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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历史思考

火烧 2007-08-30 00:00:00 历史视野 1025
文章深入分析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探讨资本与权力的相互作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与社会主义探索的路径,以及民主共和建设的困境与未来方向。

历史是唯一的,也是必然的,孙中山失败了,可是没有人去研究失败的原因!!
朗咸平说出了一点原因,虽然感情上难以接受,但对世界历史有研究的都知道,那是事实,是规律,世界上还没有不按照这个规律而成为民主民富的强国的!欧美日列强的普照规律就是:在政治集权专制下(无一例外是君主专制,美国人的祖先是欧洲人,也没有例外,美国人殖民到美洲时,刚好是欧洲专制时代开始结束的时期,美国人抓住时机在新大陆开始了白人共和时代)以在工农还没觉醒时以牺牲工农的代价取得资本初期原始积累,并在资本发展的同时以蛮横的铁血手段循序渐进配套以经济社会的法治化,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阶级在这个过程中成为铁血政策法令的对象,例如“圈地运动”和禁止流浪的"血腥立法",数不胜数!
在倾向于资本的法制化进程中期,工农渐渐觉醒,劳动者大众发觉前期学者大师呼唤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根本没有惠及他们,得益的只是资本阶级(类似现在的改革,官僚资产阶级总是受益阶级,平民百姓总是受害,虽然改革的口号曾经是如此动听!),而造成这一切的是资本占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平等!!于是社会主义诞生,马克思主义诞生,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向资本发起挑战,要夺回属于自己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要夺回属于自己却被资本家剥削的劳动果实。在这场搏弈中,双方力量悬殊,资产阶级天然掌握着国家机器和资本等一切优势资源,占尽天时地利,而无产阶级空有人和,却依然不敌,标志性事件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无论在经济共有民享和政治民主文明方面,依然是今天西方民主制度所难望其项背的,那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虽然资产阶级胜利,但损失惨重,教训惨重,而各国资产阶级自身又开始了内部火并,表现为两次世界大战。于是开始了妥协时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权利开始了向下层阶级普及,经济上开始了福利政策,工人也接受了阶级缓和,得到了利益,无产阶级当初万众一心要跟资产阶级拼个你死我活的斗志被资产阶级施舍的民主权利和经济福利瓦解,但资产阶级的每一分施舍都是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取得的,例如60年代时,美国黑人的人权斗争和女权运动,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形成了今天一整套的西方的游戏规则。

中国从孙中山时代起就怀着美好的愿望,但孙中山先生,不但孙先生,那个时代及后来的所有中国人都没有人去研究这个规律。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或许像以下这样可以成功:大清皇朝从辛酉政变开始的洋务运动不再是历史上已经存在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而是像明治维新那样,彻底抛弃过去的重农抑商传统,彻底变革的“洋务维新”,中国在开明的大清君主专制下,强而有力的中央权威下,放手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进取的精神,向外扩张,把日本变为我们的殖民地,向北积极向俄罗斯争夺失地,甚至向南发展,在中国劳动者大众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还是懵懂的奴隶的之前,以中国传统皇帝的淫威,悠久的专制传统,以大清皇朝的家底,以那样的人口资源,完全可以干得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出色,小日本更望尘莫及,这样以极快的速度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和经济社会初期法制化进程。
但历史没有这样,而是相反。孙中山先生出来了,他怀着强烈的爱国爱民之心,怀着美好的愿望倡导民主共和,然而那时的中国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天下”,而是世界已成格局中的弱国,而且是外国政治、资本势力深入其中的国内已经失去中央威权散沙一盘的传统小农经济的弱国!就像一群处于群狼包围之中的小绵羊,羊爸羊妈已经死去,众羊各自为政,失去秩序,本来战斗力已经不如狼,现在还一盘散沙。这就是孙中山先生不能实现理想的原因。孙中山先生后期看到苏共以铁的纪律组成的党和军队,最终建国成功,受到启发,才认识到在外有强敌侵凌,内有军阀割据作乱,而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到中国,工农觉醒的情况下,只有建立拥有铁的纪律的革命党及革命军,依靠包括觉醒的工农在内的一切力量,扫平国内,外拒强敌,肃清寰宇,创造出可以实施民主共和的内外环境,民主共和才能真正生根成长,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屡遭夭折。可是孙中山先生出师未捷身先死,蒋介石违背了他的意向,对外与列强妥协(甚至对小日本已经明刀明枪的侵略也韬光养晦),对内在阶级政策上完全倒向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工农在初期革命付出最多,但生活景况没有任何改善,革命内部的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丝毫不愿意支付工农相应的革命成本,天平失衡了,共产党作为工农的领导者,与国民党右派决裂了,国民党左派痛批右派的叛变,与工农成为了盟友,与右派彻底分道扬镳。
