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柳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根据讲座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谢谢大家！也感谢经济初学社！我是经济初学社的老编辑，那是20多年的事情了。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我这本书的书名，原先我给这本书写了一个副标题——“向主流经济学宣战”，但是这个标题太吓人，后来琢磨琢磨就给取消了。不过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要针对现代的经济学，现代的经济学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在现在经济学的所有理论上都存在着争议，并且没有解。你们要想知道，就去看《怕尔格雷夫大辞典》，四卷本，那上面的每一个辞条都有争议，都没有解。那么经济学家的预测更是非常糟糕，用这种理论作预测更是非常糟糕，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两千年的衰退、前几年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在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刊物上，发了三篇文章列出了在危机之前一些经济学家预测经济会如何的好，在这些危机前经济学家都是一致的说好，这个刊物都列了出来。我们这里的预测也是如此，我自己也做过一些预测，你们可以把95年之前的预测报告拿出来看一看，和现在实际相差一倍的就算是最少的了，差10倍、差20倍是很经常的事情，预测这些产量的数据相差很大。我总是开玩笑说，经济学很多的老师都是我大学的同学，像佟家栋老师、马君路老师、张志超老师等等七八个人，你知道我们都傻到了什么程度吗？他们这些著名经济学家，到了美国不吃不喝就省了那点美元，回来买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可后来全扔了。你们说傻不傻啊。因为他不会预测，在十年之前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中国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都是楼房、汽车。如果他知道会是这个样子，十年前那些人就都回国了。当初我们班学习最好的都出国了，但是他们生活不如我们没出国的在这里的生活。经济学家的预测很差，问题在哪里呢？
我一直研究的是“剑桥资本争论”问题，50年代有罗宾逊发起，60年斯拉法写了《用商品生产商品》。在60年代到80年代，世界上所有的顶尖经济学家，都写过剑桥资本争论的东西。这是一个逻辑悖论，逻辑悖论是什么呢？现在你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是新古典理论，斯拉发得出的结论是新古典理论只能存在于单一产品模型，不能推到异质品模型。只要是两种产品模型，所有的定理就都不成立了。其实这个围绕的就是一个加总问题，什么是加总问题呢？这个是由罗宾逊提出来的，在生产函数里，Y=F（K，L，A）。这里面的资本是一个总量，但你是怎么加起来的？不同的机器设备，厂房、机器的单位都不一样，但你要加起来就需要有一个单位。收入也是一样，在GDP中，有馒头、有巩俐，巩俐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偶像。巩俐拍一个曲美广告800万，它要和馒头加在一起，叫做GDP，这个是怎么加起来的，是根据什么加起来的。这实际上就是剑桥资本争论的问题，这场争论经历了20年，结论是确定的。新古典有这个逻辑悖论，但这个逻辑悖论谁也解不了，所有的人也就都放弃了，到现在几乎也没人知道了。我一直在研究这个，我们校的图书馆有我的记录。关于剑桥资本争论的书，南开大学图书馆是最多的。86年的时候建资料中心，我负责进书，用了世界银行给的10万美元贷款，进了一大堆的书。理论经济学的书，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里是最多的。82年的时候我开始研究剑桥资本争论，92年写了一本书，很厚的一本书，但没有解决问题。96年的时候又写了一本，也没有解决。我的心里很明白，解决了就是解决了，没解决就是没解决。因此也就心灰意冷，开始做些杂活，不再琢磨这个事情了。
到98年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想起了一件事。所有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GDP、资本、工资、利润，在统计资料中都是用货币表示的，那么这些所有货币的数，和技术、核生产函数是完全无关的。现在人们解释这些数，都是从实物、从技术角度。比如GPD涨了8%，那就是去年生产100个馒头，今年生产108个，是投入的资本、劳动还有技术进步生产出来的。现在经济学就要研究怎么来使产出最大化。但是现在我发现所有的这些统计数据与技术完全无关，而是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一个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这些数并不取决于技术关系、而是货币，货币所表示的是人们特定的社会关系，不是技术关系。货币是作什么用的？在经济学教科书里说货币是一个交易媒介，一个农夫想拿生产的粮食换成布，可卖布的不想要粮食、想要肉，卖肉的不想要布、想要粮食。这样不就换不成了吗，所以教科书说物物交换不方便，你先换成钱，然后用钱想买什么买什么。这就是货币的作用，使用货币比物物交换节省交易费用。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命题，到现在经济学家还没有证明出来。道理很明显，这里多费了一道手，换完货币后该找谁还是要找谁去，更麻烦。但是现在经济学里就把货币当作一个交易媒介，并以此把货币全部去掉了。在现在的教科书里，货币所表示的只是一个价格水平，MV=PY，货币只是决定价格水平的，没有其他的意义了。但这与我们平常的感觉一样吗？你会发现太不一样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照我的说法有钱就可以不怕警察了，闯红灯不事罚钱吗！撞车啊什么的都可以解决啊！因此货币不只是交易媒介，人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挣钱、花钱这两件事上，钱在这个社会上起的作用明显的不是交易媒介。但是在主流经济学里竟然没有货币，全部的微观经济学里没有，宏观经济学说这是一个决定物价水平的，和没有一样。凯恩斯在30年《货币论》里批评这种理论，明确提出这是一个实物经济理论，而现实生活是货币经济，所有实物经济的原理不能用在货币经济里。这里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总量”。剑桥资本争论也来自于这里。在1936年的凯恩斯革命，创造出一套宏观经济学，人们开始把国民核算统计用在经济分析里，国民核算统计是29年开始出的。战后，由索洛、萨米尔森、汉森等好些人，开始用总量生产函数解释这些统计数据。罗宾逊53年发表的论文就是针对这个生产函数，这些总量到底能不能这么用。
大家都学后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开篇写到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资源配置问题是由相对价格表示的。相对价格表示稀缺性和人们的偏好，相对价格示稀缺缺性指数，用这个指数来配置资源，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总量是怎么来的呢？GDP是怎么来的呢？把不同的资本品加在一起的这个总量是什么意思？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馒头和巩俐有两个稀缺性的价格，你把两个稀缺性的指数加到一起是什么意思？你会发现它毫无意义！明天我们不喜欢巩俐了，我们开始喜欢章子怡了，加总的总量就全变了！换句话说，在这个理论里，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总量。从另一个角度讲，有相对价格就足够了，我可以得到资源配置。经济学家的习惯是总要比比，比比人均GDP。可是简单想想，去年用29九寸彩电、今年用液晶电视，这个肯定要比8%更清楚、更能表示资源配置、更能表示人们的偏好。可是都加在一起的8%是什么意思呢？什么都不是！可是经济学家要把这些东西加到一起，用生产函数来说明资源配置问题。用生产函数和GDP是很糟糕的，美国1820年的人均GDP是1600美元。我们去年在没有查出1万多亿前是1300美元，这是不是代表中国现在的生活水平还不如美国1820年的生活水平呢？不可能啊！现在美国市场上找到不是中国制造的商品都不容易，那里凡是便宜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日本也是一样，那个制造业大国的东西也基本上都是中国制造的，衣服啊，电话啊，都是中国制造。我们怎么可能比它1820年时候的生活水平差呢？那个时候在美国肯定是任何东西都没有的。