。当经济衰退和企业利润下降时，企业将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但利润可能下降的更多，从而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并不一定下降。从短期分析来看，为了考察利润的变动，可以把工资视为给定的。　　

再来看利息的决定。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取决于利息率和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假设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不变的，可以把利息直接联系到资本存量。由于r＝iK，假设利息率（i）不变，则随着资本存量价值（K）对收入流量（GDP）比重的增加，即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将增加。在经济高涨阶段，投资的增加将使资本存量和利息增加，但在经济衰退阶段，由于存在着以前的契约，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一定下降，反而可能提高。　　

现在看利润（p）的决定。如我们在前面表明的，对于企业的固定成本折旧和利息，给定折旧率和利息率，则在短期分析中，企业的成本可视为给定的，比如每年的折旧和利息在年初就被给定了，如果假设工资也是给定的，利润将取决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将使利润上升，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则会使利润下降。一般条件下，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是提高的，而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衰退阶段则是下降的。　　

这样，当投资的增加使经济增长率提高时，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将使利润增加，另一方面，增加的投资将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这使得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重提高，如果假设利息率不变，则将导致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如上所述，当经济向上波动和投资以累积的比率增加时，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中利息和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提高或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即W/（r＋p）降低，从而使消费倾向下降或储蓄率提高。　　

现在来看经济高涨时企业成本比率的变动。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存量价值对收入流量的比率将提高，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这将使企业的成本构成中工资成本对非工资成本或折旧与利息的比重下降，或可变成本对不变成本的比重下降，即W/（d＋r）下降。加入前面讨论的收入分配的变动，即经济高涨时工资收入对非工资收入的比重下降W/（r＋p）。这样，随着经济扩张，一方面是消费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是产品成本上升，到了一定的阶段，必然形成工人的工资买不起企业按现行成本生产和定价的产品了，而此时如果企业降低价格就会引起亏损。　　

这里需要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当消费支出下降时，能否通过投资支出的增加来弥补，仅从前面的推论即可否定用投资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的可能性，因为投资的增加虽然可以在当期增加需求，但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将会使下一期的收入分配和成本构成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当企业的产品积压而不得不降低价格时，企业将根据马歇尔的短期成本函数行事而力图使其减少亏损，即解雇工人，失业的增加也会使工资率下降，但这又会进一步减少需求。因此，降低工资并不能减少而只会增加失业。当然，如果企业提高工资和增加就业将会改善有效需求，但这只是逻辑上的推论，因为这将增加企业的亏损，企业或资本家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当消费品市场萎缩和企业严重亏损时，投资将大幅度下降，即使利息率能够下降，由于产品大量积压，企业也不会找到任何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　　

这样，有效需求可以用两个比例的关系加以表述，即工资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和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即W/（d＋r）和W/（r＋p）。这两个比例的关系正是这一体系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的关键所在，给定消费倾向和利息率，这里将有一个唯一的均衡能够保证企业按照成本和给定的利息率或利润率售出产品或出清市场，换句话说，这一模型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消费倾向和为利润而生产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这种成本收益计算是按货币价值进行的，而与技术完全无关。这就是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　　

三、总供给与总需求　　

当表明了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这一体系的性质，我们可以重新讨论总供给与总需求问题。在主流经济学中，总供给完全取决于生产函数，而总需求却是总支出或货币支出，二者是不协调的。我们这里把总供给改为企业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成本函数，而总需求则取决于企业的成本函数所决定的利润率和收入分配，因此，与主流经济学不同，这里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联系的。　　

现在，我们采用成本收益分析和马歇尔的短期成本曲线进一步说明前面的问题。如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所表明的，企业的成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固定成本、可变成本和利润，其中固定成本取决于资本存量，可变成本取决于工资总量，利润为销售额减全部成本。上述成本函数可以采用马歇尔的短期成本曲线来表示。　　

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不变成本曲线的水平取决于固定成本的价值，假设工资率不变，则可变成本曲线为一条向上倾斜的直线，即可变成本随着就业和产出的增加同比例上升，其斜率取决于工资率。在总支出一方，消费取决于工资总量，投资取决于利润，则给定工资总量和利润，将得到总需求数量，由于图中的坐标分别为价格与产量，从而总需求曲线为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总供给与总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产出、价格、利润以及就业。　　

现在，我们来看这一模型的动态变化。假设企业的投资增加，从而使总需求增加和利润增加，利润的增加又会引起投资的增加，虽然投资的增加可以增加总需求，但投资的增加又会使下一年的固定成本增加，如图所示，FC曲线将向上移动FC'。这里重要的是总投资中购买资本存量和用于工资支出的比例。在上述模型中，当收入增加时，利润就将增加，从而引起投资的增加，当经济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工资率将上升缓慢，从而使投资中用于购买资本存量的部分增加，而当投资用于购买资本存量，就会引起利润的进一步增加，由此导致投资和经济高涨。　　

如果用两个部门模型来表示，则经济高涨时资本品部门的扩张快于消费品部门，将使工资的比重下降。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由于当期的投资购买资本存量而引起的资产增值会计入当期的利润，从而必然会在一定时期使利润增加和投资增加，但由于这种利润的增加只能引起投资的增加，而消费则取决于工资的增长。投资的增加又会引起固定成本（折旧和利息）的增加，当投资与消费的比率或投资中用于购买资本存量与工资的比率达到一定的程度，则必然导致利润的下降，而利润的下降所引起的投资的减少又使利润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实际上，上述对企业短期成本收益的分析已经表明了有效需求的性质，即有效需求问题来自于企业能否获得利润，给定消费函数或假设资本家不消费, 则利润取决于企业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比率和收入分配，在投资取决于利润的条件下,当企业按照短期成本函数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经济一旦脱离了稳定状态，则必然会导致经济波动，从经济衰退到复苏的过程更能表明这一点。　　

当投资与利润减少引起经济衰退时，由于过高的固定成本和收入分配中工资所占的比重过低，企业已经无法通过正常的方式赢利，如增加投资虽然可以增加总需求，但又会使下一个时期的固定成本增加，提高工资虽然可以使总需求曲线向上移动，但提高工资首先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而使企业遭受更大的亏损。实际上，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的比例失衡，即使所有企业都提高工资也不可能使利润增加而走出困境，而要恢复正常的比例只有在提高工资的同时降低产品的价格，即越是亏损越是提高工资来增加亏损才能使经济走出衰退，而这一点是企业不可能做到的。在经济衰退时期，企业将按照马歇尔的短期成本函数所决定的的利润最大化行事，即随着价格的下降而减少可变成本和产量，工资率的下降又会进一步减少需求和价格，直至到企业的“停止营业点”。　　

总需求曲线将与工资成本曲线一起下降，而企业的固定成本则保持不变，这样，总支出将无法弥补企业的成本而导致企业亏损。如前所述，当经济处于这种状态时，克服衰退的唯一方法是企业的破产，当企业破产后其资本存量将贬值而不再计入成本固定成本，即固定成本曲线将向下移动，这就会使企业从亏损转为赢利。　　

按照上述分析，经济衰退来自于经济高涨时改变了收入分配结构和成本结构，即产生过高的资本存量价值和收入分配中非工资收入的比重过高。因此，要使经济恢复平衡只能是资本存量贬值以恢复原有的比率，同时改变收入分配的比例。市场经济中自我调节的方式是，当经济衰退而引起企业亏损时，商业银行也将减少货币供给（否则将导致银行的亏损和倒闭）和向企业追债，这必将引起企业的破产，对此，只要知道破产的含义即可理解这一问题，企业的破产就是让过高的资本存量价值从帐面上销掉，正是这种企业的破产，使不合理的比例得以恢复。由于富人或资本家的储蓄是以股票和地产的形式存在的，从而企业的破产和资本存量价值的下降将改变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和企业成本结构的向相反方向的变动会使经济得以复苏和进入下一个周期。　　

从这种企业的破产和收入分配变动的分析中，可以更明确地表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有效需求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资本家的利润只是为了资本积累而获取更多的利润，但有效需求将决定工资与利润的比例必须保持稳定，收入分配在经济高涨时向富人倾斜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随着企业的破产使富人的财产减少，收入分配将恢复原有的比例，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中的有效需求是可以自动调节收入分配的。　　

在上述经济周期过程中，企业的破产和资本存量价值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实际生产能力的下降，就象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并不意味着实际生产能力的下降一样。实际上，经济周期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动调整过程，如果只存在企业的破产，它只是把资本存量价值降下来，同时也是一个竞争的过程，企业的懂事长也通过企业的破产而更迭，工人的失业也是暂时的，会随着经济的复苏而重新就业。然而，如果随着企业的破产而导致了商业银行的破产，就会引起严重的信用危机，如30年代的大萧条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信用的瘫痪会对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甚至需要重建货币金融体系。实际上，在上述模型中，企业的破产必然联系到商业银行的破产，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总是与金融危机相联系的。　　

货币金融体系与经济波动　　

现在来讨论货币金融体系和它的稳定性问题。如前所述，所有宏观经济变量并不是来自于任何实物生产的技术关系，而只是来自于货币金融体系。在这个货币金融体系中，所有的宏观变量都只是整个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由资产抵押和获取利润的动机所决定，这些宏观变量要求保持稳定的比例，经济波动只是这些变量围绕稳定状态的波动。　　

