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瑞典学者是如何借鉴美国经验的

瑞典学者是如何借鉴美国经验的

丁　刚

　　阿尔瓦•缪尔达尔是跟着丈夫冈纳•缪尔达尔一同去美国的，那一年她27岁。这对年轻的瑞典学者到达美国的第一天，正好是1929年10月24日，史称“黑色星期四”，纽约股市大崩溃，西方经济开始步入大萧条时期。

　　假如没有这样一种对美式资本主义的切身体验，两位学者后来也许就不会更为积极地投身于瑞典模式的创建之中。在21世纪的今天，当“美国化”成为许多国家难以回避的问题时，当年瑞典学者是如何借鉴美国的理念，以及这些美式理念又是怎样被瑞典社会所吸纳或延伸，就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现象。

　　缪尔达尔夫妇初到美国，除了对股市暴跌给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深感震惊之外，最感惊讶的是，虽然许多美国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美国经济和社会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许多解决的办法，但胡佛政府并没有重视和采纳。由此，两位瑞典学者发现，当知识分子站在政府的大门之外评头论足时，他们的作用其实是十分有限的。从那时起，他们就下定决心，不仅要了解美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而且一定要学以致用，投身政坛。

　　回国后，缪尔达尔夫妇加入了社民党，成为党的中坚力量，二人都曾在内阁中任职，并参与了一些重要的经济、教育和福利计划的起草。他们甚至把一些在美国难以进行的改革，拿到瑞典去实践。

　　阿尔瓦在美国期间，重点了解了美国的教育体制。杜威的“公民教育”思想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教育是培养合格公民和培育民主的基础这样一种理念。

　　上世纪30年代初，阿尔瓦回到瑞典后，立即着手传播这种理念。她自己办了一个教师培训学院，按照自己的理念来培训教师。在她看来，中小学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民主意识，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打好基础。

　　在1939年第二次赴美时，阿尔瓦应邀在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做了题为“教育为了民主”的主题演讲，讲述了如何通过公民教育，帮助公民更积极地投身于民主政治的实践。她在演讲中说，民主社会与其他类型社会的重大区别就是民众是否能够积极参政议政。推动民众广泛参政是社民党用来打造自己的社会基础的指导思想。她介绍说，瑞典的普通工人当时已经建立15000多个学习小组，有20多万成员，经常讨论公共问题和热点话题。

　　1941年，阿尔瓦与丈夫合写了一本介绍美国的书。她在有关美国教育体制的一章中主要介绍了美国的“公民教育”。阿尔瓦并非没有看到美国当时因种族歧视和贫富分化而造成的教育不公的现实，她丈夫的研究课题就是美国黑人问题。但他们一面用一种批判的眼光观察着美国的种族歧视和贫富差距，一面又有意突出描述了美国的正面形象。显然，他们是在把美国当成瑞典的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来做介绍的，而这个“榜样”的塑造也体现了他们自己的思想。后来，阿尔瓦不得不承认她对美国的看法过于乐观。

　　二战结束后，阿尔瓦成为政府的教育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参与起草了瑞典教育改革的报告，并积极推动了相关法案的通过与实施。1950年，瑞典国会通过教改法案，要求全国实行统一的9年制教育，而所有课程的核心内容必须围绕公民教育而展开，根本改变了过去以知识教育为主的教育体制。这一变革当时引起了整个西欧的关注，被称为典型的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工程”。那场改革也奠定了今天瑞典中小学教育理念的基础。

　　显然，阿尔瓦对杜威“公民教育”理念的理解，已经与瑞典的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美国化”也在这样实践中发生了变化。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那个被阿尔瓦和她的丈夫理想化了的“美国”恰好适应了瑞典当时的社会环境，产生了远比在美国更为理想的效果。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在美国并没有完全成功或是在很长时间以后才得以推广的东西，在瑞典却很快成为一种广泛而成功的社会实践。

　　阿尔瓦后来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席，从一个公民教育的推行者很自然地转变为一个着力于推动核裁军的和平主义者。她对美国的批评使一些美国人很不高兴。1953年，阿尔瓦去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时，竟被美国移民局列入黑名单，被限制在纽约市区活动，据说是因为她的言论可能会“颠覆美国”。

　　一个将美国视为“理想国”的瑞典学者就这样成了被美国怀疑的“敌对分子”，这个结局将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瑞典与美国这两个不同模式的关系。1982年，阿尔瓦因其对核裁军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