当你把这些数真当实际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数和实际的感觉相距很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程恩富，是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常务副院长，相当于社科院的院士，在海派经济论坛中发表一个新观点，根据计算，中国在1949到1978，按照我们自己的统计资料GDP的平均增长率是6.3%，世界银行给我们算的最低的是4.9%。这个4.9%，代表了在30年中，除了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中国在世界上排在第6位。在这么一个大国里，我们能涨这么多，那么集中体制就太好了。可是感觉不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和日本等国比比，增长率差不太多，可78年的时候人家有什么，而我们有什么！在一本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里用这些数说，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人民努力奋斗、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等等说了一堆好话。接着说，经济增长率持续30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这都没有错，你怎么说都行。但是接下来又说了，使这些国家的人均GDP，从战后，日本由1945年的130美元涨到了3万美元，台湾由80美元涨到1万6千美元，韩国由50美元涨到12000美元。我说这就有问题了，GDP每年涨7.2%的话，10年翻一番，十年从130到260，二十年到520，三十年到1040，即使四十年也是两千多，他怎么会跑到3万呢？这不是实际GDP，不是实物产量。这个数与实物产量没关系，日本的平均名义GDP增长率是16%，而且汇率由380日元涨到了70日元，把这些数算进去就能对上了。
前几天在西安开会，刘伟教授论证了半天到2020年中国的GDP能不能达到3000美元，因为原来计算的目标是到2020年达到人均3000美元，达到小康水平。他要论证的是中国到2020年能不能保持这个增长率，达到3000美元。我上去和他说，我敢和你打赌，不用那么费劲，咱们也能达到10000美元。人们总是说资源不够啊，可能保持不了这种增长，到2020年的时候到不了3000美元了。我们怎么算呢？要算名义GDP，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是1700美元，名义GDP增长率是13%，13%的话就是6年翻一番。中国从80年到现在平均增长率是16%，和日本一样，将来很有可能保持这个速度。即使按照从03年到现在的13%算，到2020年可以翻两番半，就已经达到了1万美元。可是这里面还没有算进汇率，人民率汇率每年涨3%，那么到2020年就不会仅仅是1万美元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究竟比韩国、台湾差多少，不会差多少。从技术水平看，他们能生产什么，我们也能生产什么。我们盖的楼比他们好，因为这些楼我们都是新盖的。城市建设也比他们好。
生产函数Y=F（K，L，A），在1958两派经济学家唯一的一次坐在一起，在意大利开过一次讨论会。在那次讨论会上，卡尔多拿出了一个叫做“程式化事实”的东西。这个事实，到现在所有的人都公认了，就是美国和英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资料，这个资料显示的所有统计数据变化的相当规则。卡尔多算的是美国的1850年到1950年，后来还有一位叫做麦迪森是专门搞经济史的，他算的时1820年到1980年，结论和卡尔多一样。美国的长期GDP增长率一直是3%，资本按照一个稳定的比例积累，美国的储蓄率、投资率一直是10%，投资变成资本，资本劳动比按照一个稳定的数值提高，资本增长率一直是3%，资本产出比一直不变，资本总是收入的3倍，收入分配中，工资一直占75%，利润占25%。还有许多数值，都是相当规则的。卡尔多提的问题是，资本积累会导致资本比例提高，按照收益递减规律，利润率应该下降，但为什么其他数值没变呢？索洛是怎么回答呢？经济增长率等于资本的增长率呈上资本的产出弹性，这里用利润的数值25%，加上劳动的增长率乘上劳动的产出弹性，用工资的数值75%，在加上技术进步。假设人口变动为0，实际上这个是绝对减少的，工作时间是绝对减少的。中国有一年把六天工作日改为五天，减了六分之一的劳动力，劳动的产出弹性又占3/4，那么GDP不是肯定要减少的吗？可是这些统计数据一丁点都没变，只要还发这么多工资就不会变。03年闹非典的时候，好多人都说GDP会降到7%、6%，可是我写了篇文章说会到9%以上，结果还估计保守了，真正的到了10%。这是为什么呢？GDP是货币交易的增加值，花一块钱肯定会有一块钱GDP，它不会管任何的实物。在03年的第一季度货币供应量超过了20%，有货币人们就会花钱，只要人们花钱就会有GDP。所以GDP与实物是完全无关的。我们不说这段，接着说刚才的索洛模型。资本增长率是3%，乘上0.25等于0.75。美国长期的GDP是3%减去这个0.75%，技术进步就等于2.25%。索洛得到了这个技术进步的余数。因此索洛获得了诺贝尔奖，因为后来所有的人都在用这个生产函数来计算各种各样的生产率。众多博士论文和你们现在做的东西，都在用生产函数，跟着索洛这么去做。但是这种做法与感觉太不一样，难道技术进步如此的中性。为什么美国的资本劳动比上升，而资本产出比却不变呢？教科书里说这里恰好有一个中性的技术进步使得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积累共同上升。比如资本涨了3倍，那么劳动生产率也正好涨3倍。统计上确实是这样的。劳动生产率使用工资来计算的，也就是资本对工资的比例一直是不变的，因此我可以说劳动生产率恰好提高这么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这就是索洛的解释。
可是这与感觉不一样。100年前的技术进步怎么会与现在一样快呢？再说技术进步怎么会是这么规则呢？事实肯定是不规则的。我这里要说明这个问题。索洛犯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错误。我们最开始学经济学就应该知道花一块钱有一块钱的GDP，投资是新花的钱，那么投资涨了3%，但是索洛竟然在上面乘了个0.25，由此便产生了一个75%的索洛余值。如果你按照花一块钱只能有一块钱的GDP来算，这个余值是完全没有的。这个并不表示任何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异质品并不能加总。只有单一产品能加，或者是异质品齐次增长的时候能够加总。物价指数也是如此，苹果和梨都涨10%，我们可以说物价指数涨了10%。但是如果一个10%，另一个15%，就根本不可能加。这个是有定论的。因此根本没有物价指数，没有货币数量轮。我们现在的物价指数是以90年为基期的。但是我们现在用的东西，在90年的时候都是没有的，那么怎么能够比较呢？在统计学里，使只能考虑数量，不能考虑质量的。电视机、手机都是按照台、按照个来算的。不能考虑质量，因为质量变化他快，只要变化就要形成新的产品，那么就不能形成时间序列的统计数据了。所以，计算出来的物价指数还有什么意义呢？并不是没有意义，是有意义的，但是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有什么意义。这个指数很有意思，美国从1850年到1950年，物价指数是不变的，价格指数是不变的。这个物价指数怎么会不变呢？那个电灯泡，肯定和现在的手机一样，最开始卖成天价，然后慢慢的便宜了。所有的工业品都是这样，可是最后为什么统计出来的物价指数不变呢？这是一个谜，今天先不解这个谜。我现在先按照经验假设物价指数不变，这样我只要解释了名义GDP，我就能够解释实际GDP了。GDP是货币交易的增加值，美国的长期增长率为什么一直是3%呢？很简单，因为美国长期的货币供应量增长一直是6%。货币对GDP的比率是一样的，因为货币银行学中有这个规律，M2比GDP一直是1.2。因此很简单的就能解释了GDP，这与生产函数没关系。
而主流经济学就拿这些宏观的统计资料直接套在微观经济学上，而微观经济学是按照生产函数构造的，好像和物理学一样的。但是完全错了。微观经济学中的这些概念与宏观统计资料完全不一样。比如我们说资本是什么？微观经济学会说资本是厂房、机器，但实际中的资本不是机器，而是地。美国统计资料中，长期100年里，地产占到总资本的60%，在日本和香港地产在总资本的比重接近了80%，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就是用更多的钱买原来的那块地，利润来自于地产价格的上升。资本积累不是买机器了，机器是不可能积累起来的。从技术角度讲，生产机器意味生产者中间产品，就是说生产的周期变长了。那么资本积累意味之生产过程越来越长，你还消费不消费啊？他不可能无限制的积累。而实际现实是，生产过程和以前相比大大的缩短。技术上是没有长期的资本积累的。那么美国除了这60%的地产，还有近40%的资本，是不是机器呢？仍然不是机器，这里还有一半以上是无形资产，专利、商标等。机器是最不值钱的。在竞争中机器能值多少钱呢？比如机器寿命是10年，他就等于美国500万产业工人10年工资乘上利润率。在竞争的社会中，机器一定是这个价钱。而这实际上没有多少钱，不值钱。而主流经济学在这里把概念搞错了，机器是不能积累的。教科书说，投资形成机器，这是错的。因为投资分为三块，一块发工资、一块买机器、一块买原来的资本存量。发工资是成本。买机器实际上可以还原，因为卖机器的企业也使用这笔钱来发工资、买机器和买原来的资本存量。这样推下去，就剩下发工资和购买资本存量了。发工资是现在成本，另外买原来的资本存量。资本存量涨价的那一块就是利润。利润就来自于原来资本存量涨价的那一块。假如资本存量中60%是地，那么利润就来自土地的升值。这个是很有经验意义的，那个地方涨价快，那么投资就会有利润。不仅仅是房地产商如此，所有的企业的利润都是从土地升值这里。石家庄地价不涨，千万不要到那里投资。西部地价不涨，千万不要去那里投资。一定会赔，因为那里没有货币。没人再往里花钱，使价格上涨。
