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学到文化经济学

从政治经济学到文化经济学

PK Hui

政治经济与文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共识。政治经济关涉的，是选举、财政、金融、贸易、工商业、股巿外汇等范畴；文化则属于精神、宗教、心灵、思想、信念、艺术、文学领域。两者各自独立，也相互影响，或产生矛盾。处理政治经济，我们有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分析文化，则要靠神学、哲学、文化研究。

这种分割在香港的学术界十分明显。尽管自八十年代在英美等地的社会科学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甚至在最封闭的经济学科也出现了措辞学和女性主义的声音，但战后直至今天，一直紧跟英美的香港的社会科学界在很大程度上仍隔绝于文化转向，尤其在(政治)经济范畴，更是如此。而近年在香港学术界兴起的文化研究，尽管强调跨学科的面向，但除了在消费领域(特别是普及文化的消费)以外，对其他(政治)经济范畴(例如生产、分配、工作等)却也着墨不多。

除了个别学者在个别学科(例如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和亚洲研究等)默默耕耘外，香港的学院基本上不存在古典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有关的话题差不多全由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主义自由经济学派)主导。中国大陆的情况则不大一样，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统治模式，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战后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成为显学，直至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有关的议题才逐渐让位予西方主流社会科学。

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对文化研究的漠视，恐怕不用多费笔墨来介绍。当中经济学可能是其中一个最为封闭的学科，参与其中的经济学家可以完全不理会其它领域的发展，包括经济学内部其它子领域的发展，也可以在学院内部进行自我再生产。曾受这门学科长达三年多的规训，笔者体验到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谓的学科/规训知识(disciplinary knowledge)的力量。今天还记忆犹新的是：与经济学老师或同学不仅在上课时以各类经济学术语交谈，甚至在课余饭后，也是口不离本行：吃完饭付钱时同学会提醒你不要做「乘便车的人」(free rider)；每年诺贝尔奖公布前后，同门师兄弟更是如数家珍，详细罗列各家经济学大师，逐位品评，不下于评选港男港姐。

课程中有关文化研究的视角自然欠奉，甚至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引介也付之厥如；不仅经济史在课程之外，甚至是经济思想史也只是可有可无的次要科目。跨学科训练大可不必，因为经济学里面已经包罗万有，由劳动经济学到公共经济学、环保经济学、交通经济学、房屋经济学，以至犯罪、家庭、婚姻、都市、农村经济学；更不用说核心的微观、宏观、数理、计量等理论经济学，以及金融、财政、国际贸易等传统「经济领域」。

政治经济学方面(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情况)，自然比西方主流经济学稍为开放，但基本上也完全漠视文化研究的面向(文化和经济人类学是极少数的例外)。香港和大陆等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倘有讨论文化议题，主要都是围绕所谓「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将文化实化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经济学在大陆正日渐萎缩，代之而起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有趣的是，学院经济学的狭隘性和技术性，使得学院经济论述日益脱离社群的日常生活，因此在香港和大陆主宰着公众有关经济的论述，主要来自报章传媒的经济普及文章和节目，尽管这些普及论述还是借用了不少经济学生产出来的概念和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中、港的文化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漠视(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议题。在这两地历史不长的文化研究，由于主要衍生自文学学科，研究的进路大多采用文本分析，缺乏政治经济(特别是当中的田野考察和历史视野)的度向。此外，由于中、港的文化研究大多是移殖自英美的学院，而非衍生于在地(local)的具体历史脉络和文化政治计划(cultural political projects)，因此对不少在地的政治经济议题缺乏敏感。

(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各自为政，进一步使文首提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分割得以坐大，然而，缺乏文化研究的视野使得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无法了解自身的界限和局限，而缺乏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也会使文化研究变得单薄。要掌握历史资本主义的具体发展和运作，特别是在中国和香港近年在转变中的社会脉络(包括所谓知识型经济的兴起)，寻找一种能够建设性地处理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新的进路，恐怕至为迫切。本文将简要地回顾英语学术界中政治经济和文化分割的思想脉络，并引介其近年有关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关系的讨论，以及新近发展的文化经济学(cultural economy)，祈望能够为本地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社群带来新的参照。

