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人、价值、静止、孤立——《矛盾原理》之二

韩德强：人、价值、静止、孤立

《矛盾原理》之二

以上，我们由事物的矛盾作用和绝对运动，逻辑地导出了“一切都是虚无”的结论。

然而，我们分明看到房屋、道路、树木、高山、河流、海洋、太阳、月亮、星星的存在呀！分明看到自己和他人、社会和阶级的存在呀！分明感受到痛苦或快乐、饥饿或温饱呀！分明感受到剥削压迫和平等互助呀！分明感受到战争与和平、美德与丑行、荣誉与耻辱呀！如果一切都是运动的、一分为二的，因而是虚无的，那么生命、自由、平等、尊严又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来自于人。人固然因缘而起，由无数矛盾的综合作用而成，是暂时的、速朽的存在物，但却是宇宙演化、生物进化的最复杂、最精巧的产物，是宇宙间唯一能思考、能按照自己的意图改变环境的存在物，特别是能够进行大规模分工合作改变环境，以有利于自身生存的矛盾综合体。人有愿意，一定程度上也有能力加速或延缓变化，甚至能够阻止和逆转某些变化。人赋予整个世界以意义，根据对人的正负作用的大小排列各种事物的价值。

为了认识从而改造世界，人们首先得从认识和改造相对静止、相对孤立的世界开始，从认识一草、一木、一石、一山、一水、一人、一村落开始，慢慢才能认识到一个绝对运动、相互联系的世界。换言之，相对静止、孤立的事物是认识世界的起点，而绝对运动、相互联系的世界则是认识世界的终点。没有起点就没有终点，这正是静止、孤立的世界观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

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是从认识母亲的乳房、臂膀、面容开始，而不可能也不需要将母亲看成是一个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母亲，不可能也不需要将母亲看成是一个有着各种相互联系的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的有机体，不可能也不需要懂得母乳是怎样产生的等等。慢慢地孩子又熟悉了父亲的声音和面容，能够分辨方的、圆的、重的、轻的、可吃的、不可吃的事物，能够记住更多的亲戚、朋友的面容，能够分辨房子里的障碍物，学会了如何走路，如何跑、跳，懂得了与周围的、孤立的小世界相处。但是，还远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更不知道世界有多复杂，历史有多悠久。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是如此。一开始数百万部落分散在地球各处，或占山，或依水，靠采集、渔猎生活。每个部落所认识的世界都很局限，“大地平板说”可能就是那一时期人类对自己居住环境的最高程度的科学抽象和总结。随着部落社会相互征战，形成国家乃至地区性帝国时，人们的视野开阔了，出现了抽象程度更高、适用范围更广的地球说和地球中心说。有了地心说，就可以积累天文观测记录，然后才有地心说无法解释的天文现象的发现，才有太阳中心说。这样，天地越来越开阔，事物间的联系越来越被认识，直至今天的宇宙大爆炸学说。与前一次相比，每一次新的学说都揭示了世界万物间更广阔、更复杂的联系，但每一次都没有穷尽这种联系。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从静止、孤立到运动、联系的过程。最初，人们可以认识到自己与血亲的关系，是一个相互承续、不断延递的关系。渐渐地，认识到许多人可能在五百年前是一家。到达尔文进化论提出时，人们才认识到人类不但与形态类似的猩猩、猴子有关系，甚至与水里的游鱼、天上的飞鸟都有关系，直至那个神秘的合成原始生命的池塘和那次决定性的闪电。

事实上，由于每个人总是生活在相对狭窄的时空中，认识和处理有限的事务，因此，将运动、联系的世界作静止化、孤立化处理，就是完全可能是。婴儿的特点最明显，吃饱了就不哭了，穿暖了就不闹了。普通成人稍微复杂些，无非也就是想到衣食无忧，生活舒适，老有所养。只要这些条件满足，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什么，或者将来会发生什么，就都是茶余饭后的事情。这些事原则上和古代神话、小说电影没什么区别。