所以所有的这些统计概念和技术没有联系。比如说折旧，折旧是物质磨损、精神磨损吗？一点关系都没有，折旧是收税用的。为什么政府对不同的东西都规定统一的折旧率，因为不这么规定就会有逃税的。加速折旧就是减税，现在没有人再用加速折旧了，直接减税就可以了，因为加速折旧就又会有人造假。所有的这些概念和技术没有关系。这些概念表现的是什么呢？不是生产函数，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呢？说不清楚，不是很容易说清楚。我只能简单的说说自己的想法。
我理解的资本主义是从14、15世纪文艺复兴开始的，文艺复兴宣传个人理性、个人自由。到了16、17世纪，好多文人，卢梭、高德林、洛克、弗兰克林等等在宣扬自由主义，要把人类从原先的那种人身依附的制度解放出来，但这种精神碰巧遇到了货币。货币有什么用？人们开始玩挣钱的游戏了，大家比谁挣钱多。资本主义以前，大家玩比谁官大、武力强、搞政治、会计谋等游戏。金钱不是竞争的目的，而到了资本主义，我想可能政府官员开始贪污腐败，大家都去追求金钱，用钱可以做各种事情，那么就变成了比谁挣钱多的游戏。货币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没有货币，造原子弹的和卖茶鸡蛋的没法说清谁比谁强。生产的所有产品都是异质的，不同的行业没有办法比。那么就不能竞争，不能把人们的竞争活动集中在生产领域。资本主义正是创造出来一个货币，使人们可以玩竞争的游戏了。在竞争游戏中，人们的要比以前的游戏文明的多，并不是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通过货币合同、通过生产力竞争。因此毫无疑问的说，资本主义创造了现代文明。大家比谁挣钱多，比起来以前的那种比谁武力强的关系要强的多。教科书错就错在微观经济学里没有了货币，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都和货币有关。钱是不是用于我不现在消费，把钱存起来未来消费呢？错了，别说像比尔盖茨那样的大资本家，就说一般的中产阶级在死的时候很可能都是钱最多的时候。要不然资本怎么积累起来呢！那么钱是作什么用的呢？
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很讨厌的概念，叫做“价值”，价值直接联系到分配理论。价值理论有两种，一个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个是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在争论中，马克思争论不过新古典。因为实际生产中，不光是单一要素，而是多种要素。但是找我的理解，马克思是对的。今天没太多时间说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总是要否定马克思，因为价值只要依附到实物上。马克思经济学无论如何也打不过西方经济学。但是这是马克思的概念搞错了。在这个社会中竟然有一种叫做“价值”的东西，它不联系到任何的实物、任何的生产率、人和的偏好。这个价值就是货币，货币就是人们的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有两种关系，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生产完东西后，大家还要在一起玩。这个社会关系在某种角度是独立于技术关系的，比如血缘关系。为什么原始社会大家要一起生产呢？别人说大家要一起搬石头，要不然搬不动。我的解释是，因为它们是一家子，一个家子在一个村里。大家和和睦睦，一起生产。奴隶社会就是这家把那家打败了，封建社会就是大家都别打了，选个皇帝维持治安。这些都是我的瞎解释，没什么历史依据。这种游戏是独立于技术、独立于生产力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家两口子，男人在外做工，女人在家里做家务。按照新古典的原理，异质的劳动，比如说这样做会使家里挣钱最多。可是在分配的时候，是按照另一种原则。离婚的时候大家每人一半，这种分配是由社会关系来决定，独立于生产和技术，不联系到事物。这就是货币的作用。货币的作用就是去支配人。我发工资来干活。我们虽然是商讨的，但是如果你愿意，你就要听我的。我用钱可以让别人来为我做事，我可以有支配力。钱多意味着别人会听你的，你可以给其发工资。没钱意味着你要去听别人的。钱越多意味着支配的人越多，意味着权力越大。这个社会是以金钱为权力的。马克思说资本家剥削工人，作8个小时的工作只发4个小时的工资。但是马克思紧接着说，假设资本家的理润全部用于储蓄，储蓄用于投资。不这样的话，他在竞争中就要失败了。这就意味着全部产品都是工人消费的，你们可以去看资本家工厂里的那些东西，不是资本家消费的，而都是工人消费的。资本家也只能看一个电视，开一辆汽车。他要想利润最大化就要想每一个人都有电视，都有汽车，别人没有它就会着急。挣了钱却不消费，要做资本积累，是为了什么呢？比谁的钱多！这是一个游戏。钱多可以带来权力。金钱文化、金钱政治、金钱帝国主义、金钱和美女都很有意思。美女为什么要嫁富翁呢？在中国都是要分三六九等的，没钱就要低三下四的去找工作，看上司的眼色行事。有钱你就可以把这个公司买下来。这是不一样的。那么有钱的女富翁们为什么还要嫁给富翁呢？那些女明星都不缺钱，但为什么还要嫁给富翁呢？因为这是竞争的游戏，所有人都参与竞争。没钱就是失败者，她为什么要嫁给失败者呢？为什么不嫁给一个成功者！现在就能知道前世做什么用的吧。这是用种游戏规则，大家来比。资本主义就是让大家来比谁钱多。
原先的游戏规则是人直接来压迫人。林语堂说历史上中国就有两种人，一种是踢人屁股的，一种是挨踢的。人总是要竞争的，总是要分等级的。不完金钱的游戏，就一定会玩其他的游戏。古代分等级，我站着别人就要跪着，这也是一种竞争的游戏。而现在金钱的游戏就比较文明了，他并不是直接的。是签合同，你愿意就听我的，不愿意我也没办法。虽然都是支配人，但却是不一样的。这种竞争，谁都会有机会。并且别人钱多，对自己也无所谓。马拉多纳、罗纳尔多的钱都是球迷的钱，但是球迷、歌迷也都很高兴。钱只是一个符号，表明他成功了。即使是竞争的失败者，也不会带来任何的伤害。资本主义最初的时候是很残酷的。对人歧视，和现在有些相似。大家没钱看病、没钱买房子、没钱上学、没钱娶媳妇。人们的社会地位差这么大，引起人们不满。但是资本主义竟然可以改这个游戏，在二百年后，这个游戏变得文明了。纳斯达克意味着什么？他就意味着原先一分钱都没有的人在十年间竟然可以变为世界首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以前没有钱就不能雇人，想赚钱很难。但是出了资本市场、出了纳斯达克，人们就可以改。人们会逐渐的改这个游戏，让它适合人类文明。
我总爱和马克思比。现在很多是说生产力，但这里可能有疑问。我们的书里也这么写，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所以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力标准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是在1870年的时候说的。你可以把马克思时代的所有科幻小说都找来，不用找那个时代的，找我小时候的就可以，1950年的。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凡是人们想到的，现在都有了。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是马克思那个时候根本就想不到的，甚至在10年前我们都想象不到的。马克思其他的都对，但就是这个共产主义理想不妥。因为到共产主义我们还玩什么呢？而在资本主义下，人们就能从早到晚地想着挣钱。但如果不玩这个挣钱的游戏，人们还能玩什么，我总觉得有疑问。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体育比赛。但这个玩钱的游戏是不是和体育比赛类似啊，我们不要让货币有这么大的权力。就像足球世界杯、篮球NBA的那种竞争相似。这种竞争可以创造财富，在资本主义中可以让财富一夜间就多起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写，英国的工业革命20年是以前的所有世纪生产力的总和。我们这里原来生产的多东西，估计也就和最近这20年差不多，当然这是没办法加的。为什么生产的东西多了，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游戏。而现在有了这个创造产品赚钱的游戏，赚了钱可以作各种事情，可以支配别人。我就是要说，经济学要研究的不是生产函数，而是社会关系，是这种游戏。通过改游戏规则，让所有的人都生活得好，没有歧视。创造一个机制让大家竞争就好了。根本就没有总量生产函数，用总量生产函数就大错特错了。
我先来讲一讲总量生产函数，这个事情我必须要说。每年的我看的博士论文都有好多生产函数。有一个丹尼森研究由技术进步带来的80%的余数，其实这个数怎么想怎么是“误差”。新古典和实际的“误差”一定是80%，人们总在说这个“误差”这怎么来的。丹尼森说是由研究和教育费用带来的。有一次一个在国外教书的洋博士到我们所作simina，他研究中国经济。他拿中国的投资乘上资本的边际产品利润，再用总收入去减，用得到的数除以利润。得到了结论：中国在教育上投资一块钱会得到46块钱。我当时就问，如果这样就把所有投资都扔到教育上，GDP就会玩命的涨了。实际上花一块钱只有一块钱的GDP，不可能涨46块钱。教育投资就是给老师的工资啊，你给我一万块钱我讲这么多，给我十万我还是讲这么多。我们上学的时候不交学费，GDP玩命涨，现在你们交这么多学费，但GDP不涨了。
