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超越邓小平”

评“超越邓小平”

　　前段时间，有的网几乎天天在谈民主，但是，谈的只是形式民主，准确说，只是谈民主的形式，避开民主的实质，说去说来，也就是推销西方民主，明确地反对中国共产党治国。我认为，正是这些人过去出烂主意，造成两极分化群众不满时，他们却反对民主，指斥群众“反对改革”；而当看到党听取群众意见，着力民生，注重公平公正，提出“共建共享”时，又大谈起“民主”来，把改革中的一切问题都归罪于“以党治国”，“权力腐败”，甚至一反过去对改革总设计师的“崇拜”，转而批评“邓小平晚年的一些做法仍然囿于权力过分集中的‘党治’、‘人治’政治体制之中，没有按照民主和法制规范解决问题。比如，把不同意见和批评性言论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完全否定和排斥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违背党章明确规定的程序更换党的总书记，等等，这确实是我们应该‘超越’的。”（吴敏：《政治体制改革：直面邓小平》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一些人公开喊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出现这个现象是必然的。经济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私有经济——其中大部分是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要在上层领域有所反映，它已经表现在物权法草案和民主问题的争论上，近来更集中地表现为一些人明确提出要“超越邓小平”，搞“民主社会主义”，不要它表现是不可能的。

　　吴教授的学风很成问题。他开始说列宁否定“以党治国”，受到反驳后又讲“邓小平对这个模式的根本否定”，现在又批判起邓小平也不那么民主，“权力过分集中的‘党治’”。这就表明，吴教授寻找出列宁、邓小平的某些话来，并不是他真的相信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而是用作包装，推销自己的东西。一些人对待马克思主义，就象对待民主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根本不提，而近来却翻烂好多书本，找出只言片语，来把他们的东西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的。

　　徐景安先生在《期望胡温开启新政——与温家宝总理讨论之八》宣称：“这次改革争论的最大收获是改革派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在历次改革的争论中，由于实行“只做不说”、“不搞争论”原则，改革派在意识形态上总是处于守势，直到这次争论之初也是如此，改革就是反社会主义，反改革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今天形势发生了逆转，改革派就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目标、社会主义功能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特征、任务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提出了“人民社会主义”、“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等新社会主义模式，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现在这些人就是这样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为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这常常是理论界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的特有现象。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必须剥去。现在，吴敏等人喊出“超越邓小平”后，这些人最后披的一件“邓小平理论”的外衣，也就完全剥去，“党不能治国论”在社会主义理论中就毫无立足之地，彻底破灭。

　　看来，“党不能治国”、“超越邓小平”、“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思想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冲着党来的，是要从理论上、指导思想上影响党的十七大，通过改变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性质，从而改变中国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邓小平早就指出：“这样的观点，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宣传抽象民主……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等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有一个时期，有少数同志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以至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这些理论精英们，曾经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影响过共产党，使经济改革走上了资产阶级私有化的道路，现在，他们有高叫要“政治改革”，要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所谓“民主宪政”。

　　我在《要旗帜鲜明地讲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制为主体》中认为：“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列宁在1921年搞‘新经济政策’相似，是一种‘退却’，只是退却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两种种退却都是有限度的，这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我认为，在经济改革上，“实际则退得更远，已经不是邓小平理论所一再坚持的‘公有制为主体’，实际情况是私有制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多了，公有制生产也主要是为私有制经济发展作基础，主要是提供资源。所以，准确些说，中国现在是处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经济上的改革已经“超越”了邓小平，公有制不成为主体，产生了两极分化；如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再“超越邓小平”，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抛弃了四项基本原则，变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社会党，那就完全“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倒退到资本主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