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原：“行动社会学”与“社会学干预”

"行动社会学"与"社会学干预"（沈原）
 
 

（一）从"结构社会学"走向"行动社会学"

　　如柯尔库夫（P.Corcuff）所说，社会学总是在一系列的"成对概念"（paired concepts）的争论中进展的（柯尔库夫，2000：1）."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学中一对经常被使用的、但却带有强烈争议性的"成对概念"（唐有财，2005）.自古典时期以降，社会学家们总是沿着将这对概念处理成"二律背反"的道路前进。大多数社会学家强调"结构"对"行动"的制约作用。从"社会结构"出发来处理人们的"社会行动"，突出结构模式、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等对"社会行动"的支配作用，是这些社会学家处理"结构与行动"关系的基本思路。这条思路构成社会学的主流看法。时至今日，沿着这条思路进展的，在宏观理论层面有各式各样的"结构主义"和新老"制度主义"，在微观理论层面则有以"社会网分析"为核心的"结构社会学".与此同时，另一些社会学家则强调社会行动的主导作用，并且试图在此前提下沟通"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例如，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的社会学家，多半会强调"实践"的作用；沿着韦伯传统前进的社会学家，则多半会强调"社会行动"的作用）.最后，按照柯尔库夫的说法，当代一些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如布迪厄等人，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莫过于试图借助"建构主义的提问方式"来超越"行动与结构"的二律背反，达成新的理论综合（柯尔库夫，2000：3）.

　　我在这里提出"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这对概念，并非旨在单纯从理论上探索两者的关系，而是力图从社会生活实践的角度出发，突出"行动社会学"（Sociology of Action）及其特有方法对于研究中国转型社会的意义。在我看来，社会学家们时而突出"结构"，时而突出"行动"，似乎并非纯粹的理论偏好使然。一般说来，在社会框架稳定的时期，社会学家努力发掘的多是"结构"对"行动"的支配和制约作用：看到貌似自由的行动背后，存在着隐秘的、深层的结构支配机制，发现制度和规范如何经由各种途径而被"内化"为人的行为动机。"制度是如何思维的"已将这条思路的基本特点一语道尽（Douglas ，1986）.但是，至少在两种情况下，社会学会转而强调"行动"的作用：第一，即使在社会框架基本稳定时期，当频频出现社会运动时，社会学会强调"行动"的作用；第二，在社会转型期，人们力求改变基本的社会结构，而制度安排也不可能像在稳定时期那样规范人们的行为，提供基本社会生活秩序。这时，社会学更多地看到的是"行动"的意义和作用。①「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赵鼎新教授较早表达了这一看法。本文形成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他的交流。」

　　因此，当我们发现运用某些主流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难以面对转型社会和转型问题，甚至还会导致社会学变形为"社会巫术"的巨大风险时，就不得不转移我们的方向，实现从所谓"结构社会学"向"行动社会学"的转变，力求从行动的视角，从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创造的视角，来考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二）"行动社会学"与"社会学干预"方法

　　论及"行动社会学"，特别是欧陆传统的"行动社会学"，首推阿兰。

　　图海纳（Alain Touraine）的理论和方法。诚然，图海纳提出"行动社会学"，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目标直指西方后工业主义的所谓"程序社会"（programmed society），在理论上则旨在对各种各样的"结构主义"进行批判，并且在这种批判中彰显行动者的主体性：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60年代针对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以后则针对布迪厄的"结构再生产理论"（转自McDonnald ，2002）.如丢比和韦维尔卡所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图海纳已撰写了超过一打的著作，涉及劳工、社会运动、依附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等四个领域，并且开始思考为在《行动社会学》（Sociologiede lpaction ，1965）和《社会的生产》（Production de la societe ，1973）中形成的"行动社会学"体系寻找一套特有的研究方法，即"社会学干预"（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 ）方法（转自Dubet ，1996a）.显然，系统地论说图海纳的整个理论和方法并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只是挑选出我认为对"转型社会学"建设最有意义的三个观点，加以简单的提示。这三个观点全都根本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学。

　　第一个观点是对"社会"的不同理解。与帕森斯主义将"社会"理解成一系列规则、技术、功能和适应环境的反应方式不同，图海纳要求实现"从社会到社会行动"的过渡，并且把"社会行动"理解为"社会自身的某种历史质"（historicity ）的体现。按照图海纳的界定："'历史质'即社会根据其文化模式，经由冲突和社会运动来构建其自身实践的能力"（Touraine，1988：3）.图海纳由此恢复了曾经被结构主义消解为无的历史主体（historicalagency）的概念和意义。