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了一个极端简化的货币经济模型，在模型中采用了一种不现实的假设，即企业的全部资本都来自于银行信贷，显然，这种假设的含义是，企业投资的所有的风险都将由银行承担，这就必然使企业对货币的需求无限大而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前面在讨论有效需求的经济波动时表明，在经济衰退时，企业的资不抵债会使企业破产，而企业破产只不过是把过高的固定资产价值从帐面上划掉，并撤换掉不成功的经营者，经济高涨时的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也会随着资产的贬值而得到调整，一旦资产价值和收入分配得到调整，经济就会复苏，失业的工人可以重新就业，而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或者说，仅仅就前面的有效需求问题而言，市场经济是可以自动调整而不会产生严重的危机。然而，如果由于企业的破产而导致商业银行的破产，就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使整个信用体系崩溃。从实际经验来看，30年代的大萧条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国70年代的严重通货膨胀和日本90年代以来的长期停滞都是由于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或遭到破坏所造成的。因此，表明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运行和稳定性的条件是极为重要的。　　

前面的分析表明，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取决于资产抵押，这种资产抵押只能是企业的自有资本，这样，我们在模型中加入股权来表明企业的自有资产。当加入了股票来表示资本的所有权时，货币金融市场就由股票市场和银行信贷市场组成，企业的总资本也由股本金和银行贷款构成，即企业的总资产分为股东权益和对银行的负债，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负债对总资本的比率）。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变动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将意味着商业银行的风险加大，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低，则货币金融体系越稳定，因为银行贷款将有更多的资产作为抵押，从而企业的破产对商业银行的影响较小。但怎样的资产负债率将是稳定的或最优的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而是把稳定的货币金融体系的资产负债率归之于特定的经济制度或货币金融体系。这里只是强调每一个特定的经济制度都有其稳定的资产负债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资产负债率的变动对稳定性的影响，比如，当资产负债率超过稳定的比率，则货币金融体系将出现紊乱。我们需要得到这种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状态，同时表明围绕这种稳定状态的经济波动。　　

一、内生的货币供给模型　　

这一模型由家庭、企业、银行和股票市场构成。首先，我们在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中加入家庭的资产选择和货币金融体系。在模型：（W＋d＋r＋p＝C＋S＝C＋I=GDP）中，不考虑折旧，把收入全部作为家庭的收入，储蓄转化为企业的投资是通过货币金融市场进行的。这里把金融市场划分为两部分，商业银行和股票市场（或资本市场）。全部资本存量（K）为银行贷款（DD）加股票价值（E），即：　　

K=D_D+E 　　

这样，前面公式中的GDP就表示家庭的总收入（可以把折旧d作为企业保留的收入），W表示工资收入，r为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p为股票收入。给出银行存款利率i和股票的收益率iE，则家庭的利息和股息收入取决于各种资产存量总值和它们的收益率（即r=D_Di，p=EiE）。全部收入划分为两部分，消费（C）和储蓄（S）。对应于资产，全部储蓄划分为银行存款（ΔD）和购买的股票（ΔE）（即S＝ΔD＋ΔE）。对于购买股票，这里假设不存在股票的二级市场，家庭所购买的股票将全部转化为企业的投资。　　

与家庭储蓄的划分相对应，货币金融市场由两部分构成，商业银行和股票市场，商业银行的存款等于D，股票总值为E。假设商业银行的准备率为R，则贷款为D（1-R），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D（1-R）/（E+DD）。显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家庭的资产选择直接对应。这里先不考虑家庭的资产选择是如何决定的，而是在上述简化的模型中表明货币供应量和与之相应的名义GDP增长率的决定。　　

最初家庭有一笔储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存入银行，另一部分购买企业股票，企业以发行股票筹集的自有资本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作为信用中介，从家庭吸收存款，向企业发放贷款。企业和家庭之间的联系有两条途径：在股票市场上，家庭购买企业股票，企业向其支付股息；在劳动市场上，企业雇佣家庭的劳动者并向其支付工资。　　

现在假设企业看中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它首先在股票市场上发行一笔股票，筹得资金E，然后以自有资本E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根据E，按照它认为合适的比例向企业发放贷款。设银行存款为D，准备率为R，向企业发放的贷款为D（1—R）。设а为贷款对股票价值或企业自有资本的比率，即а=D(1-R)/E。这里还可以得到企业的资产负债率β= D(1-R)/(E+D(1-R))，а、β之间的关系为β=а/(1+а)。自有资本E和银行贷款D（1—R）形成企业的资本存量，其增量（ΔDD＋ΔE）为企业的投资（I），用于购买固定资产、资本品及雇佣工人进行生产。生产周期结束后形成一笔价值量，其构成为工资（W），固定资产折旧（d），利息成本（R）和利润（π）。设利润全部形成股息收入，并且忽略银行存、贷款利率差额，则W、r、π 全部形成家庭收入。家庭把它的储蓄按一定比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存入银行，形成存款增量ΔD，另一部分用于购买企业股票，形成企业自有资本增量ΔE。现在银行存款总额为D+ΔD，企业自有资本总额为E+ΔE。假设企业想继续投资，那么，它可以再次用其自有资本E+ΔE申请银行贷款，从而进入下一个生产周期循环。　　

以上，我们建立了一个内生的货币供给模型，或者说是以内生的货币供给的货币金融体系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这一模型与主流经济学模型的区别是：　　

第一，在这一模型中加入了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内生的货币供给，由此构成纯粹的货币经济模型；　　

第二，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或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与货币金融体系是不可分割的。　　

这样，我们可以把前面对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分析与货币金融体系的分析连在一起，而目前宏观经济学所认为的作为实际变量的国民收入流量只是整个货币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可以把它们完全作为货币量值来处理。例如，在这一模型中，资本只是作为银行信贷的资产抵押，储蓄只是向商业银行提供的可贷资金，消费和投资将构成企业的营业收入，等等。这些宏观变量的意义就在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上述模型可以表示出与主流经济学完全不同的性质，其基本特征是可以表明所有宏观变量的决定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而是内生于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宏观变量只是企业、银行和家庭的货币流程图，其内在联系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即家庭的货币储蓄是为了获取以货币表示的财富增殖，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是为了获取以货币表示的利润，而联系企业贷款和家庭存款的商业银行以资产抵押为基础决定货币供给，由此形成一种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因此，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货币量值的决定和其变动（或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都只是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的稳定性问题。　　

二、内生的货币供给　　

采用上述模型可以进一步说明内生的货币供给。可以从实际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和实际中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讨论这一问题。首先来看货币供应量的统计。目前统计中所使用的M2是由现金、活期存款加定期存款组成的，显然，这种对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就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方。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有一个基础货币的概念，而基础货币的定义和统计则是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由于中央银行的资产或负债来自于商业银行上交的准备金，因此可以根据教科书的原理来说明上述对货币的定义和统计，即商业银行的负债除以中央银行的资产将等于货币乘数，或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乘以货币乘数等于货币供应量。　　

实际上，从上述货币供应量的统计上可以很容易地表明货币供应量是如何变动的。显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来自于商业银行负债的增加或存款的增加，那么，商业银行的存款是如何增加的呢？先不考虑中央银行，这里，只有这样一种方法能够增加商业银行的存款，即商业银行先用存款发放贷款，当企业或家庭把贷款支出后转化为收入，然后家庭和企业再把收入存入商业银行，这样，商业银行的负债就增加了。当然，由于中央银行收取准备金，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也增加了。在这个体系中，货币供应量是一笔负债或来自于商业银行的负债，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债务凭证，如前所述，商业银行发行的货币是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那么，中央银行是否可以发行货币呢？　　

在讨论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之前，我们先来看国债，从前面对货币性质的说明来看，国债具有货币的性质，即国家以其信用为基础发行的债务，虽然国债不能用于商品流通，但国债可以通过商业银行转化为货币来购买商品，即把国债转化为政府对商业银行的负债，再由商业银行发行货币。显然，中央银行要发行货币或控制货币供应量可以采用国债的方式。但我们这里所讲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并不是指这种方式，而是另外的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发行货币，另一种是通过控制商业银行来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　　

先来看中央银行直接发行货币。如前所述，中央银行可以发行货币，无论调整准备金比率和对商业银行进行贷款以及购买债券，比如中央银行直接购买政府发行的国债。但这样一来，中央银行将完全取代商业银行发行货币的功能，或者说，中央银行已经不是管理商业银行的机构，而是与商业银行并行的货币发行机构。与商业银行不同，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基础并不是资产抵押，而是凭借国家的信誉，这与国债有相似之处。　　

对于通过控制商业银行来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比如可以把中央银行的三大政策工具作为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方式，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中央银行能否完全控制货币供应量。从前面对货币供给的说明来看，中央银行要想控制货币供应量，它必须能够控制或完全控制以下几个环节：（1）商业银行向企业的贷款；（2）企业向商业银行的借款；（3）企业和家庭对商业银行的存款（以及它们的货币支出）。显然，在企业和家庭具有独立自主权或利益动机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控制是很难办到的，一个特殊的例子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银行或财政部完全控制着这些环节，从而控制着货币发行，但在这种体制下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的，这显然与我们所要讨论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同的。而且，当中央银行控制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时，是否会违反商业银行的资产抵押原则而引起货币金融体系的紊乱呢？　　

如前所述，内生的货币供给是把所有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宏观变量联系起来并保持其稳定性的主要机制，调节货币供给则意味着对系统协调机制本身的调节，如果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货币供给的控制改变了这种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那货币金融体系的平衡又由什么因素来调节就成为严重的问题了。因此，充分表明这种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和其运行的机制对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而建立在外生的货币供给基础上的货币及财政政策会对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造成严重的危害。　　

