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产业化并非“莫须有”

中国教育产业化并非“莫须有”

　　《广州日报》8月27日有一篇记者专访，题目是：《“扩招之父”不后悔谏言大学扩招——认为利大于弊》，被访问者是经济学家汤敏先生。中国的读者绝大多数都知道教育产业化这个名词，但并不知道汤敏先生被称“中国高校扩招之父”、“教育市场化的倡导者”，在采访中汤敏先生说：“不过他并不认同第二个称呼。”汤敏先生在评价后扩招时代的问题时说：“当时我以个人身份向中央寄了一封信，大致陈述了5个理由支持扩招：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达国家水平，18～22岁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4％，当时菲律宾31％，泰国37％，印度8％；其二，1998年国企改革，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8％，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于是酝酿增加高校收费；其四，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汤敏还说：“现状与当时的提议是有距离的，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建议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首先，我的建议是3年扩一倍，结果是6年扩了超过5倍；第二，关于助学政策的配合，助学贷款、助学金、奖学金制度显然在过去没有得到重视；第三，教育改革的与时俱进，在高校扩招的同时，教育改革没有跟上，造成高校毕业学子非社会所需人才，这在我看来是造成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最核心问题所在；第四，我主张好学校多扩，差学校少扩，但结果却并不是这样。”

　　唐敏先生的这个访谈让我感到中国有人批判教育产业化，却没有人敢承担教育产业化的责任。因为，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先生在2004年9月也有一个讲话，他说：“如果教育产业化了，教育事业就毁了”，张保庆说：“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因为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对凡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所以将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也违背了我们的办学方针，也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说，直接违背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原则。所以产业化的问题，我们教育部是坚决反对的，是绝对不能把教育产业化的，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了教育事业了”

　　这样看来在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没有倡导者，教育部又是“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那么教育产业化真的是莫须有了。

　　昨天强国论坛推出“一周热点”：《助学贷款能否“通情达理”些？》这个讨论实际上已经持续半个多月了，其中网友山沟里的苦菜花的帖文：《一位贫困大学生的心里话：助学贷款！我恨你，恨你一万年》引起网友强烈关注。笔者的视点略微有些不同，助学贷款还是属于一种商业贷款，尽管这种贷款国家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但并没一有改变它的属性。商业贷款的贷出就要看对方有无偿还能力，因此是必须有选择性的，如果作为对贫困生的一种救助办法，而忽视他们今后究竟有没有能力偿还，不管国家的政策多优惠，必然有一批学生并不能如期偿还贷款，这是因为大学生就业中存在许多实际问题，他们的预期收入中有许多未知数，这种问题出现显然并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笔者认为，国家扩招中公办高等院校为什么要收这么高的学费？就连师范生的培养也并轨收费。过去建立起来的人民助学金制度难道是错了不成？高校的扩招中这种助学几乎被挤垮，这究竟是为什么？

　　教育投入不足是一个直接的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个国家维持着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体系，高校在校学生也是世界之最，教育投入却在世界排名最后面，直到现在教育的投入也只能占GDP的3%左右。这种教育投入必然导致教育的高收费。通过教育高收费来扩张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位唐敏先生。

　　汤敏先生直谏高校扩招中说：“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拉动内需的消费点。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元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元。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增加学生在学校中的消费，二是缓解就业问题，三是从远期而言可以培养人才，增强人才国际竞争力。”通过收费办学是唐敏直谏的核心问题，然后在中国出现的是不仅是高等教育，几乎所有的教育都在试图通过收费拉动消费，这就是被人们称之为的教育产业化。由此教育不再是事业，成了是依靠收费发展的产业，而后发生的多收费、乱收费接踵而来，中国教育之乱就始于这个直谏。

　　关于高等教育扩招是应当的，究竟应当如何扩招值得讨论。汤敏的这个建议直到今天都需要认真甄别。唐敏现在说话很不负责任，他说：“我的建议是3年扩一倍，结果是6年扩了超过5倍”，因此现在由于扩招形成的一些问题与他的直谏无关。

　　汤敏先生原来所学习的专业是数学，3年扩招一倍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不应该糊涂，这个概念是说每年扩招的速度平均要达到增长26%以上，实际上一开始的速度并没有达到26%，三年之后的速度远远超过26%，因此6年扩了超过5倍也并不为奇。如果一年的扩招平均速度达到30%多一点，6年的扩招就可以超过5倍。这个数学道理难道汤敏也不懂？26%与30%仅差4个百分点，并不能成为汤敏搪塞过错的理由。

　　笔者认为一开始提出3年扩招一倍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和6年扩招5倍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汤敏先生已经看到今天扩招中收费忽视了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忽视了与之配套的国家助学金和奖学金的力度；忽视了毕业学子与社会需求的衔接问题；忽视了好学校多扩，差学校少扩等等。最初提出的3年扩招一倍和“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元计算”来拉动消费都是有害的，这是扩招中产生负面问题的根源，由于这种通过高收费拉动经济的主张造成国内教育收费的混乱，汤敏的这个建议是需要深刻反省的。中国教育产业化并非莫须有，其始作俑者就是汤敏先生。

　　2005年，也就是这个直谏提出7年之后，国内舆论开始批判教育产业化，这时候唐敏先生开始改弦易辙，汤敏在出席博客网举办的“从教育收费看教育改革研讨会”时提出，我国目前应该对义务教育实现完全免费；对高校贫困生应免费，并提供部分生活费。并提出应该对义务教育实现完全免费。当时国内有一篇评论说：“义务教育本来就应该是免费教育。如果把上述词语替换一下，这句话就变成了应该对免费教育实现完全免费。一句同义反复的话要由专家作为建议提出来，这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这一篇评论还说：“七年过去了，我们回顾一下汤先生所提建议的‘丰硕成果’：大学扩招的同时，学费高涨，毕业生就业困难，教育质量滑坡，贫困大学生越来越多，‘因教返贫’成了常见的现象，‘学费杀人’的新闻时有耳闻。教育收费，已经成为全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一个关于教育大跃进的主意，更大的过错在于我们有没有这种能力实现这种扩招？汤敏今天说：“好学校多扩，差学校少扩”，当时你的建议3年扩一倍，中国有多少优秀大学能扩招一倍。换言之扩招之后的教育质量，汤敏先生就更难预料了。而扩招的推动力不是国教教育的投入增加，而是的是学生家长要付出了高额学费，培养出来的学生却又不能完全实现就业，显然这个直谏在当初出笼的时候就是缺少了必要论证。

　　中国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我以为不仅是一个学者的直谏就会形成这么大的气候，进行推波助澜的因素很多，包括政府的一些决策也需要反省。这和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说的：“小步走不停步”就很不一样，如果我们从1993年教育振兴计划提出之日起，每年的教育投入增加0.2个百分点，到2007年，一共经过了14个年头，应该增加了2.8个百分点，中国的教育投入也可以实现超过GDP的5%。扩招也是一样，如果每年按10%扩招，从1998年到今天一共9个年头，也实现翻一番了，虽然速度慢了一些，但是高等教育与整个教育的发展会更健康，更和谐。

　　对于汤敏先生，我想现在不是推脱责任的时候，而是应当反省甄别自己的直谏，任何时候都不能用你的动机去衡量教育产业化的后果，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难理解。中国的教育官员更应当清楚这个道理。

　　2007-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