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把灵魂和社会主义紧紧裹在一起的人——纪念丁玲

一个把灵魂和社会主义紧紧裹在一起的人——纪念丁玲

武 兵　

　　丁玲原名叫蒋伟，字冰之，1904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南省临澧县佘市镇高丰村。

　　丁玲——这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名字，不仅在文艺界无人不知，而且在普通老百姓中也几乎家喻户晓的。

　　丁玲的知名度不仅在于她几十年人生的坎坷，也不仅在于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轰动文坛的名篇大作，而且也在于她对社会主义神圣事业的执著追求和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精神。

　　屈指算来，她已经离开我们18个年头了，今年又是她诞辰100周年，从首都到各地，到她的家乡，许多宣传文化部门和文艺团体都相继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这就说明党没有忘记她，人民没有忘记她。

　　笔者没有接触过丁玲同志本人，对她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三个渠道，一是与她的爱人陈明老的交往；二是参加纪念她的一些学术研讨会；三是阅读她的作品——特别是她晚年的作品。

　　丁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人民作家所具有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是很值得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来学习和发扬的。本文所设置的标题，是笔者从她的文章中引来的，围绕这个话题来缅怀丁玲同志，并谈点感受与大家共勉。

　　不变形的世界观

　　1986年3月4日，丁玲同志走完了她人生82年的战斗历程。媒体在报道她逝世的消息时，称其为：“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女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女儿，鲁迅旗帜下的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1948年她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深刻而生动的反映了中国农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巨大变革，这是丁玲创作的里程碑，也是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的突出成绩，于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①丁玲同志得到这样崇高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笔者通过阅读她的著作——特别是她晚年的作品——深深感受到，她之所以能够成长为杰出战士、优秀党员、人民的好女儿和革命作家，是她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所决定的；她的众多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缩影、历史的记录、战斗的檄文和传世之作，自然也是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结晶。

　　丁玲同志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是她与生具有的，而是她长期坚持思想改造的结果。她从20世纪30年代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和党组织到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土改等革命斗争，到建国初期的文艺战线领导工作，接着又是 20多年的错划右派、下放农村、囚禁囹圄，以及平反后贡献“余热”的 7年，在她人生征途上每一个重要阶段，都留下了面对严峻考验自觉改造世界观的感人痕迹。

　　在丁玲的晚年，社会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等这样一些具有革命内涵的我们党的光荣传统，自然也受到严重冲击，在某些人的眼里似乎它们都不合适宜了！那些鼓吹“西化”、“自由化”的先生们则主张把这些政治口号通通尘封到历史博物馆里去，与之相反的什么“为个人主义正名”、“解放人性”等一类资产阶级污七八糟的东西泛滥开来。在这股狂风浊浪面前，丁玲同志不为所动，“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这样的口号，仍然是她的口头禅。她不停的讲，直到她逝世前还在讲：有些人“放松了对自己思想上的要求，不喜欢听‘思想改造’这几个字。自觉地改造有什么不好呢?”②

　　丁玲同志不仅是这样说，而且也是自己一生力行的。她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对自己的世界观从来没有放松过改造。她坚持在参与改造中国这个大的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1984年，在理论界、文艺界关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进入第三年，某些人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异化”到人道主义，把公有制“异化”到私有制，把社会主义“异化”到资本主义，把劳动价值论“异化”到资本价值论，把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异化”到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在这场大辩论中，王若水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都纷纷跳了出来，散布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在这种背景下，丁玲同志没有随波逐流，也没有驻足旁观，而是积极地投入到这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去，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这几年，她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结合宣传马克思主义，大讲特讲世界观改造问题，并且把她自己改造世界观几次大的经历来个大“亮相”，以警示年轻一代。在一次讲话中，她说：“在封建社会里我要读封建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黑暗和苦难——这是一本摧残人的书。我3岁就死了父亲，母亲带着我，我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后来长大了，……我就读军阀时代的、蒋介石时代的封建法西斯社会的一本书，看到了许多青年被国民党屠杀。1979年我写过一篇怀念向警予的散文，向警予是最早参加革命的妇女之一，牺牲在武昌，被国民党砍头的。就是这些书教育我走上革命。你们知道左联五烈士的牺牲，……这五个烈士中有一个是我的爱人，叫胡也频。……爱人牺牲了，我还要革命。……瞿秋白同志在三十年代就说，知识分子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要脱胎换骨。现在有些青年不喜欢‘改造’两个字。为什么要改造？脱胎换骨比改造还要彻底，不只是要你改一改，还要求你把骨头都换了。我在这里（延安）就读了一本革命的书。……坚定不移当红军。”丁玲同志说：“我有乐趣，我活得很愉快，我有目标，有航向。我有我自己的东西，就是力求做到这一点：能够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③在另一次讲话中，她又一次深情地谈到她从封建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改造过程。她说：“我认为我比较早地成熟，有一定的思想，要找一条真正能推翻旧世界，人人平等的道路的思想，这也是环境养成的。因此，我碰壁比当时和我同年龄的人要多。由于我出身于破落户，它带来了清高，所以虽说我一九二二年就认识了陈独秀、李达等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人，一九二三年又碰到瞿秋白，但我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与自由。我不愿意自己在糊里糊涂中跟着跑，即使它是正确的。我始终追求和要找到一条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道路，所以我在遇到一些共产党人以后，却在共产党的门外整整徘徊了十年。这十年是不平静的，有寂寞，有奋斗，也有伤痛。十年后，我给自己下了命令——我原来是想当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现在我需要紧箍咒把我固定下来，‘放弃幻想’而让党的铁的纪律来约束自己。我对党发誓。我再也不作自由人了，我再也不再是党的同路人的作家了，我要做共产主义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放到哪里，都是有用处的。这个誓言，从三二年至今已有几十年了，但真正要彻底革命，必须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扎扎实实到人民中去，和人民结下深厚的感情，真正在这块土地上生根，这一点我是到了延安后才确定下来的。延安时期是我真正扎根到人民中去成熟的时期，这时期有九年——中间有一年去华北战地。这九年我虽然写的文章不多，但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④

