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整体性思考

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严重问题，各界人士特别是理论界人士在反思改革。对改革的反思，从具体问题入手，对一件件事进行分析研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还有必要从整体上进行反思。从认识局部入手以达到认识整体，是一条思路，从学理入手来认识整体也是一条思路。从整体上学理上思考改革，这就是本文所要讲的改革大思考。我国的改革重点是经济改革，有两大内容：一是从单一公有制转型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这是较小的转型；二是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这是大的转型，影响广泛而深远。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洞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反思改革的突破口。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社会制度的变迁同生物进化有类似之处，生物进化遵循一条重要规律，那就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适应自然环境的就生存，不能适应的就淘汰。社会制度的变迁也是适者生存，也存在类似生物界自然环境的东西，那就是社会规律，适应社会规律的制度就能存在，否则就被淘汰。显然要认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应从社会规律入手。

一、 社会运行的两条轨道

对社会规律的解读有决定论与选择论之争。决定论确认存在社会规律，选择论否认有社会规律，我们认为，决定论和选择论可以相通，唯一的、必然的选择就是决定，二者各有其适用范围，决定论最适用于解释历史，选择论对于解释现实问题最为有效。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历史，而是人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用选择论方法加以阐明较为适宜。选择是人的选择，就要从人出发谈起。

从人出发，就涉及到一个最古老也是现在常讲的人性问题。人性并不复杂，那就是求生向上。证明起来也很简单，因为人如果没有求生的本性，就早在进化中消失了，没有向上的本性，就会象原始人一样停止在蒙昧状态，因为有了现代的人，证明了人有求生向上的本性。

人为了生存首先要进行生产实践活动，为了生活得更好，就要不断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符合人求生向上的本性，人必然沿着发展生产力的轨道前进，这可称为发展轨道，同时这也是人的一种必然选择，发展轨道也是发展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同时还存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包含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沿着一定的轨道前进，这就出现了第二条轨道。社会运行并非沿一条轨道前进，而是沿两条轨道前进。

（一） 发展轨道

人类要生存，首先选择的是发展生产力，沿着发展生产力的轨道前进。世界各国生产力有共同的发展轨道，以劳动工具为划分标准，先后经历了石器、铁器、手工机械、蒸汽机、电力时代等等。以产业结构为标准，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三个阶段。以生产消费模式为标准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自然经济，自己生产自己消费；二是商品经济，生产和消费部分脱离，有一部分产品转化成商品；三是市场经济，产品和生产要素全进入市场。发展具有广泛的内容，本文所讲的发展，是专指生产力的发展。发展轨道是人类的必然选择，也是发展规律。

（二） 平公轨道

平等是人们相互间的相同性，是指与权力和利益有关的相同性。法国《人权宣言》称：“平等就是人人能够享有相同的权利”。现代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说：“平等表达了相同性概念。两人或更多的人或客体，只要在某些或所有方面处于同样的、相同的或相似的状态，那就可以说他们是平等的。”[1]P340平等是以社会权利为参照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是客观存在的，故平等是客观的。以社会规范为参照系，在社会规范中人人处于相同的、平等的地位就是公正，也称为公平、公道。法律规范前人人平等称公正，经济规范前人人平等称公平，道德规范前人人平等称公道。这里将三者合称作公正。规范是人制定的，一种行为是否符合规范也是由人判定的，故公正包含有主观成分。公正是平等的一种特殊形式，体现了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平等。故平等是源，公正是流，如人们将起点平等、过程平等（机会平等）以及贡献与所得平等（对等）称作公平。平等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公正建立在规范的基础上，规范本身不平等，就没有公正，如美国大企业总裁的工资收入为员工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这种工资制度（经济规范）本身就极不平等，按此规范执行也就不公正，连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这套工资制度不公正，不合理，其根源就是极不平等。

