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孩子们为什么不会“说话”？

　　2007年5月28日，为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到来，武汉市少先队在市青少年宫举行特色队伍比赛。虽然是早上，烈日已灼人。当日，武汉最高气温达35.3℃。活动按计划上午8时30分准时开始。不到8时20分，“全副武装”的少先队员手拿、身背各种乐器已排好队，等待领导入场。

　　10分钟后，领导没有入场。

　　20分钟后，领导席上依然空无一人。烈日更甚，孩子们左顾右盼，焦躁不安。带队老师去打听，原来还有领导、评委没来。在请示后，带队老师让孩子们先到阴凉处躲一躲。

　　8时46分，孩子们又迅速站回原地。领导来了。在一支军乐队的最前面站着他们的指挥——一名十一、二岁的男孩，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制服是厚厚的长袖，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豆大的汗滴从他的脸颊流下，他依然举着自己的指挥杖一动不动。

　　9时05分，一位领导宣布比赛开始。军乐队是第一个节目。军乐队来到了舞台的中央。队员们排好阵形，等待指挥发号。可是他们的指挥迟迟不挥杖发号，带队老师赶紧过来询问，才发现男孩已有些恍惚。老师给他喂水，让他坚持一下。在老师的鼓励下，男孩重新站起来，在原地跳了几跳。节目正式开始了。男孩挥舞手中的指挥杖，迈步向前。“噗”地一声，男孩在迈出几步后一头栽倒在地，全场一片惊呼， 抢救。一名老师替补上场，比赛继续。而巨大太阳伞遮蔽下的主席台上，已有领导悄然离去。

　　连日来，《比赛开幕式领导迟到  学生难忍酷热晕倒》这则新闻倍受广大网友的关注，大家议论纷纷，观点不一。我是一位小学教师，看完这则新闻后，我第一反映是，中国的教育太残酷了，把学生压制得不会“说话”了。大家看看，35℃的高温下，烈日灼人，再加上厚厚的制服，有人说，是现在的孩子太娇气了，不知道说这话的网友是否注意到这个细节：“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制服是厚厚的长袖，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除了脸部他无处散热，其他的孩子穿短袖衫露点胳膊可就好多了（换句话说，孩子身体好就得给领导这样折腾），这样折腾之下时间一长换谁也会受不了，可是这位十一、二岁的男孩直到中暑晕倒前，他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中暑晕倒了，说明他已经在这之前就非常难受，不知各位有没有中暑的经历，我小试过，就是觉得头好痛，，要是各位体会不出那就想想喝醉酒时头会怎么样（鄙人不好酒，仅结婚那日体会过一回醉酒的滋味），同时还会伴随面色潮红、大量出汗、四肢无力发酸、像这位学生已经晕倒了来看他应属于重症中暑，顾名思义，是中暑中情况最严重的一种，如不及时救治将会危急生命，他应该还会感觉恶心，剧烈头痛仿佛快要裂开一样。并且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加重的，如果早发现也许只需及时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和盐分，短时间内即可恢复，就不需要抢救了（不知道现在这位孩子怎么样了）。看完我的以上分析，大家也许会问：“这孩子怎么了，难受怎不会早说出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孩子们怎么就是不会表述自己的正当诉求？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面是，大人在问：“孩子！你怎么了？”然后是孩子的回答：“妈妈，我好难受！”总是大人先发现孩子有些异常了。我一直认为，孩子只要能开口说话，他就应该积极主动地用口头来表述自己的愿望。可在这则新闻中，这位孩子已经十一、二岁了，不是只会用哭闹及肢体来表达自己想法的婴儿了，但他怎么还是仅仅用上了肢体语言“晕倒”来向人们达自己的极度难受——难受得无法承受了。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让我们回过头来关注新闻中的这样一段文字：“队员们排好阵形，等待指挥发号。可是他们的指挥迟迟不挥杖发号，带队老师赶紧过来询问，才发现男孩已有些恍惚。老师给他喂水，让他坚持一下。在老师的鼓励下，男孩重新站起来，在原地跳了几跳。节目正式开始了。男孩挥舞手中的指挥杖，迈步向前。‘噗’地一声，男孩在迈出几步后一头栽倒在地……”行文至此，答案出来了，这位学生虽然没有说，但他神情恍惚等于在说，有用呗？你看带队老师已经发现了这位学生的异常，但这位人民教师是怎样处理的呢？给他喂点水，鼓励其继续坚持下去直至他晕倒，也就是说你不倒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在这位老师的眼中，学生的健康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节目的圆满成功，领导的肯定与赞许。大家再来看条新闻：一位法国心理学专家曾给上海的孩子们出了一道题——一艘船上有86头牛，34 只羊，问：这艘船的船长年纪有多大？结果有90%的孩子做出了答案：船长的年纪是86—34=52岁。10%的孩子认为此题非常荒谬，无法解答。当然这 10%的孩子答对了。同一道题在法国作实验时，超过90%的孩子提出了异议，甚至嘲笑了老师的“糊涂”。对此法国专家对这90%的中国孩子作调查发现，他们之所以会做不出答案来，是因为觉得“老师出的题目总归是对的，不可能不能做，老师平时教育我们题目一定要做完，否则就没有分。法国专家不得不感叹：“中国学生真的是很听老师的话啊”！这种现象也许就是文革期间批判的“五分加绵羊”。

