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核主导地位使与中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增大

中美军事：优势心理

SUPERIORITY COMPLEX

【本刊讯】美国《大西洋》杂志2007年7/8月号刊登圣母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凯尔·利伯尔和达特茅斯学院政治学副教授达里尔·普莱斯合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优势心理——美国不断增强的核主导地位可能会使与中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增大》，全文如下：

在今后年代里，随着中国经济繁荣及其不断扩军，美国将寻求遏制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影响。美中对抗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战略关系。乐观派也许会争论说，经济融合的安抚效应将会使华盛顿与北京得以避免直接的敌对和冲突。另外一些人争论说，战略竞争本身就预示着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和稳定，因为每个国家的核武库都构成一种安全覆盖：正如相互核毁灭——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有把握的相互摧毁”（MAD）——的危险在冷战期间帮助避免了美苏两国之间的战争一样，核威慑也会使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

但是，美中两国之间即将出现的核均衡并不应当使任何人假设，有一种起稳定作用的类似的效应。美国正在寻求获得使MAD变得过时的实力。其所造成的核力量失衡可能会使美国与中国的对抗明显地恶化。

90年代，随着冷战的消逝，核武器显得如同遗骸。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层看来是这样认为。俄罗斯任凭其武库急剧衰败。中国也没有对其核武器的现代化表现出什么兴趣。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初建设和部署的小规模战略力量与今天的基本相同。

但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增强自己的“反击力量”能力——在瞄准敌人的核武库方面最为有效的核武器。尽管美国减少了自己核武库中的武器数量，但它增强了剩下的武器的杀伤力和命中精度。今天的结果是50年来所没有见过的一场全球性的核失衡。美国的核主导地位之明显——或者说其潜在的重要性——莫过于在中美关系方面。

中国拥有大约80枚已经部署的核导弹，但其中只有很少的导弹——配备在单弹头的“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上的那些——才能打到美国大陆地区（关于中国的“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没有任何明确的、解密的数字，但美国官方的说法是18枚。）中国既没有现代的核弹道导弹潜艇，又没有远程核轰炸机。此外，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也不能迅速发射。其弹头是单独储藏的。这些导弹是在没有燃料情况下保存的。（与美国导弹所使用的固体燃料不同，用来推动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的固体燃料具有很强的腐蚀性。）最后，中国缺乏在有敌人来犯时会为北京提供可靠通知的一个先进预警系统。

这个很小的武库曾经满足了中国在20世纪的战略要求，但它现在已经过时。目前的中国军队是为一个不同的时代而设计：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有限角色的穷国，美苏两国的导弹命中精度也太低，因而不能实施一场解除武装的打击——甚至针对北京很小的力量来说也是如此。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美国的反击力量的能力也暴涨。此外，将会使美国领导人不敢考虑发动一场解除武装的打击的最大制约因素之一正在消逝。过去，美国假如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本来会造成可怕的平民伤亡，但现在情况很快就可能不再是这样。

苏联垮台后美国是如何获得核主导地位的，乃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海军用新的、命中精度很高的三叉戟II型导弹改造了其整个装备着核武器的潜艇舰队，并用455千吨的W88弹头替代了这些导弹上的100千吨W76弹头。（一千吨就是1000吨TNT炸药爆炸所释放的能量。）其结果是命中精度和摧毁威力之间的一种空前的结合。这对于袭击经过加固的发射井来说至关重要。海军最近还试验了一个全球定位系统（GPS）制导系统。它将使潜艇导弹武库的命中精度，因而还有杀伤力显著提高。

空军自己也改进了陆基的“民兵”III导弹的制导系统。这些导弹当中的许多还正在“重新装备”威力更大的弹头和命中精度更高的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这些装备是从最近退役的MX（“和平卫士”）导弹上拆卸下来的。空军还改进了B-2轰炸机上的航空电子设备。这些能够完成核任务的轰炸机已经是“能隐形的”。但通过超低空飞行和利用地形来保护自己，以免被雷达发现，这些升级使飞机秘密穿越敌人领空的能力得到提高。