三、稳定状态的货币供给增长　　

现在，我们来看前面模型的稳定状态条件。假设全部货币等于收入流量（即M＝W＋d＋r＋p＝C＋S＝C＋I），并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名义GDP将取决于货币供应量。全部货币供应量等于总产出，即C＋ΔD（1-R）＋ΔE，投资支出等于银行贷款加家庭购买的股票，即I＝ΔD（1-R）＋ΔE。在上述模型中，一个重要的性能是，只有商业银行可以发行货币和收入的交易必须使用货币，从而当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时，收入流量的增长率将等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由于假设不存在消费信贷，则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只能通过企业贷款和投资的变动进行。　　

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决定货币供应量、从而名义增长率的决定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取决于最初的银行存款数量（D）和储蓄中银行存款与股票的比例（ΔD/ΔE）和商业银行准备金比率（R）。　　

在上述模型中，货币供给完全是内生的。企业的投资需求是货币需求的唯一内容，银行向企业提供的贷款是货币注入经济的唯一形式。银行根据企业的抵押资产的价值决定贷款从而确定货币供应量。模型中影响货币供应量的主要是几个比例关系：家庭储蓄中银行存款与股票价值的比例k（最初为D/E，进入循环后为ΔD/ΔE，设D/E=ΔD/ΔE=k）；贷款额与股票价值的比例а以及银行的准备金-存款比率R。只要没有外部冲击且k，R，а这三个比例保持不变，模型就处于一种稳定状态，银行存款以稳定的比例增长，企业的股票价值、抵押资产的价值以稳定比例增长，银行贷款以稳定的比例增长，从而贷币供给以稳定的比例增长，保持投资和生产的稳定循环。　　

现在我们讨论k，R，а这三个因素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先来看k，它取决于家庭的资产选择。与稳定状态相比，假设现在家庭把更多的储蓄采取银行存款的形式，即存款与股票价值的比例k上升。这会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银行的可贷资金增多，另一方面企业的股票价值的增长率下降。也就是说，企业的抵押资产的价值的增长率下降，如果假设а不变，银行将减少对企业的贷款，从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下降。　　

再来看R的变化。假设银行为提高流动性决定上调准备金-存款比率R。这样做的结果是银行的可贷资金减少，由于企业的抵押资产价值及银行认为根据抵押品价值可发放的贷款的合适比例а没变，这时对于银行来说，出现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这里暂不考虑利率的变动对供求的调整，假设银行只是根据可贷资金的多少决定贷款额，那么R的提高将使可贷资金减少，从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下降。　　

最后考察а的变动。假设银行根据自身对经济、金融状态的判断决定既定数额的贷款需要有更多的资产作抵押，即а下降，这样，由于企业股票价值的增长率不变从而抵押资产的价值的增长率不变，а下降使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额的增长率下降，也就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下降。　　

以上讨论说明：k上升、R上升，а下降将分别导致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下降。从中可以推论出，k下降，R下降，а上升将使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上升。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中当k和R的变动引起银行的可贷资金和贷款需求失衡时，我们假设贷币供给分别依照贷款需求和可贷资金的变动方向而变动，这是为了分析的方便。　　

在这里，货币供给完全是内生的。把前面讨论的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条件考虑进来，即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是基于资产抵押，从而要求稳定的资产负债率，由于货币数量联系到收入流量，从而稳定的资产负债率必然导致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和稳定的资本产出比率（资本收入比率）。　　

这样，在上述模型中，货币部门的稳定状态或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条件就可以表述为，银行存款对股票的比率不变和家庭储蓄中银行存款对购买股票的比例不变，即：　　

ΔD/D＝ΔE/E　　

这一条件暗含着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率是不变的，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率也是不变的。在这里，如果假设股票的收益率等于利息率，则可以与前面所阐述的不包括货币部门的基本模型相一致，换句话说，当加入货币部门后，上述收入-支出模型稳定状态的条件要包含货币均衡的条件，这种货币均衡的条件或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条件在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变和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这种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要求储蓄中银行存款和购买股票的比例不变和商业银行的准备率不变。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只是倒转过来的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货币部门的均衡必定意味着企业按货币量值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实际部门的均衡。　　

在上述稳定状态增长条件下，可以得到这一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条件，即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不变的，换句话说，就是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与可抵押资产价值的增长是同比例的，即资本与货币是同比例增长的，这是模型中最重要的关系。这种货币与资本的同比例增长与前面所讨论的有效需求的比例关系共同构成这一模型稳定性的基础。　　

在上述模型中，由于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和全部货币都用于收入流量的交易，从而收入流量的增长率（或名义增长率）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是一一对应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决定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因素来讨论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而上述模型的基本特征是内生的货币供给，从而可以表明名义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将是内生的。虽然上述模型是非常简化的，但借助这种简化的模型可以表明一些极为重要的命题。　　

（1）   在上述模型中，不考虑商业银行的资产抵押，则决定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只有两个因素，商业银行的准备率和储蓄在银行存款与购买股票之间划分的比例。由此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命题，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必然联系到商业银行准备率的变动或银行存款对股票价值比率的变动，假设商业银行的准备率不变，则经济增长率的变动来自于家庭储蓄在银行存款与购买股票之间划分的比例，即当家庭把更多的储蓄用于银行存款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将提高，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必然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在上述模型的假设条件下，高经济增长率必然会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从而会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2）   由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必然伴随着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从而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取决于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如果商业银行的贷款完全取决于资产抵押，更明确地讲，如果银行贷款对可抵押资产（在上述模型中为股票价值）的比例不变，在假设商业银行准备率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率将保持稳定，由此可以推论，商业银行的贷款越是不依赖于资产抵押，则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越不稳定。由此还可以推论出，如果商业银行的贷款不依赖于资产抵押，则在经济波动中企业的亏损将被转嫁到银行而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破坏乃至崩溃。　　

（3）银行贷款对资产存量的比率不变，则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只取决于商业银行准备率的变动（这一点对于说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政府的财政政策是重要的）。但在某些假设条件下，商业银行准备率的变动不仅会改变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而且会影响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四、稳定状态比较　　

利用上述模型，我们可以讨论经济增长率或名义GDP增长率的决定与变动。显然，这一模型中经济增长率完全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从前面对内生的货币供给的说明可以表明，只有商业银行可以增加货币供应量。需要提到的是，家庭购买股票，企业用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投资并转化为收入，当然还可以再购买股票和投资，这一过程虽然可能使GDP的增长率发生变动，但并不会增加货币供应量，而这一点可以从货币的定义中得到，即只有储蓄存款可以增加统计上的货币供应量，从而上述购买股票和投资过程的变动在统计上只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当我们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时，可以把这一问题排除掉。　　

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则取决于模型中的几个关键变量，假设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比率不变，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和家庭的资产选择和总储蓄在银行存款和股票投资中的比例，而这一比例也同时决定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按照前面的分析，假设储蓄率是给定的，则储蓄中银行存款与购买股票的比例将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银行存款在储蓄中的比例越低，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越低，经济增长率越低，反之，银行存款在储蓄中的比例越高，则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越高。由于这一比率在模型中同时就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而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越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名义GDP增长率取决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则取决于家庭的资产选择，即储蓄中银行存款和购买股票的比例，而这一比例又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相对应，由此可以推论出一个比较静态命题，一国GDP的名义增长率联系到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的结构，即资本市场和银行信贷的比例。　　

上述讨论似乎可以和某些经验事实相联系，比如，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在3%左右，而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仅为40%，而东亚国家的名义增长率较高，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较高。当然，这种比较静态分析需要一些其他的假设，如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相同等，但这种货币金融结构对于解释各国资本产出比率的差异以及储蓄率的差异是有用的。比如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低，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其资产负债率也高，但这种比喻是不严格的，因为这些国家的储蓄率是不同的。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当储蓄率联系到内生的货币供给，而不是与时间偏好和资本的生产力相联系，这种储蓄率将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主流经济学的增长模型把储蓄率作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外生变量是大有疑问的。　　

我们这里并不把注意力放在储蓄率所决定的比较静态上，而是要讨论模型的稳定性问题，即由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示的，为什么会产生稳定的增长率。我们在前面用有效需求问题证明了这一模型稳定性的存在，这里则可以通过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一步表明这一命题。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推论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必然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或金融结构的变动，这一点直接联系到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给定最初的储蓄率和银行存款在储蓄中的比例，这将决定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必然联系到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首先要求改变金融结构，即银行存款在储蓄中的比例，同时也改变企业融资中银行贷款和股票筹资的比例，当然也同时改变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这样，当经济增长率提高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将提高，而资产负债率提高就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上述命题对于表明经济波动和周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金融不稳定实际上包含着金融稳定性的条件。假设利息率不变，则当货币供应量、名义增长率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时，除非商业银行减少货币供应量和降低经济增长率，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不可能下降的，而这又会导致企业的亏损和破产。而一旦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了，要保持企业的赢利又必须进一步增加货币供应量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于银行来讲，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时，商业银行要使企业还款就只有进一步增加对企业的贷款，这必然会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而资产负债率的提高又要求银行增加更多的贷款，从而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只有不断地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到某种程度时（比如70%），商业银行一旦减少货币供给，企业的亏损就将导致商业银行坏帐的增加和破产的风险，而商业银行如果为了防止坏帐增加而进一步增加贷款，又只能进一步加剧商业银行的风险。　　

上述命题的经验意义是非常突出的，就东亚国家——日本、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它们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都伴随着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我国1984-1988和1991-1996年的名义GDP的高速增长也伴随者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大幅度提高，而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必然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一旦商业银行减少货币供应量或名义GDP的增长率下降，商业银行将面临大量的坏帐，由此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如前所述，如果经济衰退只是企业的破产并不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由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一旦企业破产而造成商业银行的倒闭，就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缩减，乃至信用体系的崩溃，由此产生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商业银行的破产，日本在经历了60-80年代的高速增长后在90年代停滞不前，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使商业银行出现过多的坏帐，而清理这些坏帐只能是商业银行的破产，而商业银行一旦破产又会对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由此造成两难困境，政府的宏观调控只是在维持商业银行不破产，而这种维持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商业银行坏帐过多的处境，从而无法使商业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和使经济走出困境。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与日本是类似的，如何减少商业银行的坏帐和调整目前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亚洲国家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五、利息率与货币的供求　　