　　丁玲同志被错划右派的20多年漫长岁月里，她没有消沉，没有忘记入党时的誓言，依然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继续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坚持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她说：“如果没有在延安的这一段的变化，五八年被错划后就适应不了北大荒的生活。有人说，北大荒苦得很。我想，自然是苦，但从物质生活讲，比延安稍好，有白面吃……。”⑤她说：“我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到北大荒去当农工是不容易的。但我同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一个普通的作家不一样。我经历过很长一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生活，比较起来，北大荒的生活还是好一些。劳动嘛，过去也劳动过，而且那么多的工人、农民，每天都在劳动，我也劳动，有什么了不起呢。只有一点，就是我头上有一顶帽子，走到那里，总有一股不是味，人家老要看我，不像现在你们这样看我。(大笑)怎么办呢?要用自己的意志去战胜它。一个吃过苦的老共产党员，能上能下，当部长能当，下来当老百姓也一样的能当。怕什么呢?无非碍着一点面子。面子有什么了不起，面子又不值钱。” ⑥平反以后，她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她说：“现在我再也不需要什么了，我太幸福了。现在尽管工作上还有困难，尽管对人生、社会仍有使人不安、忧虑的地方，但我心里还是亮堂的，还是感到我们幸福的未来。我现在对人生再没有什么更多要求了，要求的只有一点，就是怎么拿剩下的一点时间，为人民多做一点事，做一点好事。”⑦

　　丁玲同志改造世界观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与革命同呼吸，同人民共命运。一次，她给年轻作家讲到三十年代的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时说：那时候，“有的人写的文章不能说不好，但不合老百姓的口味。老百姓认为这些不是我们需要的，没有讲到我们心里来。农民要求土地，要求吃饱饭，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要求安稳的工作；士兵们要求抗敌御侮，收复失地。一些进步的作家、共产党员作家，接触到这样的现实，很自然地认识到，自己要为老百姓说话，要写人民大众。中国文学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主线。徐志摩，人——很好，诗——不错，但不合大众的口味，大众不喜欢。你们的咖啡再好，但工农大众连饭都吃不上，还能欣赏咖啡?因此，那年头《新月》杂志的销路不好。徐志摩个人比我高明，比我有学问，他还认识很多社会上层人物，但他斗不过左联机关刊物《北斗》。那时我主编《北斗》，才二十多岁，没有多大本事，但《北斗》的销路很好，这是为什么呢?主要的是因为我们这一伙，是老百姓支持的，年轻人拥护的，比较革命的，就是要打碎旧的镣铐，建设一个新社会。我们这一伙人当时就依靠这个战斗下去，团结的读者愈来愈多。我们代表大多数，代表未来。”⑧

　　丁玲同志在她平反到去世的7年里，用自己改造世界观的经历和体会，不厌其烦地宣传党的文艺工作光荣传统，宣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她多次提醒广大青年作家要警惕不良现象，强调要斗争。她说：“太平的生活是不能产生文学的，文学只能从斗争中产生。”⑨她说：“前两年，有些人在创作上着重追求‘新’，喜欢新是好的；但随之也出现了某些不良现象，有的人把我们早已摒弃的、无用而有害的垃圾又捡起来了。”⑩她非常气愤地指出：“现在有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了，不行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起了伟大的作用，怎么能从历史上把它抹掉呢? ”她教育青年不要脱离群众，不要忘记历史。她说：只有“人民创造出伟大的历史，作家才能写出反映伟大历史的作品来。”⑾她说：“国民党禁止革命，屠杀革命者；把东北大片国土送给日本军国主义者，“九•一八”、“一•二八”血的现实摆在中国人面前。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民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决不允许的。必须动员和组织广大的人民起来，和他们斗争，只靠几个知识分子摇旗呐喊是不行的。”她说：“广大的人民是些什么人呢?最多的是农民，现在最多的还是农民，其次是工人，是当时我们常说的工农大众。那个时期需要描写这些人的作品，不是哪个作家想写这些人，喜欢写这一套，而是时代要求作家这样写，时代给作家出了这样的题目。那时也有不为这些人写作的，如鸳鸯蝴蝶派，还有一些京派作家等，他们只讲作品的艺术性，不讲革命。” ⑿她充满感情地说：“老百姓是很讲交情的，你看得起他，他就平等待你；你在他面前摆架子，他也是不买账的。所以，要把知识分子那一套全部丢掉，干干净净地、到人民那里去，和他们一起工作，一样生活。……如果你真正参加革命了，和老百姓一条心了，你就会觉得他们可爱、忠厚、善良、无私，你对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一发表，我们就觉得道理讲得实在深透。《讲话》不仅教育了一代人，而且延续下来。……作家要到火热的群众斗争里面去，到红红火火的、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生活中去。”⒀

　　丁玲同志有了无产阶级世界观，自然就有了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她鄙视“金钱万能观”，她把自觉地与人民群众与社会主义同甘苦共命运，视为真正的人生价值。她在《漫谈恋爱》一文中对青年作者说：“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精神，它比金子还可贵。这就是人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她批评“现在很多人的价值观是错误的。认为没有钱的人就没有价值。可是，人的价值必须由人的心地善良，还是丑恶，是为人民群众，还是为自己来断定。如果你真心实意为人民，那么，毫无疑问，你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就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相反，如果你有很多钱，又总想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么，到什么时候也满足不了你的欲望。无论是地位、收入。”⒁

　　在丁玲同志的世界观里敌我观念是泾渭分明、十分清楚的。她曾经被错误地打成“反党分子”和“变节分子”，几经磨难和考验，历史终于给她洗去了屈辱，恢复了革命者的本来面目。丁玲同志自己也在文章中坦诚地认为，自己并不是完人，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自己对革命是忠诚的，从没有叛变过革命、出卖过党。在丁玲的心目中，革命者与叛徒的界限，一直是毫不含糊的。她一生都崇尚革命，憎恶叛徒。她在《他选中了一个很好的题目——序〈鲁迅与共产党人漫记〉》一文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对于他（鲁迅——笔者注）以为党内有缺点的党内同志，他的态度也是很宽厚的。仍然怀有希望，希望他们能改正缺点，终于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对于叛徒，他的态度就不同了，像杨村人、韩侍桁、姚蓬子他们，他就不留任何余地了。革命或者叛变，这在鲁迅是一条不可逾越和不可含糊的界限。那时候组织上让我主编《北斗》，鲁迅先生给我出主义，写文章，找插画，支持我的工作。1933年我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失去了自由，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才知道，鲁迅先生曾经和宋庆龄先生、杨杏佛先生等人一道商量营救的事。当谣传我已经死了的时候，他还写了一首“可怜无女耀高丘”的诗。最近我又得知一件事，很使我感动。1983第三期《新文学史料》发表了鲁迅致彦俊的一封佚信，这就是1933年5月19日写给朝鲜人申彦俊的，此人当时是《东亚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事后收信人写了一篇《鲁迅访问记》其中记录了5月22日他们会见的谈话。当申彦俊问：‘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您认为谁是无产阶级作家？’ 鲁迅先生答道：‘丁玲女士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这真使我惭愧！那年我才29岁。那以前我发表的那些作品虽然就倾向说我自己也以为是革命的，但实际上还只能算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品吧。鲁迅为什么对一个外国人的访问作这种溢美的评价呢！我想，这恐怕是因为，我正是在他们这次会面的前8天之前被绑架的，存亡未卜，凶多吉少。出于一种对于一个可能遇难的青年的痛惜，才使鲁迅说出这样的话吧。对于他那首‘悼词’，我也是这样理解的。这并不是对我个人的态度。因为我是个左翼作家，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因为从事革命活动陷入了险境。鲁迅先生才对我关切倍至，才作出了过分的揄扬。”⒂很显然，这是她借用鲁迅的话来表达自己爱憎分明的政治态度，同时也表达了她的自知之明。在荣誉面前，包括毛泽东、鲁迅赋诗对她的褒扬，包括“斯大林文学奖”，她一直是客观、冷静而又谨慎对待的。她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从事文学事业，付出了精力、感情，终一生就这么点成绩，质和量都远未达到自己的理想和要求。我深感惭愧。哪里还有什么自豪。”⒃