不仅如此，相对静止和孤立的世界观可以构造一个相对熟悉、安全的生活模式，从而降低认识成本，简化日常事务，“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冬秋”，使自己与那个遥远的、陌生的、充满着不可知的复杂性和风险的大世界隔离开来。尽管，由于世界相互联系和不断变化，战争、瘟疫、疾病、经济危机、环境危机、地震等可能会在某一天突然降临到日常生活，但是，与其睁大眼睛天天盯着风险来自何方，并加以防范或消除（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或者认识到人生无常而无所作为（消极避世的人生观），不如听天由命，把它当作天灾[3]来接受，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乱中求静”。这种人生观虽然与“猪生观”难以区分[4]，但却是以静止、熟悉、安全为主，以运动、陌生和风险为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既“积极入世”，又“消极出世”，且能产生归属感和从众感，因而，实际上是古今中外各类阶级社会的稳定时期的主流人生观。

这种人生观的最精致的表达是帝国时代（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的斯多葛哲学[5]。帝国时代与城邦时代相比，个人已经失去了积极参政、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所有的人都成为皇帝的奴隶，所不同的只是奴隶等级不同。奴隶和猪的处境很相似，被主人圈养起来，是主人的财富，虽然也有吃有喝，但随时可能被主子送上屠宰场。既然世界是邪恶的，充满风险的，聪明人就只能接受这种处境，理解这种必然，快快乐乐地生活，坦坦荡荡地面对死亡，“照自然生活”。理解了必然，就取得了自由。从这个意义上，奴隶可能是自由的，而皇帝可能是不自由的。这样，斯多葛哲学就给奴隶境遇以最完美的解释。当然，这里的奴隶包括各层高等、中等奴隶（他们享有形式上的自由，在下层奴隶来看是奴隶主，但其命运亦掌握在喜怒无常的皇帝手中，在皇帝面前称臣、称奴），而不仅仅是该制度最下层的带着镣铐的奴隶。从这个意义上，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中国（实际上是有阶级社会以来的古今中外各社会，当然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引注）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因此，斯多葛哲学的意义远比人们所想象的深远。可以说，当代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普通人实际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奉行着斯多葛哲学，尽管表面上他们可能相信天主教，新教或别的什么宗教。

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含蓄地承认这一点。哈耶克欣赏霍布斯的消极自由，反对卢梭的积极自由。哈耶克认为，英国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相信社会的自发秩序，英国人享受的是法制下的自由，是消极自由；而法国则以建构理性为基础，强调社会秩序的人为设计，追求完全的自由，是积极自由。然而，消极自由限制了国家权力的干预范围，从而保证了人的自由；积极自由导致了极权主义，从而取消了人的自由。哈耶克认为，贡斯当说得对，消极自由是现代人的自由，积极自由是古代人的自由，卢梭的积极自由的思想来源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6]。当代自由主义大师伯林进一步认识到，积极自由的核心在于自主，在于追求真实的自我。

我认为，这一叙述逻辑恰好表明，现代人的自由，消极自由，实际上是非自主的、奴隶式的自由。它所反映的事实，则是现代人生活的奴隶本质。如果说现代奴隶与古代奴隶有区别，只是囚禁奴隶的鸟笼子的空间大小有区别。古代底层奴隶的鸟笼子小，现代底层奴隶的鸟笼子大[7]。如果说现代奴隶有鸟笼子里的消极自由的话，那么古代奴隶也有消极自由，这就是斯多葛哲学的心灵自由[8]，认识到鸟笼子的必然性的自由。

事实上，猪正是斯多亚哲学的创始人芝诺的灵感来源之一。有一次，芝诺（待查）

尽管乱中求静型的猪生哲学符合“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多数人的需要，但是，在“求做奴隶而不得的”社会动荡时代，这种人生观可能会衰落，而积极型人生观和消极型人生观却可能流行。后两者都是认识到世界万物间的变化和联系，积极的希望在变化和联系中占据有利地位；消极的则从认识生命无常到否定生命，视死如归，甚至盼望死亡。例如，魏晋时期，一方面是曹操、刘备型的战斗的人生观在政治和军事中心流行，产生一大批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心的谋士和将帅，他们懂得在相互联系和不断变化的事态中寻找战机；另一方面是佛教传入中国，征服了广大颠沛流离、求生不得、痛感人生无常的芸芸众生。相反，在社会安定时期，人生变得相对可以预期，乱中求静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占居上峰，并且宣称：“宁作太平犬，不作离乱人。”在动荡的社会中遭遇磨难而仍然坚持乱中求静型的人生观，正如看“飞矢”不动；或者在安定的社会中享受繁荣而仍能看破红尘，正如看“白墙”运动；这都需要有超出常人的思辨和学习能力。

