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较量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较量 

陈晓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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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

　　内容提要　在研读吕磊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一书的基础上，揭示出标榜价值中立的西方学术研究日趋意识形态化，这对于容观地分析西方的学术成果启示重大。
　　关键词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意识形态　学术较量
　　作　者　陈晓律，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在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开始日益扩大，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完全占据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尽管新保守主义的一些主张最近屡屡受挫，新保守主义的一些头面人物也不再走红，但出乎人们预料之外的是，作为这些人物行动基础的新保守主义本身并未淡出历史舞台，相反，它的一些基本理念甚至还影响了它的对手，以致美国的自由派人士也不肯轻易表态支持过去的一些“自由主张”。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的确发人深思。
　　由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这种特点，其理论和思想渊源开始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出版了很多有关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著述。在这些著作中，由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出版、吕磊所著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一书尤为引人注目（以下简称“吕书”）。
　　对美国新保守主义这样一个复杂的涉及政治、理论和思想观念的现象进行条分缕析的解剖，是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定力的工作，在这方面吕书做得相当不错。客观地看，这是目前国内相关著作中做得最扎实的一本。然而，笔者对这本书印象最深的并非是其对新保守主义本身的了解，而是书中提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即在西方知识界标榜以价值中立进行的学术研究，也可以被大财团加以有效地控制和利用，并为其意识形态工作作出巨大的贡献。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进行探索，对于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一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坛的崛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这一点看，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在长期的孕育和形成过程中，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重视观念的作用，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威力有着足够的认识。早在１９４８年，当保守主义仍处于美国政治舞台的边缘时，理查德·韦弗就出版了《观念有其后果》（Ｉｄｅａ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一书。而韦弗绝对不会想到他这本书的书名会成为以后保守主义者在欢庆胜利时的口头禅。１９８６年，在里根政府的管理和预算署担任高职的迈克尔·霍洛维茨（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得意洋洋地告诉记者说，“你知道我怎么到这里来的吗？是观念。观念的确很重要。观念驱动国家”。”［１］事实上，包括霍洛维茨在内的绝大多数保守主义者和韦弗一样不相信观念本身就会自动地产生影响，他们认为，只有建立在良好观念基础之上的积极和有技巧的行动才会带来好的结果。因此，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起，来自不同方向的保守主义流派开始共同努力以建立一个对抗性运动，意欲取代自新政以来支配公众思想和社会政策的自由主义机构、消除自由主义观念。大致来说，这一对抗性运动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政治上“新右派”和新宗教右翼的兴起。新右派产生的直接原因，是１９７４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后，继任的福特总统提名共和党东部权势集团领袖纳尔逊·洛克菲勒为副总统，而在１９６４年戈德华特竞选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以维格里为首的一批共和党青年保守派对此不满。由于认识到政党常常会因为政治需要特别是为羸取选票而牺牲其应该代表的“原则”，维格里等人开始建立一个由各种“奋斗目标单一”的集团组成的可分可合的跨党联盟。从意识形态上说，新右派基本上继承了《国民评论》的保守主义，但它的关注点并不在此，它主要进行草根政治动员。所以，新右派之“新”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它的“群众路线”，即对可能支持保守主义事业的选民进行政治动员和兜售意识形态的新方式。由于它的最主要目的是影响选民，因此新右派只是针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一系列非常保守的政策主张，而且往往对不同的选民强调不同的具体问题。