　　丁玲同志在逝世前几个月的1985年7月29日，她在给李涌同志的《小金马》再版作“序”中说李涌同志是：“长期在基层，在人民中，在底下精益求精地写作，感情不变，意志不变，信仰不变的好同志。”⒄其实，丁玲同志用一生的行动证明她自己不正是这样一个“三不变”的人吗？！

　　一个人一生中真正做到“三不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丁玲同志去世后，在一次“丁玲杂文研讨会”上，许多同志们的发言都讲到这个问题。笔者在发言中也就此题目谈了感想。笔者认为，丁玲同志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像一块经过千锤百炼的好钢，这块钢一经成型后就永不改变。而有些人的世界观就不是这样，他们的世界观或许在某一阶段上曾经是无产阶级的，是革命的，而一旦遇有风吹草动，就摇摆起来，特别是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暴风骤雨降临的时候，他们的世界观就软了，或变成墙头草，可东可西；或变成面团，可方可圆。真是没有平地不显高山！相对于这些人的“墙头草”和“面团”世界观，丁玲同志就是“松树”和“钢铁”世界观！

　　丁玲同志去世前几年，苏东和平演变已经开始，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资本主义趋向的改革也已经两个年头。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追随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纷纷打起退堂鼓，丢掉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靠拢；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也气势汹汹扑面而来。在这样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候”里，丁玲同志能够不计个人得失，依然用自己的笔积极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她坚定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和鲜明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我们今天谈论丁玲同志的世界观问题还具有现实意义一面。毛主席当年在谈到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问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⒅时下，不是有那么一些“识时务”的知识分子，例如余杰、焦国标、刘晓波、马立诚们，不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紧急关头”正忙着淡化阶级、声讨革命、亵渎崇高、鼓吹人性、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吗？不是正忙着鼓吹“对美新思维”、“对日新思维”、“对台新思维”、“要当美国大兵”，投靠美帝、支持台独、充当汉奸、出卖祖国吗？我们今天学习丁玲同志，是可以帮助我们擦亮眼睛、提高鉴别能力的。

　　难解难分的马克思主义情结

　　一定的文艺是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服务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就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共产党宣言》里有一段话，对这个问题，阐述的就非常透彻：“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又说：“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受统治阶级支配。”⒆毛泽东同志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的文艺思想，翻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毛主席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不歌颂资产阶级，二者必居其一。”“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她的作品就充分地体现了上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丁玲同志为了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为了在她的创作中充分体现出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歌颂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体现出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体现出暴露黑暗势力，她参加共产党以来就自觉地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与它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丁玲同志并没有正规读过大学，她说，她“读书很少很少”，正规读书“就拿过一张小学文凭，中学文凭没有拿到过”，只是“在上海大学旁听一年”，“在延安马列学院读了一年。”⒇但她从大上海到延安土窑洞，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前线到土地改革的温泉屯，从首都北京的大机关到北大荒的小窝棚，她都不忘读革命书做革命人。尤为令人感动的是，她在遭遇打击坐进牢房，也还是孜孜不倦地苦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这在她晚年，是她经常提到个一个重要话题。

　　1984年3月6日，她在文讲所同青年作家谈创作时说：“我讲讲读马列主义著作的问题。我们都是搞创作的人，我们当中有些人对什么主义都不感兴趣，也不想花功夫搞清楚。像我自己，我信仰马列主义，向往共产主义社会，但我过去却对马列主义知之甚少，不求甚解，以为懂一点就够了。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也没有尝到过这个甜头。”“进监牢后，我在牢房里看《资本论》，读唯物辩证法，读政治经济学，读马恩全集……仔细琢磨，好象懂得了一些，慢慢也很有兴趣了。所以我后来一有机会便鼓励大家读马列著作。学习马列主义和搞文学创作是两回事，但又是一回事。我们的作品，既要有高的艺术性，还要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明的倾向性。马列主义是指导我们怎样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不是框框。有的作者把这看成框框，说有了框框就写不出好作品，这是不对的。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怎样运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创作而使其不成为框框，这要舍得花功夫，舍得用力气。我认为，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是革命作家，应该代表人民的意志，反映人民的希望，表现人民的感情。我们要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武器，我们就应该学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创作，这样，便能够有最大的创作自由。我们提倡的自由，不是无边无际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21）

　　大家知道，丁玲同志曾经被批判为“一本书主义”。她在晚年解释过她的“一本书”是什么样的书。她说：“我就读一本书。什么书？我就是读生活的书，社会的书，革命的书。我不是革命家，但我不愿离开革命；我不懂社会学，但我总要把自己和这个社会联系起来。我在生活上总要和最广大的群众打成一片。我最爱和这些人共欢乐。我坐牢5年，头一年不准我读书，第二年起让我读书，我就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50来本书。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我觉得，我每天都和世界历史上那么两位最高尚的人相对，我发现我读那本书比我读文学书还有兴趣。文学书里写的人物，英雄人物，才子佳人都不如马克思、恩格斯可爱。我感谢‘四人帮’给了我那么一个幸福，坐在那里读了这本书。”（22）

