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佩里•安德森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高铦等译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1976)

感谢自我解放制作电子文件、 L.D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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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的一股哲学思潮，在西方知识界、学术界有着值得注意的影响。六十年代期间，法国、美国、西德、意大利等国相继出现了“新左派”运动和学生、青年的造反活动，马尔库塞一时成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卢卡奇等人的著作被他们广为阅读和传播，奉为“思想武器”，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了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些主要流派，如德国和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学派和法国的阿尔都塞学派等，在不同时期、不同范围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本书作者佩里•安德森是英国《新左派评论》的主编，他在书中概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主张、流派、特点和代表人物等情况，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他的分析的论述，对我们了解、研究和批判这一思潮，有一定用处，特译出，以供有关的研究工作者参考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经典传统  
第二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        
第三章        形式的转移                        
第四章        主题的创新                    
第五章        对比和结论                        
后记                                        
注释

前言

关于这本小册子的特点和写作经过情况，有必要作几句说明。这本小册子是在1974年初写成的，原来打算写成介绍一些作家评论最近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本论文集。不巧的是，答应出版这本“论文集”的教育出版社在一个月以后就关门了。出版计划被取消，本书原来的目的也随之落空。这种情况说明为什么本书中存在某些异常的地方，虽然，不能以此作为请求谅解的借口。这里发表的论文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共同学术传统的一般内容，而不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任何特殊理论体系进行专门探讨或比较评价。这属于研究的范围，本书可以说是那种研究的绪论。那种研究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学派或理论家——从卢卡奇到葛兰西，从萨特到阿尔都塞，从马尔库塞到德拉•沃尔佩——进行批判性的阐述。本书则集中讨论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态结构，而没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有关成就或优缺点进行深刻的评介。当然，这些人物的成就和优缺点是各不相同的。如果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进行历史总结，就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进行有鉴别的分析。在本书中讨论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讨论对左派来说是必要的、有益的。

写作本书，并得以在今天出版，除了因其内容的特殊重要性以外，如果还有更加长远的考虑的话，那就是因为本书反映了一份社会主义期刊《新左派评论》多年来在工作过程中所遇到的某些问题。该刊在六十年代末期曾发表一篇论文，试图确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民族文化特殊结构的范围并进行分析。其中首要的主题之一就是：英国文化明显缺乏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传统——这种情况具有肯定的消极色彩。《新左派评论》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意识地致力于着手弥补本国的这种不足之处，其方式是：出版和讨论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最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它这方面的工作在英国常常是最早的。这项计划有条不紊进行到七十年代初才告结束。自然，需要总括一下该刊努力有计划地传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清单。本书所考虑的主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发展起来的。因此，本书中论述欧洲“大陆”传统的内容，部分地是以前对英国“岛国”类型所作评述的继续。英国所没有的传统（这是有损于它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标准特点中也是没有的。本书就是上述认识不断提高的产物。在评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不同形态和它的国际命运时，必须做出更为公正的判断，这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本书像以往那样提出了《新左派评论》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在那本已写成的“论文集”取消出自版以后不久，该刊同人从各种观点的广泛角度对本书内容进行了讨论和批评。我在准备出版本书而进行修改的过程中，考虑了他们的见解和批评。我也对那些我认为可作某些局部改动以符合其论点的地方作了修订，并对后来的发展情况作了注解。保留的文献已经尽量在其内在形式许可的范围内作了修改。然而，自从本书最初构思以来，我感到它所强调的某些重点是有问题的，这在本书中不可能马上得到解决。这些担忧在本书重新修改时并未解决，因此我把它们写进了后记，对于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发展，进一步提出了问题，但尚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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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丁一新    时间: 2007-11-3 23:15

第一章
经典传统

马克思主义从一百多年前诞生以来的历史，尚待编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时虽然较短，然而却相当复杂，而且有过转变。对于马克思主义不断变形和转变的原因和形式，大部分仍然未加探讨。本书要探讨的有限主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本身并不指明精确的空间或时间。因此，这本小书的目的是要确定这一部分理论著作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并提出其一致的结构关系——换句话说，本书要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内部分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这就需要先涉及这些有关理论家出现以前马克思主义的早年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看到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类型的特殊新颖之处。当然，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早期史实做出恰当的说明，则必须比本书进行更加详尽得多的论述。可是，即使写一篇追溯性的概论，也会有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情况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于拿破仑战争以后的头十年内。马克思（1818—1883年）是特利尔城一位律师的儿子，恩格斯（1820—1895年）是巴门市一位工厂主的儿子，两人原籍都是莱茵省人，都出身于德国最先进的西部地区的富裕资产阶级家庭。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在公众的脑海里打下了烙印，在这里毋庸赘述。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怎样在产业革命以后第一次无产阶级斗争高潮的吸引之下、在二十多岁就逐步清理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遗产和蒲鲁东的政治理论，而恩格斯则发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现实并痛斥了把这种状况视为合理合法的经济学说；他们二人怎样在1848年欧洲大动荡的前夕写作了《共产党宣言》，并参加该年国际性起义的极左翼队伍而为革命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斗争；他们怎样在三十多岁就被得逞的反革命势力到处追捕而被迫流亡到英国；马克思怎样总结了结束于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革命的历史得失，而恩格斯则总结了同时发生的德国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马克思怎样在极度贫困之中，只靠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以支援，独自在伦敦从事论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朽理论工作，怎样经过十五年的辛勤劳动以后，《资本论》第一卷正当马克思满五十岁以前得以出版；马克思怎样在这一时期行将结束时参加了建立第一国际的工作，把它作为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随后又倾注最大的努力从事其实际领导工作；他怎样纪念巴黎公社，并指导新近统一起来的德国工人政党，为将来的无产阶级国家确定总的原则；恩格斯怎样在马克思一生的最后岁月工作中以及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使之成为欧洲人民的政治动力，他在七十多岁时还主持了第二国际的建立并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欧洲大陆各主要工人阶级政党的正式理论。

我们在这儿并不直接来谈这两位休戚与共的人物的巨大成就，我们的目的，只想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工作的某些社会标志，这可以作为以后发展中进行比较的标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同时代人中是孤独的先驱者，任何国籍的同时代人都不能说完全理解或同意他们的成熟观点。同时，他们的著作是长时期共同努力的产物，这种学术上的合作关系是迄今为止思想史上无与伦比的。他们两人一起，在流亡、贫困和艰苦的环境中与他们那时代的主要无产阶级斗争从未脱离过联系，尽管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他们同这些斗争在实际上完全没有组织上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同工人阶级发展之间的深刻历史联系在1850年以后艰苦考验的岁月中得到了最好的证实，那时他们两人显然被迫转入了“与世隔绝的”生活，马克思在恩格斯经常给予物质帮助的情况下，利用这段时期为写作《资本论》作了准备，最后马克思自然地被选进第一国际，并很快成为第一国际的实际领导人。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理论与实践之间不同寻常的结合，也决非一帆风顺或立即取得一致的。他们亲身参加的唯一的一次革命动乱，就其群众性特征而言，是手工业工人和农民占了压倒的多数；小小的德国无产阶级在1848年事件中只起到微小的作用。（1）他们从远处观察的最先进的社会暴动——巴黎公社，主要也是手工业工人性质的。巴黎公社的失败，导致第一国际的解散，并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再次回到纯属非正式的政治活动。工业无产阶级政党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才真正出现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不平衡的和间接的：两者之间很少直接相合。这个时期中“阶级”与“科学”之间客观联系的复杂性（至今仍然在实际上未作研究）转而在马克思著作本身的性质和命运中得到了反映。因为当时工人阶级运动的局限性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定下了界限。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对他们著作的接受情况和这些著作的涉及范围中看出来。严格说来，马克思在理论上的影响，仍然相对地局限于他自己的生活领域。他的大多数著作——至少有四分之三——在他生前尚未发表过，而他已经发表的著作则杂乱地以若干种语言散见于若干国家，没有以任何一种语言形式完整地流传于任何一个国家。（2）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才公诸于世，而他的著作在他身后发表的历史，构成了往后马克思主义盛衰变化的中心部分。马克思著作在他的时代的出版情况标志着他的思想在其对象阶级中的传播受到了阻碍。然而，相反的是，这个时期的无产阶级缺乏经验，他们尚处于从手工业工场向工厂的过渡之中，甚至基本上还没有工会组织，在欧洲任何地方都没有赢得政权的希望，这些都限制了马克思思想本身对外影响的范围。基本上说，马克思在身后留下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谨而成熟的经济理论，这在《资本论》中已经得到了阐述；但是马克思却没有留下有关资产阶级国家结构的同等的政治理论，或有关工人阶级政党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而进行革命社会主义斗争的战略、战术的政治理论。他至多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留下一些含糊的预测，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留下一些简要的原则（“无产阶级专政”），还留下了有关第二帝国的著名的形势分析。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著作不可能超越群众创造自我解放的手段和方式的实际历史步伐。与此同时，马克思从未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作过广泛而概括的论述，这对于当代人来说是更为明显的漏洞。随着大陆上新型工人阶级组织的发展，恩格斯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担当起了这个任务，那就是他写的《反杜林论》以及其后的一些有关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与无产阶级实际斗争之间的历史关系中最终的矛盾之处，在于其国际主义的特殊形式。１８４８年以后，两人都没有在任何一国的政党里扎根。他们以英国为基地，主要仍然超脱于当地的文化和政治范围之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们有意识地决定不返回德国，而在当时他们两人都是可以返回的。他们在创建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工人阶级全国性组织的时候没有直接发挥过作用，而是为欧洲和北美各地的战斗者和领导人出主意、作指导。从莫斯科到芝加哥，从那不勒斯到奥斯陆，他们轻而易举地扩大了通讯联系。当时工人阶级运动的狭隘性的不成熟性，使得他们在付出一定代价以后实现了比运动发展下阶段可能达到的更为纯粹的国际主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一批下一代的理论家为数仍然很少。这批人中的大部分人在他们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很晚才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时期的四个主要人物是拉布里奥拉（生于１８４３年）、梅林（生于１８４６年）、考茨基（生于１８５４年）和普列汉诺夫（生于１８５６年）。（3）他们都来自更加落后的东欧和南欧地区。梅林是波美拉尼亚一名容克地主的儿子，普列汉诺夫是坦波夫一名地主的儿子，拉布里奥拉是坎帕尼亚一名地主的儿子，考茨基是波希米亚一名画家的儿子。普列汉诺夫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瑞士流亡期间参加民粹党秘密活动十年以后转向马克恩主义的；拉布里奥拉是罗马的一位已有名望的黑格尔派哲学家，他是在１８９０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梅林在１８９１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前，已作为普鲁士的一名自由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度过了漫长的生涯；惟有考茨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什么重要的历史，他在二十多岁就作为一名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参加了工人运动。这几位知识分子谁也没有在他们本国的民族政党领导工作中起核心作用，但是他们都投入了这些政党的政治和思想生活，并在其中占有正式的地位，只有拉布里奥拉始终处于意大利社会党的创建工作之外。（4）普列汉诺夫在帮助建立劳动解放社以后，参加了第一届《火花报》编辑部的工作并在第二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被选入该党中央委员会。考茨基是《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喉舌）的编辑，并起草过该党在爱尔福特大会上的正式纲领。梅林是《新时代》的杰出撰稿人，拉布里奥拉是法国同类刊物《社会变革》的杰出撰稿人。这四个人都与恩格斯亲自通过信，恩格斯对他们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他们著作的主要方向事实上可以视为恩格斯本人最后时期的继续。换句话说，他们关心以不同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关人和自然的全面理论而加以系统化，使之能替代对立的资产阶级学科，并为工人运动提供其战斗者们易于掌握的广泛而一贯的世界观。这个任务使他们像恩格斯一样，承担双重使命：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总的哲学内容作为一种历史观念提出来；同时，把它扩展到马克思所未曾直接触及的领域。他们的一些主要的论文题目很相似，表明他们具有共同的关心之处；《论历史唯物主义》（梅林），《唯物史观论文集》（拉布里奥拉），《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考茨基）。（5）与此同时，梅林和普列汉诺夫还写了论述文学和艺术的文章（《莱辛传奇》，《艺术和社会生活》），而考茨基却转向一篇宗教的研究（《基督教的起源》）——恩格斯后来对所有这些主题都作过简要的探讨。（6）这些著作给人的总的感觉是，它们是马克思遗产的总括而不是发展。开始把马克思的手稿作为学术性著作出版并对他的生平作传记性研究，以便向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充分恢复和展示这些著作，都是这一代人的事。恩格斯发表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考茨基随后编辑了《剩余价值理论》；梅林接着与人合作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梅林还在去世前出版了第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传记。这些继承人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这些对他们说来仍然非常新颖而很接近的遗产加以系统化和概要说明。

然而，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国际形势正经历着变化。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了明显的经济高涨，这是由于在国内已经形成了垄断，在国外加紧帝国主义扩张，一个加速技术革新的紧张时期已经开始，利润率在提高，资本积累在增长，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正在逐步升级。这些客观条件与１８７４－－１８９４年长期衰退期间资本主义相对平稳发展的阶段大不相同，当时正值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以及英布（Ｂｏｅｒ）战争（7）和美西战争（紧接着是日俄战争）这类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首次爆发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继承人在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里已经形成。下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在一个动乱得多的环境中走向成熟，因为欧洲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迅速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狂风暴雨。这些理论新兵比他们的前辈在数量上要多得多；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整个地理轴心向东欧和中欧转移，更加坚信不移——这种转移在前一时期已经依稀可见了。占统治地位的新一代人物毫无例外地都来自柏林以东的地区。列宁是阿斯特拉罕一名公务员的儿子，卢森堡是加里西亚一名木材商的女儿，托洛茨基是乌克兰一个农民的儿子，希法亭是一名保险公司职员的儿子，鲍威尔则是奥地利一个纺织厂主的儿子。所有这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都写过一些重要著作。布哈林是莫斯科一个教员的儿子，普列奥勃拉任斯基的父亲是奥廖尔的一位牧师，他们显露头角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但可看作同一形态中稍后的产物。到这时为止，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时期和分布可以列表如下：

马克思  1818—1883年    特利尔（莱茵省）
恩格斯  1820—1895年    巴门（威斯特伐利亚）
拉布里奥拉  1843-1904年    卡西诺（坎帕尼亚）
梅林  1846—1919年    施拉威（波美拉尼亚）
考茨基  1854—1938年    布拉格（波希米亚）
普列汉诺夫  1856—1918年    坦波夫（俄国中部）

列宁  1870—1923年（8）    辛比尔斯克（伏尔加）
卢森堡  1871—1919年    扎莫希奇（加里希亚）
希法亭  1877—1941年    维也纳
托洛茨基  1879—1940年    赫尔松（乌克兰）
鲍威尔  1881—1938年    维也纳
普列奥勃拉任斯基  1886—1937年    奥廖尔（俄国中部）
布哈林  1888—1938年    莫斯科

实际上，所有年轻一代的理论家都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政党的领导中起了支配作用。这种作用远比他们前辈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和活跃。列宁当然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缔造者。卢森堡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内起领导作用的有才智的人物，后来成为德国共产党最有权威的缔造者。托洛茨基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派系斗争的核心人物，布哈林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手下步步高升的官员。鲍威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书记处的头头，而希法亭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中的杰出议员。这批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发展中格外地早熟：刚才提到过的每一个人在他们不满三十岁时都已经写过一部基本的理论著作。

他们的著作阐述了什么新方针呢？由于本世纪初以来整个历史进程的加快，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新方向。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明显变化产生了垄断和帝国主义，这需要作持续的经济分析和说明。而且，马克思的著作当时正首次受到学术界经济学家的专业性批判。（9）《资本论》再不能简单地作为依据了，它必须加以发展。考茨基实际上在这方面作了第一次重大的努力，他于1899年写了《土地问题》，这部著作对于欧洲和美国的农业变革作了一次全面的明确探讨，这说明他在当时是老一辈中对当代形势的需要最为敏感的，并在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确立了他的权威。（10）后来，在同一年，列宁发表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一部考察农村经济的巨著，它的鼓动性在形式上与《土地问题》非常相近，但具体目标在某些方面则更为大胆和新颖。这部著作实际上把《资本论》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理论第一次运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将几种生产方式同明确表达的历史整体联系起来。列宁关于沙皇时代农村所作的调查，体现了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发展：当他写成这部著作时，年仅二十九岁。六年以后，希法亭——他由于有力地回答了伯姆•巴威尔克对马克思的牵强批判而在1904年名声大振——在二十八岁完成了他的开拓性著作：《金融资本》。希法亭的著作发表于1910年，它对《资本论》的运用既超出了“部门”的界限，又超出了“国家”的界限，这正如考茨基和列宁所达到的成就那样，它对《资本论》赋予全面的最新内容，在托拉斯、关税和贸易战争的新时代里注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全球性变化。希法亭集中分析了银行势力的不断上升、垄断的加速发展、以及为大力扩张资本而愈来愈多地使用国家机器的情况，他强调国际紧张局势和混乱状态的日益加剧是随着各国资本主义的组织和集中越来越加紧而发生的。与此同时，鲍威尔于1907年（在《金融资本》写完以后但在其出版以前）发表了同样宏大的著作《少数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那时他才二十六岁。在这部著作里，他解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没有涉及过的一个重大政治理论问题，而这个问题现在在社会主义运动面前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了：在这个实际上崭新的领域里，他进行了大胆的综合，论述民族的起源和组成，最终分析了欧洲以外当代帝国主义的并吞浪潮。接着，在卢森堡的著作《资本积累》中，帝国主义由于它本身的重要性而成为该书一项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部著作发表于1913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卢森堡坚持认为非资本主义的穷乡僻壤对于资本主义获取剩余价值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宗主国向巴尔干、亚洲和非洲进行军事和帝国扩张的结果因此是必然的，这标志着：她的著作尽管有分析上的错误，却对于在世界范围内按照新时代的要求来重新考虑和发展《资本论》的明确体系，做出了最激进和最有创见的努力。这部著作立即在《新时代》上受到鲍威尔的批判，鲍威尔从1904年开始就一直在研究马克思关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图式。最后，在大战爆发以后，布哈林于1915年写了《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论述了他对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看法；（11）到了下一年，列宁发表了他著名的短篇研究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既对以前辩论中的共同经济结论作了总结性说明，又第一次把它们纳入对帝国主义的好战和殖民剥削（那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平衡发展的普遍规律造成的）所作的清晰的政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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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丁一新    时间: 2007-11-3 23:16

因此，本世纪的头十五年是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兴旺鼎盛的时期。当时所有重要的理论家都认为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新阶段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规律理所当然是极其重要的。然而与此同时，有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也第一次昙花一现。虽然当时的经济研究可以直接建立在《资本论》的宏伟壮观的基础之上，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与之比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遗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妨碍这一点。中欧工人阶级政党的迅速壮大和反对东欧旧制度的人民起义风起云涌，为一种新型的理论创造了条件，这种新型的理论直接建立在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基础之上，并自然而然地与党组织密切结合。为整个德国和奥地利密切注视着的1905年俄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造就了第一次科学的战略性的政治分析，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著的《结局和前景》。这部简短的著作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结构洞察入微，它极其精确地指出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特点和进展。这部著作是托洛茨基在二十七岁时写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并没有进一步做出重大的贡献，这是由于在1907年以后他脱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缘故。在组织上和策略上系统地创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是列宁的工作。列宁在这方面所建树的成就，其规模永远改变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结构。在列宁之前，狭义的政治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实际上从未加以考察过。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创造了俄国无产阶级成功地夺取政权的斗争所需要的思想和方法，这个斗争是在一个有才能的、全心全意的工人政党领导下进行的。将宣传和鼓动相结合、领导罢工和示威、建立阶级联盟、巩固党组织、处理民族自决问题、阐明国内和国际的危机、对付各种偏向、利用议会工作、准备起义袭击等特殊方式——所有这些发明创造往往简单地被看作“实际的”手段，而在实际上也代表了对未知领域在认识上的明确进展。《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莫斯科起义的教训》、《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论民族自决权》——所有这些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其他百来篇“偶然的”著作或文章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科学，从此以后就能解决广泛领域内的问题了，而这些问题在以前却没有任何严格的理论标准。列宁著作的力量在这些年里当然来自处于沙皇制度没落时代的俄国群众的巨大革命力量。正是他们基本的自发活动才使得俄国专制主义的垮台迫在眉睫，才使得列宁有可能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同样地，学术发现的实际物质条件，必然会决定其客观范围。这里没有篇幅来讨论列宁著作的局限性和疏忽之处：只能说明，这些从根本上说都是与特别落后的俄国社会形态以及统治着这种社会形态的国家有关系的，而这使得沙皇帝国有别于战前欧洲的其他地区。列宁扎根于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远比马克思要深，他没有直接关心这个大陆其他地区必然不同的斗争格局，这种斗争格局使得这些地区的革命道路在性质上比俄国本身要更加困难。因此，在工业更加先进的德国，那里的男子普选权和公民自由产生了一个与罗曼诺夫专制制度很不相同的国家结构，因而其政治角逐场与俄国的根本不相似。在那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特征是，革命性显然较差，而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整个社会的机构组织却较为发达。卢森堡是德意志帝国创立雏型政治理论的唯一的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她的著作有启发性地反映了这种矛盾——虽然这也部分地是她从当时造反性强得多的波兰地下运动的经验中得来的。卢森堡的政治著作从来达不到列宁著作那样的严谨或深度，也不像托洛茨基的著作那样富有远见。德国运动的土壤不允许她有可以比得上他们的发展。但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于该党日益滑向改良主义（流亡中的列宁显然对此没有察觉到这样的程度）而进行的热情的干预，却包含了以下这些内容：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对无产阶级自发精神捍卫，以及一种社会主义自由的观念，她在自己所处的更为复杂的环境中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都早于列宁。《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是她在二十八岁时为答辩伯恩施坦的演变主义而作的犀利论战，这使她开始走上自己的独特道路，随后又对于作为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基本进攻性武器的总罢工问题不断进行理论性的总结，并在1909—1910年与考茨基的重大争论中得出了结论，这些结论最终明确了将来工人阶级政治的根本分界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划分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队伍，正如它从根本上分裂了工人阶级运动本身一样。大战前几十年间，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发展比前一时期实现了更为紧密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是由于当时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政党正处于上升时期。然而，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他们本国政党的实践相结合，并没有使他们地方化或者使他们相互隔离。相反，国际性的争论和论战是他们的第二特性：如果说谁也没有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那种高度普遍性的话，这是由于他们国家的特定环境和生活中所形成的更为具体的种族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以俄国人和波兰人来说，他们在长期流亡国外期间有了交往、接触，这可以令人想起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人。(12)在这个时代的新条件下，他们仍然建立了讨论和通信这类比较能保持同族交往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第二国际在东欧和中欧国家（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当时已经形成一种有生气的理论）的主力军的第一流作家可以通过第一手材料或第二手材料来互相了解彼此的著作，而且批判也不限于国界。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在战前居统治地位的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内部（而不是这些队伍之间）迅速出现了分裂。在老一代中，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吵吵嚷嚷选择了社会沙文主义并支持他们各自（相对立）的帝国主义祖国；而另一方面，梅林却坚定不移地拒绝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投降行为打交道。在年轻的一代中，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和布哈林全力以赴地抵制战争并谴责互相争斗的各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背叛行为，这些组织在这场早就预言过的资本主义大屠杀中，站到了他们的阶级压迫者一边。希法亭起初在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内反对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很快却自愿应征入伍，参加了奥地利军队；鲍威尔迅速地参加服役，反对东线的俄国，他在那里很快就被俘了。恩格斯所珍视的第二国际的统一性和现实性在一周之内就遭到了破坏。

1914年1月在欧洲大陆所产生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在俄国，陷于饥饿和疲于战争的彼得堡群众举行了自发的起义，于1917年2月推翻了沙皇统治。八个月之内，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作好了夺权准备。十月间，托洛茨基在彼得堡集合了这一力量，进行他早在十二年前就预见的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革命迅速取胜后，紧接着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干涉和1918—1921年的内战。这些年代里俄国革命史诗般的历程，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理论指南，在列宁身上，政治思想和行动空前绝后地迅速合为一体。从《四月提纲》经《国家与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直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论粮食税》，这些年代里的列宁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内创立了新的准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个原则具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因此不久以后“列宁主义”的名称就被使用了。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段英勇的时期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发展当然决不会仅限于列宁本身的著作。托洛茨基撰写了一些基本著作，论述战争艺术（《革命如何武装自己》）和文学的命运（《文学与革命》）。布哈林在一篇被人广泛讨论的文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里试图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系统的社会学来加以总结。（13）不久以后，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布哈林曾与之合作编写过布尔什维克的通俗手册《共产主义入门》）开始发表对苏维埃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前的任务进行最创新、最根本的经济研究的著作，这个领域是迄今为止马克思的理论从未涉及过的；《新经济学》一书的头几部分于1924年问世。与此同时，致力于发掘和编辑未发表过的马克思著作的历史性学术研究，其国际中心已经转向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在马克思资料研究工作上负有盛名的梁赞诺夫，这时负责编辑第一部完整而科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集的任务，马、恩的大量手稿送到了莫斯科，并存放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梁赞诺夫是该院院长。（14）所有这些人在为俄国革命胜利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中，以及在初生的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中，当然都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内战期间，列宁是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托洛茨基是负责军事的人民委员，布哈林任党报主编，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实际上是党的书记处的第一把手，梁赞诺夫是工会的组织者。这一代明星在内战行将胜利结束之际正值壮年时期，他们的出现保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苏联这个新型工人堡垒中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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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丁一新    时间: 2007-11-3 23:16

然而，在欧洲其他地区，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爆发并一直持续到1920年的大革命浪潮失败了。在俄国以外的任何地方，资本的势力都显得非常强大。国际反革命在1918—1921年期间对苏维埃国家的包围，并未能推翻它，尽管俄国工人阶级因内战而蒙受了重大损失。但国际反革命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帝国主义秩序产生最严重社会危机的三年期间，的确把俄国革命完全隔绝于欧洲其他地区之外，这样就成功地压制了苏联以外的无产阶级起义。对于欧洲大陆上地位相当牢固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最根本的威胁，就是1918—1919年在德国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群众运动。从监狱里观察俄国革命进程的卢森堡，比当时任何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更清楚地觉察到内战期间所建立起来的专政所面临的危险，而在同时，她又时常暴露自己对这些问题（民族问题、农民问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而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高度工业化的欧洲地区也显得不那么明显。（15）随着第二帝国的崩溃，卢森堡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她立即投身于在德国组织革命左派的工作；她作为在一个月以后组建德国共产党的最有权威的人物，起草了党的纲领，并在该党成立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两周以后，当饥饿的柏林群众爆发的一场半自发的混乱起义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紧急指令下被志愿团所镇压时，她被暗杀了。柏林的一月革命遭到镇压后，由于慕尼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组于四月份创建起短命的巴代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因此紧接着就发生慕尼黑被德国军队再次用武力征服的事件。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于1918年11月发动的德国革命，在1920年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