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分割

将文化与(政治)经济分割，并非是自有永有的认知框架，而是近代一系列思想发展的结果。人类学家Louis Dumont勾划了这认知框架在西方的转变脉络。他指出，十八世纪的Quesnay首先提出经济领域是一个连贯的整体，由相互扣连的部分所构成。Quesnay的观点，并非源自经济视点本身，而是引自外在于经济视点的一个概念，并将其投射于经济平面之上：宇宙本身就是个连贯有序的整体，因此经济也是一个有序连贯的整体。Quesnay著名的呈现整个经济的图表，将国民经济流动描述为像血管在人类身体流动一样的有机整体，当中的秩序，就像人体的秩序一样，源自上帝的安排。因此，在Quesnay的经济大楼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学的地基。

洛克(John Locke)则将经济与政治的领域分割，为日后的政治经济学转化为政治学与经济学打下基础。然而，对洛克来说，政治和经济仍然与宗教紧密相连，个体的道德基础仍然依据宗教的准则。Mandeville 的《蜜蜂的寓言》(Fable of the Bees)首先将个体的经济行为与宗教的道德分开，并进一步赋予经济行为一种独特的道德质量─个体自私的动机本身将导向美善。换句话说，Mandeville先将经济从过往的普遍道德准则(主要源自宗教)中解放出来，继而认可经济行为本身内含道德性格─经济自我调节的机制能带来公共的利益，这成为了亚当．史密(Adam Smith 1723-1790)「看不见的手」的基础，而亚当．史密的贡献则在于他将Quesnay的「使用价值」(主要源自农业/大自然的创造)观念，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观念，赋予人类个体创造价值的角色，进一步将世俗的经济活动从过往宗教强调神是万物的创造者这教条中解放出来。(Dumont 1977: 45-57, 61-67, 79-85)

可以说，史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信念，在历史上确曾起过解放思想的作用，将有神论一个重要的支柱─世间万物的秩序均有一个创造者或设计者(神)─彻底击毁，因为如果经济活动自身是独立于宗教道德和政治之外，并能够自我调节，依据「人人为己，社会大同」的道德准则运作，那么万物皆有一创造主的假设，便难以立足。因此，自Quesnay至亚当．史密等一连串将经济看作为独立自足，并与其它领域分开的智性计划，至此开花结果，构成了启蒙时代反宗教教条的重要元素，有力地支持了一种新的世俗化和理性化的世界观，促成了「人的解放」。

十九世纪以后，随着于十六世纪濒于消亡的大学的复兴并再次成为了制造知识的主要场所，知识的分类出现了新的变化，而一个总的趋势是学科化和专业化。我们今天习惯的众多学科/专业，包括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东方学(Orientalism)、地理学、心理学、法学等也是在十九世纪逐步建立(华勒斯坦等Wallerstein et al. 1999)。学科的专业化使十八世纪由Quesnay至亚当．史密努力的方向，获得了制度上的支持。政治学、经济学和一些文化学科(例如文学、艺术、宗教等)的制度化，进一步巩固了将经济、政治和文化看成为各自独立自足的领域的视点。吊诡的是，不仅是被认为是正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学科的学者支持这种分割，甚至是被认为是对正统学科持批判态度的马克思学派，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强化这种分割。

马克思主义中的上层建筑(文化、政治)与下层基础(经济)的概念，基本上也是将文化和经济看成为不同的领地，甚至认为下层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辩证法同时也强调两者的动态关系。Dumont更认为，马克思是个社会经济学家(sociological economist)，而非经济社会学家(economic sociologist)，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脱离古典经济学设定的领域，将个体(而非社会)看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首要元素，而政治(更遑论文化等上层建筑)只是次要的，于是封建制度(政治宰制渗透个体生活的每一面向)让位于资本主义市场，然后最终将让位于「个人(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主义。换句话说，Dumont 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摆脱古典经济学的视野，而是「被经济学的幽灵附身」，将经济这被分割出来的意识形态推致极峰，成为一种经济决定论，凌驾于社会、历史和政治(自然还得加上文化) 之上。(Dumont 1977:111)

