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二）

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二）

    

    美国建国起，美国人中就流传着美国例外的传说，意思是说美国与传统（欧洲）文明不同，美国人是上帝选中的子民，美国是上帝选中的神圣土地。“美国例外论”决定了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两个看法：（1）美国是以一种更高的境界对外进行干预的，其他国家的看法都很自私，因此它们的看法不足取，单边主义是美国人决定对外政策的特点之一；（2）美国人经常把美国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划等号，所以认为美国的扩张会给别人带去幸福，别人不理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不理解美国的这些背景，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许多美国领导人在解释美国对外政策时，总要带上某种“上帝”的名义，以调动美国基督教徒虔诚的支持。
    美国在最近一轮的“输出民主”的扩张时，重新推出了“民主和平论”，似乎美国是为了世界和平才这样做的。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民主与帝国并不是一对矛盾。为了谋求帝国利益，历史上不乏民主国家发动战争的例子。甚至在民主体制中，代表“民意”的力量往往会变得非常“好战”。
    即使打着“输出正义”的旗号，美国也无法掩盖在输出自由民主的幌子下的利益扩张，比如在拉美。美国并非一贯追求输出民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曾经支持一些独裁政权，因为它们有利于美国与苏联进行冷战，有利于美国势力的扩张。美国输出民主的结果并非对民主接受国有利，而且即使美国干预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有时候这种干预的结果也会与设计者的初衷相违背。
    美国当政者总喜欢把美国对外干预的行为描绘成是维持世界秩序的努力。然而，有许多例子证明，美国的对外干预是有选择的，它认为符合自己利益时才会进行于预。否则，即使是“反人类”的大屠杀，美国人也不会积极干预，甚至有袖手旁观的嫌疑。
    在遭到了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后，布什政府修改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把重点放在了“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上，要事先采取“预防”行动，把美国政府认为的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这种看起来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战略实际上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极大威胁，它破坏了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原则，使其他国家产生危机感，因此美国的行为才对全球秩序构成了威胁。

美国的使命
    从布什总统2001年执政以来，国际舆论不时地报道他在各种场合的讲演中所表现出强烈的基督教色彩。他有意无意地在讲话中使用一些“美国的使命”、“上帝的召唤”、“我们的信仰”等词汇，甚至无意中说出了“十字军东征”一词，把当代美国在中东的行动与上千年前欧洲的基督徒几下中东夺取圣城耶路撒冷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许多人都以为，这是因为布什个人有着强烈的宗教倾向。然而，如果我们翻一翻美国的历史，就会发现美国的许多领导人都喜欢用一些基督教色彩很浓的词来说明美国的使命感。比如，美国的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在就职演说中就曾经说：“感谢上苍从一开始就保护了这个国家。”威尔逊在1919年游说美国议会通过国际联盟的条约时也表示，通过支持国联，美国将领导世界的救赎。
    贝弗里奇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他也是个口才不错的演说家。他把美国人民对基督教虔诚的信仰总结为：“上帝指定美国人民为他选中的人民，以最终领导世界的救赎。”
    美国领导人用一种宗教徒的口吻去动员美国舆论，替美国的扩张政策辩护，这里面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美国有一种特殊的基督教文化，用这种文化的语言来动员群众，能唤起美国人的一种热情与牺牲精神。
    美国人对宗教有一种特殊的看法，认为上帝偏爱美国，美国人也就是上帝特殊的子民。这种对宗教的特殊看法大概来源于第一批去北美开拓殖民地的欧洲清教徒们。
    美国人的基督教传统体现在两方面：
    从17世纪起，来美国的就有一些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几经周折、远渡重洋来美洲就是为了躲避在欧洲已经被腐化了的基督教精神，他们要寻找一块“净土”。这些“清教徒”代表着基督教的千禧年派。这些人开始时相信英国就是新的以色列，是圣经启示录里描绘的千禧年时善恶大决战的主要场所。他们曾是克伦威尔领导的革命的狂热支持者，但当克伦威尔1658年死后，共和国在几个月内即告失败，使这些清教徒们对英国颇感失望。他们便把希望转到了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新英格兰。被美国基督教清教徒称为最伟大的神学家和哲学家的爱德华兹声称：“上帝伟大工作的序曲，起码是前奏曲，将在美国开始。”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哈奇认为，到了18世纪，美国的创始者们便成功地把清教徒信仰的圣经千禧年学说变成了世俗的千禧年学说。基督教的千禧年主义摇身一变，成了美国民族主义与美国例外主义的根据。（上帝）选定的子民原是清教徒们用来说明英格兰教会里那些“圣洁的使徒”的，现在则成了美国人民的代名词；“千禧年”这个圣经新约中的专有名词也变成了普通名词，象征着一千年的宗教与世俗自由；对手不再是圣经里说的那个撒旦代表的邪恶势力，而变成了英国的专制主义与旧世界的天主教势力。最开始，正是基督新教的千禧年主义决定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但后来这些有着浓厚千禧年主义色彩的宗教词汇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政治词汇。
    另一方面，美国人的思维又带有浓厚的世界末日的色彩，这也是17世纪清教徒的千禧年主义留下来的影响。圣经中世界末日将有一场善与恶的大决战，是天堂与地狱、上帝与撒旦的大决战。1777年，一位美国军人的牧师就曾在布道时说，美国争取独立的战争是一场“真理反对谬误，正义反对非正义，受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纯净无邪的宗教反对顽固、迷信的斗争……总之，是一场天堂反对地狱的斗争，是宇宙神圣的主宰反对黑暗王子、反对人类摧毁者的斗争”。因为善恶决战是一种生死决斗，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也只可能是暴力式的，不可能通过逐步的或微妙的改革来实现。当美国领导人把对外战争描绘成一种与邪恶势力的较量，是一种拯救人类命运的艰苦任务时，美国人不仅会把战争当做一种中止冲突的手段，而且会把它当作传播文明、建立世界秩序的神圣事业。这种基督教式的世界末日的思维方法让美国人可以承受巨大的痛苦和牺牲，他们觉得为这种崇高的精神目的做牺牲值得。为此，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称为要“终止一切战争的战争”，冷战干脆被称为“哈米吉多顿”，是圣经中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简单化，把一切事务都简单化，用简单的二分法来归类，很快要找到答案。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必须坚决，毫不犹豫，不能瞻前顾后。
    正因为美国人有这种特殊的基督教背景，美国的领导人也经常利用美国人对基督教的虔诚为自己的外交政策做注解，以获得美国人民的支持。在美国成立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美国领导人一直用一种两分法的办法来动员美国人民：美国人是上帝特殊的子民，美国人肩负着一种历史的使命，要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光明和更美好的未来。为此，美国要把其对手描绘成相反的东西，是邪恶的代表，是黑暗的代表，是撒旦……
    从美国建国后不久，这种倾向就显现出来。比如，杰斐逊把美国称为“自由的帝国”，他把美国与（欧洲）旧大陆对立起来，欧洲代表着旧世界，是暴政与压迫的代表。杰克逊任总统的时候，是美国向西部南部扩张的时代，他鼓吹的美国是个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对立面则是“野蛮部族与野蛮文化”。西奥多•罗斯福继承了杰克逊的传统，要向海外传播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文明，对立面还是野蛮人及蛮族。威尔逊想建立一个全球的民主秩序，他树立的对立面是法西斯主义。里根把共产主义树立为对立面，苏联则成了邪恶帝国的代表。布什时代，因为美国遭到了恐怖主义的袭击，恐怖主义当然就成了对立面恶魔的代表。
    尽管在不同的时代，美国不同的政治领导人树立的“敌人”不同，但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美国肩负着某种历史使命，要改造人类社会，把人类社会从一个强大的敌人那里拯救出来。
    当然随着时代变化，也根据不同领导人的不同特性，美国这种要拯救世界的口号有时表现得明显有基督教背景，有时又不那么明显。尼克松在1960年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就大肆宣传，“一百八十年前美国来到世界上并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自由，也是为了给全世界带去自由”。布什几次表示，“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有义务帮助传播自由。对我来说，我们被（上帝）呼唤着这样做”。他于 2003年 5月在西点军校的讲演中声称：“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善与恶的较量，美国不怕直呼恶的名字。”
    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肯定背后有其他的考虑。但为了动员美国舆论，布什政府一直把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看作是邪恶势力的代表，布什称萨达姆本人为“疯子”。他说：“我要采取行动，因为我不能让美国人民的安全掌握在一个疯子手里。我不会站在那里等着看，我不相信萨达姆•侯赛因的克制与心理健康。”
    布什政府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做了很多宣传工作，一方面他们把萨达姆与撒旦相提并论，让美国人相信萨达姆有撒旦那样的能力，因此会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另一方面他们调动美国人的感情，让他们把布什政府在中东搞的“民主革命”看做是世界末日的大决战，而占领伊拉克只是大决战的开始。当美国人相信他们打的战争是为了某种正义的事业，是代表上帝的意志，是一场善与恶的较量，而不是出于某种自私的目的时，他们就会感到心安理得，做出牺牲也在所不辞。
    美国虽然是个移民国家，但第一批从欧洲移民到北美的“清教徒”的思想却给美国社会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当美国的领导人为了外交政策而需要调动美国人的感情及牺牲精神时，他们往往要利用这种基督教徒的牺牲精神及使命感。

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吗
    美国政治家在世界上推广“美式民主”的一大理由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推广民主是为了使世界更太平，也是为了使美国更安全。其实，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假设，无论从历史的经验还是从提出这一前提的历史背景上看，这种说法都很值得怀疑。
    20世纪90年代初，日裔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其中又重提了民主国家间没有战争的论调，并声称尽管民主国家很难避免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开战，但它们相互间从不动武。
    然而，如果我们读一下历史，会发现帝国主义式的对外政策与民主的对内政策并不一定是一对矛盾，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也可能去追求帝国统治的梦。
    民主体制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期，而那时的民主制度又首推雅典。但当我们重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就会发现那场最终导致希腊文明毁灭的战争就是由雅典挑起的。而且，雅典挑起战争的目的就是想建立一个由它统治的帝国，以代替它之前率领希腊其他城邦打败了的波斯帝国。雅典在与其他希腊城邦的战争中，发兵攻打了一个重要目标，而恰巧这个目标也是个民主制度的城邦——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
    公元前546至公元前448年，波斯帝国与希腊诸城邦打了一场百年大战，最终波斯帝国被希腊人打败，退出了爱琴海。在打败波斯人后，雅典组织了一个海军同盟，包括几乎所有爱琴海沿海城邦。这个同盟的总部坐落在提洛，目的是防范波斯人的入侵。雅典要求入盟的城邦贡献一定数额的船只和人员，或者用同等价值的金钱来替代。这一共同防卫的同盟的性质后来却发生了一些变化，雅典使其渐渐成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帝国，它把同盟的总部和金库从提洛迁移到了雅典，商业上各城邦间发生争执也都需提交雅典的法庭解决。而且，它开始强迫一些城邦加入，并不准已加入的城邦退出同盟，为此它进行了若干次武力干涉。随着雅典的迅速崛起，它把一个军事同盟逐渐变成一个由它统治的帝国，这便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恐惧、猜疑和怨恨。希腊世界出现了分裂：一边是人们公开称之为一种“暴政”的雅典帝国，另一边是由斯巴达和一些支持斯巴达的城邦组成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战争初期，雅典颇为强盛。然而，强盛使人骄傲，骄傲使人盲目。雅典开始想满足自己对遥远的土地的梦想，冒险地做了一次致命的扩张尝试。公元前415年，雅典派200艘战舰远征西西里岛。最终雅典军队在海上掌握了支配权，但在陆地上包围和封锁叙拉古时遭到失败。叙拉古以及西西里岛和大希腊（意大利南部）的很多城邦都是科林斯殖民者所建，科林斯对这些城邦拥有一种精神上的领导地位。当雅典对叙拉古发动战争后，科林斯、斯巴达等所属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雅典对抗，支持叙拉古，尽管有些城邦没有积极参加战争。叙拉古是个民主制的城邦，其公民颇似雅典人：勇敢、进取、能迅速抓住战机和扩大战果。当然最重要的是，叙拉古人在自己家门口作战，是保卫家园，所以他们在作战中无比英勇。