也许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正在寻求获得一系列非核武器。官员们可能会发现，如果他们决定袭击敌手的核武库，这些武器提供的选择比较中意。其中包括精确制导的“掩体破坏弹”常规炸弹、高速远程巡航导弹和常规装备的弹道导弹——都可以用来摧毁敌人的导弹发射井。此外，华盛顿还正在采取主动行动——包括在反卫星战和旨在发现“可回收的”机动导弹发射器的广域遥感领域取得进展——从而使中国的核力量更加容易遭受打击。甚至一个导弹防御系统也会使美国的进攻性反击力量的能力大大提高。这个系统的批评者的断言是正确的，即它甚至无法保护美国，使之免遭有限的核袭击（例如25枚弹头），因为它很容易被假弹头袭击敌方导弹配备的“穿透辅助装备”所压倒。但它可以加强进攻性核实力，通过摧毁美国先发制人的打击过后幸存的少量来犯的弹头。

美国不断增强的反击力量反映出其对中国作为五角大楼计划人员所说的“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的出现感到担忧。五角大楼于2006年警告说：“在新兴大国当中，中国最有潜力在军事上与美国竞争。”无怪乎，美国正在各个军事领域——加强常规战、太空战和信息战方面的实力，以及改进其导弹防御和进攻性核打击系统——中寻求获得压倒中国的主宰地位。

战争计划方面的变化和核力量所在方位的改变证实了，美国的核升级与一种看法有关，即中国可能会构成威胁。1997年，克林顿行政当局做出了自80年代初以来总统指导核战争计划方面的第一项重大调整，扩大了美国所瞄准的中国目标的范围。五角大楼2001年的《核态势回顾》报告所透露的一些片断要求美国准备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亨利·奥贝林中将承认，他的机构的计划完全以打击“无赖国家”或“邪恶轴心”为重点。事实上，导弹防御局还为应付中国出现紧急情况制订了计划。中国在美国的核战争计划中所占的更加突出的地位的最具体迹象，就是5艘装备着核武器的潜艇从设在佐治亚州列王湾的大西洋基地调遣到华盛顿州班戈的太平洋基地。美军战略潜艇舰队的2/3现在以太平洋为基地。最后，据报道，2006年5月，五角大楼采纳了一项新的战争计划，以打击位于中国的目标，可能是利用核武器，从而保卫台湾，使之免遭中国的袭击。当然，很难揣摩华盛顿的意图。但正如兰德公司2003年有关美国未来核武库的一份报告所断言：“超出传统威慑需要的范围，计划中的力量看来最适于提供的是针对俄中两国的先发制人的反击力量。否则，这些数字和行动程序就说不通了。”

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战略——它很强烈地偏好在不诉诸核武器的情况下进行任何未来的战争。美国而是正在培养自己的核能力，以用于3项范围广泛的用途：阻止常规的或核武器的袭击，加强在严重危机或战争期间针对装备着核武器的敌手的影响力，以及在严重局势下获得较好的核选择。

可供选择的核作战方案

从军事角度看，这种现代化是见效的：美国如果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就能迅速摧毁中国的战略核武库。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危机期间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都很可能会使中国毫无办法对美国领土进行核报复。鉴于两国武库中的发展趋势，中国在今后年代中可能会生活在美国核主导地位的阴影之下。

这项评估依据非机密信息、标准的目标瞄准原则，以及防务分析家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的计算方法。（我们还有条不紊地选择了有关重要的不详情况的保守的估计，就是说我们的分析低估了美国的反击力量的能力。）美国先发制人打击的最简单的版本就是用在太平洋上游弋的核潜艇对河南省的中国洲际弹道导弹基地发射三叉戟II型导弹。海军使其中起码两艘潜艇在太平洋上随时保持高度警戒状态，就是说，它们准备一旦接到发射命令，就会在15分钟内开火。由于每艘潜艇都携带着24枚安装着核弹头的导弹，平均每一枚导弹有6个弹头，所以指挥员们具有将近300个弹头可以立即使用。这用来将多弹头瞄准中国的18个发射井当中的每一个都是绰绰有余的。中国领导人不会获得发动袭击的警报。