在国内政策上，新右派特别强调家庭和宗教的重要性，反对女权主义、自由堕胎、工会、轻率离婚、同性恋、吸毒和色情淫秽；新右派还关心教育和社会秩序，要求根本改变美国现行的自由派教育政策、加强宗教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在经济政策上，新右派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尽量减少福利开支、大幅度减税等。在对外政策上，新右派坚决反对美苏关系的缓和，主张建立美国的军事优势。此外，新右派领导人在建立新宗教组织和招募与培训新宗教组织领导人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新宗教右翼的兴起。新宗教右翼的兴起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反弹，造成这种反弹的原因主要是沃伦时期法院的一系列决定（包括禁止在公立学校中进行宗教祈祷仪式、将淫秽作品作为一种言论自由加以保护、使堕胎合法化），以及性革命和女权主义。”［２］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他们努力将抽象的观念落实为具体的行动，以建立一个能与自由派知识精英的“权势集团”分庭抗礼的“敌对权势集团”，以便重塑政治和公共政策的议程与轻重缓急次序、建立有利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的思想框架。尽管他们常常把这些活动说成是“观念战争”，“但是它所包含的远不止学术殿堂内的学者辩论……进行观念战争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和相互关联的机构基础设施”。因此，保守主义基金会和活动家们建立起一个由思想库和其他政策研究与倡议机构、媒体、出版物等组成的组织网络。［３］
　　然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最引人注目的工作还不是上述的行动，而是其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的学术渗透。由此新保守主义具备了“雄厚”的学术基础，从而使得它比起其他的种种社会政治思潮，具有了更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并最终成为美国社会中一支可以左右国家前进方向的力量。新保守主义集团开始这一工作的时间无法具体划定，但至少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起，美国的大公司和财团就已经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并且独具特色、效率极高。
　　大致来说，企业界除了以一个整体——如１９７２年建立的企业圆桌会议——来直接游说国会、对政治候选人的捐助越发意识形态化、也更为协调和对公众进行“政治教育”以营造有利于整个企业界发展的政治气氛外，还开始大力资助保守主义的思想库和其他研究组织，不仅帮助建立了大量新的保守主义政策机构，还使得原本一直默默无闻的老的思想库焕发了青春，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明星”。正是在大企业雄厚资金的支持下，经过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前半期的迅速发展，保守主义的思想库和倡议组织成为美国政策领域声音最为响亮的群体。保守主义思想库的“旗舰”——美国企业研究所１９７０年时的预算仅为９０万美元，到１９８３年即已增加了十倍，达１０６０万美元；而同一时期内，持中间立场的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历史最悠久和最大的基金会之一——的年度预算只增加了一倍，从５５０万美元增至１１９０万美元。同时，一些新建立的思想库也发展极快，最“生猛”的莫过于１９７３年才建立的传统基金会，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它的年度预算已与“美国企业研究所”持平，将近１１００万美元。保守主义的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和组织网络的发展，不仅为大企业提供了影响政府重要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式，还为创造有利于企业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思想库”不仅仅是要影响具体政策的制定，还为保守主义理念和自由企业体系提供合法性的证明，向国会、行政部门和新闻界提供供讨论的公共政策问题，同时还是里根政府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保守主义思想库在大企业和保守主义理论家之间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接触界面，在这一过程中，它使得大企业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越来越浓，保守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保守主义的政策机构及其所鼓吹的保守主义观念已占据上风时，无论是出于财政压力、思想的转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持中间立场的主流政策研究组织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右转的倾向。”［４］”
　　

　　为了在政策领域贯彻保守主义观念，保守主义基金会遵照鲍威尔“缔造一场运动”的长期计划，资助并建立了一个由思想库、倡议组织、出版物和其他政治团体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的触角还伸展到媒体、院外游说集团和其他领域。经过３０年的努力，它们现在已经建立起一个包括５００家组织在内的意识形态基础设施。