    雅典在陆地上被叙拉古打败后，海军随后也被斯巴达击溃。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最终又重新与波斯联手，波斯提供基地与金钱，帮助斯巴达组建舰队，打垮了雅典的海军。公元前404年，斯巴达的军队摧毁了比雷埃夫斯港的长城墙，雅典的统治权、舰队和堡垒被剥夺，此后再也无力奴役希腊其他城邦。
    如果说古代史不可取，因为那时国家间的战争很难避免，那么近代史又怎样呢？如果说近代民主国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倾向和平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美国与英国之间发生的几次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虽然是英国前北美殖民地人民不堪宗主国英国的重负的反抗行为，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用美国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殖民主义国家英国早已完成了“光荣革命”，是个“民主国家”了。其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法、德等欧洲国家都实行自由选举、君主立宪或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但它们为了殖民地不断发生冲突、战争，既有针对海外殖民地人民的战争，也有为争夺殖民地及海外影响而发生的战争。
    美国从建国以来一直是“民主国家”，但在自己的历史上也不乏主动发动战争的例子。1898年美国主动对西班牙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发起了进攻，借口是一艘停泊在古巴哈瓦那港的美国战舰有可能被外来势力炸沉了。因此，所谓“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的说法得不到历史的证明。
    那么，美国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最先提出这一论点的呢？最早提到“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这一论点的是美国前总统威尔逊。他于1917年4月在美国国会的一次讲话中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说：“一个坚实的保卫和平的联盟只能由民主国家的伙伴来维持。任何专制政权都不会对它守信，也不可能遵守它的公约……”
    威尔逊讲的道理似乎是他从欧洲当年的大国游戏中得出的一些经验教训，他归纳出民主国家之间不容易发生战争的四个原因。
    第一，威尔逊认为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都是些可信的伙伴，比那些君主专制的国家更可靠。这一道理是反推出来的，也就是说非选举产生的政府不太可靠。从历史上看，1756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对普鲁士大公弗里德里希发动了战争，据说是因为后者在各种场合下不断污辱法国国王，比如把自己的爱犬叫“蓬巴杜”，而这正是法国国王正式情人的名字。欧洲国家经常为了王室继承权而发动战争，一个国王死了，新国王与其他的国家联姻就可能改变整个国家的联盟关系。俄国女沙皇叶卡捷林娜决定对普鲁士发动进攻，眼看普鲁士大公弗里德里希的政权就要保不住了时，叶卡捷林娜死了，代替她的是亲普鲁士的彼得，于是弗里德里希的政权就生存了下来。而民主国家要改变这种联盟关系则复杂得多。
    第二，非民主国家之所以不可靠还是因为在政府的决策中民意得不到体现。非民主政府可以实行社会不支持的政策，这种不可行的政策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政府碰壁、社会瓦解，而换上来的政府又可能采取另一种极端的政策，导致社会向另一边倾斜。这些推论也有欧洲社会的历史经验作支撑。18、19世纪的欧洲国家不断经历革命与王权复辟的轮回。民主政府的政策一般比较贴近民众的想法，因此即使民主政府倒台，政策也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总而言之，民主政府的政策更像“中庸之道”，这使得民主政府的政策更容易预测，而民主政府也更守信。
    第三，民主政府不是由军人控制的，可以避免大的危机。非民主的政府经常会被军人所控制，军人当然喜欢战争而不喜欢和平，因为战争可以巩固军人的政权，可以使军人正大光明地控制社会所有资源。威尔逊说，老百姓喜欢和平而不喜欢战争，确保老百姓的利益高于军人利益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它使数百万喜欢和平的人民能控制几千个喜欢战争的军人。
    第四，民主制度使民众的道德、政治共识增加。在民选政府的社会里，民众的这些观念都很近似，它们之间的差距比由少数个人或少数寡头集团领导的社会之间的差距要小得多。民主国家的共识使它们能认同一些管理国际社会的共同规则，民主国家比君主制或贵族制国家更喜欢国际法治。
    后来，美国的其他学者补充了威尔逊的理论，把民主制与经济发达与否联系了起来，认为民主制能保证法治，而法治是保障司法公正、发展经济的最好保证，因此民主国家都是富裕国家。他们认为，选举制度使那些执行不得人心的经济政策的领导人无法长期统治，使社会能公平分配，民众的怨气不会上升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因此发生民族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减少，国际和平与稳定也相对增强。
    美国学者在分析威尔逊理论的合理性时犯下了研究的一大忌讳，就是想当然，替威尔逊找道理，忘记了威尔逊本人讲这些话时的历史背景及他的目的。其实，威尔逊这篇讲话的题目就叫“战争讲话”，他通篇的讲演都是要说服国会批准美国对德国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只在一小段中讲了他对“世界和平”的展望。考虑到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保持中立，靠向参战双方提供物资而大发横财，后来德国用潜艇不断攻击美国运往欧洲的商船，美国无法再靠这种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收益。我们有理由相信，威尔逊的讲话主要是鼓动国会议员们批准他选择参战的决定。一切有关民主政权的机制有助于维持和平，而专制政权都不守和平协议的说法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激起美国人的热情，煽动美国人特有的民族主义情绪。威尔逊在这种场合下说的话，目的性很强，只能说是战术性的，把他在这一场合下说的话推而广之，说成是说明了人类社会的某种规律的科学论断，这显然过于牵强附会。当今各国都有一些美国问题专家和国际关系问题专家还煞有介事地找历史例子来做经验性研究，想论证这一问题，不禁让人想起中国古代寓言里缘木求鱼的故事。

民主政治与好战
    美国的政治学学生在学习美国政治制度时，必须读一本法国人写的书，那就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不仅被认为是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经典，也是政治社会学的经典。托克维尔在19世纪访问美国时，非常欣赏美国民主制度在管理地方行政方面的效率，他发现民主制度对治理市民社会非常有效。但是，托克维尔也指出，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决定对外政策时却显得有许多不足之处。托克维尔说：“对外政策几乎不需要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素质；恰恰相反，它所需要的倒是发挥民主几乎完全不具备的那些素质。民主有利于增加国内的资源，使人民生活舒适，发展公益精神，促进社会各阶级尊重法律；而且，所有这一切，还能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间接的影响。但是，民主却难于调整一项巨大事业的各个细节，它只能制定规划，然后排除障碍去监督执行。民主很少能够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这却是一个个人或一个贵族所具有的素质。”他还尖锐地指出：“促使民主在政治方面服从感情而不服从理智，为满足一时的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期计划的那种倾向，在法国爆发革命时期亦曾出现于美国。”
    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的民主政治往往是感情因素占上风，民众受感情的牵制而不理性地思考问题，使得某些时候美国的对外政策咄咄逼人，而这种富有挑衅性的政策却并不一定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比如，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代表民主和民意更多的是议会和舆论，而历史的经验证明二者在美国往往是“好战”的代表，它们有时不但不阻止战争，还往往是把国家推向战争的原因。
    1898年美西战争前，总统麦金利曾再三犹豫是否发动战争。他曾表示，“在穷尽和平的努力之前，美国决不能开战”。但美国舆论群起而攻之，连篇累犊的新闻报道指责他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美国国会里议员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发言表示一定要教训一下西班牙……麦金利最后屈于压力，只好决定开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
    不仅在美国如此，在欧洲也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几乎所有大国的舆论都满怀热情地欢迎1914年战争的爆发。美国外交问题专家米德总结道：“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五十年间，每一次大型外交危机中，在每一个民主统治的国家中，公众舆论总是支持更为好战的路线，那些致力于国际妥协的人则是拿政治生命做赌注。”
    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国会有时非常好战，是战争的鼓动者。但另一些时候，国会也可能阻止美国的扩张。这并不是因为国会议员们悲天悯人，而是因为议员们代表的往往是美国社会中的一些利益集团，如果他们认为美国的扩张会损害到自己集团的利益，他们就会出面反对。
    比如，美国在打败了西班牙并兼并了西班牙前殖民地菲律宾后，遇到了菲律宾人的顽强抵抗。后来，美国人帮助菲律宾组织选举，许诺未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在第一届菲律宾议会80个席位中，有58席被菲律宾民族主义候选人获得，他们要求美国立即给予菲律宾独立。经过了几年的讨论，191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一旦菲律宾组建了自己的民族政府，美国就将给予它独立。其实，美国国会通过这样一项法案，并不是因为美国多数议员们都认为菲律宾战争太残酷，或菲律宾人民的反抗太厉害，而是因为美国国会中一些院外集团的代表们联合了起来，共同提案要保护自己集团的利益。美国的甜菜、棉花种植主的代表们担心菲律宾廉价的蔗糖和棉花进入美国会冲击自己的市场；美国的工会担心如果菲律宾的劳工可以随意进入美国，会大大冲击美国的劳工市场。
    其实，美国的舆论不仅在历史上好战，现代仍然如此。朝鲜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当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带领联军一直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当时，麦克阿瑟叫喊着要联合蒋介石在台湾的部队一起反攻大陆，用军事手段在中国改换政权。然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却让他只打一场有限的战争，不要向中国进军。
    由于麦克阿瑟公开反对杜鲁门的决定，因此杜鲁门总统撤了他的职。麦克阿瑟回到美国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在这场总统与战场指挥官之间的争论中，麦克阿瑟得到了民意的支持，不仅国会共和党领袖支持他，一大批亲共和党的新闻媒体也支持他。《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说，麦克阿瑟是成吉思汗以来少有的最伟大的军事领导人之一，是个巨人，值得美国人崇拜。该报甚至把杜鲁门骂了一顿，说他是个酗酒者、小人，是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的领导人。美国的许多大城市都爆发了支持麦克阿瑟、反对杜鲁门的游行示威活动。四个州的议会还通过了决议，要求杜鲁门总统收回成命。美国调查机构盖洛普的调查表明，事件发生后杜鲁门的支持率下降到了26％，而麦克阿瑟的支持率却上升到了69％。
    麦克阿瑟认为，必须使战争全面升级，一场有限的战争只会使美国士兵的士气低下。他主张用美军战机直接轰炸中国的北方城市，封锁中国的沿海城市，鼓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与美军共同作战，反攻大陆，必要时对中国的大城市扔50颗原子弹，彻底打垮中国人的信心。事隔多年，现在回想起来，人们都会觉得麦克阿瑟的态度几近疯狂，不可理喻。然而，这种疯狂的态度却能得到美国公众的支持。当美国的民间调查机构问，如果停火谈判失败，他们是否同意用核弹打击共产党力量时，56％受调查的美国公众说同意。
    杜鲁门对麦克阿瑟早有戒心，一直怀疑他是个恺撒式的人物。恺撒在公元前58年至公元50年征服了高卢、诺曼底、布列塔尼、日耳曼并渡海征服了不列颠，赢得巨大的威望。公元前49年初，他又率部跨过了高卢与意大利的分界线卢比孔河，打破了将军不得领兵越出他所派驻的行省的法律，等于向罗马元老院宣战，结果引起了三年内战。恺撒把他的反对党从意大利赶到奥特朗海峡东岸，然后又打垮了庞培在西班牙的军队，最后称雄罗马世界。杜鲁门担心麦克阿瑟会利用战争赢得的威望来越过他的“卢比孔河”，最后谋取政权，因此便想办法要限制麦克阿瑟的政治影响。然而，美国公众支持麦克阿瑟穷兵黩武的计划，杜鲁门无法靠公众来反对他。杜鲁门毕竟是老练的政治家，他便沉着、冷静地设计了一个计划，调动美军军官来反对麦克阿瑟。
