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说刘少奇“形左而实右”？

毛泽东为什么说刘少奇“形左而实右”？

赵盖城

 如果一个小孩子对着戏台上的两个人物说，红脸好人，白脸坏人，可能虽幼稚却还可爱。但如果一个有理性有思想成熟的人，对两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也这样简单地做出评价，那就不是幼稚更不可爱，而是愚昧无知甚至荒唐可笑了。但是现如今因毛泽东“文革”的严重错误、失败、灾难和刘少奇所受到的不公正特别是其令人发指的结局，就同样的红脸白脸好人坏人或正确错误或左和不左的贴标签，岂不更荒唐可笑吗！但现有的历史结论和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普遍性的认识，甚至刘少奇之子、刘少奇夫人的一本重要的关于“文革”中刘少奇的书，等于在说既然毛泽东“文革”是完全错误的、失败的、酿成灾难的，那么被毛泽东在“文革”中作为头号所谓走资派打倒的刘少奇就必然是和毛泽东坚决斗争的，必然是正确的。或者说既然毛泽东主张并坚持的路线是左的完全错误的，那么被他整和要打倒的就是不左的、完全正确的路线。如果我们总是这样此是彼非、胜是败非或胜王败寇式地理解和研究历史，理解和研究历史人物，岂不是总在自愚愚人愚世吗？难怪有人说中国根本没有历史研究，理论研究，只有历史记录和记录说明，而且是胜王的历史记录和说明。

现在历史已经以失败为毛的“文革”作了结论,也以平反为刘少奇作了结论。但是就在给刘少奇平反之后，和毛泽东同时代的两个都深受“文革”之害的杰出的共产党人，一个是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彭真，一个是身为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却仍然困惑不解地问刘少奇之子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这非常形象地说明一个错误并不能证明另一个必然正确。历史结论并不是历史解决，更不是历史问题的理论解决。这也非常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和刘少奇这样两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没有能真正解决什么是共产党人主张的进步或正道和如何实现这种进步或正道，虽然他们都是坚定不移地追求进步的。这非常生动非常深刻地表达了对“文革”，对毛泽东，对新中国历史的已有重要的必要的结论，却无理论或并没有理论解决、哲学解决的苍白、无奈、似是而非甚至糊涂的状态。我们至多不过对“文革”乃至新中国的历史作了实用主义的记录，而这种实用主义却正是中国近现代不讲科学不明真理的重要认识障碍之一。你可以把历史涂成说得过去令人满意的颜色，但在此同时也就把其中的科学和真理也都遮盖了，而和历史同时代的人也就都成了一代愚人，自愚而愚世。

毛泽东曾说刘少奇是“形左而实右”，为什么？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但却是两个道不同，哲学不解或不在一个哲学层次的伟人。我们只有重新以这样的哲学思维、正道思维来认识理解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特别是通过“文革”更突出反映出来的分歧，才能得出科学的也真正能令人信服的理论理解和认识。

把新中国的历史用历史人物个人认识、观点的是非对错，甚至个人品质、品德，个人恩怨来理解，是莫大的荒唐。而把进步或革命与否归于人的、人为的主观因素、思想意识的因素也是错误的。因为无论如何，这样的认识、意识都是历史社会之果而非之因。