经济与文化的分割通常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分类，第一种是将文化理解为「高等文化」(high culture) ，认为「高等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等同真与美，因此是好的，而工具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则会导致剥削和异化，因此是坏的。由此推论，如果文化与经济走得太接近，将会使前失去光彩，例如普及或大众文化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因此「受到了污染」，变成了扭曲、异化的文化，因此也是坏的。另一种分类框架则将经济看成为较基础的，是「硬科学」的范畴，是「客观的」、「实证」的知识领域；相反，文化则被理解为只处理「软」的、并不实质的面向，因此并不能产生清楚、「真实」的知识，因此只能是次等的、相对于物基础的「上层建筑」。(du Gay 1997: 1-2)

分割的汇流?

在左、右两种思想合力之下，再加上十九世纪的学科制度的支持，经济、政治、文化基本上被看成了各自独立的实体，除了有不同的运作逻辑和历史外，各自还可以成为影响对方的「因素」，并以此新的方式再次「汇流」。不过，这种在承认了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各自独立的实体后的「汇流」，并没有打破学科分隔的藩障，相反，更强化了学科分割的趋势。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有关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发展的讨论。这个讨论的一个流行版本，是争论「文化因素」(或资本主义精神)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而韦伯(Max Weber 1992)的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中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 陈维纲等译，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1987)则被引用作为颠倒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经典文献。稍后的争论则集中于东亚的「儒家文化」体系是否也有像新教一样能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元素。(余英时 1987)这种对经济发展所作的「文化解释」，正是在承认了文化与经济是各自独立的体系以后，再尝试将两者拉放在一起的典型案例。

然而，这种「文化解释」不仅无法经得起严格的推敲(参阅许宝强2002第三章的分析)，更不幸地强化了将文化和经济分割的观点。「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因素」，正是由于它被当成为一独立的变项；反过来说，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被「文化」解释，也说明了它本身并不包含「文化」。

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也同时循另一方式走向「文化」，尝试解释「文化现象」。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芝加哥学派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加(Gary Becker)的「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尝试引用经济学来分析其它领域，包括「文化领域」，例如以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分析「习惯」、「传统」、「宗教」。(Becker 1976)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也没有真正地打破「文化」与「经济」的人为疆界，而是用经济学的视点取消了「文化」，独留下「经济」。但遗憾的是，被留下的「经济」，并不被理解为是一种文化践行(或计划)的结果，也容不下「经济本是嵌入其置身的文化社会脉络之中」这样的理解。

除了主流的经济和文化学科的尝试以外，左派学术圈也曾努力修补文化与经济的鸿沟。也许最集中体现这种努力的是于一九九五年由格吾咸(Nicholas Garnham)在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CSMC)学刊挑起的一次有关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论争。

任教于英国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的School of Communication的格吾咸认为，文化研究之所以针对的经济决定论，主要源自对政治经济学的误解。格吾咸指出，当代的文化践行主要是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之上，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会决定或需求一种唯一的上层建筑(政治形式)，它可以与不同的上层建筑形式结合，包括不同的血缘系统，宗教信仰和践行，以至美学传统。因此，政治经济学并非一种带决定论的功能主义。

格吾咸进一步批判文化研究过于重视文化消费而非文化生产，又太集中于研究消闲行为而非分析工作践行，并有认可所有流行文化践行都是抗争策略的倾向，因而极易为右翼势力招安，成为消费主义的共谋。为此，格吾咸指出要区分抗争(resistance)与收编(coping)，后者很可能只是一种逃避主义(escapism)，成为资本主义宰制的共犯。

