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骥：江青参与的湖北土改

江青参与的湖北土改

谈主席是绕不开江青的。再谈别的内容时已经涉及到江青，如李家骥第一次见到主席就是主席和江青一同散步时；到主席身边当卫士时又正式到江青住处“认门认人”；还谈过如何为江青服务等，这些内容是在其他篇中提到的，只是不以她为主，在本篇将以江青为主介绍有关情况。这里不是全面系统地介绍江青一生的情况，这不是本书的任务，我们只侧重介绍李家骥亲身经历的两件事。从侧面向人们展示当时主席与江青的关系以及江青的思想和处理问题的特点。

到湖北搞土改

杨庆旺：到湖北参加土改，对江青来说也是一件大事，而且又是您跟去的。这件事在公开出版的文章和书籍中很少有人说，就是涉及到也是一般性的介绍，或不负责任的想象，希望能像谈武训历史调查那样谈谈具体情况。

李家骥：好，还是先从“定事”说起。

关于1951年江青到湖北参加土改，在当时有两种议论：一是她自己主动要求锻炼，又得到主席支持，属正常工作；二是江青“躲风”，因为年底要整风，她怕挨整而躲走。

我倾向第一种观点。据我所知，当时组织干部参加土改是中直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机关专门组成了到新解放区搞土改的工作团，而且还专门开了动员大会，需要参加的人少。9月初，这项工作就开始了，参加人员是从各部委抽调，方法是自己报名，组织批准。目的是在新解放区贯彻党的土改政策，进一步完成伟大的土地革命；同时也是锻炼干部。

一天，主席和江青散步，江青问主席：“听说机关要抽调人参加土改？”

“你想去吗？”

“我也想下去锻炼锻炼。”

“你身体能行吗？到农村是很艰苦的，要与农民三同，而且斗争也很复杂。你要慎重考虑。”

过了几天，江青对我说：“主席已同意我下去搞土改，你愿不愿意随我去？”

“我听组织安排。”

“我已决定去参加土改，如果你愿意随我去，就有个思想准备。”

9月中旬的一天，汪东兴对我说：“主席安排江青下去搞土改，我们准备抽三名同志跟去，有你，李黑丑（即李德华），贾士兴（原主席警卫班的后到警卫局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服组织安排，走前还要做什么准备吗？”我问汪东兴。

“这次到农村搞土改，是与地主阶级大较量，斗争一定很激烈，你们去的工作主要是做好保卫生活后勤工作，同时也是去锻炼。”

9月16日或17日，在政协礼堂开动员大会，凡参加土改的人都去听会，我们三人和江青都参加了会。

这一天正赶上我值班，因为要我参加会议，便请别人替我。回来后我马上接班。就在这时主席问我：“到哪里去了？”

“和江青同志到政协礼堂听土改动员报告去了。”我回答道。

“能听明白吗？”

“能明白。”

主席放下手中的文件，和蔼地对我讲解起来：“这次下去搞土改要注意三点，一是要认真领会和执行党的政策，这次在新区搞土改与过去在老区搞土改有区别，政策也有变化。一定要吃透这个精神。要结合工作实际执行政策，不能上下一般粗，也不能各地都一样。这样才能避免犯大错误。二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能包办代替。要对农民搞好宣传工作，讲清土改的意义，尤其要讲明土改与群众利益的关系，让群众起来为自己的利益闹翻身搞土改。三是要认清新区的复杂性。新区与老区不同，这里刚解放，国民党溃败后，有些反动派、特务暗藏起来，他们和我们搞暗的，阶级斗争非常复杂，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才能驾驭这个复杂的局面。”

我没想到主席给我讲这么具体，比动员报告里讲的还细，我马上向主席表示：“一定认真理解主席的指示。”

“我这是就总体而言，你本人这次下去有两项任务，一是搞好保卫工作；二是搞好土改工作。回来向我汇报。”主席最后嘱咐我。

我向主席表态：“保证完成任务。”