几经曲折,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步设想,于1949年建国了。但历史的规律没有变,至少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遵循这个规律而成为强国,中国从晚清开始到49年建国,一直纷纷嚷嚷,中央威权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资本原始积累一直没能完成,伴随资本原始积累的初期法制化也没有动过工。但历史已经不允许旧式的君主专制出现,历史也不再给中国可以肆无忌惮地通过向外扩张和剥削奴役工农来完成原始积累的机会,中国必须走新的道路,当时世界上唯一成功的可以借鉴的就是苏联的经验,于是苏式社会主义建立起来。
当时如果从建国开始就走1979年邓氏道路,即开放的特色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投靠苏联阵营,而是投靠美国,那是不可能的,那样中国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原始积累,而是一味向西方开放,靠不断招商引资,出卖廉价劳力,那用不了几年,中国很快就跟晚清没分别了,加上又在美国授意下,在经济社会还没有法制化前实行民主制度,那么中国很快就又一盘散沙,经过100多年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民族力量又被瓦解了,那时估计有资格投票的中国人选出来的总统即使才智超凡也无所作为,像孙中山先生那样而已。
中国选择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依靠强而有力的中央威权和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终于完成了前期资本的原始积累,但苏式社会主义是有重大缺憾的,当起发展到顶端时,危害一点也不比早期资本主义少!!毛泽东天纵英明,看到了缺憾所在,文革是他试图填补缺憾的尝试。
自从资本工业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的天空就飘荡着资本和权力这两个幽灵。西方先贤如孟德斯鸠、卢梭等很早就在权力这一块上寻找解决方案,于是有了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三权分立、法治。然而他们没有看到令到人民受苦的除了权力的专横外还有资本的压榨!由于资本的威力,以上那些美好的政治文明竟然没有惠及劳苦大众!于是一种新的文明产生,那就是社会主义,以至最彻底最具战斗性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他们把矛头准确无误地指向资本,指出早期资本积累的原罪和因此带来的资本占有的不合法性、不平等性,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已经响彻欧洲上空之时,居然还有无尽的苦痛,元凶就是资本!!欧洲人是正确看清了资本与权力这两个令他们受苦受难的概念的,他们先是解决了权力的矛盾,接着再在此基础上解决资本的矛盾。巴黎公社就是把资本与权力的罪恶都克服的绝好例子。但欧洲人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是无意识的,因为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然而当这一历史被东方诸国断章取义(当然也是无意识的)的时候,一切就不同了。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资本”这个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工夫解决,他们是按照马列的理论,结合斯大林的意志做的,他们以为完美无暇,从此就过上幸福生活,然而“权力”的幽灵始终未进入俄国人的视野,于是苏联由于政治官僚主义化腐败化,经济领域也由于缺乏民主,早期充满活力创造了奇迹的计划经济陷入僵化,在一系列合力的作用下,苏联完蛋了,继承苏联大部分家当的俄罗斯变成了寡头资本主义国家,虚有民主外表,但人民内心并没有预期的快乐。
毛泽东看到了这个危险,看到了这个缺憾,虽然他还没来得及用准确的语言表述出来,但他采取行动了。在文革的语汇中,“走资派”内涵是丰富的,根据外国学者研究,至少包含几个方面:官僚主义、腐败、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思想等等,按当时人们的理解,甚至是现在官方的中学教材的描述,官僚主义和腐败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流毒,是资本主义的寄生物。在文革的矛头指向上,毛泽东跟刘邓等的分歧在于究竟是指向当权派(官僚系统)还是黑五类牛鬼蛇神(平民和平民知识分子),毛泽东坚持前者,刘邓等坚持后者。后来毛泽东死了,造反派失去依靠,当权派全面胜利,开始全面清算造反派(造反派多是平民,还包括支持造反派的当权者),当年支持当权派的邓重新走到前台,担任了总代表。对比改革后官民关系和1976年前的官民关系,理解起来就一目了然了。政治领域内当官的呼风唤雨,只手遮天,前腐后继,经济领域内的国企官僚们更是如此,在国有资本私有化的岁月里,什么时候有过工人的发言权?
