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改革曲线图

是一脉相承还是偷梁换柱?

段李远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增强了综合国力，也提高了国际地位。另一方面，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继续拉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尤为突出。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一亿多农民进城打工，中小公有制企业基本卖光，大型国有企业在发展股份制，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流入私人腰包，为私有化提供资本。许多人一夜暴富。十多年功夫就培养了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取得主人翁地位的工人阶级成为雇佣劳动者。失地农民、失业工人在贫困线上挣扎。社会财富正在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腐败蔓延，黄赌毒成灾，贪官富豪们向美国转移财产，“托福”子女。亲美拜金成为时尚。上述现象是新时代的特征，是亡国的征兆。有人还把它说成是改革开放飞进来的几只苍蝇蚊子。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第三代领导人，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把他们的理论学说说成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而且，资本家可以入党，共产党员可以当资本家，世界上竟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主义的特征就是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消灭私有制，同私有制观念决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就是领导中国人民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直至毛泽东逝世，都没有偏离这个方向。都是前赴后继、矢志不渝地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不止。这才叫“一脉相承”。有的人在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中国人民“与时俱进”。达尔文的“进化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研究生物界。人类早已脱离了原始的生物界。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所谓经济全球化，说穿了是垄断资本全球化。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后，世界上只剩下美帝一霸。他想独霸世界。我们奴颜婢膝、向他乞怜，他就不霸了吗?我们屈从他的意志，替他摇旗呐喊，甚至成为帮凶，就是“与时俱进”吗?这只能意味着背叛和投降，只会把中国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如果发展下去，只会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那时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苏联亡党亡国的前车之鉴，应该成为我们的后车之鉴。普京也说：“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感到惋惜，谁就是没有良心”。最近读到梅俏著的《毛泽东的珠峰》，在其中竟有这样的记载：“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抓捕“四人帮”。十月六日公布了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十日，邓小平就给华写信：“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第二年即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又给华写信：“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知对当前多种问题的工作部署。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育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事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七月二十日，他在华国锋出席的同各省党委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讲了为下一段话：“我们党是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但有些人却不要马列主义，不要社会主义。这些人往往利用我们以为风平浪静、相当安稳的时候，暗中绊我们一跤，使我们四脚朝天，他们就乘机把我们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变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在这里体现出来。文革前，我过份重视事务，跟刘少奇多接触，就少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曾经批评说：“我开门讲斗争，你厌了，也少来了。不要单是你们泡在一起，会泡出毛病来的”回想起来一针见血。当时多听毛主席的话就不会犯错误。就不会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毛主席又让我工作，我怕辜负了他，一急，“四个现代化”觉悟又出了问题，“纲”、“目”混为一谈，结果让“四人帮”揪住尾巴，一顿痛揍。可能同志们会说这是毛主席撤我的职，罢我的官。其实不然，所谓命该如此。江青就笑我脑袋尖，乌纱帽戴不稳。毛主席有独到的眼光，选定了华主席做接班人。这步棋下得对。把“四人帮”将死了。华主席坚持毛主席路线，一心维护党和国家利益，这都是老一辈革命家的信任。完全放心让他当家。我们要热烈支持拥护”。

　　过了一年，他已经恢复了副总理职务，谈及文革，他在肯定中就有了否定，1978年他在会见英国詹金森时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要肯定”。11月29日他同日本光明党访华代表团谈论时说：“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复杂的，文化大革命是从要防止象苏联那样变修开始的。毛主席想发动群众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林彪和“四人帮”要夺权，被他们利用了。因而发生了违背毛主席本意的事情。这(指文革)是新生事物，是前所未有的。今后必须很好地总结经验，不能轻率地否定。不要忽忽忙忙的总结”。

　　1978年12月13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里重复这个精神，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是要总结的，但不必匆忙地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必须要作认真的研究工作。有的事要经过更长一段的时间才能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点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明更好”。但是，到了1980年，他就开始大谈毛泽东的错误了，]980年8月21日和23日，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问时，他说：“很不幸他(指毛)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没有很好的贯彻，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家长制、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致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抓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在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內战”。只就这两点就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为什么这时他才敢于这样说呢?最主要的是围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他为了扳倒华国锋，大批特批“两个凡是”。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主要是维护毛泽东，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毛泽东逝世后，出现权威真空，提出这样策略的口号。正是提出者的软弱无能，人家一攻，他就检讨，抓住把柄，他就下台。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所谓“务虚会”的召开，都是大造特造反对毛泽东的舆论，这是台前的。幕后的就是不择手段地给毛泽东抹黑。香港出版物对毛泽东进行“丑化”“妖魔化”。西单民主墙，都成了抹黑的工具，他积极支持。后来矛头指向他，他就慌忙镇压。条件有利吋，他就大讲毛泽东的错误。条件不利时，他就讲毛泽东的好话。毛泽东让他出来工作时，他就发誓永不翻案。一位就自己参加三中全会前后活动的胡耀邦办公室的一位老同志看到邓小平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表演，厌恶地兑：“这哪里像个无产阶级革命家”。

　　据传，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他定了三页提纲，要一位笔杆子为他起草。提纲中有两条，一条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条是“搞一段资本主义”，这位笔杆子大为震惊，就给另一位和邓小平交情很好的通报，这位交情很好的人一听，踌躇了一阵子说：“前一条可以，后一条不利，我和邓小平去说”  。正式讲话里就中只讲了前一条，后来，后一条成了“只干不说”，其实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就是阶级分化的一大纲领。社会主义是招牌，资本主义是阶级分化的必然结果。

　　邓小平的“非毛化”，受到国内外的质疑和反对。为了“统一”舆论，他决定搞《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个《决议》制造了当代最大的认识误会和陷阱，可是他在党内却说：“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那些正确的东西，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他说：“我难承受赫鲁晓夫的处境。这是再过十五年，二十年再作较严谨的科学的评价为好，也能经受历史检验”。大家一听就明白：“彻底否定毛泽东有待来日”。他把要做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式的产业留给他的继任者，那位和邓小平关系很好的人就是要让继任者按照“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的标尺来评价毛泽东。才能把他的像从天安门城楼上摘下来。(以上摘自毛泽东的珠峰末章)

　　l962年8月l 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讲话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几十年过去了，国际共运的发展变化，正如毛泽东的所期望的那样。叶利钦在苏联巨变以后，精心挑选了“完全美国化的专家”盖达尔实行“休克疗法”政策一一取消计划管理，完全放开物价和外汇管制，紧缩财政和信贷，出售国有企业和搞股份制改革，实行私有化。导致的却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百姓生活直线下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整个社会仿佛处于真正意义上的休克状态，叶利钦陷入了走马灯似的更换政府总理的怪圈。最后挑选了年富力强的普京作为接班人。普京的“爱国主义”被西方指责为“偏离轨道”、“民主倒退”。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希望重出政坛。1996年参加竞选俄罗斯总统结果是以得票未过1％而惨败。三年后又组建了一个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党，但在俄议会大选中无所作为，退而不休的戈尔巴乔夫只得将苏联的解体的反思写成10本回忆录。人们还是把他视为苏共的掘墓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帝是既不允许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走资本主义道路，更不允许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充当美国的附庸。俄罗斯人民会答应吗?

　　毛泽东播下的革命种子正在生根发芽，他虽已逝世30周年、曾几度掀起“毛泽东热”，工人、农民、解放军和广大知识分子都以各种方式怀念毛泽东。西方国家也成立了许多专门机构研究毛泽东。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深信中国不会变颜色。因为人民不答应。不得民心的人才注定了要失败。社会主义一定会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二〇〇七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