格吾咸批评文化研究尽管常将「权力」挂在嘴边，但进行具体分析的时候，却往往忽视「权力」的真正源头－－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宰制结构。格吾咸认为，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主要的宰制结构，但文化研究则更强调种族和性别的矛盾。然而，以对大众传媒的分析为例，格吾咸认为在分析肥皂剧时不可能不研究电视这传播机构，而在研究广告和逛街购物(shopping)时，也不可能不去探讨各种生产、零售和市场推广策略。因此，对格吾咸来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各种宰制形式(包括种族和性别的宰制)，最终仍是建基于经济的宰制结构之上。(Garnham 1995) 格吾咸的结论是，要重建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否则文化研究将由于缺乏对社会科学的更广阔的分析，而有所缺失。(Garnham 1997)

同样是任教Communication Studies的美国学者格罗斯堡(Lowrence Grossberg)在CSMC同期的响应文章指出，格吾咸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当中资本以一种机械的方式由头到尾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其实质是拒绝思考社会实践中的矛盾性质。此外，格罗斯堡认为，格吾咸贬抑种族和性别的重要性，乃是一种经济决定论。事实上，文化研究并不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当中的经济不平等现实，但却否认种族和性别矛盾可以直接投射到阶级关系之中。

格罗斯堡进一步指出，格吾咸心目中的文化研究，其实是十分狭隘的。他认为，大部份的文化研究并没有把愉悦等同于抗争，也不会将所有愉悦都当成是好的或政治上进步的；相反，文化研究经常指出愉悦是可以被权力的压抑形式所操弄或至少被扣连进既存的不平等结构之中，因此愉悦也可以是压抑性的和反动的。格罗斯堡认为，格吾咸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对作为商品或一种意识形态工具的「文化」感兴趣，而非认真地对待文化，甚至没有认真对待资本主义。

尽管格罗斯堡承认不少文化研究的著作并没有足够地重视经济的面向，并承认文化研究往往忽视探讨宰制结构自身，而是更多地书写关于宰制结构是如何地存活着的。不过，他认为倘若不讨论后者，便会很容易重新回到有关群众和日常生活的左派老调中。

归根结底，格罗斯堡认为格吾咸的政治经济学实质是拒绝正视扣连／表述（articulation）的问题，然而，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个稳定而封闭的事业，文化研究也不是，因此问题不是要文化研究还是要政治经济学，也不是探讨两者应有怎样的关系，而是要追求一种非决定论的，以扣连／表述作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够探讨经济（或「资本主义」）是如何被扣连于有关文化的政治的分析之中。所以，对格罗斯堡来说，问题不是要求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复合，因为两者从未结亲；相反，格罗斯堡要求的，是两者学习如何相处。

然而，另一位Communication studies的学者简尔拿（Douglas Keller 1997）介入两格的讨论，指出格吾咸挑起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论，其实意义不大，甚至可以说是一次「非论争」（non-debate），因为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之分只是建基于一种随意的学科分工，而实际上要讨论文化，便一定要探讨当中的社会关系，因此必须研究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面向；反过来说，要讨论(政治)经济，也无法不触及符号、呈现、价值等文化面向。换句话说，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基本上都是超越学科的知识践行，因此两者并不存在对立的关系。

简尔拿以霍尔(Stuart Hall)著名的编码／译码（encoding / decoding）理论模型为例，指出这文化研究的分析范式，基本上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导言(Grundrisse)为原型的，而这种分析方法，可用于说明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和其它传媒文化的生产／再生产和接收（消费）过程。例如要了解Micheal Jackson 和Madonna 的「成功」，便一定要分析他们的市场策略、广告、公关、形象管理和MTV的技术等环节；同样，在讨论色情媒体的社会影响时，也不能只分析文本的影响和读者的接收，而应该同时分析性工业(sex industry)的生产过程。对简尔拿来说，文化研究包含了政治经济和文本分析，也包括对读者接收过程的研究。与格罗斯堡相似，简尔拿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以一种非决定论的政治经济分析，来丰富文化研究。