在一个完成初期积累的国家进行改革是必然的,在西方,这种改革是给无产阶级的革命逼出来的,每次镇压革命后,资产阶级就改一改,对工人妥协一下。
在中国,改也是规律,毛泽东选择把改的重点放在了“权力”上(即政治领域,发起大民主群众运动,对整个官僚系统进行监督),毛说过文革这种方式以后每7、8年要来一次,当然包括了每次文革群众对其有意见的官员领导要撤换了,这可以理解为是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法制化进程的开端,这比当年西方要文明得太多了,可以想象假如文革的方向没有被当权派歪曲,成功完成的话,只要再搞2、3次就可慢慢摸索出一套程序化法律化固定化的制度来,而且也不会像第一次那样激烈,今天西方的选举制度等不也经过了这样的过程吗?不要忘记了当中国在文革时,美国那边的马丁.路德金正带领黑人进行如火如荼的争取黑人人权的运动,女权运动也热烈得很,马丁还被人枪杀了。所以毛的改革方向没错,他看到问题的重点了!可以说文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
但文革没有成功,革当官的命并不像毛想象那么容易,当权派反应之烈,当权派高层内部试图扭转运动指向的意志之强,都超过了毛的预想。当尼克松恭维毛泽东的思想改变世界时,毛很悲观,说只改变了北京几个小地方,又说中央到处都是独立王国,水泼不进,可以理解为当时当权派联合起来孤立毛,毛的指示像今天教育部那位高官所说,出不了中南海,甚至出不了书房,但当权派却打着红旗反红旗,改变策略,在外面到处搞个人崇拜,抢过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使原来打着这面旗帜的造反派丧失了文化上的优势,败局已定,那时毛已经快要灯枯油尽了,心有余力不足了。
当权派胜利,清肃了大民主群众运动后,清除了中央的毛泽东分子,在中央坐稳后,1979年邓也开始改革,邓的眼光短浅,也没有全套的规划、全盘的考虑,用他的话说是摸石过河,瞎来。他从自己那一阶层的人在文革中受群众的苦的经历出发,废除了“四大”这个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收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然而在官僚阶层内部却开放了民主权力,这才是邓一再向外叨念的民主。从那以后的文革叙述中,官方的调子就是邓的调子了:文革动乱无法无天,必须加强法制(以法制民),加强民主(官僚内部民主)建设。总结这20多30年来的印象,就是这么回事了。邓把改革的重点放到经济上,实行消费经济改革(就是吃喝玩乐那一类),市场换技术,技术没有换来,却释放了资本这个幽灵出来,从此,中国的上空自49年来再次出现了资本与权力这对幽灵共存的景况。今天的中国人对政治腐败、资本肆虐大抵都有感受,不用多说。中国工农节衣缩食换来的那点原始积累今天也挥霍的差不多了,独立自强的强国梦没有了,西方资本的触角又开始像100年前那样开始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的控制,明显的例子是,今天地方上的县市长书记们对老百姓亲热些呢还是对那些来投资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们亲热些?政治经济上受制于人的现象不是孤独的特例了!
民主与共和,今天中国人民仍不可得,本来好不容易有这个条件了,但现在又吹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寡头专横的民主可不是我们想要的民主。我们要的不应当是只有那张可以自由投出去的选票,还要平等、博爱、安全!(安全包括经济安全,没钱开饭、没钱上学、没钱就医、没钱养老那就是没有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平等最简单的就是社会公正,现在中国社会奇缺!)(博爱:现在的中国人除了爱钱还爱谁?!)
资本与权力,扰攘世界数百年,哪个国家的人民解决了,哪个国家的人民就真正得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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