同时，在奥匈帝国也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事件。在更为落后的农业国匈牙利，协约国的要求导致停战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府自动退位，而短暂地建立起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共和国：六个月以后，罗马尼亚军队镇压了匈牙利公社，并恢复了白色政权。在奥地利，工业无产阶级的客观力量比匈牙利的要大得多（正如普鲁士同巴伐利亚对比一样），但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它在忠于无产阶级方面并未引起过争论）却倾向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参加了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并借口防止协约国的干涉，逐步从上面解散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到1920年，社会民主党已经退出了政府，但资本主义的重新稳定到那时已经得到保障。鲍威尔很快成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居统治地位的人物，他于1919年担任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并为该党的战后历史作了主要的理论性辩护，那就是他在1924年写的一部错误地起名为《奥地利革命》的著作。与此同时，他以前的同事希法亭曾两度担任魏玛共和国的财政部长。甚至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队伍里，也保持了代表这代人特征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16）更往南，意大利于战后三周年爆发了最后一次重大的无产阶级起义。拉布里奥拉的故乡所产生过的社会党总是比德国或奥匈国家的小得多，但却更富有战斗性：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抵制过社会爱国主义，并在口头上宣扬过最高纲领。但在1920年席卷都灵的总罢工和占领工厂的骚动浪潮中，这个社会党表现出对于进攻性的革命战略也完全没有准备；自由党政府和雇主们迅速采取的反击措施，在群众运动完全没有明确的政治领导的情况下，终于使它陷于瘫痪。民众起义的浪潮低落了，从而使得反革命的武装队伍为法西斯在意大利的出现作了准备。

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这些国家与俄国一起都是战前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主要地带）发生重大挫折的时候，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身尚未充分摆脱帝国主义干涉，因此无法对这些国家的阶级斗争进程施加直接的组织或理论影响。第三国际形式上已于1919年成立，当时莫斯科仍然是一座遭白军围困的城市，第三国际实际成立的时间应为1920年7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但当时它对于战后紧急时刻的决定性战斗施加任何影响已嫌为时过晚。红军挺进波兰，乍一看来似乎与中欧的革命力量有可能发生具体联系，但在同一个月里红军就被迫后撤，在几周以内，都灵的占领已陷于崩溃，列宁打电报给意大利社会党呼吁意大利全国总动员。这些失败当然不是首先由于主观上的错误或失算所致。这种失败表明中欧和西欧的资本主义力量在客观上占优势，在那里，资本主义从历史上就比工人阶级占优势而能在战争中生存下来。只有在经历了这些战斗并失败以后，第三国际才在苏联以外的主要大陆国家牢固地建立起来。当然，对苏联的封锁一旦打破，两种形势——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分崩离析和中欧与南欧自发起义的失败，另一方面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功——形成的鲜明对照——就确保了在列宁和托洛茨基起草的原则基础上较快地建立一个集中的革命国际。列宁于1921年为新建立的、当时已经遍及先进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写下了带有根本理论性的“启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这部著作中，他为国外的社会主义者综合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开始首次论述比沙皇帝国更为先进的环境里的马克思主义战略问题，在那种环境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认识到的要更为强大，而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也更为深入。这部著作的系统译本：第一次向全欧洲的战斗者揭示出列宁的著作是一个有组织的理论体系，在政治上迅速地照亮了千万人的心。这时在国际间以崭新的水平传播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条件似乎已经具备，而共产国际则是它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进行具体联系的保证。

实际上，这种前景很快就不复存在了。帝国主义对俄国革命的残酷打击使苏联工人阶级蒙受了重大损失，即便苏联工人阶级在内战中取得了对白军的胜利。1920年以后，从更加发达的欧洲国家不可能立即指望到任何救援。苏联陷于孤立，其工业遭受破坏，无产阶级遭到削弱，农业荒废，农民不满。资本主义在中欧已经得到重新稳定，而革命的俄国与中欧的联系已被迫切断。在苏联刚刚打破包围并与欧洲其他地区重新建立起联系之后不久，苏维埃国家由于俄国落后的缺陷以及得不到国外的任何政治援助，在国内也开始危急起来。党组织内部的篡权斗争愈来愈加剧，工人阶级愈来愈处于从属地位，官方的沙文主义风气愈来愈浓厚，这一切终于慢慢地被列宁本人所觉察，但那已经是他在1922年病重不起之后了。他最后的著作——从他论述工农监察机构的文章到他的遗嘱（17）——可以看作是他为寻找重新恢复群众真正参加政治实践活动的方式而在理论上所作的极端努力，这有可能打破新型苏维埃国家的官僚主义并恢复已经失去的十月革命的团结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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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丁一新    时间: 2007-11-3 23:17

1924年初，列宁逝世了。三年间，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内所取得的胜利，决定了其后几十年内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命运。斯大林的政治机构积极镇压了俄国本身的革命群众实践，并日益加剧地瓦解或破坏了苏联以外的革命群众实践。高踞于工人阶级之上的官僚特权阶层地位的巩固，是依靠愈来愈残暴的警察政权来确保的。在这种情况下，经典的布尔什维主义赖以产生的理论和实践的革命统一，就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基层群众受到种种禁锢，他们的人身自由和自发行动受到了攫取国家权力的官僚阶级的压制。列宁的最后一批战友逐渐遭到上层党组织的清洗。苏联在合作化以后，一切严肃认真的理论工作均告停止。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驱逐流放，1940年遭到暗杀；梁赞诺夫于1931年被剥夺了职位，1939年死于劳改营；布哈林于1929年受到压制，1938年被枪毙；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到1930年已被搞垮，1938年死于狱中。在斯大林的统治达到顶点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差不多已经沦为一种纪念品。在世界上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方面最先进的这个国家，曾经以其理论家的为数众多和充满活力而超越整个欧洲，在十年之内却已沦为半开化的一潭死水，令人生畏的只是其势力巨大的检查制度和生硬无比的宣传而已。

在斯大林主义笼罩整个苏联文化的同时，苏联以外地区的情况是：欧洲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势变得愈来愈激烈、愈来愈动荡。工人阶级在战后革命大危机中到外遭到失败，但它对于整个中欧和南欧的资产阶级却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威胁。第三国际的建立和纪律严明的共产党的发展壮大，都带有列宁主义的标记，从1918年到1920年期间，这在原先中心地区的所有统治阶级中引起了恐惧。而且，一度取得成功并确保凡尔赛秩序在政治上重新稳定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复苏，证明是短命的。在1929年，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造成大规模失业，并使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社会反革命势力这时以最野蛮、最残暴的形式动员起来，一国接一国地取消了议会民主，所有工人阶级的自治组织都被消灭了。恐怖主义的法西斯专政是该地区资本家对付工人威胁的历史性解决办法：在国际上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逐步升级的时刻，他们对于无产阶级进行反抗和闹独立性的任何微小迹象都要进行镇压。意大利是遭受法西斯全力镇压的第一个国家：到1926年，墨索里尼已经禁绝了国内一切合法的反对派。在第三国际对德国共产党采取了自杀性的方针以后，纳粹主义于1933年在德国攫取了权力；德国的劳工运动被消灭了。一年以后，宗教式的法西斯主义在奥地利发动了武装进攻，破坏了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的据点。在匈牙利，白色独裁统治长期以来早已建立。在南欧，西班牙发生的一场军事暴动引起了三年内战，在其邻国葡萄牙及其盟国意大利和德国的援助下，这场内战以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告终。这十年以纳粹占领和控制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的陷落而宣告结束。

在这个灾难性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欧地带的命运如何呢？——中欧地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曾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刚在俄国以外的地方得到传播，就被第三国际的斯大林化所瘫痪，第三国际不断使得它下属各党的政策服从于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第三国际以外的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政党自然也不会为应用或推广列宁主义做出任何贡献。因此，在这一地区群众性工人阶级组织的范围内，两次大战之间实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限于经济分析，它遵循的路线直接来自战前的大辩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一个独立的社会研究所，它由一位有钱的谷物商人资助，于1923年在法兰克福建立，在半学术性的机构内促进马克思主义研究（该研究所形式上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18）该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是法学史家卡尔•格林贝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格林贝格于1861年生于特兰西瓦尼亚，他是东欧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一位典型成员；他创办并编辑了有关欧洲劳工史的第一份重要刊物——《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并把这份刊物迁至法兰克福。这位具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杰出代表从此以后同德国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搭了一座桥。在二十年代，他所主持的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中既有共产党人又有社会民主党人，并与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保持经常的联系。向梁赞诺夫第一次科学地汇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寄送了一些档案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的创始版实际上是在这两个机构的联合主持下于1927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的。

在同一时期，该所还主持出版了两次大战之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唯一重要著作，即亨利克•格罗斯曼的著作。格罗斯曼是来自欧洲东部边疆的另一位移民，1881年生于克拉科夫，是加利西亚一个矿主的儿子，他与鲍威尔同年，比布哈林大七岁——换句话说，他是1914以前上升到如此高度的著名一代人物之一。然而，格罗斯曼成长得较慢；他本是维也纳的伯姆•巴威尔克的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加入波兰共产党并在华沙大学讲授经济学。1925年，他由于政治镇压而从波兰被驱赶到德国，他于1926年到1927年期间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发表了一系列讲演，这些讲演后来汇编为一部长篇论著，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规律》。（19）格罗斯曼的著作正好发表于大萧条的1929年，这部著作总结了战前关于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大辩论，并做出了到那时为止最有雄心和最有系统的尝试，从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的逻辑中推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崩溃。这部著作的中心论题看来提得很及时，它很快就受到了一位左翼社会民主党人、青年经济学家弗利茨•斯特恩贝格的挑战。斯特恩贝格本人的著作《帝国主义》（1926年）主要是卢森堡观点的重新陈述，在有关资本主义劳动力后备军的作用和波动性的新颖分析方面有所发展，这部著作早先曾受到格罗斯曼的抨击。双方都受到另一位波兰裔的马克思者纳塔莉娅•莫茨科夫斯卡的批判，批判内容登在纳粹在德国夺取政权之后她所写的一部论述现代危机理论的短篇著作内。（20）到第二年，鲍威尔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理论著作：带有预见性地题名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是在他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时写作的。（21）在这篇政治和经济的遗著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中这位最有才华的代表，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为资本主义危机中消费不足的理论设想最复杂的情况，以此完成他毕生的试验；他还在这篇遗著中记下了他终于对渐进主义的改良主义失去幻想，而他作为一名党的领导人长期以来却在实行这种改良主义，他号召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重新联合起来。

鲍威尔迫于慕尼黑协定而离开布拉迪斯拉发以后不久，于1938年死于巴黎。几个月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主义吞没整个欧洲，从而结束了欧洲大陆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时代。希法亭于1941年在巴黎死于盖世太保之手。当时只有在战场的侧翼才有可能写作他们所体现的这一传统的尾声。莫茨科夫斯卡于1943年在瑞士发表她最后一部最激进的著作——《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动力》。（22）同时在美国，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在一部内容极为明确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23）中探索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全部论战史——从丘甘——巴兰诺夫斯基到格罗斯曼。他本人赞同鲍威尔关于消费不足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然而，斯威齐在新政的环境下写成的这本书，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克服发展失调和消费不足的危机这种假定，采取储蓄的否定态度，并同意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由国家进行反危机的干预来保证帝国主义的内部稳定，是潜在有效的。这样，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就首先取决于一个纯外界的决定因素——即苏联以及大战结束后可望步其后尘的国家在经济状况上占上风，认为这些国家的“说服力”最终将有可能使美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24）由于具有这种观念，《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标志着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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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见奥西多•哈默罗：《复辟、革命、反动》，普林斯顿，1958年，第137—156页。这是对1848年德国革命的社会成分所作最好的历史性分析。

(2)马克思生前未公开发表过的著作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经济学—哲学手搞》（1844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剩余价值理论》（1862—1863年）；《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论瓦格纳笔记》（1880年）。

（3）伯恩施坦（1850—1932年）在学术上是个次要人物，他属于同一时代人。莫利斯（1834—1896年），比这批人中任何一个都年长，是重要得多，但不公平的是，他甚至在他本国也没有留下很大的影响，在外界更不为人所知。

（4）拉布里奥拉在敦促屠拉梯按照德国模式创建意大利社会党的过程中发挥过作用，但在1892年于热那亚召开的意大利社会党成立大会的前夕，他却决定不去参加，因为他对于该党的意识形态纯洁性问题有保留意见。

（5）梅林的论文发表于1893年，普列汉诺夫的论文发表于1895年，拉布里奥拉的论文发表于1896年，考茨基的论文论述的范围广泛得多，发表得较晚，于1927年发表。

（6）这些文章分别写于1893年（梅林）、1908年（考茨基）和1912—1913年（普列汉诺夫）。

（7）英布战争发生于1899—1902年，战争的结果，英国吞并了南非布尔人（荷兰移民的后裔）建立的两个共和国，把它们划为南非的省。——译者注

（8）列宁逝世于1924年。——译者

（9）首先对马克思进行认真的新古典式批判的是伯姆•巴威尔克所写的《论马克思体系的建立》（1896年）。伯姆•巴威尔克三次担任过奥地利帝国的财政部长，并在1904年到1914年期间在维也纳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

（10）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关土地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斯•韦伯关于德国东部农业工人状况的研究所最初触发的，这部著作由自由派的社会政治协会于1892年出版。见朱利亚诺•普罗卡齐为最近重版的考茨基著作《土地问题》意大利版所写的出色导言（米兰，1971年，第50—52页和58页）。

（11）布哈林后来在1924年也发表了他对卢森堡的理论所作的深入批判；其内容已译成英文，收录在塔巴克编辑的《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一书中，伦敦，1971年。

（12）关于俄国人移居国外的一些看法是由于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1917年以前所侨居或旅行过一些国家而想到的。这些国家包括：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和奥地利（列宁和托洛茨基）；意大利和波兰（列宁）；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西班牙（托洛茨基）；美国（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丹麦、挪威和瑞典（布哈林）。
（13）布哈林的社会学手册发表于1921年；托洛茨基研究文学的著作发表于1924年。

（14）达维德•梁赞诺夫（真名是戈尔登达赫）生于1870年。在他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上发生过争论（这次大会使马尔托夫开始与列宁分裂）。这正是在他们对党章产生争论之前。在1905年革命以后，梁赞诺夫经常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并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而工作。

（15）她的论文《俄国革命》写于1918年，于1922年由保罗•莱维首次出版。

（16）另外两名著名的经济学家，一名是前马克思主义者，另一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他们于这一时期在东欧和中欧担任过政府职务。在乌克兰，丘甘—巴兰诺夫斯基担任过1917—1918年反革命拉达（1917年至1919年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反革命中央机关。——译者注）的财政部长；而在奥地利，熊彼得于1919的担任过同样的职务。

（17）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93—597页。

（18）关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起源，见马丁•杰伊在《辩证思维》（伦敦，1973年，第4—12页）一书里所作的内容充分、学术性强的论述。

（19）《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规律》，莱比锡，1929年。于1971年在法兰克福再版。

（20）《现代危机理论批判》，布拉格，1935年。玛茨科夫斯卡于1886年生于华沙，1908年移居瑞士，她在苏黎世一直居住到1968年逝世。

（21）《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布拉迪斯拉发，1936年。

（22）《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动力》，苏黎世，1943年。

（23）当这部著作于1942年发表时，斯威齐为32岁。

（24）《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纽约，1968年再版，第348—362页。

第二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浪潮及时地在伏尔加河扭转。红军于1942年至于1943年战胜德国军队从而保证了欧洲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到1945年，除伊比利亚地区外，法西斯主义处处都遭到了失败。苏联的国际力量和国际威望大大加强，它成为除了最南部的巴尔干半岛以外的东欧命运的主人。共产主义政权很快就在普鲁士、捷克和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建立起来；当地资产阶级的财产被没收了；实行了苏联式的工业化。一个结成一体的“社会主义阵营”已包罗了欧洲大陆的一半。欧洲大陆的另一半则得到美国和英国军队的营救而属于资本主义阵营。然而，在法国和意大利，本国的共产党由于在抵抗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而第一次使得它们成为多数派的工人阶级组织。另一方面，在西德，由于无产阶级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抵抗运动，而国家又遭到分割，致使复辟了的资产阶级国家在英、美占领军的庇护下成功地清除了无产阶级在战前的共产主义传统。后来的二十年所呈现的经济和政治特点，正好与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相反。主要的西欧国家并没有倒退到军事或警察专政。在整个先进的工业化世界里，建立在充分普选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变得稳定和正常了。也没有再出现像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样的灾难性经济萧条。相反地，资本主义世界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长期繁荣，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扩张得最迅速和最繁荣的阶段。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那些对无产阶级进行监护的、镇压性的官僚主义政权，在斯大林逝世后经历了一系列危机，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但是它们的结构根本没有任何改变。恐怖行动作为国家的一种有组织的镇压手段已经抛弃不用了，但武力强制手段仍压制着这一地带的民众反抗。经济增长就其比较低的起点而论还是迅速的，但这对于资本主义集团的稳定性却并不构成任何政治上的威胁。

在这个改变了的世界上，革命的理论完全起了变化，这种变化产生了今天可以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现在将要谈到的作者们所撰写的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民展内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学术结构。在他们的手里，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批判性方面，已经成为一种与以往任何理论截然不同的理论。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在政治上已经成熟的整个这批理论家所特有的主题和关切的问题已经起了急剧的变化，这种转变既有时代特点，又有地区特点。
这种转变的历史是长期而又复杂的，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就已开始，并与早期传统的衰落交织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的最清楚的办法，是开列一个初步的简表，列出现在所讨论的这些理论家的生卒年份及所属地区：

卢卡奇  1885—1971年  布达佩斯
科尔什  1886—1961年  托德斯塔（德国的西萨克森）
葛兰西  1891—1937年  阿列什（意大利的撒丁）
本杰明  1892—1940年  柏林
豪克海默尔  1895—1973年  斯图加特（德国的斯瓦比亚）
德拉•沃尔佩  1897—1968年  伊莫拉（意大利的罗马尼阿）
马尔库赛  1898年  柏林

勒菲弗尔  1901年  哈格特毛（法国的加斯科涅湾）
阿多尔诺  1903—1969年  法兰克福
萨特  1905年  巴黎
戈德曼  1913—1970年  布加勒斯特
阿尔都赛  1918年  比尔曼德里埃斯（阿尔及利亚）

科莱蒂  1924年  罗马

这些思想家们的社会出身与他们前辈的出身并无不同。（25）但从地区上说，这批人的特色与恩格斯以后出名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特色，却极不相同。我们可以看到，紧接着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之后接连出现的两代理论家中，所有重要人物实际上都来自东欧或中东欧；即使在德意志帝国内部，也是维也纳和布拉格而不是柏林为第二国际输送了主要的杰出人物。而另一方面，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种情况就翻转过来了。主要除卢卡奇和他的学生戈德曼以外，上表所列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任何一位著名人物都来自更远的西部。卢卡奇本人主要是在海德堡成长起来的，他的文化素质中总是德国的多于匈牙利的；而戈德曼的整个成年时代都是在法国和瑞士度过的。出生于柏林的两个德国人中，本杰明在文化方面明显而自觉地倾向高卢。而马尔库塞主要是在哥瓦比亚的弗赖堡垒门下受的主要训练。（26）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可以按世代划分两组。（27）上表所列的第一组知识分子，他们自身的政治经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受过俄国革命的影响。就他们的生平传记来看，卢卡奇比布哈林大三岁，而科尔什则比布哈林大两岁。但是，将他们与战前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区分开来，是因为他们接触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要晚得多；而布哈林早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是列宁的一位积极而久经锻炼的副手，他们通过大战和随后的群众斗争而开始变得激进起来，只是在1918年以后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葛兰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是意大利社会党的一名战斗成员，但他仍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他由于缺乏经验而在一开始就犯下了严重错误（当他几乎要鼓吹意大利调停这场战争大屠杀的时候，他的党却在强烈谴责这种做法。）马尔库塞在未满二十一岁时就被德国军队征召入伍，很快就于1917年—1918年加入了德意志独立社会民主党；本杰明逃避了兵役，但由于战争而向左摆了。对比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按世代划分的第二批“人马”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熟起来的人们所组成的，他们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而在政治上形成的。他们当中第一个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是勒菲弗尔，他是这一组人中在许多方面都不同寻常的人物，他于192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阿多尔诺比马尔库塞或本杰明小十岁，他似乎一直到纳粹于1933年攫取权力以后才转向马克思主义。萨特和阿尔都塞尽管在年龄上相距很大，但却由于西班牙内战、1940年法国的崩溃以及德国的监禁等影响而同时变得激进起来的。他们两人都是在1945年以后、在冷战的头几年中完成他们政治上的演化的：阿尔都塞于194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而萨特于1950年站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边。戈德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间受到卢卡奇著作的影响的，他于大战以后的1946年在瑞士与卢卡奇偶然结识。德拉•沃尔佩在年代上是一个例外，但还是符合于按世代划分的政治类型：在年龄划分上，他属于第一代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毫无触动，他后来受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损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了的1944年--1945年他才迟迟地转向马克思主义，当时他已经快五十岁了。最后，可以看出还有一个难以确定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代人物：科莱蒂，他太年轻，不可能很深地打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烙印，他在战后时期成为德拉•沃尔佩的学生于1950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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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丁一新    时间: 2007-11-3 23:29

可以看到，从二十年代初期以来，欧洲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愈来愈集中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这三个国家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得到大部分工人阶级衷心拥护的强大的共产党与数量众多的激进知识分子结合了起来。在这个地区之外，由于不具备这个或那个条件而妨碍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出现。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英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广泛的激进化，但广大工人阶级却仍然坚定的忠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在西班牙，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证明比三十年代欧洲大陆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都要强烈，但参加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却微乎其微。在这个时期，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产生任何引人注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28）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年代和地区分布，为它在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形态结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有它的独特性，使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传统具有明确的定义和区分的界线。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他们在各自所属的东欧和中欧党内，在政治和思想上起到了不可分割的作用，但从1918年到1968年这半个世纪里，这两者（理论与实践）在西欧却越来越脱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世代和地区领域内，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并不是立即发生或同时发生的。这是在巨大的历史压力下缓慢而逐步地发生的，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理论和实践之间才最终脱离联系。然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似乎这种情况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在实际上就是一体。然而在实际上，1920年以后那一代的头三个重要理论家——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模式的真正创始人——起初在他们各自的党内都是主要的政治领导人：卢卡奇、科尔什和葛兰西。他们也都是当时革命群众斗争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如果不与这种政治背景相联系，人们就真不可能理解他们的理论的出现了。

卢卡奇是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主管教育的副人民委员，并在蒂萨河前线与匈牙利革命军一起反击协约国的进攻。二十年代，他流放到奥地利时，他是匈牙利共产党的一名领导成员，在党内经过十年的派系斗争以后，他于1928年一度担任过党的总书记。科尔什于1923年以共产党人身份担任过图林根政府的司法部长，并就在这一年负责过德国共产党在中部地区举行起义的地区性辅助军事准备工作，但那次起义被德国军队先发制人地扑灭了。后来他代表党担任过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的著名代表；他还担任过议会理论刊物的编辑，并于1925年担任过议会左翼领袖之一。当然，葛兰西在紧接着战后时代的群众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比上述两人中的任何一位都要更为显著。在1919年至1920年期间他是都灵工厂理事会的主要组织者和理论家，并是《新秩序》的编辑，他是1921年意大利共产党成立时的建党党员之一，并于1924年逐步成长为党内最有影响的领导人，当时该党正在从事艰苦的自卫斗争，反对法西斯在意大利巩固统治。这三个人的命运，象征着在后来的岁月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任何一个阶级的实践完全分割开来的那些势力。科尔什于1926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原因是他否认资本主义已趋于稳定、要求重新开展宣传鼓动以强调工人委员会并批评苏联主张与世界资本主义和解的外交政策。然后他保持一个独立的政治小组达两年之久，甚至在这个小组解散之后他在马克思主义知识界和无产阶级的圈子内仍然很活跃，一直继续到1933年，当时，纳粹势力得胜，使他从德国被迫流亡到斯堪的那维亚和美国，并处于隔绝状态。（29）另一方面，卢卡奇于1928年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了正式的纲要，该纲要含蓄地反对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刚刚通过的认为资本主义趋于崩溃的观点——那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三阶段”路线，它把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猛烈攻击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虚无主义地否认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和军事、警察专政之间有任何区别，将他们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30）卢卡奇试图描绘这一新关键时期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差异类型学，他强调在反对匈牙利霍第暴政的斗争中需要有过渡性的民主主义口号，这遭到了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强烈反对，他受到立即清除出党的威胁。他为了避免被开除出党，便发表了一个公开认错的声明（并未修改他个人的观点），但是，他这样推卸责任的代价是：永远放弃党内或共产国际内负责组织工作的职务。从1929年以后，卢卡奇不再是一个政治上有战斗性的人物了，他仅限于搞一些文学批评和哲学研究之类的文字工作。他在柏林度过一个短时期后，因纳粹攫取了政权而迫使他也流亡国外——但是到相反的方向，到苏联去，他在那里一直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葛兰西的命运比较黯淡。他于1926年在罗马被墨索里尼下令逮捕，当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最后完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全面专政，他在监狱里度过了九年可怕的岁月，困苦的条件最终导致他于1937年死亡。他由于坐牢而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地下生活隔离，这使他免于直接承受共产国际斯大林化的恶果。即使这样，他在被捕前的最后政治活动是给在莫斯科的陶里亚蒂写了一份措词尖锐的抗议书，反对陶里亚蒂扣发意大利党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该信主张在苏共内部争论中要有更大宽容，这是在俄国开除左翼反对派的前夕；他后来在狱中明确地反对1930年以后的“第三阶段”路线，而坚持了与卢卡奇在1928年并无不同的立场，卢卡奇那时候强调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起媒介作用的民主要求的重要性，以及为推翻法西斯主义而与农民结成联盟的极端重要性。（31）那时候第三国际内部的气氛使得他的兄弟（他委托他的兄弟将自己的观点转达给设在意大利以外的党的总部）保持沉默，以免使他遭受开除之虞。这样，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以不同的方式侵袭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两大悲剧，法西斯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就这样联合起来瓦解和破坏了与西方无产阶级群众性实践相结合的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潜在力量。葛兰西在意大利的与世隔绝和逝世、科尔什和卢卡奇在美国和苏联和隔离和流亡生活，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群众中活动自如的阶段已告结束。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但他对于工人阶级的命运还是努力设法效劳并力求与之相联系的。