人类从事两种实践活动：一是生产实践活动，这勿需解释。二是争取平等公正的实践活动，需加以说明。因为人具有求生向上的本性，就会引起争夺，造成社会不稳定，，一直斗争到实现平等为止，由此产生了平等社会的理想，哲人就描绘出一个理想社会，如孔子讲的大同，柏拉图讲的理想国。人世间本来不平等，宗教教义却制造出一个平等的天堂，三大宗教有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一切人都是神的臣民，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如此众多，其奥秘在于人具有向往平等的理想。1970年，不丹国王提出建立幸福社会，引起了广泛注意，有些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在研究幸福指数。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全球也极其关注。如何才能实现幸福与和谐呢？从社会经验中可以得出结论，平等公正能促进和谐，提高幸福感，不平等不公正，会引起冲突、对立，谈不上和谐幸福。同时平等具有极大感召力，一旦实现便不可逆转。如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一套体现平等的经济制度，包括劳动保障、义务教育、公费医疗等制度，在发生巨变以后，这些制度仍屹立不动。人的实践活动推动历史前进，历史沿着平等公正轨道前进有三条基本途径：一是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新制度一定比旧制度更平等。二是改革。在现制度范围内完善规范，使规范趋向于平等并公正的执行规范。三是民主。这是一条新途径，那些实行不平等不公正政策的执政党，通过民主选举而下台，新上台的执政党会实行一些较为平等公正的政策。通过革命、改革和民主三条途径，社会沿着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平公轨道是人类的必然选择，故而形成平公规律，也可称为平等规律。

平公规律是一种复合规律，在一定历史阶段，规范是稳定不变的，人的活动绕规范运行，沿公正轨道前进。而在历史长河中，规范本身也绕平等运行，沿平等轨道前进。故平公规律是一种复合规律，如同地球自转同时绕太阳公转一样，沿公正轨道运行同时在沿平等轨道运行。在一段历史时期，发展与平等不完全同步，过度平等阻碍发展，不平等推动了发展，发展扩大了不平等，引发社会冲突，历史就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关于两条轨道笔者作过详细论述。〔２〕

进入20世纪，生产力加速发展，物质财富增加很快，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是产品和资本过剩，一方面有大量贫困人口存在，经济发展扩大了不平等。同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能力也随之提高，人民群众争取平等的斗争加剧。前半叶，出现了革命高潮；后半叶，兴起了民主运动。民主比革命持续的时间长的多，其根本目标是争取平等，19世纪和20世纪，争取政治平等方面有了巨大进步，如19世纪时，在英美法等国，工人、妇女和有色人种都没有选举权，到20世纪上半叶，才消除了选举权的不平等，到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才实现了选举权的平等。从20世纪末开始，争取经济平等的斗争在加剧，集中体现在拉美和印度的选举上，那些主张平等的政党上台执政。回首20世纪的100年，社会一方面沿发展轨道前进，同时在沿平等轨道前进，出现了两条轨道并轨的历史大趋势。〔３〕

社会何以会沿着两条轨道运行呢？可从古今哲人的论述中吸取智慧。中国古代哲人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4〕天之道，即今人讲的自然法则，它是取多以补少，结果达到均匀化，如热量向低温处扩散，达到热能均匀分布。人之道，即今人讲的社会法则，它是取少以补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扩大不平等。自然界趋向均匀化，社会趋向非均匀化，扩大差距，是否会持续下去呢？现代科学家普里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给人以启发。这一理论指明，在一个封闭系统内，会自发的趋向均匀化（熵增大）从外部吸收能量和物质（熵减少），可以阻止均匀化，趋向稳定有序。我们把经济看作封闭系统，可发现社会法则同自然法则正好相反，由于生产力发展，财富增多，在财富分配上，会自发的趋向非均匀化，贫富差距扩大，从外部输入政治力量（革命、民主、改革），阻止非均匀化，缩小贫富差距，趋向稳定有序。

二、 统一的社会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在说明了社会运行轨道之后，也就便于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辨清二者的相互关系，还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

人们常讲的辩证思维方法，确认一切事物内部存在矛盾，矛盾双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非同一事物（制度），二者不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用矛盾论观点来解释就不准确。用物理学场论观点解释较为贴切。物理学讲的场，指两个实体间相互吸引和相互排斥作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看作两个实体（制度）。市场经济并非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二者会相互排斥，如同人体排斥外来移植器官一样。社会主义又可利用市场经济以发展生产力，证明二者存在相互吸引作用。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统一的社会场，较能准确地阐释二者的关系。下边先从社会主义谈起。

