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进行时：是“改革”还是“改变”？

争论进行时：是“改革”还是“改变”？

作者 苏   杜

2007-5-8

　　无论是官方媒体上，还是草根网坛上，正在进行的争论，仿佛是“改革不可动摇”与“什么样的改革才不可动摇”之争，是“改革成就不容否定”与“改革失误不容诡辩”之争。然而，撕去纸衣，看却内瓤，人们就会清楚，一次次争论，其实是“改革”还是“改变”之争。且看：

　　 对于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许耀桐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党退出国家政权机构的体制。具体地说，就是撤销政权系统中的党组织。”（《经济与社会观察》2006年第2期）原国防大学正师职研究员、大校辛子陵说，“经过一次大的动乱，中共（包括半途而废的改革派和顽固不化的‘左派’）将像苏共一样退出历史舞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给中国共产党新的理念和新的生命。” “随着物权法的出台，共产主义的信徒们将发现自己的信念在中国成为非法的。这就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个新的重大问题：如果物权法的出台使得共产主义成为非法，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证明自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物权法开启中国的后共产主义时代》第1页）

　　对于中国到底要走什么主义的道路的问题，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谢韬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又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已载入党章宪法，为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不必附马克思、毛泽东的骥尾。要像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甩掉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摆脱先进的政策和落后的意识形态的矛盾，敢于把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举起来，成为团结全国人民振兴中华的治国纲领”（《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借尸还魂的妖风》第4、5、14页）。

　　辛子陵还说，现在要“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全民，光明正大地发展资本主义。欲人不疑必先自信，老这么挂羊头卖狗肉，普通党员和普通老百姓看不起你，怎么会对改革开放有坚定的信念呢？！”（《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借尸还魂的妖风》）北京大学教授尹保云说：“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因素”，“所以，国有企业民营化越快越好”（《强国论坛》2006年12月18日）原中国体改研究所副所长、深圳市体改委主任徐景安说，“从我国改革来说，直接私有制必然取代直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拨开社会主义争论的迷雾》第1页）。

　　对于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原中共组织部副部长李锐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党说了算，这个问题我是反对的”；“我们这种社会主义叫什么社会主义呀？讲得难听一点叫专制社会主义，或者暴力社会主义。” （李锐《德国之声》2006年9月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由于“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扩大，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现行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等规定，就显得不合时宜了”（2003年6月6日《在青岛修宪研讨会上的发言》）。李锐也说，“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策略等。”（《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序言）

　　对于什么是先进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谢韬说，“资本家是社会的经济管理阶层，在现代企业中处于主导地位，既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说，“劳动者在商品和社会财富创造过程或劳动过程中所有的地位就只是其劳动力的所有者，而不可能成为企业或财富的主人。”（《经济体制改革》1997年第2期）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国情调研中心主任刘吉说：“所谓‘弱势群体’，一般也是落后生产力群体”（《中国改革》2006年第17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说，私营企业主阶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之一，是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

　　对于改革的指导思想，徐景安又说，“无庸讳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已成为一种摆设，一块招牌。现在官方的口号，在民间，尤其是在年轻人中被当作讽刺与幽默。”（《中国走向》第100页）谢韬还说，“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要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对于科学发展，构建和谐，“注重社会公平，关心弱势群体”，刘吉说，“目前的社会差距是好事。没有差距社会怎么有动力呢？”（《南方周末》2007年2月8日）谢韬说：“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来说是社会的进步。”（《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厉以宁说：“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动力。”徐景安说：“既得利益者不可能被剥夺，只能赎买，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走向》第46页）。重庆市委党校教授何关银说，“有一些我们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在强调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造成的贫富分化等等，这无疑于煽动穷人闹革命。”（《毛泽东旗帜网》2005年11月23日）在“朝圣山之思之公民评论”发表《物权法开启中国的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一位“萧依”则说，要“追问物权法的政治涵义”，因为，“如果把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目标，就是对既有物权格局的直接而明显的威胁”。

　　我们不妨且看到这儿，但只从这几点且看中，人们也不难看出：他们所主张与争论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与方向下的改善、发展与完备，而是从主义到政党、从政权到制度，从路线到目标，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彻底的改变。而且，人们还会看出，持此主张者，是些“大人物”，并不是被他们常常大骂的所谓“愤青”。他们或者是“老党员”“老革命”，或者是“学者”“教授”，他们是媒体的主流，是社会的上层，是一般知识民众乃至党员干部的教育者及领导者，他们所拥有的不仅仅是话语权，而且还有实实在在的管理权、控制权，以至决策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于方向、制度与目标的改变，就不单是在言，更重要的是在行。民众在高房价前为奴，在高学价前倾家，在高医价前荡产，在高工难中送命，为极特权避路，对高贪败无奈，原因盖出于此。而且，从这些“大人物”们“只有才”“不是而是”的强调句式，人们还会看出，他们“改变”的方向，是多么地“不可动摇”，他们“改变”的成就，是多么地“不容否定”，仿佛中国的事情，就由他们这样“搞定”了。