当时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最初是在德国表现出来的。地点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该所最早的起源及其发展已经为人所知了。尽管该所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形成为一个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中心，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新起点——意味着在组织机构上与政治相脱离，对这种情况，例如卢森堡在战前就决不会接受的——但该所在整个二十年代专心致至于工人运动传统问题的研究，把扎扎实实、富于经验的工作与严肃的理论分析相结合。该所所长在就职演说中特别告诫它不能变成“达官贵人”的学院，该所的成员中包括魏玛共和国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德国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32）该所的杂志发表科尔什和卢卡奇的著作，同时也发表格罗斯曼或梁赞诺夫的文章。这就形成了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内部“西方”和“东方”流派的汇合交流点。因此，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该所的道路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最终是特别重要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格林贝格自该所成立以来就担任所长，他于1929年退休。豪克海默尔于1930年担任该所新所长，这正是卢卡奇沉默一年以后，是在葛兰西甚至在狱中也因本人安全问题而受到审查的一年。格林贝格是历史学家，而豪克海默尔是哲学家，豪克海默尔在就职演说中为该所工作方向的重大改变定了调子，不再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来考虑，而转向以经验调查作补充来发展“社会哲学”。该所于1932年停止发行《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它的新刊物简单地起名为《社会研究杂志》。在1933年法西斯主义反革命以前的短时期内，豪克海默尔在研究所周围聚集了一批各色各样、多才多艺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他们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马尔库塞和阿多尔诺。豪克海默尔与格林贝格或格罗斯曼都不一样，从未公开加入过任何工人阶级的政党，虽然他曾经一度赞美过卢森堡，并在政治上仍然保持激进的观点，既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又批判德国共产党。马尔库塞曾于1918年加入士兵委员会，他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保持某些联系；在希特勒攫取政权以前的最后几年里，他曾经是希法亭的刊物《社会》的撰稿者。另一方面，阿多尔诺作为三人中的练习生，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毫无个人联系。当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都在夸耀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时，法兰克福研究所的一批新人物对德国阶级斗争的前途抱怀疑态度，这在豪克海默尔上任伊始就表现出来了，当时正是该所的基金于1931年悄悄地转移到荷兰、并把它的国外办事处设在瑞士的时候。（33）

纳粹于1933年取胜，该所被迫流亡，但它作为一个中心并未毁灭。豪克海默尔通过谈判正式于1934年把该所迁往美国，隶属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他所有最亲密的同事都来到美国与他会合。该所迁移美国，就使它转移到一个连形式上从事社会主义事业或具有任何实质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巨大工人阶级运动也不复存在的政治环境。在新环境下，该研究所稳步地倾向于适应当地的资产阶级秩序，并对自己过去和现时的著作加以检查以适应当地的学术气氛或集体的感情，进行带有通常实证主义特征的社会学调查。该所为了在新的住地掩饰它自己，在实际上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动。豪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在私下仍然尖锐地敌视美国社会，这在战后他们合著的《启蒙运动辩证法》一书中有所披露（该书谨慎地发表于荷兰），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将北美的自由主义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同等看待。该所于1949—195年迁回法兰克福，但是，它的社会作用和方向在美国期间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是再也不可能变更了。由于战后的西德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欧洲最反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它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遭到纳粹沙文主义和英、美镇压所破坏，它的无产阶级暂时变得消极和沉寂了。在这种环境下，德国共产党被取缔，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正式放弃了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联系，该研究所已经实现了非政治化：在美国学术界里它还只是一块孤立的飞地，而在西德则正式享有盛誉并受到保护。豪克海默尔在三十年代所宣扬的“批判性理论”现在已经与社会主义实践明显地脱离了联系。豪克海默尔本人在退休后终于堕落到恬不知耻地为资本主义作辩护的地步。（34）另一方面，于1958年担任该所所长、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版了该所最有影响的一批著作的阿多尔诺，却没有走这条路；由于他脱离政治，而且总是比他的同事们要脱离得多，反而使他避免走这条路。对比之下，退避在美国的马尔库塞，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文化上和组织上处于严重隔绝的情况下，他作为个人，仍然保持了不妥协的革命立场。但这种状况的客观倾向却使他在思想上付出了代价。马尔库塞专心致志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但他却完全脱离为马克思主义奋斗的任何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他在美国提出了工人阶级与先进的资本主义进行结构性“结合”的理论，这就在社会主义思想（这时已经不可避免地又变成了“乌托邦”）和当代历史上的无产阶级运动之间造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二十年代晚期的德国实践中悄悄发生的理论和实践的决裂，到六十年代中期由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这本书的出版，在理论上已经迫不及待地固定下来了。

在纳粹主义取胜以前，德国是唯一一个在俄国以外拥有一个强大共产党的主要欧洲国家。在此之后，法国在人民阵线时期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共产党在西德实际上已被消灭，法国共产党成了法国工人阶级的多数派组织。这个双重的变化改变了欧洲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均势。自从第二国际时代以来，法国的工人运动（它在十九世纪早期曾在欧洲大陆的政治战斗性和文化创造性方面居领导地位）这时已经在理论上远远落后于东欧和中欧甚至意大利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从未深入到法国社会党或劳动总同盟中去。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实质上具有双重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具有朴素的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力量（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而另一方面，是因为（晚期雅各宾派类型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仍然具有活力，仍然将当地的知识分子与他们自己的阶级紧紧地捆在一起。而当这两股潮流汇合在一起时，例如汇集在像饶勒斯这样的一位领导人身上时，其结果就会产生明显的理想主义和地方主义的社会学说。在法国，对于1914年以前的时期中发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大辩论，没有做出任何显著的贡献。《资本论》对于法国社会党来说实际上是一本已经合上的书；显而易见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没有一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所写的重要理论著作被译成法文。协约国于1918年所取得的胜利，确认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使得法国的工人阶级面临失败的严峻考验，这就进一步推迟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国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而发展的条件。法国共产党在1920年有了一个显然成功的开端之后，迅速下降到较小的规模，在二十年代所余下的年头里，约有五万名成员；该党所吸引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一些文化人，这些人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遗产更着重于感情上的联系而不是科学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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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丁一新    时间: 2007-11-3 23:30

直到1928年，才有第一批对马克思主义真正感兴趣的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法国共产党。这批人包括尼藏、勒菲弗尔、波利策、古特曼和弗里德曼；他们是在反对法国官方哲学的枯燥乏味和眼界狭小的斗争中定型的，而且他们本来就赞同超现实主义。（35）然而，这批人加入法国共产党是与第三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终的斯大林化相一致的。因此，从一开始，他们的理论著作就受到了严格的政治限制。迄今为止，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这个整个中心问题都是有保留的领域，不仅法国的全国性政党的领导是如此，而且连在俄国的共产国际本身也是如此。在欧洲共产党队伍内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活动领域因此大大地缩小了。波利策在率先对精神分析学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后，（36）变得比那些顺从的法共文化官员并不强多少。尼藏的辩才老是受到组织压力的抑制，直到最后他反抗纳粹—苏联条约而被开除出党。（37）勒菲费尔仍然独自写作了既有相当高的水平、又有相当大的数量的著作，他始终对法国共产党忠诚不渝。他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在策略上有所革新，这到后来成为西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继承人的普遍特征：“应该属于凯撒的，就是凯撒的”。政治上的忠诚与脑力工作结合在一起，就足以摆脱革命战略的中心问题来逃避直接的控制或检查。勒菲弗尔在三十年代的主要著作，大体上具有哲学的特性，其抽象化的程度正好控制在党的纪律所允许的范围以内。他最重要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在写完以后推迟了三年才告出版）受到了当局的猜疑；（38）这部著作在语气和内容上可以把它置于早期卢卡奇直言不讳的著作（毫不含糊地求助于“历史”）和当代豪克海默尔含糊其词的著作（令人费解地求助于“批判的理论”）之间。尽管在巴黎的本杰明阅读勒菲弗尔的著作（他们都赞同超现实主义）（39），但勒菲弗尔在三十年代末在国际上仍然陷于孤立状态；他在法国本土内也是独树一帜的。

由于德国在1940年至于1944年占领法国而毁灭了第三共和国的整个政治和文化体系，这也就第一次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法国的普及和传播创造了条件。法国共产党在人民阵线的最后几年里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三十万以上党员的大党，它从1941年以来就成为抵抗运动中的一支居主导地位的民众力量，并在战时大大增强。1945年以后，它在法国工人阶级内部在组织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已占压倒优势。其结果是，该党在扩充和吸引知识分子方面都得到迅速的增长。波利策在抵抗运动中遭到杀害；尼藏死在敦刻尔克。列菲弗尔在后来的十年来仍然是党内最著名、最富有创见的哲学家。在这个时期，尽管法国共产党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但产生的新理论著作却相当少，这是因为自从冷战一开始，新的理论著作由于党内文化控制格外加强而受到了极大的压制，也因为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冷战高潮期间强制推行日丹诺夫主义的缘故。这样，在大战之后头十年内的重大而奇特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存在主义的环境中发挥影响，这最初是在占领时期出现的，而在此之后又通过萨特、梅洛•庞蒂和德博瓦尔的著作而得到了广泛的文化传播。这种影响还通过科泽夫的影响作为媒介而得到传播，科泽夫是在战前把黑格尔系统地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位经院哲学家，他关于《心理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解释，为萨特和梅洛•庞蒂转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间接的渠道。（40）这两个人在1946年创办了一份无党派的社会主义杂志——《现代》，这份杂志在哲学、政治学、文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等方面内容广泛多样的文章使得它成为法国最有影响的理论评论刊物。无论是梅洛•庞蒂或是萨特都不想加入法国共产党，但他们两人都相继设法与法共一起积极履行革命职责，他们明确地表达法共所不承认的政治思想，但不对法共进行反对或攻击。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法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已经坚定不移地由一个在内部压抑脑力工作的党所组织起来了，这种关系最终导致萨特于1952年至1954年间进行特殊的努力从党外对法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加以直接的理论说明，这批论文的总题目是《共产党人与和平》。（41）当然，根本不可能存在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奇异的”统一。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导致萨特同法国共产党之间产生公开的决裂，此后他不和任何组织机构发生联系而进一步从事于理论工作，他作为一个个体哲学家和评论家，与群众没有公开的联系。同时，在法国共产党内部，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和影响终于迫使列菲弗尔成为积极的反对派，他于1958年被开除出党。这些年里出现了法国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陷于政治被动的极度消沉的时期。

然而，六十年代法共内部统治发生有限度的自由化，表明了新兴的知识分子势力已在党内悄悄地酝酿。从1955年开始出版的科尔纽所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丛书，在法国已经引起了脱离梅林和梁赞诺夫学术传统的变化。（42）但正是路易•阿尔都塞的著作在1960年至1965年的出现，标志着法共党内知识分子辩论水平的决定性变化。一个重要的理论体系在法国共产主义组织系统内部第一次得到了明确的阐述，这个理论体系的力量和独创性甚至连它最坚决的反对者也无不承认。阿尔都塞的影响在1969年以后在法国共产党内外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这使得他在法共历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43）然而，这种优势的矛盾之处在于：那是和法国共产党本身的政治演变格格不入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六十年代西方共产主义明显的温和主义，实际上已在法共争取法国“先进的民主”的党纲中得到最显著的表达；而在国际上，法国共产党是以它在中苏冲突中对中国的敌视程度和对俄国立场的拥护程度而出名的。相比之下，阿尔都塞的著作曾一度自称是明确地反人道主义的，当时法共正式的学说正在把人道主义捧为建立先进的民主制度过程中同各方（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人士）进行合作的共同纽带，当时苏联共产党正在把“一切为了人”作为一个群众性口号来加以宣扬；阿尔都塞对中国的同情是难以掩盖的。因此，在法国共产党内，理论和党的关系又一次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在以前，党喋喋不休地用“正统观念”来反对理论上的“自由主义”倾向，而现在这个作用是倒转过来了，理论正不声不响地主张严格态度以反对党内的松弛作风。然而，在新形势下，正是法国共产党的自由化使其同盟者和合作者消除了疑虑，加上阿尔都塞本人的小心谨慎，因此防止了任何正面冲突。在这方面，阿尔都塞在法国党内的地位与卢卡奇在1945年苏联干涉以后匈牙利党内的地位变得相似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在个人经历上与共产主义运动有永世联系的重要知识分子拒绝离开党或者与党决裂，并同他们的党达成一个默契：只要不怎么触动他们的理论著作（不论其最终的实际意义如何），他们就对政治问题不加评论。这种相互妥协之所以可行，其先决条件是这些理论家每人都有相当大的独立威望，从而有可能使党与他们保持策略上的共处，因为保持共处而不和他们断绝关系是对党组织有利的。但这样的一种关系所具有的暧昧和紧张也是同样明显的：尤其阿尔都塞的事例更是如此，因为在法国共产党内，强制性的压力不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解放后的意大利传播的规模和速度都是惊人的，这不仅包括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也包括意大利社会党和无组织的广大知识界的发展，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与法国在战后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相联系，在欧洲194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主轴已经从日耳曼地区移向了拉丁地区，这在本世纪还是第一次。但在后来的二十年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与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显然不同。意大利具有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这可以回溯到十九世纪晚期恩格斯的时代。下一代的蒙多尔福继承和发展了拉布里奥拉的著作，蒙多尔福是另一位前黑格尔派哲学家，他对葛兰西一代人都先后产生过直接的影响。（44）法西斯主义在其间的长期活动使得葛兰西本人在监狱里的著作酝酿成熟了。这些著作于1947年至1949年间初次发现并出版了。这些著作无论是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还是在党外的广大范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土生土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出现，在葛兰西的伟大著作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帮助意大利共产党免除了最大的冷战蹂躏：日丹诺夫主义在意大利共产党内比在法国共产党内受到了更大规模的抵制。党的领导大部分仍由葛兰西的同代人和同事们的所组成，他们经历过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时期那种典型的、最坏的文化压制，因而，只要不和党的政治活动相联系，意共在组织内部可以允许某些思想自由。另一方面对葛兰西死后加以神圣化，反而扼杀了他的理论遗产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中的生命力。葛兰西的形象变成了党内正统思想的偶像，在任何一种公开场合下都要加以膜拜，而他的实际著作却被窜改或被忽略：在大战结束以后二十五年，意大利共产党甚至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他的著作的认真评论。《狱中札记》的精华和糟粕混杂在一起终于导致意外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理论倾向，竟然表现为对于从拉布里奥拉到葛兰西这整个哲学渊源的一种反动。

新学派的缔造者是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他是一位哲学家，于1944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从1947年到1960年写过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德拉•沃尔佩就像战前时代的绝大多数意大利学术界知识分子一样，曾经同法西斯主义有过妥协。由于他在巴多格里奥政变后紧跟意大利共产党而使他这段过去的经历正式得到了宽恕，然而他的历史也剥夺了他在党内获得任何政治权威的资格；他所具有的个人特色曾一度使他接受全民国家的观点并为之辩护，后来又使他倾向于一贯遵循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政策。因此，德拉•沃尔佩的理论倾向虽然与意共流行的正统观念明显地背道而驰，他本人的著作却缺乏任何独立的政治见解。他是党内最著名的专业哲学家，但在许多方面又是最免费的。德拉•沃尔佩在意共党内二十年间，与意大利共产党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摩擦，但同样地，党的文化机构也很少给予他什么礼遇。然而，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形成了意大利共产党内思路最清楚、著作最多产的学派，他们是皮埃特拉奈拉、科莱蒂、罗西、默克、塞罗尼及其他一些人。当然，最有才华、最富锋芒的人物是科莱蒂，他于1950年大约二十五、六岁时入党。在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以后，意大利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社会》于1957年扩大了编辑部，除其他人以外，还吸收了德拉•沃尔佩和皮埃特拉奈拉，科莱蒂在下一年也参加进来了。在这个时期，该学派的哲学论题在这批人中的某些年青成员身上开始具有政治色彩。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德拉•沃尔佩著作的特色，从哲学上特别强调“明确的科学抽象”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有必要按照发达资本主义的“纯理论”范畴对意大利社会作出分析，同时，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则追求相应的“先进”政治目标。这与意大利共产党的正统观念不同，这种正统观念强调意大利社会历史的落后性和混杂性，因此需要采取“民主”类型的比较有限的要求，而不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因为这在政治上来说更适合于意大利社会。（45）《社会》这份刊物内部理论上的紧张局面最终导致意大利共产党于１９６２年初对该刊实行镇压，紧接着在该党周报《再生》上爆发了一场全面的哲学论战，对德拉•沃尔佩学派进行了指控，科莱蒂对此作了尖锐的回答。两年以后，科莱蒂由于对１９５６年以来苏联共产党或西方共产党内部都没有实行任何真正民主化的现象感到不满，他脱离了意大利共产党。（46）后来十年中他的主要著作，都是在所有组织机构以外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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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丁一新    时间: 2007-11-3 23:32

因此，正如萨特后来所宣称的那样，从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６８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停顿”，但它是沿着一条离开一切革命政治实践的永无止境的曲折道路前进的。这两者之间的脱节，是由这整个历史时代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命运，其最深的根源在于１９２０年以后没有发生任何大革命高潮（西班牙、南斯拉夫和希腊等欧洲文化的外围地区除外）。这与各国共产党内斯大林化所产生的后果也是不可分的，这些共产党是十月革命的正式继承者，这些党在没有产生任何革命动荡的情况下在政治领域内是不可能提供真正的理论著作的，它们对革命动荡反而起了阻碍的作用。因此，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稳蔽标志只是一个失败的产物而已。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外部传播的失败，以及它在俄国内部腐败的原因和后果，是这个时期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都毫无例地产生政治上孤立和失望和环境之中。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是他流亡在维也纳时写作的，那时正值匈牙利公社遭受镇压以后白色恐怖在匈牙利猖獗之时。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是在飞扬跋扈的法西斯主义决定性地镇压了意大利工人阶级运动以后于巴里附近的监狱中写成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是在战后西德和美国处在政治反动最严重时期发表的：阿多尔诺的《最低道德》（1951年）是在西德开始正式取缔德国共产党的那一年发表的，而马尔库塞的《爱欲和文明》（1954年）是在美国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嚣张一时期间发表的。在法国，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是在1958年戴高乐派上台成功后发表的，当时正值阿尔及利亚战争高潮之时，法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国工人阶级群众陷于麻木仁、无能为力的状态，而法国秘密军组织对那些积极抵制战争的少数个人正施行恐怖性的打击措施。也正是在这些年里，阿尔都塞开始从事他最初而又最有创见的研究论文《矛盾和过度决定》（1962年），最明显的是，与此同时，第五共和国实行的总统直接统治和全面政治巩固所造成的独裁主义结构已经确立。工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所经历的连续不断的政治失败记录，必然对个时期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第三国际所造成的各个共产党的斯大林化，从二十年代晚期开始在组织上形成了官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从属于苏联政策，这就给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打上了与众不同的烙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标志着作为欧洲一支活跃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地理区域上起了显著变化，共产主义作为西德工人阶级的一支生力军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而在法国和意大利则出现了强大的、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这些参差不齐的状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在有关地区与无产阶级政治相联系的问题，得出各种各样的反应，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不论是正式参加工人阶级政党（卢卡奇、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退出工人阶级政党（列菲尔、科莱蒂）、与工人阶级政党进行友好的对话（萨特）、或是明确地断绝与工人阶级政党任何联系（阿多尔诺、马尔库塞），都同样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群众斗争相结合。对所有这些理论家说来，无论他们接受与否，可以说正统的共产主义运动代表着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政治中主要的或唯一的关系中心。在这种关系结构内部，可以采取两种广泛的抉择：一种抉择是，理论家加入共产党并遵守其严格的纪律。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同国内工人阶级的生活保持某种名义上的接触（无论如何，党必然得同工人阶级有联系），他还有可能至少获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在哲学方面的连续性（研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党内是强制性的）。以这样做来接近工人阶级日常现实斗争（虽然只是相对的接近）的代价是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保持缄默。在这一时期，在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内部，任何一个未曾参与领导层和知识分子（或工人），都不可能对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独立见解，除非是以极其隐晦的形式。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可作为这种抉择的例证。相反的抉择是作为一名自由知识分子置身于任何一个党组织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表达政治见解的形式上没有任何组织约束；但是反过来，他们在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对其有根本好处的社会阶级内部，也没有立足点。萨特和马尔库塞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这种地位的变化形态。萨特在个人参与国际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保持着无与伦比的记录——写下了论述法国、匈牙利、阿尔及利亚、古巴、刚果、越南、捷克斯洛伐克的重要论著，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却没有任何深切的了解，对他本国的工人阶级运动也毫无影响。马尔库塞对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具有广泛的基础知识，并以转弯抹角的方式写作了论述美国和苏联的长篇著作（《单向度的人》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但提出了一种理论，实际上根本否定产业工人阶级具有任何积极的社会主义潜力。最后的抉择是将两者都一起抛弃：既不参加党，也完全不谈政治，这就是阿多尔诺在战后的西德所采取的态度。

这种绝境所造成的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故意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最核心的问题：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需的阶级斗争战略。葛兰西在这方面是唯一的例外，这象征着他的伟大，这使他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所有其他人物。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只有在他身上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革命统一，他属于对经典遗产作出解释的那一类人——他长期受监禁，一方面使他受到慢性的杀害，同时却保护他免受意大利以外的斯大林化在思想上所造成的后果；他在受监禁期间，1919年至1920年意大利工人起义的经验和1924年至1926年意大利共产党内部组织领导的经验，始终是他的思想的创造性源泉。但是，甚至连他的著作也揭示出这种阶级斗争的缺陷性和局限性（那些著作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中诞生的），也揭示出他受监禁的物质环境。在葛兰西以后，在西欧再也没有其他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达到过同样的造诣。理论工作的活动余地缩小到或者是服从组织，或者是个人陷于孤立，这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之间丧失了建立有力联系的可能性，并排除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主题的直接发展。在各个共产党内部，所有关于战后帝国主义经济、西方国家制度以及阶级斗争战略原则的讨论，都严格地留给这些组织的官僚上层来进行，这种取决于对苏联官方立场的绝对忠诚。在有组织的共产主义队伍之外，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中，没有一个明显的立足点，可以从中提出任何明白易懂的革命分析或战略，这或者是因为共产党在当地无产阶级中占有绝对优势（法国和意大利），或者是因为无产阶级对改良主义的忠诚占了压倒之势（德国和美国）。在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双重体验中形成的一代理论家仍然停滞不前，他们或是对整个工人阶级丧失信心（没有经历抵抗运动的德国人），，或是不可避免地把它与共产党的见解连成一气（经加过抵抗运动的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有意义的是，这里所论及的这批人中最年青的一员显然是科莱蒂，只有他是在法西斯主义和抵抗运动之后发展成熟的，自从他脱离意大利共产党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只有他是有资格写作战后时期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理论家，他的著作既体现了自由思考，又体现了专业工作的严谨。（47）但即使是科莱蒂所作出的贡献也主要是对经典论战的历史记载作出概述，而不是像这些贡献所应当具备的那种实质性的创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有创见地论述经济理论或政治理论方面、在创作这两个领域的重要著作方面所表现的学术成果，实际上是一片空白。

然而，法西斯主义的后果或战后共产主义的强制所造成的组织封锁，决不是造成西欧舞台内部这些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枯燥乏味的唯一原因。因为这也是一个在整个先进的工业世界的资本势力客观上空前巩固的时代。在经济上，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长期繁荣的世界性动力，比以前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动力都要巨大。这个时期所出现的普遍而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在这类生产方式的发展方面实际上已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明显地打破了经典著作上有关衰退或危机即将来临的预言，提出了供科学分析的崭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在斯威齐于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一书中到了尽头，由于凯恩斯主义的革新在美国经济中得到了明显的成功，因此该书在结尾时把这种传统实际上寄托于过去。当斯威齐和巴兰二十年后在一部巨著《垄断资本》中重又论及这个主题时，他们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内的正统结构丢弃差不多了。（48）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个地带的帝国主义生产力发展所呈现的规模和力量本身，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就已经构成了可怕的理论挑战：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都从未承担起应对这个挑战的任务。（49）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也使普选权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破天荒第一次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上建立起来，这种民主在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西德、日本、法国、美国、英国、意大利——都将这种普选权当作正常而又固定的国家结构。这种政治秩序作为一种具有国际规模的持久而又统一的制度是颇为新颖的，但这种新颖的特点却常被内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所忘怀，这是因为英国或美国已经相当长时期地具有这种本地传统的缘故。（50）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找不到任何重要的或是有说服力的理论来对此作出判断：这类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从来都不是马克思或者列宁任何一部重要著作所阐述的对象，马克思生前没有见到这种国家的实现；列宁的敌人则完全是沙皇俄国那样类型的国家。因此，制定一种能掌握和分析代议制民主（作为资产阶级权力的一种成熟形式）的性质和机制的政治理论所包含的问题，与战后头二十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所提出的问题，几乎同样之多。这些问题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也没有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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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卢卡奇是银行家的儿子；本杰明是画商的儿子；阿多尔诺是酒商的儿子；豪克海默尔是棉纺主的儿子；德拉•沃尔佩是地主的儿子；萨特是海军军官的儿子；科尔什和阿尔都塞是银行经理的儿子；科莱蒂是银行职员的儿子；勒菲弗尔是官僚的儿子；戈德曼是律师的儿子。葛兰西是唯一成长于真正贫困的环境之中的，他的祖父曾经当过警官，他的父亲原来是一个小公务员，因贪污坐牢而毁了前程，致使整个家庭在后来遭受了很多艰难困苦。

（26）德国西南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作为一个突出的文化地区看来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尔是当地人，卢卡奇和马尔库塞是在那儿受的训练。海德尔堡和弗赖堡自从第二帝国时期以来就与那里有着密切的哲学上的联系。至于本杰明的亲法倾向，可以看他早在1927年写过的话：“在德国，就我的志趣爱好而言，我在同代人中感到很孤立，而在法国则有某些推动力……我看到它在起作用，它也占据了我的思想。”（《启示录》，伦敦，1970年，第22页。）

（27）任何世代划分必须按大约二十年的间隔，显然：问题在于要了解在任何一个时代生命发展的生物学长河里，有关的历史变迁点确定在哪里。在这里没有篇幅充分地探讨这个问题。然而，在这方面关键的分界线已由当代一系列政治动荡相当清楚地划定了。

