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贫困、公平与自由问题的一些思考

对贫困、公平与自由问题的一些思考

（2007年6月24日）

　　每次看过象宫晓芳同学先进事迹在内的一系列由于转型期社会公平失衡而导致悲剧的案例，我都会为这些案例中主人公的命运长长地叹一口气。近几年来，我国图书界出版了一大批所谓的“成功学”、“励志学”的图书，这些书无一例外地把“穷人为什么穷”解释为“穷人懒、穷人笨、穷人丑陋”等，殊不知这些意图于“启蒙”的、貌似新颖的“理论”实际上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只存在并止步于十六世纪。贫困问题的本质、由来以及如何消除根本没有那么简单，宫晓芳同学这个案例再一次坚定了我的一个判断——贫困，是“一连串的事情”。

　　著名经济学家、理性预期学派代表人物卢卡斯曾经感叹到：“关于增长，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但是对于发展，我们却知之甚少。（Lucas，2002）”受旧的发展观把发展理解为GDP的增长和人均GDP的提高的视野所限， 传统的贫困概念把“贫困”仅仅被定义为“收入的贫困”，即“穷人现有的总收入不足以支持生存的最低基本需求（王艳萍，2006）”。享有“穷人经济学家”之美誉的阿马蒂亚·森则突破了传统的贫困概念，指出贫困不仅仅包括物质方面即收入的贫困，还应当包括非物质方面即能力贫困与社会排斥。具体到宫晓芳同学这个案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三个方面的互相交织、共同影响产生了她的不幸。她出身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因工业化而不得不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农业部门、家里又出现了在中国农村十分常见的“因病致贫”、考上大学后又因没钱上学而萌发退学的念头......按照传统的贫困定义，消除宫晓芳同学这样的贫困状况只需要利用例如慈善捐助之类的现金收入再分配即可解决。但贫困的本质仅仅如此吗？显然不是。从案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宫晓芳同学由于文化知识的匮乏，她“自救”的方法只能是去私人小煤矿从事挖煤这样简单却劳动力强度大、劳动保障差的低端劳动。而从事这种低端劳动以及案例中所谈到的宫晓芳同学“与身边的一些女同学相比有很多反差”，即是阿马蒂亚·森所言的能力贫困与社会排斥。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消除贫困是一项需要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政府在社会转型期倍加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解决宫晓芳们“孤立的贫困”。

　　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的西蒙·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inverted-U” curve），这个假说认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Kuzents，1955)”，然而具体到中国语境下这个假说是失灵的。这是由于，社会公平不可能自动随着经济发展从天而降，换句话说，基尼系数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是有条件的，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即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否则，社会公平会随着经济发展更加恶化，而经济发展又会被社会公平恶化所制约，“造成社会不稳定、威胁经济可持续发展以致于改革这场重大的制度转型被锁定（Lock in）（卢周来，2006）”。值得宫晓芳们庆幸的是，党的十六大后这五年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党的创新理论，充分意识到了实现社会公平、解决民生问题是改革的推动力。一言以蔽之，高度重视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为下一步更深层次的改革创造条件。

　　阿马蒂亚·森对于新发展理论的构建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发展要求清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王艳萍，2006）。”为什么我这些年来一直反对一些学者提出“戈尔巴乔夫给苏联人民带来自由”一说，归根结底在于苏联解体这场“世纪性悲剧”是对前苏联人民“民主和福利的进攻”，这一恶果在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克里斯蒂娅·弗里兰著作《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中信出版社，2005）和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兹著作《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这两本书里都有详细披露。在这个案例中有一句话“贫困是一副沉重的镣铐，它锁住了他们前行的步伐，举步维艰”，宫晓芳们所需要的自由，正是罗斯福提出的“四项人类基本自由”的核心——免于匮乏的自由。我想，砸碎这副沉重的镣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积极消除贫困，归根结底要靠发展、靠“科学的”发展以及坚定不移地贯彻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对此，我还是充满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