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值得尊重的伟大的思想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值得尊重的伟大的思想家　　

郭春孚

有那么一些“智者”，在谈起空想社会主义时总是冷嘲热讽，似乎“乌托邦”就是异想天开，而异想天开等于愚蠢可笑；有一些人不仅嘲笑空想社会主义，而且妖魔化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认为，不仅空想社会主义是异想天开，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都是乌托邦。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伟大的超越都是由伟大的思想引起的，没有伟大思想的社会是苍白的，没有伟大思想的时代是平庸的。虽然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还不够完善，但它大胆地为人们描绘了一种有可能实现的社会愿景，这种思想和精神是十分宝贵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是永远值得尊重的伟大的思想家。　　

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没有空想社会主义，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终结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成长时期剥削者与劳动者之间对立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先驱者最早建立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体系，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早期的探索和实践。　　

空想社会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　　

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只是一种文学描述；提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但还是一个粗糙而简单的轮廓；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方案时以手工工场为原型。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莫尔、闵采尔为代表。　　

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认识进入理论探讨和论证阶段，并用“法典”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对私有制引起的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论述，对过去所有的国家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并为富人服务的分析等，已经接近历史的实际；有了初步的阶级观点，绝对平均主义的、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其突出特点；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场为原型，设计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具有革命的启蒙性质。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摩莱里、巴贝夫为代表。　　

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其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　　

马克思说，19世纪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李嘉图时期，同时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对派——共产主义（欧文）和社会主义（傅立叶、圣西门）”。　　

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莫尔、闵采尔、摩莱里、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　　

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莫尔（1478～1535年）　　

乌托邦(Utopia)本意为“没有的地方”、“乌有之乡”或者“好地方”。乌托邦主义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或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第一个乌托邦方案。　　

《乌托邦》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不朽巨著，书的全名原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利益又有趣的全书》。　　

莫尔曾当过律师、国会议员、财政副大臣、国会下院议长、大法官等职。　　

1478年2月7日，莫尔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不太显赫的富有家庭，幼年丧母，由父亲带大。父亲约翰·莫尔曾担任过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在莫尔13岁时，父亲让他寄宿在坎特布雷大主教、红衣大主教莫顿的家中。莫顿是当时一位很有影响的政治家，曾担任过大法官，给予莫尔很多有益的影响。　　

1492年，莫尔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阅读了柏拉图、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柏拉图的思想对莫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的评论家将《乌托邦》称为柏拉图《理想国》的续篇。在牛津大学，他还学习了不少人文主义学科，深受人文主义者科利特、格罗辛、林纳克、庇科和伊拉斯莫斯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　　

1494年，他离开牛津大学，先后进入新法学院、林肯法学院攻读法学和英国法，并很快得到了头等律师的名声。　　

16世纪初期的英国，虽然表面上相对平静，实则蕴含着重重矛盾与危机。此时，王权已经对贵族和教会势力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农民和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的确是“宁可要秩序，也不愿意要自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王权的拥护者。而且当时的资产阶级正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有着属于本阶级的特殊利益，从15世纪开始的“圈地运动”正是由他们发起的。在欧洲大陆上，由马丁·路德发动的代表着下等阶级利益的宗教改革，以及由此而激发的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风起云涌，虽然也波及到了英伦三岛，但宗教改革在这里完全改变了方向。不同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磨擦和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同时与罗马教廷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一系列纠纷。　　

莫尔踏入社会是从一个律师起步的。他23岁时就是一个卓有才华的律师，还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在担任律师期间，他接触了大量涉及到下层社会的讼案，目睹了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他主持公道，能够替受屈的人们撑腰，因而在伦敦很有名望。1504年，26岁的莫尔被选为议员。但因维护市民的利益，反对国王亨利七世要求议会批准一笔补助金，得罪了亨利七世，被迫离开政界，并受到迫害。　　

1504年，亨利七世病故，亨利八世继任王位。1509年，莫尔又重返政坛。1510年，他担任了伦敦司法长官，并赢得了伦敦市民的信任。在英国商人的敦促下，英王两次委派莫尔到荷兰和加来，调停与当地商人发生的商务纠纷。　　