　　1982年10月27日，她在湖南临澧县创作座谈会上说：“怎么能理解我们这个社会呀！在糖罐子里面生活怎么能理解我们这个社会呀！如果你不理解，你就不可能有高尚的感情。这就是说，有胆还必须有‘识’，你得理解。从哪里理解呀?首先从书本上。什么书呀?马克思主义。……宁可少看几本小说，一定要看《马恩全集》。《马恩全集》也是最好的小说，那里面有比所有小说里面更可爱的人物，有比小说里面更有趣味的故事。那里面不只有小说，还有政治，有经济，有军事，有哲学。里面充满了人情，怎样对待朋友，怎么对付敌人。这部书，我们搞创作的人不能不看。如果我们没有掌握正确的认识方法，没有正确的认识，光有胆，那样乱来能行吗?你必定得站得稳，才是真正有‘胆’。……怎样能站稳脚跟?要有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从社会斗争，从阶级斗争里面总结出来的经验理论。你看这些书，你就更懂得，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你就更懂得社会了。但是，你如果没有社会知识，你看那些书就会一点趣味也没有了，因此，还必须到社会上去，到广大的人民中去，提高丰富自己的认识。”（23）

　　丁玲同志认为，革命作家有了马克思主义武装，就会有为革命而创作的热情和激情，就会自觉地去讴歌人民和革命。她说：“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要有热情，也就是要有革命的激情。抗战胜利以后，延安的一些老作家以及在延安培养出来的一些年轻作家散布到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去了。他们仍然保持了延安时期的那种革命思想和激情，坚持正确的文艺路线，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写出了一些不朽的传世之作。……我们的老作家、新作家要认真总结经验，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的革命传统，坚持深入生活，和人民群众一起，用文艺作武器，为振兴中华，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继续做出贡献。”（24）

　　丁玲同志认为文艺界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能搞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要正确理解创作自由，并且按照她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标准对一些作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认为：“遇罗锦的文章有好有坏。《一个冬天的神话》是好的，《春天的童话》不好。不好的作品应该批评……。”（25）她严肃地指出：“现在各种武打片盛行，一些低劣的粗制滥造的所谓文艺作品严重毒蚀新社会的少年身心健康……。”（26）她说：“你要反社会主义的自由那是不行的，自由终究要有个边。打球也有四条线，乒乓球在桌上打。你老打擦边球是不行的，不保险。你要拚搏，你的球扣得再有劲，出界了就扣分，没有边的自由到哪个国家都是没有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开汽车，要按交通规则，犯规了，就要罚款。……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是鼓舞人们去战斗的。”（27）

　　丁玲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即使在晚年她也常常在文章中缅怀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她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讲话》解决了文艺运动中一个根本的方向问题。……只有在人民革命斗争中生活中才能产生有生命力的文艺。（28）一个时期以来，文艺界出现一种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否定文艺具有政治性和阶级性的错误思潮，宣扬资产阶级的所谓“现代派”（即现代主义），追求什么非理性、“潜意识”；主张“表现自我”，提出什么轻社会、重自我；轻理性、重直觉的所谓“革新”、“创新”的文艺道路。面对西方文学艺术各种流派对我国文艺界的冲击和影响，丁玲同志大声疾呼：“延安革命文艺传统要继承，不能丢掉！应该说，现在的一些好的作品，还是走延安文艺的路子。一些不能引导人们向上的东西，人民是不欢迎的。某些人喜欢、崇拜、鼓吹那些东西。现在有的人不重视延安的文艺传统，却追求西方一些荒诞离奇的文艺思潮。……不好的东西要抵制。五四时期，我们就接受了外国的民主精华，现在仍要吸取其精华。关键是要有正确路线。有了正确路线，我们就能辨别应该吸取什么东西了。用什么去抵制不好的东西呢？就是要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导下，用密切结合人民斗争的文艺作品，健康优秀的作品。”（29）她还有针锋相对地积极宣传要发扬民族传统，她说：“外国人喜欢我们的艺术，视为珍宝，而我们有些人自己反到瞧不起自己，丢掉自己的珍宝，去检别人的东西。……西方的蒙太奇手法，跳动式的东西，用滥了，不适合中国人口味。”中国的作家要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发扬民族传统和中国气派。……以传统的民族形式写出中国气派。”“要搞中国自己的东西。”（30）她赞赏《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这样传世的古典小说，她坚决反对有人所说的这些古典名著是什么“讲故事的通俗文学”，她说：这不确切，它们“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学！”（31）

　　丁玲同志同时认为，文艺刊物应当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但是要讲政策，对刊物出现的问题，要有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缺点问题还是路线问题；是反对社会主义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她说：“如发了篇有点什么问题的文章，把刊物查禁了，就过头了。批判一下，检讨一下就是了，要停刊，那必须这刊物的方针、路线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32）

　　上述仅从《丁玲文集》这个“百花丛”中采撷的几朵鲜花，即可以说明，丁玲同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情结是多么深厚，多么牢固！丁玲同志这种自觉学习、认真运用、积极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大家认真学习的。

　　“左右说丁玲”

　　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次出现“左派”与“右派”这一对名词是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它们诞生于一个很有趣的“故事”：1789年7月17日，法国巴士底狱被攻陷，第三等级的代表掌握了政权。然而，由于阶级利益要求不同，革命阵营出现了分化。在1791年召开的立宪会议上，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的议员和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广大农民的议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米拉波一伙，只要求对旧制度作某些改革，反对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反对共和制；而代表第三等级下层的雅各宾派的罗伯斯庇尔等，由于不满意君主立宪的统治，要求将资产阶级革命继续向前推进，由此形成了两派。当时，拥护革命措施的议员占据了议会左边的席位，反对继续革命的议员占据了右边的席位。这个颇具戏剧性的历史场面本是偶然形成的，但反映到语言中，便出现了“左派”与“右派”这一对政治概念。后来演变为进步的革命的派别、政党或个人被称之为“左派”，倒退、保守者被称之为“右派”。当工人阶级走上历史舞台，诞生了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后，左派与右派的概念已经不再仅仅是资产阶级范畴里的政治概念了，它代表了工人阶级与其政党内部斗争的两大派别。此外，又有了带引号的“左”与不带引号的左的区别。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社会斗争复杂多变。本文的主人公丁玲同志一生都与“左派”、“右派”这四个字紧密相连。她30年代参加革命，作为鲁迅旗下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当然是属于左派作家了。在词典上对左派和左翼的解释，也是一致的。然而，后来她这个一以贯之的左派却遭遇了冤枉，左变“右”了，当了20多年的“右派”，直到1979年才得以改正。令丁玲同志始料不及的是，当她平反恢复工作以后，却又有人把她列入所谓“思想僵化”、“正统”和带引号的“左”的堆里，甚至在某些媒体上由于她的所谓“左”，连有她名字的作品也不能发表，这使她哭笑不得。