    杜鲁门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人的一个阴谋，目的在于分散美国在西欧的注意力。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就给苏联提供了一个侵入西欧的借口。杜鲁门说服了美国三军联合参谋长布拉德利支持他的观点，后者便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陈述了杜鲁门的观点，反对美军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并说如果因此而失去了西欧，美国便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麦克阿瑟无言以对，因为他只是战场指挥官，无法声称知道全局的形势。从那场听证会后，麦克阿瑟的声望大跌，民意测验表明他的支持率降到了30％。尽管麦克阿瑟还做了最后一番挣扎，有些政治家也想帮他挽回败局，帮他在美国各地组织演说，并要把他推举为下届总统，但终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美国民主制度决定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弱点在于，当选的一些议员们往往要根据自己选民的好恶来做些建议，而不是按照“国家利益”来办事。而因为议员又是选民的代表，他们往往能把一些只对某些选民、某些选区或利益集团有利的事情装扮成对全民都有利的事，而一旦这些建议在议会得到通过，便能对国家的外交产生长远的政治影响，影响到一些双边甚至多边关系。美国国会通过的许多法案都可以说是这种例子，像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的《赫尔姆斯—伯顿法》、《达马托法》，制裁一切与伊朗、古巴等国做生意的国家。这些法律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的法律。
    反过来，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政府为了说服国会采取战争措施，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编造点故事来影响舆论及国会。关于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许多传说故事，说明了国会与总统之间的这种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美国还想采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办法，一边观望一边为参战双方提供物资，发战争财。德国陆续占领了波兰和欧洲一些小国，继而又征服了法国，向英国发起了“不列颠之战”。此时，美国国会仍相信孤立主义的好处，不为所动。而总统罗斯福已意识到，如果美国再不参战，欧洲就会被德国所统治，美国的利益将受到威胁。但他在国会上提出的援助英国的议案一再遭到否决。
    1941年10月27日，在庆祝美国海军节的午餐会上，罗斯福突然宣布，他获得了一幅希特勒政府绘制的附有说明的中南美洲地图。这幅地图明确地将中南美洲的14个国家的疆界重新划分，其中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被合并成为一个受希特勒控制的名叫“新西班牙”的国家，与美国利害攸关的巴拿马运河以及整个拉丁美洲都被纳入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这幅地图一公布，美国人感到问题严重了。如果美国仍任凭德国在欧洲肆意横行，过不了多久纳粹德国就要插手美国的后院，随即德国的轰炸机也将能随时飞临美国上空。于是，舆论沸腾了，人们纷纷谴责纳粹的罪恶行径，要求政府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参战打击法西斯，以确保美国的安全。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会内持孤立主义观点的议员不得不做出让步。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废除了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在北大西洋对德国潜艇进行公开的战争行动，并为英国的运输船队护航。这一决定使英国解除了危机。所以，有人说：“一幅地图拯救了英国。”
    战后，很多历史学家在想，希特勒当时为什么要绘制这么一幅刺激美国人的地图？这不是自找麻烦、引火烧身吗？后来，又有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在查阅了大量的英国情报部门的文件后，发现这幅地图可能不是纳粹德国绘制的，而是英国情报部门根据邱吉尔的指示绘制的，邱吉尔是在用“地图计”促使美国参战严其实，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根本就知道那幅地图的真相，但他却佯装深信德国纳粹的阴谋，以借此来煽动美国的民意，从而让国会顺利批准美国参战的计划。
    2003年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而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也对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美国多种民意调查，在开战前，60％以上的美国选民支持这场战争。美国参议院最后以99票对0票批准布什总统发动这场战争。当然，我们从事后媒体不断披露出的消息中得知，布什政府为了给战争找借口，不惜制造“情报”，影响民意。但这一切恰恰说明美国的民意很容易调动起来，而一旦调动起来，“民主”是“好战”的。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国内开始还有一些反对声音，特别是在好莱坞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仪式上，一批左翼艺人发表议论公开反战。但很快好战的声音就压倒了反战的声音。2003年4月下旬，美国《娱乐周刊》突然在封面刊出了当红乡村乐队“南方小鸡”三名女成员的裸照。三名成员的身上分别写着“叛国者”、“萨达姆的天使”、“骄傲的美国人”等标语。该乐队成员之一的梅因斯说，她们并不打算用裸照来煽动人们的情绪，而只是为了给那些“在我们的头上贴标签的人”一个回答。但美国《纽约邮报》的娱乐专栏作家理查德•约翰逊立即发表了题为《不要帮这些愚蠢的名人》的文章，呼吁读者停止支持反战艺人。
    “南方小鸡”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演唱组合。伊拉克战争之前的3月10日，梅因斯在英国伦敦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们为布什总统来自自己的家乡得克萨斯州而感到羞耻。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拥护布什的“爱国电台”联手封杀她们的歌曲，不少原先的歌迷当街砸烂她们的唱片，乐队唱片的销量随之剧降，乐队成员们的家门口被人堆满了垃圾，甚至有人向她们发出死亡威胁。
    虽然布什本人随后在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方小鸡”有“言论自由”，但民间反对的呼声仍此起彼伏，使该乐队原本打算进行的全美巡回演出告吹。这次“历险”让她们记住一个教训：在美国，你尽可以有你个人的“言论自由”，但千万不要挑战美国政府。
    相比之下，好莱坞明星苏珊•萨兰登受到的歧视则要严重得多。萨兰登及其丈夫蒂姆•罗宾斯都是好莱坞的反战人士。苏珊•萨兰登曾公开抨击布什政府的好战政策是“疯狂的，所发动的战争将残杀无数的无辜百姓”。罗宾斯抨击说，布什政府要发动战争，只是为了石油利益，根本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由于他们鲜明的反战色彩，不少美国民众对其相当反感，这对夫妇从此就不得安宁，接连遭到宣传活动被取消的厄运。罗宾斯非常愤慨：“我很遗憾他们利用这个事件来做政治宣传，侵害我的言论自由，并恐吓其他成千上万同样反对总统决策的民众。”
    好莱坞另一位重量级影星西恩•潘因反战而失去了一桩大生意。2002年10月，西恩•潘个人出资5.6万美元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公开信，指责布什压制美国国内针对伊拉克问题展开的公众辩论，并试图说服布什“抑制发动战争的冲动”。2002年年底，西恩•潘曾对巴格达进行过为期三天的访问，并与萨达姆一起合影。2003年上半年，好莱坞大制片商之一斯蒂夫•宾突然宣布，因为潘几个月来的反战言行，撤销潘出演影片《男人为什么不结婚》的合同。此举令潘至少损失了 1000万美元。西恩•潘说，这种现象已经严重侵害了言论自由，与上个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并无二致。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媒体利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美军的全力支持，对战争进行了大规模的“现场直播”，但它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也使美国媒体的公正性备受世界各国媒体的质疑。有统计说，此次战争报道中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电视台，既不是报道规模第一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不是技术先进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而是到处洋溢“爱国主义热情”的福克斯（FOX）电视台。
    该台的主持人一反美国媒体“公正”、“公平”的作风，一边倒地支持布什政府，大骂萨达姆政权，贬损反对美国立场的法、德、俄等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持较客观立场的美国广播公司和立场倾向反战的《纽约时报》等自由派媒体，则备受一些美国民众特别是某些保守派人士的攻击，有人甚至骂那些在战争中没有向布什政府一边倒的媒体犯了“叛国罪”。
    几位名记者则成了这种风气的受害者。受雇于全国广播公司的彼得•阿内特曾因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的战地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但仅仅由于他在接受伊拉克电视台采访时说了句“美国的第一个作战计划已经失败”，就被重压下的公司炒了就鱼。
    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新闻发言人为此辩解说：“阿内特接受伊拉克国家电视台的采访是错误的，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他将个人的意见公之于众，这也是错误的。因此阿内特不再为NBC从事报道了。”
    美国自称是“新闻自由”国度，但奇怪的是，在阿内特等几名著名记者仅仅因对战争的不同报道而被炒掉后，绝大部分美国媒体和民众不是热烈喝彩就是无动于衷，没有人为其打抱不平。有人说，此次伊拉克战争仿佛是一个“消声器”，不仅美国民众支持布什开战的占绝对多数，就连一向与布什唱反调的民主党领袖们也悄悄地闭上了嘴，不敢出来就政府此次战争决策中显而易见的诸多失误提出质疑。
    美国的一些专家们也担心，当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起来后，民主会转化为“多数的暴政”，会限制自由，反对声被淹没。民众的热情会被政府利用，借以推行其帝国政策。他们说，美国社会的一边倒倾向，一方面导致了美国人对自身带有排他色彩的民族主义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在外交政策中对国际事务的处理失当，并因而削弱了美国的国际信誉与行为的合法性。

美国并不一直是民主捍卫者
    从布什政府宣布要在大中东地区推广民主和自由以后，便有舆论追溯历史，说美国一直致力于在世界上传播民主。最为显著的要数威尔逊总统，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开始宣传必须建立民主国家的同盟，以保证世界和平。
    其实，宣传美国是世界上推广民主的力量是在制造一种幻觉。直到冷战结束前不久，美国还不是在世界推广民主的信徒。相反，在冷战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一直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扶植专制政权，为此不惜支持一些独裁者镇压民主运动。
    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中，美国支持韩国的李承晚政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承晚政府的许多官员都曾与日本人有过合作，即使在韩国也并不太得人心。美国在战争后很快就表示，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南下，它宁要靠得住的独裁，也不要乱糟糟的民主。1960年，李承晚被试图建立民主政权的韩国人赶下了台，但美国支持朴正熙将军接管政府后，韩国人的努力随之付之东流。后来在1979年，美国不仅鼓动全斗焕将军发动军事政变，而且还允许全斗焕动用韩国陆军第  20师（该部队先前一直由美国正式指挥）去镇压1980年的光州学生起义。起义尚未结束，数百名韩国民主斗士就被处决了。这次事件被称为“光州大屠杀”，韩国人一提起这件事就会想到美国人。全斗焕还逮捕了为民主长期奋斗的金大中，并判处其死刑，罪名是金大中与朝鲜相互勾结。后来，里根政府又施压，让全斗焕为金大中减了刑。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干涉，主要是扶植一些对美国言听计从的独裁政府以取代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1951年，危地马拉左翼领袖阿本斯以历史上最多的票数当选总统，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他的土改政策使美国公司深感担心，而美国政府对西半球出现“赤化”政权的恐慌更是溢于言表。于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批准，由中央情报局开展名为Operation PB Success的秘密计划，于1954年6月以军事政变推翻了这一深受民众爱戴的民选政府。军事政变后，危地马拉陷入了一场混乱。一些左翼人士组织起了游击战，而右翼军人政府则依仗着美国的长期支持对他们残酷镇压。危地马拉的内战延续了四十年之久，死亡人数以数十万计算。美国装备训练的右翼军人的血腥手段令人发指，为了防止农村居民给游击队提供庇护，他们焚烧了大片的村庄，屠杀了当地无数无辜的玛雅土著人。当1999年克林顿总统访问危地马拉时，不得不对美国长期支持危地马拉右翼军人、血腥镇压当地人民的行径表示道歉。
    1946年至1954年，胡志明领导越南人民与法国占领者进行了八年的印度支那战争。1954年5月7日，越南军民在奠边府大胜法国占领军，7月21日在日内瓦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北方由越共统治，南方由美国支持的吴庭艳政权统治。1955年，胡志明提出，越南南北双方通过选举产生新的政府，实现南北统一。美国怂恿吴庭艳对北方的要求置之不理，因为大家都知道吴庭艳会输给北越领导人胡志明。因此，美国不赞成选举。美国深信，如果南越成为共产党的天下，那么整个东南亚定会自动仿效。这就是当时在华盛顿盛行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它主导着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导致了美国找茬与北越开战。1964年，美国“马多克斯”号驱逐舰故意闯入北越管辖的领海范围，引导北越军队发导弹来打它。这便是北部湾事件，它成为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授权对越南动武的最好借口。如今已真相大白：该舰不仅未受什么损失，而且事件是由“马多克斯”号首先开火引发的。当然，其后越南战争的发展与后果便人人皆知了。
