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魔咒化的“二二八论述”

打破魔咒化的“二二八论述”

文□曾健民

　　日本人宫泽繁在他的著作《台湾终战秘史》中曾谈到，当他看到台湾脱离殖民统治光复后不久便浮现“省籍隔阂”，或不同省籍间以“阿山”“蕃薯仔”互为蔑称的情形时，曾十分难过并痛陈：“分析两者间产生这样的感情分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应当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日本和日本人是使两者分裂的元凶。在台湾的日本人一想到这问题，便羞愧得无地自容，真恨不得钻到地下去”。

　　这是一位有良知的日本人，眼见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后不久，出现诸多省籍间的纷乱时的肺腑之言。他指出了一个简单而大家经常疏忽的道理。那就是：殖民后出现的诸多问题，其原因无他，主要是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殖民的伤痕并未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而结束，它遗留给殖民地人民的恶果是巨大且长远的。

一﹑看不到历史的历史论述

　　实际上，这也是近年知识界盛行的“后殖民论述”的中心议题。虽然后殖民论述在台湾也成了时髦的东西，学术界开口后殖民闭口后殖民，但当落实到台湾实际的殖民后的历史﹑文化问题时却完全变了调；这些论述中不但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殖民者的真面目，反而把脱离殖民后复归的“祖国”当做新“殖民者”看待。真正的帝国主义者﹑殖民者，却消失了！这种颠倒是非的荒唐后殖民论，与其说是文化或历史论述，倒不如说只不过是政治论述吧！

　　当然，这种现象也集中出现在“二二八论述”上，实际上，两者经常是混同的。
仔细算来，今年已是二二八事件的五十九周年，明年将是第六十年，早已超过半个世纪；在这已超过六十年的战后世界，人类文明有惊天动地的进展，然而台湾却仍自囚于二二八的论述中，无法自拔。近六十年间，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论述几乎完全取代了台湾战后初期历史的论述，据初步统计，有关二二八的研究﹑论述已超过二百种，这种对于单一的历史事件有如此庞大的著述，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依据补偿基金会资料，事件伤亡人数不超过二千人，如此的历史事件，竟然出现了如此庞大的论著，真是匪夷所思。

       而且这些庞大的“二二八论述”大多数出现于八○年代以后，特别集中在九○年代李登辉政权转向以后；可以说，基本上它是与台湾的分离主义政治势力同步急速膨胀的，因此普遍带着浓厚的分离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

　　譬如，陈芳明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台湾人国殇事件的历史回顾》就是其代表作。从它的书名就可以知道，作者早在八○年代末已把二二八事件定位成“台湾人的国殇事件”，把二二八事件“建构”成“外来政权＝国民党政权＝外省人＝中国人”镇压“台湾人”的论述，说二二八事件就是外省人﹑中国人屠杀台湾人的事件，以激起省籍矛盾，呼唤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强化所谓“台湾人主体意识”；由于类似廉价论调的反复炒作，政权轮替后，果然二月廿八日取代了十月二十五日的“光复节”，成为“国定假日”—陈芳明所说的“台湾人的国殇日”。

　　由于二二八论述日益成为台湾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论述普遍呈现了“非历史性”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去历史脉络的问题。这使二二八事实远离了“历史”，成为分离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中完全看不到二二八历史的前因后果，看不到事件与当时的世界潮流或中国局势的关联，看不到岛外的历史世界。这种被囚于孤岛内的井蛙似的历史论述，在其中只有所谓“外来的”与“本土的”“族群”斗争，完全障蔽了“民主”的问题﹑“民族”的与“阶级”的问题，以及“社会公义”的问题。因此成了分离主义政治势力绝佳的政治斗争魔咒，且无往不利。而且，由于它模糊了台湾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阶级矛盾，而成了台湾新兴垄断资本的最爱。