　　笔者近日在某网站看到一篇题为《左右说丁玲》的文章。该文作者的立场和看问题的视角是很有意思的。他认为，丁玲的一生都是个“悲剧”，“悲”在哪里呢？他说：“她在青春妙龄时候就以一个莎菲形象令文坛侧目的人”，“到延安不久就以一篇纪念‘三八节’的短文而震惊朝野”，此后，“这个人，在长达几十年间，再也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充分表达自己、展示自己的空间。”他甚至认为，“被称为她的代表作，曾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过是“一部体现领导意图，从政策出发写作的作品。”于是，他感慨丁玲的文学才华“为意识形态所覆盖”，“艺术个性受到了伤害”。他还不无“遗憾”地认为丁玲“复出之后”，仅发表些“小品而已。”“以她的经历，大可以从事足以表现受难的时代的宏伟叙事，然而最终还是自动放弃了。”“结果，我们所见的丁玲‘亮相’的作品”，只是“歌颂社会主义道德风范的《杜晚香》。”他认定，“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一个未及完成却因意外打击而几近碎裂的作家，一个忠实于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奋斗的作家。”丁玲在艺术上之所以是“平庸”的，是因为她选择“平民化”。最后他给丁玲的结论是：“一个作家当她被不平的激情——无论为社会还是为自己——所驱使，需要表现而不敢表现，或无力表现，我们只能把这种情形叫作悲剧。”听该文作者的口气，颇有一点悲天悯人的味道。他对丁玲的一生做如此评价，笔者是不敢苟同的。丁玲的巨大的文学才能是否“为政治所吞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否仅仅是一部“体现领导意图”的作品，而且这部作品的艺术个性因“体现领导意图”，就“明显地受到了伤害”？ 丁玲复出以后的作品是否因为怕受“谴责”，而就违心地写“亮相”作品——歌颂社会主义道德风范的《杜晚香》？丁玲是否由此就在艺术上陷入“平庸”？笔者认为，该文作者对丁玲同志的思想和作品如此妄加非议是极不负责任的，丁玲同志本人如果在世也肯定不能同意的。这位作者是不了解丁玲或思想糊涂吗？似乎不像。很显然，作者是想以自己的世界观告诉人们：丁玲不应做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不应歌颂社会主义，一句话，就是不应做左派，而应做右派！丁玲到底想做个什么派？到底又是个什么派？我们不妨听听丁玲本人的说法吧。

　　1956年10月6日，丁玲在给李之琏的信中说：“我在社会上活动已有30年的历史，在党内我的时间也不短。过去毛主席对我说过：‘看一个人要从几十年中去看，不是从几年中去看。’”（33）那么，在“几十年中”，以至她的一生，是不是像《左右说丁玲》的文章作者所说的她被革命“伤害”了、为政治“吞噬”了呢？

　　早在延安时期，丁玲同志就写了一篇《关于立场问题之我见》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在毛主席1942年5月2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刚刚44天所写的。她在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艺应该服从于政治”；“文艺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革命作家不能否定文艺的党派性；共产党员的作家，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34）时隔“几十年”之后丁玲的这个立场变没变呢？她用自己的灵魂和言行证明：没有变！

　　丁玲晚年始终没有忘记当年她在“王震治下接受劳动改造”（丁玲语）的时候王震同志的一席话。那是她和陈明刚到北大荒不久，王震同志来到他们所在的农场，亲自安排好她们夫妇的生活，并语重心长地对她们说：“这里的天下很大，我们在这里搞共产主义啊！”“共产党准许人犯错误，人总是会犯错误的；错了改了就好。一人有时右了，有什么了不起呢？右了还能向左嘛。我替你们这个新建点取个名字，叫做‘向左村’好不好？”丁玲后来在她撰写的《到北大荒去》一书中深情地回忆了这段话。她没有想到，当她按照王震同志的教诲认真做的时候，有人却在一边说三道四，甚至以她“左”而刁难她。对此，她不得不公开申明自己的态度。下面就是她逝世前一年多的时间，多次就这个问题所讲过的心里话。

　　1984年3月6日，丁玲同志在文讲所同青年作家谈创作时义正词严地说：“有人过去说我是右派，后来说错了；现在有人说我是左派，还有人说我是正统派。正统派有什么不好?有的人说正统派是讽刺人的。所谓正统是党的正统嘛。如果党的正统也成了讽刺对象，这个国家就不要共产党了。我看，我们要聪明些，要有智慧，什么都要看得通，看得透，看得彻底。”

　　丁玲同志认为，现在不是什么“左”不“左”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争鸣”，要不要开展正常批评，能不能纠正一些歪风邪气的问题。1984年4月4日，她在《扎根在人民的土地上》一文说：“我们现在批评太少了，不能百家争鸣地讨论作品，这几年搞评论的比搞创作的更不自由。这几年创作的确是黄金时代，许多文章都可以发，许多新作者涌现，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可能有这样的黄金时代。可是评论上‘百家争鸣’是鸣不得的，争不得的，不敢批评作品，即使你极其婉转地批评了一点点某个作品，好像就得罪了一大批人，就会群起而攻之，给你扣上‘左’的帽子，甚至到处说你是‘棍子’。要是能允许‘争鸣’就好了。近年内容低劣、形式粗糙的所谓通俗刊物、小报发行量有的超过百万，真正的文学期刊发行量下降，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批评，没有‘争鸣’。这样，自由倒是自由了，自由得泛滥了。……这些东西发展下去是不行的。”（35）她要作家多写歌颂党和人民的作品。她说：歌颂工农大众“不是哪个作家想写这些人，喜欢写这一套，而是时代要求作家这样写，时代给作家出了这样的题目。”她批评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些作家是“不为这些人（指人民——笔者）写作的”，“他们只讲作品的艺术性，不讲革命。”（36）

　　1984年8月她在写给中央组织部并转党中央的信中说：“我本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愚人，一个伶仃的孤女，是党长期地教育我、指示我，使我逐渐能够懂得做人的道理，使我没有白白地浪费我的一生。从1932年我在上海参加党那一天起，我就完全把自己交给了党。我是属于党的！要听党的话，为人民服务到底。52年来我得过许多温暖、荣誉幸福，也得到过启发，使我更贴近党，更理解人民，更加强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自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受到过一些惩罚。但我只愿从中引起我的反思，自省自问，不计其他。而在逆境中，我更要求自己坚决与党站在一起，与人民站在一起，努力为人民服务。……我只有向党盟誓：丁玲永远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是党的一个普通的忠实战士，”（37）

　　1984年11月30日，她在致阳翰笙的信中写道：“我们携起手来，为党献出最后的生命。”（38）

　　1984年12月5日，她在致白桦的信中谈到她创办的《中国》文学杂志时写道：“只要是真真的作家，真真的党员，自然就能接近的，接近在为党做些事情上边。”（39）

　　1985年3月18日，在写给刘绍棠的信中说：“我们编了一个刊物，是有共同的理想嘛。就是为着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嘛。就是要旗帜鲜明，发表一些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40）