会后我们讨论了两天，通过学习动员报告和聆听主席的指示，进一步提高了对这次土改工作的任务、政策的认识。

21日，我们又参加了一次大会，是由总工会组织的典型经验介绍。我在阜平看到过土改，知道一些土改的情况，但和新区的土改不一样。这个典型就是介绍新区土改的一些做法，很受启发。会后我们没讨论多长时间，只是议论了一会儿，便开始分头做准备。因为要下去三四个月，准备必须充分一些。

在这前后，江青通知我：再有两三天就走，地点是湖北。她还嘱咐我：这次参加土改比到山东搞调查时间长、条件差、困难多，甚至危险也大，要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还要马上准备带的衣物。

临走汪东兴又代表党组织和领导对我强调了几个意思：“这次下去，江青仍化名李进，这样便于工作。这次下去人少任务重，你要保证江青的安全，安全工作除自己努力还要依靠当地党组织和群众。据说你们去的地方过去还是国民党的模范乡，地富反革命很猖狂，更应提高警惕，更应依靠地方。”

临走之前，主席对我说：“你们人少任务重，要准备吃苦。江青身体不好，对农村情况不熟悉，你们多帮助她。”我们几个也不懂土改，主席这一番话意思我们明白，他是让我努力工作，多关心江青，帮助她搞好这次土改工作。

9月23日晚，我们3个人跟着江青乘火车离开北京。江青坐软卧，我们坐硬卧。在车上江青召集我们3人开了一个小会，问大家是有否充分准备，强调在车上的注意事项。

25日顺利到达武汉。中南局的同志安排我们住中南局交际处。这是一所刚盖好的房子，条件还算可以。这时人们刚从战争年代走过来，战争年代战友之间感情还很浓。邓子恢等马上来看江青。这些都是老革命了，是毛主席的老战友，他们从主席的角度主动看望江青。江青在他们面前是新同志，她有些不敢，她不好意思地对邓子恢说：“邓老，我应该去看你，还劳你大驾到我这里来。”

江青这话不是客套，她确实想拜访一些老同志，还没等她去，人家都来了，一方面是感情深，另一方面人家是对主席的尊重，主动看主席夫人。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与江青就认识的老同志更是积极主动看江青。

江青吃不消，一是她不好意思，江青那时还注意谦虚；二则她应酬不了，因为来的人太多，无法工作和休息。

省交际处和我们也吃不消，因为接待不过来。晚上10点钟以后还有人来，真有点儿应接不暇。

没办法，江青只好向时任湖北省委主要领导的李先念求援，李先念很理解江青，第二天让我们搬到他住的大楼。因为是省委主要领导住的地方，警卫更严格，江青才消停下来。

大家都想看看江青，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这时江青头脑是冷静的，明智的，她这样处理也是聪明的，没有忘记主席告诫的：不要因为是主席夫人就摆架子、搞特殊。

杨庆旺：一个人的变化是有背景和原因，也是有过程的。当时江青仅是个主席夫人，社会职务也只是个新任的处长，政治资本和社会威望与那些老革命无法相提并论，充其量能在身边工作人员面前抖抖威风。何况江青刚任处长一年多，她也想在这个位置上做出点成绩，甚至颇有点“急于”求成。所以这段时间她还是比较慎重的，她不想失去来之不易的这些“露峥嵘”的机会。

李家骥：你说得有一定道理。

土改工作的安排，由湖北省委说了算，我们参加“湖北省的土改”。时间安排、工作地点、参加人员和步骤省委有统一的安排计划，我们只是工作人员，没有决定权。

29日，土改领导部门通知我们的工作地点是武昌县新屋乡。这是一个处于武汉市南部的一个郊区乡。

江青想早点介入工作，进入角色，李先念则劝她别着急。因为省里准备过了国庆节再进点。中南局的人准备接她欢庆国庆节，经先念作工作未到中南局那位同志那里过节，而是由省里安排。先念真发挥了保护作用，过节这两天江青很少受干扰，她可以休息一下，看看有关资料，把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