　　说到这里，大家也许就要批判老师了。文章开始不久我就是点明我是老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不是新闻中十一、二岁的孩子了，我敢“说话”吗？前段时间，国家教育进行两基检查，在领导的指挥下，我们就课都不上连续奋战：补人口花名册，统适龄儿童人数。上面说你这村有多少人我们就得想办法在人口花名册上体现出来，上面说你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我们就得在学校花名册上体现，上面说你这学校有多少适龄儿童我们就得在表上体现……大家明白不？上面指挥我们造假。我们敢抵制不？学校领导将学校的财物视同自家的，我们敢放个屁不？上面叫我们中途乱收费，面对家长们的责问我们敢说出真相不？教育行政部门各种检查十分的机械和复杂，学校和教师对此皆苦不堪言：例如，面对“合格校验收”制度，学校要上交的检查资料就有安全教育制度、工作制度、教导教研制度、学习制度、考勤制度、办学规划、会议记录、家访记录、各科教学计划等等。面对“年度检查”制度，学校要上交“工作总结”，其中包括工作总结、教研总结、安全教育总结、德育工作总结、少先队工作总结。同时，我们学校还要应付各种定期不定期的“对口检查”，如电脑培训、绿化、安全设施、教学改革、升学率指标、教师听课记录、教学日志、单元测试、抽考记录等等。我们的校领导班子和教师们辛辛苦苦准备好这些材料，教育部门的那些大小官僚们会认真看吗？从来不看，这只是一种形式和程序。教育官僚们不是不知道这只是形式，但是还是会装模装样地检查。你要是与这些官僚的个人关系好（吃饭送礼、办个人私事），检查就完全流于形式。如果关系不好，这些官僚们就会刁难你，他们骂我们这些教师就像骂孙子似的。这是在为学校好吗？是在为学生好吗？不是，纯粹是在玩弄权术，官僚们只是通过这些复杂烦琐的形式提醒学校和教师们说：我就是要通过这些形式主义来驯化你们，奴化你们，。我们的职称、前途、饭碗全操在这些官僚们的手中，我们得乞求他们施舍。并且在目前应试教育模式之下，要想考试分数上去，决窍只有一个：别把孩子当人看待。也就是说，老师们为了生存，为了在这个社会上混得像模像样，昧着良心向“好老师”进军，这些所谓的好老师，其实就是那些最不顾孩子的个性和特点，最不顾孩子的身体和心灵发育，最不顾孩子终生命运的老师。大家看看新闻中的带队老师也就心中有数了。如此压迫之下，你们听到老师们在官僚们面前“说话”吗？为此抗争过吗？

