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歧路上的探索还是超越？

西方马克思主义：歧路上的探索还是超越？

　郭春孚　

世界可以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但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　　

在西方，很多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然而金融危机唤醒了沉睡多年的马克思，人们又将他的著作捧在手里，甚至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朋友，一种确认、怀念和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由弱渐强地响起来；也同样在西方，各种坚持、发展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力量在不断地整合。　　

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俯瞰大地，决不会为自己墓碑的藐小而慨叹，但他一定会为丧失崇高理想的人们感到悲哀。　　

这位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躺在英国伦敦幽静、肃穆的海格特公墓，背后是高大的乔木林，枝繁叶茂，绿树葱茏。他的思想与身后的大树一起生长。
   马克思远离喧嚣，享受着永远的平静。但是，在距离他并不遥远的俄罗斯，列宁和斯大林却差一点被鞭尸。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被暴动的士兵打死。当然，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无神论者，只要人们生活美好、幸福，死后就算是真的尸体遭辱，他们也一定会含笑九泉，问题是人们过得好吗？　　

任何国家都有仇恨资本主义的人，也有仇恨社会主义的人。高瞻远瞩的马克思也许早已看到了这样的现实，所以并不感到奇怪和惊骇。联想到自己的祖国竟然把他驱逐出境，只有推崇法治的英国给了他一块容身之所，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渺小与伟大的区别。英国式资本主义是宽容的、伟大的。
    成功也好，失败也罢，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整个世界都和马克思密不可分。我们的贫穷和富裕、幸福和痛苦、希望和失望、快乐和悲伤、光荣和梦想，甚至生与死都和他有一定关联。　　

一个一度徘徊在欧洲上空的“共产主义的幽灵”，虽然早就被赶出了欧洲，然而这个幽灵却至今在中国的上空徘徊。德国人瞧不起“住在妓院上面的老头”写的理论著作，中国人却没有因为他的贫困而轻视他的思想。思想是无国界的，伟大的思想属于全世界。尽管中华民族有几千年文明，但在近现代史上没有出现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　　

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靠几位思想家的理论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在他生前不但没有能够实施，甚至也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在一些人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理论家，一个出色的学者，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但他和所有的学者、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区别并不大。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我们寻找的是真理，我们在行动时所遵循的也是真理。事实上，任何社会的主流意识都是以个别人的思想建立起来的，而实践却是由全体公民展开的。
    时至今日，任何人都无法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他的学说中对于弱势群体的关切，是历史上所有理论家加起来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和规划更是前所未有的详尽周密。我深信不疑，消灭了私有制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迟早会到来。　　

为什么最注重公平的马克思主义却让中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现在的公有制还是《共产党宣言》里曾经调动起亿万人民激情的公有制吗？为什么国营大企业和垄断行业都集中在一小撮利益集团手中？最关心弱势群体的马克思是否想到在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弱势群体越来越庞大？是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错了，还是那些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大旗的人走上了邪路？难道马克思主义早已成为统治和束缚中国人的头脑的工具？
    这一切，到底是马克思的可悲，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马克思是伟大的，但恩格斯并不比马克思渺小。尽管恩格斯的骨灰罐，被按照他的遗嘱送到伊斯特勃恩海滨投入海洋，连一个墓地都没有，但人们从未忘记他。　　

没有恩格斯的资助，马克思就必须去设法赚钱，不可能集中精力创建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恩格斯的整理，即使马克思完成了理论体系的创建任务，《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也不可能在那个时代出版发行；最重要的是，恩格斯的思想无疑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补充、完善和升华，为后人发展马克思主义举行了奠基礼。　　