　　1985年4月13日她致高莽信说：“这两年，我实在为一些不相干的事写了一些文章，写了也没有用，甚至使人讨厌。今后决不接纳订货，按自己的兴趣写文章。时间不多了，这是我时时想到的。”（41）

　　1985年4月17日，她写信赞扬《鸡毛信》、《英雄的十月》作者华山同志：“现在你已经不能写了，但你还在口述你的文章。那不只是文章，而是你的心，你的人格，你的灵魂，和你灵魂紧紧裹在一起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华山同志，我一下就更深深理解你了，原来你是一个这样大写的人，这样把自己的生命系在党、系在祖国、系在人民命运上的一个好同志，一个深受我爱和尊敬的好同志。……《青青的海罗杉》写得很好。……歌颂历史，希望未来，你有一颗光明纯洁的心，你的感情正是一个布尔塞维克的感情。你的文章正是我们《中国》所希望的文章。”（42）

　　1985年5月22日，她给孙犁写信说：“现在的通俗小说可以说是泛滥成灾。现在的小说，不是学习、发展，是滥用；不是通俗，是庸俗。现在有的刊物也刊载这样的小说了。把用小市民的趣味眼光去写小市民的东西奉为神明，怎么会不落得这样的结果？一些庸俗不堪的作品，尽是狗男女占据文苑地盘，都还在那里摇头摆尾，真叫人恶心。我很不想编辑什么文学刊物了，真的要出家，我不是一个消极的人，也有点想消极一下了。”她在信上提出，《中国》杂志要讨论一下“通俗文学”。她亲自出了些题目：“什么叫文学”、怎样欣赏文学”、“文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什么叫幽默”、什么叫有趣”、“什么叫闲章”、“什么叫贫嘴费话”、“文学的真正思想性……”。她说：“让读者眼睛亮一下，心里有点安慰，否则，活得太苦了。”（43）

　　1985年6月30日她在致陈登科的信中不无感慨的说：“我又有点落到五七年的情况之中了。不过是帽子换了一顶，右的还没有完全摘掉，左的又来了。过去是大张旗鼓，现在改变了手法，是切切私语，谣言满天飞；过去是明令禁止，现在是暗暗封锁破坏，最近有一个老左联的人写了一首诗，诗写到我，投稿某大报，该报复信云，诗很好，唯所提到的人，左，故把稿子退了！……有这些人，正派人是难过的，难活下去的。我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44）

　　1985年9月16日丁玲在病中写给陆文采一封信，信中说：“人有过痛苦，要蔑视它，痛定思痛，要排除它，决不能为痛苦而迷失方向。我坚信现实生活总是向好处走的。即使偶然走了岔道，躯体即使被粉碎了，腐烂了，在废墟上仍将有健康的新苗萌芽生长。要像革命战士那样，坚守阵地，即使剩下自己一个人，也要坚持战斗下去。……要有乐观情绪，……要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45）

　　1985年11月25日致朱光泽的信中写道：“你来信中提出的当前出版界的一些不良倾向是具有代表性的。这种一切向钱看，滥印格调低下的作品不良风气，不仅使得一些格调低下的书刊杂志泛滥，充斥市场，浪费了纸张，更重要的是它败坏了我们的社会风气，对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严重的危害。这种惟利是图，不顾社会效果的坏风气，不是某一个作家个人的影响所能改变的，这需要众多的有识之士的辨别、批评、大声疾呼，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来克服。（46）

　　丁玲同志上述所谈左和右的问题，说到底，是个历史范畴，本质上还是个阶级问题，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讲就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毛主席的这些话，正是丁玲同志“左右观”的理论依据！丁玲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左派党员作家！有文章介绍，1979年至1986年，丁玲同志在她生命的最后7年里总共写了近百万字的被《左右说丁玲》的作者所揶揄的“歌颂社会主义”的“亮相”作品。在这些作品里边，充满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深情和箴言，你找不到任何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这就说明，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右风”刮起并成为某些人的时髦时候，丁玲同志没有成为他们那伙右派的成员，这对于《左右说丁玲》的作者来说，可能彻底失望了。这些右派先生们是永远也无法理解丁玲这个“真真”的左派、“真真”的“正统派”、“真真”的无产阶级作家和“真真”的共产党员的崇高情操和远大胸怀的！当然，这位作者看到丁玲的这些文字，也许还会继续狡辩和造谣：这些话不是丁玲的真心话，而是身不由己“体现领导意图”的话。毛主席说过：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不知这位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恣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先生，你的思想是哪个阶级的烙印？你又是什么派？该不是右派吧？！

　　美国“化”不了她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借机加紧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它们就千方百计的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堆里寻找他们理想的代言人。丁玲在落实政策以后的1981年去过美国一次，在那里住了四个月。美国资产阶级以为，丁玲作为一个受过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打击、具有特殊经历的人物，更是可能积极争取的对象了。美国很希望丁玲同志在他们资本主义大本营里好好地“洗洗脑”，并希望听到丁玲骂骂毛泽东，骂骂共产党，骂骂社会主义什么的，即使发发牢骚也好——这对于蛊惑人心、“演变”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非常有用的。可是美国人估计错了，丁玲毕竟是丁玲，丁玲不是那些甘心出卖祖国的浅薄的“民运”骨干，也不是那些唯美国马首是瞻、主张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美国不仅没能改变她，反而使她更加看清了资本主义制度腐朽和没落，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立场，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

