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版史变：市场的成功，合法的革命

沪版史变：市场的成功，合法的革命

作者 苏   杜

2007-9-15

     我以为“沪上史变”---苏智良教授主编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得行与被禁---，现在讨论起来，再局限于“沪版苏史”提了多少遍毛泽东，淡化还是浓化了革命，是没有大太意义的。苏智良教授很生气于《纽约时报》记者的“轻率和不负责任”，很生气于“一些批评者顾不上看教材就写文章”。的确，凭谁遇到这样的批评者，也会很生气的。但是，认为“沪版苏史” “削弱了、淡化了过去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这样的一种历史观”的，并不单是这些“批评者”，还有国内外的“力挺者”。苏智良教授极力辩之曰无的这些“削弱、淡化”，正是源自肯定“沪版苏史”是“好信号”，主张美国也应当与中国接轨的《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Joe Kahn；认定“沪版苏史”是“很大进步”，是“中国史学界酝酿8年的进步”的，是沪上“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学勤教授。正是朱教授的“读这套历史书长大的小孩，我认为那真是喝人奶，不是喝狼奶长大了” ，才令“狼奶教育” “人奶教育”说风靡全国，远播世界。朱教授不仅“看了教材”，而且还“拿这个书跟三十年前我教的那套全国统编教材相比”，才“写文章”，作概括，既慎重，又负责的。那位《纽约时报》的记者Joe Kahn先生，更谈不上“轻率和不负任”。说这位美国佬“没有仔细阅读全部教材”，这是可以肯定的。但美国佬只将眼睛盯在高一教材上，就得出了与朱教授的相同结论，说明着，他之“断章”虽不足是，但“取义”却无可非。“轻率和不负责任”的批评者的言论，本是不足与论的，茅于轼先生对“用最恶毒的话”骂他的“网骂”，就认为“并不是真的要置于他死地”，不生其气，只是教导我们的中小教师要对“小底层群众”加强“礼貌教育”，免得长大了以后上“聪明人”的当，受其骗，穷斗穷，当“炮灰”。苏教授很生气虽然可以理解，但“气象”---生气的对象---是不对的。如果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之余，跑到上海大学去和朱教授较一下真，或者在二进教育部沟通余暇，造Joe Kahn先生之社一访，也许气就不会一生就一年有余了。Joe Kahn一文，权且看作“误炸”，更何况，Joe Kahn还表示了sorry, pity 呢， 论之战略伙伴关系，“误炸”可气，纠緾无益，此已足矣。总之，讨论的双方均不必顾左右而言他，还是归到关键点上来的为好。

     我以为，从现在《南方周末》提供给受众的信息看，眼下这场讨论的关键点，在于：你还要不要市场化改革？你还讲不讲学术民主？你是要专制，还是要法治？

     不是吗？《南方周末》的《曾删除中共革命史内容的上海历史教科书停止使用》（2007年09月13日，这也是一个值得记忆的纪念日）是这样帮助读者回顾“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改革进程”的：“2001年末，上海‘二期课改’教材项目招标正式启动。以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为首的历史编写组以竞标方式，得到了专家组的全票通过，获得了‘二期课改’历史教材的编写权。确定各学科的主编之后，上海市教委委托华东师大、复旦大学等校的专家拟定了各学科的课程标准，苏智良主编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就是根据这个课程标准来写的。”这一说法，在也是《南方周末》的另一次采访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也是2007年9月13日，《南方周末》得到的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组长朱汉国教授的“书面回答” 告诉人们，“目前，各个版本的教材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选择权下到了地方，有的教材使用得比较少，有的教材使用得比较多。通过市场的竞争，对教材形成优化选择。” “沪版苏史”，不就是这种教材编写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吗？

     至于通过“市场的竞争”获得编写资格的编写人员们，是“自上而下”地编写，还是“自下而上”地编写，那当然要立足于“人才培养”，解决“老版历史难繁偏旧”，反映“中国史学界二十年来的进步”， “ 《历史课程标准》在依然重视政治史内容的同时，加强了社会生活史、科学技术史、教育史和文化思想史的内容。”这些来自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组长的书面正式回答，与苏智良教授“到了21世纪的现在，难道大量写农民起义才是正常的吗？现在国家标准的历史教材里，也大大减少了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描写。实际上大家是不谋而合的，因为我们都经历了改革开放，这20几年里，我们的历史观也在不断地发展”的申诉，不是完全一致，真的是“不谋而合”吗？