　　要打破这种政治魔咒化的二二八论述，唯有跳开现在为止的论述逻辑，把二二八事件重新放回历史的现场，尽量还原其“历史”的本貌。

　　就像前述宫泽繁所揭示的：日本殖民统治就是台湾光复初期诸多纷乱的元凶，或更直接地说，首先，要追究搞清楚日本殖民末期严苛的战争动员体制，诸如经济榨取﹑人命动员﹑皇民化运动等等，到底对台湾造成了怎样深刻的精神上和经济上的遗害，而这种殖民的遗害当然与解放后一年半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怪不得如宫泽般有良识的日本人，看到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相残的情形会羞愧得无地自容。然而，台湾的分离主义者不但素来只热衷宣扬日本殖民给台湾带来多少现代化﹑文明化，还尽力去扩大殖民者遗祸的伤口；而且近年还陆续去参拜入祠侵略元凶的靖国神社，这种认贼作父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六十年前殖民历史的遗害，精神上无法自立的重大伤残。

　　总之，要认识到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是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前因”，把这问题弄明白，自然是打破魔咒二二八论述的重要一步。

二﹑打破井蛙式的“唯族群对立论”

　　当今魔咒化的二二八论述的另一特征，就是把台湾与中国局势和世界潮流孤立出来，在时代与历史的真空中论述二二八，井蛙式地不断虚构复制外来与本土的“族群对立”，这种论述造成了台湾社会思想意识不断退化的悲哀；为了符合现实的“唯族群对立论”的政治要求，只有不断陷入这个窠臼。实际上，二二八事件并不是台湾独有的，它正是当时全中国混乱局势的一个突出部分，也与战后世界新的美苏对立，亦即东西冷战息息相关。

　　台湾光复后一九四六年年末，也就是爆发二二八事件的半年前，台湾早已出现了各种纷乱，台湾的人心呈现不安焦虑。当时的知识人也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台湾的问题与中国的政局﹑世界的新对立有密切的关系。

　　作家龙瑛宗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廿四日也就是在告别他主编的日本版文化栏之时，写〈台湾将会怎样〉一文，表达了他对台湾前途的忧虑他认为决定台湾未来命运的，有“不依台湾本身意志而变化的外来力量”，“具体地说，台湾的命运是受到中国全体的政治所制约，而且中国的命运也受到美国和苏联的对立所制约”。他更深刻地预见到“国共的”“和或战”牵动台湾的命运，他说：“必将来临的国共和谈应是重要的关键；如果和谈破裂而内战长期化，不但台湾，全国同胞也将面临更悲惨的黑暗日子，届时，中国将面临有史以来空前的危机。”

　　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前一天，龙瑛宗也写了一篇短诗〈停止内战！〉诗末他疾呼道：

　　“停止内战

　　　和平﹑奋斗﹑救中国

　　　在自由与繁荣之上

　　　给我们美丽的新中国”

　　诗人﹑评论家王白渊，也在同期间﹙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发表了〈给青年诸君〉，面对台湾混乱的现实，他鼓励青年人说：“现在，我们虽居于台湾的一隅，但见一斑而知全豹，今日台湾的现实正是中国的缩影及其断面……要高举理想，深究现实，进而清楚地认识历史的方向，妥善对应，朝向建设民主主义中国的大道迈进。”

　　可见得，爆发二二八事件前夕的台湾知识人，他们的认识和认同是很清楚的，他们是立足于作为中国的一省的台湾观察世局，早已认识到台湾的前途系于中国的命运，而中国的命运是与战后新的美苏对立息息相关，而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主观认识是与客观的历史进展相契合的。可悲的是，六十年来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但无法认识到这历史的真实，近年来还沦落入像二二八论述式的历史论述而不自觉。脱离或违背这种客观的历史事实的二二八论述，除了只是为了当下现实政治需求的虚构之外别无其它。

　　就如台湾知识人所忧虑的，在二二八前夕，中国已陷入混乱的局面；经济崩溃，到处爆发反蒋反独裁的抗争事件与镇压事件，国共和谈破裂，和平﹑民主的希望破灭。也同在二月廿八日那天，国府下令驻在上海﹑南京﹑重庆的中共代表团限期撤离国统区，宣布中国共产党为非法政党，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香港《华商报》的社论〈半个中国黑暗了〉痛指：“国民党一口气吞灭了，被视作和平民主希望的灯塔，……正式宣告今后的政策是反共﹑内战﹑反人民﹑独裁……国民党统治区现在完全是一片黑暗了。”