莫尔曾从事过翻译，1513年后开始了自己的著述。1515～1516年，莫尔出使欧洲大陆时期用拉丁语写成《乌托邦》，没想到竟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出发点。他因此而名垂史册。在英国历史上最伟大100个名人的评选中名列第37位。　　

莫尔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他的乌托邦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共和国。在《乌托邦》中，描绘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那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需分配，人民是平等的，人人从事生产劳动，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娱乐，官吏由秘密投票产生；商品货币关系已经不复存在，由于没有商品生产，货币也就随之废除，人们都把金银视为贱品；那里没有酒店、妓院，也没有堕落和罪恶。在战争时期，雇佣临近好战国家的雇佣兵，而不使用自己的公民。　　

莫尔首次用“羊吃人”来揭露罪恶的“圈地运动”(这一提法被马克思多次引用)，并提出了公有制，讨论了以人为本、和谐共处、婚姻自由、安乐死、尊重女权、宗教多元等与现代人生活休戚相关的问题。他创造了“乌托邦”一词，开创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的思想成为现代社会主义思潮的来源之一。　　

莫尔第一次向人们提出公有制的问题。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莫尔的想法只能是一种空想。　　

亨利八世表面上非常欢迎人文主义的做法，令莫尔也很受鼓舞，他曾创作过一首长诗《献给英国最光荣和最理想的国王亨利八世加冕纪念日》，而且莫尔反对新教的主张与亨利八世最初对待宗教改革的态度相吻合，再加上莫尔的声誉，亨利八世很愿意接近他。1518年，莫尔被任命为王室请愿裁判长、枢密顾问官。1521年，出任副财务大臣，并受封为爵士。1523年，经大法官沃尔西提名，当选为下院议长。1525年，他被任命为兰开斯特公国的首相。1529年取代沃尔西成为英国大法官，这是英国仅次于英王的第二号要人。但莫尔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清醒，他曾对女婿说：“若用付出莫尔的头颅的代价可以换得正和英国交战的法国任何一个无足轻重的城堡，英王会不加思索地把莫尔的头颅割下的。”　　

由于莫尔在国务活动中坚持己见，不肯委屈求全，英王对他甚为不满。在处理亨利八世与宫女安娜·宝琳的婚事上，他不愿违背自己的原则，于是在1532年辞去了所担任的职务。他的做法激怒了亨利八世，在莫尔隐退后，英王并未就此善罢甘，多次对他进行迫害。1533年，亨利八世迫使议院通过法令，宣布他为英国教会的首领，而且他与安娜·宝琳的婚事也被认为有效，宝琳的女儿（即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被宣布为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并要求全英杰出的人物，包括莫尔，都必须宣誓承认英王是教会的首领。莫尔主张教皇权力至高无上，反对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领，坚决拒绝宣誓，因而被关进了伦敦塔。　　

1535年7月1日，法庭特别委员会对他进行了审判。1535年7月6日，莫尔被处死，死后他的头被挂在伦敦桥上示众。1886年，在莫尔去世300多年后，天主教会追封他为圣徒。1935年，在他逝世400年后，被罗马天主教会教皇册封为圣人。1980年，与主教费舍尔一起被尊为守护上帝的殉道者。7月6日，他殉难的日子将被所有天主教徒所铭记。　　

莫尔说：“自由的代价的确很高。然而，即使是最低级的奴隶，如果他肯付出代价，也能享有自由。”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圣西门（1760～1825年）　　

昂利·圣西门是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1760年10月17日，圣西门出生于巴黎一个贵族家庭。早年受启蒙运动影响，曾参加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1781年在约克镇任炮兵上尉。1803年发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主张应由科学家代替牧师的社会地位。圣西门拥护法国大革命，主动放弃伯爵爵位。为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倾注了毕生精力。　　

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圣西门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人人应当劳动”。同时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　　

1805年圣西门开始著书立说。虽然他把人类历史看作先验的人类理性的发展，但又认为社会变革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现存制度只是从封建制度转向理想制度的一个过渡阶段，并初步意识到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圣西门承认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在发展的总过程中，每一次新旧社会制度更替，都是历史的进步。　　

圣西门认为法国革命不仅是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斗争，而且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产者之间的斗争。他指出，这次革命只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即“新封建制度”。他预言，旧的社会制度必将为理想的实业制度所代替。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虽然，对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已经明白地表达出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的思想，即废除国家的思想。　　

