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管理与中国民主的未来

国家管理与中国民主的未来

田忠国

　　只有正确解读毛泽东的思想文化、情感倾向、精神指向和正确解读自由民主概念了，窃以为中国才能真正掌握正确的管理方法和中国未来的民主化方向，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毛泽东思想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民众情感，强捍的精神指向，还包含了丰富的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和系统思考的方法。二，民主自由的概念比较杂乱，比如有丛林式民主（自然法则概念），有民众审议式民主，还有许多所谓的民主概念，在现在的中国，主要有两种民主观念，一是丛林式民主，这一流派的民主观念是主流派，另一派的民主观念是民众民主，是现在中国的非主流派。我赞成民众民主，反对丛林式民主，因为，民众民主是全民的民主，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不分高低贵贱，其核心价值是“人生而平等”。我之所以反对丛林式民主的原因是，丛林式民主遵循的是自然法则，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不平等式民主，虽然他们也提平等，但由于核心价值否定了全民平等或曰全民民主的概念，所以，那种民主只能是强者的民主或者叫精英式专制。

　　一、系统程序化

　　从国家体系上看，任何国家都是（不论大小）由各个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管理部门构成的整体系统，每一个群体或阶层或者不同的管理部门都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或者叫子系统。从世界角度看，所有国家都是子系统，从国家角度，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是子系统，子系统还有孙系统，如此等等，环环相衔，构成了我称之为发散式系统闭环结构的系统状态。维系系统运行的东西，就叫程序，程序运行得如何，是考量程序标准的关键。我国出现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主要原因，一是有程序，没有确保程序正常运行的制度。二是可能有，但制度与制度之间相互冲突，或者，这就是第三个问题了，缺少民众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制度，纠正制度执行过程中的出偏。

　　二、程序制度化

　　如果程序没有制度维护，就会出现程序出偏，程序的出偏就意味着制度的废弛。因此，国家管理的核心就是，一要管理流程，管理流程或可叫做流程化管理，但流程化管理的关键是制度，所以，二要制定制度。流程体系能否准确无误的运行，需要对管理者权力行为和权力空间予以规范与界定，使其在权力使用过程中，按照流程的轨迹持续运行。三要落实制度执行责任人，四要有民众的监督。不受民众监督的权力，是催生权力欲望，使权力欲望变成权力罪恶的根本原因。

　　正当的权力而纯正的欲望，是经过监督滤化的结果，而不是人天生的结果。同样，权力罪恶产生的原因，则是失去制约，权力欲望无边界膨胀的结果。

　　三、制度行为化

　　制度行为化，我称之为“规矩为行”，试想，如果国家管理不管政府官员的制度执行行为，或者任其胡作非为，国家管理还管什么呢？管理什么都不起作用了，因为他们早把制度破坏完了。破坏国家制度体系的不是别人，而是国家公务员。毛泽东深刻洞悉了这种人性的弱点，所以他说，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这句看似平常，概念性指向或不准确，但却深刻洞悉了权力系统中的破坏者并非是普通百姓，而是政府官员。世界各国的老百姓都是最遵守制度的，但世界上最不遵守制度的是公务员，权力越大越意味着溢权、越权、乱权的可能性越大。

　　制度行为化（官员）的关键就是民众对权力行为的有效监督。

　　世界上最不可信的，是有宗旨没有民众监督的权力的承诺。所以，制度行为化的过程，是民众监督不断纠正的结果，而不是官员本人的道德素质。任何不受监督的权力以道德的名义承诺为民众达成某种目标，都是骗人的鬼话。

　　四、我国的腐败是怎么产生？

　　这个问题似乎很好回答，是铁三角，但铁三角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人可能说是官员的个人素养或曰道德品质有问题，是这么回事，但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还有人说，本来他们的道德品质很好，但缺少定力，面对金钱美女的诱惑，一不小心上了贼船，这话也对，但不全面，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有人认为，加强民主自由制度建设，让民众参预政府的管理审议和民主选择，铁三角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无疑是个好办法。但另一个派别的人认为，要使社会发展得快，就必须坚持自然法则，也就是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是西方自由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论点，说白了就是弱肉强食，在弱肉强食上建立民主，各位想想，这样的民主会对民众怎么样呢？他们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当二者的内存逻辑不一致时，也是会发生冲突的。在自由主义看来，纯粹民主的核心特征是建立在平等主义的多数决定的原则基础上的，多数一旦拥有绝对的权力，轻则滋生弊端，重则导致恐怖，最终泯灭了自由（徐友渔语）。因此，他们只要间接民主。所谓间接民主，就是由精英代表全体民众拥有选举权或被选举权。

　　我个人以为，民众有能力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不需要如徐友渔、张维迎先生们等精英、代表或代理自己行使民主权利。由此，我明白了徐先生等人的民主与自由，其实不过取消民众民主权利一种手段而已。

　　五、有流程，必有结构

　　我国政府是属于双线性分层级权力结构，也就是说，中央管省，省管市，一级级下来，然后到村，我称为政府线。中央还有一条线，也是一级一级下来，到村结束，我称此为中央线。在这两条线中，名义上的党政分开，实则是分而不开，因为，政府的一把手，受党的一把手管理。从理论上说，我们也有纪委监管一把手的监管系统，但问题是，纪委书记是受书记领导，纪委有事得向书记汇报的，书记同意或者批示了，纪委书记才能动书记。试想，世界上有谁为自己的权力行为加把锁的？没有，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例佐证。别说国外，就是我们这个制度的制定国，建国那么多年，有谁听说哪个地方的纪委书记管着书记了？由此结构可以看出在监督一把手权力上，客观上存在一个真空地带。不仅是党的一把手，就是政府的一把手也是如此。这就是我国形成铁三角的真正原因。

