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吉贤：经典的解读可以容忍到什么程度？——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及其争论

经典的解读可以容忍到什么程度？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及其争论

何吉贤

　　李零这位吃“三古”（考古、古文献、古文字）的人，曾被人戏称为北大中文系“最有学问的教授”。2007年年初，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新著《丧家狗：我读<论语>》。这是他继05年的《花间一壶酒》，06年的《兵以诈立》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新著。《花》被称为“文化大餐”，为李零博得了名闻天下的“文名”；《兵》书也被评为“06年十大好书”之一。但《丧家狗》一出，却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在《丧家狗》中，李零“再次以其犀利如刀锋的语言，和对现实世界的一贯审视，将《论语》这部千百年来读书人视作命根子、当权者视作统治法宝的经典，作了深入浅出的解剖。在作者的笔下，孔子就是一条郁郁不得志的丧家狗，奔波一生而无所得，他是读书人宿命的缩影，是所有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者的缩影；孔门就像大帮会，四大堂会，分设掌门人，还有十佳代表……”

    4月22日，鲁博召开了“传统经典的不同读法：李零新书研讨会”，会上，批评和褒扬《丧家狗》的双方各执一词，展开了辩论。首先出来发难的是《原道》主编陈明，他用“作家的文采、训诂家的眼界、愤青的心态＝这本书”这一公式概括了他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他认为李零的文字漂亮，没得说；李零古文字水平高，数一数二，但到底只是个训诂家，解读论语不是简单的训诂家的工作，从训诂学来解读孔子，有失圣人本旨，遮蔽的问题比彰显的问题更多；至于愤青心态，指的是李零对孔子那种“不敬”的态度，用“丧家狗”去描述孔子一生追求和事业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李零的境界”。刘东也发表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关《论语》的各种解读结晶的过程，就是中国文化走向辉煌、成熟的过程，不能够完全用还原的办法去看，然后把孔子以后的历史看成胡说的历史。李零用“丧家狗”来解读孔子，是李零的夫子自道。作为四大圣哲之一的孔子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应该更多地谈谈他未被人认识的那些方面，比如他对文学、艺术的见解。参会的其他学者，包括社科院的王焱、雷颐、王学泰，北大的钱理群，清华的秦晖、张国刚等（钱、雷还在之后将其发言内容扩写成了文章），从不同侧面对李零的书表示了赞同的意见。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李零的这本书抱着一种严肃的学术的态度，他对论语的解读在论语的解读史上有新的推进，他的这种训诂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正是解读中国经典的“史家的基本方法”，是对孔子的还原。而“丧家狗”之说，则不仅是贴近历史实际的一种解读，而且寄托着作者的现实关怀。钱理群提到，他在读“丧家狗”这个字的时候，就觉得后面有一种执著的精神，一种悲哀在。丧家狗是有自己的理想的，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找不到还不断寻找。他认为这抓住了孔子的本质，而且我这也是知识分子本质的东西。应该注意到，这些学者在褒扬李零《丧家狗》的时候，还包含着对时下“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和“《论语》解读热”中某种倾向的批评，有网络评论干脆则将这里的分歧称为：读于丹，还是读李零？――两条路线的争论。也正因此，钱理群认为，李零“丧家狗”命题的提出，对于当下孔子热或国学热的几种倾向，是有针对性的。在当下的国学热中，李零的书是一个清醒剂。

    这次讨论会后，陈明将他的发言中扩充成一篇题为《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我读李零“丧家狗”》的文章，尤其在比较学理性的“训诂家的眼界”部分，更多作阐述。他认为，他所指的训诂家的眼光，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李零似乎是想沿袭当年古史辨学派的这一套路，相信可以用训诂的方法还原《论语》文本和孔子符号的“真相”，进而通过真与假、活与死的二元区分，用解构否定其义理内涵和文化价值。管窥蠡测，自然不免盲人摸象识小不识大之讥。他还说，也许汉儒、宋儒、“近儒”围绕“治统”、“道统”和“宗教”的建构“都是意识形态”，李零可以拒斥。但另一方面，政治、道德、宗教无疑是《论语》最基本的思想架构和意义维度，因此必然构成我们接近和解读的进路和法门。把它们“去”掉，剩下的还有些什么？在陈明看来，孔子、《论语》这样一种基本经典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层次性，在时间上也具有开放性。因此，“人造孔子”不仅不是如李零说的“特没劲”，反而是极富价值。他认为，解读《论语》这样的经典，不适宜用减法，而要用加法。李零将孔子描述为丧家狗，则是把自己的（“愤青”）心态和心量当成了孔子的精神和事业，陈明并以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心头有尊佛，看到的就都是佛；心头有堆粪，看到的就都是粪）来类比李零。

　　陈明的批评之声引来了国内儒学界的一片喝彩，知名儒学网站儒学联合论坛、木铎论坛等网站，都特辟专题，对《丧家狗》进行专门的批判。除陈明的文章之外，米湾（《记丑而博，言伪而辩——读李零<我读论语>序文所感》）、邓曦泽（《顾颉刚、李零，还有一条狗——故事与解释》）、王达三（《到底谁是“丧家之狗”？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质疑》）等也相继撰文进行批评。中国儒教网等网站并转发了蒋庆、康晓光和王达三的通信，他们的通信中，除了赞扬陈明的做法外，更是用极其意气用事的语气将李零之书斥为“末世之书”（蒋庆）和“垃圾”（康晓光）。由此，围绕《丧家狗》的争论主要变成了新儒家与对新儒家持批评态度者的争论，对此，魏英杰将其归纳为自由主义和大陆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他认为，李零欲去除历来加诸《论语》的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意识形态“咒语”，无不具有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在外人看来，这就是对孔子和《论语》自由主义式的解读。而新儒家在这个事件中对“丧家狗”取围攻之势，则是意在维护自身合法性资源，进而维护其合法性地位。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在这么一个读书事件上狭路相逢，也证明二者已呈完全不兼容势态。但批评者对这种归纳并不接受，陈明认为，“把愤青定义为批评社会，把批评社会等同于自由主义，再把我对李零的批评解读为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这是由李零开始再由魏英杰完成的诠释。魏英杰一窍不通，李零则是知道只有这样才可以作自己体面下台的阶梯。”在美国讲学的北大学者陈来，也专门致函《儒家邮报》编辑，说“就我对李零先生的了解，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个别的、和图书市场运作相关的事件，本来与‘主义’之争没有关系。所以我不赞成把此书的出现本身夸大为某种主义之争，更不希望由此引发为主义之争。”