    美国插手在拉丁美洲推翻民主政府的另一个典型例子发生在智利。智利总统阿连德是智利社会党的创始人，是公开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他在1970年赢得民主选举上台，开始推行左翼政策。美国中情局也因此开始秘密行动，旨在推翻这一民选政府。从1972年起，在中情局的秘密运作下，智利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自发”的罢工和反政府示威此起彼伏，最后终于在1973年导致军事政变。1973年 9月11日（智利人记忆中的“9•11”），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发动了政变，阿连德在总统府进行了顽强抵抗，最终被叛军打死。在皮诺切特政权统治期间，成千上万的智利人无缘无故地失踪。后来人们才得知，他们均惨遭杀害。美国政府和智利军事政变的牵涉如此深刻，以至于在皮诺切特将军被控“人道罪”的同时，和智利政变特别是当时大量左翼人士被秘密处死有关的若干前美国政府官员，受到了舆论和某些国家司法系统的追查，其中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
    1951年，伊朗民主选举上台的首相摩萨德采取了国有化措施，把包括英国石油公司的项目在内的一些石油公司都收归了国有。英国马上找二战时的盟国美国商量对策。但英美两国都担心直接干预会给苏联进入波斯湾提供借口，因此没有马上派出军队。美国派出了中央情报局的干将克米特•罗斯福。此人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对中东非常熟悉。他到伊朗后，用贿赂和威胁等手段收买了一些人，鼓动这些人上街游行示威，引发了多次暴力冲突，让人感到摩萨德既不得人心又软弱无力。最终，摩萨德被迫下了台，后来又被终生软禁。亲美国的巴列维国王亲自出马执政，其后的专制现代化发展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的伊斯兰革命。
    冷战时期，美国在世界各地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名义进行了大量干预，主要是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扶植一些独裁者。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东欧集团与美国西方集团的冷战初期，东方集团在民主与正义的形象上占了上风，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一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领导人通过选举纷纷上台执政。这使美国人非常担心，他们不惜动用各种手段在这些国家制造动乱，并乘机怂恿一些军事领导人搞政变。通过政变上台的这些军人往往是些独裁者，他们大多实行个人或家族式统治。美国非但不要求这些独裁者搞民主改革，还给予他们鼎力支持。随便想一想，就可以举出扎伊尔、印度尼西亚、多米尼加共和国、黎巴嫩、希腊、菲律宾、台湾地区、泰国、阿富汗等。
    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不惜支持一些国家的独裁者，制造出无数的社会悲剧。此外，美国还培养出一些可怕的政治势力，像西方谚语中所说的巫师的学徒一样，他们从魔瓶里放出了一些后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后患无穷的“恶魔”。譬如，美国虽然是在遭受了“9•11”恐怖袭击后才发动了针对阿富汗及伊拉克的战争，但美国发动战争要除掉的本•拉登及萨达姆•侯赛因这两个对手却都是它自己扶植起来的。用中国成语形容，这叫养虎为患。
    冷战后期，苏联军队在1979年底进入阿富汗，名义是帮助一个行将垮台的亲苏联共产党政权维持社会稳定。美国立即把苏联的这一行动看作是在向波斯湾进军的第一步。在一次向全国转播的电视讲话中，吉米•卡特总统称苏联入侵阿富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然而，美国人又不愿意派兵去跟苏联军队直接交战，因为那样有可能使战争升级。但是，苏联人在阿富汗遇到了游击队顽强的抵抗。自古以来，阿富汗这个穷山僻壤之地就一直外来征服者的葬身之地，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维多利亚女王，外国占领者无一例外地都在这里栽了跟头。阿富汗游击队对付苏联占领军也很英勇，但他们武器装备很差，许多人拿着种田的工具与19世纪的步枪就参加了游击战。
    美国人从阿富汗的游击战中看到了阻止苏联势力南下波斯湾的曙光。美国政府建立了一条通过巴基斯坦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武器的渠道，还给阿富汗游击队战士输送“精神食粮”，包括各种宣传伊斯兰宗教教义的手册和游击战战术的宣传手册。美国人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富汗人说，苏联共产党是邪恶的无神论者，他们占领你们国家就是要毁掉你们的信仰，这激起了虔诚的阿富汗穆斯林教徒对苏联的仇恨。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为阿富汗游击队送去了约50亿美元的武器，包括肩扛式防空导弹和反坦克炮。
    美国在阿富汗组织的这场反苏游击战成为一场全球穆斯林的圣战，一些激进的穆斯林教徒从阿拉伯国家赶来，他们为了捍卫信仰，和阿富汗人并肩作战。奥萨马•本•拉登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些穆斯林产油大国如沙特也响应美国号召，给阿富汗游击队送去大笔美元支持，以确保伊斯兰游击队不缺资金。
    十年的游击战耗尽了苏联的财力，1989年苏联最终决定从阿富汗撤军，这也成为苏联本身解体的序幕。美国借阿富汗战争报了一箭之仇，总算在吞下了越南战争这颗苦果后心理上感到又找回了点平衡。
    然而，苏联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没有了对手。相反，在反苏过程中美国自己扶植起来的力量后来却显出是对美国威胁最大的力量。这就是包括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内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阿富汗战争使那些伊斯兰战士树立了信心，他们把战胜苏联归功于安拉的干预，认为只要真主保佑他们，他们没有办不到的事。
    苏联瓦解后，那些在阿富汗战争中练出了“一身武艺”的穆斯林战士失去了斗争的目标。然而，很快他们便将目光又瞄准了世界仅剩的超级大国美国。1991年的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加强了在波斯湾的力量，仅驻沙特阿拉伯的美军已达三万。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的诞生地、伊斯兰教的诞生地，那里有圣城麦加，是穆斯林世界的圣土。美国人对穆斯林来说是异教徒，他们在圣地长期驻扎引起了许多伊斯兰战士的强烈愤怒。本•拉登作为伊斯兰战士的领袖，决心依靠他创建的“基地”组织再次打垮一个超级大国，把美国势力从阿拉伯半岛赶出去。他坚信，有真主的保佑，他能打倒美国这个撒旦。“9•11”事件只不过是他对美国发出的宣战书。
    美国虽然利用庞大的军事力量很快就在阿富汗打垮了塔利班政权，但这如同当年苏联进军阿富汗很顺利一样，并不说明美国就成功地控制了这个国家。美国在遭受了“9•11”袭击后立即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得到了一些国际舆论的同情，许多西欧盟国还派兵到阿富汗参加剿灭“基地”组织残余势力的活动和“维持和平”活动，以支持美国的行动。当年积极支持阿富汗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巴基斯坦政府也配合美国，派军队在与阿富汗交界的地区不断清剿剩余塔利班势力。即使如此，阿富汗也并不太平。阿富汗举行了选举，产生了合法政府，但它却无法有效地控制局势，爆炸与暗杀活动此起彼伏。尤其奇怪的是，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借口是，他们包庇“9•11”恐怖活动的幕后操纵者本•拉登。美军打垮了塔利班政权后，把阿富汗大大小小的沟壑都搜索了一遍，仍没有找到拉登的人影。而拉登却又不断传出信息，要把圣战打到美国本上去。不知此时的美国政府决策者们是否后悔，当年给那些伊斯兰武装战士的支持是否太大了些，教给他们的东西是否太多了些？
    2002年下半年开始，布什政府又向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发难，开始说伊拉克与国际恐怖活动有染，与拉登关系密切。但苦于找不到证据，便又借伊拉克藏有大规模伤杀性武器为由，要求联合国派人核查。在核查没有结果、联合国安理会对此没有任何决议的情况下，2003年美国仍以搜剿大规模伤杀性武器为借口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其实，萨达姆政权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喂养”出来的。两伊战争前不久，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者冲击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绑架了美国外交官作人质。美伊关系几乎中断。所以，当两伊战争开始后，美国人实际上是站在伊拉克一边的。西方舆论对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的暴行偶有报道，美国政府早知道萨达姆对北部的库尔德人和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使用暴力手段包括使用化学武器和毒气。但为了支持伊拉克对付伊朗，美国政府对萨达姆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当1982年伊朗人开始反攻，把战争推向伊拉克境内时，美国担心狂热的伊斯兰革命者有可能推翻萨达姆政权并占领伊拉克油田。美国总统里根下令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向伊拉克提供包括美国间谍卫星照片在内的军事情报，同时向伊拉克提供足够的武器，以确保伊拉克不输掉这场战争。
    后来被认为是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积极倡导者之一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当年就被里根作为特使派往巴格达，向萨达姆通报美国政府要和伊拉克恢复外交关系的消息。拉姆斯菲尔德还向萨达姆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沙米尔想帮助伊拉克跟伊朗作战的口信。随后，美国重开驻巴格达使馆，派遣中央情报局特工和美军军官到伊拉克，帮助伊拉克处理战争方面的各项事务。1986年5月，美国甚至还将两批炭疽病菌连同两批肉毒杆菌运往伊拉克高等教育部。几乎同时，美国情报当局获悉伊拉克正致力于发展弹道导弹。但这份情报并未阻止住美国计算机专家被派往伊拉克的导弹研制中心。
    直到萨达姆发动入侵科威特的战争前，美国一直把向伊拉克输送先进技术设备与武器视作正常的。美国曾向伊拉克出口用于研制“飞毛腿”导弹的设备；向伊拉克的科研中心出售价值500万美元的先进设备，而这些研究中心一直在从事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研发。其实，萨达姆在决定发动对科威特战争前还打探过美国人的反应。萨达姆曾会见美国大使阿普里尔•格拉斯皮，试探她的态度。后者向他保证，布什总统“希望两国关系更好，更深入。我们对阿拉伯国家间的冲突，如贵国和科威特的边界争议，不发表任何意见”。此次会晤后，美国批准了向伊拉克出售价值约70万美元的先进数据传输设备。
    正因为如此，萨达姆才放心大胆地让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随即老布什政府便求助于联合国，得到了安理会授权后，美国组织起了一支多国部队，发起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把已经占领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又赶了回去。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替萨达姆想一想，他自认为已经得到了美国的首肯，见到美国如此反应，其惊讶程度可想而知。
    当多国部队把忠于萨达姆的伊拉克共和国卫队打得七零八落，随时可以打下巴格达时，老布什总统却下令停止攻击。其实，美国饶过萨达姆这一遭，是因为还要用他来阻挡可能西进的伊朗军队。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执政者换了，他们的战略担心也不同了。当政的小布什政府班子中的许多人都曾在老布什政府中任过职，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年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就主张趁热打铁，打到巴格达，推翻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建立一个亲美国的阿拉伯温和政府。但他们的建议没被老布什接纳，老布什与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都认为国际社会并未授权美国干这种事，萨达姆政权还是稳定中东局势的一个有用的棋子。
    小布什上台执政，事过境迁，形势大为不同。围绕在布什总统周围的一批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的新世纪战略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国的利益是在全世界称霸，而最佳的称霸手段无疑是打着在全球推广民主自由的旗号。为此，在中东推广民主必须清除萨达姆政权。美国选择伊拉克为在中东实行“先发制人”打击的目标不是偶然的，因为萨达姆政权符合一系列客观条件：萨达姆在伊拉克实行家族式统治，其统治手段又极为残暴，人心丧尽。从上一次海湾战争以来，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了各种制裁，伊拉克最后仅剩下拿石油换食品及药物的权利，其军队与武器装备都不堪一击，打击这种国家的政权易如反掌。
    于是，布什政府便故意散出消息说，萨达姆政权因为仇恨美国，与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有密切联系；伊拉克还在研制许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伊拉克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转移给“基地”组织，美国将面临巨大的威胁。拉姆斯菲尔德作为美国特使于1983年访问伊拉克时，曾详细地询问萨达姆还在哪些方面美国人能帮助他。2003年当上国防部长的他却敦促美国政府立即单方面发起攻击，尽快拔掉这颗眼中钉。拉姆斯菲尔德宣称，可以将伊拉克违反了联合国的核查决议和结束1991年海湾战争的有关协议作为袭击的依据。美国政府断言，鉴于威胁太大，因此美国需要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
    为了应付全球范围内反对采取这种行动的呼声和美国国内的坚决反对态度，美国政府要求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安理会投票一致通过了1441号决议，决议要求萨达姆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进展情况和储存地点提供完整的资料，同时向联合国新的武器核查小组通报上述情况，以备核查。