霍尔(Hall 1992)则以艾滋病讨论作为例子，从相反的方向道出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紧张而互补的关系。他指出，从事文化研究的人往往要面对不能仅从理论去化解的具体问题，例如面对这么多人（特别是贫困的第三世界人民）死于艾滋病，文化研究的分析有什么用？自然，这样的问题也不应导致简单地否定文化研究的结论。事实上，正如霍尔指出，艾滋病的问题也同时是谁被表述／再现(represent)和如何表述／再现的问题；况且，不仅人会死，欲望和喜悦也将可能被扼杀，因此，文化研究不应被取消，而应该学习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如何开展工作（Hall 1992 : 285）。

格吾咸和格罗斯堡之间关于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争论，尽管没有立刻产生十分建设性的结论，但也不像简尔拿所指一样，毫无意义。至少，这次的论争冲击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互不交往的学科规训框架，有助于清理由这种狭隘学科分工而导致的「真分割、假汇流」。晚近出现的(政治)经济学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以及文化研究对政治经济面向的日益重视，正是进一步将两格论争引向一建设性的方向。

(政治)经济学的文化转向

(政治)经济学的文化转向，体现在McClosky(1985) 倡议的经济措辞学(rhetorical economics)、Brennan and Waterman eds (1994) 和Nelson (2001)等倡议的将经济学论述模拟为神学/宗教、Thrift(1997, 1998, 2001) 的把商业践行理解为一种表演行为(performative acts)等著作；文化研究的重视政治经济学，则明显见于Paul du Gay and Michael Pryke (2002)、Don Slater (2002)、Frank Mort (2000) 等人的作品。

这里试以经济/商业的措辞和表演践行(performative practices)，并配合有关生产和消费的讨论，介绍文化研究如何与政治经济学积极对话，构成一种新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丰富了我们对具体的经济和文化践行的了解。

主流的经济学的措辞，主要依赖图表、教学模型和统计，而商业管理的训练则更多地引用情感、演说技巧以至表演艺术。尽管表面上南辕北辙，这两种(经济和商业)训练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表演践行(performative practices)，以不同的措辞/视觉呈现(visual representations)去说服受众。

经济学的训练通常包括一系列系统的措辞与视觉呈现，包括各式图表、地图、方程式等等。例如在经济学入门中经常出现的PPF曲线，它引起的联想是在资源许可之下，越多就越好、数量就是一切等道德判断，也蕴含了社会状态是可以量化和作比较的，因此数量扩张便等同「进步」等结论。又例如经济学教科书常用的关于曲线的「推移」(shift)、「上升」(rise)、「下降」(fall)等字眼，一般都在缺乏主词下被使用，造成了经济系统是一个纯技术性的、没有主体参与的机械世界的图象。当中最典型的是供应--需求曲线，在这个被简化的经济世界里，价格和商品数量以外的社会存在消失了，或被介定为「外在的」(exogenous)条件，而这「外在的」条件通常不会在经济学中得到处理。

根据Buck-Morss(1995)的研究，William Playfair在十八世纪引进的商业及政治地图，以具体的图表首次将「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运作形象地呈现出来。这种经济学的图表，在二十世纪被广泛应用，从此不再借助物质世界(例如生物世界)作为现实经济运作的模拟，而是直接将所有经济(内含文化生计)活动，翻译成金钱关系，图表中的X-Y轴表达方式，也使得不同变项均能与其它变项并置以至拉上关系，更重要的是，个体混杂丰富的自利的欲望，在加总之后变得井井有条，成为了有序的自我调节机制(经济体)。

另一方面，随着对数学方式的依赖加重，经济学也日益借助数学方程作为其表达的形式。严谨机械的方程式，加上井然有序的图表，将经济学打扮成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使学生忘记经济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历史的建构，也是一套语言、一套帮助诠译世界的框架，进一步将经济与文化分割。作为一种借重措辞与视觉呈现的表演性的知识系统，经济学的其中一种功能是建构「合适」的「经济领域」，或为被介定为「经济」的领域提供合法性，或使得另类的「经济观点」被消音，为追求封闭独立的经济(学)领域筑起围墙。