上周在西安开会，北京大学的刘伟教授说，在中国这些年资本比劳动的GDP贡献率多980倍。我没看过这篇论文，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GDP增长都是资本带来的，劳动没有贡献。从这个角度讲，资本家得到利润当然是正常的。用生产函数算就是这样，因为生产函数决定要素价格，也决定收入分配。当然工人的工资没办法上涨。政府只好要对利润征税，对富人征税，在分配给穷人。这就是刘伟教授的论点，只有靠政府的补贴才能缓和收入分配的差距。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是技术上的。我当时说，你算错了。哪里错了呢？首先你算这个用的什么数，用得是不是技术上的数？我们的这些统计资料没有一个是技术上的数，全部都是货币上的数。这种异质的、不一样的生产过程，怎么可能加总成一个技术上的数呢！用这种货币上的数得到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这些年工资的增长率和地价的增长率之比，根本就不是技术上的贡献。资本总要有生产率吧，可是地有什么生产率呢？在十年前中国总资本中地产占不到20%，现在已经接近40%了，涨了一倍。这就是有更多的投资家到了这块地上，这种结论实际上就是说工资没怎么涨，而资本涨得很厉害。根本就不是资本和劳动的贡献。我们的产品是哪里来的？当然是工人生产的。当然更是农民工生产的。我们的住的房子、用的手机，当然是人生产的，没有什么机器。
吴敬琏教授在3月份的人代会上提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投资高、效率低，高投入、低产出，因此要提高经济效益。成思危委员长也这么说过，有一次单独接见我们的时候也和我这么说。但这是错的。花一块钱一定有一块钱GDP，高投入一定有高产出，高投资一定有高利润、高收益率。那天南京大学的刘志彪教授也说这件事。他们都是怎么算的呢？他们都是把92年到96年这段投资增长率很高的投资形成的资本作分母，那个时候的投资增长率最高是62%，他再把现在的低投资作分子，这么一算效率就差了。可是你算算经济上升的时期，一定是高利润。统计就是这么统计的，我说得一点也不会错。
这些博士论文里写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作用就是把机器配置到效率高的地方，以此有效的配置资源。错了！花一块钱就一块钱GDP，这一块钱放在哪里都是产生一块钱的GDP。他原来用的时期不对。资本市场是用来选董事长。金融深化也是这样。
你把所有用生产函数算的都拿过来，我可以说全部是笑话。因为生产函数总是乘那个0.25，最后得了一堆余数。为了说明余数，再找一大堆变量，做回归，找那个余数的来源。多少经济学家的青春浪费在这里了。我可以说以前用生产函数做的这些东西都是废纸，没有任何应用价值。这本来是一个货币的数，表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投资与利息率负相关大家都知道吧。我就问美国90年代利息率很高，达到6.5%，投资也是高的，达到20%。到2000年利率下降了，是1.5%，投资也变成了5%。日本七八十年代高增长的时候，利率也高，超过20%，但投资是40%，现在是0利率，投资也没了。我国90年代初的时候利率是15%，黑市是25%，投资是40%多，现在利率跌下来了，投资也下来了。你去找所有的资料，投资和利率的关系，凡是利率高的时候投资一定高，利率低的时候投资一定低。这是经济周期最一般的现象。经济高涨时，利率投资都高，经济衰退时，就都低下来了。而这个负相关的关系是不对的。
另一个用收益现值法K=R/i，股票价格和利率是负相关的，这个我们大家也都学过。但是你看美国，90年代的时候利率高，股票也高，而2000年以后利率低，股票价格也低下来。日本、中国也是这样。这是经济周期中最一般的现象，利率与股票价格正相关。因为这是一个货币经济。把这套理论用到食物是对的，而货币经济与这个没关系。利息率是什么？就是借了100块钱要还110，这是利息率是10%。多的这10%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生产率来的，美国在九十年代技术爆炸，但增长率还是3%。因为这是一个货币经济，银行就发了这么多票子。你就只能花这些钱，利息率只能有这么高。
微软公司做了个windows，一个卖120美元，那么好几亿个计算机要买，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数找银行借款，银行不可能借。银行要看你以前有多少资产作抵押，你有1个亿我就只能给你5千万，这5000万贷出来，就只能用这个钱去买软件。无论你的速度有多快，他只有这么多钱，那么你只能降价。货币供给是不依赖于技术的，搞银行的是不懂技术的。如果他知道你收益高，会去买你的股票而不去贷款。他管的是你有没有抵押品，你不还钱，我就把你的房子拍卖了。因此利息率就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比如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是5%，而利息率要收10%，不可能有企业还得起利息。无论你有多少产品，技术进步有多快，生产多少手机，但只有这些货币，你只能降价。正是这个原因，利息率和货币供应量是完全一致的。举个简单的道理，现在GDP平均增长率是13%，贷款利率是5%，如果人们拿这个钱去买房子，房价每年涨13%。那么为什么我不去贷款买房子，我一定会去以5%的贷款去买房子。那么银行当然就提高利率，提到与货币供应量一样的地方。在竞争中一定是这样。反过来，货币供应量少的时候，银行只能降低利率。利率是跟着货币供应量走的。
明白了这个就能明白我刚才说的为什么投资与利率正相关、股票价格与利率正相关。投资是去赚钱，跟生产率没关系。利率低的时候，货币供应量低。投资不可能赚到钱，股票价格不可能涨。没发货币那个股票价格怎么去涨！投资怎么能挣钱。而现在教科书就拿这些做资产组合，那天在山东大学和一位数学院的院士开讨论会，他搞金融工程，我看到他的模型里面没有宏观变量。没有GDP，没有货币供应量。作出的资产组合模型能够挣钱吗？经验上就有个搞资产组合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再加上两个美联储的前官员，做长期投资公司。给人家赔了40亿美元，后来是财长出面了结这场经济危机，要不然还不知道赔多少了。原因是他的资产组合模型里没有宏观变量。道理很明显，美国2000年开始衰退，货币供应量下降，最聪明的资产组合就是不投资。这个时候非要资产组合，当然是100%的赔钱。货币供应量上升的时候，闭着眼组合也是挣钱的。经济学现在预测的东西极差。当时我也做过一些预测报告，电力、煤炭、家电等等，现在看看差100倍的都有。因为所有统计数据都不是技术上的数，而是货币上的数。
新古典厂商理论，固定成本、边际成本、平均成本，这些数字只有工程师才知道，经济学家不知道。而企业只需要计算雇佣一个工程师的成本，因此实际企业的财务报表与经济学原理对不上。企业的财务总监是不懂技术的，它只需要懂得资本市场的规则。因此家总的这些数不是技术上的数。企业家就是要雇佣别人，发工资。现在林毅夫、张维迎、新制度经济学用生产函数解释，用最大化解释。实际上这与最大化没关系，这是一种规则。实际竞争的制度、货币的制度，货币金融体系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不一样。这些都不可能从最大化、从生产函数解释。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些数。91年到95年《经济研究》办过一些新制度经济学的讨论，都是比较有名的，那个时候每年我过去专门评论这些人。我就问什么是制度，NBA与世界杯的人都是经纪人，但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并且这个制度规则设计的不是多进球，而是让比赛越精彩越好，竞争越充分越好。这种规则实际上就是游戏规则，不是能从产出最大化中推出来的。这些制度使人们设计的公平竞争的游戏。从新古典中加上不确定性信息，推出的新制度经济学完全是错误的。需求预测为什么这么差？这里面重要的事情是收入效应，恩格尔曲线就是收入效应。需求函数主要的应用就是收入效应，预测未来人们买汽车、买房子，就要看人们的收入涨不涨。但是收入效应在新古典理论中的逻辑是不一致的。在新古典理论中，只能由相对价格，不可能有两种产品加总的总价格、总收入。在新古典理论里，有替代效应就足够了，就能计算出相对价格指数。而加入了收入效应就会使需求曲线可以任意的画，可以直的、可以上向上倾斜的，什么都能有。这就叫做逻辑错误！一条曲线有弹性、无弹性，就如同黑与白一样。用一种理论又可以说是黑、又可以说是白，当然是逻辑有错误。ISLM模型中，LM曲线可以是斜的、可以是横的、可以是直的，那也一定是逻辑有错误。当一个理论逻辑有错误，他就可以解释一切。因此预测一定有错误，经济学的预测太差了。现在几乎没有人花钱请经济学家作预测了。经济周期、股票价格、各种产量没有预测准过。举个例子，现在都说可持续发展。有个罗马俱乐部，1960年写了本《增长的极限》，书里提出来到2000年的时候地球上所有的资源都没有了。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世界上东西都没少，并不是那么可怕。现在也有人说中国每单位GDP的能源耗费比美国多两倍，这怎么可能呢？中国汽车的排气量比美国小，中国的电灯随手就关。美国大学校园里都不关灯，哪里都在浪费能源。中国能源浪费不可能比美国多。但是我们算一下汇率，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4块，那么效率就一样了，如果是两块浪费的就比美国低了。你感觉也能感觉出来，中国不会在生产领域比美国更耗费能源。之所以现在耗费能源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现在是工业化时期，而美国的工业化已经过去了。中国现在要生产钢盖房子，把农村人挪到城市来，而美国不再需要了。这是阶段不一样的原因。这些批评在我这本书里都有。最主要的就是这是一个货币经济，不是实物理论。经济学要研究是的货币理论，不是生产函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是货币理论的基础，不是相对价格的基础，他没怎么讲过相对价格。