    可以说，在联合国内，其他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迁就美国，只要它不坚持对伊拉克动武。然而，布什政府内部的那些政策决定者们就是要发动伊拉克战争来“推动中东民主化进程”。这两种势力想的完全南辕北辙。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绞尽脑汁想证明伊拉克并未全面履行联合国的决议，但又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说明对伊拉克的指责，而且它还不断要求安理会向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碟。为了找到某种妥协，以法国和德国为首的许多国家都提出了要求联合国加大核查力度的方案，但这些方案均遭美国拒绝。于是，法国也威胁说，如果美国在没有足够证据说明伊拉克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就要求安理会投票表决时，法国将投否决票。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它投否决票便意味着安理会无法对伊拉克做出新的决议，无法对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碟。布什政府看到在安理会已得不到自己想到的东西，便决心自己单干，不顾世界其他国家的反对，单独对伊拉克发动战争。

在输出自由民主幌子下的扩张
    美国人在对外扩张时，总是打着输出民主与自由的旗帜，颠覆别国的政权也是“为了给那里的人民带去民主与自由”。
    讲到美国运用武力对外推广民主的经历，人们一般都喜欢谈论威尔逊总统，认为他是美国向海外推广民主的鼻祖。其实，在他之前，西奥多•罗斯福已经表示了美国在西半球扮演这种角色的必要性。他在接任了麦金利的总统地位后发表演说，阐述了自己对美国的世界责任的看法。他说：“在美洲及其他地方，长年的做坏事与管理无力都是因为与文明社会的关系松懈了，这最终需要某个文明的国家进行干预。在西半球，美国信奉门罗主义，因此在出现明显的做坏事或管理无力时，尽管美国很不情愿，但它一定会去履行国际警察的权力。”
    威尔逊当选总统后，更明确地指出美国在美洲只承认那些民主政权，任何非民主的政权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不久后，威尔逊的信条就在墨西哥得到了实践。
    1913年，墨西哥政府被推翻，总理马德罗被暗杀，韦尔塔将军夺取了政权。威尔逊不接受这一事实，决心用武力恢复墨西哥的秩序，这一举动在欧洲各国引起了一片哗然。
    在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召见了美国驻英大使佩吉。两人的对话后来被许多描写美国外交的学者引用，充分表现出美国人在用武力恢复外国民主问题上的看法。
    格雷：你们会武力干涉墨西哥吗？
    佩吉：我们将强迫他们选举，并迫使他们遵守普选的结果。
    格雷：如果他们不接受呢？
    佩吉：我们就再回去，让他们再投票。
    格雷：如果这一切要持续二百年呢？
    佩吉：那我们就在那里呆上二百年，直到他们学会选举，学会自己管理自己。
    这段对话充分显示出美国人准备用武力在海外强迫别国实行民主。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威尔逊用武力在海外推行民主的思想有了更大的舞台，他想通过国际联盟构建一个全球的民主论坛，但由于美国参议院的反对，他的设想胎死腹中。
    美国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在海外推广民主呢？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像当年苏联打着共产主义的口号，想用一种模式改造全世界吗？历史学家福格森却认为，美国这种强迫别人接受美式民主的做法其实并不是自己的发明，它与当年英国人的做法有很多相似之处。英国人当年也曾建立过一个全球的“日不落帝国”，但英国人管不过来那么多地方，便主要采取地方自治，鼓励当地精英学习英国的办法管理，英国人用间接的办法去统治全球那些英属领地。美国要在海外推广民主，就是要把自己的管理模式强加给它在海外控制的地区，它“不仅需要在战略重要的地区扶植一个亲美国的政府，还需要一个美国式的政府”。
    威尔逊不惜动用武力去“帮助”墨西哥恢复民主也有着深刻的保卫美国利益的背景。1914年，美国对韦尔塔政权失去了耐心，派出了一小股海军陆战队去占领墨西哥东部的韦拉克鲁斯港口及输油管道，以防止德国货从那儿进口到墨西哥。美国资助的小股叛逆武装在墨西哥不断闹事，美国的石油公司也拒绝向韦尔塔的政府纳税。在巨大的压力下，韦尔塔决定辞职，把政权交给了反对派的领袖卡兰萨。两年后，美国将军潘兴又带着军队越过了墨西哥边境，号称要追捕一位名叫比利亚的人，此人原是卡兰萨的同盟军领袖，但后来却成了叛逆者，率领一伙游击队武装不停地给卡兰萨政权找麻烦，还打死了一些美国人。美军深入到墨西哥境内，没有找到比利亚却不小心与墨西哥正规军交上了火。威尔逊担心美墨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便命令潘兴将军班师回朝。卡兰萨虽然就任总统，但他被迫接受了墨西哥议会中民族主义者代表及工会代表的主张，1917年通过的宪法充分体现了这些代表有关土地所有制、自然资源管理及劳工和社会立法的主张。这时，美国开始担心“布尔什维克病毒”传染到墨西哥，因为美国的石油公司担心墨西哥政府会根据宪法把美国公司的投资收归国有。1918年，卡兰萨政府控制了墨西哥的石油，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从此紧张。两年过后，卡兰萨不顾军队将军们的反对，要把自己的候选人推上下一届总统宝座，结果军队发生武装叛乱，卡兰萨在逃跑的途中遭人出卖而被杀。
    美国把拉丁美洲当作自己的后院，以传播民主的名义多次进行干预，但每次干预似乎都有特殊的背景，每一次都能看到美国在争夺战略利益。因此，美国的军事干预并不是那么“无私”的。1903年，美国看中了当时还属于哥伦比亚的巴拿马地峡，想租赁这个地峡建造一条运河以沟通美国东西海岸的运输。但哥伦比亚的参议院拒绝批准这项土地租赁案。当看到建造巴拿马运河的希望即将落空时，威尔逊总统便派了美国海军去支持巴拿马的分裂主义势力造反。这场“政变”只用了90分钟就成功了。美国马上承认了这个闹独立的巴拿马政府，而从它那里又得到了宽十英里横穿巴拿马的一片土地，最终建造了巴拿马运河。从1914年巴拿马运河开始启用，美国一直掌握巴拿马运河的经营权，直到1999年才交还给巴拿马政府。
    美国在自己的邻国多次进行武装干预，在古巴、海地、加勒比海诸岛，但都不太成功，这些地方的民主政权从未巩固过，政变与内战似乎是常事。历史学家福格森说，美国动用武力在中美建立美国式政府的企图都可怜地失败了，到1939年时，那里只有一个国家算得上民主国家，那就是哥斯达黎加，而美国从未在那儿进行过武装干预。但通过这些武装干预，美国确立了自己很早就宣称的西半球霸主地位。
    美国在中美洲武装干预建立民主的最可笑的例子非尼加拉瓜莫属。从20世纪20年代起，尼加拉瓜就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内战。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美国海军多次进入尼加拉瓜，帮助那儿的人组织选举，但新当选的领导人往往是短命的。1932年，美国军队被卷入了一场针对桑地诺派组织的游击战争，桑地诺游击队装备简单，在大山里跑来跑去，美国军队虽然装备精良，却抓不到几个游击队员。随着美国军人不断遭伏击，美国舆论开始讨论派军队到尼加拉瓜有什么意义。最后，1933年初，美国海军撤出了尼加拉瓜。此后，桑地诺本人从山里走了出来，但不久就被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杀害，而决定杀害桑地诺的人正是美国人扶植起来的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首领索摩查。索摩查1936年废黜了当选总统萨卡萨而宣布自己“当选”。随后，索摩查家族对尼加拉瓜进行了长达两代人的独裁统治，有三人出任总统，直到1979年这一家族的统治才告结束。对这么一个独裁家族的统治，美国却以“友好邻邦”的名义一直容忍着。当福兰克林•罗斯福觉得索摩查家族坏得忍无可忍时，也只能骂一句“狗娘养的”，但他的国务卿还要补上一句“我们那位狗娘养的”。
    美国在拉美进行武装干预的目的是什么？还是一位美国将军巴特勒说得最明白。他是那个年代受勋最多的将军，他在1935年的美国《常识》杂志上发表文章说：
    我把海地与古巴变成了一个花旗银行的小子们可以收集财富的地方，我帮着华尔街抢劫了半打中美洲国家。敲诈勒索的名单很长。我在1909—1912年帮助布朗兄弟国际银行公司净化了尼加拉瓜，我在1916年为美国制糖业的利益而给多米尼加共和国带去了光明，我在1903年为了美国水果公司而把洪都拉斯“摆平了”……回顾起来，我认为我可以给卡彭某种启发。他最多能在一个城市的三个区搞点敲诈勒索，而我们海军却在三大洲活动。
    巴特勒直言不讳地说出了美国在拉丁美洲进行武装干涉的真正目的，而这一切干涉却又打着“输出民主”的旗号。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美国在拉丁美洲又开始了新一轮“民主输出”。1975年，美国的三边委员会开始做一项研究报告，负责的是“民主国家的可管理性专题委员会”。做这项报告的前提是，美国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世界经济出现危机，资源短缺会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因此需要重新确定民主的含义，要建立新的机制以保证在这些动乱中美国能始终保持控制。
    1982年，以这个专题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为蓝本的“民主计划”出笼。该计划清楚地指明，美国要在全球建立一套网络，以民主的名义开展活动，目的是保证一种美国能控制的新的世界秩序。1983年，美国国会批准成立“全国民主基金会”，其目的是支持各国“基本自治”的非政府组织。按照国会的说法，“民主基金会是一个综合性非政府结构，可以有效地调动美国这个多元社会里不同组织的力量”。实际上，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是用政府的钱，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商业、工会、共和党与民主党及国际研究机构）向一些国家渗透，给一些指定的国家的反对党、独立工会、新闻机构及教学与研究项目提供资金。当然，接受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赞助的项目都要符合美国提出的要求与口号，而不接受这些有助于世界新秩序的国家领导人则被冠上了“专制主义者”的头衔。
    民主计划的第一批对象是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了债务危机，美国担心这些国家会“赖账”，欠了美国的债不还。在拉美推广“民主运动”可以控制那些不听话的政府，如果哪个拉美国家的政府胆敢赖账，美国就可以推动该国内部的“民主力量”去颠覆该国的政府。1985年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报告承认，他们大部分援助民主项目的资金都给了那些拉美借债国。随着美苏在中美洲的竞争升级，美国的推广民主计划只得让位于与苏联对抗了，凡是与苏联结盟的政权自然成为美国的敌人，凡是不与苏联结盟的政权即使再独裁也能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在拉美国家面临着一种两难的选择，美国担心拉美国家的军人政权一旦强大起来会向美国挑战，所以一直计划要裁减拉美国家的军队；另一方面，美国要遏制苏联支持的游击队的发展，需要拉美国家的政权有一定的武装。
    在尼加拉瓜，桑地诺死后，他的支持者们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并于1979年推翻了索摩查政权。桑地诺主义政权得到了苏联的支持，美国便通过一些不公开的渠道给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提供武器和资金，让他们去搞武装暴动，破坏桑地诺主义政权。后来90年代被曝光的诺思中校案就是这种交易，美国拿武器换毒品，支持一些“游击队”与当地政府斗。经过80年代的“民主输出”，美国成功地使拉美国家“非军事化”，敢于抵抗美国意志的拉美国家军人被一个个赶下台。
    1989年底，老布什政府当政时，美国军队以“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由，入侵巴拿马，旋风般地推翻了在任总统诺列加的政府。诺列加被迫逃入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美军随即团团包围了梵蒂冈大使馆。美国政府一方面对罗马教皇施加巨大压力，逼其交出诺列加，另一方面美军心理战分队也展开了一系列别出心裁的“攻心战”。他们在大使馆对面的公园里架设起一排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摇滚乐和抨击诺列加的文章。美国心理战部队又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活动，一批批市民和士兵来到大使馆门前，按响汽车喇叭，挥动着巴拿马国旗，不停地高喊“凶杀”、“杀人犯”等口号，要求梵蒂冈把诺列加交给他们处置。在美军心理战的强烈攻击下，梵蒂冈大使馆决定将诺列加交给美国。由美国支持的巴拿马律师恩达拉宣布组织政府并立刻受到美国的承认，美国同时解除了对巴拿马的一切经济制裁。
    诺列加被带到美国后，法庭判其犯有贩毒、诈骗、洗劫钱财等八项罪状，判了他四十年徒刑。诺列加是被美国用武力赶下台的又一位拉美国家军人领导人，而他之所以被赶下台，是因为他竟敢摸美国的老虎屁股。巴拿马运河建成后，美国把运河两岸16．l公里范围划为运河区，设立了美军南方司令部，禁止巴拿马人入内。美国是巴拿马运河的主要用户和受益者，每年运河总收入约三亿美元，绝大部分为美国所得，巴拿马只能得到寥寥无几的零头。巴拿马人对这种被屈辱的局面极为不满，为运河的主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1977年，美国与巴拿马签订了新的运河公约，规定1999年12月31 日午时之后，运河完全交巴拿马管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军事强人诺列加当上了巴拿马总统。诺列加和美国的关系非同寻常，他年轻时曾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过。诺列加不仅多次策划过暴力活动，还参加和组织过贩毒活动，而且这一切都有美国情报部门的策划与参与。然而，这位铁腕人物在上任不久就宣布，巴拿马政府既不承认旧约，也不履行新约，要求立即收回运河主权。这显然严重触犯了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动用军队推翻了诺列加，而且凭着过去与诺列强合作的经验，找到审判他的把柄也并不困难。
    其实，历史地看，殖民主义时期与大英帝国时期，欧洲列强们的对外扩张都披着一层美好的意识形态外衣，漂亮辞藻往往是一些对外扩张的国家统治者用以遮掩自己扩张行为的伎俩。18世纪，大英帝国不断在世界上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它也曾把传播自由当做自己扩张行为的理由。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到来之前，英国一直自诩为自由世界的保护者。年轻的邱吉尔曾这样形容大英帝国的使命：“要把广袤的地区及广大的民众从蒙昧主义下解放出来……让互相争打的部族们得到和平，让那些充满暴力的地方恢复秩序，砸断那些奴隶们的锁链，从土地里挖出财富，及早种下贸易及学习的种子，增加人民享受幸福的能力，减少他们受苦的机会……”这些话听起来多么耳熟！对比一下当今美国领导人的言辞，尽管相差了几十年，而且也不是出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但他们说得却那么相似。