尽管商业训练也是一种借重措辞与视觉呈现的表演性的知识系统，但采用的方式却大不一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除了在大学的商业课程以外，八、九十年代以后的商业训练和实践绝少借用经济学的措辞和表演方式，也就是说，绝少借用「科学化」的图表和数学措辞，而是更多地采用一般被认为是「文化」的各种形式。

据Thrift（1997, 1998, 2002）的分析，商业践行可被视为表演行为的活动，因为经理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讨论、指示、综合、演说、汇报等方面，简而言之是演出/表现。Thrift在讨论这个过程时，特别分析三类商业机构和代理人的论述践行：一、商业学校和管理企业；二、商业书本、杂志和其它大众传媒；三、商业顾问/大师。他指出，自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亚洲也亲历这些机构和代理人的蓬勃景况，情况类似英美。这些机构和代理人为亚洲的商业领域和普罗大众提供各式各样的商业「趋势」和自我改进的主题。Thrift称这种新的商业表演知识为「反思性商业知识」，「建基于互动和演说技巧的特别训练」。经理被视作「文化外交家」，关于管理和商业的书本几乎能跟各方面的人民生活连系起来，例如戏剧、禅、爵士乐、计算机黑客行动，以致宗教静修等。

自然，这些商业上的文化表演，并不能概括所有的商业践行，正如Thrift也指出，很多当代的商业机构，仍然是单调、官僚及专制的。但这并不代表新形式的商业表演行为无关痛痒，因为他们起着重要的敎化功能：令管理者以至被管理者都投进了新的「全球化之梦」，内化了James Carrier (1998) 所说的「虚拟主义」(Virtualism)─「试图将世界重组以切合抽象的(经济)模型」。新一代的商业管理者从这些表演践行和文化训练中获得的，是作为促使自身发奋图强的动力、赶上竞争者提出的新观念、或用作为「资源增值」的「证明」，以至用来处理特定的公司内部问题(如以新观念作借口来改组旧有组织结构)，或减少日常工作的苦闷无聊。(Thrift 1998)

经济学和商业训练的表演性质(performative nature)，说明了经济/商业领域中，其实已包含了丰富的文化践行，因此文化研究对于了解具体的经济和商业运作，是不可或缺的，而针对资本主义经济不良的运作和后果的文化评论和社会运动，也可以从经济论述和商业践行中包含的各种文化张力和矛盾中汲取养份，培育抗争的资源。正如Thrift(2002)指出，商业论述和践行中的表演性质和文化元素，为反抗和颠覆不合理的管理安排和商业操作提供了机会，例如当管理者被教导为要富于反思、同情，强调团队合作、要照顾个人情感和强调企业的社会和文化责任时，却在日常工作中被迫长时间工作和为「资源增值」而解雇「多余的人」，这矛盾很可能会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对既存的企业践行怀疑甚至由此求变，因此埋下了反抗资本主义的种子。

类似的研究进路，为当代的文化经济学者如Don Slater、Frank Mort等进一步伸延，结合经济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核心的巿场提供了一种有别和超越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分析 (参阅du Gay等编2002) 。 以下我们试以消费和生产(工作)这两个过程，讨论文化经济学如何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运作。

主导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consumerism)，并非是物质增长的一个必然结果，相反，正如Stearns(2001)指出，赚更多的钱并不保证会不断消费，要改变消费的习惯和方式，得要先改变人们的需要，或为人们创造新的需要，因此，「消费主义」是一个社会文化计划。追溯西方的历史，可以看到启蒙时代、浪漫时代也是消费意欲扩张的年代，这恐怕与在上帝被宣判死亡后的欧洲，经历了失却精神支柱以至安稳的身份(神的子民)后大有关系：消费主义的兴起是否作为一种社会剧变的一种补偿？

除了历史文化脉络的改变以外，导致消费主义兴起的恐怕还与新形式的销售方法的引进有关，这包括百货公司的创建(首先在1830年代的巴黎出现)、接着的商品目录、广告、以推广商品为目的的各类商业赞助文化活动等等，这些新兴的销售形式，或巿场推广技巧，依赖的并非是「类科学」的经济分式，而是细致的雇客心理分析、编码译码的操作、美学的理论、文学戏剧的技巧等等，因此消费主义的出现和壮大，正好印证了文化于经济/商业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位置。