在江青积极要求下，10月3日，他才接触实际工作：叫新屋乡介绍情况。这时进驻这个乡的土改工作组的人员尚未确定——省里参加的人员4日才定下来，同时由武昌县也抽几个人参加工作组。整个工作组共十几个人，主要负责人由省里的人担任，江青和我们几个人虽然是中直机关的，也是工作组工作人员，江只是负责人之一。

在我的记忆里，省里参加这个工作组的干部有4人，他们是：左光真、任玉磊、夏炎、韩××（名字记不清了）。

杨庆旺：这是这次土改的一个特点：当地的事以当地人为主，中央只派人参加工作，不决定大事，不包办代替。更不同于中央派的调查组、工作组。这也是主席在北京所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

李家骥：我们在整个工作中牢牢记住了这一条——做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绝不越权，更不瞎指挥。

我们是听武昌县委办公室主任介绍的情况。这位主任汇报的是该乡的自然状况：多少湾（相当于村屯，甚至更小）多少人口，其中男女各占多少，有多少土地，现在占有情况，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多少，阶级斗争情况等。这些情况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是自然基础情况。

在这个基础上，工作组开始深入到乡和湾里熟悉情况，实际是摸情况，调查研究。我和李德华、贾士兴同志也都跟着去了。我们一方面是为了保卫江青的安全，同时也参加土改工作组的工作。

10月初的武汉和北京不同。在北京早晚已经明显感觉到秋意，而以火炉著称于世的武汉这时还是很热。我们穿单衣单裤，农民们很多仍穿短裤、赤脚光膀子。在农村跑了一天，汗流浃背，全身泥土。我们深感武汉的“秋老虎”比北京的利害多了。

深入到农村亲眼看看，与在办公室听汇报是不一样的，明显的一点是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大大超过县里介绍的情况。江青感到形势是严峻的，我们必须继续深入下去，真正搞清斗争情况，这样才能分清敌我，明白团结谁，依靠谁，打击谁。否则，我们两眼一抹黑，不知如何动作，不仅被动，而且必定犯错误。

11日，我们和江青正式进入姚家湾。这是全乡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大湾，又处于重要的地理位置。

进湾后，出现了我们预料的情况：第一天晚上我听到了枪声。我们三个人有些紧张，怕江青不安全。第二天就谣言四起：“现在搞土改，国民党回来还得把土地还给主人”，整个村子人心惶惶。还有叫号：“谁敢向工作组反映情况就打烂他的狗头。”

杨庆旺：这真是严重的阶级斗争，这对江青和你们都是严峻的考验。面对这种局面江青是怎么处理的？

李家骥：江青头脑还是冷静，她和工作组的同志认真贯彻中央和主席指定的土改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

首先江青决定深入下去，广泛接触群众，不管好人坏人，赞成土改还是反对土改的，都要见，都要听，这样才能掌握全面情况。江青用了3天时间，采取开座谈会、请上来、走下去的方式，接触了附近几个湾的多数群众，基本搞清了敌、我、友。还通过调查发现了原乡长和反革命恶霸地主黄麻子黄金龙有勾结。这个黄麻子，有钱有势，人高马大，无恶不作，人们都不敢惹他。这个乡长，为了个人利益也不敢招他，还和他勾勾搭搭，一起干坏事，群众很气愤。

由于江青和工作组的同志深入群众，耐心听群众意见，大家逐渐地熟悉了，也愿意向她反映情况了。群众开始相信工作组，相信党的政策，也认识到了土改是为了广大没有土地和土地少的农民谋利益的。他们开始愿意接触工作组，拥护工作组，表示积极参加土改。