恩格斯生活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不缺钱花，不会被经济问题过多地纠缠，但为了资助马克思，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长期投入在经营企业上。他不会因为贫困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偏激影响，而是理性地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研究社会问题，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制高点上洞察社会现实，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不仅修复了马克思理论上的一些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且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恩格斯的伟大表现在多方面，首先是他对马克思的无私资助，其次是他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最主要的是他能够自觉地背叛自己的家庭和阶级，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最高追求。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马克思主义是一项宏大的理论工程，无论是概念体系、逻辑体系和实证体系，还是观念创新、原理创新和方法创新，都堪称是当时最伟大的。他从费尔巴哈那里拿来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提炼出辩证法，将二者改造成唯物辩证法，这在当时来说是最科学的思想体系了。但是，后来的实践反复证明，由于他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在某些观点中过于强调了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所以很容易使人沿着他的这条思路走到机械唯物主义一边，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又由于他受黑格尔的影响太深，没有能跳起来够得更高，在某些观点中忽视了对条件的强调，有意无意地陷入了纯粹思辨的泥潭，所以很容易使人沿着他的这条思路滑向唯心主义一边，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基本沿着这两个不同的方向摸索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引起了更多的关注，一些人结合社会现实，从自己的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希望实现理论上的超越，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了。　　

重建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初期，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中西欧革命却失败了。卢卡奇、柯尔施等人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丧失，而这又是第二国际庸俗经济决定论所导致的；同时，这也证明俄国革命道路在中西欧是行不通的。1923年，卢卡奇、柯尔施分别著书，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一种人道主义，并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的连续性。这样就与第二国际的科学主义解释、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解释根本不同，于是遭到了猛烈批判。卢卡奇被迫作自我批评，宣布收回自己的观点；但柯尔施拒不作自我批评，反而于1930年发表文章进行反批判。科尔施在反批判中第一次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并强调它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与列宁主义的对立。这个概念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到了1955年，法国的梅洛·庞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并首次把卢卡奇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历史和阶级意识》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此后，这个概念引起了较大反响。但是，卢卡奇本人极力否认自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甚至否认这个思潮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广泛流传。1977年佩里·安德森在英国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做了梳理。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解，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纯粹地域性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西方国家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包括西方国家共产党的理论。　　

第二种，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特定思想内涵，突出它与列宁主义的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向列宁主义政治体系挑战的哲学理论体系。　　

第三种，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主题转换：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问题转向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认为它既包括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又包括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　　

第四种，非地域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凡是超越第二国际科学社会主义、第三国际列宁主义、第四国际托洛斯基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论它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可以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那么，为什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会有如此多的理解？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四个时期，在不同时代针对不同问题出现了思想倾向和侧重点各不相同的许多流派。　　

第一个时期，20世纪20～3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卢卡奇等人在寻找革命失败原因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思潮。　　

第二个时期，20世纪30～60年代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流派。他们重点寻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分析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心理根源；反思启蒙精神、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大众文化，致力于发达工业文明批判；构筑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并用各种西方社会思潮解释、补充、重建马克思主义。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逐步演化成为具有国际性影响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社会思潮。　　

第三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了转向时期。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多元化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分化，并出现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他们重点探讨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生态危机等问题。在研究过程中，由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转向了非马克思主义。　　

第四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又从哲学、文化问题转向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研究重心从对资本主义批判转向研究市场社会主义；苏联东欧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合流。　　

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不仅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之间缺乏交流，甚至同一学派的思想家之间也经常争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倾向不同、观点各异，但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特征，包括非正统性、现代化；开放性、多元化；超然性、学院化；多变性、片面化；地域性、西方化；等等。　　