其实，上述三种基本人生态度还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那就是求静。或者制乱而求静（积极型，或入世型），或者取消乱源而求静（消极型，或出世型），或者避乱而求静（静止孤立型，或随遇而安型）。

这就产生了一对根本矛盾。人是价值主体，求静（安全、幸福、快乐、满足、长寿、健康等）是人的根本追求。然而，人又是矛盾运动的产物，每时每刻世界、社会和自身都在运动中，每时每刻都有欲望在产生，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死亡、衰老、疾病、饥饿、战争、凶杀等危险。怎样解决这对矛盾呢？

释迦牟尼否认事物的相对静止，否认人生求静的合理性，将生命从而一切事物虚无化，消灭欲望，追求死亡。这当然是最彻底的方案。古今中外其他各思想派别都承认求静目标的合理性，不但承认，还设计出各种使社会整体求静的方案，即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无论是小国寡民，还是理想国，还是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世界，基督教的天堂，抑或是近代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理想，乌托邦，共产主义社会等，都是这样的社会整体求静方案，或这种价值取向。在这类社会里，人民不尚争，不好斗，不求难得之货，分工合作，互帮互助，各得其所，每个人都得到尊重，既相对自由，又相对平等，即使有剥削压迫也很轻微，且不呈发展态势，冲突被减低到最小程度。当然，这类社会肯定没有战争。

马克思似乎不承认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求静方案，而是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运动、冲突和斗争的历史必然结果。但是，历史发展至今，生生不息的运动和斗争，不是使人类社会得以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和解，而是通向更大规模、更高程度的冲突，不是导向共产主义，而很可能是导向人类社会的自我爆炸和彻底灭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其理论症结可能就在于此，即不承认共产主义是一种人为的、求静的社会方案，从而不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不重视生命的价值，不注意认识人的复杂性。这样一种理论一旦落到实践中，就不可避免地被参与者的复杂思想和价值观所左右，最后以权力代替资本来组织社会，将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变成现实中的官僚专制的等级社会。

在一个运动不息的世界里求得个人和社会的相对安宁，这是否可能呢？人类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从技术上讲，这是可能的。人类不断改造环境，就必然要认识事物的相对静止面，从而认识求静的规律。与充满风险与不确定的渔猎、采集相比，农耕、畜牧就比较可靠、确定；与潮湿、阴暗的穴居相比，筑室而居就比较干燥、明亮；与随四季变化而冷暖交替相比，空调与暖气就为人构造了一个相对静止不变的气候；与受疾病和瘟疫侵扰的古代社会相比，现代医学技术为人的健康提供了更好的保障，人的平均寿命得以延长一倍。人类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构造相对静止宜人的生活环境和条件的进步。

关于事物静止性的最极端的表达，可见于“飞矢不动”[9]。一支射出、飞驰中的箭，取某一个瞬间来看，它似乎就是静止的。有了现代摄影术之后，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体会到这支“飞矢”是如何“不动”的。用1/125秒的快门，照片上的“飞矢”还有点模糊，用1/1000秒的快门，照片上的“飞矢”就会毫理清晰，纹丝不动。如果1/10000秒呢？

“飞矢不动”与我们前面分析的“白墙运动”[10]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静止的观点来看，一切都是静止的。从运动的观点来看，一切都是运动的。当时间被无限缩短时，任何看来运动的物体都变得静止了，例如飞矢，闪电。当时间被无限伸展时，任何看来静止的物体都变得运动了，例如白墙，例如高山，例如星体。由于时间既可以被无限缩短，又可以被无限伸展，因此任何事物既然有绝对运动的一面，又有相对静止一面。当组成事物的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处在渐进的、量变的阶段，呈现动态均衡时，事物就表现出其相对静止、相对孤立的一面。如果没有相对静止、孤立的一面，世界就无法被静止化、孤立化处理，人们也就无法追求相对静止。