冷战期间，美国的潜艇并没有对中国的发射井，或者任何其它得到加固的目标构成危险。三叉戟I型导弹上的每个弹头命中目标的机会都很小——约为12%。这些导弹不仅命中精度不高，而且其弹头的当量也较小。（类似地，到80年代末为止，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一直缺乏对中国实施一场可靠的解除武装的袭击所需的命中精度。）但海军新的弹头和导弹的杀伤力却要大得多。三叉戟II型导弹的命中精度很高，新的W88弹头很强大，以致如果弹头和导弹运行正常，摧毁发射井几乎是有把握的（可能性估计超过99%。）

在现实中，美国的计划人员不能假设会取得这种近乎完美的结果。一些导弹或弹头可能会失灵：一枚导弹的火箭也许无法点火；另一枚的制导系统也许有缺陷。因此，合乎实际的反击力量计划可能会用4个弹头来对准每个发射井。美国会使这些导弹“交叉瞄准”，就是说，每一枚导弹上的弹头会打击不同的发射井，以使发射井只有在许多导弹都失灵的情况下才会幸存下来。即使假设20%的导弹失灵——核分析家一般采取的标准的保守假设——也有97%的可能性，使中国的每个“东风-5”导弹发射井都在一场4对1的袭击中被摧毁。（相比之下，利用冷战时代的三叉戟I型导弹进行的一场类似的袭击成功的可能性还不到1%。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反击力量能力的跃进是惊人的。）

除了使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得到加强之外，美国反击力量武器的改进还使战争计划人员能够设计核选择方案，从而使这些武器可以在严重危机爆发时更好地投入使用。在考虑打击一个给定目标时，核计划人员面临着许多选择。第一，他们必须选择弹头的当量。美国的武库包括B-61炸弹等低当量武器，其引爆时的爆炸力可能只有0.3千吨（摧毁广岛的炸弹威力的1/50）和B-83炸弹等高当量武器（当量可达1200千吨，即广岛炸弹威力的80倍）。对军事计划人员来说，高当量武器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很可能会摧毁目标——即使导弹偏离目标一定距离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低当量弹头对打击目标的选择能力可能会比较强，如果计划人员想要把平民的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话。

对战争计划人员来说的第二项重要决策是，是要让武器在地平面，还是在目标上空引爆。地面爆炸造成过大压力和地面冲击力，对于摧毁得到加固的目标来说很理想。但地面爆炸也造成大量放射性尘埃。泥土等物质被吸入升空的蘑菇云之中，与放射性物质相混合，经过风的携带，在爆炸几小时之后降落到地面，从而使致命的放射性物质扩散。

空中爆炸在较小区域内造成超强的压力，但其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也很少。如果引爆发生在一个临界高度以上的空中（具体情况取决于武器的当量），就几乎不会有任何来自地面的大颗粒尘埃在火球中与放射性物质混合。在几周过程中，放射性物质升入大气层高空，，然后降落到地面，呈现出一种危险小得多的状态，散布在一个很广的区域内，从而大大减轻对平民造成的损害。

过去，如果对中国的武库发动一场核袭击，会造成可怕的人道主义后果。武器的命中精度比较低。因此要想实施有效的打击，就必须有高当量的多弹头，瞄准每个目标在地面引爆。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为这样一场袭击建立了模型——类似于上述的潜艇袭击——并于2006年发表了研究结果。这些结果令人警醒。虽然中国的远程导弹部署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但是袭击所产生的致命尘埃会飘移几百英里，杀死300万以上的中国平民。美国领导人只有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考虑这样一场袭击。

但情况正在急剧改变。命中精度的提高现在使战争计划人员能够用低当量弹头，甚至用空中爆炸瞄准和打击加固目标。美国正在进一步推进其在命中精度方面的突破。例如，美国多年来一直利用全球定位系统结合机载惯性制导系统来提高其装备着常规武器的（即非核的）巡航导弹的命中精度。虽然敌方可能会干扰可能列出的打击目标附近的全球定位系统信号，但巡航导弹却在飞行途中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尔后——如果失去信号——就利用备用的惯性制导系统完成最后几公里飞行。这种做法显著提高了巡航导弹的命中精度，因而也可用于核巡航导弹。美国正在另外一些武器上部署抗干扰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接收器，在其核弹道导弹上试验GPS系统，并正在计划部署新一代GPS卫星——用较高功率的信号使干扰的难度增加。