换句话说，将消费仅仅看成为纯綷的经济活动、消费者仅仅是一种理性、计算的经济动物，恐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就指出，消费行为受着种种主观的和社会的诱因所影响，包括短视、习惯、误算、追求荣誉等等，自然也包括计算和理性。尽管后来凯恩斯过于强调经济理论的完整，放弃了这种种复杂丰富的主观、文化和社会诱因，但现实的消费活动却不会随经济理论的模型而彻底变成纯理性和计算的践行。(Mort 2000)

Mort进一步指出，消费行为受到了四种环境条件左右，包括政治上的立法、贸易规则和社会政策；经济上的繁荣或衰退、利率和汇率的高低、通胀/通缩、收入和就业水平等；社会上的观念、生活方式、人口、不同性别/族裔的喜好等；还有技术上的新产品开发、信息科技等。这些环境条件，构成了规管人口需求的社会脉络。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需求的规管却并非仅仅是一个宏观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的规管过程，而同时是一个微观的文化计划，当中广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代的广告或巿场推广尽管也会借助简单的统计分析，但更多是依赖社会学、文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等文化知识，以求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重新形塑他们的性格喜好，并透过创造容易办认消化的意义系统的编码，尝试创建及维持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身份，将「现代人」、「商品」与一特定的生活风格或质素扣连起来。因此，广告和巿场推广活动更多是一系列活跃于文化经济领域的计划，尝试规管个人与家庭生活，以培育一种新型的世俗消费主体。

在生产(工作)/供应的领域，文化经济的视野也不可或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出发点，是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均源自劳动，而资本主义之能够不断积累剩余价值的秘密，正在于能够以雇佣劳动的方式，使被雇的劳动力(工人)在特定的劳动时间内，生产出高于再生产这劳动力(工人)所需的价值(劳动)，而管理的作用，正是要保证这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能够实现，也就是要使劳动力(工人)在被雇的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价值。

然而，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劳动的过程，也同时受着各种文化关系左右。纯粹透过提高工资，或以暴力管理，并不保证劳动力(工人)会有效地生产，相反，历史的经验往往说明了简单的经济或政治逻辑，并不能促使生产力的提升(例如增加工资在特定的社会脉络会令工人减少工作，参阅E.P. Thompson 1967)。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企业对劳动过程的规管操控，往往还包括了生产者的情感和思想方向，同时也会强调意义的生产。

例如Illich (1982)就指出，以工作作为主导(甚至是最高的价值)的社会，并非与生俱来，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欧洲，雇佣劳动(工作)是一种悲惨的境遇，只有那些无法从自家中生产出足以维生的资源，才会被迫去工作，而沦落作工人者，通常会自惭形秽。雇佣劳动(工作)在欧洲至中世纪前的一千多年中，甚至比不上乞丐，而乞食这权利也从来未受质疑，只有当我们以17至19世纪发展出来的视点(特别是由Smith, Ricardo, Mill 及Marx等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强调的劳动价值论)重新观察过去时，乞食或不愿意工作才不再被视为一项权利，而工作(劳动)则被赋与无上的价值。Bauman(1998)则进一步分析在这转变的过程中，文化观念(工作伦理)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工作伦理(work ethic)的提出，正是要取消不愿工作的人的自由，或「懒惰的权利」，为此，政府和企业家需要推动一项文化大计，因为「要迫使穷人/自愿懒散的人去工作，不仅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同时是一项道德计划」：要让工作伦理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不工作的不仅无法生存，还是不道德的，将被社会遗弃。