　　是不是仅仅是教师如此屈辱的生活着呢？大家看看下面这则所谓的笑话：某日，一公务员提前下班，回到家门口正要进门，突然看见门口的台阶上除了妻子的鞋子，还有双熟悉的皮鞋，啊！那是领导的皮鞋，领导的皮鞋他是不会认错的，他犹豫了片刻，还是不敢进去，于是在门前徘徊，忽然听到开门声，他下意识闪到一边去，这时只听到老爸的吼声：“免崽子，老子来了还躲什么躲？”他定眼一看，只见妻子正扶着他父亲站在门口，他这才想起来了，自己买了两双这种皮鞋，一双送给了领导，一双送给了老爸。看完这则笑话，不知大家是否笑得起来？反正我是觉得这是生活的客观反映。大家看看现在官僚们的横行霸道，飞扬跋扈，气焰嚣张到了什么程度！在湖南省娄底市有一位副处级官员颜跃明，官并不是很大，但你看看他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和尚撑伞——无法无天，你看他：

　　一、弄权

　　一个人几乎管住全市命脉，二三百亲朋塞满各部门

　　有人说，颜跃明“一个人几乎管住了整个市的经济命脉”——财政、金融、工商、税务、商业、粮食……这些系统的大权，都掌握在他手里，42家单位都只看他一个人的脸色。

　　颜家有六兄妹，颜跃明排行第三。据知情人介绍，颜跃明在当财委主任期间，仅工商、税务、财政、商业等单位就进了二三百人之多，绝大多数是其亲友、关系户。颜跃明的大哥原是乡里的一名剃头匠，在颜跃明的安排下，1993年调至娄底新世纪商厦当上了副总经理，后又当上了党委书记。颜跃明的妹妹颜小平，初中文化，被安排当了工商所副所长；颜小平的丈夫张述红，曾被判刑2年，在颜跃明的关照下，“火速入党”，三个月后提拔为副科级干部……

　　扫他面子，令派出所拘留

　　李毅是颜跃明下属某公司的经理，因与其关系不好，颜决定好好教训他一下。1996年的一天，夜里12点，颜跃明把电话打到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家里，要求他紧急集合办案人员开会，并疾言厉色地称：“现在我以省人大代表的名义，现场监督你们去搜查抓捕１1998年的一天，颜跃明来到酒店时，发现他订的包厢竟也被当天过生日的李某的客人占了，颜跃明掏出手机拨打当地派出所所长的电话，责令对方赶快过来抓人。在颜跃明的“监督”下，民警只好把触了霉头的李某带回派出所处理。

　　二、贪财

　　升官后将赚钱部门全带走

　　1993年8月，颜跃明调任财委主任后，很快开始组建网点公司和网点办，使其成为“进钱”的口袋。在娄底城区，只要盖房子，就要收费，仅这一项，一年就达数百万元。

　　颜跃明当了娄底(地级市)蔬菜局局长后，原先的几个下属“好单位”——网点公司、民营经济开发区等也跟着他一起走，竟成了他随时取用的“小金库”。

　　此外，娄底市城区生猪定点屠宰办，也是他的另一个“小金库”。颜跃明提出，要截留部分税费，作为单位开支。他亲自向屠宰办法人代表、财务会计、出纳布置，建立一套账外账，将截留的税费收入转移其中，供其自由取用。他甚至专门叫人来指导会计、出纳如何做假账。

　　三、好色

　　霸占女大学生长达7年

　　祝红雨(化名)1996年从学校毕业到财委上班时，才18岁，不谙世事的她不久就被颜跃明盯上了，经常找各种借口带她出去玩。一次跳舞回家途中，颜跃明在车上强行占有了她，事后承诺只要保持关系，一定“好好照顾她”。祝红雨不敢反抗。此后，颜跃明每周都要她到宾馆约会。这种关系一直保持了五六年之久。

　　之后，祝红雨跟外地一男子谈起了恋爱，并想辞掉工作，乘机摆脱颜跃明的控制。颜发现后大为恼火，他调出祝红雨的电话单，然后打电话威胁其男友，声称要把他抓起来。在他的威逼下，这段恋情匆匆夭折了。

　　此后，祝红雨又跟涟源市某公司的曾某相好，两人已谈婚论嫁了。颜跃明恼怒之下，派人公然威胁曾某，最终掐断了两人的关系。万念俱灰的祝红雨，几次欲跳楼自杀。之后，他又用同样手段玩弄控制了几名年轻女性。