    当西方列强们还都是殖民主义国家时，它们都为自己对外扩张的行为找到了一些托辞。英国人称之为“白人的负担”，法国人称之为“传播文明的使命”，美国人历史上也把自己的扩张说成是“强国的责任”。今天，美国领导人又在说，他们为了在全世界促进民主与自由，需要用大炮去轰开别国的大门，改换别国的政权。其实，历史上以文明的名义强占别国领土与资源而导致暴力横行的例子不少，难道当今的美国政府是那么大公无私吗？
    但是，当今的美国政府仍然喜欢用输出民主自由来为自己的扩张行为辩护。
    布什在2002年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声称，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在全球传播“自由的好处”。他说：“我们将努力工作，把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及自由贸易的希望带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美国必须坚决支持人类尊严不可谈判的要求：法治、限制国家的绝对权力、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司法公正、尊重妇女、对不同宗教及部族的宽容、尊重私有产权。”
    其实，正因为美国总统把自己当成世界的道德审判家，由他来宣判谁是好的政权，谁是不好的政权，由他来评价恶与善、正义与邪恶。美国把自己在世界舞台上孤立了起来，而且由于它说的与做的又不那么一致，这种巨大的反差就不得不让人们怀疑美国领导人的真正动机了。
    且不说世界上各个国家评价民主的标准并不一致，对自由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就算是布什对“民主政权”有某种偏好，那也只是口头上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并不令人信服。仅他在自己家里农场接待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中，就有不少被舆论称为专制国家的首脑。而另一些西欧国家的领导人，尽管完全是在选举中被自由选出来的，却被布什嗤之以鼻。
    要了解当今美国政府为何那么热衷于在海外强行推行民主，我们必须了解当今制定美国对外政策的那些人的思维观，必须了解他们如何理解美国在冷战后世界上的定位。
    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第一次感到它在世界上强大到毫无对手可比的优势。然而，就在这时，萨达姆•侯赛因不自量力，武装侵占了科威特。美国是中东的霸主，当然不允许另外有人敢破坏中东的势力平衡。美国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联合了西欧一些国家，组成了多国部队，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把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赶了出去。
    这时，美国的新保守派积极鼓吹继续推进，把战火烧进巴格达，推翻萨达姆政权。但老布什认为其他盟国在此问题上有异议，安理会授权有限，不能无限滥用，便撤了军。就在这时，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任助理国防部长的沃尔福威茨写了一份报告，说明了美国在冷战后时代的利益及应采取的战略部署。沃尔福威茨认为，美国的战略应告诫那些潜在的竞争者未来不必争取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采取更咄咄逼人的态势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美国的政策应足以保护工业化国家的利益，让它们不敢向其领导地位发起挑战，不敢争取改变现有的政治与经济秩序。美国要维持一种威慑机制，让潜在的竞争者对未来更大的地区与全球角色不敢问津。这里的威慑机制就是指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
    这份报告的内容在1992年3月透露给了报界，立即在美国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加利福尼亚的民主党人抨击这份报告是想当世界的大老板，他们用了一些美国人极其反感的言辞来讥讽这份报告。当时，老布什政府对此感到很难堪，马上把它描绘成一份没得到上级批准的、下级官员写的报告。
    沃尔福威茨虽然被批了一顿，但他这种做法却让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们意识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虽然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对维护美国的利益很重要，但这一目的不能公开说出来，要把它隐藏起来，隐藏在另外一些口号下面。要让美国公众相信，美国政府在世界上促进和平，推广民主与人权，惩罚那些做坏事的人。

美国输出自由民主的悖论
    历史上，美国曾多次出现过非常热衷于向海外“推行自由民主”的政府。但是，这种一厢情愿的“单边主义政策”却往往导致对美国自己和对“民主输出国”都不利的结果。
    譬如，在第一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不满足于传统的胜利果实，即强迫战败国付战争赔款、重新划定边界，甚至强迫战败方接受某种政治制度。他在战争中就强调，战争后让“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他想象中的国际联盟不仅要该成员国的领土完整，还要使未来的领土调整都根据自决的原则来实行。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个革命性的选择，会引起天下大乱。但威尔逊坚持不让步，他说：“这就是美国人的原则，美国人的政策。我们不会坚持别的。”
    然而，如果当时的国际社会真正落实威尔逊的建议，那无论对欧洲列强还是美国都将是一场灾难。德意志人是中欧国家最大的移民族群，在中欧国家中占有一定比例，而且因为他们在社会中占的地位重要，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如果欧洲国家真正实行威尔逊主张的原则，中欧那些德裔移民就会要求这些地区独立出来，加入德意志帝国。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后是与德国人作战，而如果战后出现上述的局面，美国这一仗可就白打了。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又开始以民主的名义在一些亚洲国家扩张势力，比如强迫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接受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然而，将自由市场与自由选举同时引入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往往不是繁荣与稳定，而是仇恨、社会混乱甚至种族灭绝式的暴乱。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蔡美儿根据自己在东南亚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为什么这两种原则同时引进发展中国家会导致灾难。她在《烈火中的世界：自由市场民主输出滋生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一书分析说：“市场将财富，常常是惊人的财富，集中到主导市场的少数群体手中，同时民主又增长了贫困的多数人群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自由市场民主的追求就成了潜在的灾难性种族主义的动力。”
    蔡美儿是从菲律宾移民去美国的华人，她在菲律宾及东南亚国家目睹了自由市场与民主同时起作用的后果。华人在东南亚国家尽管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但他们熟悉市场，在自由市场情况下很快控制了大部分社会财富。这当然引起当地人的嫉妒。而由选举产生的政权当然是由当地人掌权，华人往往要向各级掌权的人行贿以保证人身及财产安全。但当政权变更或社会动荡时仍免不了成为牺牲品。
    美国在向外推广民主时，往往打着自由选举、民族自决的幌子。然而，它自己的所作所为往往又违背这些原则。比如，威尔逊倡导用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解决未来的领土纠纷，自治原则应该成为各国管理自己的原则，欧洲列强不能对其他国家的管理指手画脚。但美国自己就从未遵守这种原则。非但如此，威尔逊领导下的美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巴拿马进行了武装干预，似乎美国并不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当威尔逊的国务卿罗伯特•蓝辛在威尔逊的讲演稿中读到“美国人民不应该告诉其他人民他们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就在旁边注上了“海地、尼加拉瓜、巴拿马”等字样。    冷战结束后，美国人总结了他们在冷战中取得“胜利”的经验，认为只要坚持传播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就能解决包括不发达地区在内的安定与繁荣问题。为此，布什政府不惜运用武力，美国对外推广的民主变成了“用枪杆子推翻一切暴政”，让人民自由选举。布什在谈到伊拉克自由选举时说道：“如果人民有权利用投票的方式在票箱里表示他们的意愿，通过自由及公开的新闻，这就会导致和平。”这种推理的逻辑简单得让人发笑。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说明，仅靠自由选举是无法让社会稳定、安全与幸福的。且不说希特勒就是靠自由选举上的台，就是当今世界有许多自由选举的国家也很难让人认同它们就是民主国家。
    其实，民主只是一种政治管理的体制，它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在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中，有一些实行民主制。在这些国家中，重大问题都是由有投票权的公民多数决定的。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哲学家卢梭在分析各种政治体制中重新分析了民主制度的优势与劣势。他认为，用多数投票的方法决定重大问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只适用于地域不大、人口不太多的国家。因此，他更主张共和制，也就是人民把主权委托给一些代表们，由他们来间接行使主权。
    后来，西方国家有的选择了民主代议制的共和制度，有的选择了君主立宪的代议制，代表制度成为现代民主的象征。然而，在设计政治制度时，西方人士一直对民主可能产生多数人的决策导致权力滥用现象非常担心，于是便设计了各种要保护少数人权利的法律制度，设计了保护公民个人权利、言论自由和公共自由等机制。如果民主即多数人的意志是永远正确的话，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对此设置那么多“防火墙”呢？可见，民主并不是一切，也并不是什么目的，它只是一种人类社会管理的形式，而且不见得是完美无理的形式。
    西欧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也是现代政治民主思想的发源地，同样也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后来这些思想与做法又跨过大西洋到了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共同特征。因为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搞得早，资本主义发展得早，它们也最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是，到了现代，特别是在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时，本来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与对立，但很快美国等西方国家便把这种对峙说成是“民主世界”与“专制世界”的矛盾，西方世界先进的制造工艺与发达的生活水平被说成是民主加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物。等到美国“赢得”了冷战胜利后，这种民主加自由市场必定导致经济繁荣的神话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美国日裔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正反映出这种趋势。在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的宣传鼓动下，这一神话在其他国家也引起了许多反响。许多不发达国家的人们以为，只要按美国的说法去实行民主，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经济繁荣自然会到来，人们的生活水平自然会提高。
    其实，相信神话是人类的一大弱点，也反映出人们的“懒汉思想”。人们总以为，只要找到某种社会发展的“灵丹妙药”，复杂的发展问题就可以一下子解决，人们就可以一下子跨进发达国家的行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推广的“民主”才会有市场，才会被善良的人们认为是解决不发达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由宣传造成的“神话”往往经不住实践的考验。冷战以后，美国对外积极推广民主，当年许多人轻信了这些神话，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民主制度虽然从形式上建立了，但这些国家的经济非但没能快速发展，有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在下降，贫富差距也在迅速扩大。严酷的现实让许多人碰得头破血流，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过去的选择是不是上当受骗了。西欧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对笔者讲的故事很有意思，它充分说明了人们的思想是如何转弯的。这位外交官从中国调到一个“民主化”了的原东方集团国家去工作，他们家把原来家里的一位中国保姆也带过去了。这位中国保姆在那儿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心里很纳闷，便问他：“这儿的人不是实行民主了吗？不是脱离专制制度十几年了吗？那么他们为什么还那么穷？他们怎么都不知道努力干活挣钱呢？”