中国共产党人打下天下，掌握政权之后，始终高度警惕腐败变质，脱离群众的问题。建国后，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之类问题的斗争和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为此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也是史无前例的。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背景下，这种倾向被称作“和平演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分歧之后，被称作修正主义，并一致认为其国内外共同的根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在这几点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党的主要领导人是没有分歧的。其分歧在于毛泽东认为所谓“和平演变”和出修正主义的最大的根源和危险，在于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特别是掌握各级各部门权力的领导干部中的变质变色分子。这样的人被毛泽东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还特别认为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从下至上地最充分最广泛地发动群众，把这样的一些当权派揪出来并彻底打倒，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这个危险，解决这个问题。而刘少奇等也认为“和平演变”和出修正主义的危险确实存在，阶级斗争的形势也是异常严重的。对此，刘少奇等人的观点甚至比毛泽东更耸人听闻，如果非用“左右”来分，那刘少奇比毛泽东更“左”。例如刘少奇主持修改的“四清”运动后十条认为，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共产党）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规定整个运动都要由工作队领导，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都撇到一边。要抽掉大工作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采取类似土地改革运动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工作方法。也因此，在1964年下半年，“左”倾错误才在全国进一步严重起来。也因此，才有其后毛泽东主持制定“四清”二十三条，纠正刘少奇的过“左”作法。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分歧不过在于，刘少奇等人认为这样的人和危险在下面，在社会中，而不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中，特别是不会在刘少奇他们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因此，刘少奇认为必须从上到下的依靠中央，依靠各级组织、各级领导，采取通常整党整风的方法以及派工作组等方式，把隐藏在干部中、群众中的各种阶级异己分子、腐败变质分子、坏分子揪出来并打倒。历史已证明毛泽东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理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错误的，失败的。但历史同样证明，毛泽东提出的执政党腐败变质、“和平演变”的问题依然严重存在。而刘少奇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就是历朝历代的整治吏治腐败的理论方法，历史也一再证明，依靠这样的理论方法也同样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否则也就不存在毛泽东始终担忧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否真正能避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所指出的李自成进城后的失败和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了。毛泽东也更用不着冒“身败名裂”和“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什么“文化大革命”了。那么我们付出这么大的沉痛代价，仍然必须面对依然严重存在的执政党的腐败变质或叫防腐拒变问题的这个事实说明什么？说明无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把产生问题的原因归于群众或干部，归于人的、人为的主观动机、目的，或思想意识的原因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人类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严刑峻法也好，道德诉求包括现在借尸还魂的兴儒兴孔也好，还是“匮箧论”、“舟水论”、“勃忽论”等等也好，总之靠人整人，人改造人的办法是丝毫解决不了问题的。

毛泽东在主观愿望上，在动机上，是希望工农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等党内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仍然陷在资产阶级的传统思想之中，以官僚主义的或统治者式的思想和方法，来对待工农大众、人民群众，想努力实现的在本质上仍是资产阶级的法权秩序、法权统治（中国现在的改革思路也仍然是这种性质的，虽然首先实现资本法权性质的民主法治是中国摆脱封建法权、封建意识走上资本文明所必须的一步，但若仅此而已即使全盘照搬西方，实现的至多是资本法权的民主法治，仍然走不出历史的局限。毛泽东对这点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因此对刘少奇大失所望，进而深恶痛绝，并下决心与刘及刘所代表的主张即所谓的思想路线分道扬镳。但毛泽东想彻底解放工农的理论和方法，也并没有摆脱历史的局限。（1）、仍然是阶级的，尽管是工农阶级的却仍然是人和人对立的分裂的。（2）、仍然是领袖统帅的领导的，尽管动机和目的是为人民的为工农大众的。（3）、是外在的强迫的，或者说是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式的。（4）、生产关系是仍然被生产资料即被资本统治主宰的。如果按马尔库塞的说法，毛泽东和刘少奇各自张的社会都是单向度的，不过一个是资本经济、政治的，一个是工农兵经济、政治的，都不是马克思主张的无产者、自由人的，无产者正道的。