在这个基础上，工作组召开不同类型的会议：一类是中农会、贫农会、雇农会；二类是富农、地主会。向各类人员讲清形势，交待政策。对第一类人重点是让他们认识到土改是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动员他们积极参加土改，自己站起来，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对第二类人，也是让他们认清形势，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党的土改政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配合工作组工作，脱胎换骨，自食其力，重新做人。江青还敲山震虎地说，对那些反对共产党，与政府对立，不与工作组配合，四处散布谣言的人，例如像黄金龙这种人，我们绝不会客气。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江青和工作组的同志还特别重视做好干部工作，相信和依靠当地干部和党的组织。为此，工作组多次召开乡干部会、土改队员也参加。江青在会上说：“用什么态度参加土改，是对党员干部的重要考验。有三种态度，一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积极地投身到土改中，一心一意把土改工作搞好，这是最好的，这些党员干部占多数，我们搞土改重点靠这些同志在第一线组织领导；二是虽然不反对土改，但对党的政策学习不够，理解不深，积极性不高，似乎可搞可不搞，他们是半心半意搞土改，这种人也不少，要提醒他们，不要落伍，赶快跟上来，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的作用；三是出身不好，家里有剥削行为，甚至是富农或地主，或者有这样的亲属，在我们党内肯定有这种人，我们乡里的有没有我不知道，这种人思想有矛盾，有斗争，甚至很激烈，有的人可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迷失方向，这种情况不多，但必须提个醒，请他们千万注意别倒向敌人一边。”

江青的讲话对这个乡的党员干部震动很大。会后她又与重点党员干部和工作队员个别谈话。这些工作起到很大作用，党员干部的思想很快统一到党的政策上来，大家都表示一定在工作组指导下，积极参加土改，把新屋乡的土改工作搞好。

通过这几步，党的方针政策交给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同时把他们发动起来了，这为下一步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杨庆旺：我认为江青确实掌握了我们党的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她的工作思路和做法也是正确的，相信是能取得成效的。

李家骥：江青是个工作狂，她有些性急，有点急功近利。总之，想干出点成绩，想冒个尖。她常常工作到深夜，和党员干部和我们一起分析形势，整理情况，研究下步工作。

江青对我们几个人是很信任的，经常把我们叫到她的房间或在路上讨论问题。

一天，她和我们几个人一起研究当前我们的主要困难是做什么？什么人是我们的绊脚石？李德华说：“现在有坏人挡道，阻碍我们工作开展。”

“哪几个挡道？”江青问。

“一个是恶霸地主黄麻子，一个是原乡长。他们俩影响着全局。我们必须把这两个人搬掉。”我接着谈了自己的看法。

江青表示同意我们的看法，又让我们考虑工作中还有什么问题。

总之，江青为搞好工作费了很多心思。

为了搬掉我们前进中的那两个绊脚石，江青动了很多脑筋。她带我们到县公安局了解全县阶级斗争情况，进一步了解了黄金龙和原乡长的情况。公安局的领导陈光义同志不仅热情接待了我们，还和我们一起分析形势，他认为黄金龙的活动和全县的阶级斗争，和新屋乡与其他乡交界的另一个地方出现的阶级斗争动向是互相联系着的。江青向公安局提出互相配合打掉这两个坏人的想法，陈光义同志当即表示一定互相配合，全力支持工作组的工作。

杨庆旺：抓阶级斗争，镇压反革命分子，仅仅靠一般群众是不够的，和公安部门建立联系，依靠专政工具是非常正确的。

李家骥：是的，有当地干部群众支持，有县公安局当后盾，江青对于打掉这两个坏人信心更足了。她要把决心变为现实。

江青建议当地党组织召开批斗黄金龙的大会。工作组和乡里的领导，以及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多次研究，周密组织。这次会议很重要，江青做了大量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成为这次大会的实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为此，她分别与乡干部一起研究如何组织，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那些被黄金龙打死、受到他迫害和欺辱的农民或他们的亲属谈话，启发、动员他们站出来揭发批判黄金龙的罪行。同时江青和乡干部又专门把黄金龙叫来，向他交待政策，老老实实接受批判，否则绝不会有好下场。为了保证不出意外，江青还和县公安局联系，请陈光义同志派人参加当后盾。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会议组织周密，取得很大成功。会议由土改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主持，五六个受害人用血的事实揭露了黄金龙罪行。台上血泪控诉，台下口号震天。在这群情激愤中，江青讲话，她讲话只有十几分钟，用简短的语言阐明这次土改的伟大意义，痛斥黄金龙的罪行，最后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与封建地主势力斗争，真正地翻身做主人。