现在，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利息率来讨论上述模型中的稳定性和调整问题。在上述的简单模型中，利息率的变动将能够有效地调节货币金融体系的均衡。　　

假设家庭对银行存款和购买股票的资产选择取决于二者的收益率，股票的收益率取决于企业的利润Ei，银行存款的收益是利息率i，不考虑风险，在均衡时股票与银行存款的收益率是相等的，即Ei = i，从而商业银行利率的变动（或股票收益率的变动）将改变人们对两种资产的选择，即当利率提高时，人们将把更多的储蓄用于银行存款和减少股票的购买，反之，当利率下降时，银行存款将减少。　　

由于银行存款构成商业银行的可贷基金，如果假设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比率不变，则利息率的变动将决定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是利息率的正函数。再来看货币需求，假设不存在消费信贷，则对商业银行贷款的需求只有投资，如果投资与利息率是负相关的，则货币需求与利息率也是负相关的。这样，我们可以得到货币的供求曲线。　　

在这一货币的供求均衡模型中，利息率的变动只是商业银行调节的，即商业银行根据储蓄存款的货币供给和企业投资的货币需求是否相等来调节利率，通过利率的变动使货币的供求相等。这种利率的调节将使上述模型达到均衡。　　

让我们来考虑上述模型中的均衡调整。比如人们突然改变了原有的储蓄在银行存款和购买股票比例的划分，把更多的储蓄用于银行存款，由于存款的增加使货币供给曲线右移，利息率下降，由此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和投资的增加，投资的增加使企业的利润增加，而利润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曲线右移，这又使投资和利润进一步增加。但当利润增加时，会使股票的收益率提高，股票收益率的提高会使人们把更多的储蓄用于购买股票，由此引起商业银行可贷基金的减少，这就会使商业银行提高利率，利率的提高将使上述过程向相反的方向变动，即利率的提高使货币供给和投资减少，收入和利润下降，由此使经济恢复到均衡或围绕着均衡点波动。　　

对经济周期中一些经验事实的说明　　

以上我们分别从GDP的统计变量的变动和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两个方面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问题进行了分析，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GDP的统计变量只是整个货币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两个方面用一个货币的“投入-产出”模型或货币周转模型来表明经济的周期性变动。但需要强调的是，由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所表明的有效需求问题是经济波动的核心问题，因为它表明企业的生产目的和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作为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商业银行也是企业，它也受到有效需求的约束，比如商业银行在经济周期的上升时期通过减少准备金来扩大货币供应量也是竞争的驱使。比如在经济周期中，整个货币金融体系或全体商业银行把货币发多了，一定会导致商业银行的破产，但对于某个商业银行来讲，如果它在经济的上升阶段不扩大贷款，那么竞争将使它在经济上升时期就被淘汰或被兼并，当然，企业也是如此，它不可能在经济上升的时期不扩大投资，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失败。由此是否可以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整个竞争游戏的一部分，企业不仅要在产品市场上通过技术创新相互竞争，而且要应对宏观变量所决定的经济周期，许多的大企业、特别是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等金融企业都设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如首席经济学家），关注宏观经济的走势，我们前面所批评的目前经济学以资产组合为基础的投资理论的错误也在于完全排除了宏观变量。　　

举一个例子，比如房地产投资，由于土地（作为资本的主要部分）的价格在长期一直是上升的，如果你拿自己的钱投资房地产可以说没有风险，但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讲这种做法只能是“吃利息”，它必须借入大量资金与别人竞争，但这样做在经济周期中就有资金链断裂的风险。那它是不是要保留大量的资金以防万一呢？当然不行，这会使它在竞争中失败，有效的做法竟然和炒股票差不多，即在经济的上升阶段，它不需要留有如何现金反而要大量举债，因为这个阶段土地的价格是上升的，货币供应量的扩张也可以使它轻易的获得资金，但在经济周期开始下降的阶段，它必须把房子卖掉和收回资金，以等待其它地产商破产进行兼并收购。在1995-1996年我国宏观经济高涨时，曾出现了一个显赫一时的“郑州亚细亚”，但这个企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破产了，原因是它把大量的资金投入了北京的地产，当1996年经济紧缩时导致了资金链条的断裂，但如果它能再坚持两年等到1998年的北京地价大幅度上升，那就不知道要挣多少钱。这样的例子在实际中笔笔皆是。　　

但在目前主流宏观经济学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体系中，这种经济波动和周期几乎是无法研究的。现在，我们以美国的经验数据为基础，对前面经济周期波动模型中的一些关键的变量和它们在经济周期中的变动进行分析。　　

一、产出与就业的变动　　

经济周期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产出和就业的变动，当然还有价格水平的变动，但如果我们采用名义GDP来表示产出的波动，即把二者加在一起，则经济波动的幅度要明显大于实际GDP的波动。伴随着GDP的波动，出现生产过剩、大量工人失业和大批企业的破产，这种经济周期中的严重问题是经济学必须回答的。　　

在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中，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中的许多比例关系在经济周期中都呈规则性的变化，其中几个关键的比例关系是：产出-资本比率（Y／K）和投资-产出比率（I／Y），工资收入比率（W／Y）和工资-资本比率（W／K），这些比率在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长期增长中是稳定的，但在经济周期中是波动的，其中投资率（I／Y）的变动可以作为这些比率变动的起因。在美国经济中，稳定状态的投资率在10%左右，在经济高涨和衰退的周期波动中一般在5%-25%之间变动，这种投资的变动必然使其它的比例产生变动。首先，这种投资的变动必然引起GDP增长率的变动，同时使GDP各个组成部分发生变动，如在经济上升时期，由投资的累积性增长所带来的储蓄率的提高，利润也随之增加，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例下降。这种投资的增加使资本存量价值增加，这表现在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上，同时，由于资本存量价值的上升，使GDP中折旧和利息的比重提高。如前面对有效需求的分析所表明的，当过高的资产值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例下降到一定程度，则必然引起（工人的）对产品的消费支出小于企业成本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从而导致生产过剩，而企业的亏损和破产则使失业增加。反之，在经济衰退时，由于经济危机中大量企业的破产或被兼并，资本存量的价值大幅度下降，同时投资也大幅度下降，从而使上述比例向相反的方向变动。　　

在经济周期的经验中，最能表明上述比例周期性变动的是经济统计中价格指数的变动。根据美国的经济周期的长期统计资料的经验（这里先排除30年代大萧条时的特殊情况），可以对价格指数变动的规律性进行如下的归纳。在经验统计中，消费品物价指数（CPI）的变动一般在5%左右，因为消费支出的变动是比较小的，表明资本品价格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的变动则远超过消费品物价指数的变动，大约在10%左右，因为投资的波动要远大于消费的变动。在经济周期中波动幅度最大的是资本存量价值，即由投资和利润的变动会引起资本存量价值的更大变动，我们可以采用房地产价格指数和股票价格指数来表示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根据经验，房地产价格在经济周期中的变动大约为20%，因为资本价值或投资主要表现在房地产中，经济高涨往往随着房地产投资的高涨而上升，经济危机时则是地价大幅度下跌。另一个指标是股票价格指数的大幅波动，在经济周期中，股票价格指数的波动大约在30%左右，因为表明资产价格的股票价格取决于人们对利润和资产值提高的预期，从而在经济周期中比比表示实际资产值变动的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幅度更大。上述经验统计中表明消费品、资本品和资本存量的四个关键指数的变动，已经能够充分表明国民收入统计变量中的主要比例关系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发生规则的周期性比例变动。　　

二、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几个关键指标　　

如上所述，作为货币量值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统计指标的变动必然联系到内生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变动。在前面阐述的内生的货币金融体系中，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取决于储蓄率的变化和储蓄在银行存款和购买股票之间比例的变化，由于储蓄率的变化可以通过前面表明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变化来表示，银行存款和购买股票的比例可以采用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来表示。这样，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的两个最关键的指标上，商业银行准备金（超额准备金）比率的变动和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变动。在美国的统计资料显示，在长期，美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比率大约稳定在10%左右，在经济的周期性变动中表现出大幅度的波动，其幅度在5%-20%之间，这种准备金比率的变动幅度足以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而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这种准备金比率的变动保持高度的相关性。另一个关键的指标是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变动，在长期，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稳定在40%左右，但在经济高涨时会上升到50%以上，而在经济衰退后回复到40%的水平，即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的变化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经济周期的变化密切相关。这样，我们就可以表明前面理论模型的分析与实际金融体系在经济周期中的运行是一致的。　　

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联系和表明货币金融体系变动的另一个指标是利率，统计资料证明，利率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保持着基本同步的变动，即利率在经济高涨时上升和在经济萧条期降低，只是在经济危机爆发时达到最高点，这种利率的变动表明货币供应量和货币供求在经济周期中的变动，在危机发生时所产生的对货币需求的急剧上升和商业银行减少贷款，必然导致利率的大幅度上扬，这这种货币供求与利率的关系和经济周期的变动是高度吻合的。　　