　　请听丁玲同志回国以后是怎样谈她的美国之行与感受吧。

　　丁玲说：“今天有些青年人，不太知道毛主席过去的伟大。有的外国人说我不可理解；有的青年人说我心有余悸，被整怕了，所以老说共产党的好活。我觉得这些人太不了解革命了。我当然要说共产党好，是共产党培养、教育了我，我怎能不说毛主席的好话呢?我参加了对毛主席的造神运动，这也不是谁强迫的，我自己从心里佩服毛主席，我以为在领导人里，最理解文学的是毛主席。毛主席有理解人的本领，你只要同他谈一阵话，就会信服毛主席是最了解自己的。知人、暸事是毛主席了不起的地方。毛主席也倒霉过，他也没骂共产党。到了遵义会议，革命危急了，他不出来不行了。没有遵义会议，革命不知要晚多久，当然也不只是毛主席一个人，还有许多别的领导同志。可是总要有一个带头的，总要有一个发言的，要说得有条有理，让人心服口服。我们不能为了一件事，就说这个人如何了不起；也不能为了一件事，把这个人全部否定，我不能因为我受过委屈——我的委屈当然毛主席也说了话，但他怎么会说这话的?因为上报的材料不正确嘛!材料不正确，毛主席的判断当然就不一样了。他不是和谁个人有仇恨。不能因为自己吃了苦，上了北大荒，就在每篇文章里骂毛主席。……我在美国参加不少会，差不多每次会都有人问我：谁打的你?为什么要打你?我的答复不令人满意。谁打我，我告诉你干什么！你是外国人，这是党内的问题，我跟一般群众都不说，跟外国人说干什么！有人便写文章说：‘他们想从丁玲口里知道些幕后面的情况，丁玲不说，他们失望了，他们失去了喝咖啡时谈笑的资料。’我并不反对别人说共产党有不光明的地方，但你得让人读了感到共产党还是好的，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如果让人读了以后感到中国共产党一团糟，什么社会主义没有希望，那就不好了，我们的文章不能让青年人读了以后只是消极。一个外国朋友在中国坐了十多年牢——比我坐牢的时间还要长——后来他回国去，不久又回来了。我问他：‘你看现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有希望?’他说：‘中国最有希望。’我问为什么?他说：‘中国人想把中国搞好，虚无的思想比较少。’一个外国人对中国这样有感情，并抱有希望，我们自己同胞，自己同志应当怎样呢?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47）当我们读到丁玲同志这些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领袖、无限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和祖国的话语，能不为之感动吗？这才是真正的丁玲！相比之下，叛党、叛国的张国焘、李志绥、许家屯以及那些跑到国外的民运分子们不觉得汗颜吗？诚然，对于卖国主义还是爱国主义、民族英雄还是汉奸卖国贼这些古来有之的现象，仅用人性的善恶，不用阶级分析，是解释不清楚的，所以我们说，丁玲和那些叛徒、汉奸们各自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他们之间是不可比的。

　　丁玲同志对党和无产阶级领袖的感情是根深蒂固的。那是1978年7月18日由山西省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党委主持召开的为丁玲摘掉右派帽子的会议上，丁玲同志念念不忘地说：“我要感谢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委员长，还有任弼时同志、董老、贺龙同志、陈毅同志、李富春同志，他们生前对我的教导，永远回响在我的耳际，铭刻在我的心中。他们的教导和榜样，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指引我改正错误，指引我在困难中前进。我万分悲恸他们过早地离开了我，使我来不及有什么好讯告慰他们。现在，我谨以我这第二次的解放告慰先烈英灵于地下。我向领袖和烈士们盟誓；我一定在党中央领导下，继承先烈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为实现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献出心血，献出余生。我还要感谢原来的中央农垦部党组的领导同志和东北农垦局、农场党委以及农场的男女职工、家属和他们中间的标兵、模范。从1958年到1970年的12年，我和他们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们本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一直关心我，教育我，帮助我，对我寄予希望，为我安排条件参加劳动，自我改造，接受考验。……今天，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还能继续为人民工作，与他们长时期来对我的关心、教育、帮助是分不开的。”（48）

　　对美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怎么看，如何学习外国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也存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的人去美国走一遭，就被洗脑了，他们毫无气节、毫无原则地吹捧美国，甚至认为美国的社会制度也好，说什么“美国已经没有无产阶级，人人都的资本家”，“已经没有剥削”了，好像美国的资本主义比我们的社会主义还社会主义了。而丁玲同志对美国的看法却有自己的主见。她在致作家周良沛的信中说：“去美国，我原来兴致就不高。”又在《旅美断想》一文中说：“到美国几天，没有诗情，……只有思索，随处都可以引思索。” 她说：在美国“有了钱就有了一切。”那里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她感到“乏味”。她认为“到外国来，就是要了解不了解的东西。要从别人那里去想问题，学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学习外国不是为了外国，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怎样于自己的祖国有用，怎样为儿孙造福。”她认为许多去美国居住或淘金的华人“精神上总是欠缺着什么。”（49）她批评不加分析地学习外国的东西。她说：“ 我赞成青年人跳迪斯科，……迪斯科是黑人民间舞蹈，跳得好了很好看，于身体有益。但是，在美国，迪斯科一般是不上舞台的，只在酒吧间跳的，舞台上演出的是严肃的舞剧、歌剧。我们现在有些搞糊涂了，分不清我们该学什么?拿迪斯科来说，不分场合都跳。今年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最后一个迪斯科舞蹈，还是部队文工团跳的。这一台节目，使我们感叹，中国难道就没有艺术了?社会主义中国的艺术就是这样的吗?我们那么多优秀艺术家不在那个晚会上出现，而偏弄得那样不伦不类。有人骂我保守，但我觉得有的东西还是我们中国的好，不要太瞧不起自己的东西。”（50）

　　丁玲在美国真切地感受到，美国的文化并不比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好。她说：“我发现美国人喜欢的是我们中国的民族的东西，而不是从美国搬来的那些东西。美国商店有些西洋画，标价两三千元，也有一千元的，但是齐白石的画幅挂在那里，一幅定价一万多美元，那还不是齐白石最好的画。……我注意了，外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到博物馆来的人他们都喜欢那座苏州园林，……一看苏州园林那样清静、雅致，都惊叹地：呀! 一位意大利学者说，我真想看看你们中国民族的小说。”（51）

　　有些人到美国看到的似乎都是“阳光灿烂”，而丁玲更多的是审视与思考。她从两件小事中发现了美国社会制度的虚伪。一件是，“我到美国去，想找找辛克莱，我读过他的作品，听说他没有死，想找他。可是找不着了。我问了好些人，他住在哪个州?在哪个大学任教，还是在养老?可是谁也不知道。他的年纪可能和我差不多，最多比我大几岁。他没有死，可是从文坛消失了。可以想见那个国家对那些老作家是不重视的。中国对老作家是很重视的，对青年作家也很重视。这样好的条件，在世界上是少有的。”（52）另一件是：“我在美国见到斯诺的前夫人，她说：你曾经不自由，那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我现在的不自由，那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她没有钱，没有汽车，哪里都去不成，连买菜都不方便。她想请我吃顿饭，喝杯咖啡，看来都不容易了，因为她没有自由。”（53）丁玲提醒去美国学习、工作或旅居的人，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是会被美国的资本主义“化”过去的。她说：“在这里最需要有理想，需要有爱国心，需要有捐弃个人、无私无畏的勇气。可是在美国比在国内更难于锤炼出这样一颗红心。离开了传统教育，离开可爱的中国人民，是会‘化’的，是要受影响的。让一个没有处事经验，没有建立正确的人生观的青年，一个刚离开家的青年，到花花世界，能不眼花缭乱？看人家的长处是必要的，但把一切都拿来，不分泾渭，不有所扬弃？……是的，在物质生活的享受上，美国比中国高，但美国是人家的……如果留在这里，粘点小光，难道没有仰人鼻息、寄人篱下的落寞感情？难道真的能够彻底自由，无所牵挂，无所留恋，海阔天空任鸟飞吗？我们只能靠自己努力，为广大人民，为我们的后代，把祖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高水平的国家。”（54）