　　在网点公司上班的刘蕊(化名)，最担心的是颜跃明总要她“报恩”，因为她从一个美容美发屋的小店主，调入网点公司任出纳，是通过颜跃明安排的。为此，颜跃明经常以恩人自居，对刘蕊进行猥亵，甚至强行发生关系。他有时会突然闯进办公室，将正在清理账目的刘蕊一把抱起，放在大腿上乱摸，连门都不关。

　　小小处级干部，全国这样的官员是多如牛毛，他们欺男霸女、鱼肉百姓、践蹋人权、草菅人命、为非作歹！他们的胆子怎这么大？你们看一下，颜跃明可以公然带着情人(一名年仅18岁的大学毕业生)，频繁出入某市委书记办公室，并扬言“我是要讨她做老婆的”！也就是这样说，他的所作所为有大官僚们罩着，可想而知大官僚们更是肆无忌惮了。老百姓们在大小官僚们的淫威下禁若寒蝉，生活如履薄冰，胆战心惊，苟且偷生，那来什么幸福感？老百姓呢？他们说话了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事确关已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人格丧失，尊严全无。人要是没有了人格没有了尊严，哪叫什么？好听些叫奴才，其实就是披着人皮的狗。你看，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在小小汉口站不足百人的干部队伍，受到排斥打击的干部就有七十余人，还有近二十多位一般干部被解聘，面对刘志祥的威慑，多数职工敢怒而不敢言，这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刘的嚣张和权力的膨胀，可以说这些官僚们的最终落马，并不是法律的威慑力量，而是他们将人民骑在跨下，欲望极度膨胀导致自我爆炸自取灭亡，根本不关法律什么鸟事。法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的保护伞了，你看颜跃明审判量刑时仅因经济原因轻判13年，强奸（报道却用上了“强行占有”一词）女性，玩弄权力，、凌侮百姓的罪恶行径却没得到清算，刘志祥身负数条人命也只判了个死缓，人民对此仍是心中怨气冲天。其实世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要有一部分人民勇敢地站出来面对官僚们（例如武汉市的官员胆敢迟到，老师和市民们将集体抗议，官员们必先行检讨认错并保证下不为例，而不是唯领导是尊，拿孩子的晕倒来讨好领导），官僚们就不敢嚣张，即使想为非作歹贪污腐化，也只能偷偷摸摸小打小闹；要是有近1/3的人民勇敢地站出来，官僚们也就不将成为官僚了，就成了人民真正的公仆了；人数再多点，官僚这个阶层将彻底不得翻身，他们将成为人民的勤务兵；要是人数过半，官民也就融为一体了。

　　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篇文章，颇有感触。文章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有人养了一群猴，主人有宰猴待客之好。每次客人光临，主任就身穿白大褂将客人领到笼子前挑猴子。笼子里的猴子发现一个规律，每次主人穿白大褂就将带走一个同伴，且一去不返。因此猴子看到白大褂都很紧张，拼命往后躲。当客人选中一只猴子时，其他猴子就使劲把它往外推。被推出去的猴子感到求生无望也不作任何抵抗，任人宰割。其余的猴子在一旁幸灾乐祸看着同伴被杀戮。这样的一幕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上演，最终猴群被赶尽杀绝。看完这篇文章，我觉得在中华大地上这一切真是太熟悉了，但人毕竟要比畜生要高级，还是有人在为人的尊严，为大众的利益而奋斗不息，象郭光允、李文娟、高纯等。2007年5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一纸死刑判决，将副部级高官郑筱萸送到了阎罗殿门口，可是5月30日凌晨1时许，他在博客里记录下自己的心情：“今天，是个不幸的日子——因为在今天，我们听到了用法律的名义宣布了一个人的死亡！今天，也是我的不幸之日！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郑筱萸的判刑之日，仍是我的逃难之日！”听之令人心寒，我为中华民族感到耻辱！同胞们，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我们不能让他们流血又流泪，任由他们被官僚们欺凌、而我们还心安理得甚至恬不知耻地作壁上观，一个郑筱萸虽然倒下了，但全国大大小小的郑筱萸仍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开口说话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官僚们淹没在人民的唾沫中，在人民的怒吼声中颤抖，这样我们的孩子们才会在我们的示范下开口说话。如果有一天，孩子们能面对我们老师们布置的太多作业，高声抗议，甚至举着小旗子，高叫：“反对布置作业”“我要自由”，我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许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