（28）西班牙的情况无论如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之谜。为什么西班牙从未产生过一个拉布里奥拉或是葛兰西呢——尽管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特别有斗争性，比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更甚，尽管西班牙十九世纪的文化遗产肯定比意大利要少，但决不是微不足道的。对这个复杂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做大量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将成为更广泛地分析作为一种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条件和发展条件的关键。在这里或许只需指出：就有关文化遗产的问题而论，极为明显的是，当克罗齐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意大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的著作时，在西班牙最相近的这类知识分子乌那木诺也同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乌那木诺与克罗齐不同，他于1894-1897年就参加了西班牙社会党的组织工作，然而，克罗齐所从事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乌那木诺在西班牙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意大利人的博览广闻与西班牙人的小品随笔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这肯定是两种情况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之一。乌那木诺是一个差得多思想家。更一般地说，他的局限性表明在西班牙相当缺乏任何一处主要的系统的哲学思想传统——西班牙的文化，包括对其文学、绘画或音乐的各种爱好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启蒙运动时期一直都很缺乏。也许正因为缺乏这种催化剂，因而阻碍了在二十世纪西班牙劳工运动中出现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名著。这或许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奇怪地没有发展起一套常规的理论体系的原因，尽管英国本土有着经验主义的传统（在1900年以后突然明显地加强），而且它又有出色的编史工作。在复杂的社会复合体内部，要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形态内产生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有一个哲学成分，当然，恩格斯已经大力强调过这个重要性。懂得了这一点以后，就应当对于哲学在欧洲其他地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不必加以苛刻的评价，这在后面要谈到的；这种情况不需加以抑制。

（29）关于这一段情节，见黑达•科尔什：《卡尔•科尔什回忆录》，载《新左派评论》第76期，1972年11月—12月，第42—44页。

（30）见所谓《布卢姆论文集》（根据卢卡奇的秘密化名）的一些关键段落，载格奥尔格•卢卡奇著《政治论文集》，1919—1929年，伦敦，新左派书社，1972年，第240—251页。

（31）见朱塞佩•菲奥里：《安东尼奥•葛兰西》，伦敦，新左派书社，1970年第249—258页。

（32）杰伊：《辩证思维》，第11—17页。

（33）杰伊：《辩证思维》，第26页。

（34）见他在《明镜》上发表的访问记，1970年1月6日。

（35）有关这批人的背景，见亨利•勒菲弗尔著《总额和余额》，巴黎，1959年，第389—414页。

（36）《心理学基础批判》，巴黎，1928年。波利策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历过匈牙利公社，说明与中欧马克思主义有着微弱的联系。

（37）见尼藏的《阿拉伯亚丁》再版本里所载的萨特的生动的论文，巴黎，1960年；这两个人是亲密的朋友。

（38）有关这段插曲，见勒菲弗尔《总额和余额》（第47页）中的自传性叙述。

（39）见本杰明的文章《爱德华•富克斯，编篡者和历史学家》，载于《新天使》，法兰克福，1966年，第326、341页。本杰明在巴黎的交往构成了将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40）科泽夫战前的讲演最后发表于1947年，即《黑格尔著作介绍》。亚历山德尔•科泽夫（科泽夫尼科夫）于1902年生于俄国，他从1921年至1927年在贾斯珀斯和海德尔的影响下在德国学哲学。他后来到了法国，在那里，另一位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德尔•科伊列使他对黑格尔发生了兴趣，科泽夫从1934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替科伊列在法国高等专门学校讲授黑格尔。

（41）最近有英译本出版，伦敦，1969年。

（42）奥古斯特•科尔尼：《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1955—1970年，已出版四卷，写至1846年为止。

（43）阿尔都塞的两部主要著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于1965年在几个月内相继出版。

（44）关于蒙多尔福所起的作用，见克里斯梯安•利谢尔斯：《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1970年，第21—24页。

（45）见弗朗哥•卡萨诺编辑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巴里，1973年，第7—8页、14—19页、180—181页。这部著作包括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意大利共产党内的重大理论论战文章，包括下面要谈到的1962年的论战。

（46）关于这一段历史，见《新左派评论》第86期上所载的《一次政治和哲学的访问记》一文中科莱蒂自己所作的叙述（1974年7—8月，第3—9页）。这篇著名的文章对于本文中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整个领域都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该文章中的某些结论，在实际上与本文提出的某些论点是相似的，尽管它们必然具有其本身的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再也没有其他任何重要的思想家像科莱蒂那样把它的本质和局限性揭示得如此清晰。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肯定他会赞同本文的许多具体论点和判断。

（47）特别参见他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61期（1970年5—6月）上的论文：《斯大林问题》；还有纳波莱奥尼和科莱蒂合编的《资本主义的未来——崩溃还是发展？》一书的“导言”，巴里，1970年，第71—112页。

（48）巴兰和斯威齐抛弃作为马克思《资本论》奠基石的剩余价值观念，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垄断资本》（纽约，1966年）对于剩余价值或资本的有机构成这类观念并没有以直截了当的批判方式做出多大的观察和反对，也没有从这类观念默默地转变到来自凯恩斯的某些含糊的类似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它已经大体上处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程序之外了。应当指出，巴兰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环境中度过了形成他的思想的一年（1930年）；《垄断资本主义》的后几部分反映出受到该所的明显影响。而就斯威齐而论，他最近已经强调，他并不认为《垄断资本》里的“剩余”观念与《资本论》里的“剩余价值”观念有矛盾。见他在《每月评论》上发表的关于这方面的直接的声明（1974年1月，第31—32页）。总的说来，可以说自从《垄断资本》发表以来（巴兰在发表前不久逝世了），斯威齐在《每月评论》上有关美国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其风格上已经变得更为正统了。

（49）米恰尔•卡列斯基是一位波兰人，他那高深莫测的事业或许代表着这个时期欧洲马克思主义最密切地从事的对先进资本主义进行重大改造的事业。卡列斯基于1899年生于罗兹，他学习的专业是工程师，在经济学方面没有任何正式的资历，他早已具有凯恩斯的大部分思想，他的著作《论商业周期理论》于1933年出版，比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概论》要早两年出版。他于1935年经瑞典移居英国，他因发表了《充分就业的政治诸方面》（载于《政治季刊》第4期，1943年）而成为预言战后西方反危机需求管理方式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于1955年返回波兰，直到1970年他去世之前不久，他一直在大学和计划部门担任职务。卡列斯基著作中模棱两可的议论当然是由于和马克思主义犹豫不定的关系所决定的。在这方面有必要对他的传记进一步作出研究。在三十年代半军人专政的波兰，卡列斯基作为给社会主义期刊撰稿的一位匿名作者，他似乎曾因为“卢森堡主义”而受到波兰共产党的批判，这是由于他特别关注有效需求和投资水平问题所引起的。在英国和美国，他的著作从未列入过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而只被看作是左翼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形式。对此尚需作出定论。卡列斯基的成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本世纪是否存在过什么专属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这个传统是由卢森堡传下来的，而格罗斯曼、莫茨科夫斯卡和卡列斯基或许都以不同的方式间接地隶属于这个传统。

（50）在英国本土，普选权是从1929年开始的。在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初次传入这种普选权是在1945年。

第三章

形式的转移

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从科尔什到科莱蒂，这整个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实就是：专业哲学家在其中占了压倒优势。从社会角度说，这种变化意味着新时代中产生的这个理论，其学术地位已日益增强。在第二国际时期，卢森堡和考茨基都一致蔑视讲坛社会主义者——那些在大学中任教的非党“教授－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被结合进中欧或东欧的大学体制中去。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理论与实践的政治统一形式，是同任何学术职位格格不入的。相反，作为战斗生活的活动之一，他们都在党校或工人义务学校任教。希法亭和卢森堡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学校里教过政治经济学，而列宁和梁赞诺夫在龙寿姆党校向布尔什维克工人讲过学，鲍威尔则在维也纳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总部开过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理论家们仍然记得这一传统特点。卢卡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曾在激进的布达佩斯伽利略学会任教；科尔什在二十年代曾在柏林的卡尔•马克思实验学校讲课。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当时还是隶属于地方州立大学的一所独立的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个过渡时期。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已经完全转移到了大学——既是外界政治斗争的避难所又是流亡地。在这个时期，卢卡奇、列菲弗尔、戈德曼、科尔什、马尔库塞、德拉•沃尔佩、阿多尔诺、科莱蒂和阿尔都塞，全都拥有教授级的大学职位；（51）萨特先进入大学，后来作为作家获得成功后又离开大学。他们担任的学科无一例外，全是哲学。

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中心由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向哲学、并使它的正式场所由党的集会转向学院系科的外部决定因素，是和这段时期的暗淡历史分不开的。但是，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身之中没有一种有力的内在决定因素同时起作用的话，这种转移就决不可能发生得如此普遍和如此剧烈，这里，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最重要的作品——1844年的巴黎手稿——为时虽晚的发现，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1932年，那些手稿在莫斯科第一次发表。它们的直接影响，却被1933年纳粹主义在德国（当时可能会最热烈地欢迎这些手稿的国家）的胜利以及1934年俄国发动的清洗所压抑了。（梁赞诺夫本已准备把巴黎手稿发表在他的批判性的马恩著作集里，就在发表以前他被莫斯科的研究所开除了。）然而，巴黎手稿对当时的三位思想家分别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卢卡奇流亡莫斯科期间，曾于1931年亲自在梁赞诺夫手下工作，辨认那些手稿，据他自己所述，这段历史永久地改变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52）在柏林，马尔库塞于1932年在《社会》杂志上著文欢迎这些手稿的出版，该文一开始就发出响亮的宣告，说这些手稿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个理论提到了新的地位”；并且特别强调说，这些手稿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在马克思各个阶段的著作中都具有关键的重要性。（53）在巴黎，列菲弗尔是负责把这些手稿译成外文的第一人——他的译本是同古特曼合作完成的，出版于1933年；而列菲弗尔在1934年至1935年所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54）则是根据1844年手稿把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进行新的重建的第一部主要理论著作。然而，马克思早期著作之发现、并结合进马克思的思想中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里，才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范围内感受到的。在意大利，德拉•沃尔佩第一次用意大利文翻译和讨论了青年马克思的新文献——巴黎手稿，特别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947—1950）（55）——，他从此开始在理论上进入历史唯物主义。在这方面，创造了很大一个流派的德拉•沃尔佩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有其特殊的选择和解释，和卢卡奇、马尔库塞、或列菲弗尔的有很大不同。在法国，主要也是新发现的青年马克思的这些著作，在解放后把梅洛•庞蒂和萨特吸引到马克思主义这边来：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第一篇主要探讨，《唯物主义和革命》（1947），实质上求助于巴黎手稿的权威性。（56）早期马克思的这些哲学著作的影响，是在五十年代后期达到高峰的，当时，这些著作的主题已经在整个西欧广为传播，以至于最初坚决反对把这些著作视为历史唯物主义构成要素的主张——阿尔都塞开始时的那些论文——也不得不把它们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内部任何讨论的出发点。（57）即使被人以否定态度对待，这些手稿也提供了初步的探讨范围。而且，在这里，对马克思早期著作进行否定的方式，仍然受这些手稿发现后马克思主义着重点的长期变化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的实证理论，同早先那些根据这些手稿对马克思所作的解释相比，同样处于手稿发现前从未有过的专业哲学水平之上。

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几乎同马克思放弃直接追求他青年时期所推论的问题一样彻底。在这一意义上，似乎整整转了一个循环。当然，事实上事物并不会、也不可能简单地倒转的。马克思自己的哲学事业，曾经首先是清算黑格尔及其在德国的主要继承者和批评者们，特别是费尔巴哈。马克思思想的理论目标，主要是黑格尔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恰成对照，尽管突出地恢复了黑格尔研究，其主要的理论目标却是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当然，讨论这一点，并没有仅仅局限于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大量存在的马克思的经济和政治著作排除了这一点。但是马克思著作的整个范围却被典型地作为资料来源，哲学分析可以从中提炼认识论的原则来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和改造）世界——这些原则从来没有被马克思本人明白地或充分地提出来过。没有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哲学家，曾经声称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的或最终的目的是认识论。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必须共同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理论研究的初步任务，是要理出马克思所发现的、然而却淹没在他作品题材的特殊性之内的社会调查规范，并在必要时使之完整。其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大量的作品成了冗长，繁琐的方法论。马克思在他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没有推崇过这种做法。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认识论的主题所占主导地位的程度，可以在其代表作的题目中看出来。科尔什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开始就定下了基本规范。同年，卢卡奇发表的姊妹篇作品中，开宗明义的论文题目就叫《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它很有信心地总结说，“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专门指的是方法”。（58）后来在一些作品的令人困惑的方法论学中忠实地反映了这个看法，那些作品的书名是《理性与革命》（马尔库塞），《理性的毁灭》（卢卡奇），《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逻辑学》（德拉•沃尔佩），《方法问题和辩证理性批判》（萨特），《否定的辩证法》（阿多尔诺），《读〈资本论〉》（阿尔都塞）。
由这些评论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作品所展开的论述，附带还产生另一个结果。它们所使用的语言越来越带有专业化和难以理解的特色。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里，理论已成为一种奥秘学科，它所使用的艰深术语，是足以说明其远远脱离政治。当然，马克思本人的作品，对于他同代或后世的读者们来说，在概念上也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是他早期的哲学作品和后期的经济著作（这是他的著作中最难懂的两大部分）最初使用的一套名词，都来自过去的各种理论著作——主要是黑格尔和李嘉图，——马克思的作品力图批判这些著作并超越它们，创造了一批更明确和更接近物质现实的新概念；较少“人格化的”（青年马克思用语），较少“神学的”（成熟马克思用语）。而且，马克思虽然从不讳言读者要掌握任何一门科学必然会有困难，但他在1848年以后总是设法把自己的思想以尽量简明易懂的方式提出来，尽量使他为之写作的工人阶级能够容易理解。他为了这个目的而在《资本论》法泽本上所花费的心血，是大家都知道的。

与此相对照，在二十世纪，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极其艰深的语言，却从来没有由于要同无产阶级读者建立直接或积极的联系而有所约束。相反，它超过了语言复杂性的必要极限，这足以说明它跟任何群众实践都是相脱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古怪深奥是形形色色的，卢卡奇的语言繁琐难解，充满学究气；葛兰西则因多年遭到监禁而养成使人绞尽脑汁的支离破碎的深奥文风；本杰明爱用简短而迂回的格言式语言；德拉•沃尔佩的语句令人无法捉摸，并喜欢反复地自我引证；萨特的语言则犹如炼金术士的一套刻板的新奇词汇的迷宫；阿尔都塞的语言则充满女巫般的遁词秘语。（59）这些作家中大部分人是能够用明晰而直率的语言从事写作的。其中有些人，如萨特、阿多尔诺、本杰明，本身都是文艺界的重要人物。然而他们中几乎没有人用平易、直率的语言来写作他们常为人提及的主要理论著作。这种常见的、并为他们所共有的语言晦涩的现象，不能以个人或主观因素来加以解释。葛兰西的情况，作为决定这种理论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语言普遍后退的历史规律的象征，是一个例外。他的《狱中札记》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伟大的作品，是由一位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而不是一位专业哲学家所写的，他的社会出身比欧洲（不论西欧或东欧，不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或以后）任何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出身要贫贱的多。但是，由于当时残暴的检查制度和狱中的困难条件迫使葛兰西采用密码似的隐喻而不用有条理的说明，因此，这部作品里包含了无数暧昧不明的语言，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当代学者们至今无法弄懂的。（60）由于在阶级斗争中受到的挫败而在形体上遁世出俗的这种情况，预示着随后的理论家们所处的孤独形象——他们比葛兰西自由些，但是却更加远离群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受到这样一种范围更广的历史审查：即社会主义思想同群众革命土壤之间几乎长达五十年之久的隔绝。

这种长期的隔离，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同时对它还有另一种显著的普遍影响。因为发生的所有事情似乎都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群众实践之间政治统一的破裂，造成了两者之间应有的联系纽带不可抗拒地转向另一轴心。由于缺乏一个革命的阶级运动的磁极，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指针就不断摆向当代的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原有的关系，却微妙而持续地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所取代。当然，这种改变方向的历史原因，并不是简单地在于西方群众革命实践的缺陷。而是在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堵塞了社会主义的任何进展，这在某些根本方面决定了这些社会内部的整个文化结构。首先，帝国主义成功地重新站稳脚跟，加上共产主义运动的斯大林化，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部分重新获得了相对活力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优势。西方资产阶级秩序的历史寿命并没有耗尽，它既然有能力渡过两次世界大战，并在其后二十年中在经济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有力地崛起，那么在它对文化变革和发展方面也必然会反映了这种能力。它仍然保有世界上为数最多、训练最佳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效忠，他们的创作活动继续以一些主要的民族形式大量地存在于各个领域。这种成就当然具有某些确定的局限性，这是由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没落地位所造成的，在这个时代里，无论如何，世界的三分之一已经挣脱了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文化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官方镇压和国际革命之局限于欧、亚落后地区而受到损害或瘫痪，它的这个全面弱点在力量对比中使它远不是较量的对手。1920年以后，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在许多学科里不如非马克思主义文化那么进展迅速。这个痛苦的现实，对于西欧在历史唯物主义范围内进行的活动性质，产生了一种转变方向的中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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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丁一新    时间: 2007-11-3 23:50

因此，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传统的最为突出的一个特性，或许是：其中始终存在着种种类型的欧洲唯心主义及其影响。两者之间的联系范围一直是复杂的，既相吸又相斥，既有借用又有批评。至于这种反应的确切的融合形式，则因事而异。但是基本格局，从二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却不可思议地相似。卢卡奇写《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时，在思想上仍然受到韦伯和齐美尔的社会学以及狄尔泰和拉斯克的哲学的深刻影响。（61）特别是，它的主要范畴“合理化”和“归属意识”是来自韦伯的；它关于“物化”的论述具有齐美尔的深刻印记；而它对自然科学的敌视——这是已往所有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完全没有的东西——则主要是受狄尔泰以及总的说来德国唯生论观点的影响。葛兰西把他的《狱中札记》主要写成同克罗齐的一场持续不断的对话和对他的系统批判——葛兰西采用了当时统治意大利文坛的这位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语汇和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他对伦理政治史的关注；（62）同时，他附带地发展了上一代的文学批评家德•桑克提斯的见解和看法。法兰克福学派的集体作品，从三十年代开始充满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概念和论点，以此作为它本身大部分理论研究的组织联系。马尔库塞的主要研究著作《爱欲与文明》，可以明确地称为“对弗洛伊德的哲学探讨”，该书中关于“压抑”与“升华”、“现实原则”与“表现原则”、“爱欲”与“死亡”等一套语汇，都是弗洛伊德著作范围内的语汇。萨特的情况是特殊的，由于他本人在走向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法国最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存在主义是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所创立的），因此他把自己过去的学术观点以及出众的手段和创新，带进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结果是，《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之间的许多概念是相通的，其中：“真实性”这个概念导致了“匮乏性”，“失真性”导致“系列性”，“自为与自在”的不稳定性导致“联合体”的不稳定性等概念。(63)但是，与此同时，萨特最初的存在主义体系的过去两大源泉，在他后来的思想中仍然保持活跃的影响：在《辩证理性批判》发表十年以后出版的萨特对福楼拜的长篇研究中，处处充满着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共鸣和引喻。阿尔都塞的作品，被认为是对他的主要先辈们（首先是葛兰西、萨特和卢卡奇）的激烈的公开论争。但是，在他的理论体系中，许多衔接文章脉络的语汇也得之于三位迥然不同的唯心主义思想家：“认识论的中断”和“核心问题”的概念来自巴切拉德和坎吉尔汉——一位是哲学家，一位是科学史学家，两人都有显著的心理特点；关于“征象识别”和“分散结构”的思想则取自拉肯，一位把弗洛伊德的正统同海德格尔的联想相结合的心理分析家；而“过度决定”这一新词本身，当然是直接得自弗洛伊德的。(64)这些各各不同的文化关联——它们决定着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萨特和阿尔都塞思想的地位——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些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例子。几乎在它所有的代表人物身上，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关系。(65)皮亚瑞的心理学在戈德曼作品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大战期间，戈德曼和皮亚瑞在瑞士共过事）是一个典型例子。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结构本身以外，同样的规律也往往成立：斯威齐在经济理论上同熊彼得的关系，是这方面的一例。(66)反过来，一个唯心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可以涉及几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巴切拉德不但影响了阿尔都塞，他也受到列菲弗尔、萨特和马尔库塞的赞赏，他们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了颇为不同的教益。(67)特别是弗洛伊德，不但是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而且是阿尔都塞和萨特的共同发现——虽然他们每个人却又以很不同的方向来说明或解释弗洛伊德的遗产。(68)这种同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时常公开同它对立的当代各种思想体系的不断汇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从未见过的。(69)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种特殊而明确的新颖之处。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家同非马克思主义文化论坛内部的现代思想家之间这种带有特色的一整套关系，可以说，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学术联系上的水平轴。但与此同时，它也以早期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少见的学术联系上的垂直轴而著名。那就是它毫无例外地建立一种上溯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渊源。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有主要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都表现了同样自发机制。它们无一例外地依赖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以此阐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使之合法化，或加以补充。这样被迫返回到马克思以前去寻找一个有利地位来解释马克思著作本身的意义，这一事实是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历史状况的又一启发性标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哲学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又重新占据统治地位，是192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发生普遍变化的迹象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现在声称的它本身和马克思的垂直渊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这一专业优势。马克思早期的哲学论著都是些未出版的手稿，到了他的成熟时期，他从未再度涉猎纯哲学的领域。甚至他后来最重要的方法论著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1857年导言，也不过是一份纲领性的片断材料，一直没有完成或加以编辑以供出版。对马克思的直接继承者来说，他的哲学著作的那种不明朗和不完全的性质，已经被恩格斯后来的著作——首先是《反杜林论》——所弥补了。但是在1920年以后，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发现，越来越明显地同这些著作中的某些中心主题不相符合，这些著作便受到普遍的怀疑。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遗产发出决定性的双重批驳而开始的——这种批驳是由科尔什和卢卡奇分别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和《历史与阶级意识》两书中进行的。从那时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实际上所有的思潮——从萨特到科莱蒂，从阿尔都塞到马尔库塞——一般都反对恩格斯后来的著作。（70）然而，一旦恩格斯的贡献被认为不值一顾，马克思本身遗产的局限性就显得比以前更加明显，对它加以补充也就更成为当务之急了。为此目的而在欧洲思想范围内求助于更早期的哲学权威，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为在理论上退到了马克思以前。马克思本人宣布同他的学术先辈一刀两段的断然话语——“哲学家们只是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反响甚微，这决不是偶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法规上被排除于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条所要求的理论与实践的革命统一之外。另一方面，单凭一句话也不能就此解决几世纪来的思想。仅仅靠一句马克思的格言本身，要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一门新哲学，或者甚至想对在此以前更老的旧哲学加以总结和清理，那是决不足够的。何况马克思自己的哲学文化本身也决不是详尽无遗的，它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熏陶，并不具有熟谙康德或休谟、笛卡儿或莱布尼茨、柏拉图或阿奎纳的特点，更不用说其他较小的人物了。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年代上回复到马克思以前，并不一定是哲学上的老调重弹，这正是因为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直接评价或超越过去的所有伦理学、形而上学和美学，甚至也没有触及古典哲学的许多基本问题。换句话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不断试图建立起一个上溯到马克思以前的学术渊源，那是有着某些合理性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创造性发展本身，必然要对马克思本人所忽视或绕过的复杂的认识史，作一番重新考虑。马克思著作本身内的现有出发点，则为数太少、范围太窄，因此这种重新考虑就非要不可。与此同时，长期求助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传统所带来的危险，是不需要强调的，它们之中所包含的大量唯心主义的或者宗教的主题是人所共知的。

主要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体系来首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大再解释以构成自己理论论述的，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黑格尔的论述。第二国际从来没有广泛研究过黑格尔，第二国际的主要思想家们照例把他看成是一位遥远的、不如费尔巴哈重要的、而且已经和马克思不再有什么关联的先驱者。（72）卢卡奇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一估计，第一次把黑格尔提高到在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以前的历史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高度。对黑格尔进行这种重新估计的影响，对于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是深刻而持久的——不论以后的思想家们是否同意这种重新估计。但是卢卡奇之求助于黑格尔，则远不止是出于追根溯源的原因。因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两大最根本的理论主题，是来自黑格尔，而不是来自马克思的：即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客观一致”的思想，因此它的阶级意识克服了认识的社会相对性问题；以及把“异化”设想为人类客观性的一种外部客观化，对它的重新使用，将回复到原来的内部主观性——这使卢卡奇能把本身真正具有觉悟的工人阶级的收获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一致起来。四十年以后，卢卡奇把《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这些引人注目的论题描绘为“试图超过黑格尔”本人。（73）然而，《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开始的重新评价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得到许多人的响应。卢卡奇本人后来设法在黑格尔思想中重新发现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范畴，而不是把黑格尔的范畴引进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研究著作《青年黑格尔》（1938年），是基于他在莫斯科对1844年手稿的研读，还基于黑格尔早期著作中诸如“劳动”这样的经济概念的作用，（74）这是他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一种更具学术性的努力。

三年以后，马尔库塞在纽约出版了《理性与革命》一书，副标题是《黑格尔以及社会理论的兴起》，这是第一次试图对作为马克思著作的准备和前提的黑格尔思想所有阶段的整个发展，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尔库塞对黑格尔思想的忠诚，从来没有动摇过。阿多尔诺，对于客观唯心主义作为“同一性哲学”这一点，要比卢卡奇或马尔库塞更加持批判态度，然而却明显地把他的主要作品基于《精神现象学》的程序之上，他宣称：“黑格尔的方法培育了《最低道德》的方法。”（75）另一方面，在法国，萨特虽然同意：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中，最重要的影响应归于黑格尔，他却要推翻对黑格尔的评价，并把基尔开加德的相对立的贡献捧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对黑格尔哲学的矫正。（76）萨特认为马克思本人已经取代了基尔开加德和黑格尔的矛盾，与此同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正在变成一种僵化的新黑格尔主义，因此，这就以个人经验的名义使存在主义对无所不包的客观主义体系的抗议重新生效，而这是基尔开加德首先提出的。（76）萨特自己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重建这个历史过程进时，把这个意义上设想的个人作为它最低限度的出发点，作为任何社会阶级的最终名称。甚至在《辩证理性批判》以后，萨特从事专门研究的唯一哲学家是基尔开加德。（77）

在意大利，德拉•沃尔佩和他的学派从一开始就是坚决反黑格尔的——既以犀利的否定态度评价黑格尔哲学本身，又都肯定地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代表着同黑格尔的完全决裂。德拉•沃尔佩本人追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中经伽利略、直到休谟的这一渊源，来解释马克思——他说，所有这些人都在他们当代进行过马克思针对黑格尔所作的那种实质性批判。（78）但是他的学生科莱蒂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所产生的黑格尔主义，写出了主要的系统抨击：《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这一著作旨在全面说明黑格尔是一位基督教直观哲学家，他的基本理论目的是为了宗教而抹杀客观现实和贬低才智；因此他同马克思有天壤之别。成为对照的是，科莱蒂认为马克思的真正哲学前辈是康德，认为康德坚持客观世界是超越一切认识概念的独立现实，预示了从存在到思想的不可反复性这个唯物主义命题。因此，康德的认识论预见到马克思的认识论，虽然后者从未了解到前者对自己的教益有多大。（79）同样地，对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两人，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具有马克思自己并未察觉的一个决定性前提：卢梭的著作。康德的哲学局限性在于他接受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原则，卢梭所批驳的正是这些，他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进行激烈的民主主义批判，而马克思后来在一切主要方面不过加以重复而已。（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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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丁一新    时间: 2007-11-3 23:51