江青当演员出身，不怯场，会表演，她的讲话把这次批斗会推向高潮。

这次批斗会，大长贫下中农的威风，对革命群众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大灭地主恶霸的志气，对反动势力起到极大的打击作用。群众积极拥护分田斗地主；一些地主、富农、一贯道、土匪，主动向工作组交待问题。在全县土改工作第一阶段总结中，这个乡的工作受到了表扬。

发动群众这一阶段之后，我们几个人回武汉休息一下，换换衣服，洗洗澡，向省里汇拟一下情况。新屋乡的土改工作得到先念同志的肯定，他说：江青同志，你是主席身边的人，常得到主席帮助指导，与我们基层不一样。大家反映江青同志水平高，为各地做出了榜样。

杨庆旺：江青爱听表扬，好大喜功，土改第一阶段的成功，并得到县里表扬、省里肯定，她一定更有积极性吧？

李家骥：江青爱听表扬，我们也爱听表扬。前段时间的工作没白干，心里当然高兴了。在屋里没事时，我们几个议论起这段时间的工作。大家认为江青是有能力的，我们从内心佩服。李德华说：“江青不简单，有独立工作能力，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我也很有感触，我说：“江青聪明，干啥像啥，工作中就像演戏一样，一言一行，都很得体。”

江青是个闲不住的人，在武汉休息时她也在考虑工作。她由和我们一起研究下一阶段的工作了。

回到新屋乡，江青与大家一起研究借批斗黄金龙大会的东风，把每个湾的群众切实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为此工作组同志和乡干部、积极分子分头下到各湾。一个湾一个湾的落实。

新屋乡有40多个湾，每个人口不等，相当于北方的自然村屯，很分散，加之农村道路很不好走，同志们很辛苦。湾与湾之间距离不一样，远的湾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二三十里路，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路上，我们在哪湾工作就吃住在哪里，无论在哪里住都不搞特殊，我们到普通农民家吃派饭。这些都让当地干部按政策和标准办，他们比我们熟悉情况。

在各湾里工作太苦，我考虑江青身体不好，同时还考虑这个乡情况复杂，阶级斗争激烈，我要对她的安全负责，劝她别下去了，让她在乡里或我们住的姚家湾听汇报，我们几个和乡干部分片包干下到各湾。

江青听了很不高兴，她说：“我们到这里是工作来了，不是享受来了，要工作肯定会遇到困难，要吃辛苦，甚至牺牲。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但是我不能那样做，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和农民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才能交上朋友，才能心连心，才能和我们说真话，一起斗地主恶霸，把土改工作开展起来。至于我个人身体能否坚持，我会尽力克服困难，我个人安全也不要考虑太多，和农民群众交上了朋友，他们也会保护我们的。”

江青说得有道理，她又是我们的领导，只好按她的意见办。但我提出由我陪她一起行动，她同意了。这样，我和江青到几个湾去抓落实，进一步动员，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搞清个湾土地、人口以及占有的具体情况。甚至把这里一头牛与多少粮食交换等具体的问题都搞清楚了。每个湾的人员情况，包括成分、历史、表现，特别是一些情况复杂的人，搞得一清二楚，而且专门安排人监视他们，掌握他们的动向。

前些日子还心里没底的江青，现在高兴地说：“来的时候两眼一抹黑，现在心明眼亮，心里踏实，对以后工作充满信心了。”