　　从效果来看，保守主义基金会在美国的政治辩论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主流基金会，其根本原因有二：其一、资助的数量和集中程度。在保守主义政策机构和政治组织所接受的捐赠中，超过１００万美元的资助是很常见的，但在自由派政治团体中则很少见。ＮＣＲＰ ９７年的报告指出①，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４年间，１２家保守主义基金会把他们全部捐款的三分之二、约为２．１亿美元资助那些主要关注全国政策和在全国有影响的思想库和倡议团体，资助的集中程度极高。１９９５年得到资助最多的５家保守主义各议题公共政策机构的总收入为７７００万美元，而８家左翼各议题公共政策机构的总收入仅为１８６０万美元。其二、保守主义基金会的资助带有十分突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目标就是要促进高度政治化议程的实施。１９９５年，科赫和兰波慈善基金会的总裁理查德·芬克（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ｉｎｋ）在慈善圆桌会议年度会议的发言中，利用市场比喻来概括基金会如何能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最大的影响：“像卖洗衣粉那样兜售政治意识形态。”他说，观念转化为行动需要发展思想原材料、把思想原材料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产品、向公民消费者兜售和散播这些产品。捐助者要参与整个生产流程：资助学者和大学的项目——因为他们／它们提出社会转变的思想框架，资助思想库——把学术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建议，资助执行团体——他们把建议带到政治市场并最终带给消费者。用一个基金会理事的话说，他们知道政府的政策是以经过“一条传送带输送来的思想家、学术界人士和活动家”的信息为基础的，并针对这一状况提供资助。他们支持传送带上每一站点的工作：包装和重新包装保守主义议题立场的全国性保守主义思想库以及州和地方一级的思想库，在华盛顿进行游说和塑造全国媒体报道情况的全国性政治团体，在各州做同样工作的州一级团体，煽动地方行动的草根组织，报道、阐释和放大这些活动的全国性和州一级媒体，记录这些活动历史和推动议题思想疆界的学者，构成新一代学者和未来运动领导层的大学毕业生，大学校园内的报纸——塑造了美国下一代政治领导人政治意识形成的环境。其结果是极右翼的观点在许多议题上得以放大。尽管资助的接受者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完全与基金会步伐一致，但是接受者们把同样的议题传送到他们各自的受众那里，从而使多年以前即已被主流贬斥或抛弃的许多政策观念在公共辩论中活跃起来。反过来，这对于右派正在进行的重塑美国社会的努力具有极大的价值。［５］
　　当然，保守主义基金会的钱不是白给的，接受其捐助的机构与组织必须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支持与这些意识形态相符的政策主张，否则就难免受到惩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传统基金会委托一位前陆军上校乔治·库恩（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Ｓ． Ｋｕｈｎ）进行军事改革方面的研究。库恩写了一份名为“结束防御停滞”（Ｅｎｄｉｎｇ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的研究报告，作为传统基金会的年度出版物《议程８３》的一章出版。库恩的报告指明了那些不能使用的武器的名称、完全多余的军事指挥位置，得出的结论是“增加开支并不能买来军事力量的加强”。基金会的管理层最初对库恩的研究十分热情，以极快的速度出版、将副本送往白宫、安排了无数次媒体报道。但没想到，国防部长加斯帕·温伯格（Ｃａｓｐｅｒ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看到之后十分愤怒，海军部长莱赫曼奉命向传统基金会施压。很快，公开宣传库恩研究的活动突然全部停止，库恩被冷落一段时间后被解雇，关于他研究的所有材料从传统基金会的文献中消失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另一个因为“不识抬举”而被思想库解雇的分析专家是乔纳森·斯坦（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ｔｅｉｎ），他在出版了一本严厉批评星球大战计划的书的几个月后，被“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解雇；因为对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不仅会为该机构带来几百万美元的资助，这一计划本身还是保守主义运动所雇佣的专家们提出的。因为研究不合保守主义基金会管理层的口味而受到惩罚的不只限于个人，保守主义思想库的旗舰美国企业研究所亦曾因此受难。主流基金会在这方面与保守主义基金会不一样，它们在资助思想库和倡议组织时，仍倾向于纯学术的研究，而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要求。然而，正是这一“优点”，成为让保守主义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步占据上风的重要因素。
　　从这个基本原则出发，保守主义基金会资金的主要流向是：１、保守主义学术项目、培训下一代保守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改变大学的课程设置；２、建立并加强全国性的思想库和倡议组织的基础设施，主要资助关注国内政策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外交政策和全球事务的机构；３、资助媒体；４、资助保守主义的亲市场的律师行会和其他与法律有关的计划和组织，支持地方和州一级的思想库和倡议团体网络；５、改变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资助宗教和慈善事业领导人的活动。为了在争取美国未来的战斗中获得持久胜利，右翼基金会深知他们不仅必须控制现在的公共辩论，还必须促进下一代保守主义学者、记者、政府雇员、立法者和活动家的成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四姐妹”等基金会向保守主义的大学项目、大学教授职位、巡回讲座、右翼学生出版物投入了巨额金钱，建立并支持保守主义教授的组织网络。
　　
　　二
　　