经济学要研究的什么问题呢？就是有效需求问题。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也是今天我最想讲的事情。现在超市里所有的东西、房子、汽车，想生产多少就能生产多少，他们根本就不受资源限制。新古典总是说资源约束，但是不对。手机在99年是1000万，现在是3.4亿，涨了34倍。汽车03年上半年的增长率是89%，汽车都能涨89%，那么还有什么东西部能涨这么多。这还是在根本卖不出去的情况下，还能涨这么多了。中国有一半的基本消费品运到了国外，这些东西从资源和技术上都是想要多少有多少。但是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消费不上，中国的60%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是3000元，那么这3000元还能买什么东西，这里面还包括生产资料的费用。而这些消费品都是农民工生产的，手机、汽车、楼都是农民工生产的。可是这3000元注定什么都买不起。3000元还是一个平均数，东部沿海地区比较富裕，西部就会更低。但是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是这样，在美国如果失业没有收入，领社会救济每年是8000美元。这就意味到超市可以随便买东西。当时我在美国每月花费不到100美元。那么8000连买一辆汽车都可以。这是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有的是，想要多少有多少。只不过是品牌和质量不太一样，但质量很可能差不太多。可中国不是这样啊，穷人生产了所有的东西但是却什么都没有。而本来他们是可以有的，因为这些东西有的是。比如吃药，药就是一些粉末，根本就没有什么成本、资源，但是现在吃不起药。中国可以生产宝马、奔驰、沃尔沃，但不生产拖拉机了，好多农民用手耕作。难道中国不会生产拖拉机吗？80年的时候就已经全面实现机械化了，早就能生产了，但现在却用不起。汽车3万一辆，拖拉机1万块钱也就够了，5000块钱都能生产出来。可是为什么这样呢？这就是我要讲的有效需求问题。
这里面有个成本问题。阿司匹林原先是2分钱一片，可前几天我买花了30多块钱。这是因为中国20%的富人，也就是城市里的一半人，占有全部GDP的60%，他们在药品上的花费要占到80%。那么生产要的人宁可做一包30多元的，也不会去做100片2分钱的。着里面有审批、专利等等的费用，那么医药部门怎么定价也不能把价格定到成本之下。别说17次降价，就是170次降价，老百姓也吃不起这个药。因为成本就不是给老板姓的，这里面有个低价。地价玩命的涨，老百姓就付不起这个上涨的成本，任何东西都是在地上。为什么买不起拖拉机呢？现在农民收入是工人工资的1/5，而工资成本在生产拖拉机的总成本中不到20%。这意味着，拖拉机是比农民多25倍的成本生产出来的，它只要不能替代25个农民的劳动，农民就不合适。其实生产拖拉机不会到5000块钱，因为汽车里面有专利费等，而拖拉机里没有这些，完全可以卖3000或2000，很有可能是这样。房子从1997年来每平米的建筑成本每平米是700块钱，这基本等于农民的收入。而房价格玩命的涨，农民如果拿这个去买房子是不可能买得起的。这就使中国严重的有效需求问题。
我有一个公式。凯恩斯原来的公式是C+S=C+I，我给改一下，就用企业的成本财务帐，工资加折旧加利息加利润等于消费加投资（w+d+r+利润= C+I），这个是从凯恩斯货币论中得出来的。这里面重要的事有一个理论，而理论是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折旧等于原来的资本存量乘上一个折旧率，利息等于利息率乘上资本存量在乘上资产负债率。资本存量就是原先所有的投资减去所有的折旧。这是一个固定的成本，d+r是企业的固定成本。工资是可变成本，我们不妨先视为固定的，因为做投资时我们要计算发多少工资。那么理论就取决于GDP的增长率，当今年的总支出超过成本，企业就是赢利的，当低于成本企业就亏损。而赢利使企业扩张，亏损会使它收缩，这是大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简化一下，假设工资等于消费，利润就取决于投资减去折旧加利息。投资又取决于利润。这就会形成一个累计的投资过程。比如邓小平南巡讲话，大家的投资就上去了，房地产价格上去了，利润上升了，这就会有更多的投资。投资越高利润就愈高。但是今天的投资就会变成明年的资本，成本就上去了，要保证企业不亏损，就要有更多的投资。一旦停下来，或被宏观调控下来，企业就会都亏损。这样就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波动。92年到96年投资增长率高，94年最高是62%，GDP增长率是35%，92年到95年资产值翻两番，涨了4倍多，平均投资率是35%。资产值高了就会使成本上去。折旧在GDP中的比例90年不到10%，98年占到15%。利息在90年不到4%，98年时到了12%。仅这两项就涨了这么多，可是GDP的增长率从97年突然的下降到8%。我98年在所里作预测，说如果是这个GDP增长率那么所有的企业都会亏损。到年底，整个国有企业净亏200亿，股市净资产收益率从8%到4%。这个很简单，在高增长的时候成本都上去了，但突然增长率下降到8%，那么企业肯定亏损。利润取决于GDP增长率的变化率。中国涨8%股市也涨不上去，因为我们的变化率下降了。比如去年GDP是8%，今年涨到10%，企业一定盈利。去年10%，今年到8%，虽然高速增长，企业还是肯定亏损。
在我假设工人工资全部用于消费的情况下，那么资本家就必须把东西都卖给工人。并且资本家要按照成本卖，工人的工资要买走全部东西，使得资本家郑的一笔利润。那么要保持这个条件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一定要保持一个稳定的比例。当这个比例下降时，工人的工资就买不起这些东西了。现在之所以买不起东西，就是因为资产值过高，工资太低。凡是东西卖不出去一定是因为资产值过高，固定成本过高。固定成本过高是因为一件新商品最开始不需要卖给老板姓，可以用很高的价格卖给富人。但是竞争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卖给工人，这时工人就买不起了。举个例子，29寸电视在96年时卖7000元，比如我投资成本4000元肯定赚钱，所以大家就都来投资。可是当时7000元卖给的是富人，生产了几千万台就要卖给工人了。比如工资是1000，生产线成本是3000，工人用这1000元是不能买得起4000元的彩电。这就是有效需求问题。卖不出去就要降价，降到3500元，这时销售收入就小了，但固定成本不能变，只能降低工资。可是越降低工资就越买不起电视，直到企业破产。这就是97年以来我国的情况。
降低工资率能增加就业吗？错了！菲利普斯曲线说工资增长率越高就业越高，工资增长率越低就业越低，而且所有国家的经验都是这样。这和教科书里说的不一样，边际产品决定劳动需求，再有一个向上的劳动供给。之所以失业就是因为工资率过高，只要降低工资率就可以增加就业。现在我把工资率降到0，按照这个理论全部工人一定会就业。但是这不对，实际中应该是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工资，这个边际产品价值并不能加个价格指数消下去。这是用货币利息率得出来的，当然这是剑桥资本争论问题，将来有机会再讲。当工资率等于0时，工人买不起馒头，资本家照样不雇佣劳动，因为雇用后他还要赔掉固定成本。工资率越低，需求越少，失业越多。1997年以来我们就是这样，要有1000多万失业的，天津、沈阳各有100万失业的。并不是人们没有需求，而是由有效需求造成的。
怎么办呢？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果使得就业越来越困难。现在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只有800万，而现在高校每年毕业就要有600万人毕业。那么失业的一定会越来越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没有成功的经验只有失败的教训。美国30年代的新政并没有使美国走出停滞，直到二战才使美国走出萧条。70年代美国、西欧也都是停滞的。90年代到现在的日本没有增长率。这些都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造成的。
有效需求足部的原因在于资产值过高，工资在资产值中的比例太低，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高投资时，资产值上去上了，收入分配里工资所占的比例下降，那么消费的比例下降。90年时，工资占到GDP的60%，消费是60%。98年时工资下降到50%，消费也随着下降到50%，没有消费一定会使利润下降。如果这个时候不用政策，那么他一定能自动恢复。这里面重要的机制就是破产，破产就使让企业的资产值降下来。只要不计固定成本企业就能够盈利了。北京牌电视机破产了，变成了长虹，固定成本就下来了，这样他就有利润了，就会把工人都找回来了。凡是资产值过高都可以通过破产来降低资产值。凯恩斯主义政策就是不让企业破产，那么东西怎么还能卖出去呢！我们97年到现在没有几个破产的，那么怎么办呢？只能制造利润，老百姓买不起，我们就可以制造资产值的上升，让资产值自我循环。或者让富人买东西。这种政策造成了很严重的结果，我们生产的一半以上的东西只能出口。500块钱的东西根本买不起这些东西。我管这种经济叫做口服液经济，太太口服液。这个红糖水为什么能够卖到50多元呢？因为这50多元就是这些白领的收入，这些白领再用这个钱去买口服液，东西就都能卖出去了。这形成一个循环。比如天津的房地产，从3000元涨到6000元。只要有人能把房子价格涨到6000元，就一定会有人能出的起钱买这个房子。因为银行会按照抵押贷出80%的货币，而这80%就形成了收入，这个前只要流不到外地，那么就会有这么多货币买得起房子。