显然毛泽东的主张更具理想主义和革命主义。毛泽东的理想是，共产党是工农群众获得解放、进步的学校，党员是这个党校的教员。国家政府是人民公务院，干部是人民勤务员。党和政府不能变成官衙门，党和政府的干部不能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吏、官老爷。毛泽东认为新中国的实践一再表明，党和政府、党和政府的干部还远没有作到这点。相反，许多一再发生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官僚腐败现象说明，有不少党和国家的部门和有相当多的党和国家的干部特别是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官衙门和官老爷。毛泽东认为自己亲手建立的新中国确实存在这种问题和倾向，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毛泽东认为，存在这种问题和倾向的总根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国际上的代表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国内、党内则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认为对于这样的官衙门和官老爷，必须从下至上的发动工农群众来改造和改变这样的官衙门和官老爷，对于死不改悔的就要打倒。毛泽东还特别认为，经过“四清”和“文革”初期的派工作组，证明刘少奇是主张和赞同这样的官衙门和官老爷而反对从下至上发动群众来造反的，因此说刘少奇“形左而实右”，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这种理论和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虽然经历十年之久，中国和中国人民付出巨大而惨痛的代价，但并没有获得成功，靠批判和打倒党和国家的干部、领导干部，得到的是政治和经济的混乱和倒退。但这并没有使我们轻松，更没有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解脱。因为，历史在证明毛泽东的企图以工农兵的官衙门、官老爷，造反派的官衙门、官老爷，替代原来的官衙门、官老爷的这套造反理论、方法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的同时，也同样在证明，毛泽东担心的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不是作为人民的公务员、勤务员，而是变成骑在人民头上官老爷腐败变质的问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日益严重。防腐拒变的问题仍然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理论对实践，理论对历史就是这样尖锐、深刻，甚至是无情的。按照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历史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当然历史本身并不能重演）。在中共中央讨论拒腐防变或按当时的说法叫反修防修的形势的时候，毛泽东少数服从了多数，或多数否定了毛泽东的少数，毛泽东的理论和发动“文化大革命”遭到否定，但拒腐防变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始终不能解决，现在的中国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文革”的错误和失败，使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但并没有得到解脱，更没有得到解放。如何从理论上从而在实践上解决腐败变质或拒腐防变问题，或解决进步或正道问题，仍然是中国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首要问题。这是不论持何种观点的人，都回避不了的，也是改革实际和历史进步绝对绕不开的问题。除非你承认自己是一代愚人并心甘情愿当愚人。

刘少奇和毛泽东在领导“文化大革命”上是有分歧的，但两者的分歧却不是有没有领导或要不要领导，而是由谁领导。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希望人民群众通过运动自己解放自己，摆脱历史的旧轨道，真正使新中国成为工农大众、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但可惜的是,这种伟大的胸怀和真诚的愿望依然受到历史的局限。其一是，这场运动既然仍是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新的当权派、掌权派打倒旧的当权派、掌权派，那么，劳动者被领导、被统治的实质就并不会有任何改变。其二是，毛泽东利用的仍然是高居劳动者之上的救世主式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权威。尽管毛泽东对这种“大树特树”的形式表示讨嫌，从毛泽东内心和其主观愿望上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普通群众的一员，但群众的、干部的，由历史形成的和已习惯被领导、被统帅、被统治的意识，是与这种存在不可分割的。当然，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仍然用传统的工作组来整治群众、训政群众，而自己则是希望通过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来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确实想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工农大众、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改革探索，意在彻底改变在本质上与解放前没有多大区别的国家体制、社会体制，并且是通过改造或改革共产党本身来实现。而刘少奇不过是用历朝历代一贯的整肃来惩治吏治腐败。虽然有这种巨大的差别即改革与保守的不同，当然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不同。但由于毛泽东依据的理论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框架，仍然没有摆脱如前所述的两个历史的局限，使毛泽东尽管有超人的历史洞察力，惊人的胆识、魄力和忘我的革命精神，这种伟大的改革探索终究以失败告终。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大贡献的人，都是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都是坚定的忠诚的杰出的共产党人，都有其伟大正确之处，但又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立场愿望当然都是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这是不用置疑的。但看问题的角度和所达到的哲学高度却大相径庭。

