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家的罪孽总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主流经济学家的罪孽总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文/谢志东
　　
　　 　　整个下午我心头都笼罩着一种伤痛。想做点别的什么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但尝试多次都失败了，舞娘们的身影总是一次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据说容易动感情的人需要经常做心理辅导，以便解除心理危机。我发现我也需要，可能很多人都需要。
　　
　　　　起因是读了一篇题为《金乐门的舞娘们》的文章。作者记录了在一间舞厅的见闻。一群下岗工人的妻子或者女儿，为了生活在舞厅当舞娘，从事着廉价的性交易。下班时，舞娘的丈夫踩着自行车到舞厅门口接她回家。短短的文章每一个字都是那么沉重，读完后一股人世间凄凉的情绪顿时涌上我心头。文章结尾时有这样一段话：“沈从文先生曾写过一个乡村丈夫去探望他的妻子，她同样是为了贴补家用，却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男人们的公用品。丈夫或许是屈辱而愤懑的，但他们却又不得不屈服生活的重压。这个城市有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有越来越雄壮的垮江大桥，有越来越慷慨激越的雄心壮志，人却越来越微不足道，如同尘埃。”（原文地址 http://qzone.news.qq.com/379267292/blog/1195184135.htm）
　　
　　　　每天在网上读五花八门的文章，自己也经常写一些玩世不恭的文字，但很少有文章能让我心灵产生一种伤痛。我发现自己以前对妓女们的看法很不对。几年前我在深圳一家公司打工时，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差。几乎在每一座城市的宾馆酒店，都会接到妓女们问你要不要性服务的电话，有些妓女甚至亲自上房间自我推销。我一直认为妓女们由于好逸恶劳才去出卖肉体，所以总觉得她们很下贱。现在看来我错了。她们中的许多人其实是为生活所迫。如果不是因为下岗失业，如果不是因为走投无路，她们就不会沦落风尘。我有些后悔当时没有与那些找上门来的妓女多一些沟通，如果我知道她们下岗工人，至少我不会对他们那么粗暴无礼。我也在国有企业工作过，她们或者她们的家人曾经是我的兄弟姐妹。
　　
　　　　离开国有企业许多年了，曾经工作过的那家国有企业早已经改制变成了私营企业。偶尔遇上昔日的同事，打听起他们的情况，没有几个不唉声叹气的。年轻一点的如果未能被改制后的企业聘用，还能到外面去打工。年纪大一点的老工人，只能靠买断工龄时的一点点补偿金艰难度日。许多人仍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虽然房改时没花多少钱将房子买了下来，但生活区的环境十分恶劣，一眼望去犹如走进了平民窟。我庆幸自己早早离开了国有企业去了深圳，在那里拼搏几年后重新回到原来的这座城市后不再需要为下半辈子的生活发愁。可是，目睹以前的同事们沦为城市的新贫民，心中时常会产生一种愤愤不平。他们曾经以厂为家，是企业的主人翁，如今他们成了企业的弃儿，在这座城市中象一叶孤舟无依无靠。他们甚至比进城打工的农民更惨，农民工找不着工作可以回乡下种地，可他们连块地都没有。
　　
　　　　前几天在网上读了《小康》杂志对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的专访，张维迎说：“中国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我当时很气愤，如果张维迎这厮站在我面前，我宁可被公安抓进牢房关几天，也要狠狠地赏他几个耳光，打得他满地找牙。如果张维迎的妻子女儿也要被生活所迫出去卖淫，如果张维迎至今还住在平民窟里，他还会说他是改革的受益者吗？！真是畜生不说人话。
　　
　　　　另一个不说人话的畜生是厉以宁。他说：“为了达到改革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工人。”他还说：“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即便是畜生，对同类也会有一丝同情心。可是，作为学者的厉以宁竟公然声称要牺牲一代人，连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都要取消。真是连畜生都不如！
　　
　　　　主流经济学家是一群祸国殃民的骗子。以他们为军师的“铁三角”，设计一个个圈套，瓜分了国有资产，剥夺下岗工人的生存权，导致今天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工人们曾经是改革开放的拥护者，但最后却成了改革的牺牲品。这不是改革，而是一场阴谋。我担心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最终可能会毁在主流经济学家手里。主流经济学家的罪孽总有一天会遭报应的。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2007-11-16晚

金乐门的舞娘们

邓飞   2007年11月16日

　　一块“金乐门舞厅”的红色霓虹灯招牌，挂在重庆日报的老报社对面一栋破旧的矮楼。
　　四名牛高马大的男人坐在二楼的门口收票，每张票八元，他们腰悬警棍，脸色残酷，显然还担负舞厅保安的职责。
　　舞池大约不到一百平方米，大部分时候伸手不见五指。
　　女生们在卫生间换上裙子，穿得暴露一点。
　　一首舞曲完毕，灯光亮了起来。舞娘们很快站成了两排——年纪小的女生站在左边，年纪偏大的女人站在右边，等待检阅。
　　在美女如云的重庆，她们几乎说不上漂亮，甚至平常如邻家小妹。朋友们说，漂亮的女生都去了星级酒店和解放碑周围的娱乐场所。她们站在昏暗的舞池里，整整齐齐等待男人来挑选，年纪稍大的女人不停左右嬉闹，试图表现无所谓。年纪小的女生有很多低着头，怯生生的，她们可能还无法或者伪装轻松。
　　我和一个高挑女生进了舞池。她是沙坪坝区的，父母是当年修“三线工程”的螺丝钉，北京判断和莫斯科迟早会有一战，把国家的战备安排到了这个日本人都没有攻下的山城，他们在这里日以继夜制造枪炮坦克等武器，并几乎挖空了沙坪坝的山体，防止空袭和积蓄粮食。
　　战争没有发生，她的父母后来下岗。
　　她也就到了这里，运气好的话她一个晚上可以陪人跳二十支舞，每支舞收5元钱，如此她可以挣上一百元。
　　五元钱的代价是她必须容许男人在她身上上下其手——这就是这种舞厅能够存活的根本原因。
　　白天，我刚好去过那里，看见城市轻轨在人们的楼顶上呼啸而过；几十个保安逼迫一个眼泪汪汪的妇女搬离一栋几乎被拆光的楼房，它的旁边挂着抗议拆迁的白布横幅；至少两千名居民为得到家乐福超市的便宜10元钱一瓶的色拉油而奋不顾身，被踩死三人，重伤30多人。
　　一些中年偏老的男人们在舞池里转悠，看不清他们的脸。还有一些男人坐在舞池两边的茶座，烟头和他们的欲望一样在夜里扑闪。令一些老年男子着迷的是，花上20元，他就可以得到一次手淫的服务，70元，他可以带她们中的某一个到舞池旁边的一个个小隔间里进行一次性交易。
　　晚上十一点，舞娘们陆续在洗手间换上她们日常的衣服，她们走出这个舞厅后和其他女生没有任何区别。
　　我最新的好朋友洪庆坐在马路对面的台阶上等我们出来，他看上去很沮丧。他看见一个陪舞的女人出来后，一个男人赶紧迎上去，接过她的手包，女人坐在男人的自行车的后座走了，他们显然是一对夫妻。
　　 沈从文先生曾写过一个乡村丈夫去探望他的妻子，她同样是为了贴补家用，却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男人们的公用品。丈夫或许是屈辱而愤懑的，但他们却又不得不屈服生活的重压。
　　这个城市有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有越来越雄壮的垮江大桥，有越来越慷慨激越的雄心壮志，人却越来越微不足道，如同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