     有的“网友杂谈”，还怀疑“沪版史书”是否“合法”，说，“上海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改革’，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法制轨道！”，“沪版史书”，还有“淡化了一战、二战”的“京版岳麓史”，不是从一开始就在反映了“中国史学界二十年研究成果”的“国家课程标准”轨道上运行吗？罪以“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法制轨道”，依据何在？“杂谈”的“网友” 还批驳“上海是国务院正式下文的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上海自己审定教材也是国家审定的一种形式，与《义务教育法》不矛盾”，说它“真是荒唐得无法无天”。荒唐在哪里？当时的上海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处长俞光虹在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就曾如是说：在给上海下放的多项权力当中，其中有一项关于改革课程教材和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要求，制定本市中小学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和审查教材，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教材编写、发行和选用进行管理，推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进行各级各类教育招生考试改革。” 难道这位上海官员在制作“假新闻”？权有所出，行有所据，何荒唐之有？“杂谈”的“网友”又说：“不错，2003年，国务院曾授权上海成立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并下放了多项权力。但不知这个‘试验区’的相关‘权力’内涵中是否包括教材终审权限。从教育部官员跟上海教委面对面的表态看，恐怕没有‘授权’。否则，教育部决不会在审定权问题上跟上海发生‘分歧’。因此，在未获得授权的前提下，‘上海’不等于‘国家’，‘上海自己审定教材也是国家审定的一种形式’的说辞也就不攻自破了。” 这位“网友”不战而胜得实在让人不舒服，你既然“不知这个‘试验区’的相关‘权力’内涵中是否包括教材终审权限”，你凭什么做出“上海无权终审”的判断？教育部官员明明“面对面表态”， “等媒体炒作过后，要宣传上海历史教科书”，你连攻也未攻，就觉得对方“自破”了，破了什么？哪里破了？这真是，阿Q还唱一句“手举钢鞭将你打”，北京教育家一让他下课，“网友”只顾“杂谈”，连这一句也不唱了。这说得离题远了，回到主题，概括一句，“沪版苏史”的合法性是不容打问号的，“人奶教育”革了“狼奶教育”的命，合法得很。

     所以，关键点上，不得不问：你还要不要市场化改革？你还讲不讲学术民主？你是要专制，还是要法治？这是“沪版苏史”被禁之后的必然一问。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组长朱教授虽然“现在很不愿意接受电话采访”，但“考虑再三”，他还是“以笔答的方式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书面采访”，“笔答”的正是这样一问。在接听南方周末记者电话时，上海版高中历史主编、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拒绝对刚刚出版的华东师大版高中历史第一分册发表任何意见，但苏教授还是表达了他的“很冤”。这一“冤枉”，表达的也是这样一问。《南方周末》回顾进程，详披细节，白描文字，良多人证， “苏智良的梦想，随着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停止使用，碎落一地”的不叹而叹，叹的也是这样一问。

     面对这样的一问，还是且慢自喜于“不攻自破”吧。覆水不可再收，但碎梦仍可重圆，因为梦并不在地上，而在脑里。“改变”虽不是“政变”，但一切“政变”却都是从“改变”开始的，尤其从脑里的“改变”，特别是对小小士子施以“人奶教育”，让他们从小压根就不知道天下还有过什么一战、二战的，脑袋里装满“衣食住行” “股票盐票”，“高中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实现了，“碎落一地”的梦想，仍会碎而复全，落而重升，扶摇羊角的。

     面对这样的一问，我就觉得有些市场化硕果，“攻而难破”，固然有积重难返的一面，也有攻方武器不精，战术欠佳的一面。两月编就，匆匆上课的“新版教材”，不用苏智良教授与《南方周末》冷嘲热讽，它实际上确是难与“酝酿8年”，吸取了20年中国史学界研究成果的“沪版苏史”相抗衡的。如求势均力敌，恐怕也得8年酝酿，20年磨炼，否则，你就很难明白“沪版苏史”抵制“帝王将相”， “重视人类物质生活的历史”， “把千千万万人的实际生活置于历史的视野之内”，到底是什么意思，非将马德·路德·金的“衣食住行”与比尔·盖茨的“衣食住行”弄混了不可。如若现在就加以“庆祝”，“得胜回朝”，苏教授“碎落一地”的梦想，第二天早上就能重圆，或者干脆说，根本就没有“碎落”。《沪版苏史》虽被禁，但其命究竟是短是长，还难说得很。你要想“别了”，恐怕还未必能“别”得了。