　　丁玲看到我国“出口”到国外的某些文艺作品妄自菲薄自己的祖国，产生的不良影响，很是反感。1984年4月她在《一本书两本书三本书》一文中说 ：“我在美国有一些感觉，不知是否准确。我觉得一部分外国人对中国人有两种印象，一种是如赛珍珠写的小说《大地》，她是在中国教会学校里长大的，父亲是传教士。她写的小说我没有看过，但电影我是看过的。电影在上海放映，我正在上海，老百姓跑去闹事，要打电影院，结果没有演成。原因是她笔下的中国人全是愚昧、落后、野蛮，扎辫子、缠小脚、抽大烟等，尽把这些拿到国外展览。我们落后是落后，小脚也是有的，但他们把这些当作中国的国粹介绍出去，使人们产生错觉，增加了不理解。现在又有了一个印象，……许多外国人以为中国人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加上历史上长期的隔绝，某些反共分子的造谣诬陷，这些偏见、误解，不容易很快清除。带着这种印象，便很难正确认识中国。不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就不容易正确地理解作品。”（55）

　　丁玲同志的一生总是把个人的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命运、祖国的命运、党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到国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她都头脑清醒，绝不糊涂。一次她讲了这样一件事情：“我到一个老同志家里，看到他的墙上贴了个横条，‘难得糊涂’四个大字，我就奇怪了。我想一个共产党员还应该糊涂?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难道是糊里糊涂的?而且还‘难得糊涂’，要往糊涂里钻?我很难理解。……我看，我们要聪明些，要有智慧，什么都要看得通，看得透，看得彻底。干吗要糊里糊涂?早些时候，孙犁同志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忘》，大意是说文革中受了罪，遇见过不好的人，不好的事，现在不要斤斤计较，纠缠不休，把这些忘记算了。意思好，文字也好，我是赞成的。但我想，能够‘忘’还不够，还不彻底。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做到‘无’。个人什么都没有，从那个世俗世界里跳出来，跳出五行之外，喜怒哀乐无动于我，金钱美女，权势地位都无动于我；然后再入世，再到这个尘世里面去，就像佛家说的普渡众生，观音菩萨到处管人间的闲事。革命者如果不管‘闲事’，不是真正做到无私无我，而只是独善其身，与人无争，那还是不够的。我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不忘情，这一点点情是什么呢?就是人民、我们的国家、我们中华民族，就是我们从事的文学。”（56）

　　丁玲同志在晚年回过一次家乡，在那里，她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地说：“六十年来，我追求，我彷徨，我获得，我斗争。我曾四处流浪，也曾深夜苦读。我曾跋涉高山，游渡大海，遍踩荆棘，备受熬煎。我在幸福中成长，在苦液中浸泡，在烈火中锤炼。诬陷、迫害对我也是教科书，监狱、劳改也是自我改造的课堂。只要自己信仰坚定，无论处顺境、逆境，都不断地追求，就可能步步前进，赶上时代的浪头。”她衷心地祝愿：我们“再也不是返回历史，回到旧社会的剥削掠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可爱的故乡，祝你永远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57）

　　丁玲同志虽然离开我们18年了，但她还活在人民的心中；毛主席那首《临江仙•赠丁玲同志》，依然萦绕在我们耳际：“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多么需要千千万万个像丁玲这样的“武将军”！多么需要丁玲这样把灵魂与社会主义紧紧裹在一起的革命精神！毛主席1961年写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中有这么一句：“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我们变几个字，“今日缅怀‘武将军’，只缘妖雾又重来”。这个“妖雾”，就是美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不死；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就是“台独”分子的分裂；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捣乱；就是“西化”、“分化”的威胁……所以，我们要发扬“武将军”的精神，“奋起千钧棒”，“澄清万里埃”！

　　注 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五卷第6082页）

　　②（《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78页）

　　③（《丁玲文集》第八卷第502、503、504、511）

　　④（《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83页）

　　⑤（《丁玲文集》第八卷484—486页）

　　⑥（《丁玲文选》第八卷第477~480页）

　　⑦（《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85、486）

　　⑧（《丁玲文集》第八卷484——486页）

　　⑨（《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74页）

　　⑩（《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79 页）

　　⑾《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75页）

　　⑿（《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76页）

　　⒀（《丁玲文选》第八卷第477~480页）

　　⒁（《丁玲文集》第八卷第517页）

　　⒂（《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13~414页）

　　⒃（《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31页）

　　（17）（《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27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2页）

　　（20）（《丁玲文集》第八卷第500页）

　　（21）（《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57~458页）

　　（22）（《丁玲文集》第八卷第501~502页）

　　（23）（《丁玲文集》第九卷第210~211）

　　（24）（《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46页）

　　（25）（《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97页）

　　（26）（《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27页）

　　（27）（《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90~491页）

　　（28）（《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43~444页）

　　（29）（《丁玲文集》第八 卷第442页）

　　（30）（《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98页）

　　（31）（《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86~487页）

　　（32）（《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90页）

　　（33）（《丁玲文集》第十卷第79页）

　　（34）（引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第245~246页）

　　（35）（《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94页）

　　（36）（《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76页）

　　（37）（《丁玲文集》第十卷第221~222页）

　　（38）（《丁玲文集》第十卷第235页）

　　（39）（《丁玲文集》第十卷第237页）

　　（40）（《丁玲文集》第十卷第253页）

　　（41）（《丁玲文集》第十卷第261页）

　　（42）（《丁玲文集》第十卷第263页）

　　（43）（《丁玲文集》第十卷第268页）

　　（44）（《丁玲文集》第十卷第279页）

　　（45）（《丁玲文集》第十卷第284~285页）

　　（46）（《丁玲文集》第十卷第289页）

　　（47）（《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91~492页）

　　（48）（第九卷第240~242页）

　　（49）（《丁玲文集》第十卷第153页、《丁玲文集》第九卷第199页）

　　（50）（《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89页）

　　（51）（《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60页）

　　（52）《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60页）

　　（53）（《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90~491页）

　　（54）（《丁玲文集》第九卷第199~202页）

　　（55）（《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73页）

　　（56）（《丁玲文集》第八卷 463~464页）

　　（57）（《丁玲文集》第九卷第203）

　　（写于2004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