    还有一些人天真地认为，一旦采用了民主制度，社会上存在的许多不公正的现象，如官员贪污受贿、官商勾结等，就会被一扫而光。美国的一些支持国外民主的机构也如此推论，并把许多国家不发达的原因都归咎于不民主。现代国家中美国建立民主算得上早的，但在美国发展的历程中充满了腐败的故事。早期，那些发了大财的大亨们用钱就摆平了各级选举的代表，反过来那些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僚”们便要给出钱的大亨们提供公共市场订货等好处。后来，美国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企图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遏制腐败。一定程度上，美国控制与监督腐败的机制的确比大部分国家似乎都更完善些。但直到今天，美国从政治舞台上到资本市场上，种种丑闻仍层出不穷，腐败仍然是美国也没有摆脱的“噩梦”，这说明仅仅有民主并不一定就能有效地遏制腐败。人类社会与腐败共处了几千年，绝不是靠搞一次“民主革命”就可以清除腐败的。
    布什政府在中东、中亚等地区推行民主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会使美国推广民主的计划大打折扣。一是美国及“盟国”在这种输出民主的过程中言行不一，自己的行为往往有悖于民主原则。二是美国不顾一切地把实行自由选举当作实现民主的手段，而这可能导致社会混乱，却无法建立有效的政府。
    据说，布什在中东推广民主的决定受一位以色列的内阁部长夏兰斯基的影响很大，布什在就职演说中大量援引夏氏的新著《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中的语句，还送给他的好友赖斯和英国首相布莱尔一人一本。布什在就职演说前夕接受CNN采访时说：“这本书总结了我的想法，我推荐大家来读一读。”
    夏兰斯基曾是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后来移民以色列并积极从政。20世纪90年代，他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派的座上客，他在中东问题上的看法对新保守主义者有很大影响。他的态度可以归纳为两条：用一切手段狠狠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对巴勒斯坦当局实行民主化。他认为，把东欧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方式是中东应该效仿的榜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民主派”在巴以问题上的做法却让人很难认同。比如，他一方面声称渴望巴勒斯坦实现民主，但另一方面又很蔑视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财产、福利及巴勒斯坦人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他是以色列内阁部长，在他2004年所做的决定中，就有一项决定允许以色列当局根据行政法令没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如果夏兰斯基与布什在中东推行民主的计划都是按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方法，我们有理由相信中东人民是不会认同的。
    另外，美国民主制度的创始人们，也就是那些开国之父们，似乎一开始就明白，自由选举只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而且，从美国的历史发展来看，自由选举是美国民主最后实现的那一部分。美国建国初期，有权参加投票的人只占人口的十分之一，是那些纳得起税的有钱人，且只是男性人口。直到1920年，美国女性才获得了投票权。美国黑人经过了无数代人的奋斗与抗争，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争得了参加投票选举的权利。然而，美国的缔造者们一开始就想创建一种能保证个人自由的制度，他们（特别是杰斐逊与麦迪逊）从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那里得到了灵感，认为必须创建一种互相牵制的制度，使得权力有所制约。孟德斯鸠出身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贵族之家，他认为只有用英国的分权体制来改造法国的专制制度，君主制才能延续下去。他认为，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个限制，甚至“美德”也需要限制。为此，他把国家的权力分为三种，即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认为国家应该严格区分这三种权力，设立不同的机构，并使这三种权力之间互相制约，达到权力平衡，以保障自由。杰斐逊说过，凡“把全部管理权都总揽和集中到一个主体手中的，……都毁灭了人的自由和权利”。麦迪逊说：“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手中，无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在这个问题上，常常要求教和引证的先知是著名的孟德斯鸠。”
    美国的缔造者们虽然很早就意识到了有效政府对于管理一个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但后来的美国人在对外推广民主时却很少引证美国这些创始者们的思想。麦迪逊是美国的开国之父之一，他在著名的小册《美国自由》中说：“在构建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下一步才是强迫它自我监督。”
    美国人虽然认定他们可以用武力去教会别人如何自由选举，教会别人如何自己管理自己，但从实践上看，自由选举需要一定的条件，并不是在什么条件下举行自由选举的结果都能产生民主政权。美国对家门口的海地进行了无数次干预，想让海地进入民主轨道。但就在这么一个小国家，美国的民主尝试几次都不成功。
    中东地区是个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地区，既有民族矛盾，又有宗教矛盾，还有一些领土纠纷。自由选举会进一步激化这些矛盾，该地区随着美国推行民主化会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这种结果与布什所说的民主导致和平似乎大相径庭。况且，自由选举后的政治结果未必对美国有利。以伊拉克为例，在美国发动战争前，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伊拉克人主张政教分离的国家，而当美国动用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举行自由选举后，民意测验却表明，70％的伊拉克人现在支持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如果美国在其他国家也推行“民主化”改革，其结果可能使这些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迅速集合起来，真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圣战”。如果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化”的结果是使极端伊斯兰主义势力在各国上台执政，那可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美国是维持世界和平的保障吗？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声称，美国是不可缺少的大国。言外之意，美国是唯一可以扮演世界宪兵角色的大国。如果没有美国，世界会大乱。
    20世纪，美国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组织了一场遏制苏联及东欧集团的冷战。按照美国主流的说法，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目的是把世界从军国主义、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主义中拯救出来。因此，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次重大转折，从孤立主义转向了世界主义。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竭力想促成国际联盟——一种世界政府式的国际关系管理体系，人们更认为美国是为了一种理想主义而参与世界大战的。
    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更是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因为美国把世界从一个名副其实的邪恶帝国手中拯救了出来。战后，美国又倡导创建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当然，美国在所有这些机构中可以有效地行使否决权，它仍然是国际体系中的老大，但美国的所作所为似乎说明，它把改善全球的经济状况、重建那些满目疮痍的国家、创建一个建立在法律原则和法律程序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当做与自己的国家利益一致的事情。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美国这些“世界主义”的做法也并非没有私心。美国左翼学者沃勒斯坦与右翼学者米尔斯海默都承认，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目的是要“争霸”，要防止德国变成占领整个欧亚大陆的霸权，对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构成威胁。按照沃勒斯坦的分析，美德的争霸要追溯到1873年那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之后。当时，美国刚刚打完南北战争，统一后的发展势头正强。普鲁士刚刚打赢了普法战争，统一了德国。从 1873至 1914年，美、德的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虽然历史学家们把20世纪的世界大战分为两次，1914至 1918年为第一次，1939至 1945年为第二次，但沃勒斯坦认为这实际上是美德进行的一场“三十年战争”，中间穿插着许多小摩擦与小冲突。米尔斯海默也认为，当欧洲存在潜在的霸主而当地大国本身又无力遏制时，美国便会越过大西洋。按照他的分析，美国参加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它认为德国有可能赢得战争而成为欧洲的霸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与美国一起参战的各国都要求战后成立一种维持世界秩序的国际组织，即后来的联合国机构。当时，盟国设想的联合国包括在战争中反对“轴心国”的各国。联合国机构中关键的机制是安理会，是唯一可以授权动用武力的机构。但是，战后由于美苏很快进入了冷战，联合国安理会并没有发挥很大作用。
    冷战开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的战略既不是先发制人，也不是预防性战争，而是遏制。遏制战略激发了美国民众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民众的这种情绪浅埋于心，易于触发。遏制战略使西方相信它们信奉的“自由”受到了攻击，成功地调动起了西欧盟国及日本等国的情绪，使美国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的需要有了依据。但这一切都是以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为前提的。只要美国的利益没受到威胁，即使当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社会骚动、混乱、甚至屠杀时，美国仍会袖手旁观。尽管有时在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美国政府有时不得不派兵进行干预，但美国军队做得也非常勉强，遇到一点困难就绕着走，就退缩，美国舆论还经常批评政府干这种事得不偿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94年被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亚美尼亚人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并拒缴高额的税赋，帝国的统治者调动土耳其军队和库尔德人屠杀了数以千计的亚美尼亚人。随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及大战期间，帝国的统治者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对帝国内亚美尼亚人所进行了种族清洗。1896年亚美尼亚革命者举行示威，占领了伊斯坦堡的奥斯曼银行。这一行动遭到血腥的镇压，穆斯林土耳其人暴徒和政府军队共杀死5万多名亚美尼亚人。1915年初，由于境内亚美尼亚人加入志愿军以协助俄国对土耳其作战，土耳其政府把境内的大约175万亚美尼亚人驱赶进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在迁徙过程中，约60万名亚美尼亚族人饿死或被军队和警察打死，数十万人也被迫逃亡。1915年，美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在伊斯坦布尔给华盛顿发电报，通报了当地发生的屠杀事件，要求美国出面干预。但美国总统威尔逊却给了个冷冰冰的回答，声称事件太复杂，美国不好出面。其实，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一直想坐山观虎斗，采取了“中立”政策，不想把美国与土耳其的关系搞坏。威尔逊的外交政策被认为是理想主义的，是要输出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现代美国的总统只要是有这种嗜好就被称为是“威尔逊式”的行为。如果说连威尔逊总统对美国出兵对外干预都主要考虑美国的利益，那么其他总统在这方面干预的考虑就可想而知了。
    1991年，索马里国内的政治势力迅速分成两派，一派以临时总统迈赫迪为首，另一派以身兼三职（联合大会主席、议长、军队参谋长）的艾迪德为首。两派为了争权夺利，公开武装冲突，造成战乱与饥荒。1992年1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733号决议，对索马里实行武器禁运。在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积极斡旋下，索马里两派一度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墨迹未干，双方就重开战火。为此，联合国决定派国际观察员进驻索马里监督停火，实行维和行动。
    由于联合国的救助工作受阻，克林顿政府决定以美国协同20多个国家组成多国部队，共3．7万人，执行代号为“恢复希望行动”的武装救援行动。随后，艾迪德的武装在索马里街头巷尾发起了“圣战”，造成5名美军士兵和2名尼日利亚士兵伤亡。对此，美军采取强硬行动回击。一次摧毁了3辆向美军直升机开火的索马里武装车辆，随后不久又向一辆闯路障的小货车开火。然而，公然袭击、抢劫救援物资的事件却不断增多，甚至有人明目张胆地向维和部队车辆发射火箭，致使联合国的文职人员被迫撤离索马里。索马里突然出现的情况，震惊了美国和联合国。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831号决议，授权维和部队可以使用武力，给破坏维和行动的人以有力打击，并决定向索马里增兵。
