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中国人已经从精神道德上被开除“球籍”

中国人已经从精神道德上被开除“球籍”

——改革的最大精神负面遗产是公共道德的沦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改变以后，它的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的变化并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有迟有早、有快有慢，参差不齐，就是说，改变本身要经历一个过程，特别是道德、哲学等意识形态往往变动是滞后的。

　　在目前的中国，这一改变恰恰是崩塌式的。虽然以胡锦涛为代表的领导人试图改变这样的道德现状，但是在短短的2个任期内，依靠的是一群官僚贵族，其改变的难度是可以想见的。抵御暴风雪灾害和以往的八荣八耻实践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是道德的重建并不是依靠一两场运动就能够有所改观的。问题的要害在于资本和官僚对道德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破坏，以钱为纲，以个人的绝对自由为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取得了对集体主义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胜利。

　　邓小平曾经说过，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如果单纯地把这句话理解为教育的僵化，那么只能得出适得其反的结论：即不是改变教育的以钱为纲，而是取消其中一切具有社会主义的教育措施。

　　有一次和一位朋友探讨的时候，我曾经说，经济落后了，可以发挥个人能力，发挥刺激机制去获得改变；但是如果道德破坏了，其重建的难度要高于经济建设的一百倍。道德是个软性的东西，它并不完全依赖于经济基础。譬如，宗教虽然经历了多个社会和国家的洗涤，它仍然处于很多国家民众价值观的核心地位。

　　还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好：精神高于物质。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高于马克思。马克思针对欧洲的普遍唯心主义倾向，为了反对其主要的敌人，不得不强调经济的基础地位。但是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就是经济决定论者。1890年，恩格斯致信约·布洛赫，批驳了对唯物史观的歪曲：“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因此，国家可以发展经济，创造人民生活的基础，但是最终的成果服务于谁，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这也是精神必须高于物质的表现。从今天的分配、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上的异变去理解毛泽东的“政治是统帅”这句话，不禁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震动。

　　目前的这个时代已经达到了资本驱赶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高峰。钱成了居民生活的存在的唯一理由。这个时代丧失了一切的理想、价值和尺度。一件事物是否有意义，其唯一的标准就是是否对自己有利。因此，“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人类所能够做的，就是“各扫门前雪”。

　　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也是历史早已陈腐不堪的价值观，即为别人是可耻的，每个人的自私才是人间正道。在这种价值观体系下，公民不需要为国家做贡献，公民在战争时期不需要为国家拿起武器，公民不需要帮助任何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公民也不需要再热爱祖国、孝敬父母、忠于朋友了。总之，为了自己可以出卖一切，甚至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

　　然后为了自己可以把中国也卖掉：这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全部逻辑的归宿。勇敢唯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某些主流专家说“卖国贼并不可耻，我不爱这样的祖国”；快乐唯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奴工在被残酷剥削以后获得的抚慰。

　　道德的沦丧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基础的变动所获得的驱动力是依靠自我化完成的。在毛泽东的时代，人民努力生产的目标是贡献，是为他人而劳动。在这种条件下，劳动的驱动力是利他的，人自身隐含的自私性没有被激发，甚至自私的本性已经在社会舆论面前受到了最尖锐的批判。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身没有什么过错。问题的本身在于以什么为驱动力。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驱动力是为他人奉献，为社会做贡献，在这种为他人创造幸福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实现了个人的价值。那么这种经济建设就不存在破坏全民道德、价值、理想的可能。

　　而现在恰恰是相反，是以激发人们内心私欲、谋利、剥削他人为乐、投机创造财富、赌博能够制造价值、腐败的权力能够谋取利益为驱动力的。这就破坏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精神价值。主流意识形态专家不仅仅否定文革的实践，甚至连建国到文革以前的价值也全部否定了，即那个时候人们做贡献都是“傻”的表现，而且是“不觉悟”的表现。你看，《集结号》宣扬的，不就是这个吗？

　　社会风化的普遍堕落是经济私有化造成的。比如人民公社时期，虽然普遍的供给不足，但是在绝对的条件下，任何失去父母的人都有保障，回到集体中的人真正地成为集体中的一员。那个时期，教育是免费的，不劳动是可耻的，出卖国家要遭受全民的谴责。农村家庭承包制以后，农民的小私有性全面激发，以这种私有观念来驱动经济发展是邓全面驱使社会主义倒退的重要表现。农民只有为自己的时候才能够努力种田，因而只有为自己的时候才能够激发活力。这是社会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

　　问题在于，我们当时党的领导人却鼓励这种自私性质的发展，并试图利用这种性质。当小农经济面临市场的侵蚀时，他们那种个体、弱小的经济体全部失去了战斗力。而现在，有人要把这种道德沦丧的基础进一步固定下来，美其名曰“土地私有化农民就能够保护自己的权益”。真是一种好听的神话。

　　历史没有给毛泽东更多的时间。有人说，人民公社是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成就的。我们看到，苏联集体化时期，苏联成为欧洲的第一工业强国。集体化就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吗？集体化是社会能够保持良性、建设发展态势的唯一出路。改革开放时期的几个最富裕的村子都仍然实行着人民公社制度，这不恰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吗？

　　道德的沦丧是民族崩溃的重要标志。有人说，现在国家一片繁荣，经济前景一片大好，不要危言耸听。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的颠峰往往就是国家全面崩溃的开始。唐中期的唐玄宗时期，官府的粮食堆积的都腐烂了，串钱的绳子都断了。如果单纯从经济决定论来看，那有什么崩溃的迹象？可不是安史之乱，人民血流成河？

　　在一个教育失去危机感，民族以享乐，学生以快乐，避免战争危机教育为主题的模式下，一旦发生战争或大的变乱，居民的死亡或叛徒的数量会达到顶峰。难道今天南方的暴风雪糟害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其实真正可怕的是新的电线杆的坚固程度还不如60年代的旧品，而毛泽东时期的电力备用丧失的缘故。在一个全面以资本利润来评价社会所有存在物的社会，其脆弱是绝对的，而其崩溃也是必然的。

　　苏联的崩溃根本上是社会认同、价值观、精神和道德的崩溃。贡献论的被驱逐出历史舞台是中国精神走向委琐化的表现。这个民族已经从精神上被开除了“球籍”。

　　当然，这是“前改革时代”的表现了，以胡锦涛为领导的“后改革时期”能否克服这些弱点，历史老人的眼睛是雪亮的（2008.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