社会主义是继资本主义之后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新制度比旧制度一定是更能推动生产力发展，更加平等公正，否则就不成其为新制度了，对此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充分论述。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如下论断：“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栓梏。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栓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５〕（P７５7）从马克思和恩格思的论断中可得到如下启示：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栓梏，社会主义则可以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消灭私有制，实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是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推动生产力发展，更加平等公正，它是沿着两条轨道运行的，对此，邓小平讲得清楚明白：“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６〕（P３７３）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世界上有多种社会主义理论，最早的是1516年莫尔作的《乌托邦》，最新的是查韦斯倡导的“21世纪新社会主义”，莫拉菜斯提出的“拉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说林林总总，不可胜数，但仍有个共同的理念和目标，那就是确认社会主义是平等公正的社会。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商品产生于原始社会未期，据国学大师钱穆考证，中国在4500年前就有了商品生产。直到18世纪末，亚当·斯密作《国富论》，揭示了商品与分工的关系，商品生产导致分工，分工可以提高效率，正是手工业的分工，大规模生产，产生了机器，引发了产业革命。商品是指用于交换的产品，市场则是一种交换关系，二者是同时产生的，而在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中，用的词语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直到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才开始用市场经济这个词语。可见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交换经济，其最根本的功能是能扩大生产规模，有效的利用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它是沿着发展轨道走的。

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的，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思考改革自然会涉及计划经济。科学社会主义提出计划说，是从发展生产的角度出发的，恩格斯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　统治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５〕（P7５７）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在20世纪中期得到了证实。从1929年到1933年，市场经济国家遭遇到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之后长期陷入萧条，苏联搞计划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当时全世界的政界和学界人士都认为计划远比市场优越，美国总统罗斯福声称搞“有计划的资本主义”。

计划经济是政府控制每个人的收入，远比市场经济能体现平等原则。同时分配上由政府控制，这就便于按同一规范执行，体现了公正原则。计划经济在特定条件下比市场经济更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大致说来，对发展重工业最为适用，因为重工业的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计划经济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重工业的产品品种单一，生产批量大，且变化慢或不变，在重工业化阶段，特别是在备战、战争和战后恢复时期，计划经济最为有效。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既保持平等原则，又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两条轨道基本同向，尚未出现两难选择。

到了20世纪60年代，战争创伤已经恢复，已由战时经济转入平时经济，生产的是千家万户用品，原来以重工业为主导开始向多样化发展，计划经济显出弊端。在工业多样化阶段和技术变革时期，计划经济明显地不适合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较能适合，那末改革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应是顺理成章的，但却步履维艰，计划与市场的辩论在苏联和中国持续了三四十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存在根本性问题。

 前边讲过，发展与公平两条轨道并非完全同向，在时还相互冲突，市场经济走的是发展轨道。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成功者就富了，失败者就穷了，这就必然会扩大贫富差距，加剧不平等。市场经济产生不平等是一种自发过程，耗散结构理论证明，系统内部开始只有小的差别，会逐渐放大成为巨大落差，市场经济开始是在起点和过程条件上有点小的不平等，便会逐步放大，导致巨大的贫富差距。同时在20世纪下半叶，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同市场经济产生共振现象，更加剧了贫富分化。

从20世纪开始，产业结构正在急剧变化。世界各国产业变迁的共同趋势是从第一产业主导到第二产业主导，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主导。服务业有生产服务与生活服务两大类，是直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间环节，服务业比重增大，中间环节的人数就增加。直接生产者收入不高，但风险也小，而中间环节的人群，可迅速致富，也可迅速破产，这就使得整个社会中，有更多的人处于风险之中，在这一基本趋势中，就孕育着贫富差距扩大的胎儿。如物质产品成千上万种是相同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人其收入自然差别不大。服务业提供的有些是精神产品，如科研成果、设计文件、艺术作品等，都是独一无二的，从事这类工作的人，有的收入微薄，有的可成富翁。物质生产部门的分配呈水波型，高低差别不大。精神生产部门的分配呈彩票型，几个人中奖暴富，大部分人一无所获，如大牌明星几万人中出一个，暴富起来，绝大部分人收入微薄。

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在18和19世纪时，往往一、二百年才显示出来，就是在20世纪前期也要几十年时间才显示出来，大多数人尚有充裕的时间来应对，而到了80年代，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变化骤然加快，使得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变得更快，某些老产业、老职业衰退，新产业、新职业兴起。老产业的经营者和劳动者有的陷入破产和失业。新兴产业的变革特别快，有的经营者暴富，但也有经营者破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扩大贫富差距的新因素，到了世纪末，世界各国都出现了差距加速扩大的趋势，原因就在于此。