如果估计到一场较低当量的空中爆炸袭击所造成的平民伤亡，用GPS装备巡航导弹（或核弹）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马修·麦肯锡是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科学问题顾问和2006年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我们要求他用与美国武库中现存的核武器相当的低当量引爆来重复这项分析。利用3个弹头瞄准每个目标，以增大摧毁每个发射井的机会，该模型的预测是，核爆炸尘埃造成的中国伤亡不到1000人。在一些低当量的情况下，核爆炸的尘埃所造成的中国伤亡将在100人以下。该模型比较适合于预测放射性尘埃造成的伤亡，而不是预测爆炸和大火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但是，由于发射井所在的农村地区人烟稀薄，所以即使是在我们所建立的模型中破坏最严重的情况下，中国的死亡人数也会不到6000人。今后可能会有可供选择的可靠的非核方案，可以用于摧毁中国的发射井。由于摆脱了造成大量伤亡的负担，面对中国针对美军、美国的盟国或者领土发动核袭击的威胁，美国总统也许会比较倾向于选择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核失衡的战略影响

美中两国之间爆发严重冲突的看来最有可能的热点是台湾，就是假如台湾宣布独立的话。中国一再警告说，这种举动会挑起一场袭击，可能是一场重大的空中和海上战役，以摧毁台湾的防御力量，使该岛容易遭受征服。如果美国决定保卫台湾，美军就很可能会挫败中国的进攻，因为空战和海战是美军的强项。但是，即将遭受的失败会给中国领导人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在战争中失败，也许就意味着永远失去台湾。这会削弱中共在国内的合法地位。而中共越来越多地依靠民族主义的吸引力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如果遭受惨败，还会使北京政治领导人和中国军方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为了避免一场危及政权的灾难，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决定使中国的部分核力量处于戒备状态，从而增加筹码，以期迫使美国接受通过谈判的解决办法（例如恢复台湾在宣布独立以前的状态）。

然而，通过使自己的核力量处于警戒状态，中国领导人会迫使美国总统做出一项十分艰难的决策：在讹诈面前退让（同意停火并向台湾人施压，迫使其放弃独立）、假设威胁是虚张声势（一项危险的假定，因为中国的每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都携带着能够摧毁一座城市的一个4000千吨当量的弹头），或者在中国的导弹发射之前对其进行打击。

美国不断增强的反击力量对这种情况的影响如何？首先，美国的核主导地位可能会防患于未然，阻止这种战争爆发。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的军队现在没有希望击败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如果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他们的核武库容易遭受打击——使之处于警戒状态可能会引发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他们可能会断定，战争是一种没有人能够获益的做法。

其次，如果无论如何，台湾问题还是引发了一场战争，美国的核主导地位就可能会帮助在常规水平上遏制战争。危机爆发之初，华盛顿可能会悄悄地向北京表示，如果中国使其脆弱的核武库进入警戒状态，美国就会采取果断的行动。

最后，如果中国以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国、其领土或者军队发动核袭击相威胁，核主导地位会使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在美国领导人看来比较中意。但是袭击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的任何决策都会充满危险。一个导弹发射井可能会没有被发现。此外，如果打击中国的18枚洲际弹道导弹，北京还会剩下大约60枚射程较短的核导弹，可以用来对该地区的美军及其盟友进行报复。然而，在一场“干净的”解除武装的打击——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人数较少——之后，美国领导人可能会发出可信的警告，即中国如果做出核反击，就会造成真正毁灭性的后果，就是美国对一系列范围更加广泛的目标，包括军用、政府中心，甚至可能还有城市中心发动核袭击。鉴于中国国防分析人士和中国军队内部发出的警告，即它可能会动用核武器来避免失去台湾，所以美国总统可能会不得不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在这种可怕的情况下，总统会得益于10年来的反击力量的改善。