既然如此，为什么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呢？因为时间的双向伸展在客观上是无限的，而时间的无限缩短则与人的主观认识相关。普通人是以自身为尺度来判断事物的动和静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这话不仅在人是价值主体的意义上成立，而且还在人作为时间、空间、重量的度量基准上成立。具体到某一事物，如果其变化速率远远低于人的变化速率，则人们会认为该事物是静止的，例如，山岳、田野、房屋、道路。如果其变化速率接近、等同或高于人的变化速率，则人们会认为该事物是运动的，例如飞禽、走兽、河流等。正是以人的感觉为大体的度量基准，我们可以进一步判断说，某事物静止面占主导，呈现静态；某事物运动面占主导，呈现动态。

[3] 在地球的山川、河流、植被、甚至气候都已经受到人类社会活动的高度影响时，天灾与人祸已经无法截然分开。但是，这是运动的、联系的世界观的看法。事实上，安于现状的普通人实际上并不喜欢这种说法。一旦天灾可能是人祸所造成、或加剧的，自己就有了道德责任去关心那些产生人祸的社会机制或原因，从而使自己进入一个陌生的、不安全的广阔世界，使个人的日常生活向那些自己无法左右的社会力量开放，进而面临更大的风险。

[4] 猪的一生吃了睡，睡了吃，快快乐乐地过着每一天。它从不思考人为什么要养它，也不追求更好的猪槽和饲料，知足常乐。唯一的问题是某一天要被拉到屠宰场杀掉，不能“颐养天年”。但是，这相当于是不可抗拒的天灾和命运。与其逃避这种命运，还不如接受命运。这就是象猪一样活着的人的选择。

[5] 较不精致的是斯多亚主义的来源之一——犬儒主义。犬儒主义之命名，就是因为其创始人狄奥根尼倡导“象犬一样地生活”。

[6] 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

[7] 其实，不同时代底层奴隶的鸟笼子大小区别并不那么显著。罗马的田奴和珠江三角洲一带港资、台资的血汗工厂的自由工人究竟有多少区别？在奴隶来源短缺，奴隶价格高昂时，奴隶的生活条件就好一些，主人必须学会调动奴隶的劳动积极性，给奴隶更多的消极自由。反之，则一次性使用奴隶，不顾奴隶死活。同样，当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时，自由劳工可能被压榨到极点，大批死亡；劳动力市场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时，自由劳工工价上升，雇员必须懂得管理艺术。就外在形式而言，罗马的田奴可能带着脚镣干活，珠三角的工人可能被关在带有铁丝网的高墙里干活，上厕所只能有一分钟时间。

一些人认为，现代社会有充分的消极自由，这是古罗马社会所没有的。其实不然。古罗马的中层和中上层也有消极自由，甚至可能比我们现代社会的中层和中上层更多。道理非常简单，在古罗马或古代中华帝国，生产剩余有限，政府财力有限，干预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的能力也就十分有限。试想，没有各级各类政府的批准，在现代社会能自由建房吗？能自由开学校吗？能自由行医吗？能自由生产熟食吗？

[8] 埃皮克泰德（约公元50年—138年）出色地发挥了芝诺的心灵自由论。埃皮克泰德生来就是一位罗马奴隶，传说有一次他的主人发泄狂怒，狠命扭他的腿，但他没有叫喊，只是平静地说：“你再用力，我的腿骨就要断了。”但他的主人更加用力，于是折断了他的腿。埃皮克泰德仍然平静告诉主人：“我已经告诉你了，现在不是断了吗？”埃皮克泰德认为，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的必然性所致。贤明的人面对任何事都不怨天，不尤人，处变不惊，顺应自然，顺应本性，这才是真正幸福的人生。

可见，埃皮克泰德的心灵自由其实是奴隶的消极自由。当然，芝诺和埃皮克泰德的人生哲学中也的确包含着真理的成份，如，“美德就是幸福”，“你可以铐起我的腿，但即使宙斯也拗不过我的自由意志。”

[9] 埃利亚派（埃利亚位于今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芝诺所提出的命题。芝诺是巴门尼德的弟子，他认为世界上运动变化着的万物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东西只能是巴门尼德所谓的“唯一不动的存在”。所以“存在”是“一”而不是“多”，是“静”而不是“动”。“飞矢不动”命题向被称为诡辩，实际上以极端的方式揭示了任何运动的事物都具有相对静止性，具有重大哲学意义。

[10] 古希腊赫拉克利特也认为万物都是运动的。他的名言是：“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新的水不断地流过你的身旁。”然而，河流的运动是谁都能看得出来的。这与“飞矢不动”在思想的深度上并不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