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明：大革命并没有失败

曹文明：大革命并没有失败

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 1993.04

　　长期以来，史学界多认为1924-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了。根据就是，大革命并未完成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损失惨重。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事实上，大革命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重大胜利；工农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开始独立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大革命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

　　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震撼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

　　首先，中国人民认清了革命的敌人。

　　纵观中国近代史，农民发动的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护法运动无法成功，重要原因在于运动的领导者对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大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广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觉悟到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帮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响亮口号。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国国民党也认识到，革命的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80页。），改变了辛亥革命期间承认不平等条约的错误立场，提出“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全民族的觉醒，是中国革命走向成熟的重要条件和标志，促进了革命潮流的高涨。

　　其次，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反帝斗争取得历史性突破，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一部中国近代史，可谓列强侵华史，又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史。以往，中国人民的斗争，尽管惩外敌于一时，却没能阻止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从《南京条约》到《北京条约》，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再到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大革命刷新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纪录。由于国共合作的建立及双方共同努力，中华大地反帝运动风起云涌。五卅运动开创了反帝斗争的新纪元，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口号响彻云霄。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罕见的省港大罢工，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广州国民政府为结束罢工而在海关关税内征收的附加税，又是中国人民争取关税自主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1927年，中国接管汉口、九江英租界，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创举；为此签订的中英协定，标志着中国取得了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这是近现代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中国取得胜利的谈判。

　　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迫使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国，“不得不应允放弃他们的这种剥削中国人民的特权”，“对于国民政府作重要的让步”（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203页。）。1927年1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表示，英国“已准备抛弃其特权”，对于“领事裁判权”、“关税束缚”、“租界制度”，“均愿予以变更”（注：王宗华主编《中国大革命》下册，第382页。）。此前两天，美国也宣布“准备继续谈判关于治外法权及关税的全盘问题”（注：王宗华主编《中国大革命》下册，第382页。）。史无前例的让步，一方面表明帝国主义变换了干涉中国革命的手法，另一方面也表明大革命已经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这是中国反帝斗争的历史性进步。大革命后，南京国民政府大加渲染的“改订新约”运动所取得的权益，正是大革命的成果。

　　再次，大革命时期，广大农民组织在农民协会中，开始行动起来，反封建意义也是深远的。特别是大革命后期，湖南湖北农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革命大风暴。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农民协会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许多地方的农民协会成为乡村政权机关。农民协会在“打倒重租、重息、重押、重税”的口号下，组织清算委员会专门向豪绅算帐，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农民群众还进行思想文化建设，辛亥革命没有触及的农村宗法家族制度、迷信神道、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发生了巨大的动摇。农村大革命扫除了地主阶级的威风，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

　　还要看到，大革命的直接对象是北洋军阀。北伐战争打垮了吴佩孚和孙传芳，削弱了张作霖，使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基本上陷于崩溃，这进一步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大革命的一定目标，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打败北洋军阀，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革命空前伟大的胜利。以后，在北伐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也应该说是大革命的成果，因为“统一”是对封建军阀割据的一种否定。

　　大革命虽因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而遭受挫折，但革命的成果却不会随之消失，革命人民也没有因此消沉。大革命，以辉煌的成就载入中国史册，成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诚然，大革命并未完成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但是这不能成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据。必须看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4页。）。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指望通过一次革命高潮实现革命的根本目标，是非常不现实的。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论者，过于看重大革命难以完成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却忽视了大革命的突出贡献，因而是缺乏说服力的。

　　二

　　经过大革命的洗礼，民众运动，特别是工农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开始独立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

　　(一)大革命时期的民众运动，与以往历次民众运动相比，表现出崭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运动的参加者来看，具有广泛性。“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当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是历史上空前的。”（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169页。）。无产阶级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表现出革命的热情；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尚未发动起来的革命主力军农民阶级投入了大革命。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大革命成为近现代中国一次空前的人民大革命。

　　从觉悟性来说，不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认清了敌人，而且意识到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无产阶级宣言，自己是“国民革命中最勇敢的先锋（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3)》，第45页。），“站在领导的地位”（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3)》，第212页。），开始承担历史的重任。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认为“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占人口最大多数和占经济地位最重要的农民如果不起来，中国的国民革命绝对不能有真正成功的希望”（注：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3)》，第71页。）。工农的觉悟，促进了革命的高涨。

　　从组织性看，工农运动摆脱了旧式的宗教宗法式的结社形式，成为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工人运动，由零碎的行会组合，发展到统一的产业组合；各地成立了有权威的总工会，全国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员280万。省港大罢工，上海起义，充分展现出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性革命性。农民斗争如火如茶，到1927年6月，全国17省，200余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945万余。农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波澜壮阔的工农运动是大革命高涨的原因和条件。另外，各革命阶级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既是民众运动高涨的条件，也是民众运动高涨的标志。“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第一次显示出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威力。