这就是一个在富人圈里循环的过程。穷人只能到服务业去工作，饭馆、保安、各种娱乐场所等。你们都听说过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增加就业，因此要大力发展。我们第三产业从97年以来大幅度增长，从23%涨到40%。可是失业的并没有减少，而是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中国的服务业并不时服务业，而是服侍人的行业。日本的服务人员每年也是赚30万日元，饭馆端盘子的和吃饭的人都是赚这么多钱。我给你服务你也要给我服务。可是中国不是这样，端盘子的赚500而吃饭的赚1万。1万块钱收入可以雇20个保姆，可是日本就没有保姆，因为大家都赚一样的钱，谁也雇不起谁。雇一个保姆就会使你的生活和那个保姆一样了，除非是特别特别富的人。在中国劳动服务业人数最多，占到就业人口的25%，工资率最低。这25%的人实际上就在给20%的富人服务。这是因为富人有钱，工人的钱来自于工业、来自于地价上涨。可是只要地价涨，在岗的职工就会失业，因为这是固定成本。因此越发展第三产业，失业的就会越多。
并且这种第三产业形成了严重的社会歧视。我们一个小区500多户人有30多个物业人员再加上一些保姆。这些保安只有500元的收入，可是如果失去这份工作，也会有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贫富差距要比那个0.46的基尼系数严重得多。经济学除了要研究有效需求就要研究这种社会问题。本来人和人之间应该高高兴兴地做游戏，而不应该有歧视。现在任何人之间歧视非常大，社会问题很严重。我现在很理解马克思时代，英国在1825年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银行大批破产。恩格斯在46年写的《英国工人阶级之现状》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有些类似。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毛病，社会不平等、歧视都出现了。资本主义前是没有东西，我们文化大革命前也没有东西。我在那个时候生活过，在一个四合院里大家一起吃一起喝，玩玩乐乐挺高兴的。现在东西多了，有的人却更不高兴了。马克思就是想让大家还高兴起来，这就是共产主义。大家看看这些文学作本就能感觉到，在资本主义前的封建社会大家的生活很平静，社会关系、邻里关系都挺好，可是资本主义把这些都改了。但是资本主义把这些都改了。本来资本主义是能够慢慢变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却都说错了。发展高科技、发展第三产业这些政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国的三农问题就是现在周期的事情，解决的方法只能是把农民从农村挪到城市来，所有国家的经验都是这样。靠的就是名义GDP增长率。没有生产函数，中国每年8%的增长率是怎么来的呢？谁也从技术上找不来。原因是我们要到2020年翻两番，8%正好能够达到；再有日本在高增长时7%，我们8%也比他们多。这就大错特错了。你先看看全部GDP里有多少是发工资的，比如我们有10万亿的GDP，8%就是8000亿，如果这全都发工资，每个人工资率是1万元，那么就会有8000万就业。这不是技术上的数字。为什么我们这些年就业越来越少、失业越来越多？因为这8000万没都发成工资，有一半去搞房地产了，投到地上就不会增加就业。还剩4000万，这4000万又没给新雇的人发工资，而是给原来的人涨工资了，结果肯定是没有新增就业。假设GDP不变，你们毕业如果一个人挣5千，就一定会有10个挣500的人失业。中国的钱都在富人圈里转，没用来雇工人。
我们号称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这是不存在的。资本密集型的产品意味着工资少、资本多，那么工人一定买不起。竞争一定会使这种产品变成劳动密集型的，因为他要让工人买的起。所有的产品都是如此！光盘、美国的汽车一定都变成劳动密集型的。因此，根本就没什么高科技，这些一定会转化成劳动密集型的，让工人买得起。中国鼓励发展资本密集型是因为富人才能买，这就形成了钱在富人圈里转，富人原来越有钱。而穷人就只能进入劳动服务业。这是收入差距太大的原因。这都是凯恩斯主义政策造成的。这些现象和美国70年代的滞胀完全一样。滞胀就是GDP快速增长但失业越来越多，资产值大幅度提高，结构性失业。现在最好就是减资产值，破产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有问题。应该是把农村人挪到城市来，而不应该把钱挪到农村去。要想这样，就要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先用货币把农村雇到城市来生产东西，再让他用工资把这个东西买走。必须有货币才能完成这个过程。中国转移农村劳动力最多的是91年到96年，这时的名义GDP增长率是25%。每年转移1400万，和日本相似。可是从97年之后转移很慢，这几年每年是500万左右。这导致了农村收入大幅度下降，粮食价格不可能上涨。我去过日本韩国、韩国、台湾地区的增长率最快的15年样本。日本名义GDP增长率是24%，农村人口从48%减到12%。韩国增长率30%，农村人口从60%减到9%。台湾地区增长率是22%，农村人口从50%减到20%以下。我们现在不应该是8%，而一定要在20%以上，用它把农村人口都挪到城市来。我们定的计划是到2020年的时候农村人口减到50%，可是这比人家少多了。我们当务之急就是20%的增长率，当把农村人口挪到城市后就会解决社会问题。企业破产也就不会产生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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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按：该书在否定现代主流西方宏观经济的基础上，尝试建立现代宏观经济科学的体系。论据较为充分，对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把握较为到位，对于指导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柳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前言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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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目的在于彻底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在重新建立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进行讨论，特别是在主要理论问题和经验问题上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展开争论。自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以来，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统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对现实的解释已经一百多年了，通过教科书把它的观念一代又一代地传输下来，形成顽固的理念和教条，这就是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和对所有现实经济问题完全从技术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解释。其中最典型的是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钧所有统计变量套用到生产函数中进行解释，即这些变量所表示的是实物和实物生产的技术关系。笔者通过对剑桥资本争论和凯恩斯经济学争论伪研究；在1998年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由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与新古典理论中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完全无关；本书的所有分析和理论争论正是围绕着这一点，用第一章标题来讲就是，“实际GDP是假的”，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经济并不是新古典的“实物经济”，而是一个“货币经济”。