市场经济存在固有的不公正，公正或公平可用两个参照系来分析：一是以行为规范为参照系，同一规范平等地对人对事是为公平，否则是为不公平。二是以行为过程为参照系，起点平等、机会平等、结果上的贡献与所得对等，是为公平，否则是不公平。行为规范是由强势集团制定的，强势集团有两类人，一是官员，二是企业领导者，这两类人会自发的联手，制定出不利于弱势群体的规范，规范本身就不公正，按规范执行不可能公正。市场经济会扩大财富不平等，富人子弟可继承财富，可支付教育费用，且有社会背景，即经济学讲的社会资本，因而在起点上和机会上就不平等，这就是不公正。分配制度是由强势集团制定，倾向于抬高经营者的贡献，压低劳动者的贡献，贡献与所得就不对等、不公平。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本身就不公平，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必然是扩大不平等。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相对较容易些，解决平等公正问题更加复杂困难。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沿同一道路前进，二者具有相互吸引作用。市场经济必然会扩大贫富差距，导致不平等不公正，与社会主义是背离的，二者具有相互排斥作用。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就是在矛盾中运行，以前搞计划经济，社会较为平等公正，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同社会主义有矛盾，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市场经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过大的不平等不公正同社会主义又产生新的矛盾，需要进一步改革。进行改革大思考，正本清源追溯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原因就在于此。

三、市场经济的两面性与“市场拜物教”的危害

人类的经济活动，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是个长期演化过程，演化经济学指明，经济演化同生物进化有相似之处。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据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研究，直立行走是猿变人的标志。人能直立行走，是一大进步，同时也产生了爬行时所没有的疾病，主要有脊椎病、脑心血管病。可见，从爬行进化到直立是有得有失。人类社会出现了市场经济是一大进步，也产生一些弊端，主要是扩大了不平等和对环境的破坏，比起自然经济来也是有得有失。市场经济不可能倒退到自然经济，如同直立不会退到爬行一样。

市场经济有巨大能量，类似原子能用于发电就可提供动力，用于造原子弹，有很大破坏力。资本主义采用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飞速发展。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统治不到10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几千年创造的总和还要多。财富骤然增多，市场经济会自发的扩大贫富差距，同私有制结合起来，迅速扩大了不平等。正同水的落差大蕴藏的能量也大一样，迅速扩大的不平等，使得工人阶级迅速积聚起一种反抗资本的能量，从1848年开始，英德法等国相继爆发了工人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达到了高潮。欧洲革命没有成功，工人阶级又试图通过民主的途径取得政权，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选举中节节胜利，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地害怕它的不合法，害怕选举成就甚于害怕起义成就。”〔7〕（P517）可见，市场经济扩大了贫富差距，严重的不平等，社会冲突加剧，工人政党要通过武力推翻资本主义，或通过民主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集团，他们不会在革命或民主的压力下坐以待毙，而是寻求自救，一种有效的选择，是从分配制度入手，抽富补贫，从富　人那里抽税以补助穷人，令社会的低收入者生活有保障，以此来缩小贫富差距，使得社会较为平等，求得安定。19世纪末，德国宰相俾斯麦，提出《社会保障法》，1881年德皇威廉以《黄金诏书》的名义，诏令全国执行，这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进入20世纪，各工业化国家纷纷效法推行，最突出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新政”，制定和实施了大量的法律，包括失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工资等，据专家分析，美国在1929到1939十年间，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超过了以往的300年。〔8〕（P405）

从近200年的历史中可以发现，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积极的一面是推动生产发展。同时还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自发的扩大贫富差距，加剧社会冲突，有可能导致政权倒台。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有200多年的历史，逐步认识到其消极的一面，19世纪德国的俾斯麦和李斯特，20世纪的罗斯福和凯恩斯，率先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消极面，采用国家主义的政策加以纠正。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自发产生的，仍然存在消极面。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市场经济是外来的东西，消极面只会更大，异体排斥作用也更强。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出现了一种时间浓缩效应，其积极面和消极面在20多年内同时爆发出来。积极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由此出现了一种崇拜和迷信市场的思潮，可称之为市场拜物教。市场拜物教成为新的精神枷锁禁锢着人的头脑，其中以经济学家为主，从而就看不到市场经济的消极的一面，导致消极面急剧膨胀，愈演愈烈。市场拜物教将市场看作万能法宝，到处滥用，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本来只适用于企业，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应用，导致光管效率，不顾公平。危害最大的是将公共部门市场化，在卫生教育部门推行市场化改革。医院成了市场，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且同卫生主管部门、药商串通一气，哄抬药价和治疗费，改革前建立的医疗保险制度，在大部分企业名存实亡。农村建立的卫生院（赤脚医生）解散，民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比改革前要严重得多。医院市场化改革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一种失败。教育部门也搞市场化改革，将教育看作一门产业，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收名目繁多的学杂费，加重了民众负担。大学学费年年涨，招生规模年年扩大，导致教学质量下降，主管部门和学校则从教育产业中得到收益。新中国在城市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市场经济冲击得七零八落，在企业已名存实亡。