　　也有人把这次争论概括为“考据和义理”之争（见雷颐《“六经皆史”说论语——<丧家狗：我读论语>》的意义），但批评者将这种“为李零辩护”的意见斥之为“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他们认为，事实上，李零解读《论语》，其意绝非“考据”，而“以讥讽孔子、菲薄道德为能事”，“与其说李书是考据之书，毋宁说是借考据之名兜售其‘私货’的义理之书”（王达三）。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李零很早就说，他压根儿就没打算把宋代思想史塞在这本书里（相反，主要就是清除他们的干扰），并承认，“宋代思想史，这不是我的研究范围。”但书出版后，还是遭致有宋代思想史研究背景的学者的批评。杨立华在《<丧家狗>与“哗众取辱”》一文中认为，李零将 “丧家狗”这样一个孔子师徒间的幽默玩笑来定论一个人的一生，不仅学术上不够严肃，而且是由“哗众取宠”而“自取其辱”。

　　在整个争论过程中，作者李零本人一直写文章和以访谈的方式，对各种反对意见进行批驳。他说，现在读《论语》，很多人对书不感兴趣，关心的只是崇圣。他们读我的书，只是凭嗅觉读，书本身不读，也读不下去。他们说，你讲的孔子是前面的孔子，我们关心的是后面的孔子。所谓后面的孔子，就是我说的死孔子，假孔子，宋明理学的人造孔子。他们叫阐释学。你不讲程朱陆王，全是白搭。其实我要拆的就是这座庙。书里有不少笔墨，就是花在澄清他们的曲解上。对于孔子，我很强调，要从当时的环境理解他。他把历代对《论语》的读法归纳成三种：把《论语》当作意识形态，替皇上把思想门，站言论岗，美圣近乎肉麻，这是从前科举时代或者科举遗绪的读法；把孔子当成救世主，把《论语》当成东方主义的救世良方，这是新儒家们的读法；当然，还有一种更不得人心的读法，就是把《论语》当成包治百病的心灵鸡汤。

    在专门回应杨立华文章的《有话好好说，别一提孔子就急》一文中，李零认为他和杨立华（以及大多数批评《丧家狗》者）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尊圣”还是“历史研究”。他说，杨立华他们想“解决”的，主要是一个“圣人”问题，“这个问题，在他，主要是感情问题。感情压倒一切。对不起，我是学历史的。我和你不同，孔子只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他还说，骂他的文章，大体是出于“崇圣”的感情，“特别是那些热衷政治，大讲托古改制的人(甭管左的右的)，一提传统，就魂不附体，惟恐别人剥夺了他的文化资源。这样的文章，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传统文化大；爹亲娘亲，不如孔夫子亲。我所寓目，骂的理由，无不出于这两句话，鸡蛋里面挑骨头，也还是为了这两句话。”在他看来，这种论争的态度和方式背后，隐藏着一种极为不详的倾向，他质问：“中国当前的复古潮，已经闹到乌烟瘴气的地步，何人扫此阴霾？”“中国的尊孔派，尚未立教，就如此专制，这确实让我想到了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必扯得太远，想得太玄，眼前的事是言论自由。”

　　是出版商的炒作也好，是巧合也好，不可否认的是，《丧家狗》的出版，恰逢近些年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因此，围绕《丧家狗》一书的争论，不仅体现了当下中国思想和文化界的许多重大问题，同时也展现了反思当代中国思想和文化取向的一些重要契机。

　　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重读经典？有人以为，于丹是“满怀敬意”地“感悟”《论语》，李零是“调侃戏弄”地“恶搞”《论语》，而后者正是李零招致“新儒家”围攻的根本原因。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重读经典有容忍的限度吗？这个限度是什么？是“崇圣”的心理？还是“科学的态度”？另外，李泽厚、陈明等人都认为，于丹对《论语》的解读，与《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作用，那么，这里对于丹的赞许，对李零的批评，就不是一个学问高低和知识对错的问题，而是价值信仰的判别了。进一步，这个“宗教信仰”问题针对的是什么，对当下中国现实有思考的人也许可以作更深入的联想。

    有论者认为，当代儒家在今天企图“复兴儒学”、“重建儒教”的努力，与春秋战国之际、清末民初之际的儒家的境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以“价值理性”为特征的儒家思想，在解决具体的经济、政治问题上具有“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理想主义色彩，给人的感觉是既超前也滞后，不能满足民众和学者们的“燃眉之急”。但李零的回答是，一个文化的好坏依靠的是其本身的感召力。中国文化非常伟大，但全盘西化后，祖宗留下来的最大遗产，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自己。“你不要问西方文化是你的主体，还是中国文化是你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你自己！中国文化，我可以接纳，西方文化，我也可以接纳。”如果不避牵强，这也许是“丧家狗”中应有之一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