然而，引入工作伦理并非仅仅是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工作便能达致，而是必须配合政治经济场域的工作。事实上，要使不愿工作的人接受雇佣劳动，得要改变他们的生存处境，令他们不工作就会无法存活。于是，工业革命时期欧洲不少政府成立了贫穷屋(poorhouses)和/或工作屋(workhouses)，将不愿工作的人囚之于内，强迫他们努动，并隔绝他们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又同时以法例(如贫穷法Poor Law)和社会政策(例如取消所有基本福利援助)，令不去工作的人无以为生，使他们不得不工作，为工作伦理的普及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以上关于消费和生产的讨论，确认了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构成关系，从中可以看到糅合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文化经济学的基本进路，这种新的文化经济学视野，一方面打破将经济与文化看成为相互独立的实体的框框，另一方面则尝试改变经济硬科学而文化则是主观软性因而是相对次要的学科偏见。

走向文化经济学

文化经济学由Paul du Gay 和Stuart Hall 等提出，他们并以Sony的Walkman为例，探讨一种如何具体地从事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方法 (du Gay et al. 1997)。 Paul du Gay 等提出了一个文化流程(the circuit of culture)的模型，当中包括五个环节：表述/呈现(representation)、身份认同(identity)、生产(production)、消费(consumption)、规管(regulation)。这五个环节之间互相重迭紧扣，互为影响，而理解这五个环节的关系的核心概念是扣连(articulation)—一个将不同元素连结成一暂时性的统一体的过程，而要理解特定的文化(经济)过程(例如关于Sony Walkman的具体案例)，有必要对这五个环节和它们之间在特定历史脉络的扣连进行细致的分析，而非只强调当中的一两个环节。

Paul du Gay 和Stuart Hall 等循文化研究的方法分析以往被认为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议题，为我们进一步提供一种能够超越(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局限的研究方法，帮助我们了解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商业与经济运作和文化的复杂关系。

对du Gay等人来说，文化是经济的，因为意义是要经过生产和流通才会出现，而生产和流通需要各种物质条件和机制；经济是文化的，因为生产和消费过程往往得依赖「意义」或各种符码(例如通过广告)作为基础，而且在谈论经济以前，我们得首先把一组过程和关系概念化或表述呈现为「经济」，因此也是一个文化过程。文化经济学将语言、表述呈现、意义(也就是「文化」) 置放于理解经济活动的核心(du Gay 1997)。

du Gay等的分析模型，明显带有马克思的Grundrisse的影子，特别是关于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的关系。不过，他们却对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颇有保留，特别是那些采用了著名的经济vs文化，并强调「物质基础」、轻视「上层建筑」的，以及将生产与消费对立，并强调生产、忽略消费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法兰克福学派)。

然而，Paul du Gay 和Stuart Hall 等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分析，受到了社会学家Larry Ray和政治经济学者Andrew Sayer的批判。Ray和Sayer(1999)指出，以Stuart Hall为代表的文化转向想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界线抹掉，这尝试是徒劳的，因为就算是最热烈地鼓吹取消文化与政治经济界限的学者，也无法不使用这两个概念。他们认为，文化与政治经济各有不同的逻辑，前者是非工具性的，后者则是工具性的。而取消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界限，实质只是让文化取代经济。更严重的是，他们认为强调文化的转向，将文化仅仅理解为风格化的生活(stylization of life)，在政治上往往与新自由主义合流，支撑着资本主义对文化价值的破坏。

对Ray和Sayer的批评，du Gay和Pryke (2002)的响应是并没有人要完全取消文化与经济的分别，他反对的是将文化与经济前设地分隔，并赋予不同的逻辑：经济是工具性的，而文化是非工具性的。他认为具体的文化与物质利益，只能在各种规范和技术罗网等脉络中得到理解，而文化与经济的分野只是在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偶然模态。换句话说，du Gay和Pryke并没有完全取消经济与文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是强调在使用这两个相互构建(mutually constituted)的概念时，得要将它们坐落于具体的历史脉络之中。

Ray和Sayer与du Gay和 Pryke之间的辩论，尽管在根本上重复了上述Garnham与Grossberg论争的两种立场，但也进一步深化了这两种不同立埸的论据，再次冲击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互不交往的学科规训框架，有助于发展一种能更有效地分析文化和经济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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