　　可惜，“大人物”们要如此“搞定”中国的愿望注定是要失败的，无论他们所取得“成就”如何“不可否定”，无论他们自己的意志如何“不可动摇”。他们之所注定失败的原因，并不是他们的地位还不够高，势力还不够大；也不是说他们的“成就”不足挂齿，更不是说他们今后就不会再取得某个方面的“成就”，不，他们高高在上，其势汹汹，惨淡经营，成绩斐然，盘根错节，此呼彼应，早已成就了羽丰翼满即欲振翅一扑之势，然而，无论是谁，无论是哪个政党，只要它背离了工人，农民及其他体力劳动者，这些被“大人物”们先是称之为“群氓”，继而称之为“散沙”，如今称之为“落后生产力”的阶级，那它就走进了死道胡同，绝无出路，失败无疑，他们的“先进”，他们的“精明”，就一钱不值。天下的主义与道理可能无数条，但基本的就是这一条。李锐，谢韬们仿佛要为马克思主义正名，但他们不讲这一条，不讲《共产党宣言》里所阐明的这基本的一条，那他们就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更不用说那些将马克思主义彻底摈弃的“精英”们了。连美国的资产阶级为取得南方庄园的亚特兰大战火都不敢提一提，连欧美的资产阶级为取得中国市场的鸦片战争都不敢讲一讲，连为了“效益第一”，用普通起重设备代替炼钢专用设备，用竹筐向炼钢炉中加料这样的现实都不屑一顾，还发明什么“暴力社会主义”的新名词，这样的名家， 人前人后，不觉得脸上发红吗？

　　改革，让社会主义方向更明朗，制度更健全，社会更完美，生产更丰富，这是民众所期待的，也是当改革的大旗树起的时候，民众所热烈欢呼的因由。曾几何时，民众要流汗就流汗，要献出土地就献出土地，要献出身份就献出身份，欢呼着，跳跃着，跟在改革派后面努力向前，但当他们发现他们并非什么改革派，而是改变派的时候，民众就不顾什么理论的伟大，什么代表的几个，而决意不再跟随了。150多年之前，马克思曾这样描绘过法国和英国的贵族：“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现在，中国的改变派们终为民众所弃，其尴尬之状可掬，与历史权贵们并无二致。当民众从自己的生存状态中折射出权贵臀部上“改变纹章”时，他们手中的“改革旗帜”就成了自己的招魂幡。

　　有朋友问曰：难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就不能改变，不能与时俱进了吗？难道马克思恩格斯就能预见今天的Computer, Internet, Satellite and Terrorism吗？不，不能，不用说今天的Computer, Internet, Satellite and Terrorism，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7年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宣言》时，在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里，连35年之后即发生了巨变的俄国和美国都没有说到。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在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然而，仅仅过了35年，那里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35年后，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马克思与恩格斯是社会科学家，不是星相占卜师。《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与时俱进的中国的现实，无论“大人物”的理论家与领导者多么不知羞耻地创新出“下岗工”“农民工”与“新阶层”这样的新名词来粉饰它，恰恰证明了《共产党宣言》的这一基本点是正确的。

　　由表面“改革派”到实质“改变派”的改变，并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改变。当这一改变发生的时候，另一种改变，被蔑称为“下岗工”“农民工”的无产阶级，也像被誉称为“新阶层”的资产阶级一样同时壮大并觉醒了。这一壮大与觉醒的标志是社会的匾额上重新写上了“公平正义”四个大字，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告诫，所谓不得争论的训示，在种种形式的抗争下，都如同败叶游丝一般地飘零了。对这一改变，我不得不照抄《共产党宣言》的一段，因为，只有这一段文字，才十分精彩地描述了这种改变：“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 大人物”的理论家将这一改变诬为中共高层领导人“挑起的争论”，对不可避免的灭亡与胜利不敢正视，他们理屈词穷，唱了一首私有制的挽歌。

　　又有朋友或曰：难道东欧巨变与苏联解体，不正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吗？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算什么，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就预见了背叛马克思主义原则、丢掉了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这一必然下场。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指出这一必然下场时，许多心地善良、政治短视的人们还有些不以为然，以为是耸人听闻，以为是言过其实，但仅仅过了不过30年，莫斯科的炮声与沙皇后裔们的弹冠相庆就彻底震撼了他们的心灵。“和平过渡”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些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甚嚣尘上的不战之术，取得了屈人之兵的露珠之胜。现在，一半以上的俄罗斯国民在诅咒着那些助桀为虐的戈、叶氏们，“民主社会主义”的俄罗斯是建在沙滩上的阁楼。现在，中国的改变派一眼就看中了“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等规定”，指它们为“不合时宜”，为“基本错误”，然而，中国民众对于这样的一段话是不会忘记的：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权利，“现在写在了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 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毛泽东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1949年8月12日）

　　俄罗斯的情形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告诉民众，呼吁在中国“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全民，光明正大地发展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改变派的一种梦呓。苏联解体，二十年过去，它发展了资本主义了吗？它连个摇尾乞怜的附庸都算不上。虽然自以为不能“光明正大地发展资本主义”但也是拼命“打左向向右转”，“挂羊头卖狗肉”的中国改革派，当你们将绝大部分中国政府的企业为“外资”并购而去的时候，当你们自己也承认中国的“下岗工”“农民工”离开“外企”就无法生存的时候，请问，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哪里去了呢？世界资本主义是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以前不允许，现在和今后都不会允许，它们留给中国的只有一条路：官僚，买办，半封建半殖民地。北京大学副教授焦国标说：“租界是新文化和新文艺的发祥地”，“是人类文明的新阶段”，“是中国近代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开端”（《新纪元》2006年1月4日）。不错，租界的确可以是“新阶层”的天堂，手持英美德日护照，经营生活在中国这个“外国”里的“外籍华人”，中国，就是他们的租界。自然，在这个大租界里，还颇有些不合他们时宜的情形。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说：“不管现实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着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革命了。”（《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第37页）看来，改变派的“大人物”们，也并不是反对一切暴力，在反对“暴力社会主义”的同时，还主张着和平演变不成便加实施的“暴力革命”。好吧，那就让我们等待着改变派的另一种改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