　　高涨的民众运动，虽因国民党右派的背叛而遭受挫折，但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大革命为以后的斗争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大革命使国共两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独立领导者。

　　第一次国共合作确定为“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6页。），但由于脱离民众而屡起屡伏，需要寻求新的社会力量，主张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员。而中国共产党到1923年三大时仅有420人，“由于共产党只能非法地进行工作，所以没有显著的成就”（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仍是广大群众不了解的秘密组织。为发展自己，推动革命，共产党迫切需要合作。国共合作向幼年的共产党提出了新的课题。党的三大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65页。）。这种看法，连同共产国际的认识，尽管反映了国共两党力量的巨大差异，表明国民党在当时中国革命中占主导地位，但却不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

　　共产党人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不管在反帝国主义的上海省港罢工中，在东征北伐反对军阀的血战中，在北中各部为办国民党而遭遇的囚杀中，在工农运动的牺牲中，他们总是最忠实站在前线。他们所流的血，总是洒向国民革命，无一点迟疑，无一点吝惜”（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3)》，第256-257页。）。这样共产党的社会影响迅速扩大，自身力量不断增强，从而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疑忌和分化。戴季陶主义的出现，西山会议派的产生，“中山舰事件”的发难，“整理党务案”的限制，无不是对共产党的进攻，充分暴露出国民党的落后性，从侧面表明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地位的增强。北伐战争形成了大革命的高潮，工农运动蓬蓬勃勃。北伐中，国民党右派“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214页。）的行径，表明国民党右派的堕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更是国民党右派阻止革命深入发展的行动步骤。汪清卫集团的叛变，清楚地表明在革命阵营内部国民党右派已无力阻止共产党和革命的发展，标志着国民党最终失去了指导中国革命的资格。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成为中国革命新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最终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转变。

　　(三)大革命时期共产党自身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领导革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组织上，只有“把我们的党变成真正群众政党的组织，才能巩固我们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导地位”和“民族革命的领袖的指导地位”（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程和经验》，第173页。）。从党的四大到五大，党员从九百余发展到五万多，除青海、新疆、西藏、台湾外的各省区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员，同时，大批优秀干部从实际斗争中涌现出来，成为党的骨干。党已从人数很少的组织发展成具备广泛群众基础的政党。大革命后敌人的疯狂屠杀使党损失很大，但基本力量最终能够保存下来并且成为后来中国革命的中坚，也清楚地表明了党的建设成就。

　　政治上，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利益、民族利益而奋斗的献身精神，使党得到群众的拥护，党的号召逐渐化为全民族的自觉行动。一般工人由“听着‘共产党’三字要谈虎色变”到“自己知道只有共产党是真为工人阶级谋利益谋解放的党”，“相率要求加入共产党”（注：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3)》，第270页。）。农民参加革命运动，也是党推动的成果。总之，中国共产党“无疑的成为全国工农的领袖”，“成为群众的党了”（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8页。），确立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民族利益忠实代表者的地位。

　　理论上，在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纲领的基础上，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不断深化。第一，提出革命领导权问题。党的四大指出，“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在最近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因而，中国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3页。）。四届三中全会进而提出要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第二，认识到农民的重要地位。四大看到，党要“领导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工农联盟，“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8页。），直接把农民问题与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五大通过了没收地主土地解决农民问题的决议。第三，对中国资产阶级作科学区分。1925年底，毛泽东以是否“附属于帝国主义”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根本标准，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有矛盾态度，买办阶级是革命的敌人。第四，认识到反封建不限于反对军阀，而是反对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是革命的最大对象。第五，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第一步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却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辛亥革命。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理论探索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已经初步形成。这是大革命的巨大收获，标志着党开始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

　　由此可见，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力量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国民党右派的背叛，人民力量虽然蒙受了重大损失，但是与大革命准备了中国革命的深厚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成为唯一推动革命到底的革命政党这些历史性成就相比，以人民力量遭受损失作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联系党从挫折中汲取教训走向成熟来认识大革命的结局，“失败”的结论就显得更不恰当。

　　首先，党认识到独立掌握武装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八七会议上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程和经验》，第75页。）。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从此党再没有放弃过人民武装及其领导权。

　　其次，党加深了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八七会议决议，“以土地革命为中枢，力争真正民权之实现”，决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此后，党一直致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最后，党认识到“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以后国民党任何诡计都未能使中国共产党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列宁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说：“任何一个自觉地对待历史的人都会说，法国革命虽然被粉碎了，但它毕竟是胜利了，因为它为全世界奠立了曾是无法消灭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的基石。”（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51页。）我们完全可以说，大革命尽管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它取得的伟大成就却是不可磨灭的。大革命并没有失败，因为正是大革命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