但是，美国不断增强的反击力量是一把双刃剑。迄今为止，中国的核现代化的进展一直十分缓慢。北京正在努力部署新的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和弹道导弹潜艇。但是，对于这些系统将在何时投入使用，美国一再推迟做出估计。然而，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改变，尤其是随着其领导人逐渐认识到美国的反击实力，北京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其加快这些计划的实施，并扩大计划的范围——它可能已经在这样做。由于美国用了几十年时间培养自己的反潜战能力和技术，所以中国少量新的核潜艇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北京的虚弱地位。一项比较有吸引力的做法是部署几百枚具有机动能力的新导弹。当然，美国官员很可能会认为，部署这些导弹是一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好战性不断增强——在关系日趋恶化的情况下，还会做出额外的军事准备。

此外，美国企图永久地获得核主导地位。这种努力可能促成了防务专家们所说的“危机的不稳定性”，使无意之中造成危机升级的可能性增大。如果中国不解决其在和平时期的核脆弱性问题，那么在酝酿危机或者爆发常规战争的时候，它就可能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迫使其这样做，仅仅为了保护自己的力量而已。但是，中国如果决定武装其一部分洲际弹道导弹力量，或者分散其射程较短的机动核导弹，就可能会遭到美国的误解，被当作核讹诈或者准备发动核袭击（例如对亚洲的美军基地）。这种举措可能会引起中国的行动本来想要避免的先发制人的袭击。

然而，在美中两国之间的爆发一场常规军事对抗的时候，发生核升级的危险最大。当代美国军事理论旨在破坏和压倒敌方的指挥机构，从而对其造成威慑和迷惑。起码从1991年以来，美国空中战役的一项主要重点就一直是瞄准敌人的电力供应、通信基础设施、雷达站和地下军事指挥系统，从而剥夺其“战局意识”。虽然这可能会帮助赢得常规战争，但是如果目标是防止核升级，就会适得其反。中国领导人仅仅瞥见了战场的混乱局面，了解到其雷达的覆盖受到严重破坏，就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迫使其使核力量，尤其是可以分散的力量（即中程机动导弹）进入警戒状态。这些举措可能会招致美国的核升级。

美国占居核主导地位的上一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显示出了这种显赫地位所带来的一些战略影响。美国当时迫使苏联在1958年到1961年的柏林问题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期间做出让步。在1961年的柏林危机处于高峰时，肯尼迪总统小心翼翼地探索了发动一场核突袭，以解除苏联力量的武装。苏联领导人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些活动，但却知道，对他们来说，任何核升级都是一种输定了的建议，因此他们做出了让步。

同样说明问题的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的战略核优势帮助解释了，苏联究竟为什么在古巴部署导弹：苏联人当时能够打击美国城市的导弹很少。但是，美国的核主导地位——尽管到1962年这一地位不断遭受侵蚀——还促使苏联决定撤走导弹，因为赫鲁晓夫认为，美国准备对苏联发动一场大战，包括大规模的核打击。

美国相对于中国的核主导地位很可能会产生类似的有利但危险的后果。乐观派可能聊以自慰的是争论说，核主导地位毫不相干。中国领导人也许不会感到任何压力，因而不得不在和平时期制造新的武器，或者在战时进行升级，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决不会冒发动一场反击的风险。按照这种观点，一场解除武装的打击可能会失败——例如由于美国有关中国打击目标的情报出了毛病——仅仅这种可能性用来对美国领导人产生威慑就绰绰有余。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几十年来一直对一个很小的核武库感到满意，恰恰是因为他们确信，华盛顿（或者莫斯科）没有任何具有理性的领导人会为了一起外国领土上的争端而甘冒失去一座城市的风险。因此，中国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北京在危机爆发时不使其核力量进入警戒状态，美国领导人就不会受到诱惑，想要使得危机升级。