商品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精神享受摆脱了贵族化限制，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提出“文化工业”概念，深刻而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庸俗文化的本质：这种大批量制造的文化商品使艺术作品的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萎缩甚至消失，它们不是按照艺术品的内在逻辑创造出来，而是按投资者和制造商对投入一效益的估计批量生产；它们的价格越便宜，内容就越贫乏，品质就越低劣。但大众的口味就这样被调配，以至于人们在表述内心生活和倾诉感情时，都按照文化工业提供的单一模式进行。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提出，由于异化性的高消费、高生产，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早已不复存在，双方处于极度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中；贪得无厌地追求物质享受驱使人不加节制地开发自然，这实际上成了盘剥和破坏自然。他们说，自然界对人类的侵略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它会进行报复，在人与自然的战斗中，最终吃亏的还是人。他们主张重建新的经济模式，限制消费，降低生产，扭转浪费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的趋势。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时期的产物，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西方社会自觉的或被迫的自我调适、自我变革，西方各国大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身处这种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和社会变革家，再去发展一种经济危机和革命理论，再去制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既无紧迫性，也无实际意义。但是，现代化社会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毫无问题，从马克思的原始出发点——即人的解放，消除异化，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看，现代发达社会中的人一方面得到了物质享受，另一方面却在人性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迷失了自我，甚至丧失了自我。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从主观上想坚持初衷不变，还是客观上形势使然，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道路，并以他们的深刻和执着，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和社会病理诊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基本精神是相契合的。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批判，也存在着一些理论偏激和过错。　　

第一，批判精神固然可贵，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往往有钻牛角尖或走火入魔的地方，因此依据他们的批判来评价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有时免不了偏颇不确，如果照葫芦画瓢，容易显得不伦不类。例如，阿多诺认为乐曲的结构中包含着社会冲突，他一会儿认为勋伯格的十二音系表达了矛盾冲突，是辩证的因而是进步的；一会儿又认为十二音系使后人僵化而失去了否定和批判精神，必须加以警惕。　　

第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以向前看的眼光批判现代社会，而是向后看，表露了浓郁的怀旧复古、浪漫悲观的情调；他们缅怀虚构的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精神宁静，想退回到前现代时期；他们—味推崇精神，否定物质，鄙弃大众，又俨然以大众的代言人自居，表现了十足的贵族、精英倾向。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科学技术、物质进步附随的弊病与科学技术、物质进步本身混为一谈，把科学技术等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把现代性视为西欧这棵枯树上熟得开始腐烂的果子，表明他们自己过分地意识形态化。他们极度推崇价值理性，极其贬斥工具理性，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的一切游戏规则，不论是法律体系还是经营方式，都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域特征相当明显，与德法思想传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身上透露出欧洲中心论和欧洲优越感，亚洲、非洲难于进入他们的视野，甚至美国也不在话下。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历史文化背景下，共产党党内外一批知识份子植根于时代变化，并以西方哲学视野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社会现实的产物。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又区别于第三国际；他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既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又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有地域性限制——产生和发展于西方，又有特定思想内涵——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不同；既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又批判马克思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多元化，主张用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来解释、补充、重建马克思主义，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既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又批判现实社会主义。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具有国际性影响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又是一种具有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和主要人物有——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　　

法兰克福学派(综合性研究群体)：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施密特；　　

弗罗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赖希、马尔库塞、弗罗姆；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科莱蒂、德拉—沃尔佩；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　　

分析马克思主义：G·A·科亨、约·罗默、乔·科亨、乔·埃尔斯特（他们均是九月小组的成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高兹、本·阿格尔、莱易斯、佩珀、詹姆斯·奥康纳；　　

后马克思主义：埃尔斯托·拉克劳、詹托尔·穆佛、雅克·德里达；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詹明信)。　　

中国人丧失了痛苦的感觉？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只有几十年。时间虽短，中国人对它的理解、态度、运用却有很大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也折射出中国知识份子把握西方思潮并用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些动向表明，对于中国历史走向的洞察和人类命运的方向感，正在受到挑战。中国最新一轮现代化的努力已历时30多年，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又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的内涵是它的批判精神，它提出和发展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抵制物欲膨胀和拜金主义盛行，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另外，它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气质，对现代化的拒斥态度，有可能在中国引起“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般的反响，造就出一些西方“新左派”的育目追随者和蹩脚模仿者。　　

中国理论界正式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但认真追溯，这个起始时限可提早到20世纪60年代。那时为了“防修反修”，内部发行了萨特、梅洛—庞蒂、布洛赫、柯拉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对卢卡奇关于异化的论述，也通过苏联的批判为人所知。从后来事态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当时有资格接触这些“反面材料”的高级理论家中，有少数好学深思的人抱着同情态度理解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表示了强烈的探索愿望。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从人出发解读马克思。　　