在阿尔都塞和他的学派的著作里，出现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样激烈、却又构成鲜明对照的重新组合。著作的语言虽没有那么清晰，但实质上却席卷一切地把所有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重新吸收进马克思主义。这一次，马克思的祖先被定为斯宾诺莎。的确，阿尔都塞认为“斯宾诺莎的哲学给哲学史带来了一次空前的理论革命，可能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哲学革命。”（81）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中几乎所有的创新思想和重点，除了那些由当代各学科输入者外，事实上都是直接来自斯宾诺莎。关于“认识的客观物体”和“真正的客观物体”之间的类别区分，直接来自斯宾诺莎关于思想和思想的对象实体之间的著名划分。（82）联合这个二元论两极的隐蔽的一元论,也是忠实的来自斯宾诺莎，阿尔都塞的关于对思想和现实都共同适用的“生产总要素”，只不过是斯宾诺莎这条格言的转化而已：“思想的排列与联系和事物的排列与联系是一样。”（83）阿尔都塞关于根本消除作为认识或真理的保证的哲学问题，也是遵照斯宾诺莎的名言：“真理是它本身和谬误的标准”——这是任何严格的一元论的合理结果。（84）同样地，《读〈资本论〉》一书中谈到一种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因果关系”这一中心概念，就是斯宾诺莎关于上帝是内因的概念的世俗化解释。（85）阿尔都塞特别激烈地抨击那种认为直接经验是对立于只有理论才具有的科学知识的意识形态幻想，还抨击把人类或阶级当作有意识的历史主体而不是社会关系的不自觉的“支持者”的一切概念，这些都是斯宾诺莎驳斥“泛泛经验”为一切错误的根源的翻版，并且也全盘重复了斯宾诺莎所断然坚持的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原形的幻想就是人们相信自己意志是自由的，而事实上他却是永远受自己所不知道的一些规律所控制的：“他们关于自由的思想，只不过是他们对自己任何行动的原因的无知。”（86）斯宾诺莎冥顽不化的宿命论，其最终结论是，即使在压迫性最少的社会里，幻想的影响力也是无法摆脱的，“认为在公共事务上四分五裂的人民可以仅仅靠理智来引导他们生活的人，其实是在梦想诗人的黄金时代或神话故事。”（87）阿尔都塞也要适应这个最终的信条：即使在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仍然会沉浸在作为他们自发经验必要媒介的意识形态幻觉之中。“一切人类社会都分泌出意识形态作为它们历史的呼吸和生命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和空气。”（88）阿尔都塞及其门徒将斯宾诺莎系统地归入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学术上试图为马克思建立一位哲学先辈、并出其不意地从中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开拓新理论方向的一次最雄心勃勃的努力。（89）只在一个重要方面，阿尔都塞转向别处去寻找哲学史的重要联系。斯宾诺莎不太关心历史，这使阿尔都塞以孟德斯鸠这支旁系来补充马克思的先辈，这层关系很类似科莱蒂的谱系图中关于康德对卢梭的关系。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被阿尔都塞称誉为一项重大的发现，该书提出了“最终决定于”社会内部某种优势和社会总体这一概念，它后来又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加以科学的奠定。（90）

这些不断回溯到马克思以前的情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最最明显和有影响的事例。但是，这方面的清单并非没有遗漏之处。例如，众所周知，戈德曼在《隐蔽的上帝》一书中选择巴斯噶作为辩证理论的主要先驱。（91）列菲弗尔在年轻时曾把谢林选为哲学先辈。（92）当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尔把“堕落的自然”的思想引进马克思主义时，他们可能更为深刻和隐秘地受到了谢林的影响。（93）至于马尔库塞，他从席勒的唯美主义中吸取他有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94）在某些情况下，同一位哲学家可以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若干不同思想家的称颂。例如，被卢卡奇深恶痛绝的尼采，却令人费解地被阿多尔诺、萨特、马尔库塞和阿尔都塞所赞扬。但是，不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对比和对立多么尖锐，最有说服力地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领域里贯串着一种无形规律性的证据，或许是葛兰西的例子。因为葛兰西是西方的一位主要理论家，他本人不是一名哲学家，而是一名政治家。他之力图寻求马克思以前的渊源，并非完全出于专业兴趣。但是他有创见的著作也是围绕一位先驱——马基雅维利——而创作的。对葛兰西来说，马克思以前的年代中令人信服的先辈，必然不是一位经典的哲学家，而是像他自己那样的政治理论家。但是葛兰西向马基雅维利所借用的东西，其范围和类型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其他思想家们是完全类似的。他的术语和主题也是直接从过去的佛罗伦萨体系中取来、并放进他自己的作品中去的。在《狱中札记》中，革命党本身成了现代的“王子”，它的独一无二的权力正是马基雅维利所要求的，改良主义被解释为一种同意大利城市相类似的“各阶级合作的”观点，马基雅维利曾经痛骂它的涣散的狭隘性。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形成一个“历史集团”的问题，可以从他关于建立一支佛罗伦萨“民兵”的计划中找到其雏形。对资产阶级统治机制的分析，则始终披着“武力”与“欺骗”（马基雅维利的“半人半马怪兽”的两种形态）的外衣。（95）国家制度的类型学，来自他的“领土”、“权威”和“同意”的三者组合。对葛兰西来说，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也可以被称为‘实践的哲学’”（96）——这是葛兰西在狱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因此，甚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伟大的和最不典型的代表，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生规律相一致。

划定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的活动一致性，以及其轴线的完全转移，当然并不排除其内部的主观分歧和尖锐对抗。其实，一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外部界线在历史上划定以后，上述情况实际上对它的内部活力和多样化大有裨益。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它对自己的思想“地形”从来不提出任何确切的或者适当的“地形图”。这种空缺是1920年以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理论文化中最为突出和最自相矛盾的特点之一——缺乏国际主义——所引起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也标志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重大背离。人们曾见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同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社会党人通信和辩论。第二国际后继的理论家们在他们本国政治背景里扎下的根子，比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人扎的更为坚实：但是他们同时也形成了一个进行国际社会主义辩论的统一讲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一代，拉布里奥拉的作品受到的欢迎，也许提供了当时欧洲大陆上思想交流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拉布里奥拉是出现于政治上落后和被人忘却的南欧地区的第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名声神速地从巴黎远扬到圣彼得堡。他的第一篇主要论文是1895年由索列尔在法国《社会转化》上发表的；不到一年，考茨基在德国的刊物《新时代》上已经注意到它并表示欢迎；1897年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的《新斯拉夫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拉布里奥拉著作的长篇评述；几个月以后，列宁要他的妹妹把拉布里奥拉的著作翻成俄文；1898年俄译本及时地出版了。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下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形成了一个更具有国际主义的思想家和战斗者集体，他们得以展开热烈的理论辩论，大部分是由于对相互的作品进行过充分而详尽的研究。对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书发生的争论，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当然，正是由于这个背景，使得纪律严明的第三国际的诞生既成了欧洲大陆工人阶级运动过去历史经验的顶峰，也是同这种历史经验的一种决裂。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在苏联的实现，继之以共产国际的不断官僚化，以及欧洲共产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间和以后最终采取了民族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主要结构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这种探讨不仅越来越远离政治斗争，而且也越来越不具有国际性。理论逐渐地退缩到国家范围以内，由于不太关心或不了解而相互隔绝。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绝大多数新理论家们都是他们各自大学体系中最高水平的学术专家，从原则上说，他们都十分理想地具备语言和时间的条件，可供他们认真研究和了解本国以外的思想体系。但是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哲学家使用的语言是空前复杂而难懂的，实际上他们全都极度闭塞，对邻国的理论文化一无所知。令人惊奇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不曾有过一位理论家对另一位主要理论家的著作进行过认真的评价或持久的批评，从而在其论述中反映出对于著作内容有详尽了解或者反映出最低限度的分析上的关切。它们至多只有一些草率的诽谤或者偶尔的表扬，既是粗率的也是肤浅的。这种相互马虎的典型例子，有萨特对卢卡奇的含糊其辞的评语；有阿多诺对萨特的支离破碎和颠三倒四的旁白；有科莱蒂对马尔库塞的恶毒谩骂；有阿尔都塞对葛兰西和科莱蒂因外行而造成的张冠李戴；有德拉•沃尔佩对阿尔都塞的断然驳斥。（98）这些只是一些主旨完全不在于此的作品中的偶然评论而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找不出有某一思想家或流派对另一思想家或流派发生全面的理论交锋或冲突的事例——更不用说这个传统本身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任何全面的影响了。甚至师徒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例如戈德曼对卢卡奇的早期作品表示忠心，对卢卡奇的后期作品从未表示一丁点批评意见或进行一点点批判性研究。这种普遍的地方主义以及对国外思潮茫然无知的态度，阻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整个面貌取得有条理的、明晰的了解。各个理论家之间的互不了解，使得他们之间的真正关系和区别模糊不清。

这并不是说，根本没有人想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内划清战线。至少在六十年代有过两次尝试，一次由阿尔都塞，一次由科莱蒂。两次都把他们自己以外的所有其他体系无区别地一古脑儿归入一个哲学集团并认为它整个是从黑格尔派生而来、并受到黑格尔玷污的东西而加以摈弃，同时声称只有他们自己的作品同马克思有直接联系。然而，在其他方面，这两种关于马克思主义从二十年代以来的发展说明，是互不相容的。因为阿尔都塞的分类毫不含糊地把科莱蒂包括在他所批驳的黑格尔传统之内，而科莱蒂的逻辑则把阿尔都塞归于他们反驳的遗产之列。在进行这种回顾时，阿尔都塞的解释比较广泛和全面。对他说来，卢卡奇、科尔什、葛兰西、萨特、戈德曼、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作品都可以分类为“历史循环论”的不同形式，在“历史循环论”这种意识形态中，社会成了一种循环“表现”的整体，历史成了同一的线性时间流程，哲学成了历史进程的自我意识，阶级斗争成了集体性“主体”的战斗，资本主义成了主要由异化来规定其内容的领域，共产主义成了超越异化的真正人道主义的境界。（99）阿尔都塞认为，这些论点大部分来自黑格尔，而以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为其中介，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是同这些论点彻底决裂以后建立起来的，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完成的。对比起来，科莱蒂的重新解释即使涉及的问题比较深远，但是在中心内容上比较狭窄，对他来说，早年的卢卡奇、阿多尔诺、马尔库塞、豪克海默尔和萨特是由于共同攻击科学、反对唯物主义而联合起来的。他们都认为矛盾是一种现实的原则，不是一种理性的原则——而后期卢卡奇和阿尔都塞所赞同的辩证唯物主义则不过是同一种隐蔽的唯心主义的自然主义翻版而已。两者都来自黑格尔对智能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他的目的是要在哲学上消灭物质。(100)这种批判曾经受到致命的误解，并在《反杜林论》中为恩格斯所接受——确立了一条继承的路线，那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以《资本论》的逻辑方法为范例的理性和科学唯物主义的。

这两种表述中哪一种正确呢？很清楚，德拉•沃尔佩学派和阿尔都塞学派都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有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体系。他们对黑格尔的敌视（德拉•沃尔佩学派在这方面开始得较早，做得更加彻底），使他们在一个主要倾向于黑格尔的哲学传统中非常显著地与众不同。与此同时，他们都积极地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资本论》在马克思著作本身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强调后来列宁政治思想的极大重要性。他们对于先前的一些理论思潮否定或忽视经典传统的许多主张，都强烈地表示反对。但是这些特点不足以使1920年以来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整个领域划分为两个对立阵营。阿尔都塞或科莱蒂提出简单的两极分立，是过于粗糙了，也是欠谨慎的，根据的对比研究也远远太少，因此不能对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各种复杂的哲学流派提供任何认真的介绍。不谈思想体系的明显的两极分立，而谈论更加微妙或延续不断的思潮系列，那就更不准确了。因为各个理论家的态度，虽然出发点有很大不同，却时常出现不协调的偶合或重叠现象，因此无法把他们纳入任何一个哲学系列。科莱蒂和阿尔都塞提出的类型学是互不相容的，这本身就说明他们的困惑疑难。因此，异化的主题被阿尔都塞判为黑格尔的首要内容，认为反对异化的主题是科学唯物主义的先决条件；科莱蒂对黑格尔的抨击比阿尔都塞更为激烈，材料也更多，但是他仍然把异化的概念作为成熟马克思的著作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中心内容。相反地，科莱蒂把他最强大的火力集中于黑格尔对物质的辩证法，认为那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宗教试金石，而且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最为有害的遗产；而阿尔都塞却把黑格尔著作中的这个同一内容挑出来，作为被马克思主义所继承的科学远见的一个有活力的内核。
而且，超乎这两位主角的，还有纵横交错的许多体系。阿尔都塞体系的大部分是同六十年代初在法国本国占统治地位的萨特针锋相对的；而科莱蒂的大部分论战是针对六十年代晚期暂时在意大利占统治地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看来两人对于另一方的主要对手毫不熟悉，其结果，两人都不知道他们和另一方的主要对手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科莱蒂日益关心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或革命”的两重性，这种理论既关系到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又关系到无产阶级推翻它自己作为其构成部分的那种生产方式的主观能力，(101)这事实上和萨特研究时使用的基本的方法论出发点很接近。阿尔都塞和阿多尔诺显然是两名相距最远的理论家，他们之间并非出于自愿的相通，是更为引人注目的。法兰克福学派从它形成一开始，就比欧洲的任何其他学派更加充满着黑格尔的影响。在六十年代，阿多尔诺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反对论述阶级或政治的极端例子——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却正是把这些内容赋予正式的最高地位。但是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最初是1961年在巴黎的讲学中发展起来的，完成于1966年）重新提出了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1965年出版）两书中提出的一整套主旨——且不说科莱蒂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1969年出版）一书中的其他内容。因此，除了其他主题以外，阿多尔诺明白地断言客观在认识论上的绝对第一性；断言历史上不存在任何一般性的主观；断言“否定之否定”的概念是空洞无物的。他抨击哲学集中注意异化和物化这样一种时髦的、容易受宗教用语影响的意识形态；抨击对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的崇拜而牺牲了《资本论》;抨击对待历史的人类中心论概念，以及随这种概念而来的人道主义的温和语言；抨击把劳动从作为社会财富不可残缺的组成部分的物质性中抽象出来作为社会财富的唯一来源的神话。（102）阿多尔诺甚至附和阿尔都塞的箴言，认为理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实践（“理论性的实践”），并认为实践这个概念本身应由理论来加以阐明。阿多尔诺写道，“理论是实践的一种形式，而实践本身就是一个突出的理论概念。”（103）这些挑战性的理论主义见解，一开头就宣称理论与实践在语汇上的同一性，这样就有效地压制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与群众革命斗争之间有力联系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个实质问题，这种理论主义可以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代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口号。这些见解显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最毫不相同的那些思想立场之间所共有的基础。
当然，阿尔都塞和阿多尔诺的理论体系，在核心问题和方向问题上还有其他出名的不同之处。他们作品中某些含意深刻的主题的奇怪交叉，只是证明：在黑格尔学派和反黑格尔学派之间作含糊的双重对比，是全然不能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内不同学派的确切领域或相互关系的。上文讨论到的它们在哲学渊源方面的多样性——不但包括黑格尔，而且包括康德、谢林、斯宾诺莎、基尔开加德、巴斯噶、席勒、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排除了任何这样的两极划分。每个理论家同当代资产阶级文化不同部分的并行联系，使得他们之间的亲近性和对抗性的问题更加复杂。这些情况反过来也是由不同的各国政治形势所决定和制约的。换句话说，十分清楚：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的每一个体系，都具有来自当时和过去不同范围和水准的社会和思想结构中多种决定因素的印记，在决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的基本历史关头的背景中，产生了理论的广泛多样性。这里没有篇幅来探讨这方面复杂关系的实际分布情况。就目前来说，更重要的是考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每个体系同前一时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遗产相比所具有明显的独创性。因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历史清单上，新概念的发展或新主题的出现，对于它作为一种传统所具有的性质和力量，提供了最有批判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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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在英国本土，普选权是从1929年开始的。在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初次传入这种普选权是在1945年。

（51）卢卡奇在布达佩斯；科尔什在纽约；马尔库塞在布兰戴斯和拉霍亚；列菲弗尔、戈德曼和阿尔都塞在巴黎；阿多尔诺在法兰克福；德拉•沃尔佩在墨西拿；科莱蒂在罗马。只有葛兰西和本杰明这两位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始终处于大学这外。

（52）见访问记：《卢卡奇谈他的生活与工作》，载《新左派评论》第68期，1971年7—8月，第56—57页；又见《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序言，伦敦，1971年，第36页。

（53）见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伦敦，新左派书社，1972年，第3—4页，其中第一篇论文便是《历史唯物主义基础》这一关键性文章的译文。

（54）《辩证唯物主义》最初于1939年在巴黎出版；英译本《辩证唯物主义》1968年出版于伦敦，内容散见第61—167页。

（55）见《关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945）和《共产主义的自由》（1946），它们主要集中论述巴黎手稿；《关于实证人道主义的理论》（1947）集中于评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拉•沃尔佩对马克思上述两书的翻译本出版于1950年。

（56）见《文学与哲学论文集》，伦敦，1955年。

（57）特别是《保卫马克思》（伦敦，1969年）一书中的《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论青年马克思》以及马克思1844年的手搞》诸文。

（58）《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页。

（59）这些作者们语言上的难懂，在他们在世时便经常受到批评。葛兰西编辑的《新秩序》因其艰涩难读而在1920年遭到法国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的抨击，葛兰西对此作了答复，他在1920年1月10日《新秩序》上对自己乏味的文体进行了长篇辩解。卢卡奇在1949年被勒瓦伊谴责为“骄妄自大的文风”：见约瑟夫•勒瓦伊著《卢卡奇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伦敦，1950年，第18—19页）。而卢西恩•塞维在《让•保罗•萨特与辩证法》一文（载1961年2月《新批判》第123期，第79—82页）中，则对萨特的语汇作了特别强烈的抨击。

（60）但是，葛兰西札记的费解难读，不能完全归因于监狱境况。正如我们所知，甚至在都灵，也有人批评他的语言过分复杂；而且，至少《札记》中的某些谜语应归因于他对一些问题无法找到明确或满意的答案而出现自身的思想矛盾和游移不定。

（61）这些影响在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的论文《早期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1971年11—12月号《新左派评论》第70期）中有详细说明。韦伯是卢卡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密友与同事。

（62）关于葛兰西对克罗齐的复杂态度，以及他对克罗齐的“伦理政治史”范畴的一定程度的赞扬（他认为这应成为历史研究的“经验准则”），见葛兰西的《历史唯物主义》第201—202（都灵，1966年），其中，他甚至把克罗齐同列宁作为两大首要理论家来加以相比，认为两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批驳了经济主义。

（63）关于《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之间概念连续性的充分说明，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著《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中令人钦佩的论述（普林斯顿，1971年，第230—274页），这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批判性分析。

（64）关于阿尔都塞本人对巴切拉德、坎吉尔汉和拉肯感激的话，见《保卫马克思》第257页和《读〈资本论〉》第16页。巴切拉德是阿尔都塞的博士学位导师。

（65）主要的例外是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学派。在《情趣的批判》一书中德拉•沃尔佩自己为他的美学理论从叶耳姆斯列夫的语言学那儿吸收了大量内容，但是这个学派同别处相应的学派相比，整个说来比较不受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可能同它缺乏重大的题材创新有关，以后可以看到，这也是它的不同之处。

（66）见《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第IX页。

（67）见，《总额和余额》第142—143页；《存在与虚无》（伦敦，1957年）第600—603页；《爱欲与文明》（伦敦，1956年）第166页，209页；《单向度的人》第249—250页。这些作者们主要是受到巴切拉德的诗篇而不是他的认识论的吸引。

（68）比较：阿多尔诺的《社会学与心理学》（《新左派评论》第46—47期，1967年11月—1968年2月）；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散见书内各处）；阿尔都塞的《弗洛伊德与拉肯》，载《列宁与哲学以及其他论文》（伦敦，新左派书社，1971年）；萨特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伦敦，新左派书社，1974年，第35—42页）。

（69）达尔文主义在第二国际时代的影响，也许提供了最接近的例子。但是，进化论的权威是自然科学的权威，它并不直接冲击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领域。因此，无须对社会领域作任何真正的内部改变，便可批准或接受这种学说。即使是考茨基的例子，他可能是最易受达尔主义的影响的理论家，直接输入这种影响也不是他战前主要作品的特点。这类插曲中更加极端化的，当然是马赫对某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首先是波格丹诺夫）的吸引力，这促使列宁写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里，又是在物理学方面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思潮产生了一种短暂的影响力。但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代主要人物中却没有人受他们影响的。

（70）这方面唯一的例外，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塞巴斯蒂阿诺•廷帕纳罗，在他的《论唯物主义》（比萨，1970年，第1—122页）一书中严肃而权威地捍卫了恩格斯的哲学遗产。由于廷帕内罗的作品的质量，在对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任何综合性的概述时，使他完全有资格被考虑在内。然而，由于他的作品明确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切其他学派，并代表着一种相距甚远的立场，因此，在此把它简单地包括在内，也许没有必要。但是即使是这一不妥协的、有创见的著作，也逃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迫切某些共同性的决定因素。见本书第四章第116页注）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页。——译者注

（72）见卢卡奇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评论（第XXI页）。主要的例外是拉布里奥拉，他本人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是黑格尔派哲学家。因此在第二国际声名扫地以后，列宁在1916年突然“发现了”黑格尔。

（73）《历史与阶级意识》第XXIII页。

（74）《论青年黑格尔》由于大战直到1948年才出版。

（75）《最低道德》，伦敦，新左派书社，1974年，第16页。

（76）《方法的问题》，伦敦，1963年，第8—14页。

（77）见重要的论文《基尔开加德：独一的普遍性》，载《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第146—169页。

（78）《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学》（墨西拿，1950年）

（79）《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伦敦，新左派书社，1973年，尤见113—138页。在第二国际时代，梅林等人（艾德勒）已经被康德的伦理学所吸引，但是科莱所鼓吹的那种系统的哲学结构却从来没有把康德的认识同马克思的认识联系起来过。

（80）见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罗马，1964年，第72—77页）；关于表达这一看法的最极端的话，见科莱蒂的《早期著作》这本“介绍”马克思的书（企鹅与“新左派评论”丛书，伦敦，1974年）。

（81）《读〈资本论〉》第102页。在这方面，在第二国际内部确实存在把斯宾诺莎暗暗地置于马克思之上的值得一提的先例。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斯宾诺莎主义的变体”，他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斯宾诺莎主义就是现代形式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伦敦，1929年，第10—11页）这些论述受到科莱蒂的强烈抨击，他认为“普列汉诺夫等人把马克思看成只是斯宾诺莎的发展和应用”。（见《卢梭到列宁》，伦敦，新左派书社，1972年，第71页。）在二十年代的苏联，德波林和他的儿子追随普列汉诺夫，把斯宾诺莎看成是“没有大胡子的马克思”。应注意之点是：虽然马克思对康德和笛卡尔的作品不大熟悉，他却在青年时代详细阅读了斯宾诺莎的著作，但并无迹象表明他曾经受到特别的影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只能找到最普通的、为数不多的涉及斯宾诺莎的内容。
（82）《读〈资本论〉》第40页，是谈这一点的。对斯宾诺莎来说，“真观念与它的对象不相同；因为圆形是一个东西，而圆形的观念又另外是一个东西。”（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9页。）

（83）比较《保卫马克思》第169页，《读〈资本论〉》第216页，以及《伦理学II》“命题VII”

（84）《读〈资本论〉》第59—60页。“真理是它本身和谬误的标准”：《伦理学II》“命题XLIII”，附注。

（85）《读〈资本论〉》第187—189页。：“上帝是一切事物的内在的而不是短暂的原因”：《伦理学I》，“命题XVIII”。

（86）见《伦理学II》，“命题XXXV，附注。当然，《伦理学》的第四部分题为“论人的奴役或情感的威力”，只要把“情感”改为“思想”，那就是贯穿阿尔都塞作品的一个中心主题，见《保卫马克思》第232—235页，《读〈资本论〉》第180页。

（87）斯宾诺莎《神学——政治学论》第一章第5页。

（88）《保卫马克思》第232页。

（89）[在写了这段以后，阿尔都塞第一次承认自己受到斯宾诺莎的教益。见《自我批判要点》（巴黎，1974年，第65—83页。）然而他谈到的内容仍然是含糊而一般化的。特别是缺乏原文的引述和具体的一致性。因此，它不能剖明将斯宾诺莎的世界变为他的理论著作的真正范围和统一性。对语言作进一步考证以后，将很容易提供这方面的材料。]

（90）《政治学与历史》，伦敦，新左派书社，1973年，第52—53页。

（91）《隐蔽的上帝》，伦敦，1964年，第243-244页，251—252页，300-302页。戈德曼早先选择康德作为马克思主义总体观念的主要先驱：见《伊曼纽尔•康德》，伦敦，新左派书社，1971年。

（92）《总额与余额》第415—424页：这一插曲本身对列菲弗尔后来的作品并无重大意义，但在其他方面却特别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广阔范围。列菲弗尔描述说，他和波利泽都深感缺少一个合适的先辈，因此有意识地着手为自己找一个合适的人物，最后偶然发现了谢林。

（93）在德国左翼势力的文化中,这种隐秘思想的再出现,仍然是一个应研究的问题。可能厄恩斯特•布洛克最先对此感到兴趣。

（94）《爱欲与文明》第185—193页。

（95）把卢卡奇的《理智的毁灭》，柏林，1953年，第244—317页（仅有的得到发挥的论述）和下列各书中的评论比较一下：阿多尔诺的《致瓦尔特•本档明的信》，新左派评论，第81期，1973年9月—10月号，第72页；萨特的《圣日内》，伦敦，1964年，第346—350页；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第119-124页；阿尔都塞的《列宁和哲学》第181页。

（96）葛兰西《狱中札记》（伦敦，1971年）尤见第125—143页，147—148页，169—175页。

（97）《狱中札记》第248页。

（98）萨特《方法问题》第21页、37---39页、52—54页；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伦敦，1973年，第49—51页；科莱蒂《从卢梭到列宁》第128—140页；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134—138页；德拉•沃尔佩《当代思想批判》，罗马，1967年，第25—26页、34—35页、37页。