圣西门设想的未来的理想制度是一种“实业制度”。在实业制度下，由实业者和学者掌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力；社会的唯一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手工业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特别是满足人数最多的最贫穷阶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人人都要劳动，个人收入应同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不承认任何特权。在理想社会中，政治学将成为生产的科学，政治将为经济所包容，对人的统治将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圣西门把从事产业活动的资产者看成是和工农一样的劳动者或“实业者”，并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理性和善心，幻想国王和资产者会帮助无产阶级建立实业制度。这就使得他的社会主义学说流于空想。　　

圣西门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思想，主张在实业制度下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彻底根除无政府状态。　　

圣西门具有天才的远大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受到了圣西门的影响。　　

1825年5月19日，圣西门在巴黎逝世。　　

圣西门的著作有《寓言》、《新基督教》、《论实业制度》、《实业家问答》等。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二：傅立叶(1772～1837年)　　

夏尔·傅立叶也是法国伟大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1772年4月7日，傅立叶诞生于法国东部贝桑松的一个富商家庭。中学毕业后，他遵照父亲的遗嘱学习经商，在里昂独立经营一家商店。1792年，20岁的傅立叶继承了他应得的遗产。第二年，吉伦特派策划反雅各宾派叛乱。不久，雅各宾派攻克里昂，他被逮捕。从此，他由对革命冷漠到否定革命，坚决主张用改良的手段来改造社会。傅立叶通过刻苦自学，积累了丰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从19世纪初开始著述。　　

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制度，资本主义的文明就是奴隶制的复活。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推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他已有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思想萌芽。他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第一次提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人民是否彻底解放的准绳。在教育上，主张对儿童从小实施劳动教育和科学教育。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有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作的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批判。他抓住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在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进行无情的揭露和讽刺。他发现了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不仅拿这种贫困同启蒙学者关于只是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　　

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　　

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次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　　

傅立叶熟练地掌握辩证法。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也有它的下降时期。他把这个看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引入了历史研究。　　

傅立叶不主张废除私有制，而是主张通过宣传和教育，以他设计的“和谐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建立以“法郎吉”为基层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所谓法朗吉是一种工农结合的组织，通常由大约1600人组成。在法朗吉内，人人劳动，男女平等，免费教育，工农结合，没有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他还为法朗吉绘制了一套建筑蓝图。建筑物叫“法伦斯泰尔”，中心区是食堂、商场、俱乐部、图书馆等。建筑中心的一侧是工厂区，另一侧是生活住宅区。法朗吉是招股建设的。收入按劳动、资本和才能分配。他幻想通过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和分配方案来调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从而达到人人幸福的社会和谐。　　

1832年，他和几个门徒一起创办了一个法朗吉。1837年10月10日，傅立叶与世长辞。前一天，他曾与两个信徒进行了长谈。　　

傅立叶的著作有《全世界和谐》、《四种运动论》、《新世界》等。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三：欧文（1771～1858年）　　

罗伯特·欧文是英国杰出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1771年5月14日，欧文出生于英国北威尔士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由于家境贫困，小学没有读完便开始当学徒谋生。欧文十分刻苦好学，掌握了丰富的知识。1787年，欧文来到英国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当学徒。1789年，他和朋友合办了一家小纺织厂，后自己经营。　　

当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的变革。　　

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猛进时期。工业革命使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流动性最大的部分。尽管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但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者大批地堕落了。　　

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认为，工业革命造成的一片混乱，正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好机会。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他的理论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1791年，欧文应聘到曼彻斯特一家有500多工人的大纺织厂任经理，他的管理才干有了充分发挥的机会，开始试行自己的主张，并且获得了成功。　　

1799年，欧文与他后来的岳父合伙购买了一家大企业，并在此基础上办起了苏格兰新拉纳克大棉纺厂。　　

这时，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鼎盛期，一方面是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资产阶级财富极度膨胀；另一方面是劳动人民惨遭剥削，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加剧。欧文决心在自己的工厂全面进行改革社会不合理状况的试验。他的改革原则是既有利于工厂主，又有利于工人。他让工人体面地劳动，生活在比较有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14小时，他把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为10小时半，禁止不满9岁的童工劳动，提高工人工资，工厂临时停工工资照付。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设立工厂商店向工人出售比普通市场价格便宜的消费品，开办工厂子弟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建立工人互助储金会。欧文的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工厂增加了利润，工人生活也得到改善。　　