　　第二个观点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不同理解。按照图海纳的观点，社会学家不再是社会生活之外在的旁观者，而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只有通过能动的干预手段，介入社会生活，社会学家才能形成关于行动者本身的真切知识。但是，如丢比和韦维尔卡所说，这种特殊的社会研究方法，即"'社会学干预'方法，并不仅仅是一套收集数据的技术？？不能与其理论基础分开？？因为它是由关于社会行动、社会和社会学家的角色等一系列概念所保证的"（Dubet Wieviorka ，1996a：55）.图海纳认定：社会学研究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并非轻易可见，它们确实是被秩序和支配掩饰起来。社会学的主要问题，就是使这些关系浮出水面，从而不再受到各种社会惯例范畴的摆弄。因此，这就预设了社会学家的积极干预。（Touraine，1981：139）通过积极的社会学干预，拨开覆盖在社会关系上面的支配和习俗，借助于设法重建行动者所处的社会情景和社会关系，向行动者及研究者展示这些关系的本相和实质，这就是社会学干预的意义所在。图海纳为社会学干预设定了四个基本原则，即（1）与社会运动本身建立面对面的直接接触；（2）超越意识形态话语；（3）将运动置放在一个情景中，通过与运动双方对话，突显所争夺的社会和文化目标（social and cultural stakes）；以及（4）研究者的两种功能：激励者和秘书，他们将对行动者的观察和理解转化为社会行动理论范畴，以增强行动者的能力（Touraine，1981：143-145）.此外，他还设计了社会学干预的一系列具体方法和技术手段（Touraine，1981，1988）.

　　第三个观点是对"社会学知识"的不同理解。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干预"的特有方法，改变了社会学知识的性质：社会学生产的知识不再是社会学家的专利，而是在社会学家与行动者的互动中生产出来的，是两者共同的产品。图海纳发展出"行动社会学"及"社会学干预"方法，本意是探讨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条件下的社会运动。但对他的基本思路加以适当调适，就能够运用于研究中国的转型社会。做出这个判断的根据主要有两条：第一，如前所述，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大转型时期，而社会转型期意味着各种社会行动者透过自己的能动行动，改变社会的制度安排，重建基本的生活秩序。在这样的历史时段，行动者作为历史主体的巨大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展示。对于这种能动性，只有从"行动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才能加以深刻体察和把握；第二，有论者早已指出，在中国社会"，社会调查是一种权力"（方慧容，1999）.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社会调查已被建构成一种针对全社会的"治理技术".即使社会学家刻意坚持"工具实证主义"（instrumental positivism ）的立场，运用基于"客观主义原则"而发展起来的各种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行动者那里也未必能够收集到客观、真切的信息，因为行动者根本区分不开作为学术研究的调查与作为治理技术的调查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往往会努力将自己的真实生活掩饰起来，形成所谓"生活世界"对"系统"的"殖民化"和"侵蚀"的抵抗（哈贝马斯，2004）.换言之，要想真正地把握我们这个社会中行动者的生活世界，社会学应当另辟蹊径。或许社会学干预就是获得真实有效的社会认知的途径之一。

　　（三）"强干预"与"弱干预"：对社会学干预方法的若干修正

　　当然，论及"社会学干预"的社会学家绝不止图海纳及其学派。例如，当代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在论说"扩展个案法"时就专门讨论过他所理解的"社会学干预".按照他的理解"，社会关系只有在受到挤压时才会显露出来"，而研究者在开展田野工作时，他的进入、在场甚至退出，都已经是一种"干预"（Burawoy ，1998）.但图海纳的确最为系统地阐释了"行动社会学"及"社会学干预"方法，因此不能不将图海纳及其学派当作"行动社会学"及"社会学干预"的主要代表。不过，图海纳及其学派所提供的也只是一条基本思路，虽然是一条最重要的思路。根据我们的探索，对图海纳版本的"社会学干预"方法，还应当加以若干修正，才能使之面对中国转型社会的实际状况。我认为这些修正至少包括如下三项。