（99）见《读〈资本论〉》第119—143页。

（100）《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第181—198页。阿尔都塞赞同自然辩证法，认为一旦它被重新命名为“没有主观意识的过程”，就可以成为从黑格尔那里抢救出来的一个有价值的内容，这就把自己置于科莱蒂的批判范围之内：见《列宁与哲学》第117—119页。

（101）例如，见《从卢梭到列宁》第229—236页。

（102）见《否定的辩证》等183—184页、304页、158—160页、190—192页、67页、89页、177—178页。应当注意，阿多尔诺至少和科莱蒂同样强烈地坚持客观的第一性，这使得后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般性抨击在这方面大部分是多余的。

（103）《箴言集》，法兰克福，1968年，第171页；《否定的辩证法》第144页。

第四章
主题的创新

一些大方面是可以立即察觉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著作中直接讨论阶级斗争中心问题的，葛兰西是最后一人。然而，从分析生产方式本身的运动规律这一经典意义来说，他的著作也没有论述资本主义经济本身。（104）在他之后，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秩序，以及对于推翻这种统治的手段，也典型地为同样的一片缄默所笼罩。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当它从方法问题进而涉及实质问题时，就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了。而且，最常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密切关注的，拿恩格斯的话来说，是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和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

在文化本身的领域内，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这方面的特点是引人注目的。卢卡奇将其毕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钻研文学，写出一篇又一篇论述德国和欧洲小说的文艺批评——从歌德、司各特到托马斯•曼和索尔仁尼琴，而以洋洋大观的《美学》臻于极顶——那是他篇幅最长和最为雄心勃勃的作品。（105）阿多尔诺除写了三卷有关文学的论文集外，还写了十多本论音乐的书，既有对二十世纪音乐沿革的全面分析，又有对诸如瓦格纳或马勒这样个别作曲家的探讨；他并以一部通论性的《美学理论》（106）而使他的著述大功告成。本杰明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最有意义的理论遗产，是一篇论《在机械复制艺术的时代的艺术》的文章。在三十年代，他的主要成就是对鲍德莱的研究。（107）他同时又关心布莱希特的作品。（108）戈德曼的主要作品是对拉辛和詹森主义的分析——《隐蔽的上帝》，这部作品同时也为历史唯物主义树立了文艺批评的一般标准；他的其他作品探讨了现代戏剧和小说（马尔罗）。（109）列菲弗尔则写了一本《美学文集》。（110）德拉•沃尔佩除了关于电影和诗歌的论文外，还写了另一部完整的美学理论《情趣的批判》。（111）马尔库塞并没有论述任何一个特定的艺术家的专著，但却系统地把美学定为自由社会的中心范畴。在这种自由社会中，“作为现实形式的艺术”，最后将形成社会本身的客观轮廓——这是《爱欲与文明》和《论解放》（112）的共同主题。萨特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恰好在他发表《什么是文学？》一书的同时；在他逐渐把自己的作品纳入马克思理论的过程中，他的主要作品是对热内的论述，同时也写了有关马拉尔美和丹托莱托的文章，（113）在他最后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他把其后的十年用于写作一部研究福楼拜的巨著——涉及范围之广，超过他早先哲学著作的总和。（113）葛兰西像通常一样，在这一方面也代表了一种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情况。他在《狱中札记》（114）一书中，以相当长的篇幅论述意大利文学，但是他的理论探索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艺术领域，而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政权体制中文化的整个结构和作用。因此，他最为深刻、最有创见的调查，是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形成与分野，对教育的社会性，以及对介乎其间、加强着阶级壁垒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进行体制性的分析。葛兰西的整个工作重心始终集中在上层建筑的课题上，但不像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他所有的理论家，他把文化领域上层建筑的自治和功效当作一个政治问题，并联系到同社会秩序存亡之间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作理论性阐明。阿尔都塞最后也放弃了方法的讨论，而着手实质性的分析，但只限于探讨上层建筑的问题；这方面他最长的一篇文章论述的是意识形态和教育，很明显，文章的出发点渊源于葛兰西；较短的一些文章则讨论了戏剧或绘画（布莱希特或克雷摩尼尼）以及艺术的性质；然而，在哲学本身的范围之外成熟地运用其思想、并有其个人特色的唯一作品，是一部文学理论。（115）西方马克思主义便这样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自从启蒙时代以来，美学便是哲学通往具体世界的最便捷的桥梁，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始终具有一种经久不衰和特殊吸引力。（116）在这方面所写的全部著作，其内容之广博、种类之繁多，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遗产中所有其他著作相比，都要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也许最终可以证明，这些作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永恒的集体成果。

然而，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体系也典型地产生了特殊的新理论主题，对整个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有更广泛的意义。这些概念的标志是，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遗产来说，完全是标新立异的。可以这样概括：无论是青年马克思或晚年马克思的著作中，或是马克思在第二国际的继承人的著作中，都根本没有提到或想到过这些主题。这里，恰当标准并不在于这些革新思想是否站得住脚，或者它们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符合，而是在于它们的独创性。对其中每一主题的优点作批判性评价，并不是本书的任务，因为这超出它的范围了。现在只需指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对前人概念上的离经叛道之处，就已够了。但是这样的做法，必然会在选择时带有某种程度的武断性，尤其是本书篇幅十分有限，谈不上提供详尽的综述。（118）但某些与众不同的主题，在目前所讨论的理论范围内却明显地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们可以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传统的独特贡献的最低价值。

在这一方面，首先出现的是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这个术语本身源出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在对俄国革命由工人阶级来担任未来领导这点进行战略性讨论时，首先使用了这一术语。（119）葛兰西在采用这个术语时，实际上将它改造成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中似乎全新的概念，专用于对沙皇俄国并不存在的资本主义政权机关的政治结构作理论说明。葛兰西回顾了马基雅维利对力量和权术的分析，并巧妙地反其道而用之，他系统阐述了领导权的概念以说明西欧资产阶级统治远为强大的力量及其复杂性，这使得这块大陆上的先进资本主义地区完全不会重演十月革命。政权的这种领导权体制，可以由这种体制取得其治下民众的赞同程度、并从而减少压制民众所需的高压规模来确定。确保这种赞同的控制机制，存在于遍布各处的文化机构网中——学校、教堂、报刊、政党、协会——通过由已往历史交织而成、由依附于统治阶级的知识集团广为散播的整个意识形态，向被剥削阶级灌输逆来顺受的思想。反过来，这样的知识分子，或者可由统治阶级从先前的生产方式中吞并过来（“传统的”），或者作为一种新的类型，可在被剥削阶级本身的社会阶层中产生出来（“有机的”）。资产阶级统治因为有了附属的同盟阶级的效忠而进一步得到加强，在它的政治领导下结成坚固的社会集团。在西方，资本通过这种多层的默契结构对劳工所施加的灵活而强有力的领导权，代表了一种比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所遭遇到的远远难以克服的障碍。(120)这种政治秩序有可能遏制和阻挡曾被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视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爆发革命的主要杠杆的那种经济危机。这使无产阶级无法按照俄国样板来发起正面进攻。为了对这种政治秩序作斗争，必须作长期、艰苦的“阵地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中，唯有葛兰西把这些概念用来直接寻求这种根本性历史绝境（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起因和原型）的理论解释。

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对这个传统来说，还有一个特点。这种理论不但基于亲身参加当代的政治冲突，而且也基于对欧洲的过去进行极为深入的对比调查。换言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人所实践过的那种经典意义上说，这是对经验材料进行科学研究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有其他主要的主题创新，就并非如此了。所有其他创新，从较旧的哲学意义上来说，是纯理论的构思，是用来理解历史的先验的概念体系，虽并不一定和经验证据不符，但这些体系的陈述方式，使它们始终得不到经验证据的证明，特别是，这些概念没有任何历史时期的具体方位，从而能把它们和葛兰西所仔细遵从的那种明确的史学范围联系起来，这种理论中最风行和最出乎意料的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所发展起来的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这种看法的起源要追溯到谢林的哲学，他在发展的中期接受了一种反进化论的形而上学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载入历史的一切，是在神性从世界上最初“收缩”之后，并在因神性和宇宙的再度统一而使自然获得最终的“复活”之前，“堕落的自然”由高级状态向低级状态的后退。(121)这种宗教性神秘主义的学说为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尔所采用，并被改造成一种世俗的“启蒙辩证法”。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从原始公社前进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强调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日益增强，把这看作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的暴政下所获得的逐步解放；这种解放的成果被一个接一个的剥削阶级通过劳动的社会分工而据为己有，但随着共产主义的到来，又将被生产者自己占有，最终创造出一个普遍繁荣富足的社会，其对自然的最终驾驭是“自由王国”的标志。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将这种肯定的概念变成一种带有强烈疑问的、或者甚至是否定的概念。对他们来说，人和自然的最初决裂，以及后来人对自然逐渐取得优势的过程，未必对人类解放带来进展。为了取得对自然——人类本身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支配，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分工和精神分工，这使人类遭受空前深重的压迫，虽然这种分工为人的解放创造了与日俱增的潜在可能性。降伏自然的同时，也使阶级固定下来，因而使大部分人从属于犹如不可改变的第二自然一般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社会秩序。迄今为止，技术进步只是使得专制机器更为完善而已。

同时，作为文明前提的理性结构，则依靠抑制人性而建立起来，这造成了自我和本能冲动之间的心理分裂，从而使理智有可能控制人的自发冲动。理性的手段日臻精密而发展为逻辑和科学，这就使人类周围的自然世界不断沦落为仅用数量表示的被操纵对象，使实物和认识概念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都具有可被操纵的特性。所有受到压抑的力量（那是这种抑制天性的致命后果）最后在启蒙运动中以哲学形式表现出来，当时天性本身被颠倒过来与理智等同；最后又在法西斯主义中取得它的政治形式，当时，兽行对暗中保护它的文明进行了报复，这是堕落的天性对理性的野蛮复仇。(122)工业技术的改进最终也有可能导致行星的自我毁灭，地球上的所有人工制成品都会因爆炸或环境污染而遭湮灭。所以，一个获得解放的社会将不再自以为是地寻根究底，其历史目标将是和自然妥协，而不是取得对自然的支配。这意味着不再企图残忍地、无望地通过使自然屈从于人而硬使人和自然等同，而是承认这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换句话说，也就是承认其脆弱的亲和力。(123)自然的“堕落”那时将在人之中和人之外获得最终的挽救；但由于两者并非等同，仍然不可能出现不为两者之间的矛盾所影响的任何一种和谐一致。

这一基本主题，对整个法兰克福学派来说，是共同的。然而，马尔库塞对此作了特殊的转义。在他的著作中，自然和社会获得了内容更精确、条理更清晰的发挥。对直接步弗洛伊德后尘的马尔库塞来说，人的本性主要是性欲——性爱。弗洛伊德认为，原始人为了和匮乏作斗争并获得文明，必须接受最初的压抑；阶级社会的结构更超乎这些压抑之上，产生了不平等和支配所造成的“过度压抑”的连续历史形式。然而，现在先进资本主义的技术财富却有可能通过建立极大富足的社会主义而结束过度压抑。(124)此外，一旦异化劳动的限制被除数消除以后，享乐原则（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解脱痛苦的原则，即弗洛伊德称之为“死”的原则）就可以最终和外部世界的现实原则相协调。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将与性爱的解放同时发生。这意味着不仅是性的多种形式的解放，而且意味着将性欲结合到工作和社会关系中去——这将使得到抚慰的生存物的每一次实践带上具有美学作用的感觉。在这个超脱了资本主义“表演原则”的令人神往的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中的竖琴名手——泽者著）世界中，高尚不再带有压制性；性爱的满足将自由地贯穿所有的社会生活；人和自然最终将在主观和客观的和谐统一体中获得协调。（125）马尔库塞所持的肯定态度使他明显地区别于阿多尔诺，阿多尔诺的著作并不涉及这类肉欲的满足。然而对马尔库塞来说，历史的实际进程否定了历史的可能结局，当代资本主义所实现的恰恰同真正的性欲解放背道而驰——使商业化的、假作随意的性行为“压抑性地非高尚化”，以此堵塞并扑灭更为深沉的性爱冲动的任何反抗。艺术也遭到类似的命运——艺术一度是批判性的，但现在已被结合进既定现实所赞美的文化中去，并采取中立态度。技术也不再含有向另一种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因为现代生产力的进步已成为一种退化，它要使现有的生产关系永恒不变。它所创造的极大富足，现在不过使资本主义能把无产阶级纳入压迫和惟命是从这种铁板一块的社会秩序中去，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无产阶级失去了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被剥削阶级所具有的全部意识。（126）因此，民主现在成了统治的正常伪装，忍耐成为同类体制内温的操纵力量，在这种体制下，民众（他们被剥夺了任何形式的否定意识）机械地选举自己的主子来统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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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丁一新    时间: 2007-11-4 00:01

主要是运用弗洛伊德学说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开创理论上的新的前景，这在马尔库塞著作中是很明显的，而似乎矛盾的是，阿尔都塞的著作也有这个特点。然而在他这个例子中，对心理分析的概念的选择和改造是十分不同的。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的心理玄学作一些调整，以阐述一种新的本能理论，而阿尔都塞却接过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来构思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概念彻底决裂，因为他明白地声称，“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因为——像无意识一样——在人类社会中意识形态的结构和所起的作用都是“不可改变的。”（127）这句格言是出于同弗洛伊德著作的类比，对弗洛伊德来说，无意识是“永恒的”。对阿尔都塞来说，意识形态是现实的一组神秘的或幻觉般的描写，表现了人同自己生存的实际条件之间想象中的关系，是他们的直觉经验所固有的。如此说来，与其说它是通常所想象的一种意识的形式，不如说是决心的一种无意识体系。意识形态作为幻觉曾经赖以寄身的一种媒介，反过来，其持久性又是其社会作用的必然结果，这种作用就是通过使人们适应自己由主导的生产方式所安置的客观地位，把人们联结在社会之中。这样，意识形态就是每个历史时期社会结合力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粘合剂。对阿尔都塞来说，意识形态作为虚假的信仰和描述的总和之不可避免的理由是：所有的社会结构，根据定义，对置身其间、担任各种职位的个人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128）实际上，所有意识形态的形态上的结构毫无例外地都是对社会形态和其中的个人之间真正关系的颠倒，因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关键性机制，总是要把个人当作社会的想象的“臣民”——自由首创精神的中心——，以此来保证他们作为社会的盲目支持者或牺牲品而真正隶属于这个社会秩序。一般的宗教（把人与上帝“联合”起来），特别是基督教，在这方面提供了所有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原始模型——灌输关于“自由”是更好的东西的幻想以确保“必然”发挥作用。斯宾诺莎对意识形态的这种特有作用作了完整的描述，并且正好以宗教为例，这比马克思要更早、更彻底。但是意识形态的这种无意识性质，今天可以和弗洛伊德的精神的无意识这一科学概念联系起来，这种科学概念本身“发端于”家庭这样一种客观结构所独有的意识形态形式。（127）最后，意识形态作为过去经验的无意识媒介，其超历史的法规意味着，甚至在一个无阶级社会中，其错误和幻想的体系仍会存在并向共产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身提供最重要的结合力。困为这种结构对其中的个人来说，也会是看不见的、无法渗透的。（128）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决不会和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大群众所经历过的观点和信仰完全符合。

萨特著作的结论和阿尔都塞的结论有某些暗暗的奇怪的相似性。但是使萨特的体系独具一格的主题是匮乏这个范畴。这个术语本身是由意大利哲学家伽利阿尼在启蒙时代所创造的，他第一个把价值阐述为任何一个经济体系中效用和匮乏之间的比率；（129）匮乏这个技术概念在李嘉图著作中仅仅提及一下，马克思实际上忽略了它，在马克思去世后，这个概念终于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作为一个中心范畴重又出现。然而，萨特对这个术语的使用，和伽利阿尼的使用，实际上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后者认为人类的原状况是富足的，最有用的物体也就是自然界中最丰富的。（130）马克思在提到这个问题时，要更含糊一些。但在间或提到一种原始匮乏状态的同时，（131）他更经常地暗示在文明到来之前，因人类需要的相对贫乏，自然界最初是富饶充足的。（132）而且，他的价值理论并不涉及什么匮乏，甚至不像李嘉图那样还在名义上提到过它。另一方面，对萨特说来，匮乏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关系”和“可能性的状况”，既是所有历史发展的偶然出发点，又是其“被动的推动力。”在人和自然之间并不存在最初的统一；相反，匮乏这一绝对事实决定了自然一开始便是“人的否定”，反过来又决定了历史是一种反自然。反对匮乏的斗争产生了劳动分工，并由此产生阶级间的斗争，因此人的自身变成了人的否定。因而，暴力行为，也即有文字记载的所有社会中连绵不断的压迫和剥削，就是内在化的匮乏。（133）自然界对人的严峻统治，以及人在改造自然、确保有生存时出现分裂和对抗，这就典型地产生一系列集合体——非人的集合体，其每个成员相互之间，以及和他自己都是格格不入的，在这种集合体中，所有人的目的都被他们行动的整个结果所抹杀。这些系列是迄今为止所有生产方式中社会共存的主要形式。其对立的形式是“融合集团”，其中所有的人相互之间都是成员，他们联合在一个兄弟博爱的事业里，以便在匮乏的环境中，与这种环境作斗争而达到共同目标。融合集团的最好例子，是胜利的革命高潮中处于启示关头的群众运动。（134）但是，在一个暴乱和匮乏的世界中进行一场并非势均力敌的战斗时，要维持这个集团本身的存在，就必须反过来使自己具有组织上的固定性和职能的专门化，因而丧失博爱和动力，变成一种“体制化的”集团。这时等待它的就是僵化和瓦解，下一步就是把集团的团结上升为凌驾于集团之上的“最高权威”，以获得一种上下垂直的稳定性。国家就是这样一种统治权的最终体现，它的一成不变的结构就是为数有限的一些人组成独裁的最高阶层，通过官僚等级和压迫性的恐怖，来操纵它下属的分散系列。随着这种统治权的巩固，最初创立这种统治权的积极的集团再次沦于连续的消极状态。（135）如果集团和系列对萨特来说，构成“一切历史的形成要素”的话，社会阶级的真正历史生动说明了这些形式之间错综复杂的结合或转变。然而，阶级本身从来不构成一个整体的融合集团，它们总是机构、集团和系列的一种不稳定的混合物——其中，后者将在名义上占优势。所以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在用词上是矛盾的、不可能实现的，是主动统治权和被动的系列之间的一种混杂的妥协物。（136）因为任何这样的阶级都不可能和一个国家完全一致，政治权力无法由整个工人阶级行使，国家甚至从来不是这个阶级中多数人的真正意见。只要全球性匮乏和阶级分裂存在一天，迄今历史上所有革命后国家的官僚化和压制性，就会和无产阶级这个社会集团的本质和状况紧密相联。官僚政治仍将是这个时代里社会主义所无法摆脱的伴随物和对手。

可以看到，刚刚综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质性主题的不断创新，反映了或预示了历史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所提出的实际中心问题。葛兰西对领导权所表现的动人关注，预言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出现为双方默认的稳定，这比这种稳定作为一种持久、普遍的现象而出现，早了二十年。阿多尔诺对自然所表现的许多关心，在当时显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邪说，可是后来在帝国主义国家有关生态学的广泛争论中突然重新出现。马尔库塞关于性欲的分析，预言对性欲的种种压抑和敏感在体制上会趋于瓦解，预言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许多资产阶级文化所特有的衰落而获得性的解放。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主要补充论述，是由同一时期先进资本主义世界的高等教育体制中出现的反抗浪潮所直接激发的。萨特关于匮乏的论述，系统地归纳了在落后国家的每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后会普遍地集中表现出官僚主义，而他的系列和集团的辩证法，则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中（1968年在法国）群众对资本主义进行首次造反的正式路线。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每一种体系对其研究的问题所提出的解决办法的相对价值、或这些办法的适与否。要关心的倒是尚待阐发和强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理论创新的集体方向。

因为，不管在其他方面是多么的互不一致，这些体系都有一个基本标记：一种共同的、潜在的悲观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传统之内的所有实质性的背离或发展，因其含义或结论的晦涩而区别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古典遗产。1920年到1960年之间，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方面慢慢地在西方改变了颜色。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人以及他们的继承者的信心和乐观主义渐渐消失。实际上，这个时期形形色色思想中的这些值得注意的新主题，每一个都同样表露出希望的减少和信心的丧失。葛兰西的理论遗产谈的是，对力量上远为强大、较之葛兰西的先辈所设想的要更经得住经济崩溃的资本主义政权结构进行一场长期消耗战的前景——一场最后无法弄清胜败结果的斗争。葛兰西自己的一生，同他的时代、和他本国的工人阶级的政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革命气质扼要地表现在“理智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这句格言上，又一次只有他一人有意识地察觉到并掌握了行将成为一种未曾预示过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音调。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所充斥的那种忧郁情调，完全缺乏可以相比的积极、刚毅的调子。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尔对于人类最终掌握自然就是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王国这个思想，提出质疑。马尔库塞谈到了解放人的本性这种乌托邦式的潜在可能性，只是为了更强调的否定其作为现实性中的一种客观倾向，并认为：产业工人阶级本身也许已经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被无可挽回的吸收了。阿尔都塞和萨特的悲观主义，还有另一个同样阴暗的领域，即对于社会主义结构本身所持有的看法。阿尔都塞宣布，甚至共产主义对于生活在这种制度之下的人们来说仍然是难以理解的一种社会秩序，还在用一种永恒的幻想——即他们作为社会成员可以享有自由——来欺骗他们。萨特摈弃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思想，认为是不可能的，并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官僚主义化解释为匮乏的必然产物，而且本世纪内仍无法设想能结束这种匮乏。

这些特殊的实质性主题，带有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历史上绝对罕见的总的重音和调子。这些也间接地、然而是明白无误地表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历史气候的深刻变化。在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在此之前没有哪一个思想家会用阿多尔诺或萨特、阿尔都塞或葛兰西所用的笔调或比喻来写作。法兰克福学派对历史的经常看法，由本杰明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无法理解的语言最清晰地表达出来：“人是这样描绘历史这个天使的。他的脸转向过去。在我们察觉到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灾难，不断把一个又一个残骸堆积起来，扔在他的脚前。天使愿意停下来，唤醒死者，并把粉碎的一切修复完整。但从天堂吹来一阵暴风；天使的双翅被强烈吹击而无法收拢。这场风暴不可抗拒地把天使吹向他的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骸却堆积如山，升向云端。这场风暴就是我们称为的进步。”关于一切阶级斗争的编年史，本杰明典型地写道：“如果敌人获胜的话，甚至死者也是不安全的；而这个敌人却在不断地获胜。”（139）葛兰西则身陷囹圄、横遭失败，带着一种凄凉淡泊的禁欲主义情调，总结了这个时代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使命：“有些事情已经彻底变化了。这是显而易见的。是什么呢？从前，他们都想成为历史的把犁人，想起积极的作用，他们每一个人都想起积极的作用。没有人想成为历史的‘肥料’。可是不先对土地施肥难道可以耕耘吗？所以把犁人和肥料都是必需的。抽象地说，他们都承认这点。但实际上呢？肥料总归是肥料，默默无闻，无声无息，为人遗忘而归于湮灭。现在已起了某种变化，因为有些人“在哲学上”使自己适应了充当“肥料”，他们知道，这是他们必须充当的……像雄狮一样生活一天，或绵羊一样生活一百年之间，甚至并不存在选择的余地。你的生活并不像一头雄狮，那怕一分钟也不是，远远不是，你年复一年过着比一头绵羊还远为不如的生活，并且你知道不得不那样生活。”（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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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丁一新    时间: 2007-11-4 00:02

本杰明和葛兰西是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但是战后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奏的调子依旧那样低沉忧郁。例如，也许是阿尔都塞最有力量的一篇论文，竟把从呱呱坠地到开始无意识的儿童时代的、伴随着疯狂暴力的社会发展，描绘成“所有成年人都已经历过的”一种严峻考验：“他们是这种胜利的永不忘怀的目睹者，常常又是其牺牲品，在他们内心深处，即在他们最不平静的那一部分，留下了由这场生死斗争造成的伤痕、弱点和僵硬。大多数人多少是安然无恙地脱身而出——或至少自称是这样的；这些饱经风霜的人中，不少人终生带着疤痕；有些人会因战斗而死，虽然有所间隔，但旧创会像精神病暴发一样疯狂地突然复发，这是‘否定疗法反应’的最后强制。为数更多的其他人，虽极其‘正常’，却只是‘机体’衰败的伪装。人类只将其正式的死亡记在战争纪念碑上：那些能死当其时，也就是说，能作为成人，以后在一场只有人狼和诸神互相厮杀牺牲的人类战争中死去的人。”（141）萨特还用了另一个比喻，来描述在一个匮乏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我们的同伴既和我们一模一样、又显得完全是另一模样，那么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一个反人——就是说，是把死的威胁带给我们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基本上理解他的目的（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目的），他的手段（我们也使用同样手段），他的行动的辩证结构；但我们把这些理解为仿佛是另一族类的特征，是我们魔鬼般的另一面。实际上没有一种生命——无论是野兽还是微生物——会像一种有智力的、食人的、残忍的、能理解并挫败人类智慧、其目的正是要摧毁人类的族类那样对人有致命危险。这种族类当然就是我们自身，因为在匮乏的环境中，每一个人都在其他人身上领悟了这点。”（142）含有这些章节的文献对马克思、拉布里奥拉或列宁的世界来说是完全生疏的。在作者明言的意图或论点之外，这些章节还流露出一种潜在的悲观主义。（143）——他们中没有一个斥责反法西斯或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意志的乐观主义。通过他们的说明，马克思主义阐述的是一些对社会主义来说曾经是不可设想的思想。