现在，我们来简单地解释美国1929年严重经济危机的超常规变化。自美国1913年中央银行成立后，货币金融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商业银行的大规模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扩张，使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长，商业银行的全部准备金（包括法定准备金）从1913年中央银行成立前的40%下降到接近20%，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1920年的不到40%上升到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超过60%，这种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使名义GDP增长率从1920年的3%逐步上升，从1921-1929年危机前的平均增长率达到7%，1927-1929年的3年中都超过10%，表示资产价格的股票价格道·琼斯指数从1921-1929年上升了10多倍，由此在929年随着纽约股市暴跌而引发的银行破产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　　

三、经济周期与技术变动　　

受主流新古典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许多对经济波动的解释都集中在技术分析上，把经济周期与技术创新和生产率的变动联系起来。就经济周期中的技术变动来讲，似乎很容易得到经验支持，如在经济的上升期，我们很容易找到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统计资料，如美国经济在20年代钢铁、机械（包括汽车）和住房三大支柱产业的高速增长、美国9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日本在60-90年代的重化产业和电子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可以找到在经济衰退期技术发展缓慢的经验证据，如美国在70年代技术发展相对停滞，日本在进入90年代后的科学技术发展没有搭上新技术革命的快车、等等，这些都可以在统计数据中根据GDP增长率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得到证实。　　

这种根据统计数据从技术角度对经济波动的分析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不是技术变动决定经济波动，而是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决定那些统计数据的变动，因为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劳动生产率的统计和测算都是采用货币量值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不表示技术关系。反过来，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由于投资的增长必然使GDP的增长率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只是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的GDP对劳动数量的比率，从而在增长率提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肯定是提高的。由于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总是会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并会使某些产业快速增长，但我们决不能把统计数据所表明的经济波动归之于技术的变动。　　

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从某种角度讲是偶然的或不规则的，但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品的生产却受到有效需求和经济周期的驱使而具有一定的规则性，或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相联系，因为市场经济是为利润而进行生产的，经济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的变化决定着对产品的需求。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中有一种产品周期理论，即一种新产品从诞生到衰落要经历研发、推广、扩张和衰落四个阶段，这种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被许多人采用统计资料给予了证实。由于对产品周期的统计检验所使用的统计资料就是我们上面讨论经济周期问题时用货币表示的数据，从而这里可以借用产品周期的分析来表明新技术和产品的使用与经济周期的关系。　　

在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由于衰退时企业的破产使资产值大幅度下降，从而使企业从亏损转为赢利，这又使就业开始回生而增加了消费品的需求，代表原有的技术的机器设备得以充分运转并使原有的产品顺利销售，随着投资的增加和竞争的加剧，企业开始采用以前研发的新技术更换设备和产品并开创新的产品生产领域或行业，需求的增长使这种新产品的推广得以进行，新产品和行业（产业）的出现必然会取代旧产品和行业，而在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投资的大规模增加使这种产品和行业的升级换代得以进行，并使这些企业获得高额的利润，高额的利润和竞争也使企业能够投入资金研发更新的产品。但是，正是这种对新产品和新兴产业的高投资和高利润导致了下一轮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因为在经济高涨阶段，资产值已经很高，对新产品的高投资所以能获得高利润是因为收入的提高使富人有更多的钱去买新产品，从而使新产品和新的行业保持较高的价格和利润，但工资水平却是相对下降的，当在利润的刺激下按照很高的资产价格向这些行业（产品）投资时，一旦转化为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将必然会遇到需求问题。可以这么说，当国民经济的主要消费行业出现大规模投资时就可以预言，这些投资在转化为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后必然会买不出去或出现需求不足，因为大规模的投资一定是高额利润的驱使，而利润高必然意味着工资低，这就必然导致有效需求的不足。在实际的经济周期中，这种针对新产品的投资往往很快就遇到了经济衰退，只有在经济危机导致的企业破产和资产值大幅度下降之后，上一期经济高涨阶段投资的新产品的生产能力才能得以利用，这是由经济周期中有效需求的变动所决定的。　　

上述对产品创新和技术扩散与经济周期关系的说明，尚需要更为严格的统计经验，或者说目前还只是一个假说，但当经济学家采用国民收入核算的货币统计来研究这一问题时，实际上已经把这个问题与经济周期的分析联系在一起了，因为这些统计资料并不代表技术，而只是联系到有效需求和经济周期。　　

与上面对有效需求和经济周期的分析相联系，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中经常采用“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并采用上述概念来说明现实中的技术选择和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当然，这里决不想否定新古典理论关于技术选择的基本原理，产品的生产当然有使用机器和不使用机器之分，但当经济学家采用现实的统计资料来说明这些原理的应用时就出现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实际中的货币量值表示的资本劳动比率与技术上的资本劳动比率完全无关，而只是表示有效需求问题，这一点从上面对有效需求的分析可以得到清楚的说明。假设劳动力数量不变，则资本密集型产品只是意味着过低的工资对资本的比率（W／K），如前面对有效需求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过低的工资对资本的比率必然意味着工人用工资根本买不起这种资本密集型产品，从而必然使生产这种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企业破产而使其资产贬值，从而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为工人所购买，这一点只要对现实稍加观察就可以得到，是不是原来所有的号称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在进入工人或老百姓的家庭时都变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呢？　　

一个显见的例子是光盘，在90年代初期，这种光盘号称是采用激光技术的高科技产品，当然是资本密集型的了，但现在只买几元钱一张，肯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这种资本密集型产品只能说是刚刚出现后由富人购买和消费的新产品，而不能根据统计就说成是资本密集型的。　　

目前国内的IT产业所以是资本密集型的，可能就是因为在北京的中关村高价购买的办公楼，因为这些公司的计算机根本就不值钱。　　

可以说，这种资本密集型产品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变正是随着经济周期完成的。　　

采用上面的分析可以有效地说明“列昂剔夫悖论”。列昂剔夫根据经验统计资料表明，美国作为世界上资本劳动比率最高的国家，其出口的产品竟然是劳动密集型的，这与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完全相背。对于列昂剔夫悖论，经济学家采用技术分析对其给予了多种解释，其中的一种解释是，美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包含着更多的“人力资本”，即美国的高工资来自与高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并且可以用统计资料证实。这种解释不仅存在着资本和劳动概念上的混乱，而且所进行的统计检验只是一种循环推论，因为假设劳动力数量不变，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定义在统计中就是工资对资本的比率（W／K和L／K），只要资本产出比率不变（这是美国的经验事实），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工资资本比率的提高是一回事，根本不能证实是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用有效需求来解释列昂剔夫悖论却是再简单不过了，这种美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在美国这个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一般工人都买不起，那又能期待哪个国家能进口和消费得起这种资本密集型产品呢？　　

反过来，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中出现了与列昂剔夫悖论相反的悖论，即由经验所表明的，发展中国家根本不管新古典的技术选择原理，总是在引进那些资本密集型的技术，难道它们就不懂得资源配置原理或不怕造成技术性失业吗？当然不是，因为为了竞争只能引进新技术，而这种新技术当然不是由货币数据表示的资本密集型技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资产值和工资比例的变动会调节这种新技术的成本和需求，从而根本不会造成失业和资源配制失效，而新技术的使用只会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主流经济学的这类研究许多都犯有上述分析中的错误，因为他们要研究现实中由统计数据表示的问题，实际上，这种错误并不在于他们错误地使用了统计数据，而在于错误地把这些问题误认为是技术关系上的问题，可以说，就主流经济学所研究的技术问题来讲，目前并不存在这类技术上的统计数据，而目前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数据所表示的问题却是新古典理论无能为力的。

第七章 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　　

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发表后在经济学界引起极大的震动，这种震动联系到1929年美国暴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和整个30年代西方世界的大萧条，凯恩斯的理论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建议无疑为恐慌的政府官员们开出了一剂药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战后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在6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使凯恩斯主义达到了顶峰。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充分体现在财政政策上，主要西方国家的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并联系到“冷战”使国债的发行大量增加，同时，中央银行开始采用货币政策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中，这种“逆周期而行”的宏观经济政策被作为公认的真理。但好景不长，随着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和美国严重的经济衰退，西方国家政府开始了大规模地应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这些政策却完全失效了，结果是导致了整个70年代西方国家严重的“滞涨”，超过10%的高失业率在西方国家1825年之后的历史上仅次于30年代的大萧条。这种滞涨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自里根和撒切尔在80年代初上台后，开始采用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竟然奇迹般的生效了，它使西方国家在80年代中期摆脱了困扰10年之久的滞涨。　　

然而，在主流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这种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和西方国家80年代如何摆脱了困境却从来没有被真正说明过，而且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使新凯恩斯主义的教科书可以不再考虑70年代经济学界中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在理论和政策上的激烈争论，反正生产函数的基本原理已经告诉你了，政府要采用什么政策可以根据实际中的工资刚性和货币幻觉所决定的各种各样的菲利普斯曲线去自己选择吧。格林斯番对此是心领神会的，即只能按经验办事，他主持的美联储在90年代根据美国长期3%的增长率经验，采用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抑制美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美国90年代高科技发展的奇迹，并使美国经济从1996年开始破天荒地出现了财政赢余。但是，当美国经济在2000年进入衰退时，格林斯番依然按经验办事，既然在高增长时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降低增长率，那么在衰退时为什么不能降低利率来使经济复苏呢？美国政府自2000年经济衰退时采用了大规模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利率从6%降到了在美国历史上少见的1.5%的水平，但是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也造成了伴随着高失业和高赤字的美国经济长达6年的衰退，至今尚未复苏。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日本1989年经济衰退后被用到了极至，利率下降到0的水平，政府公债对GDP的比率已经超过了200%，并且中央银行用准备金购买商业银行的股票而不至其破产，这导致了日本经济长达16年的停滞，而且至今尚未有复苏的迹象。这种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的恶果难道还不值得人们反思吗？　　