　　面对这种困境，该如何解决呢？

　　我以为，取消党委这套班子，光政府一套班子就足够用的了。用民众监督官员，用民主制度制约官员，而不是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监督自己那不是监督，而是自我放纵，放纵自己的权力欲望在中国大地上恣意狂欢，玩弄四处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的游戏。基于此种对权力欲望的认识，我以为：（一）、权力结构以平行三角形的形式固化下来为佳。（二）、行政权、立法权、执法权各自独立。立法权受民众审议。民众审议的方法有三种，一是由民众代表审议，二是由全民公投审议，三是由宪政审查委员会审查。违背宪法的法律文本一律不准出台。如确实需要立法，但立法又违宪的，经过修改宪法，全民公投通过的，方可立法，反之视为违宪。对于违宪人员，一律施以重刑。（三）、民众是这三种权力的基础，也是这三种权力的授予者（既然是授予者，也有收回授予的权力，既，对官员的罢免权）、审议者。国家的行政权力，一是保卫国土安全权，二是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蓝图权，三是为民众创造福祉权，四是制定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发展权，五是创造民众共同愿景的创造权。

　　六、民主制度需要一个核心价值观体系，背离核心价值体系行为就是对民主制度的否定（只限行为，不限言论），这是所有民主国家共同的原则。

　　核心价值观：人生而平等。自由民主、公平公正、平等博爱。

　　核心思想：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

　　每个民众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不是由精英代理制。

　　七、两种观点的撞击

　　一种观点认为，民主必须是民众的民主（刘永佶、张宏良等持有这种观点）、全民的民主、人生而平等的民主，没有民众民主做前提，民主就会走向愿望的反面，变成精英的民主，而这种精英的民主，其本质就是一种新的专制主义。但是，由于社会的多元性、多层次性，阶层性矛盾已经演化为阶级的矛盾，面对这种客观存在的矛盾，国家应该允许底层民众拥有保护自己权益的权利，允许多元利益间合理合法的斗争，另一种观点认为，自然法则是建立民主制度的价值基础，因为优胜劣汰是自然界最公平的自然法则，持有同类观点的人进而认为，我认为中国“左派”的根本问题不是不能容忍“多元”，不是路径选择错误，也不是把导致社会问题的原因当成解决问题的方法。一般来说，产生“左派”的原因是深刻的，在一二百年以来“左派”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左派”和它的对立面反映了两种政治哲学、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看问题的方法、两种价值偏向。在西方社会“左派”和“右派”除了互相对应的一面，还有互相补充的一面，他们之间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与和，作者：徐友渔）。一种观点认为，造成社会层次矛盾的根源在于，权贵精英利益集团在权力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的同时，实施制度性掠夺（自己制定规则，自己或其子女参预掠夺），所以，民主的制度化必然要求法制。法制是对旧的封建领主制和官僚集权专制的否定，是民主制的政治形式。民主法制是一个由个体到总体，再由总体到个体的权利制约体系（刘永佶：当今中国的反民主势力）。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搞的市场经济有很多弊病，但它并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引起的，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干涉和滥用引起的，因此，对于实行市场经济不能够走回头路，而是要完善和规范化（同上文。徐友渔）。他同时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还是权力没有制衡，因此，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非常重要，在这方面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就非常重要，这一点和“左派”挖苦和嘲笑自由、民主确实是对立的。徐文进而把民主描述为间接民主。

　　八、在民主体制上，两派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在民主价值倾向上，他们却走向了民主的两极，一极是以民众利益也就是公平公正、平等博爱（但不放弃斗争）为核心，一极是以自然法则为核心（不准斗争）。

　　我猜想，如果让民众在这两极中选择，民众一定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而精英派一定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

　　九、谁是推动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在推进经济自由化的同时，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并进而描绘了他们的民主图景：间接民主。所谓间接民主的主要概念是：精英派代表或代理民众行使民主权利。徐友渔先生的观点说，民众民主容易引起多数暴政，所以是不可行，也是不合理的。按此观点推论，只有少数对大多数的暴政在中国才是可行的，合理的。

　　经济改革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化公为私的过程，已招至民众的强烈反对，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正如刘永佶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而行政集权体制的固守者，即反对民主势力的代表，却也针对和谐社会发出一种议论，他们故意不谈中国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把和谐解说成平和稳定，和气妥协，并将强化行政集权体制作为其和谐社会的保证。他们认为和谐社会的主体是由精英构成的强势群体，反复强调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要承认自己的弱势地位，要服从强势群体的领导与指挥，只能企求强势群体的关怀和恩惠，不能与之斗争，不能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如果弱势群体不识时务，硬要闹事，那就要动用行政集权之力予以平息。这样的和谐社会决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专制，是以专制所维持的大不和谐的短期稳定。”（当今中国的反民主势力）。

　　刘永佶同时指出：“等到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等到人民群众认清了这种发展的后果，新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必然会清晰地出现，并改变中国在一段历史时期存在的集权政治，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必然会再度兴起。”

　　由此，我们可以断言，推动民主化进程的真正动力是人民大众，毛泽东早就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而那些自诩为推进民主进程的权贵精英们，才是中国反民主的真正力量（如果他们不反民主就不用动用行政集力武力平息了）。

　　2007-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