现在可以来总结一下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自成一体的那些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原先因帝国主义孤立苏联而造成的这两者之间的鸿沟，由于苏联和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官僚主义化而从制度上扩大并固定下来。对于在西方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鼓吹者来说，正统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他们所能理解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唯一真正体现——不管他们是投身进去也好，与之同盟也好，疏而远之也好。这个时代共产党的本质中固有的理论和实践的结构分离，使经典马克思主义特有的那种把政治—思想融合一体的著作不再可能。结果是，大学中的理论家和他们本国无产阶级的生活远远隔离，而且理论从经济学、政治学退回来而投进哲学。语言也随着这种专门化而愈益晦涩难懂，这种技术上的障碍是它脱离群众的结果。反过来，在不同的国家中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越来越缺乏国际知识，或者他们本身之间的交流日益减少。由于丧失了同工人阶级实践的任何有力联系，反过来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滑向当代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体现在正典型地和这些体系处于密切的（即便是矛盾的）共生状态中一起发展着。同时，因为理论家们都从事专业性哲学研究，加上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发现，导致了一场普遍的追溯探讨，要在以往的欧洲哲学思想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并据此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重新解释。这种做法有三重结果。首先，认识论的著作占显著优势，基本集中在方法问题上。其次，美学成了将方法实际加以运用的实质性领域——或者更广议地说，成了文化领域的上层建筑。最后，该领域以外理论上主要的离经判道，提出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新主题——大多数是以一种探索的方式——并流露出一种一贯的悲观主义。谈方法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聊以自慰，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因为造成这种传统的根本决定因素在于它是失败的产物——1920年后西方工人阶级经历了长期的挫折和死气沉沉的局面，其中，许多年头之可怕是历史上罕见的。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传统从整体来说，也不能仅仅归结为这一点。不管怎么说，其主要思想家并不接受改良主义。（144）尽管他们脱离群众，却没有一个人像他们之前的、考茨基这样的第二国际理论家那样，虽然和阶级斗争要接近得多，却拜倒在得势的资本主义脚下。而且，尽管有种种禁忌和失言，在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所阐明的历史经验，在某些关键方面，还是世界是最先进的——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形式，最老的工业无产阶级，和最悠久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这整部纪录中一些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内容，同它的苦难和失败一起，不可避免地进入它所产生或许可的那种马克思主义之中——尽管总是以一种转弯抹角的、不完全的形式。在它本身所选择的领域中，这种马克思主义较之以往所有阶段的历史唯物主义都更为深刻细致。它在这些方面的深度，是以牺牲其范围的广度为代价得来的。但是，如果说它注意的焦点大为缩小的话，它的活力倒并没有丧失殆尽。今天，过去十五年来帝国主义时期的全部经验，仍然是有待工人运动加以集中思考的不可避免的中心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那段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中任何新一代的革命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对此简单地置若罔闻或回避不谈。同这种传统进行清算——既向它学习，又同它决裂——便成为今天马克思理论获得局部复兴的先决条件之一。这种必要的既复兴又决裂的双重运动，当然并不是唯一的任务。它的目标的性质排除了这一点。因为最终说来，这一传统同一个特定地区相联系，也是它的依赖性和弱点。在原则上，马克思主义渴望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同任何其他对现实的客观认识相比，并不更带有民族的或大陆的属性。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方”这个词不可避免地暗示一种限制性的判断。缺乏普遍性，说明真理尚有欠缺之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因为是西方的，所以必然比不上马克思主义。只有当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任何形式的地方狭隘性，它才能发挥其全部威力。这种威力尚有待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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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葛兰西对经济问题缄口不提。可是具有讽刺意味、并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的一个最亲密的终身好友却是彼埃罗•斯拉发——葛兰西狱中最后几年同避居国外的意大利共产党之间的信件往来，就是由他中转的，可能他也是1937年葛兰西去世前几个月中与之讨论国际政治的最后一人。这位西方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家同战后年代最有独创性的那位经济理论家之间的这种不寻常的关系中，亲密无间的个人感情同分道扬镳的学术观点相结合，这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看来他们各自的著作所涉及的领域是毫不相关的。斯拉发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跟马克思主义本身范围内所完成的任何批判相比，要更为严密、也更有摧毁力。可是这种非凡的成果却是靠越过马克思，回复到李嘉图而完成的，由此产生的体系对《资本论》的价值理论也几乎是不留情面的。

（105）《美学》，柏林/诺伊维也德，1963年，迄今已译成英文的卢卡奇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著作有《欧洲现实主义研究》（1950年）、《历史小说》（1962年）、《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1963年）、《论托马斯•曼》（1964）、《歌德及其时代》（1967年）、《索尔仁尼琴》（1970年）。除第一本外，均由梅林出版社出版，该社还翻译了前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著作《小说理论》（1971年出版）。

（106）《美学理论》（法兰克福，1970年）。在主要的音乐研究论文中，迄今只有《现代音乐哲学》（伦敦，1973年）已译成英文。三卷《文学札记》是用德文发表的《柏林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958—1961年。

（107）见《启发》第219—253页；及《查理斯•鲍德莱：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抒情诗人》，伦敦，新左派书社，1973年。

（108）本杰明当然是布莱希特放逐期间和他交往密切，经常交流观点的人。布莱希特自己的美学思想，尽管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显然有其伟大的内在重要性，但比起他作为一个戏剧家所从事的写作实践来，总是次要的，所以就不属本书的范围。布莱希特同本杰明以及卢卡奇的双重关系，见《布莱希特考》第105—121页，以及1974年3月—4月第84期《新左派评论》所译载的论文（“斥格奥尔格•卢卡奇”）。至于阿多尔诺对本杰明和布莱希特的批评，其译文分别见1973年9月—10月第81期（“给瓦尔特•本杰明的信”）和1974年9月--12月第87/8期（“责任”）《新左派评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中，这些错综复杂的意见交流，构成最重要的论战之一。

（109）《论小说的社会学》，巴黎，1964年。

（110）《美学文集》，巴黎，1953年。

（111）《情趣的批判》，米兰，1960年；《电影的逼真性》，罗马，1954年。

（112）在题为《作为现实的一种形式的艺术》一文中，可找到他最清晰的阐述，见《新左派评论》，1972年7月—8月第74期。

（113）对马拉尔美和丹托莱托的研究论文，虽仅发表了一些片断，实际上都是长篇著作，见M.孔塔和M.李巴尔卡的《萨特的作品》，巴黎，1970年，262页，314—315页。

（114）《家庭的白痴》第一卷到第三卷，巴黎，1971—1972年，萨特论福楼拜的著作和本杰明论鲍德莱的著作，虽然一个是洋洋大观，一个是短论小议，但两者之间有着奇特的相似。本杰明的研究可分三部分：作为讽喻家的鲍德莱本人；他在其中从事写作的巴黎社会；以及合诗人与资本之含义为一体、被视为诗歌对象的商品，萨特的研究也由三部分组成：福楼拜个性的主观形态；第二帝国这个接受其为艺术家的客观环境；作为两者独特的历史结合体的《包法利夫人》。

（115）《文学和民族生活》是爱诺迪版《狱中札记》中最长的一卷；但该卷包括葛兰西入狱前的早期剧评。

（116）见《列宁和哲学以及其他论文》一书中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抽象派画家：克雷摩尼尼”“论艺术的一封信”；和《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的“小戏剧：贝尔多拉齐和布莱希特”；以及阿尔都塞《理论》丛书中的彼埃尔•马奇里所著《论文学创作的一种理论》，巴黎，1966年。

（117）有意思的是，真正有质量的、广泛涉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唯一著作竟是一部美学研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马克思主义和形式》。

（118）可以看到，由德拉•沃尔佩和卢卡奇建立的主要体系，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准则并没有重大的新背离。这是指在这两个例子中（不管怎样）比较忠实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原文。青年卢卡奇的著作中有关异化或物化这样一些主题的发展，尽管在较后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广为传播，也不能算作真正的革新，这是因为在青年马克思身上也充满了这些思想的。

（119）领导权这个概念的演变和意义，将在最近的《新左派评论》的一篇论葛兰西的文章中另作详细讨论。

（120）葛兰西提出这些观点的最关键段落，部分可见《狱中札记》英译本第229—239页、52—58页和5—14页。

（121）谢林：“万物岂不都表明是一种沉沦的生命吗？这些山过去也和现在一样在升高吗？承载我们的大地是上升到现在的高度呢，还是降落到这个高度？……啊，好奇的旅行家去波斯的荒野、印度的沙漠所游历的那些原始人类壮丽的遗址，难道不是一堆真正的废墟吗！整个地球是一堆巨大的废墟，居住在那里的动物犹如鬼魂，人类犹如精灵，那里的许多隐蔽的力量和财宝，仿佛被看不见的神力和魔法的符咒所禁锢”。《作品》，续篇第四卷，慕尼黑，1927年版，第135页。

（122）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尔《启蒙运动的辩证法》，伦敦，1973年，特别参见81—119页，168—208页。

（123）《最低道德》第155—157页；《否定的辩证法》，第6页，191—192页，270页。

（124）《爱欲和文明》35—37页，151—153页。

（125）《爱欲和文明》第164—167页；194—195页，200—108页，116页。

（126）《单向度的人》60—78页，X VI页，19—52页。

（127）《列宁和哲学》，第151—152页。

（128）特别参见《理论、理论的实践和理论的形成，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该文迄今以书的形式出版的，仅有西班牙译文：《哲学，革命的武器》，科尔多瓦，1968年，第21—73页。这本书的主题是明确的：“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就像在阶级社会中一样，意识形态具有在人们的存在形式的总和中确保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作用，有确保人与社会结构所确定的人的任务之间的联系的作用……意识形态的这种畸形，作为社会总和的本质的一种作用，更具体地说，作为由社会的结构的决定的一处作用，对社会是必需的。这种结构使得这种社会总和对于在其间处于由这种结构所决定的位置上的那些人来说，变得无法理解。这社会结合所必需的这种对世界的描述，由于社会结构的不明朗，必然是神秘的。”第54—55页。

（129）《列宁和哲学》第160—165页。

（130）《保卫马克思》，第232页；《哲学，革命的武器》，第55页。

（131）费尔南多•伽利阿尼《从货币谈起》，米兰，1963年版：“于是，价值便一种比率；这是由效用和匮乏这两个名词表示的两种比率组成。”（第39页）他所用的这个术语后来为孔迪拉克采用。对李嘉图来说：“商品具有效用，其交换价值有两个来源：匮乏而来，从获得它们所需的劳动量而来。”《政治经济和税收原理》，伦敦，1971版，第56页。然而，实际上李嘉图在他的价值理论中，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匮乏，因为他把它看作只和十分有限的奢侈品有关（雕像、油画、葡萄酒）。

（132）“由于奇妙的天意，这个世界是为我们的惠益而构成的，效用一般说来从不和匮乏同时发生……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如此充足地广布于整个地球之上，因此它们根本就没有、或相对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价值”：《货币谈起》，第47页。

（13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写道：“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这一段话托洛茨基在对俄国斯大林主义兴起的原因的分析中也提及，他的分析把匮乏作为他解释的一个中心范畴：见《被出卖的革命》，纽约，1965年，第三步56—60页。

（13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许可找到最有代表性的陈述：“起初自然的惠赠是丰富的，或至少只要无偿使用即可。自然产生的结合（家庭）、劳动的分工和协作与此相适应。因为一开始需要本身也是俭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73年。当然，与此同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自由王国”的定义，就是：比统治着前阶级社会和阶级社会的“必然王国”在物质上极大地富足。

（135）《辩证理性批判》，第200—224页。在萨特和霍布士之间经常所做的类比，是没有根据的。对霍布士来说，就像对伽利阿尼一样，自然可以保障人享有原始的富足，人把自然给予的富足作为大地的果实接受下来，此外不必再干什么。见《理想国》，伦敦，1968年版，第294—295页。

（136）《辩证理性批判》，第306—319页，384—396页。

（137）《辩证理性批判》，第573—594页，608—614页。

（138）《辩证理性批判》，第644页，629—630页。

（139）《启发》，第259—260页，257页。

（140）《狱中札记》，第XCIII页。

（141）《列宁和哲学》第189—190页。

（142）《辩证理性批判》第208页。

（143）在这点上，有必要提一下前面说到过的塞巴斯蒂阿诺•廷帕纳罗的著作。廷帕纳罗的著作包括对大战以来所写作的、他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最连贯、最雄辩的驳斥。所以，使人更为吃惊的是，有许多关键方面，无论如何，他自己的作品是和上面研究过的类型一致的。因为廷帕纳罗的作品也基本上集中于哲学——而不是政治或经济。而且，它也主要求助于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前辈，通过他们来实质上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在这个例子上，举足轻重的先辈是诗人季阿科莫•莱奥帕尔迪，他的唯物主义的特殊形式被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因为他并不回避不可逾越的界限——意志脆弱，不免一死——这是由敌对的自然强加于人的。所以，廷帕纳罗自己作品的最突出的主题，是自然最终战胜人类，而不是人类最终战胜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因此，也许比起本世界的所有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来，他是更加彻底地悲观的，并带有一种古典的忧郁。在所有这些方面，廷帕纳罗可看作是他所反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这虽然似乎是矛盾的，但却是明白无误的。有理由说，古代语言学——一个完全被从维拉莫维茨到帕斯卡利这样的非马克思主义艺术思想统治的学科——在他的结构中突出的重要地位，和本文所指出的那种类型也是一致的。在指出这一点后，必须立即强调，在其他方面，廷帕纳罗的著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恰成真正的鲜明对照。区别在于廷帕纳罗的哲学首先决不光和认识论有关，而是批判地忠实于恩格斯的遗产，寻求发展一种实质性的世界观；区别在于他之引用莱奥帕尔迪的思想，决非出自这样一种主张：马克思曾受这个诗人的影响或曾了解这位诗人，或者这两种体系根本上的相同的是——提出莱奥帕尔迪，是因为他提供一些马克思著作中所缺少、而不是隐蔽的东西；区别还在于他的悲观主义是有意识地宣布的，并在一篇条理清晰的散文中为之辩护。最后，可以说，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其他人物更不受官方共产主义势力的束缚。廷帕纳罗生于1923年，唯有他既不是共产党员，又非一个独立不羁的知识分子，而是另一工人阶级政党的战士——先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左派，后又是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的左派。

第五章
对比和结论

然而，现在可以看到，工人运动的一个新时期正在到来，它将使理论脱离实践的长期停滞得以结束。1968年法国五月暴动是标志着这方面的一个深刻的历史转折点。近五十年来第一次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和平时期，在帝国主义繁荣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发生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高潮。这场暴动的出现，绕过了法国共产党。因此，在西欧，理论和政治发生历史性脱节的两个关键条件，第一次开始不再成立。不受官僚化的党所控制的革命群众之重新出现，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阶级的实践再度统一，有了潜在的可能，当然，五月暴动最终来说并非一场革命；法国无产阶级的主力军，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还没有抛弃法共。在巴黎，1968年5月到6月这段时期内，革命理论和群众斗争之间的鸿沟远未在一夜之间全部弥合；但是，自1920年都灵大骚动期间的总罢工失败以后，在欧洲，这条鸿沟还从来没有弥合到这样程度。而且，法国的暴动不再是孤立的情况。在其后的年代中，在帝国主义世界中，可以看到自二十年代早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工人阶级反抗的波澜壮阔的国际风潮。1969年意大利无产阶级发动了该国历史上最大的罢工浪潮；1972年英国工人阶级发动了其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工潮，使国民经济陷于瘫痪；1973年日本工人对资本家展开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1974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战后第一次各国同时发生的大衰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群众实践之间，以工业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为导线，重新开辟一条革命线路的机会已大大增加。理论和实践的这样一种重新结合的结果，将改造马克思主义本身——重新创造出曾在当年产生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人的那些条件来。

同时，由五月暴动所引起的一系列大动荡，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地区，对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景还有另一种重要影响。自从斯大林在苏联获得胜利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科尔什到葛兰西或阿尔都塞，在欧洲左派力量的整个思想史的许多方面占据着前台。但是，贯穿这整个时期的、性质迥然不同的另一传统，在“舞台以外”继续存在着，并得到了发展——而且，在法国暴动时期及其后，第一次得到更广泛的政治关注。当然，这是指托洛茨基的理论和遗产。如我们所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总是像磁铁一样趋向正统共产主义这个磁极，把它当作国际无产阶级这个革命阶级的唯一历史化身。它从未完全接受过斯大林主义；可是它也从来没有积极地与之斗争过。但是，不管一代代的思想家对它所持的态度有什么细微的差异，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社会主义行动的有效现实或环境。正是这一点，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之间隔着整整一个政治领域。因为自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毕生致力于实际的和理论的斗争，以使国际工人运动从官僚政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工人运动能在世界范围内重振声威，胜利地推翻资本主义。托洛茨基在二十年代苏联共产党内部冲突中遭受失败，又被作为对以斯大林为象征的政权的一个长期威胁而从苏联驱逐出境，在放逐期间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不朽的发展。(145)他的新著作是在天翻地覆的群众性大动荡——十月革命——中产生的。但是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一个体系，出生却是被耽搁了的。它的诞生大大晚于十月革命，当时使它可能产生的经验已经消失。所以托洛茨基被放逐期间的第一个主要成果是一部具体的历史著作《俄国革命史》（1930）。（对他这种身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这是独特的。）迄今为止，这部著作在许多方面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文件中的最高典范。也是把进去的一切加以重新编写，并将历史学家的技巧和激情同政治领袖兼组织家的活动和记忆融为一体的唯一的一部历史著作。

托洛茨基的下一个成就，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重大。他孤居在土耳其的一个小岛上，虽相隔遥远，却写了一系列论述纳粹在德国兴起的文章，作为对政治时局的具体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纪录中，其质量是无可匹敌的。在这方面，列宁本人从来没有产生过深度和复杂性可与之媲美的任何著作。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期主义的著作，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对一个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纳粹独裁的形成——的第一部真正的分析。(146)在他的余生，他始终主张对德国工人阶级进行干预的国际主义性质，这种干预的目的是为了武装德国工人阶级以反对威胁他们的致命危险。尽管遭到流放，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个国家，失去和任何国家无产阶级的有形联系，他继续写下了以西欧为背景的最高水平的政治分析。对于法国、英国、西班牙，他都进行了考察，对它们社会形态的民族特点了如指掌，而这是列宁——倾全力于俄国——从来没有能做到的。(147)最后，关于苏维埃国家的本质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命运，他首创了严密而综合性的理论，运用权威性证据作佐证，使理论得到进一步发挥。(148)今天仍难于认清托洛茨基的成就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

这里没有篇幅详述托洛茨基其后的思想与著作的遗产。有朝一日，这个受迫害、受辱骂、被孤立、被隔离的另一传统的地下渠道和潜流的全部多样性，必将有人加以研究。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因其资料之浩瀚而大吃一惊。这里只对两、三个托洛茨基继承人的著作加以评论就够了。他身后的一代中最有天赋的继承人，是从波、俄边境的东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来的。伊萨克•多伊彻（1907—1967年），生于克拉科附近，是非法的波兰共产党的一位斗士，他在对于1933年纳粹的兴起所采取的政策上，和共产国际决裂了，在毕尔苏兹基统治下的波兰，他置身于工人阶级中的托洛茨基反对派之内斗争了五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他拒绝了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的决定，反对那种想保持理论和实践之间政治统一的企图，这时他相信那是办不到的。他随即移居英国。(149)战后，在那儿他成了一个职业历史学家，写了一系列论苏联革命进程和后果的长篇著作，并因此闻名于世。尽管他和托洛茨基有分歧，他们两人注意的焦点却近得不能再近。托洛茨基去世时正致力于一部论述斯大林生平的著作；多伊彻的第一部作品是一部斯大林的传记，正好接上前辈中断之处。此后，多伊彻的最伟大的作品是托洛茨基的传记。(150)他最重要的同代人和同事是另一位历史学家。罗曼•罗斯道尔斯基（1898—1967）生于利沃夫，是西乌克兰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梁赞诺夫领导下，作为维也纳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一个通讯研究员而工作，他和托洛茨基一起批评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巩固，并批评三十年代早期共产国际对德国法西斯所采取的政策。从1934年到1938年他返回利沃夫，在加利西亚的当地托派运动中从事活动，同时还写了一部研究该地区农奴制历史的长篇论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德国军队俘虏，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1945年获释后，移居美国，他在纽约和底特律单独从事研究，放弃了直接的政治活动，在那里，他写成了列宁时代以来论欧洲民族问题的少数几篇意义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一。(151)然而，他的巨著却是评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其与《资本论》关系的两卷长篇作品——在他死后于1968年在西德发表。(152)对马克思成熟的经济思想的结构作这种重大的改造，目的在于使当代马克思主义有可能重新加入到因两次大战期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消亡而中断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传统中去。托洛茨基不像他那一代的大多数理论家，本人并没有写成大部头的经济著作：罗斯道尔斯基本人并非一个受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但他作为曾经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东欧文化的一个孤寂的幸存者，出于对下一代的责任感，写下了他的著作。(153)他的希望并没有落空。因为四年以后，欧内斯特•曼德尔——比利时的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在战后第四国际中崭露头角之前曾活跃地参加抵抗运动，并被纳粹囚禁——在德国发表了直接得益于罗斯道尔斯基的一部题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完整论文。(154)这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范畴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发展所作的首次理论分析。

由托洛茨基派生的传统，在最基本的方面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恰成极端的对比。它集中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而不是哲学。它是绝对的国际主义，所关心的或所注目的绝不限于单一的文化或国家。使用的语言明晰而迫切，其最好的文章（托洛茨基或多伊彻的）还具有与其他任何传统的文章相等的或更佳的文学性。托洛茨基主义这个传统在大学里并没有占有职位。它的信徒遭到搜捕，并被目为非法之徒。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杀。多伊彻和罗斯道尔斯基被流放而无法返回波兰或乌克兰。曼德尔至今被禁止进入法国、西德和美国。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人的名字。为了设法使理论和实践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即使在最后终于放弃这种统一，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换得的成果是巨大的。今天，这种政治—理论遗产对于在国际范围内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复兴，提供了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它所体现的收获有其本身的局限和脆弱之处。托洛茨基把俄国革命的特殊公式发展成不发达世界的一般规律，这自然是成问题的；他论述法国和西班牙的著作并不如论述德国的著作那样明确，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判断是错误的，背离了他对纳粹主义的分析。多伊彻对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内部改革的前景所持的乐观态度是没有根据的。罗斯道尔斯基的主要工作，从其范围来说，与其说是探讨性的，不如说是阐述性的。在这一领域长期沉默之后，曼德尔故意在其研究论文前冠以“试论”的副题。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步不能超越的它自身产生的物质条件——当时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实践。被迫和整个世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主力军相脱离，加上工业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长期缺乏群众性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对整个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造成影响。最终来说，它也受到西方工人阶级在历史上长期失败的支配。它无视使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的时代变化，这使它得到特殊的惩罚。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事件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有效性和现实性，却对这两点还是再次予以确认，这就使这种传统不自觉地趋于保守。对经典学说的守旧优先于对它的发展。在托洛茨基传统的常规形式中，典型的缺陷是：它对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信心是基于愿望而不是基于理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则一味盼其崩溃。有必要对这种经验的成败作一番历史的评说。早该对托洛茨基的遗产及其后继者们进行一次类似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遗产已能做到的那种系统的和批判性的评价了。同时，自从左翼反对派在俄国失败之后，在六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发展，第一次开始为那些托洛茨基有联系的政治思想重新出现在工人阶级的论战和活动的中心区域，创造了客观可能性。当这种汇合发生时，这些思想的价值，将通过更为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性实践的批判，得到鉴定。

同时，自从六十年代末期以来时局的变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影响。理论和实践在摆脱了官僚主义桎梏的群众革命运动中最终重新统一，将意味着这一传统的结束。当造成这种传统的分离被克服时，作为一种历史形式，这种传统会趋于湮灭。今天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被人废弃的先兆；但这一过程决没有完成。现阶段仍处于过渡状态。始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潜在重力场的欧洲大陆各大共产党远远没有消亡；它们对本国工人阶级的支配也并没有显著减少，虽然它们作为革命组织的信誉已经在知识分子中有所削弱。上面讨论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中，有许多人现在已经死去。那些还活着的，迄今已证明并不能对法国五月暴动后产生的新局面做出反应，从而对他们的理论做出显著的发展。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才智可能已经枯竭。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形成的青年一代中，已经有越出他们前辈的哲学界线而转向更多地关心经济和政治理论的趋向。(155)然而这种转移常常伴之以干脆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而不是苏联的共产主义的作为参照。虽然中国作为方向的一极，从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来说都比较含糊，但将中国代替苏联，倒也基本上保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心照不宣的非独立状态。老一代理论家中有些人——阿尔都塞或萨特——多少是直接由一极转向另一极的，这只不过确证了结构关系上的连续性。(156)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根本性的新发展，都应看作是难以估价的。这一传统所剩下的老一辈理论家，在哲学上毕竟已经枯竭，只能限于重复。他们的弟子的前途自然要广阔些。

同时，不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最初的发展区域中命运如何，近年来已见到发轫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区域中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盎格鲁—萨克逊和北欧国家中，这种扩散的结果是难以预见的。历史上这些国家都没有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迄今都没有产生过任何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然而有些国家也有自己的财富。特别是在英国，工人阶级在工业上仍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一个阶级，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的质量可能要优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迄今为止更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这一地区相对地退避一隅的局面，可能本身也会发生令人惊讶的迅速变化。因为，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理论的速度和传播，由于后来居上的好处，后进国家也能在短期内变成起主导作用的国家。无论如何，可以怀着某种信心说，除非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和英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资产阶级的国土，一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工人阶级的国土——占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就不会同二十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文明用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课题的充分影响进行较量。第三国际甚至在列宁的全盛时期也未能在盎格鲁——萨克逊强国中获得任何重要的进展，而当时美国和英国是世界资本主义最大的两个中心，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在其成就的高度上作为活的革命理论的不完善程度。今天，正处于最强而不是最弱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宏大的科学问题，大部分仍有待解决。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尚未完成其最棘手的任务。而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的成熟的帝国主义堡垒中最终安下家来，它就不大可能对这些问题严阵以待。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漫长而曲折和弯路以后，列宁这一代所未能回答的、而且由于斯大林时代理论和实践的脱离而无法作答的问题，至今仍有待答复。它们并不属于哲学的范围。它们和过去五十年中统治世界历史的主要经济和政治现实有关。因为篇幅有限，这些问题只能在这里最简略地提一笔。首先，已成为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权规范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其真正的性质和结构是什么？哪一种革命战略能够推翻这种如此不同于沙皇俄国的国家历史形式？在西方，在这种形式之后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形式呢？马克思主义理论几乎没有从它们的相互联系来涉及这三个主题。在一个以阶级划分的世界中，作为一种社会单位，民族的意义和位置何在？特别是，作为过去两个世纪中基本力量的一种群众性现象的民族主义，其复杂的机制何在？这两个问题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以来，都未曾得到过适当答复。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当代的运动规律是什么？它们是否具有特有的新的危机形式？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统治的国际体制，其真正结构何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列宁和鲍威尔以来早已改变了的背景中刚刚开始。最后，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产生的那些官僚国家，其一致性和区别性的基本特点和动力又是什么？俄国革命后摧毁了无产阶级民主，接着又怎么会在从来没有无产阶级民主的中国等地发生革命呢？这种进程的明确界限又是什么呢？托洛茨基对前者开始了分析；但他并没有活着看到后者。正是这一连串问题构成对今天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挑战。