正是“大跃进”以及其恶果，极其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使毛泽东开始认真思索和考虑并意识到，并不完全是自然或经济或生产本身导致这样一场灾难，人民群众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祸”导致的（刘少奇也同意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和应采取的方法上，又各有各的认识和主张。刘少奇认为是种种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问题和干部、群众的落后的思想、作风等导致的，所谓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交叉，因此，主张采取传统的从上到下的“训政式”或“吏治式”的方法对干部、群众进行教育改造，那怕是再严刑峻法的整治。而毛泽东则认为人民群众并没有错，是干部特别是相当一批各级领导干部即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导致的，因此主张从下到上的彻底发动群众，通过批判斗争来教育改造也是挽救这些“走资派”。不然，只要这样的一批“修正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在，这样一类祸害群众的灾难，就总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不断发生。显然毛泽东的认识要比刘少奇更深刻，在党内也更具说服力。但即便如此，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并没有真正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因此在实践上也就必然遭到失败。

因此，在理论上可以说，毛泽东是意识到新中国的工农大众并没有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的解放，继续按苏联的老路子走下去中国也并没有出路，所以主张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批判斗争派、不断革命派，尽管实质上也仍然是囿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之下的，是完全错误的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所以，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毛泽东意识到，中国之所以落后，之所以总是由于官僚和腐败而最终影响“一穷二白”面貌的彻底改变，其根子，主要不是因为经济（生产力是重要条件），也主要不是因为国家管理（政治也是重要条件），而是因为中国的每一个老百姓在事实上当不了家做不了主的状态，即内在的外在的对人的基本权力的愚昧又无奈的状态。而首当其冲的是整个干部队伍对此的愚昧落后，或者说正是整个干部队伍在自觉不自觉地（或有意识无意识地）维护着保守着这种愚昧又无奈的状态（当权者自然应负更大的责任）。因此，整个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对毛泽东采取外在的强力的从下至上的改变这种状态的努力，完全正常的反应必然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直到抵制和反对。毛泽东的悲剧在于，其动机愿望和远见卓识的伟大，与其理论和方法的严重错误的自相矛盾。而刘少奇则是在同意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前提下的法权派、秩序派、正统派。两个人在传统政治、传统经济观念上有共同之处，但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上有根本性分歧，即不同道。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人都同意搞“四清”、“文革”，但在运动的性质、目的、对象和从下至上还是从上至下上是根本不同的。毛泽东的伟大，在于其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社会主义始终没有解决的劳动者真正当家作主这个严重问题，并希望彻底解决它。但他用工农阶级、工农大众、人民群众替代劳动者个人本体、主体，这个根本性的理论错误，反而加重了个人的、劳动者的不独立自主、不自我解放。在理论没有突破的情况下，理想化简单化的企图靠批判、斗争、改造，靠打倒所谓“走资派”来消灭资本关系和资本法权，消灭表现资本文明的民主法治，反而必然会造成经济大乱、政治大乱、国家大乱、社会大乱。但透过刘少奇同意搞“桃园”经验式的“四清”和同意搞从上到下“派工作组”式的“文革”，也同样可以看出，刘少奇也并没有摆脱资本法权的束缚和弊端，更没有意识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局限性。他对传统政治或政权的理解，是人民统治或统治人民式的，因此被毛泽东指责“四清”的扎根串联的工作队和“文革”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的“形左而实右”。虽然刘少奇在其代表性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中主张的修养有肯定人类文明、中华文明、文化、道德继承这正确的一面，而毛泽东则有主张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之嫌。但如果说毛泽东是犯了用工农阶级、工农群众替代劳动者个人本体、主体的理论错误，那么刘少奇则是依然深陷在官员、干部本体、主体的旧传统、旧意识之中，他所主张的“修养”和“从上到下”，是加重了传统政治或传统统治的官僚主义、专制主义、组织至上主义的倾向，更加重了具有封建意识的国家统治机器的色彩，有更加束缚、主宰甚至“驯服”劳动者的性质，更不利于劳动者的自我解放，自我发展、自我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刘少奇比毛泽东在哲学上，在正道上，在人的自我进步的理论上落后。这点对正确理解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有普遍意义。否则我们在理论上就毫无长进。而我们只有站的更高，才能看的更远，前进的更远。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和承认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伟大历史地位和功绩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