杨庆旺：我觉得您说的这些确实是我们党历史上经常运用的又被实践证明有效的做法，而且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自如，生动有效。

李家骥：这一阶段虽然很艰苦，但心里有数，能看到目标了，我们感到轻松多了，也更有劲头了。我们看到江青脸上经常笑容满面，她轻盈的身影，得体的一举一动，带有山东味的普通话语，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欢迎，报以亲切的问候和热烈的掌声。一次在田间的小路上，江青很高兴地在那儿照相留念。

进入11月份，按工作计划应该进行分田了。工作组和乡、湾干部、贫下中积极分子在一起进一步核清各湾土地和人口及占有情况，在此基础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及本地实际情况开始作分配土地的计划。做计划必须准确，为了准确还要一一丈量，这些工作很具体，很麻烦，又必须做好。江青和地方干部有条不紊的一步一步地，一个湾一个湾地往前推进。

有时也遇到一些矛盾，如某家报的土地数不准确，某家常住人口不对，某块地丈量有误，某人历史上还有什么劣迹等等，这些反映都必须记录在案，派人核查，而且要有结果。这些具体矛盾、具体事，江青不能亲自去解决，她要和工作组的同志组织安排，检查落实，掌握情况。

分田分地。这在农村真是几千年来的大变化、大变革，过去绝大多数的土地在地主、富农、官吏们手中，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雇农却没有或占有很少土地，他们为了生活不得不租种地主富农们的土地，受他们的剥削。靠地靠天吃饭生活的农民们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翻身解放，当家做主，家家喜气洋洋，个个兴高采烈。他们从内心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土改工作组。他们把江青，把我们工作组的人当亲人看待。

杨庆旺：土改不仅是土地革命，而且是阶级斗争，得到土地的高兴，拥护土改、用户革命；失去土地的不高兴，有一部分能顺应潮流，改变立场，也有一部分死不悔改，他们反对土改，反对革命，他们要顽抗到底。你们是否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李家骥：江青始终重视阶级斗争的，而且紧密和公安部门相配合。一边进行土改，分田分地分浮财，一边注视敌人的动向，对胆敢搞破坏的反动势力坚决镇压。江青再次到县公安局了解情况，在江青和新屋乡干部积极配合下，11月县里一举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这是一个在全县范围内活动的反革命组织，土改中出现一些反常现象都或多或少的与他们有联系，新屋乡的恶霸地主黄金龙就是与他们有联系。

黄金龙虽然挨了批斗，表面上老实，暗中仍造谣言，甚至参与“反共救国军”的反革命活动，根据他的表现，报县公安局，最后把他枪毙了。这个恶霸兼反革命被镇压又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使那些不想接受改造，蠢蠢欲动的人不得不收敛一下他们的行动。

在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之后，建立新政权是土改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土改工作的一个重要阶段。江青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根据土改中的表现，审查党员干部，培养和发现新的积极分子，酝酿建立新的乡、湾两级领导班子。积极分子曹洪宽（我们的房东）和另一名女同志（我忘记了她的名字）在工作中表现非常好，被吸收到乡级领导班子中，还有不少同志入了党，后来有的还当了省市劳动模范。

杨庆旺：你们没有辜负主席的希望，胜利完成任务了。

李家骥：我们和江青看着新屋乡和各湾新领导班子朝气蓬勃地工作，广大贫下中农高高兴兴地过上好日子，我们心里很高兴。我自己也暗中庆幸：江青安然无恙，胜利完成土改任务，我也算完成了使命。

杨庆旺：有多大付出就会有多大回报。你们和江青在这次土改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依靠当地广大干部群众，圆满地完成了组织和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应是凯旋而归了。

李家骥：俗话说，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虽然工作期间我们付出很大，同志们吃了很多苦，但党和人群群众是公道的，给了我们很多荣誉。12月17日我们结束了在新屋乡的土改工作，18日、19日两天我们进行小结并向省委汇报情况。我们新屋乡土改工作组的工作得到县、市、省三级党组织的肯定，而且成为全省土改工作的典型，并介绍了经验。