　　首先是借助于"解放社会学"（Liberation Sociology）直言不讳地引入研究者的立场。图海纳毕竟是一个身处法国上流社会的学者，虽说他面对日渐僵死的资本主义"程序社会"（programmed society）和欠缺活力的主流社会学，提出了不同凡响的"社会学干预"，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康德和黑格尔的批判那样：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却都仍然拖着一条"庸人的辫子".图海纳也不例外。强调"社会学干预"的学术正当性是图海纳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主张的似乎是一种没有立场的主体性。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还不如布迪厄。晚年布迪厄明确地提出：面对社会大众的苦难，社会学如若不想变成"社会巫术"，就必须深入社会生活，传达底层的声音（Bourdieu，1999）.图海纳似乎就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达过自己的立场。但是，在底层社会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社会安排下，无论是"程序社会"还是其他不合理的社会，不言说本身就是一种言说，无立场本身就抱持着某种立场。因此，对图海纳版本的"社会学干预"的第一个改造，就是借助于"解放社会学"，明确地设定社会学家面对转型社会的基本立场：（1）鲜明地站在底层群体一边，注重底层群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并且努力将这种资源转变为学术知识；（2）以现存社会结构中的压迫、支配和不平等问题为关注的核心，将揭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原因作为社会学的基本目标；（3）主张反系统的研究方法（counter2system method ），强调扎根社区和经验研究的崇高地位；（4）以批判意识为主导，认为社会学本质上是反思性的；（5）不仅讨论解放，而且力求实践解放（Feagin，2001：1-36）.①「当然，"解放社会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在我看来，"解放社会学"的最为重要的局限，就是由于批判"工具实证主义"的原则，而彻底否定了"专业社会学"的地位。这无疑走得太远了一些。」

　　其次是从"行动"概念转换到"实践"概念，引入"社会改造"的面向。图海纳主张"行动的社会学"，但正如有论者辨析和指出的那样"，行动"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行动"和"实践"两个范畴固然都强调研究者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参与以及研究者与行动者之间的积极互动，不过"，行动"概念却并不包括"社会改造"的面向（夏晓鹃，2003）.因此，更为激进的研究者会从马克思的下列论断出发："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1960P1845：6）.由此将社会学干预方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实际上，主张将社会改造与社会认知相结合的方法，并非为欧陆社会学所独有。早期的美国社会学在这个领域内甚至走得更远。1890年至1920年的美国社会学界曾经是一个具有鲜明行动主义取向的学术团体，活跃着像简尼。亚当斯（Jane Addams ）和杜波伊斯（W.E.B.DuBois ）这样的现今已被遗弃在角落里的人物。他们关注妇女、黑人和移民的生存状况，关注社会支配、压迫和不平等问题，积极从事社区建设活动，希望"践行这样的一种社会学，其设计出来，旨在通过社会科学知识而对普通人赋权"（Feagin，2001：10）.可见，即使在美国社会学，其早期传统也是充满了实践取向的。"工具实证主义"占据上风并且彻底排斥了此种行动主义（activism），那只是1920年以后的事情。"工具实证主义"之所以可以一家独尊且延续至今，并在"科学"的名义下统治社会学界而屏蔽了社会改造的面向，是罗伯特。帕克（L.Park ）导引下的芝加哥学派发生变化以及诸多复杂的社会原因使然。其中，国家和各种基金会提供就业位置和批量购买"科学知识"，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原因。

　　最后，还应当将社会学干预加以推广，以便使它真正成为面对不同社会条件都普遍可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至少应当设法将它向着两个方向推进。第一个方向是将它推展到"社会运动"以外的领域，研究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第二个方向是将它推展到不同于西方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之中。实际上，图海纳学派在这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表1表明：社会学干预方法创立25年来，一方面，已经逐步从对社会运动的研究扩展到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超出了对法国和西欧社会的研究，走向东欧、南美和澳洲的社会研究。这些研究展示了社会学干预方法具有普遍应用的某些前景。而我本人把自己的工作部分地定位在上述脉络之中，希望运用社会学干预的方法，来面对中国的转型社会，探讨若干基本的转型问题。如前所述，由于与"经济奇迹"并生的"体制奇迹"，中国转型社会面对的仍然是一些最为基本的社会问题，例如，"社会的生产"的问题。在我看来，由于中国社会城乡分割的独特制度安排以及其他各种制度因素的约束，"社会的生产"是一个不均衡的过程：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在改革开放以来生成的"新富群体"、中产阶级、市民阶层或所谓上层群体那里，社会自组织的机制发育较快；而在底层群体，这种自组织的机制往往无法充分成长起来。

　　因此，在探讨"社会的生产"时，对社会学干预的方法也就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对社会自组织机制发育明显的群体，可以大致按照图海纳学派的方法和程序进行工作，我称为"弱干预"；但对于社会自组织机制发育缓慢的群体，则探求新的方式，加大力度，甚至设法将某些理念直接灌输进去，促成其自主性的发育，我称为"强干预".我认为由此会形成不同层次和类别的社会学知识。我分别选择了"BJ 的都市运动"和"BG 的农民工夜校"作为"弱干预"与"强干预"的两个不同案例，希望透过这两个案例工作，不仅形成针对中国转型社会的某些具体、真切的社会知识，而且还能够逐步发展成系统、细密的研究方法，从而把"社会学干预"方法推向对中国转型问题的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