　　在台湾，十二月爆发抗议“涩谷事件”的大游行；二二八事件的前一个月，爆发了与北平﹑上海等全中国各地同步的抗议美军暴行﹙沈崇事件﹚的大游行示威行动，这时，台湾与全中国各地一样，“反美﹑反内战﹑要和平”已经是共同一致的愿望和行动。要论述二二八事件，怎么可能无视这些呢﹖怎可“掩耳盗铃”自欺自欺人呢﹖

三﹑“二二八”的本质是“反独裁争民主”

　　由此可知，二二八事件的历史本质是“反独裁﹑要民主﹑要和平”，更具体的说就是“要民主自治”，而不是什么“族群对立”。这也可从二二八处委会提出的三十二条政治要求可知，就是要求“高度自治”﹑“台人治台”。

　　杨逵在事件中发表的〈二．二七惨案真因——台湾省民之哀诉〉，除了痛陈独裁﹑官僚﹑腐败的现象之外，也清清楚楚地指出二二八的真因，他说：“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国贼汉奸行为。这次民众的义举，并非要反抗国民政府，也不是要叛离祖国，更不是要做那一国的殖民地，正是要捉奸拿贼而已。”

　　 可见得二二八事件的本质，是民主起义；是台湾最早的民主运动，绝不是魔咒化的二二八论述所反复虚构的“族群矛盾”。

　　在二二八民变中领导武装部队进行斗争，失败后潜行上海的谢雪红，在七月十七日写就的〈告同胞书〉，对二二八民变做了一次政治总结，该文对二二八民变的历史意义有正本清源的作用。首先，它对当时战后的世界形势做了鲜明的叙述，它说：“战后世界充满了和平﹑民主的欢声……世界上无数被压迫被榨取的弱小民族和殖民地人民，到处都在争取独立﹑民主和自治。”

　　然而另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却“在世界上到处霸占，和建设了无数的军事基地，另扶植德﹑意﹑日和中国的残余法西斯份子，”使“整个世界变成人民与反人民，民主与反民主的两大阵营。”，而“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延长统治，对台湾政治经济的压榨，与对全国人民的进攻根本是一样的。”

　　谢雪红在做了这样的世界与中国的根本形势分析后，强调二二八民变的基本性质是：“完全是和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反独裁争民主自治的路线相符合的。”

　　不管从处委会提出的三十二条要求看，或从杨逵的“捉奸拿贼”来看，乃至谢雪红的“反独裁争民主自治”看，都明明白白显示了二二八民变的基本历史性质就是“反独裁争民主”，是台湾民主化运动的先声。

四﹑“反美﹑反蒋﹑争民主”—二二八后的新路线

　　谢雪红也在〈告同胞书〉中也提及，经过检讨后“今后要进行的路线”，就是：“为着新台湾的建设……要求最彻底的民主自治，反独裁﹑反内战﹑反对封建的保甲制度，反对连保联坐，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实施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击灭日本对台湾的野心，打倒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台湾的国际托管，反对任何某一国对台湾有特殊权利。”

　　这代表了二二八后，实际参与并领导二二八“反独裁争民主自治”的运动转进了新的时期，有了新的组织和目标。当年的十一月十二日，来到香港的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人，共同筹组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继续朝新的目标推进。

    “反独裁争民主自治”的二二八民变，并没有因事件被镇压后消失，在新的时局下，留在岛内的有许多人转入地下，投身中共“省工委”，在台湾岛内为红色祖国奋斗，而直接转往大陆的人士，便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为中心朝新的目标前进。直到五○年代韩战爆发，东西冷战尖锐对立，台湾自此进入了冷战和内战的双战时期，完全笼罩在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时代中。

二○○六年二月九日

　　本文选自 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 二•二八：文学和历史》  人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