这一论点的一个问题是，它低估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核武库生存能力的一贯的重视。冷战期间，中国建设了自己的小型武库，以便能够在其最有可能的敌手苏联发动一场解除武装的打击之后幸存下来。中国在机动的发射器上部署能够打到俄罗斯的中程导弹，并把另外一些导弹储藏在洞穴之中。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美国正在越来越不加区别地制订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的选择方案。因此他们将感到巨大的压力，迫使其扩充和保护自己的力量。乐观派的论点还忽略了一种前景，即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在理性的情况下选择在危机期间使自己的武库进入警戒状态，因而无意之中引发危机的升级。台湾的局势构成了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危险：虽然力量对比有利于华盛顿，但利益的对比却有利于北京。正如美国希望其在军事上的主宰地位将会对中国产生威慑，使之不敢袭击台湾——或者起码使中国不敢在战争期间使冲突升级到核水平——一样，中国可能会做出合理的假设，即如果它专注于阻止它所认为的中国国土的分裂，就会最终迫使美国做出让步。

最后，由于失败承担的风险，所以美国永远也不会考虑发动一场解除武装的袭击，这种想法低估了恐惧心理在危机期间的巨大威力。面对18枚处于警戒状态的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美国领导人可能会采取如果在和平时期考虑采取看来风险太大的行动。当然，军事演习并不是战争。也不可能知道，在台湾问题或者任何其它热点问题上的一场核对抗是否会真的展开。同样难以弄清的是，中国领导人——目前的领导人或者其接班人——在威慑立场问题上将采取什么决策。但是如果假设，中国将满足于一个小型的武库，就是大错特错。随着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和获得范围更加广泛的一系列全球利益，以及美国的军事准备——常规的和核武器方面的——越来越以中国为重点，北京领导人很可能会对生活在美国核主导地位的阴影之下感到越来越不自在。

如果说美中关系正在走向麻烦，美国现在就在其核力量态势和大战略方面面临着棘手的问题。现在就寻求核主导地位的利弊问题进行辩论看来可能为时已晚。但是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的决策依然存在。美国正在缩减其核武库，以遵守武器控制条约。通过简单地使其效力最差的系统退役，华盛顿能够进行这些缩减，而又不影响其核主导地位——它很可能会这样做。

但是，美国可能会决定使其杀伤力最大的潜射弹头、命中精度很高的、装备着核弹头的巡航导弹以及可以在很低的当量上引爆的所有核弹头退役。类似地，它还可能会停止对GPS制导的核投掷系统进行试验。它可能会取消开发将会威胁到中国核武库的新的远程常规武器。做出这种决策将会付出的代价是真实的：它们将会削弱美国在涉及具有核武器的敌手的危机之中的胁迫性影响力，还会使陷入困境的未来总统丧失中意的反击力量选择——就是不会造成千百万平民死亡的选择。另一方面，这些举措还可能会避免与中国之间的一场军备竞赛，并避免危机期间局势的危险的升级。在冷战时代的最后几十年里，对美国核力量结构的重要的衡量方法成为公众激烈辩论的问题。这种情况不应重演。

更加宽泛而言，美国的决策者和分析人士需要面对有关美国处于核主导地位的时代中的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策问题的质问。美国应当如何计划以把无意之中造成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方式来与核大国进行常规战争？美国是否需要采取十分有限的战争目标——一反投入占压倒优势的力量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鲍威尔理论？军方是否需要重新考虑美国的战争方式，因为这种方式的重点是蒙蔽和迷惑敌人？美国如何计划应付一个可能会陷入紧张的联盟体系，因为它的盟国越来越认识到，自己要比美国容易受到核威胁与胁迫的损害？这种风险的非对称性令人回想起冷战和这种问题对北约联盟构成的挑战。中国的崛起将使美国及其盟国再次面对这些痛苦的问题。

对美国来说的根本难题在于：它的目前大力推进核主导地位既是一项解决办法，也是问题本身。核主导地位被认为使美国在未来的争端中获得了一张王牌，从而使之可以让盟国感到放心，并胁迫潜在的敌人。但是，它也可能会引发一场军备竞赛，并带来无论是美国的敌人——还是其盟国——都会难以承受的新的风险。（尹宏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