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来自于文明的冲突与霸权

90年代初，冷战以快过人类思维的方式结束，留下了一群嘡目结舌的国际问题专家在一边抓耳挠腮。这个世界也由此产生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大转变，这场意识形态的转变，并没有带给人类热切希望中的和平，而是历经着一场持久的混乱与血腥。此情此景，使人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难道结束了一场核阴云笼罩下的冷战之后，人类反而更加地嗜血与丧失理智了吗？想寻找出这个答案，将会是个复杂的历程，而我认为，其意义也将会是非常地重大。最近十五年间，有二位在抓耳挠腮之中冥想而出的专家，一位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博士，著书《文明的冲突》，此书从文明或者文化的角度谈述了冷战后的混乱根源，另一位是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著书《大棋局》，此书从地域政治与国际交叉利益中分析了现今世界的格局及其走向，这是两部近期内非常重要的国际问题专著，几乎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业余或者专家们的必修参考书。

亨廷顿博士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这样写道：1994年4月18日，2，000人聚集在萨拉热窝市挥舞着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国旗。这些萨拉热窝人通过挥舞这些旗帜而不是联合国、北约或美国的旗帜，认同于他们的穆斯林伙伴，并告诉世界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谁不是。1994年10月16日，洛杉矶的7，000民众在“墨西哥国旗的旗海”下游行抗议187法案，该法案是一个通过公民投票决定的措施，它否定国家给予非法移民及其子女的多项福利。一些观察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举着墨西哥国旗游行，同时又要求这个国家给予他们免费教育？他们应当挥舞美国国旗”。两个星期以后，更多的抗议者确实举着美国国旗在街上行进，但却是倒举着。这些旗帜显示187法案获得了有保障的胜利，它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州59％的选民的赞同。

冷战后，东西方的阵营对立消失，这种界线分明的阵营一旦崩塌，原来被遏制的其它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进行了压力的宣泄。这个被压抑的意识，是一种文化、文明区域、甚至是种族的归类与认同，其表现为民族国家概念被得到空前强化，不少多民族的国家产生出了新的民族分裂势力，要求独立与自治呼声日益高涨。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分子，以不可遏止的气势成为了众多国家中的中尖力量。举着自己文化或者种族与精神象征国的旗帜而要求当前居住国的利益，就是一种归属感与认同自己身上种族标记的表现之一。所以才会出现在萨拉热窝市挥舞着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国旗，在洛杉矶出现了“墨西哥国旗的旗海”。上世纪未，随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崩溃，全世界、全人类的概念在人们的心中逐渐地变得无足轻重，人类最重要的区别不再是阵营与全人类这样的思想意识，政治思想在人们心中被下降被到了次要地位，取代的是文化与种族认同与区别。同时种族与文化冲突也就成为了最频繁的战争源头之一，从非洲的种族屠杀到欧亚大陆里的民族分裂分子，这些都是根植在文化与种族认同加强的基础上所发生。确切地说，就是人类已将被另一种更加自我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且趋势不可阻挡。

单就种族标记与文化认同感来说，在非洲、在欧洲、在亚洲，出现了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在非洲，卢旺达与苏丹等国家被指认为种族屠杀的祸首。在欧洲，南联盟塞尔维亚族被控告为对阿族进行种族清洗。在亚洲，出现了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大批的当地华人华侨遇害。欧洲，新的纳粹主义在抬头。亚洲，日本右翼执政上台，否认或者纂改其侵略历史的事实与真相，且不排除日本会重新武装自己，重走军国主义老路。这一切的混乱，都直指一个源头，就是世界在冷战后，文化认同感与种族标记认同在人们的心里变得非常地重要起来。

《大棋局》作者布热津斯基博士在书中这样写道：霸权像人类一样古老。但是美国当前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它形成的飞快速度、涵盖的全球性范围以及使用的方式上，却都有自己的特点。

近十五间，美国的发展与保持霸权地位的行动，同样成为了世界混乱的一个策源点。先后发动过入侵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三次大战。南联盟战争，致使联合国维和部队至今还戳在那里，不得动弹。阿富汗战争，“基地组织”象被捅散了的马蜂窝，导致该组织迅速地向全球扩张。伊拉克战争，致使原本政权单一且稳固的伊拉克成为了恐怖主义的温床，“基地组织”与其它“依斯兰极端组织”把一个只有44万平方公里的伊拉克演变成了一个练兵场，纷纷地亮相与扩充势力。同时美国极力推广的文化与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与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文化的对立。这个趋势日见严重，并不见有消退的迹象。以我认为，随着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持续，这种隔碍将会更进一步加深，从而制造出更大的混乱。

后冷战时期，美国留给了世界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来自于美国的本身。确切地说，就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导致了世界性的反霸行为。我想指出一点，很少有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把亨廷顿博士提出的“文明的冲突”与布热津斯基博士描述的“美国霸权”能够连接在一起来讨论，其实这两者具有非常密切地联系。一方面，后冷战时期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种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感日益高涨。另一方面，美国却以强力推介自己的价值观，企图让世界“书同文、车同轴”，可以看出，这两者完全是一个非常对立的矛盾体。那么，美国与各文明区及其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产生对立的局面，就如此合情合理地发生。归纳来看，后冷战时期导致的混乱主要起源为二种，一就是世界范围里文化认同感与民族情绪加强产生的冲突，二就是美国的霸权地位与全球性反霸行为的冲突。前者与后者密切联系，互相呼应，缺其一，就能将此冲突给明显地弱化起来。

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要么美国适应世界后冷战时代文化认同感与民族情绪加强的趋势，要么世界屈从于美国的单一文化与价值观，让美国的单一文化与价值观普照世界。但遗憾，美国自己恰恰做出了文化认同感与民族情绪加强的表率，而并没有成为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领头羊。

冷战刚一结束，为奠定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由美国前总统布什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构想。1991年8月新一度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中，里面产生了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及其如何建立起一个“世界新秩序”。美国认为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确立起美国在世界上的绝对地位，而是导致了许多地区强国替补了前苏联过后的权力真空，这些强国或多或少地遏制了美国谋求或者维持世界性的霸权。就此，美国制定出一套以美国为样板，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的计划。在此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提出经济、军事、政治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并且划出了先后三个座次，就是经济第一、军事为辅、政治次之，为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安全走向提供了雏形。此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一直是围绕着经济、安全、人权三大外交目标进行。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明确地宣布“经济第一”的外交思想原则。他说：“克林顿已强调指出，我们的努力必须以三个支柱为基础：第一，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必须加强美国的经济安全；第二，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军事实力，同时使我们的部队适应新的安全挑战；第三，我们围绕在国外促进民主的传播和市场的扩大这个目标来制订我们的外交政策。”

显然，美国是以国家主义的方式推行着自己利益至上的政策，以此来维持或者推广自己的霸权。这个政策，无疑于在对后冷战时期产生的新的意识形态上火上浇油。需世界屈服，须要有屈服世界之德，美国自身不能够作出全球精神的表率，反而强化起自己的国家概念。那么，美国这种以自身利益至上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给予世界，自然不能够让人信服。而此种政策刚好与世界性高涨起的文化或者民族归类趋势迎头撞车。

这种撞车的后果之一，就是，世界并没有比冷战前更加和平，反而使各区域的战火燃烧得更加狂烈。美国要得到世界，那么必须要修正自己的国家政策甚至于修正文化层面上的东西。我认为，世界不可能因为适应美国而改变，毕竟美国只是地球上二百多个国家里面的一员，以人口计，也只相当于25分之1。要世界完全屈从于美国的价值观，此成功的概率将会是非常地低微。

佰骥稿于2005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