可以说，这种按照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所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实际中根本就不存在成功的经验，而只要失败的教训，因为这种理论错了，所有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的政策恰恰是“逆经济周期”而行的，即完全是与经济周期的调整相背的。作为凯恩斯主义政策成功经验的案例只有美国30年代的“新政”和60年代美国和西方国家高增长的经验，但是，美国30年代的“新政”却是导致了美国经济的长期萧条，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得以走出低谷，而60年代“冷战”时期财政扩张带来的增长率提高，正是导致70年代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这种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是需要认真讨论的。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与滞涨　　

一、总量生产函数与“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　　

关于总量生产函数的错误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了分析，而这种总量生产函数却是目前主流宏观经济学就业理论和政策的基础。按照总量生产函数，在经济中存在着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实际GDP，这种实际GDP与就业是一一对应的，这样，当经济衰退而使实际GDP增长率下降产生失业时，政府可以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高总支出或总需求，从而使实际GDP的增长率提高而增加就业，教科书中的45°线的收入-支出模型和IS-LM模型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由“奥肯定律”通过对美国70年代前的经验归纳所表示的实际GDP与就业之间的相关关系似乎是对这种总量生产函数理论的证实。　　

然而，在70年代按照这种理论而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之后，总支出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增加，反而使失业更为严重，总需求的增加只是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由此使宏观经济学和政策的研究转向了通货膨胀、就业和实际GDP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分析，这种分析的主要工具是菲利普斯曲线。1962年，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00年的经验资料的统计分析得出，工资的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这是经济周期中最普遍的经验，即在经济高涨时工资率和就业上升，而在经济衰退时则随着失业的增加而使工资率下降。这种菲利普斯曲线被主流经济学用于通货膨胀与失业关系的分析，按照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由总支出增加所带来的名义GDP的增长可以划分为两部分，即实际GDP的增长和通货膨胀，各种菲利普斯曲线可以表示二者之间的各种关系。由于厂商和工人在劳动市场上要按照实际变量行事，所以除非存在货币幻觉，名义GDP的增长只能导致通货膨胀，但在劳动市场和商品及货币市场存在工资、价格和利率刚性的条件下，则存在着通过通货膨胀或货币幻觉来消除各种刚性的可能性，从而可以影响实际变量的产出与就业，由此构成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及理性预期学派之间的争论。　　

关于主流经济学这种实际变量与名义变量划分的“两分法”和其错误的劳动市场理论，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了分析而不再重复，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即使按照主流经济学实际GDP和价格水平的区分，美国70年代实际GDP和就业之间的关系也与奥肯定律的统计分析相差甚远，即超过10%的失业率与依然保持在1%左右的实际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打破了奥肯定律，换句话说，在美国70年代的经验中，即使只考虑实际GDP，那么当实际GDP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失业的增加是越来越多的，这足以表明生产函数理论的错误，因为只有改变生产函数才能得到与70年代实际GDP和失业统计相一致的关系。这种情况和我国1998年以来的情况是类似的，即从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8%左右的实际GDP增长率，但所能增加的就业越来越少或失业率越来越高，而这一点对于表明“实物”生产的生产函数应该是不能存在的。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经济学家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其最主要的解释是，在实际GDP增长率不变的情况下失业之所以增加，是因为采用了资本密集型的技术造成的（即过高的资本劳动比率K／L），但这种解释犯有逻辑性的错误，即在表示资本密集型技术统计中的资本（K）完全是以名义量值计算的，因而不能用于说明生产函数中纯粹的实际量值之间的关系。　　

上述分析可以充分表明主流经济学采用生产函数和“两分法”分析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因为这些国民收入统计变量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是不清楚的或根本就不知道的，而且人们不可能从国民收入的统计中得到技术上的生产函数和这种生产函数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得到表明国民经济技术上的“潜在”的实际GDP增长率或能够保持充分就业的实际GDP增长率，这使政府的决策者们根本无法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各种各样的菲利普斯曲线中进行选择，而且要同时应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主流宏观经济学这种理论上的混乱必然使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成为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表明，市场经济中的就业问题是由有效需求所决定的，这种有效需求取决于企业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成本收益计算和与之相应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各个变量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与生产函数和实际GDP完全无关。实际上，主流经济学的所有统计分析所使用的也只是货币量值的变量，如最初的菲利普斯曲线，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和英国经济的周期性变动是相当规则的，物价水平也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在长期则保持基本稳定或不变，而且除30年代的大萧条外波动的幅度不大，这使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按照实际GDP所做的统计分析与按照名义GDP的分析基本相同，比如美国长期增长率为3%的分析，奥肯定律的统计分析，特别是主流经济学中轻微的通货膨胀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统计检验，都表明了这种名义GDP和就业之间的相关性。　　

现在，我们完全抛弃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和实际GDP，它们在实际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按照前面对有效需求的分析，采用名义GDP和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的其它货币变量来讨论与就业的关系，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相对比，我们把这种名义GDP与劳动（就业）之间的关系称为“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当然，这种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与技术上的生产函数是完全无关的。　　

这个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可以直接从企业的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中得到，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企业所投入的并不是劳动，而是货币工资，虽然劳动数量或就业影响产出，但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所考虑只是货币工资成本。这样,我们把生产函数改写为: Y=aK+Lw,其中, a为系数，表示折旧和利息成本，K为资本存量价值，w为工资率，这个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就是企业的成本函数。　　

这个“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联系到凯恩斯所采用的“工资单位”，即总产出的计量也联系到“货币工资单位”，或者说，总产出的计量和意义就在于存在着货币工资单位。　　

这种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所表示的企业的成本函数完全不取决于技术，企业的短期成本曲线完全是由货币值来表示的。借用马歇尔的短期分析，企业的短期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构成，但在这里，成本曲线完全取决于货币成本而与技术无关，即成本曲线的形状只是企业的货币支出而不联系到如何实物的投入与产出的变动。固定成本由折旧和利息组成，可变成本由工资构成。　　

在短期，固定成本是一条水平的直线，其位置取决于企业的资本存量价值，如果企业的资本存量价值增加了,成本曲线将向上移动。可变成本由工资决定，向上倾斜的可变成本曲线来自于劳动的增加使工资总量增加，可变成本曲线的斜率取决于工资率，工资率的提高将使可变成本曲线向左倾斜。　　

从前面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重新表述中更容易理解这种生产函数的性质。在主流经济学中，总供给完全取决于实物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关系，这是与总需求分析所采用的总支出或货币支出不协调的。而在我们的分析中，总供给只是企业的货币成本函数而不联系到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这使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分析都是采用货币量值而与实物无关。　　

采用货币量值生产函数可以使我们在名义GDP与就业之间建立联系。给定工资率，如果假设固定成本与工资的比例处于稳定状态，则可以得到产出与就业的关系，即就业与产出为一条直线，该直线的位置取决于货币工资率和工资与固定成本的比例。　　

与工资率所决定的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相对应的是收入支出模型，在特殊假设下即可以成为45°线模型。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结论，即给出劳动量，可以得到充分就业的GDP，充分就业的GDP等于货币工资率乘以劳动量，再乘以工资与总支出之比的倒数。当利息率和折旧率给定时，则可以决定稳定状态的增长率，此时工资与固定成本或资本存量之比为一稳定的数值。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假设货币工资率不变（刚性工资），则给定总支出或总需求，将决定短期的就业量和产出或名义GDP。然而，在实际的经济周期中，工资率和企业的固定成本都是变动的，其变动的规律我们前面分析经济周期时已经表明过了。因此，除非在特定的条件下，我们不能得到主流经济学的45°线模型，即就业量与名义GDP不会成稳定的比例。　　

这个“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实际上是非常简单和容易理解的。给定名义GDP，那么会有多少劳动就业呢？这当然取决于名义GDP中有多少用于发工资和工资率水平。举个例子，按照我国的名义GDP总量，名义GDP如果增长8%，则大致每年新增10000亿，那么会带来多少新增的就业呢？这当然取决于10000中有多少用于发工资和工资率。不考虑国家财政，新增的就业量取决于投资中用于固定资产（土地）投资和增加工资的比例。如果假设这个比例不变，同时工资率也按照8%增长，则新增的就业为0，而如果企业把更多的投资用于房地产或工资率上升的幅度超过8%，则会导致在职工人的失业。　　

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与滞涨　　

采用上述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可以更清楚地讨论滞涨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所带来的恶果。首先，我们重新定义“滞涨”，滞涨是名义GDP增长率与就业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当然，这里负相关的含义包括随着名义GDP增长率的提高使增加的就业越来越少（即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二阶导数小于0），由于存在着经济周期，因此需要区分正常的或经济周期中的名义GDP增长率与就业之间的相关性和非正常情况下的“滞涨”，如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所导致的滞涨。　　

在前面讨论由有效需求所导致的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时表明，经济衰退来自于经济周期中经济上升时期的高投资所导致的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例下降，那么在经济衰退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在前面讨论经济周期时表明了经济衰退时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过程，即随着企业的破产而使过高的资产值下降，并同时调节收入分配的比例而使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回升，从而使经济走出衰退而复苏，当然，这一过程伴随着失业的增加。然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却是朝着与这种能使经济复苏的过程完全相反的调节方向进行的，即通过财政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提高资产值，并把资产值的提高转化为企业的利润而使企业避免破产，而且这种财政政策会使收入分配的比例进一步向利润倾斜而降低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其结果只能是导致滞涨。　　

