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谷川一类挑起剩余价值论争的目的何在？

                           云谷川一类挑起剩余价值论争的目的何在？

    近期善良人们在抵御云谷川一类对剩余价值否定的论争，云谷川一类大有“愈战愈勇”之势。其实他们很虚弱：
    其表现是为证明自己否定剩余价值的“真理性”不惜将别人的观点掐头去尾地引用进而加以批驳，然而对于别人的揭露却始终没有面对的勇气，这一点我己在《云谷川害了“软骨病”需吃“道德钙片”》作了说明。

    而他们“愈战愈勇”在于对其神灵式地崇拜《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无知。即：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层次。例如价格范畴，西方经济学根据供给、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政治经济学把它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的运动表现价值规律的作用。再如对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强调帕累托最优，而政治经济学把它界定为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再如对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分配范畴，西方经济学把它们看做是要素报酬的形式，而政治经济学则将其界定为剩余价值分割的形式，并由此确定了各自量的界限，等等。显然，这两个理论体系有着重大的差异，但它们都依据各自的研究方法、层次作经济分析，都有不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而不能简单地肯定一个否定一个，也不宜合二为一。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的国情现状决定了应以政治经济学为本，借鉴西方经济学依其为辅。

    虽说云谷川一类“无知无畏”但现实中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他们是一些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狂热分子的盲从者：
   他们无视泛市场化意识导致的国企贱卖工人下岗的事实，企图掩饰在毛泽东时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积累的国企被其掠夺的罪责。他们并非从《西方经济学》研究单个经济单位及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将面临着人类所固有的一个基本的经济矛盾：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和满足欲望的资源的稀缺性的研究对象出发，着力“资源配置”。而是看到“资源的稀缺性”这一“信息提示”在城市非法野蛮拆迁；在农村法非法圈地、污染环境使人们健康受到威胁情形下又不得不面对“医疗市场化”而无奈；面对上学难而“无助”；面对高涨的房价而望楼兴叹！仅依市场物价上涨的猪肉涨价而言，由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而导致的各地方政府的行政不作为，如不是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2007年8月9日国发〔2007〕22号的下达恐怕后果难以想象！

    在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鼓吹取消国家干预，极力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代表着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云谷川一类与我们争论剩余价值最本质的原因所在。正如陈岱孙在为丁冰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一书写的序所言“让国内经济学界特别是青年学者认识这一国际背景，使他们提高警惕，显然至关重要。”
    为以正视听，现将陈岱孙简介与先生在丁冰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一书所写的序附后，供网友参考也使云谷川一类扪心自问
还是那句话：在中国搞资本主义难！

（2007-8-28-13：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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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岱孙简介：
　　陈岱孙（1900.10.20-1997.7.27）原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1924年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取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15年考入福州鹤龄中学。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1920年毕业后获得庚子赔款公费留美资格。1922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学士学位，并获金钥匙奖。1922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4年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取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赴英、法、意等国作短期考察和研究。 1927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及经济系主任。1937年随清华大学南迁，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和经济系主任、商学系主任。1945年起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保管委员会主席、法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1952年任中央财经学院第一副院长。1953年起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历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兼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经济学组副组长，中华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北京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全国政协第二至八届委员，第六、七届常务委员。1984年起兼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

　　陈岱孙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都有极高的研究成就。他密切关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如何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生活的现状和规律，确定改革和发展的总体取向提出了自己重要的意见。他主张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要注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批评忽视数量分析的倾向。在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他指出魁奈经济表不仅涉及简单再生产，而且对扩大再生产也作了说明。他对于“亚当·斯密矛盾”也有缜密深入的研究。对于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他认为我国和西方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整个体系不能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而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可以供我们参考与借鉴。

　　陈岱孙从事经济学教育七十年，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教育理论，他认为应将专才和通才教育结合起来，主张实行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恰当结合，坚持培养经济科学人才要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全面训练。陈岱孙教授学识之渊博，教学艺术之高超，素享盛誉，是一位杰出的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的德高望重的经济学界宗师。

　　陈岱孙主要著作有：《经济学说史讲义》、《经济学说史》、《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史》（主编）等；主要论文有《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发展》、《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西方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思潮的消长》等。陈岱孙解放后发表的论著结集为《陈岱孙文集》，另有《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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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岱孙：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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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西方经济学 研究工作 陈岱孙 教学工作 谬误

    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比前苏联东欧国家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剧变的后果的严重性将十倍百倍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这种历史结局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所梦寐以求的。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避免这种历史结局的出现。要做到这一点，当前一个最紧迫的任务便是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右的倾向。为此，必须改进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是加强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工作。

第一，分析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倾向的国际理论背景。我国近年来在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右的倾向，与７０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国际思潮的泛滥有密切关系。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与时代潮流不合，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影响不大，但却成为西方国家打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鼓吹取消国家干预，极力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代表着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让国内经济学界特别是青年学者认识这一国际背景，使他们提高警惕，显然至关重要。