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数是极其堕落的份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模范移民区，不仅没有犯罪，而且连酗酒现象都绝迹了，警察、法庭、诉讼以及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没有用处了。　　

欧文对这一切并不感到满足。他给工人们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欧文说：“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基本投资利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欧文认为，“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劳动者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1812年，欧文为宣传自己的改革成就，发表了《关于新拉纳克工厂的报告》，引起欧洲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后，欧文为了争取议会制定工厂法和限制工作日的立法进行了大量的工作。1815年他在《论工业制度的影响》一书中，呼吁制定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议会法案。经过不断努力，议会终于在1819年第一次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日的法案。　　

1817年，欧文在《致工业和劳动贫民救济协会委员会报告》中提出建立合作社来解决失业问题的主张。1820年，欧文在《致拉纳克郡报告》中提出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权利平等和共同劳动的改革社会的理想主张，这标志着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　　

欧文的共产主义是通过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并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都作了非常内行的规划。　　

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表达了最明确的共产主义，不仅主张实行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而且还提出了为未来共产主义公社所作的带有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的详尽的房屋设计。　　

欧文不仅宣传共产主义，而且还在汉普郡的“和谐大厦”移民区实行了为期5年（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尊敬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　　

为了用典型示范自己改造社会的计划是可行的，1824年，欧文变卖了所有家产，带着四个儿子和100余名志同道合者，从英国出发，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在印第安纳州南部沃巴什河岸边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实验。于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世外桃源──“新和谐公社”就这样开始一砖一瓦兴建起来了。　　

新和谐公社也叫“新和谐村”。这个村庄地处丘陵起伏、碧水长流的地带。村外的山岗和谷地上，是一片又一片的葡萄园，紫红色的串串葡萄挂在绿叶成荫的架下，把村镇周围点缀得分外秀丽。远处，与天际相连的绿茵茵的草场上，牧羊人头戴宽边草帽，悠闲地随着雪白的羊群向前走动。村后的果园里，苹果树、桃树、李树排列成行，好像村子的翡翠屏障。往村子里走，只见街道两旁种着白杨和桑树，还有美丽的金雨树。再往里，是相隔不远的一处处厂房，有面粉厂、鞋帽厂、啤酒厂、麻布厂，还有酒坊和染坊。到了村子的中心，可以看到崭新而又整齐的住宅和各种公用建筑，还有会议厅、阅览室、学校、医院和接待室，偶尔也可以见到作为临时住房的圆木小屋。这些房子的周围，是连成一片的小花园。微风吹来，村里到处飘逸着花草的芳香。　　

这的确是一个很理想的世外桃源。然而，它也确实在这世界上存在过4年之久。　　

新和谐公社与充满血腥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　　

欧文带领全体公社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他们规定，全体公社成员按照年龄大小从事各种有益的劳动。5岁到7岁的儿童，一律无条件入学，朗朗的读书声给全体成员一种欣慰与自豪，他们仿佛看到了新和谐公社的希望，也看到了全人类的未来。8岁到10岁的儿童。除学习外，还要参加公社各种有益活动和必要劳动，如修整花园、做家务等，从中掌握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12岁以上的青少年，必须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还要在工厂、作坊等学习一定的手工技能，以便将来为参加工作做好准备。　　

20岁到25岁的青年人，是公社建设的主力，因分工不同，有的在工厂做工，有的在农田参加农业劳动，或是参加一定的脑力劳动。公社的未来发展，全靠这个年龄段的主力军。25岁到30岁的人，每天只需参加两个小时的生产劳动，其余时间则从事公社的保卫工作和参与产品的分配工作，也有一部分人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等脑力劳动。　　

30岁到40岁的人负责管理、组织和领导各个部门的生产工作。40岁到60岁的人，则主持对外交往，接待宾客或是产品交换等。6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老人集体，负责捍卫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监督宪法的实施落实等。　　