    以美军为首的维和部队出动了特种作战飞机和直升机对艾迪德武装进行报复，轮番轰炸艾迪德的大本营，摧毁了艾迪德控制的电台和4座弹药库。至此维和行动彻底变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为一方、以艾迪德为一方的游击战。在一次搜寻艾迪德的行动中，美国特种部队被艾迪德武装分子团团围住。在相持的8个小时中，美军3架直升机被击落，14人阵亡，77人受伤，1人被俘。并有200名索马里人被打死，几个白人被打伤，其中既有武装民兵，也有普通百姓。近百名美军士兵的伤亡消息传到美国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美国舆论要求政府从索马里撤军。一些国会议员批评说，美军在索马里执行的政策与索马里实际不符，非但没能中止索马里内战，反而使联合国也卷了进去。
    这时，克林顿政府选择了一条“两全其美”之计，一方面做出姿态要将战争升级，另一方面则把调解索马里冲突的工作转交给了亚非国家，特别是东北非及阿拉伯世界。随后，美国又派了一批海军陆战队与意大利军队再次进入索马里，掩护处境艰难的联合国部队撤退。1994年3月2日，最后一批维和部队撤出索马里。历时27个月、耗资二十多亿美元的联合国索马里维和行动以失败告终。联合国既未实现它在索马里建立一支警察部队、组建一个民主政府的目标，甚至连让索马里各部族实行和解的最低目的也未达到，反而使一百余名维和士兵丧生，并使索马里饱尝了一场更惨烈的战争灾难，近万名索马里人丧生。
    就在美国从索马里撤出后不久，非洲又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种族屠杀惨案。
    1994年4月至7月，非洲中部小国卢旺达发生了胡图族人与图希族人之间的仇杀，在短短一百天里，先后有一百万人被杀，成为20世纪的人类悲剧。卢旺达仅有人口八百多万，被这次种族屠杀所伤害的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之高，堪称前所未有。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胡图族人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乘坐的飞机准备在基加利机场降落时坠毁，两名总统和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数小时后，以胡图族为主的总统卫队和以图西族为主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基加利市区爆发激烈冲突，冲突迅速蔓延至全国，演变成一场胡图族极端分子对图西族人的疯狂杀戮。4月21 日，躲藏在穆兰比技术学校里的图西族人遭到胡图族武装的屠杀，一天一夜间，有5万多人倒在了血泊中。杀红了眼的胡图族民兵手持砍刀、棍棒和长矛疯狂追杀图西族人，甚至连老人、孩子和孕妇也不放过。现在穆兰比大屠杀遗址收存有 27 000具尸骨。
    早在大屠杀发生前3个月，加拿大籍的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司令达莱尔将军就曾向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报告：据可靠情报，胡图族正在筹划有计划的屠杀．图西族已处在危险之中。他要求尽快采取行动，收缴那些即将用于屠杀的武器。然而，他得到的答复却是否定的。接下来，卢旺达图西族总理乌维吉利伊马纳在前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避难途中被胡图族军人打死，奉命护送她的10名比利时维和军人也遭杀害。比利时朝野震惊，遂决定撤回全部在卢部队。比利时人在撤离时带走了所有武器。比军是当时驻卢旺达维和部队中装备最好的，它的撤出使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陷入困境。
    面对迅速蔓延的屠杀，当时的秘书长加利致信安理会，称除非向卢旺达增派维和部队，否则联合国将无法在那里履行职责。然而，几个月前曾在索马里遭受重挫的美国态度消极，其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建议，在卢旺达保留“最小限度”的存在以显示联合国的决心。安理会决定象征性地在卢旺达保留270人，职责仅仅是调停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尽管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一再要求安理会重新考虑将大部分维和部队撤出卢旺达的决定，并呼吁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行动去制止屠杀。但是，美国并不理会，奥尔布赖特在安理会发言时说，在许多问题尚未弄清之前就向卢旺达增兵是“愚蠢的想法”。
    在大屠杀持续了近一个半月后，联合国终于决定将联合国驻卢旺达援助团人数增加到 5 500人，并扩大其行动授权。此时，联合国开始承认卢旺达“或许已经发生了种族灭绝行为”。然而，奥尔布赖特援引“第25号总统令”向安理会其他成员国施加压力，要求在满足美国一大堆条件前不得向卢旺达部署增加的维和部队。
    美国政府为何那么不积极？除了美国还未摆脱“索马里综合症”的阴影外，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帮办伍兹透露的事情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克林顿政府上台初期曾指示五角大楼研究世界上可能爆发的危机，以供白宫决策使用。熟悉非洲事务的伍兹把卢旺达和布隆迪问题列进名单。很快，他接到了上面的指示：“我们不在乎在卢旺达或布隆迪发生的事情，把它们从名单中去掉。美国的利益不在那里，我们不能把这些无聊的人道主义问题和诸如中东、朝鲜等重要问题混为一谈。”
    2003年10月，联合国前驻卢旺达援助团司令达莱尔将军在加拿大出版了《与魔鬼握手》一书，讲述了卢旺达大屠杀的故事。达莱尔不好指责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所作所为，便不无讽刺地说，失败部分是由西方国家的不作为造成的，因为它们有能力但是却没有及时制止屠杀的蔓延。
    进入21世纪，布什总统上台执政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更加咄咄逼人。负责制定美国对外政策的有许多“新保守派”人物。他们大言不惭地宣称，美国就是要向世界显示军事实力，因为美国是不可缺少的大国，少了美国天下就要大乱，就可能发生世界大战。他们的推论是，如果没有美国在那里“镇”着，德国与俄罗斯就会争霸欧洲，中国与日本就可能争霸亚洲，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远了。可这些推论有多少可信度呢？德国是欧洲国家在俄罗斯投资最多的，也是从俄罗斯进口能源最多的，德国与俄罗斯的利益息息相关，为什么离开了美国，德俄就一定要交恶呢？同样，日本与中国的利益日渐交织在一起，虽然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在历史问题上还在不断要“翻案”，但日本政府仍不愿意把中日关系搞僵。反过来，我们却担心，美国政府要与日本加强防务同盟，要把日本拉进“保卫台湾”的圈套中去，是想利用日本这张牌来牵制中国。如果美国不在中日之间挑拨离间，中日关系未必就一定朝坏的方向发展。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德认为，在冷战后的时代，美国的重要性在下降，美国担心自己被冷落，担心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下降，因此要制造些问题来显示自己的重要性。按照他的分析，美国是故意把自己打扮成“救火队员”，先放一些火，然而再去救火，以显示世界缺不了美国的领导。这种分析似乎比美国新保守派的推论更可信些。

全球秩序的威胁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地位：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两极或多极世界已经结束。世界需要一个新政策，美国可以提供这种政策。按照他们的观点，美国面临着一个历史少有的契机，那就是可以利用强大的实力，在全球推广民主。而中东因为极不稳定，又是恐怖主义的策源地之一，所以可以从那里开始。在单边主义的口号后面，有一个道德的假设。那就是，更加民主的世界会变得更加繁荣与安全。且不说这个假设本身就值得怀疑，按照美国人的普遍观点，当年的英国早已算是民主国家，而美英之间还发生过数次战争。按照新保守主义的逻辑，既然美国出兵是为了使世界更加民主、更加安全，全球都将从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中受益，那么为什么那么多欧洲的民主国家不赞成美国传播民主的行动，法德等国甚至公开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呢？
    连英国的保守党议员安德鲁•泰利都对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口号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新保守主义的命题起码有三点值得商榷：（1）美国没有那么强大，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2）全球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国家不多，强迫别人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是不现实的。（3）民主一定导致和平与繁荣是个值得争议的话题。
    泰利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许多国家拥有原子武器的世界，因而美国也不能随意行事。美国之所以敢对伊拉克动武而对朝鲜却采用了外交谈判的方法，是因为后者拥有核武器而前者只是企图拥有核武器。它说明，即使美国非常强大，也无法随便对一个核国家发动武装攻击，这种后果会使更多的国家努力去制造核武器。
    布什强迫别人接受美国的价值观，会使许多国家担心自己的价值观受到了威胁，这种想法会使许多地方出现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特别是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攻打伊拉克只会刺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支持的恐怖活动。
    西方一些善于思考的人都认为，西方与穆斯林世界的价值观冲突不可能通过武力解决，西方用武力不可能赢得这场价值观的大战。要改变中东穆斯林世界的价值观，只能通过争取民心，特别是争取那些温和穆斯林的支持。同样，用武力威胁那些“流氓国家”也可能适得其反，会使它们拼命反抗，与美国争个鱼死网破。相反，他们用当年苏联的例子来证明，软硬兼施，一边说服它们参与国际社会，一边用各种方法对它们的行为进行遏制，有效地限制它们的影响。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把松散的国际社会粘合起来靠的就是一种互相的承认，因为各国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里生存下来。如果美国用武力动摇这种国际社会的基础，那只会导致更多的恐怖主义活动。
    美国以为，向全球推广它那种特有模式的民主就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安全，似乎只要其他国家都像美国，就可以避免战争。这种想法在人类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当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时，“社会主义大家庭”也曾是东方集团的梦想，但苏联的所作所为却使事与愿违。泛阿拉伯运动和泛伊斯兰运动都曾认为这些国家之间是一种手足关系，但历史却证明它们之间无法避免冲突与战争。历史也曾证明，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强权政治仍有市场，也会导致它们之间的冲突与战争。
    国际体系的稳定来自于国家之间的互相承认，承认各国都有存在的权利，承认各自对自己的领土、内政及社会秩序拥有主权。简言之，国际秩序建立在一种简单的共识之上：只要你不侵占我的房子，我也不侵占你的。
    这种共识在两极世界时曾受到苏联的挑战，它对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某种程度的“监管”，一旦它认为某些国家偏离了轨道，它就可以出兵侵占那些国家，恢复其秩序。另外，苏联还在其他地方扩大影响，打着“输出正义”的旗号在一些国家搞颠覆现政权的活动，要“输出革命”、“输出共产主义”。当苏联与中国相遇，它也想把它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时，遇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对，苏联被冠以“社会帝国主义”。冷战时期，当时的美国务卿基辛格说服苏联领导人相信，互相承认主权独立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苏联是有利的，然后便开始了“缓和”。
    冷战之后，布什要搞的是一种新的全球秩序，而这种秩序是建立在新保守主义鼓吹的两个新的原则之上，即更换政权和先发制人。更换政权意味着，美国如果觉得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合它的胃口，它便可以动用武力把那些领导人赶下台，换上它认为合适的领导人。先发制人意味着，如果美国觉得哪个国家属于“流氓国家”或“失败国家”，它就可以主动向其发起进攻，摧毁其军队与国家政权，即使这个国家并没有对美国或其盟国构成立即、直接的威胁。
    毋庸置疑，这种原则对现存的国家关系来说破坏性极大。谁能决定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该更换了呢？在现存国际体系中，武力只被承认用于正当自卫。除此之外的武力都被认为不合理。而先发制人就是主动发起军事攻击，它对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不言而喻。
    布什主义虽然是从布什当选总统后才表现出来的，但从克林顿政府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一些言辞中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政策的影子了。奥尔布赖特把世界分为四种国家，其中有两种是“流氓国家”和“失败国家”。当科索沃危机时，奥尔布赖特曾用拳头敲打着桌子说：“干掉米洛舍维奇是我个人的首要目标，我要在我下台前把他搞下台。”她已经明确地在搞政权更换了。美国与其盟国在北约的名义下搞的波斯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都让美国人信心十足，觉得更换那些他们不乐意看到的政权易如反掌。
    布什为自己的“神圣战争”盖上了一幅“正义”的大旗。他宣称要给世界人民带去民主与自由，要让那些受压迫的人民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力……总而言之，他要把西方世界引以为荣的价值观推广向世界，如果谁不接受这些价值观，谁就会被美国看作敌人，就会受到攻击。从非洲、中东到亚洲，有多少国家不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呢？它们会怎么看美国总统的宣言呢？布什说的话与当年苏联领导人说的话为何有那么多的雷同之处呢？如果我们把“更换政权”改为“推翻资本家的统治”，把“带去民主自由”换为“带去革命与共产主义”，布什主义与当年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区别在哪里呢？ 
    （《环球视野》摘自《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