23日，我们跟随江青回到北京。

杨庆旺：主席对我们的工作是满意的。

回到北京后，江青又病倒了，她带病整理完总结材料，上报中直机关和主席。给中直机关的材料很详细，给主席的材料很精练。主席听了汇报，看了材料，表扬我们干得好。得到中直机关和主席的肯定，对我们、对江青都是一个难得的荣誉。当然，我们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增长才干，这是更主要的收获。关于这一点后边还要提到。

杨庆旺：关于江青生病的事，能多介绍一些情况吗？

李家骥：江青这个时期体质弱，有多种疾病，加之工作条件不好，又累，她是硬挺的。犯病时常常痛得浑身出汗，我劝她去医院看病或休息几天，她都拒绝了，而且告诉我不能对别人说有病的事，怕产生影响。她还让我别担心，这是慢性病，有药，服后会缓解的。据我所知她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的。所以回到北京后就病倒了。

说到这里又想到开头提到的人们对江青搞土改的议论，说她是为了“躲风”，我在实践中得不出这种结论。

回到北京后，机关又开始了三反、整党，我们当然要参加了。江青有病了，参加的少或请假，这属于正常的，也不能说有意的“躲风”。这是我对这件事的个人看法，至于江青在别的事情是否有“躲风”的因素，另当别论。

杨庆旺：在这3个月的朝夕相处的工作，你发现江青工作有什么毛病或可能成为毛病的倾向吗？

李家骥：在土改工作中，我未发现江青有明显的错误或缺点。但有些倾向是明显的：前边我已提到，即：争强好胜，急功近利，急性子，好逞强，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这些倾向似乎还上升不到缺点或错误，但不注意改正，发展下去肯定会成为一个人的缺点，一定会导致犯错误。

杨庆旺：关于江青到湖北参加土改，公开出版的文章和图书谈这个问题的并不多。我发现一位外国作家写的书中，在谈江青到湖北搞土改时是这个样子：

她一直穿着毛皮大衣。在周围的人中，只有被处死的地主才能穿上丝绸衣服，其他人全都衣衫褴褛。她背着照相机，到处寻找题材。她甚至恬不知耻地说，农民看到她不熟悉乡下生活，还问她：“你是谁？”因为在她看来，自己既是土地改革的参加者，也是自己这一角色的旁观者。

李家骥：我记忆中江青到湖北搞土改没有带什么毛皮大衣，更谈不上到群众中去“显示”。她带的衣物都是我给准备的，她在湖北搞土改期间的活动，我们都跟随在身边，未发现上述情况。我不知道这个外国人是亲眼看到的还是听谁人瞎说的！

杨庆旺：这次跟随江青参加土改，你本人有什么收获？

李家骥：说实在话，我感到很幸运，正如主席说的，在中国历史上不会再有这样的土改了。这次土改虽然我的主要工作是为江青服务，保卫她的安全，同时我也参加土改。参加土改的全过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什么是阶级斗争，开了眼界，也增长了才干。

回北京第3天，我开始参加卫士值班，散步时主席问我：“这次参加土改有什么感想？”

“很受教育。”我说。

“哪方面受教育最深刻？”主席又问。

“关于阶级斗争。”我如实回答。

主席点点头，表示同意我的回答，并进一步说明这其中的道理：“土改，在农村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必然触及各个阶层的利益，他们都必然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一旦利益对立，就会产生矛盾，甚至是尖锐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

主席的解释上升到理论上认识，使我反过来更加深了对土改的认识。

主席还特别问我江青表现怎么样？我如实汇报，在汇报过程中，主席有时插话问问细节，大部分时间是听，而且多次说，“好，你们做得对”。

主席确实是满意的。

——摘自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执笔《领袖身边十三年：毛泽东卫士李家骥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定价：68.00元。乌有之乡书社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