这样，新和谐公社所有成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和谐相处。　　

新和谐公社的建立，使他闻名全欧，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人们从世界各地纷纷赶来。想看一看这个公社是如何“和谐”的，尤其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境地的劳动者更是带着惊奇、带着羡慕、带着希望，如潮水般涌来。他们也希望在这个公社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连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如美国费城科学院院长威廉·麦克留尔、经济学家和博物学家约西亚·华伦等人也纷纷前来，热情参加和谐公社的建设。　　

但是，新和谐公社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它处在整个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而且来参加公社的人形形色色，抱有各种目的，有着各种想法，所以社员之间不久就产生了各种矛盾，变得不像预想的那么“和谐”了。　　

总设计师欧文的理论也有致命的弱点。按照他的理论，公社成员的活动目的只要满足本社成员的需要就可以了，所以导致公社产品短缺，生产少，消费多，产生供求矛盾。因成员觉悟水平不一，导致脑力劳动者日趋增多，体力劳动者日渐减少，以致于技术工和一般工人匮乏，工厂、作坊经常停产关门，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机器也不得不闲置起来。例如，公社的一家染坊能与当时美国最完善的染坊相抗衡，但常常无活可干；一个纺织厂每天能生产400磅棉纱、一个面粉厂每天能生产60桶面粉，都不得不时时停工。还有一块3600英亩的麦田，因缺少足够的劳动力耕种而收入微薄。这种情况，使欧文自己再也没有钱来补贴公社的逐日亏损了。　　

4年以后，新和谐公社终于宣告破产。　　

新和谐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毕竟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进行的一次建设理想社会的重大尝试，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　　

1829年，欧文回到英国，适值英国工人运动处于高涨时期。他一方面在工人中宣传自己的主张，一方面投身于蓬勃的工会运动。1833年10月和1834年2月，欧文主持了英国工会和合作社的代表会议，成立了英国工会运动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总工会——“全国大统一工会”，并任联盟主席。　　

欧文在工人中进行了30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1858年11月17日，欧文逝世，终年87岁。　　

欧文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者和思想家的一生。他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指出劳动人民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他希望建立完美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反对通过暴力对社会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同情工人阶级的处境，但不了解这个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尽管如此，欧文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欧文的著作有《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新道德世界书》、《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等。　　

空想社会主义为何成为“空想”？　　

空想社会主义是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社会主义，为了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区别，才在前面加了“空想”。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　　

空想社会主义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企图建立“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无产阶级最初的、还不明确的愿望。　　

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提出了过渡时期理论。他们认为，从现存社会进入未来理想社会要经过过渡时期。傅立叶认为，从分散生产的文明制度到复杂协作的和谐制度，中间必须经过两个过渡时期，即半协作的保障制度和简单协作的协作制度。欧文认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公社制度，必须经过一个社会改造过程。在过渡时期要解决两大经济任务：一是根据合作原则组织生产，二是根据劳动公平交换原则组织市场。恩格斯指出，欧文的组织生产和组织流通都是“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卡贝认为，在私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之间，必须经过一个长达几十年以至100年的过渡性制度，其任务是：对富人的财产所有制进行和平的社会改造，培养穷人管理共产主义社会的习惯和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　　

但是，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同所有的思想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局限。　　

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在成长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然而，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然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巨大的生产力的发展带动解决这些矛盾的手段的发展。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矛盾还只是开始形成，那么解决这些矛盾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产者在恐怖时代曾在短期内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产者中分离出来的工人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为一个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和上面取得帮助的、受压迫的、劳苦的社会等级。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　　

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具体的活动方式上，但是对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付诸实践，模范社会如何才能取代现存社会的问题，他们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停留在浅层次上。他们对于从有权势和富裕的人那里得到支持抱有过度的期望。例如，圣西门曾试图谋取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叶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的请求支持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12年。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是革命者。他们虽然有社会变革的方案，但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和发展规律，不懂得阶级斗争，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期望和打算通过无产者的革命来实现社会变革，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当无产阶级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就需要有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革命理论来代替它。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而且，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认为现实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只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在全社会推行开来。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这种认识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因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是由每个学派的创始人的主观知性、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理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构成。　　

由此可见，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因为新社会的要素在旧社会内部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社会现实，只能求助于思维，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这种新社会制度构想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理想”。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考，他们不可能为后人开出医治百病的万能药方；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将所有的事情都做完。思想先驱者的局限性，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局限性。然而，思想家都是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人类思想库中的伟大思想。　　

王尔德说：“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