新古典理论的基础是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相对价格理论，即资源配置可以通过表示要素稀缺性和人们偏好的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达到最优。但是，在这个理论中，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总量以及总量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完全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即人们为了获取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而进行的竞争或游戏。正如马克思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实现“按比例分配劳动”或资源配置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这种特殊的方式就是以货币价值为基础的竞争。经济学所要研究和解释的主要现实问题并不是技术关系，而是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下的竞争规则和运行规律，并通过修改竞争规则把人们之间残酷的竞争转化为游戏，从而实现人类的文明。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根本不能用于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并承担这种经济制度的研究。
当主流经济学把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国民收入统计变量完全套用在生产函数上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理论中严重的逻辑矛盾。这种逻辑矛盾在剑桥资本争论中被揭示出来：作为逻辑问题，就是总量与相对价格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的经验问题上，则表现为新古典理论不能直接使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来说明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更不能解释有效需求和经济制度问题。主流经济学中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导致了目前经济学在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上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复杂争论。理论中的严重逻辑混乱使其根本不能对现实经济问题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和进行有效的预测。
发现并接受“实际GDP是假的”这一命题，使笔者能够重新思考那些极为复杂的理论争论。在笔者的博士们的帮助下，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对价值、分配理论和货币理论主要文献和争论的重新梳理和解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目前经济学争论的所有问题和逻辑悖论都与主流经济学试图直接使用统计资料表明其理论有关，而这些统计资料与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在论证了“实际GDP是假的”之后，这些极为复杂的理论争论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对于重新解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和规律，或者说对于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讲，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体系正是针对这些统计变量的。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具有令人惊奇的相似之处。本书中所阐述的新的理论体系正是得益于对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复杂问题。自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失业大量增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大大放慢，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平等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大量城镇失业人员收入水平低下，考虑到不断上涨的房价和医疗、教育费用，实际生活水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虽然我国实际GDP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但每年新增的就业量却在下降，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自1997年以来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教条所制定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可以说，自1997年以来，支配我国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在经验上只有失败的教训而没有成功的经验，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严重滞胀和日本经济自90年代以来的长期停滞。 目前正当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对这种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
本书对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分析所要表明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主流经济学实物经济的研究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它使以上理论和现实问题根本无法讨论，只有按照货币经济的思路，才能理解和解释当前我国经济中所遇到的问题，才能进行真正的理论分析和争论。从货币经济的分析角度，本书提出了要把我国名义 GDP增长率提高到20％左右的政策问题，这与目前人们认为要长期保持8％的增长率是非常不同的。由于这一问题关系重大，也非常希望能够对此展开讨论。
本书所要讨论的理论争论问题无疑是极端复杂的，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完全可以看做是异想天开的，因为这涉及否定目前经济学的基础和几乎所有的经验研究，并重新建立理论体系。但笔者对本书中提出的论点和逻辑证明还是充满自信的，因为问题主要不在于理论上的复杂性，而在于主流经济学一个多世纪以来对经济学界的无情统治中所形成的观念，是这种观念淹没了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埋葬了剑桥资本争论。一旦排除了这种观念，本书所要揭示的只不过是一个“皇帝新衣”的问题，不仅实际GDP是假的，而且主流经济学建立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用于解释现实的理论体系完全是虚构的。本书中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只是供参考和讨论的，但“实际GDP是假的”却完全可以轻易地从经验中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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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上 篇
第一章 实际GDP是假的
第一节 GDP是表示实物吗?
第二节 什么是GDP
第三节 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
第四节 收入—支出等式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
第五节 一个简化的货币经济模型
第二章 虚构的总量生产函函数
第一节 总量生产函数的滥用
第二节 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
第三章 西方经济学——冒充的市场经济理论
第一节 新古典理论——没有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
第二节 没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学
第三节 看似深奥的剑桥资本争论