　　从某种意义上讲，保守主义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工作具有十分长远的眼光。为了使保守主义的学术体系后继有人，招募和培养学校中的年轻人成为右翼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学术较量中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为资助年轻学生在公共政策分析、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培训，保守主义基金会在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４年间以奖学金形式支出的开支近１７００万美元。［６］
　　对美国现有的师资队伍进行有效的控制更是保守右翼集团的日常工作之一。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拉道夫·理查森（Ｒ．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在１９８４年散发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讨论了如何改变美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界的“自由主义倾向”，他倡议采用“高端鼓噪”的方式，通过新闻网络、学生刊物等提出系统且全面批判左翼趋势的观念、呼吁需要学术和思想的严格标准。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４年间，保守主义基金会投入近８００万美元用于支持教职员的组织网络、保守主义的学术评估机构和保守主义学生出版物以及其他组织，目标是“逆转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向非传统学者和学生开放的趋势”；努力活动以赶走和取消他们认为的过于敌视自由市场或过于批评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和历史的学者和学术项目。正是凭借以上活动，保守主义基金会“通过战略性地使用其资源……富有技巧地策划了必将在全国政策辩论中发挥巨大影响的右翼知识分子的壮大”。［７］
　　目前，美国政坛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而持久的变化。这种变化，固然与“９·１１”恐怖袭击有关，但与新保守主义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渗透工作有着更为深刻的联系。如果从因果角度分析，“９·１１”袭击本身就是美国对外政策处理不当的结果。所以，“９·１１”在这种意义上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但是，这并不证明它能引起更多的美国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新保守主义的“预见性”。因此，即便美国的超强实力不足以继续推行新保守主义的单边政策，美国政府也不会就此止步。正如王炎所说的，“９·１１”之后美国永远地改变了，但在日常生活里，美国人尚未切身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后果。然而，新的意识形态会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而且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所谓“美国价值”也不例外地被牵动了。美国文化的深层气质、或者说“美国性”（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ｍ）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８］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其实质就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换言之，无论新保守主义在具体政策上怎样变化，都不能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新保守主义已经成功地成为美国新的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较量中，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已经获得了占压倒性的优势，由于这种胜利，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新保守主义不会遇到真正的挑战——除非它的对手也从它过去所从事的工作做起。
　　从一种更深刻的角度分析，二战以后各种行业的专业化倾向已经改变了世界原有的学术游戏规则。原有的游戏规则认为，学术研究至少从理论上看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公器，但现在这种公器已经开始逐步以一种新的形式被财富和权势集团所垄断和操纵。事实已经证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较量中，有组织、有计划、有经济资助的“学术研究”有着更为持久和广泛的影响。也许从纯学术的角度讲，一些研究的成果根本与学术无关，但这并不妨碍其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中，“学术性”只是较量中的一项武器，而不再是目的本身了。这样的一种变化，对于真正的学术事业，无疑是一种悲哀，但这样的一种变化又是我们所无法阻止的。因此，认识到这一点，并用一种实事求是的眼光来分析西方的学术成果，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 ＮＣＲＰ是美国一个专门调查慈善组织的组织，全名为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参考文献：
　　［１］［２］［３］［４］［５］［６］［７］吕磊．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６、１６７、１６８、１７４、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５、１９５－１９７
　　［８］王炎． 反恐改变着美国． 世纪中国，２００６．２．１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