先来看政府采用扩大财政支出政策增加投资的结果，投资的增加可以提高当期的总需求，从而增加企业的收入和工人就业，但是，在下一期则必然使企业的固定成本增加。　　

这与前一种情况的曲线完全相同，只是把企业的总成本曲线改为总供给曲线，以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相对比。在第一期，给定企业的成本函数或总供给曲线AS，政府总支出的增加使总需求曲线向上移动到AD´，这使企业的产出（GDP）和就业增加，但随着投资转化为固定资本，企业的固定成本将向上移动，从FC上移到FC´，总供给曲线也相应地移动到AS´，这使就业（失业）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但是，与原来不同的是，资本存量价值或资产值更高了，在图7.3的假设中，由于工资率不变，当就业（失业）不变时，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将下降，这种更高的资产值和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将使有效需求不足进一步恶化，由此会导致失业的进一步增加。　　

在经济衰退时，失业的增加必然伴随着工资率的下降和工资总额的减少，从而使消费品部门产生严重的生产过剩，在消费品根本没有需求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或财政投资必然转向资本品部门，这会使已经过高的资本品部门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而当投资更多地用于资本品部门时，当期的投资流量中利润的增长幅度将更大，这不仅使企业更难于破产，而且提供了错误的信号，即政府财政投资的增加会带动企业投资的增加，但这种投资的增加和GDP的增加只会使下一期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更为严重，即导致严重的结构失调。　　

再来分析政府的消费支出。在经济衰退时，政府扩大消费支出（比如扩大军费开支）当然可以提高总需求，而且不增加资产值，这不是很好吗？但问题是，这种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虽然可以增加就业，但却不能提高工资率，从而不能改善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只是延缓企业的破产和资产值与收入分配比例的调整。实际上，政府的消费支出总是用在最不该发展的产业上，如购买军用产品就会提高军用品生产部门的利润和投资，同时，在工资率不可能增长的情况下，会使这些部门的利润上升，从而引起收入分配的进一步恶化。　　

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分析，由于低收入阶层有更高的消费倾向，那么能否通过转移支付的方法来增加消费需求呢？这种转移支付的方法对于低收入阶层度过危机是有帮助的，但对于解决有效需求问题却是无效的，和前面一样，这种收入再分配的政府支出并不能改变资产值过高和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只会使企业延缓破产，从而延缓经济的复苏。　　

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能不能通过提高税率和增加税收来解决呢？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根据政府的边际消费倾向等于1而建立了一种“平衡预算乘数”理论，表明政府采用税收的方式增加支出可以提高总需求。但在我们前面对有效需求的分析中，这种平衡预算乘数是不存在的，增加企业的税收将直接增加企业的“固定成本”而使总供给曲线向上移动，这就造成更多的失业。增加对富人的征税行不行呢？比如提高所得税的税率，其实结果与向企业征税是相同的，这必然会进入投资者的成本收益计算，即会使投资减少。这种政府的税收和税率更不能采用“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逆周期而随意变动，因为税率是企业（和个人）成本收益计算的一部分或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它怎么可以随着经济周期而改变呢？比如企业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把税率作为给定的来计算成本收益的，当固定资产投资刚完成税率就提高了，谁还敢再进行投资呢？供应学派就指责这种凯恩斯主义的税收和收入再分配政策导致了富人和穷人都不干活儿了。　　

那么剩下的扩大政府支出的方法就是发行国债了，这种国债发行在主流经济学中一直被作为财政政策来讨论，其理由是，主要国债不是由中央银行直接购买就不会影响货币供应量。但这种国债发行却是不折不扣的货币政策，国债不仅会增加货币供应量，而且是真正的外生的货币供给，是导致美国70年代滞涨的重要原因。　　

三、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　　

在讨论国债之前，我们先来分析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在前面所阐述的内生的货币供给模型中，由于经济高涨时期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加之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下降，当企业破产时必然导致商业银行的破产，从而使货币供应量减少而可能造成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对市场经济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从而中央银行对货币金融体系的管理货币政策的调节是重要的。但是，在经济衰退时，这种货币政策的调节并不是使商业银行不破产和进行“清算”，以调整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所起到的作用只是使企业和商业银行都不破产而不能消除企业过高的资产负债率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其作用将只能是延缓经济的复苏。　　

按照教科书中的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时，中央银行将通过降低利率、降低法定准备金比率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增加货币供应量。然而，这种货币政策却是朝着加重经济衰退的方向调节的。　　

前面对经济周期的经验分析中表明，在经济衰退时，利率会大幅度上扬，同时商业银行也会收紧银根，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减少使企业和银行破产而调整资产负债结构，这种自动调整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那么，中央银行采用降低利率的方法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呢？利率的下降一方面是降低了投资的成本，另一方面是使资产值大幅度提高，如果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相配合，将使投资和资产值进一步增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仅不能降低，而且可能继续提高，这将使已经失衡的金融结构进一步恶化，这的经济周期的调整是极为不利的。中央银行降低准备金的比率而扩大货币供应量也只能起到延缓经济复苏的作用，虽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于减轻金融危机的破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却不能真正地对经济周期进行调整。　　

实际上，在一个内生货币供给的货币金融体系中，这种降低利率和准备金的货币政策所能起到的增加货币供给的作用是有限的，试想，在经济衰退时，企业面临着严重亏损和破产，而且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或极高，商业银行也面临着破产的威胁，即使法定准备金大幅度下降而使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增加，哪个商业银行又敢把钱贷给企业呢？企业在全面产品过剩的情况下又向哪个产业投资呢？可以举我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自1997年我国经济开始衰退后，中央银行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把存款利率从10%降到2%以下，取消了商业银行原来12%的备付金，并把准备金比率从11%降到6%，其力度不可谓不大，如果按照教科书中的货币乘数就将使货币供应量成倍增长，但实际结果如何呢？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不仅没有上升，而且大幅度下降，原因很简单，商业银行怎么敢给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70%且严重亏损的企业贷款呢？无论利率和准备金比率下降多少，商业银行的贷款都可能收不回来，由此形成商业银行的惜贷和存贷差的大幅度提高，这有些类似于“流动偏好陷阱”。　　

前面曾经提出，这种货币政策可以和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相配合，从而增加企业的盈利而使商业银行增加对企业的贷款，这可能是使货币扩张政策得以实施的一个条件。但企业过高的资产负债率和由投资所带动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的泡沫必然使商业银行心有余悸，他们一定会根据以往的经验来防止这种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而谨慎从事，这与美国70年代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加和名义GDP的增长率连续多年超过10%的经验是不相符的。我们需要寻找商业银行能够如此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国债的发行。　　

哈耶克在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说中讲过一段名言，通货膨胀肯定是中央银行过多发行货币造成的，因为在商业银行发行货币的条件下，通货膨胀必然使商业银行破产。我们前面对内生货币供给体系和经济周期的分析证实了哈耶克的说法，即当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贷款）超过稳定状态的增长率时，商业银行一定会破产。但哈耶克说错了，通货膨胀并不是中央银行把票子发多了，美国的中央银行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能力把货币供应量提高到如此的地步，是美国的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导致了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加。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国债带来的货币供应量增加并不是教科书中的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虽然与此有关。这里要说的是国债本身就是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供给，是对内生的货币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破坏的外生的货币供给。上面说的“国债本身就是货币供给”并不意味着国债就是货币，国债当然不是货币，但它可以通过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创造货币。　　

我们在前面对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的分析中表明，制约这一体系货币供给的是资产抵押，商业银行是以资产抵押进行贷款的，这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成为制约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国债的发行对这种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起什么作用呢？国债的发行是以政府的信用做担保进行的，也就是说国债到期后政府肯定是会还的，那么这种国债必然成为商业银行贷款的最好的抵押品，如果你用国债做抵押，商业银行可以闭着眼贷款，无论商业银行贷多少款或发行多少货币，它都不会破产。正是这种国债进入了货币供给体系才导致了美国70年代的严重的滞涨。美国的国债发行量从1970年占GDP的50%到1980年时达到了120%，如此大量的国债不断地成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资产和贷款的抵押品，由此造成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加，而银行和企业又都不会破产，这就一方面制造出大量的资产泡沫，另一方面制造出更多的失业。这里最典型的是日本经济，日本政府在1989年经济衰退后把国债占GDP的比重增加到了200%，由此出现了奇怪的景象，日本企业高达70%多的资产负债率，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后使商业银行存在着巨大坏帐，但商业银行竟然很少有破产的，商业银行作为企业的大股东不破产，企业也是难以破产的，可以说，只要政府以累积的比率发行国债，日本的商业银行就不会破产，但这却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货币金融体系已经严重混乱到难以治理的地步。　　

这种凯恩斯主义政策的错误可以从80年代经济复苏的过程得到说明，里根和撒切尔上台后采用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控制货币供应量和减少政府支出，这种政策在最初的1981-1982年导致了经济的严重衰退，大量企业、包括银行破产，失业率也随之上升，但从1983年开始，美国和英国经济竟然奇迹般地回升了，并逐渐走出了滞涨。美国90年代的高科技奇迹是不是也和财政赤字大幅度减少有关呢？这里完全有理由说，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错了，它根本就不存在成功的经验，由凯恩斯主义政策造成的60年代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的高增长正是导致70年代严重衰退的原因。美国30年代的“新政”正是用财政取代银行，如1935年实行的“银行法”对美国商业银行的发展产生很大的限制，这些政策可能延缓了金融体系的恢复而造成长达多年的大萧条。　　

四、结构性失业　　

在美国70年代的滞涨中，出现了一种结构性失业的现象，一方面存在着大量失业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一些“高新技术”行业和产业的需求扩张而使高级劳动力短缺并造成这些行业的工资率上升。这种结构性失业被经济学家用来解释滞涨，即由于工资率的上升而使总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当总需求不变时会导致更多的失业。但是，这里要说明的是，这种结构性失业并不是滞涨的原因，而是滞涨的结果。　　