第四章 真正的市场经济理论——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
第一节 斯密
第二节 马克思
第三节 凯恩斯
第五章 市场经济
第一节 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竞争与货币
第二节 货币与资本积累
第三节 有效需求
第四节 有效需求与收入分配
第六章 货币经济的宏观模型与经济波动
第一节 收入—支出模型与有效需求
第二节 货币金融体系与经济波动
第三节 对经济周期中一些经验事实的说明
第七章 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
第一节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与滞胀
第二节 资本原始积累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
下 篇
第八章 中国经济：资源约束还是有效需求约束
第一节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
第二节 有效需求问题
第三节 对1997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反思
第九章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
第一节 我国经济货币化进程的简单回顾
第二节 经济波动：1991～1997年
第三节 1997年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
第四节 一个“虚构”的解决方案。
第十章 当前我国经济中的总量与结构问题
第一节 总量、相对价格与有效需求
第二节 经济增长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第三节 收入分配问题
第四节 产业结构与就业
第十一章 城市化与“三农”问题
第一节 政策的选择
第二节 “三农”问题
第三节 城市化问题
第十二章 开放经济与人民币汇率
第一节 新古典贸易理论：实物与货币
第二节 开放经济的货币经济模型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
第四节 国际货币体系与货币政策
第十三章 高速经济增长与经济政策
第一节 关于高速经济增长问题
第二节 总量与结构
第三节 货币金融体系
第四节 对外经济政策
第五节 关于社会哲学问题
附录一 关于GDP统计问题
附录二 资本市场的理论与模型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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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欣 教授
柳欣，男，1956年12月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江苏省镇江市。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南开经济研究》副主编、《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主要研究方向为价值、分配与资本理论，货币与宏观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
1978-1982 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学士。
1982-1985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学硕士。
1988-1992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
1995-1996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作访问学者。
1985-至今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95年晋升为教授，1998年被聘为博导。被聘为吉林大学、河北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近年论著：
l 著作（1994年-- ）
1. 《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50万字。
2. 《社会主义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研究》（合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3. 《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合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合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5.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合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 《2003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波动》，人民出版社，2003年。
8. 《资本理论——货币理论与有效需求》，人民出版社，2003年。
l 论文（1994年-- ）
1. 《资本理论：总量与相对价格》，政治经济学评论，2003年1期。
2. 《资本市场的理论与基础》，环渤海经济嘹望，2002年5月。
3. 《劳动价值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4. 《货币经济中的货币理论》，天津商学院学报，2001年4月。
5. 《转型经济是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3月。
6. 《虚拟经济：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思路》，环渤海经济嘹望，2000年11月。
7. 《货币、资本与一般均衡理论》，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5期。
8.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年1月。
9. 《货币与一般均衡理论》，载《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0. 《宏观经济理论：一种新的解释》，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11.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宏观经济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5期。
12. 《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东岳论丛，1999年3月。
13. 《市场经济--一种新的解释》，环渤海经济嘹望，1998年5月。
14. 《现实市场经济中的产权与交易成本--评现代产权理论的基础》，南开经济研究，1995年1期。
15. 《市场经济与知识的增长》，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4月。
16. 《一般均衡理论：一种新的解说》，当代经济研究，1999年12月。
17. 《双轨经济体制运行的实证分析》，现代经济探讨，1994年1月。
18. The New Monism of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Feb 1995.
19. 《虚拟经济带来的异于传统经济学的思路》，中华儿女（海外版），2000年24期。
20. 《1999年宏观经济运行回顾与2000年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21. 《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内在统一——评《广义价值论》》，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2. 《1990-2002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理论分析》，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3. 《内生货币供给体系下的财政收支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2年10月。
24. 《虚拟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02年6月。
联系方式:
Telephone:022-2350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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