第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将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与世界经济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首先要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分析战后时期西方经济发展，揭示战后初期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战后经济重建性质，指出自７０年代以后，西方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杂以停滞和危机的历史时期，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经济的通例是低速增长和慢性萧条，战后初期的经济繁荣乃是由特定的历史原因产生的特例，因而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在对西方国家经济的估价上面，我们也看到两种极端，一个极端是在前３０年，我们不少学者喜欢将西方经济描绘成一片暗淡，除了危机还是危机，不承认战后一段时期西方经济的繁荣。另一个极端是近年来我们一些学者倾向于将西方经济现状和前景描绘成一片光明。这些学者对西方经济的看法往往比西方国家的学者还要乐观得多。我们必须克服这种片面性，要用我们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引导青年正确认识西方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这对青年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端正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克服对西方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心理，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第三，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与西方经济学说史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西方经济学发展数百年，但在马歇尔以前，内容并不那么复杂，脉络也比较分明。战后西方经济学虽然内容庞杂，学派林立，新学科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新的理论，每一个学派，每一个学科，都可以在学说史上直接间接地找到其思想根源，而一旦找到其学术渊源，这些理论、学派、学科的神秘的光环也就黯然消退了。

第四，加强对西方经济学派的研究。首先是加强西方正统派经济学阵营中国家干预主义学派与自由主义学派斗争的研究。这两大流派的斗争，从重商主义时代晚期起，贯穿着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全过程。对西方经济学这两股思潮两大流派的斗争内容、实质及其发展前景的研究必须联系时代的特征。现代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只能是现代国家干预主义学派，而不可能是新自由主义学派。

近年来国内滋长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倾向，深究起来，实质只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这一古旧学派的崇拜。而人们之所以以腐朽为神奇，盲目崇拜这一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的学派，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主流派经济学；二是为其光怪陆离的理论表象所迷惑，没有认识到它与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旧经济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渊源关系；三是没有识破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在发展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险恶用心。西方国家在国内甚至国际经济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我们的某些学者十二分卖力地在国内贩卖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货色，而且非常顽固地加以坚持，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

第五，加强对西方国家激进派经济学的研究。西方激进派经济学派别很多，如新剑桥学派，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新左派经济学等。这些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持不同程度的批评态度，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有所研究有所揭露。特别是带有某种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新左派经济学，出版了不少论述现代资本主义的著作，很值得我们关注。他们生活在西方国家，就近研究，取材容易，体察也较直接深切。在国内翻译出版和介绍激进学派特别是新左派经济学派的著作，对于教育青年一代，使他们对现代西方国家的现实具有真实的了解，克服对西方社会的盲目崇拜心理，很有裨益。

第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研究。战后时期，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批进步的民族主义经济学家，如普雷维什、萨缪尔·阿明等，这些经济学家与西方国家一些进步经济学家如布兰克等联系在一起，提出了一整套捍卫发展中国家民族利益，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和工业化、现代化的理论，引起了人们的注目，被称为发展主义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有重要的影响。７０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８０年代，这一学派受到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及其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排斥和打击。在８０年代，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取向型改革模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政治独立也受到严重威胁，后果十分严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８０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在８０年代，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和斗争从未停止过。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这一学派经济学家的努力有所增强，近年来在拉美国家崭露头角的新结构派就是其中一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同西方国家、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及其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作斗争的经验，他们对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和模式的探索，对我们具有十分切近的借鉴意义。我们对这一流派的经济学虽然有所研究，但很不够，今后应当加强。

第七，加强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前后经济学说的研究。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借鉴和引入西方经济学说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问题比我们中国要早得多。著名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与西方自由派经济学家米音斯、哈耶克之流的著名论战中创立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并在战后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加以实施，就是有名的例子。８０年代，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主流派经济学逐渐转化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蓝图的制定工作逐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把持。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代表直接插手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方案的制定工作。前苏联、东欧国家推行的“休克疗法”就是其最显著的例子。“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们应研究前苏联、东欧国家变革前后推行的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的前因后果，我们应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鉴戒。

第八，积极参加国内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在切实做到以西方的经济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提出有真知灼见的政策建议。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在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时，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要特别注意与别有用心的西方经济学者的建议作不调和的斗争，防止苏东国家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第九，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我们宣称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理所当然地是我们的理论基础。无庸讳言，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在部分人们的心目中，在部分学者的心目中，特别在是缺乏生活经验的青年人的心目中，有所淡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工作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而且有所放松。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而方法也要改进。我们不能以照本宣科地复述经典著作为满足。更不能像时下某些人那样寻章摘句，甚至断章取义歪曲经典作家的原意，偷换自己的自由主义私货。例如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系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用语，鼓吹私有制；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鼓吹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利用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的用语，否定公有制等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丁冰教授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主要流派及其分支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阐述，并且追踪研究了当代西方经济学重要理论和主要流派的最新发展，内容十分丰富。尤其值是称道的是作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及其分支理论的发展作了细致剖析、批判和鉴别，审慎地区分其精华和糟粕，特别对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旗帜鲜明的、尖锐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我国近年来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不足，从而在我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工作中开辟了新的生面。在本书的启发下，我发表了上述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就正于方家。

（本文是为丁冰同志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一书所写的序，转载自《高校理论战线》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