首先需要表明的是，在市场经济中并不会存在类似于结构性失业这种技术性失业，而只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失业。前面的分析中提到过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是否会带来失业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经验中已经有很好的说明，从工业革命采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以来的200年中，机器替代劳动并使劳动生产率成倍的提高，但这并没有造成失业。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竞争的游戏，这个游戏把技术、机器和劳动都改成了货币符号，比如机器对劳动的比率在这里叫（货币）资本对工资的比率，这样，无论技术如何变化都不会影响由有效需求所决定的价值符号。比如，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之高可以达到一个人养活40个人，而美国的基本消费品的一半多是靠进口，是不是美国人都要失业了呢？当然不是，机器所替代下来的劳动可以从事任何活动，比如电影产业、娱乐业和NBA等行业，但是所有的行业都要被货币化而变成挣钱的游戏，如果你没有参加这个游戏，那么资本或货币资本就要把你拉进这个游戏，即把你变成发工资的雇佣工人，然后资本家再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获取利润，这种资本不仅使小农户和小手工业者完全破产而进入市场体系，而且要扩张到国外去获取利润，当然，这个竞争的游戏要有新技术和进行劳动生产率的竞争，但创造游戏也是“劳动生产率”。因此，这个市场经济体系并不会造成技术性失业，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只要还有新的技术没有被应用，还有人没有被雇用，资本和竞争就会去开发，因为这可以创造利润。　　

这样，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美国，在70年代出现了以前没有过的大规模结构性失业，正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造成了市场的分割，这使失业工人被排挤在这个游戏之外。在经济衰退期，过高的资产值和过低的工资导致了基本消费品产业的需求不足，而由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所促动的投资、消费和名义GDP增长率的大幅度上升只能撇开基本消费品工业和失业的工人，因为那里没有需求，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可以在富人的圈子里循环，房地产业、金融行业和号称高科技的新兴产业部门可以让富人们继续做游戏，失业的工人则被“边缘化”了。但是，资产值越高和收入分配越向富人倾斜（或创造出新的富人或“中产阶级”），失业的工人就越多。因此，这种结构性失业只是由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严重失衡，而这种严重结构失衡正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使过高的资产值对工资的比率进一步上升所造成的。　　

资本原始积累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　　

凯恩斯主义没有成功的经验而只有失败的教训，这句话如果是针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来讲，应当加上限制词，即只是针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政府采用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重要的，并取得了许多的成功，这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这个特殊情况就是资本原始积累。　　

这里借用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一词是有特殊含义的，即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并不是机器，而是支配劳动的货币，这里的资本原始积累就是指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市场化和货币化过程，或者说是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过程。采用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一词所以是贴切的，因为目前的发展经济学完全在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基础上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政策。比如，现在的发展经济学中资本积累是机器的增加，而金融深化则是提高机器的使用效率，发展经济学把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完全套用在发展中国家，告诉它们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实行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重要的是实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这些完全是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抄下来的，是教科书原理的应用，而且不考虑任何特殊的情况。可以说，发展经济学的那些原理已经被经验证明是失败的，是与取得高速增长的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验完全相背的。我们必须抛弃发展经济学中的实物分析，把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所有“资本”概念都改成“货币”，不是用生产函数来分析实物经济，而是用有效需求来分析货币经济，唯此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经济发展政策。　　

可以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说明这一问题。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存在着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存在着剩余的劳动力，其边际产品为零，但工资率只能是生存工资，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取决于工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即随着资本积累使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提高，从而使工业部门的劳动的边际产品超过生存工资，而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则会使工业部门的劳动的边际产品降低。这样，通过不断地扩大资本积累而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刘易斯的这个模型只适合于实物经济而不是货币经济，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在讨论新古典的劳动市场时已经进行了分析，这里不是劳动的边际产品，而是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因为工业部门的产品是由工业部门的工人用工资购买的，当工业部门的就业和工资增加时，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将随之增加，从而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并不是取决于工业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品和资本积累，而是能够转化为“资本”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举一个实际中的例子。经济增长是一种随着技术进步的结构变动过程，当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技术，就将放弃原有的技术而转向新技术部门。比如当人们能够生产电视机时，就可以放弃以前在农村编草篮子的技术而转到工业部门的电视机生产线上生产和消费电视机。在一个计划经济中，这种结构变动是通过计划进行的，如我国在50年代得到了前苏联援助的156个工业项目，其做法就是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通过计划调配转向这些工业部门。但问题是，这些工人消费的粮食并不是自己从农村带来的而是在城市中购买的，虽然在农业部门存在着这些粮食。前苏联在十月革命后的工业化时期曾采用“余粮征集制”或向农民征收粮食税，但问题是，随着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的增加，粮食税必须不断地提高，从而引起农民的不满。我国的做法是采用商品交换的形式，即用所生产的轻工业品向农民交换这些粮食，其交换比例或“剪刀差”取决于所生产的轻工业品的数量和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如果轻工业部门的产出不变，则随着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的增加，这种剪刀差将扩大。而在一个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结构变动过程是通过货币完成的，即资本家用货币工资从农村雇用工人生产工业品、如电视机，然后工人再用工资把电视机买回家，当然还要购买粮食。假设工资率不变，则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将取决于货币供应量，或货币工资率和支付的工资总量。　　

就技术关系来讲，当一种技术被发明后，其应用是不受“资本”限制的，因为资本品只是劳动生产的，只意味着生产时间的延长，从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只需要增加预付的货币工资。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或工业化过程并不受“资本积累”的限制，而只受货币供应量（或名义GDP增长率）的限制，这种增加的货币不仅增加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只有不断地增加货币供应量，才能使资本家获得利润，这即是前面所表述的有效需求问题。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出现了以金属货币为财富的重商主义，其原因在于还没有出现商业银行和纸币。罗斯托在他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中提出经济起飞的条件是使储蓄率提高到10%以上，但他所说的储蓄是要转化为机器或资本品，而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则是建立现代的货币金融体系以增加货币供应量，罗斯托对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增长统计数据的归纳所表明的10%的储蓄率，显然只是货币供应量而不是机器。这一点联系到麦金农等人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理论，但这些经济学家对金融深化的解释是，这种金融深化能够提高实物资本或资本品的生产率，这种观点正是把货币经济混同于实物经济。　　

我们在前面讨论了货币金融体系和名义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问题，表明名义GDP的增长取决于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而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而后起的美国则通过加快商业银行的发展追赶上了英国，在19世纪初期，美国开始大力发展银行业，在19世纪50-80年代出现了在经济史上称为“自由银行时代”的商业银行的快速发展时期，这种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使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逐步赶上和超过英国。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大力发展银行业，在“二战”前已经通过大量的中、小银行基本形成了货币金融体系，这对于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是重要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讲，关键是建立货币金融体系，通过货币化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由此来加速工业化和技术发展。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这种经济的货币化，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建立起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其名义GDP增长率应当按照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要求保持名义GDP增长率的稳定，从而保持经济的稳定，如美国90年代的稳定增长对于技术创新起到了极大的保证作用。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货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要求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因为存在着刚性的货币工资（不是实物的生存工资），按照前面所表明的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的增加将取决于名义GDP增长率，只有保持名义GDP的高速增长，才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货币化和城市化的过程。　　

这种货币金融体系的建立和经济的货币化过程伴随着制度变迁，发达国家在早期的经济发展中，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这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产生与发展相联系，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完全是自发地逐步建立的，从而在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银行体系建立过程中，很难想象会出现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和名义GDP增长率的持续高速增长，因为这将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当然，后起的美国比英国要快得多，而且在20世纪初出现了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金融市场的大规模发展，这对于美国超过英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加速货币金融体系的建立和经济的货币化过程。这实际上就是发展经济学中所讲的储蓄率的提高和金融深化，但这里完全是货币的而不是实物的，作为实物的储蓄率是不可能提高的，因为会受到技术上的限制，实际中储蓄率的提高只是货币供应量增加的结果。金融深化也只是经济的货币化，如货币供应量M2与GDP的比例提高也只有在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中才有意义，否则只意味着经济衰退。　　

在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化经验中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拉美模式，这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外资本的流入促进本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建立，这个模式中的货币金融体系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另一种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许多经济学家使用“政府主导型经济”来表明东亚国家的特征，这里的“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货币金融体系的建立上，如战后日本政府支持大财团形成金融寡头，并形成银行与企业融合的“主银行制”，商业银行直接向企业投资和控股，这必然使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从1950到1989年，名义GDP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5%，这种高速增长使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国家。与日本相似，韩国的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也是在政府的大力扶植下快速发展的，中央银行还采用高利率政策刺激储蓄，使货币供应量急速扩大。在1965-198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7.31%，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速度。东南亚的其它国家和我国的台湾地区也都采取了这种依靠政府的扶植建立货币金融体系的货币化过程，在高增长时期的名义GDP增长率都超过了20%。与拉美国家不同，东亚国家的货币金融体系都在较长的时期中保持了基本的稳定，这使经济能够保持持续的增长，这与政府对商业银行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我们前面讨论了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问题，即资产抵押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问题，一旦货币供应量扩大必将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上升而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从各国的经验看，这种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极易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如英国1825年的经济危机、美国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拉美国家在货币化过程中也无一例外地发生过严重的金融危机。与这些国家相比，日本和韩国却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这表明与政府融合的货币金融体系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当然，这种超稳定性也具有很大的弊端，日本和韩国在高增长时期都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大幅度提高，这导致了日本经济自1989年以来的长期停滞，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也遭受重创。这种高速经济增长后如何使货币金融体系向稳定状态平稳过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