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学者、教师和学生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有人力图借鉴和吸纳，以扩大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和世界现状的视野。但始终伴随着思想交锋，各种理论批判时强时弱。　　

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的心态越来越开放，带着敌情观念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那种纯粹批判的态度，也转变为在了解、交流和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突然间汹涌澎湃的商品潮，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和价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人的忧虑与反思，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应运而生。有些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心态似乎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模一样，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他们放眼国内外，都感到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压迫正在逼近。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抵抗、批判的张力与武器。　　

当然，武器库并非仅此一个，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某些原则和理论上有根本差异，但这两种思潮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叠合也很多，在中国，人们几乎是同时操起这两种武器，而并未感到有重大的区分和不便。于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对现代化导向最坚定和最彻底的批判者往往是这样的三位一体：他们心仪西方马克思主义，拥抱后现代主义，并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唱赞歌。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方向、路线、政策的改变引发了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文化心理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汹涌而来的商品潮，大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批判意识。终于有人领悟到，时代的前进使人面临着一种问题转换：知识份子的使命不仅止于抨击守旧意识，为改革鼓与呼，而且要从价值层面对现代化的方向、后果或伴随现象加以监督，做社会公正的发言人，精神、道德和文化的守护者。　　

有人对问题转换反应迟钝，或者囿于简单、机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维模式，认为只要市场经济继续搞下去，一切理想、信仰、道德和文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也有人担心，对社会弊端有力抨击，会不会导致否定改革，走回头路。确实，否定改革和对现代化的怀疑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越来越与批判贪污腐败、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和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使问题变得错综复杂。有些人似乎忘记了，现代社会是从近代社会脱胎而出的，有些问题并不是人的主观意志可以左右的；还有一些人自感无法在革除新体制弊端中发挥作用，也无力划清新旧意识形态之间的界线，因而放弃责任。如果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出现停滞甚至逆转，这是中国最大的时代悲剧。人们如何忍心用批判的解剖刀指向那些伤痕累累的现代性躯体呢？但是，如果我们把考察现代化进程的视野从欧美扩大到当代的亚洲和南美洲的某些地区，就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是否现代化”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大问题。事实说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结果是门阀政治、族权经济，是文化价值的丧失、犯罪的增加，因而引起了民众的诅咒，甚至引发了社会动荡。极端私利化，使忍无可忍的人们宁愿受过去的苦而不愿遭现在的罪。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土化的批判灵感，使它派上了最好的用场。不管你是否赞成，不管你左顾右盼、进退两难的心情是否有根据，批判的旗帜一定会打起来，问题只是由什么人举这面旗，批判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什么，以什么理论为武器？　　

中国文化传统中批判的精神相当稀薄，要在工业化进程中从事批判，更是资源难觅。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但是一个现存的武器库，而且以其深刻锐利和唯美主义的风姿令人倾倒。使一些中国知识份子感到惊喜的是，诸如勒斐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当代工业社会的揭露与批判，竟与自己对当前现实的感触相差无几。例如，他们指出，在商品丰富、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产生了新的匮乏，即精神的空虚和痛苦：人们成了商品的俘虏，被动地接受传媒铺天盖地的广告，这些广告制造虚假的、强迫性的需求，人们的情趣在不知不觉中完全被大厂商调度和控制，毫无理性地一味追求高档、名牌商品；在虚假的满足中，人丧失了自己的天性，甚至丧失了痛苦的感觉，这并不是说明痛苦不存在，而是说明人已被异化得失去了自我。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某一个观点或某一个研究领域出发，开始新的思考，有的走得很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他们是在歧路上探索，还是对马克思的超越？应该说，他们的初衷是要超越马克思的，但是有的在歧路上越走越远，甚至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有的学派尽管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在基本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并不是一个体系。他们的学说都有不同的价值，但不能认为他们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然而，无论怎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字也应刻在人类历史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