市场经济对新中国初期建立起来的体现平等公正的制度起到破坏作用，这就偏离了公平轨道，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加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严重问题。首先是社会冲突加剧，导致社会不和谐。改革前是一种接近平等的社会，社会是和谐的。一搞政治运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造成不和谐，运动一结束又恢复了和谐。当前的不和谐，是由贫富差距和利益对立引发的，有了经济基础，也就难以解决。第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出现一大批非法致富的暴发户，也就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不少人追求暴富，强劫、谋财害命、诈骗等刑事犯罪大为增加。掌握权力的官员，搞权钱交易，经济犯罪猛增。同改革前相比，治安恶化，贪污盛行，是不争的事实。第三，解放后早已绝迹的社会丑恶现象如卖淫、纳妾、吸毒等又死灰复燃，那些宣传色情暴力的文艺泛滥成灾。上述一系列的消极现象，都是受利益动机驱动的，是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在法律制度、市场规范健全的条件下，可以减少危害，否则，会扩大危害。因此，市场经济是产生消极腐败现象的根源。不少人提出，腐败现象是法制不健全，市场化不彻底。这是一种肤浅的见解。诚然，法制不健全会加重腐败，但并非本源。因为腐败的集中表现是权钱交易，市场经济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市场。腐败是毒草，没有合适的土壤就长不出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权钱交易，雄辩地证明，市场经济是产生权钱交易的土壤。法制不健全产生的是非法的腐败。法制健全了，非法的腐败大为减少，但仍会保留一些合法的腐败，如某些权势人物，将自身收入规定的畸高，能高出职工几十倍上百倍，比一些贪官的收入也多，不算贪污，胜过贪污。再如，在西方国家某些财团为政党提供合法捐款，政党执政后为这些财团提供商业利益，这就是合法的权钱交易，合法的政党腐败。

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是一种不公平、不平等的制度，是产生腐败的土壤，为什么能存在几千年呢？对此可用黑格尔的“恶动力说”加以解释，这位哲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大奥秘，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论点能否普遍适用姑且不论，但可用于认清市场经济的实质，不平等不公正为市场经济所固有，从这一点看，它是一种恶的东西，但市场经济又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似乎证明了黑格尔的“恶动力说”。列宁讲过，为了政治目的，不得不同魔鬼打交道。现在为了发展经济的目的，不得不利用市场经济，这是共产党执政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也是带根本性的一大忧患，加强忧患意识是完全必要的。

古往今来，有两类人在驾驭着市场经济，一是私家人，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人，主要是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家和依靠劳动而谋生的人，这就是斯密讲的“经济人”。二是公务人，主要有政府官员，工会农会等社会组织，左翼政党和民主组织。私家人利用市场沿发展轨道走，会自发的扩大不平等，公务人阻止这一自发倾向，引领社会平稳运行。〔9〕市场拜物教是一种市场万能论，只看到市场的积极面，看不到市场的消积面；只看到私家人即“经济人”的作用，而忽视公务人的作用。市场拜物教形成一股社会思潮，成为阻碍改革的精神枷锁，其中坚力量就是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为其服务的策士，主要是那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下一步改革的大方向，就是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在认识上，要从市场拜物教这一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这是继改革初第一次思想解放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参考文献：

〔1〕〔美〕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译，上海：东方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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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孟海贵：从时代潮流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J〕　晋阳学利　2003（6）

〔4〕道德经·77章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6〕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8〕乔林碧：政府经济学　　〔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2

〔9〕唐昌黎：两类人假说　〔J〕经济学家　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