     面对这样的一问，我还觉得“人奶教育”革了“狼奶教育”的命，其合法性也是不惧的。资产阶级当年革君主的命时，找不到多少现成的法理，便造了一个“人生而平等”的法理。改革实验，民主法治，无人不说它是好东西，就在于谁也能用它。法不健全，立；章不完备，修；区不存在，建。如那“立法免责”，将一切倒楣，全归“人人”，便是一个适时的法理。毛泽东当年如能在“大跃进”前，在“文革”前，先行“立法免责”，怎会落到今天这般下场？国家标准，上海权力，循规蹈矩，“不谋而合”，细节决定成败，都是接受了毛氏教训。而热衷于庆祝的人们，哪有如此老到？但是一旦看透，这合法性，也就“不攻自破”了。有些愚民有时作看客，在一边问道：市场了，民主了，干什么？这样的看客，未必是多么的愚不可及，不可药救。缓时庆祝，少生自喜，客看一时，求得看透。能看透，才会攻而破。看透，就是攻。

附言：

版主先生：

    刚刚才将这篇帖子发给《乌有之乡》，打开《凤凰新闻》，徐友渔先生的《为何扼杀中学教材改革》赫然入目，证明了我的看法并不是无端的猜想。现将徐文附后，以为佐证，并请版主能一并放行。谢谢。

徐友渔：为何扼杀中学历史教材改革2007年09月17日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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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友渔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据报道，上海市去年批准使用的高中历史教材，全面投入使用才一年，现在已被废止。

废止的原因，是几位北京历史学家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上海版历史教科书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并且指责“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这些人除了发表会议纪要，还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开会，并上书有关部门，要求上海地区立即停止使用这个新版教材。

中学历史教材的改革，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为了现代化建设提高公民素质的需要。近20年来，修改历史课程的标准、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是国外流行的趋势，是为了加强基础教育和培养人材的必要措施；另外，史学界在占有新材料、扩大观察历史的眼界，在内容和观点上推陈出新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历史教科书必须吸取这些成果，跟上学术研究的发展，才能适应形势。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就是根据这种精神，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编写的。

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的构思、编写、出台、使用，具有现存体制无可质疑的合法性。编写人员在领受任务后，一直严格做到所有编写构想、框架都必须符合市教委的指导思想，按照审查通过的《行动纲领》和《课程标准》来组织材料编写。所有章节都是经过这样的程序：编写者完成文章以后，专家负责内容的准确和深度，一线教师从教学角度来审读是否适合课堂教学，最后由主编负责统稿。在经过上海课改办的3道审查以后，最初完成的教材从2003年开始在上海近百所初中、高中先期试点使用，并根据一线教师的反馈意见进行修改、调整、完善，在试用3年后，去年9月1日起，作为上海“二期课改”教材，在全市范围内投入使用。

这样的新教材，是编写人员花费6年的心血，经过上级有关部门和专家的精心指导、审查，广大教师的反复实践才完成的，凭什么可以被几位北京历史学家的反对意见轻而易举地封杀？这几位北京历史学家的反对意见是真知灼见，还是个人特定的学术观点，抑或不过是沿袭“左倾”思想的陈腐之见，是需要认真辨析的。为什么不能把他们的意见公之于众，让广大专家学者，历史教师，乃至学生和民众来评说、判断？事实上，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组的负责人和权威人士就认为上海教材没有政治问题。当然，与任何事物一样，这个教材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那是可以通过讨论、争鸣来克服与完善的，封杀决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严格按照现存体制的程序工作而落得如此下场，还有什么“依法办事”可言，怎么让人对“以法治国”抱有信心？

去年，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的出台曾经引起风波，那是因为《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的作者并没有认真、全面地研读过教材，态度有不负责任、制造轰动效应之嫌。问题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为什么老是改不了“海外媒体过敏症”的毛病，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思想来决定我们的方针。我们能不能有自己的主心骨，走自己的路，不要外国人一说三道四，就要追责任，想对策。

中国长期流行这样一种现象，不论你干得多苦多累，成绩有多大，群众多么满意，一封告状信就使一切努力化为乌有，甚至还要“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央领导人曾经表示，不能让锐意改革、成绩显著的人仅仅凭8分钱邮票的一封信就被打倒。中国人对这种靠“8分钱邮票”横行无忌的现象既熟悉，又深恶痛绝，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做事艰难，坏事容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