我们已经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的老家兴起一场没有组织束缚的群众革命运动。只有到那时，才有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的新的统一，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必要的力量以产生它今天还缺乏的知识。未来的这种理论出现时所采取的形式以及这种理论的承担者，是无法预见的。认为它们必将重复过去的经典模式，那是错误的。实际上，迄今历史唯物主义所有主要的理论家，从马克思或恩格斯本身到布尔什维克，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物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物，都来自有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通常还是来自门第较高的而不是较低的资产阶级。（157）葛兰西是出身真正贫寒的仅有例子；但就是他也远非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从这样一种格局中，人们不能不看到国际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从一种世界和历史角度来看，暂时还没有成熟。只要想一想布尔什维克老卫兵所组成的政治领导的脆弱性对十月革命造成的后果；他们几乎绝大多数来自俄国知识分子，驾凌于基本未受教育的工人阶级之上。老卫兵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二十年代都被斯大林轻而易举地清除了，这和他们之间的社会鸿沟不无关系。能够取得持久自我解放的工人阶级运动，将不会重复这种二元论。葛兰西所设想的产生于无产阶级队伍本身的“有机知识分子”，尚未在革命社会主义中起到他相信他们能起的结构作用。（158）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极端玄奥的形式，是葛兰西所谓的在社会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没有或几乎没有接触的时期中的那种“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但是从长远来说，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随着帝国世界的工业工人阶级稳步获得文化技巧和自信而由他们自身有机地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职责。

最后可以以列宁的话作结束。他有名的格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常常被人们正确地引用。但他还以同样的分量写道：“正确的革命理论……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159）这里每一句话都是有道理的。革命的理论工作是可以在相对孤立的条件下进行的——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列宁在为战火围困的苏黎世：但理论只有同工人阶级自己的集体斗争相结合，才能获得正确的和最后的形式。近年来，历史中所常见的那种仅仅成为一个党组织的形式上的成员，并不能算是结合；必须和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取得密切联系。仅有革命小组的战斗精神也是不够的；必须和真正的群众相结合。反过来，和群众运动相结合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后者有可能是改良主义的；只有当群众本身是革命的，理论才能完成其卓越的使命。能成功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这五个条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然而，重新出现这些条件的前景终于变得开阔起来。在一个成熟的工人阶级中诞生真正的革命运动时，理论的“最终形式”是不会有一模一样的先例的。现在只能说，当群众自己说话时，五十年来西方所产生的那种理论家们就只好保持缄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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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豪克海默尔是唯一的叛变例子：但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中，他在学术上始终居于次要地位。

(145)虽然，在他革命前的著作《结果和前景》中，这种发展已见其端倪。

（146）这个判断看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点我们将在别处再提。论德国的这些文章竟在1970年——当时德文第一版已出版——以前一直未能汇编成书出版。这也就说明了托洛茨基的遗产的命运了。至于该书的英译本，现在可见《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纽约，1971年。

（147）现在分别收集在《法国往何处去？》（1970年），《论不列颠》（1973年），《西班牙革命》（1973年），这些都是在纽约出版的。论不列颠的著作大部分写作于二十年代之后；但上述论文集没有收进三十年代的一些重要文章。

（148）尤其是《被出卖的革命》、《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本质》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纽约，1965年）。

（149）多伊彻的早期经历，见D•霍洛维茨编《伊萨克•多伊彻其人及其著作》中丹尼尔•辛格的《以笔为武器》一文，伦敦，1971年，第20—31页。

（150）《武装的预言家》（1954年）；《未武装的预言家》（1959年）；《被放逐的预言家》（1963年）。

（15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民族的发生”问题》，汉诺威，1964年。关于罗斯道尔斯基的传记，见《第四国际》第33期中的介绍，1968年4月号。

（152）《马克思〈资本论〉的发生史》，法兰克福，1968年。

（153）同上书，第10—11页：“从职业来说，作者既非经济学家，又非哲学家。要是今天能有更适于承担该项任务的马克思理论家学派的话——就像本世纪最初的三分之一时期那样——他本来不会轻易去写一部评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书的。但是上一代著名马克思思想家大多数成为希特勒或斯大林恐怖统治的牺牲品”。

（154）《晚期资本主义（试论）》，法兰克福，1972年；献给罗斯道尔斯基，第9页：[伦敦，新左派书社1975年增补的英文版删去了德文版的副标题。]

（155）这类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尼科斯•波朗查斯的著作：英译本《政权和社会阶级》（伦敦，新左派书社SW，1973年）和《法西斯主义与专政》（伦敦，新左派书社，1974年）。

（156）毛主义的本质和影响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有必要另外对此作详尽讨论。

（157）“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惯例的称呼，对上面所讨论的大多数人物并不合适。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自富有的制造商、商人和银行家家庭（恩格斯、卢森堡、鲍威尔、卢卡奇、格罗斯曼、阿多尔诺、本杰明、马尔库塞、斯威齐）；大地主（普列汉诺夫、梅林、拉布里奥拉）；高级律师或官僚（马克思、列宁）。

（158）也许迄今来自西方工人阶级队伍本身的最突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是一个英国人雷蒙德•威廉斯。但威廉斯的著作虽在其典型的美学和文化焦点上，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类型是密切相符的，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然而，其中的阶级历史——泰然而自信的贯穿于威廉斯的著作中——使这部著作具有在其他当代社会主义著作中无法找到的性质，而这些性质将成为未来任何革命文化的一部分。

（159）《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82页。

后记

本书所得出的一些论点，今天一定会有人作某种保留。因为这些论点缺乏某些不可缺少的条件和特点，因此它们的逻辑不过是一种归纳性的逻辑。它们的启示录式的调子本身就是已经回避或忽视困难的可疑迹象。对这些困难作适当的探讨——且不说解决这些困难——那需要另外写一篇专文。这儿所能做的，最多只是说明一下本书结构中的主要弱点，而这是不需多费笔墨的。本书通篇是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结束部分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直接和群众革命运动相联系，才能取得合适的形式。当群众革命运动实际并不存在或遭到失败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可避免会变得畸形或破损。贯穿全书的这个主题的前提，当然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被传统地视为规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本身的课题。在本书中有某些暗示，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要比习惯上承认的更为复杂；但从整体来说，本书坚持肯定本世纪科学和阶级之间、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起义之间的基本联系。对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所必要的实际条件或精确范围，并没有作任何审核。因此，本书的结论会使人从“行动主义”的角度研究文中的论题，而这是在科学上站不住脚、并在政治上不负责任的。

因为，正像本书最后几页中所提示的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论述，有一种难以克服的阻力。很奇怪，这种阻力以前没有经常地为人所提及。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确切称号是历史唯物主义，它就必须首先是历史的理论。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历史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当然也是历史的，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内实践作用的传统格言所不自觉地提到的。但是过去是不能由现在的任何实践所更改的。过去的事件总要被后世所重新解释，过去的时代也总要被重新发现；从任何清醒的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是无法更改的。从政治上说，在实际的现在和可以预见的未来，活着的男男女女的命运，对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比起其他所有的考虑，要重要得多。然而，从科学上说，可以认识的极为重要的方面却是已经逝去的领域。过去是无法修改和抹杀的，同行动尚待完成的现在相比，过去是可以更加肯定地认清的；而且不仅如此。这样，对任何可能的历史学来说，在知识和行动、理论和实践之间，总会有一种固有的分裂。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既不能放弃对浩瀚无际的过去进行理解，又不能声称有权对过去进行物质改造。所以尽管有种种可嘉许的引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等同于革命的社会学。用现在颇为时髦的话来说，它决不能降为“时局分析”。因为根据定义，当前的事情很快会消逝。把马克思主义限定为当代的学说，就是要它永远遗忘过去，在这种情况下，现在一旦隐退为过去，就不再是可以认识的了。（160）社会主义者很少会不同意这一点。可是矛盾的是，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人对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的确切使命进行适当的辩论。这和任何一种哲学实用主义都是不相容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自称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或许应当以应有的严肃态度来加以对待。因为要获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荣称号，就应虚心地尊重它的两个现实条件。这种尊重要求对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概念加以限定。本书已经强调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缺乏国际工人阶级的参加，而摆在二十世纪国际工人阶级面前的重大政治问题肯定仍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制约。但是，从来没有好好研究过这种制约的确切形式和办法。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他们常常归之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所具有的全面的、不加批判的普遍性，实际上也许有助于马克思主义者把注意力更集中在为革命理论的产生所需的特定社会条件上，以及集中在使之生效所需的特定科学细节上。

这不是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应该区分出两个互不相干的、封闭的领域——一个是主动的“政治学”、一个是被动的“历史”，一个完全为潮流般的群众实践所左右，另一个却和这种实践在思想上毫无干系。应把迄今为止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化中“编史工作”和“理论”之间不恰当地被忽略的关系——实际的和潜在的——问题提出来。现代历史著作的政治倾向，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也好，非马克思主义的也好，已是众所周知，无需再在这里赘述。（当然，它们并没有达到经典意义上的那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形式。）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政治著作或经济理论著作中可资利用的、或为它们所需要的文物史料，并没有人经常加以研究。事实上，理应一清二楚的是，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中的进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潜在的极端重要性。可是，尽管在几乎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的重要流派，却不能说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已获得同等的好处。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现和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或经济学结合起来的做法并不常见。如果想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并不存在这类专业性编史工作的话，这种反常就更加触目惊心了；而在其后的时代中，专业性编史工作的出现，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许多值得一提的影响。由于这种工作的新颖，所以它对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和重要性质尚需拭目以待，也许至少可以作这样的猜测：“历史”和“理论”之间的相互平衡也许可以在今后任何一处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加以调整，改变其目前的结构。

本书中还有一个重点需要作有关修改。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标记，是用来开展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结构对比的。这种对比肯定不是虚构的。可是本书的陈述方式会不适当地取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研讨。后者与当时工人阶级斗争的真正统一，确实使它优于其后的传统，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似乎成为一种绝对的比较标准。然而，一旦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条准则被相对化以后，即便是这门最密切、最勇敢地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科学，也必须经受经常的，一丝不苟的重新估价。如果说本书并没有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描述成完美无缺的话，那么本书所提到的它的局限之处，主要就是它的不完整，事实上可以说是空白，弥补的方法是进一步发展理论，而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后期力所不及的。在经典遗产中，也许有些成分，并非不很完整，可是，却不很正确，对这种可能性没有加以足够的严肃对待。部分来说，正是由于积累了有关过去的历史知识，而那些身历其境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又无法加以利用，因此今天才允许并要求对他们的著作提出新的科学质疑。

换言之，经典马克思主义应该像由其派生而来的经典以后的传统一样，经受同样严格的审查和批判性的评价。在这方面需要的勇气和冷静要比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大得多，因为几乎所有严肃的社会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大师都十分尊敬，并且，对那些政治立场上保持一如既往的坚决革命性的大师们，迄今没有任何学术上的批判。然而，最大的尊敬应与最大的清醒相一致。今天，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把学术知识和富有质疑精神的老实态度结合起来，而这一点现在尚未做到。在战后年代，在哲学领域里最好和最有独创性的工作一般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对一篇典范文章或一位典范作者（马克思、或恩格斯、或列宁）进行巧妙的重新解释，以驳斥有关另一篇文章或另一作家的传统观念，其目的时常是为了同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批评或错误的解释作斗争。今天，有必要放弃这种做法，有必要进而探究经典马克思主义原文的可靠性，并且不需要事先设想它们必然是首尾一贯的、或者肯定正确的。事实上，当代社会主义者最重要的责任，也许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弱点找出来，说明它们的历史原因，并使之得到改正。任何一门科学都会发生一些错误，自命没有错误，只会使历史唯物主义这门科学的信誉受损。通常把马克思主义与哥白尼或伽利略进行类比（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应该严肃对待：今天没有人设想后者的著作没有严重的错误和矛盾。正因为他们处在现代天文学或物理学的开路先锋的地位，所以恰恰肯定他们在一门新兴科学发展的初期必然会犯错误。由此推论，这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样的。这一传统的经典著作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在这里显然无法深谈，然而仅仅主张形式上有必要如此行事，而不加以任何具体化，那就几乎无异于有口无心。所以总起来说，应该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中看来并不恰当或并不令人满意的某些关键领域。对这些领域所作的简略的评论，自然并不能算作对有关问题所作的适当论述。它们只不过是把一些需要另行考虑的问题略微提及一下。为方便起见，这里将只提及经典传统中三位突出人物的著作——他们是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

关于马克思全部成就的伟大之处，无需再在此赘述。实际上，正是他对未来的总的视野，在某种意义上使他在审视当时所处时代时引起局部的幻觉和近视。如果马克思当初不是有时超越了他所生活的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话，他就不可能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政治上和理论上仍然这样重要。他的错误和疏忽，可以说是对他的预见所付出的典型代价。现在可供利用的有关资本主义历史的科学知识——比他所能利用的要丰富得多——应使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能超过这些预见。正是在这一方面，从当代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著作有三个领域显得特别有问题。

（1）其一是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论述。他早期的著作实际上是着手对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的结构作理论说明（那是在欧洲任何地方存在这种民主之前）——但是在非常抽象的、哲学的水平上作这种说明的。然后，在1848—1850年，他写了一篇研究拿破仑三世在法国创立的特殊独裁国家的具体历史论文——那是他仅有的一次这类尝试。从那之后，他再没有直接分析他在其中度过余生的英吉利议会国家。要说他有什么分析，那就是把“波拿巴主义”不适当地概括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典型形式。这是因为他在政治上记得“波拿巴主义”1848年所起的反革命作用。因此，1870年失败后，当第三共和国在法国出现时，他就没法对它进行分析。最后，由于对“军国主义的”波拿巴主义抱有成见，对比之下，他似乎倾向于低估“和平主义的”英国、荷兰和美国的镇压能力，有时他似乎认为，在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可以单单通过和平和选举手段来实现。结果，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权力的政治结构，根本没有写出任何首尾一贯的或比较性的论述。他早期的政治——哲学著作和他后期的经济著作之间有显著的脱节。

（2）同这种缺陷联系在一起的，似乎是他不甚理解他在其中渡过一生的那个时代的后期的本质。虽然马克思在一生中唯有他一人理解1850年以后将要改造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动力，但看来他从未记下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发生的国家体制的重大变化。1848年的失败看来已使马克思深信，资产阶级革命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各处的资本现在都害怕工人（所以法国和德国在那一年背叛了工人）。事实上，马克思在他的余生目睹了在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和其他地方的一连串胜利的资本主义革命。这些革命都是在民族主义、而不是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使民族性在一种新的世界一致性中逐渐削弱以至废弃：事实上，它的发展却反而唤起并加强了民族主义。马克思未能觉察这点，结果使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犯了一系列严重政治错误，当时欧洲政治的主要戏剧性事件都和民族主义斗争相联系。因此马克思敌视意大利的复兴运动，忽视德国的俾斯麦主义，颂扬美国的林肯，赞许巴尔干国家中的奥托曼主义（后者又是由于他对1848年的“与时代不合的”看法、即他对俄国的担忧所造成的）。他绝口不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性质这类重要的理论问题，对后几代社会主义者造成十分有害的后果。

（3）马克思最伟大的成就《资本论》的经济结构本身，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其中最显著的是马克思提出的价值理论。除了由于马克思不把匮乏作为一个决定因素（和李嘉图比较）而引起的困难以外，还有确定劳动投入本身的时间问题（和斯拉发比较），特别是，迄今为止把劳动转换成价格这个计量媒介时遇到的棘手困难（这是和科学性规范标准相矛盾的，也是和通常把剩余价值的发现和氧的发现相比有矛盾的）。整个价值理论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方面，是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本身之间的区别，虽然这种区别对这个理论来说是重要的，却从来还没有为马克思或他的继承人从理论上明确整理出来，或在经验上确定起来。《资本论》体系所得出的最危险的结论是关于利润率下降的普遍原理，以及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产生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的信条。这两点都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证明。第一点包含的意思是：资本主义会因其内部的机制而发生经济崩溃；第二点包含的意思是：如果不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问题，生产劳动者这一庞大的工业劳动阶级就会在极少或没有中间集团的情况下最终以绝对压倒多数超过一小撮资产阶级而造成社会崩溃。因此，在晚期的马克思著作中缺少严格意义上的任何政治理论这一情况，按逻辑推理，可能同他经济理论中潜在的崩溃主义有关，这种认为资本主义趋于崩溃的思想使得政治理论无需发展了。

列宁的例子涉及另外一系列问题，因为列宁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不仅是一个理论的创始者，而且是最终组织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实践的建筑师。所以他的理论同实践之间的关系和他的理论主题本身之间的关系，是同样重要的，看来，他的一生和他的工作所提出的主要问题，都和无产阶级民主（党内的和国家的）以及资产阶级民主（西方的和东方的）有关。

（1）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关于高度集中的新雅各宾式党的最初理论，显然是以专制俄国的秘密条件和立宪制德国的合法条件间的区别为前提的。然后，对1905—1906年革命期间所发生的群众暴动的理论多少做了一些整理，但列宁从来没有正式修正或修改过。1917年，苏维埃在俄国再度兴起，使列宁相信工人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革命形式，那是和欧洲资本主义政权的全体一致的形式相反的。他在《国家与革命》中对苏维埃的著名解释，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第一次获得真正的发展。然而，列宁在那时，或在其后，都没有把他关于党的学说和他关于在俄国等地的苏维埃的论述联系或结合起来。他关于前者的著作并没有提及后者，而他有关后者的文章对前者也缄口不提。结果，就造成在国内战争爆发以后，从《国家与革命》的强烈的苏维埃民主主义，一下子倒转为俄国政府实际上的激烈的一党独裁主义。列宁在内战之后的演讲中记载了苏维埃的衰落，但他并没有经常为此操心，或感到真正的后悔。列宁关于在苏联恢复无产阶级民主以反对沙文主义的官僚机构侵蚀的最后药方，只是提议在党内，而不是在阶级内或国内，进行有限的内部变革：在他的政治遗嘱中并未见提起苏维埃。这里涉及的理论上的失败，也许可以和内战期间及其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在对反对派施加政治镇压并为之辩解时所犯的实际错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对此加以实事求是的研究后，也许会证明这种镇压常常是没有必要的，并且是倒退的行为。

（2）在《怎么办？》一文中列宁提出了西欧和东欧之间有着基本的历史区别，他的事业就是这样开始的。在其后他又多次（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提到这点。但是他从来没有把它严肃地当作马克思主义政治思考的对象。引人注目的是，也许是他的最伟大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在讨论资产阶级时，完全是泛泛而谈的——从他论述的方式来说，可以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事实上，刚刚被二月革命所消灭的俄国政府，在范畴上有别于德国、法国、英国或美国政府，而列宁引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所涉及的却是这几个国家。由于未能把封建独裁和资产阶级民主明确地区别开，列宁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不自觉地留下了经常地混乱，使他们无法在西方发展一种有说服力的革命战略。这只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代议制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直接和系统的理论基础上，以及与沙皇专制迥然不同的、既有许可又有强制的机制特殊结合的理论基础上，才能做到。这种理论上闭塞的实际后果是，列宁所创立和指导的第三国际无法在二十年代的现代帝国主义的最大中心——英国和美国这个盎格鲁—萨克逊世界——中广泛扎根。在这些社会中需要另一种政党和另一种战略，但这尚未创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这部经济著作，在1916年写成的时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展，然而它的大部分内容仍然是叙述情况的性质，到了战后这部著作似乎使人感到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一蹶不振了，这一点在共产国际的许多文件中成了官方公式。于是，一种隐蔽的经济崩溃主义又一次发挥作用，使得社会主义的战士不再费力去发展一种有关国家结构的政治理论，来同西方进行论争。

对托洛茨基的著作几乎还没有做过什么严肃的理论评价。在记载革命家生平的书籍中，多伊彻的传记可能是最广为传诵的一本，但奇怪的是，与此同时或在此以后却没有对托洛茨基的思想进行任何比较系统的研究——也许部分是因为这本书的许多长处反而使人看不到这样做的必要性。从时间上来说，托洛茨基的著作和今天的政治论战、而不是和古典传统的其他理论家的政治论战，更为接近。对托洛茨基的著作需要作心平气和而又实事求是的分析，而这是迄今尚未进行过的。它所提出的主要困难似乎是以下几点。

（1）托洛茨基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概念来解释和预言俄国革命的道路。这证明是正确的。在俄国没有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出现介乎其间的资本主义稳定期，工人阶级的起义在沙皇专制结束后短短几个月内便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政府；而这个政府一旦被孤立于一国之内时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在1924年以后，托洛茨基把他关于俄国革命的公式加以普遍化而把整个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世界也包括在内，宣称今后在任何落后国家中，不可能再有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不可能有一个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阶段。取得民族独立和解决农民问题，是经常用来说明任何殖民地资产阶级都无能为力的两件大事。战后的历史经验更加模棱两可。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例子显得和前一估计相矛盾；玻利维亚革命的例子又和后者相抵触。并不时常提到的第三个标准是建立代议制（议会制）民主；印度联邦三十年的历史说明，这或许也是可能办到的。有人会退而争辩说，没有一个前殖民地国家会符合所有三个标准，或者说由于帝国主义的作用和这些国家内部争权夺利及腐化堕落，哪个国家都没有取得真正的独立、民主和解决农民问题。但是把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加以任何不适当的引伸，会使不断革命的理论本身成为一种同义反复（根据定义，只有社会主义可使一国完全脱离世界市场或解决农民的所有问题），或要求这种引申提出可靠的证据，而这种证据即使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也永远不可印证的。（譬如说，这些家花了多少世纪才取得资产阶级民主、中间还穿插许多类似当代印度那样的倒退。）所以“不断革命”的定理，必须看作迄今还是一种没有得到证明的一般理论。也许可以假定，困难在于这种理论太拘泥于1850年马克思的一篇文章。这种对马克思著作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做法，并不见得会保证科学的精确性。

（2）托洛茨基论法西斯主义的著作，代表了整个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唯一直接而成熟的分析。托洛茨基这些著作的质量优于列宁写的任何东西，然而，这些分析涉及的是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非典型形式，尽管当时在历史上显得势头颇大。托洛茨基为了把法西斯国家的特殊性作为所有工人阶级最致命的敌人并加以理论化，当然就必须提供一种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相反的理论素材，以建立两者之间的对比。所以在他的著作中，论述资产阶级民主的材料，要多于他的先辈们的任何著作。然而，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的论述。由此看来，这种理论的缺乏，对他在纳粹主义得势后进行的政治判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他在论述德国的论文中曾强调了争取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极大必要性（引俄国的反科尔尼洛夫集团为例），他论述法国人民阵线的论文中却摈弃了当地小资产阶级的传统组织激进党，把它看作原则上必须从所有反法西斯同盟中排除出去的一个“民主帝国主义”正党而已。在他论西班牙内战的文章中，这种同样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作了某些限制和改正。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托洛茨基把当时的国际冲突谴责为仅仅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帝国主义之间冲突的重复而已，工人阶级在这场战争中不应选择任何一方——尽管一方是法西斯性质的，而另一方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这个立场得到下列断然的辩解，即：因为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在三十年代总是每况愈下地陷进经济灾难，所以对工人阶级来说，区别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种形式已不再具有实际重要性。这种理论演变的错误看来是显而易见的。托洛茨基自己早年论述德国的著作，正是他后期论述战争的著作的最好驳斥。当然，一旦苏联受到德国进攻，托洛茨基本来是会改变他对世界性冲突的立场的。但看来促使托洛茨基在后期发生错误的经济崩溃主义，从列宁起便始终存在于第三国际之中，并如我们所见，它的最后根源则在马克思。

（3）托洛茨基是得出工人国家官僚化理论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三十年代对苏联的论述，以任何标准来看，仍不失为一项高超的成就。然而，关于一个“工人国家”有计划地压制和剥削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全部涵义和矛盾，则是托洛茨基所从来没有，或许必然不会探讨过的。特别是，他所留下的理论，除俄国以外，似乎并没有预言或解释这类新国家的出现，其中，或者没有类似的工业无产阶级（中国）或者没有类似的自下而上的革命（东欧），然而即建立了明显相似的历史体制——事先并没有经历任何蜕化。后来关于引申“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的论战反映了这个困难。托洛茨基关于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本质的一般理论，还在他的下列命题中遇到了进一步的问题，他认为：为了恢复篡权的官员阶层抛弃的无产阶级民主，就非得采用强制性的“政治革命”不可。同多伊彻等人认为有可能自上而下地对官僚统治进行渐进的和平改革的希望相反，这种前景一再被苏联的事态发展所证实。但是其前提显然是，原来已经存在过无产阶级民主，但后来被废止了，因此可以在随后的政治起义中得到恢复。然而在中国、越南和古巴，“政治革命”的概念从历史上就显得远远没有明显的说服力，因为这些国家里原先就不存在什么苏维埃，所以无从恢复。换句话说，在这些国家里，棘手的难题是：要确定何时才能把一场政治革命看作是切合时宜的、非乌托邦式的目标。托洛茨基对于这一切即使在俄国怎样才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并没有留下多少说明。在那以后，对于在中国或古巴，怎样能够或怎样应该来完成这一点，实际上没有任何讨论。所以，和“工人国家”或“政治革命”任何概念有关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仍未获得解决。

这些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经典文献的任何研究所提出的一些典型问题。记下这引起问题，决不是不尊敬历史唯物主义最伟大的思想家。认为马克思或列宁或托洛茨基能成功地解决他们有生之年的所有问题，那是荒谬的——更不要说那些在他们身后出现的问题了。马克思并没有解决民族主义之谜，列宁并没有阐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托洛茨基并没有预见到没有苏维埃的革命。这无需大惊小怪，或多加指责。他们的功绩并不因为举出他们的疏漏或错误而有所减损。事实上，因为他们所代表的传统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和政治及经济结构有关，而特别偏重于哲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并不是如此，所以实际上同样的这些问题，重又作为普遍问题而出现在当代世界的所有社会主义战士面前。现在我们已看到，这些问题是何等的为数众多和引人注目。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民族国家和职能和未来是什么？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其真正的性质是什么？没有工人民主的工人国家的历史含义是什么？怎样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搞社会主义革命？国际主义怎样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虔诚的理想？在前殖民地国家中，怎样才能在相似条件下避免以前历次革命的命运？怎样才能进攻和打倒官僚特权和现有体制？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结构是什么？这些都是今天马克思主义最紧迫的议程上还没有答案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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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这不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主义。最近有一部著作宣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政治实践，从它同历史著作和历史研究的结合中并无所得。历史研究不仅在科学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无价值的，不管怎样设想，历史的对象，即过去，并不能影响现在的状况。历史事件现在并不存在，也无法对现在产生物质效果。现在的社会关系的存在条件必然存在于现在，并不断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对象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市价作用的对象，并不是过去所赐予我们支配的“现在”，而是“当前局势”。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不管多么抽象及所运用的领域多么普遍，由于有了这种理论，才使对当前的形势的分析成为可能……对“当前形势”进行历史分析是不可能的。”（B•辛德尼斯和P•赫斯特所著《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伦敦，1975年，第312页。）发表这一见解的作者，是阿尔都塞的支系旁流，因以某种准确性宣布一条逻辑的后果而知名，这条逻辑原先的前提在马克思主义对理论和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统一所作的老一套论述中，常常显得它是出于偶然或并无争议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