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革命精神

新中国的革命精神

崇 禹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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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毛泽东

　　序

　　在我们的记忆里毛主席曾经用高亢的乡音宣告过这段话。那是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夜，中国人民在漫长的黑暗隧道里摸爬了上百年，终于迎来了曙光。

　　今天盛世的靡靡之音充斥着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特色社会主义的金字招牌下，新中国被供奉为无害的偶像，除了用以说明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她已经没有任何“新”意。

　　而我们80后所生长的年代已经无法呼吸到新中国的空气。我们郁闷地成长，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新世纪里，我们冷眼横看自诩唯一的貌似强大的执政党。

　　可以断言的是这个唯一的执政党已经背离了新中国的革命精神，这个唯一的执政党所接轨的主流社会乃是一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老制度。新中国的历史被掩盖了，志士们的鲜血在纵欲狂欢里被解构。无聊的考据学者在细枝末节里探寻猥琐的蛛丝马迹。革命精神的退场是我们这个大时代的反动。于是我们试图寻找新中国，追溯新中国的前因后果，这不是什么寻章摘句，而是我们80后面对自身的苦难所选择的重新出发。

　　我们还很年轻，为了真理我们走到了一起。

　　为了我们能健康的生活和思考，这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坐标与方位

　　我们不可能永远迷失在都市的霓虹灯里，不可能活在上一辈人的期许里，我们厌倦听到增量经济的老调，因为我们不可能无休止地做消费机器。我们中有的人成了房奴，有的人成了负翁，有的人倒在了深渊，有的人醉生梦死，有的人则艰难地醒过来。在这个被称为祖国的地方，却处处逼我们“暂住”。我们没有藏身之所，我们没有欢乐之域，难道我们继续这样苟且下去。

　　我们南漂或是北漂，我们的根在哪里？在天安门广场我们找到了一处新中国的遗址。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让我们热泪盈眶。他孤独地矗立着，风霜雨雪里他岿然不动容颜不改。

　　碑文告诉我们新中国的由来：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碑文的主角们也曾经像我们一样年轻，他们前赴后继建立的新中国为什么隐匿在喧哗的闹市破败的农村？今天的现实难道就是他们的追求？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产。我们想在碑前痛哭一场，待到泪水干涸的时候，一无所有的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方位与坐标。

　　50多年前建立的新中国在哪里？

　　50多年后失去了新中国的我们两手空空，她是我们心爱的恋人，我们要找回她。

　　绕不过去的幽灵

　　从小到大的无数考试里，马克思代表着正确的答案，他在我们案头是一块敲门砖，道貌岸然的老师们也不管马克思说了什么，马克思可以换回他们口袋里的钞票以及晋升的位子。

　　马克思的形象变得很干枯，他莫名其妙的出现在官僚们应景的演说辞里，莫名其妙并且是碍眼地横躺在千篇一律的官方文件，长篇累牍地装点着学术圣殿。

　　又后来，马克思被妖魔化，气宇轩昂的智识精英口诛笔伐，妄图踏上一只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信奉不争论的权贵们闷声大发财，他们侵吞着国有资产，把中国当成提款机，肆意地在海外挥霍享乐。

　　其实不只是马克思，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新中国标榜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耳熟能详词汇都面临着同样的尴尬。我们分明能从游行示威的人群中听到他们高喊“毛主席，你快回来”，我们分明能在人民的泪水里看到社会主义的深厚底蕴，然而这个唯一的执政党把这一切推向了荒谬，人民最终会作出选择，制造荒谬者必得以荒谬终。

　　游吟的诗人唱道：毛泽东，毛泽东，跟你冒着枪林弹雨向前走。在这些绕不过去的幽灵面前，执政党不过是一具无生机的行尸走肉而已。

　　历史的回眸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在有限的土地上统治盘剥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劳动人群。他们中的清醒人士把不劳而获最优化，为了能长治久安，代代相传着治国的密笈。鲁迅说：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他们的统治技巧维护着几千年的道统，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破了长治久安的美梦，中国近代史从这一刻开始，正如碑文所叙述的那样。

　　几千年来劳动人民为了反抗压迫，有无数次的起义与抗争。他们每每在朝代更替中得到暂时的喘息，并且争取到王朝早期的休养生息政策。但这一政策随着王朝的腐败加剧也就慢慢废止了。近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发现压迫的形式起了变化，他们发现了双重压迫——来自于资本主义列强与国内反动派。一面是地主阶级的剥削，一面是列强的欺诈，而这双重压迫又往往相互勾结，他们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就是力证。面对双重压迫，旧式的农民革命已经不能胜任，新式的革命在先烈的血泊里酝酿。孙中山这一代革命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组织社会的边缘力量，依靠各种会党势力不断地制造起义，他们不畏牺牲，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推翻了清廷。然而这一次革命没有冲破双重压迫的结构性罗网。

　　革命后的社会依然是压迫性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迅速蜕变令孙中山猝手不及。帝国主义列强各自扶持下的军阀混战造成了一个割据的中国。先有袁世凯的北洋政权与南方革命政府对峙，后有北洋系的大小军阀与南方诸省军阀涂炭生灵。就算是孙中山在广东的革命大本营也要仰军阀之鼻息。出路在哪里？出路无疑在于革命力量的重新集合统一中国。共产国际帮助孙中山重组了革命力量，新生代横空出世，革命焕然一新。然而孙中山去世后革命阵营迅速陷于瓦解。蒋介石挟革命之余威篡夺了胜利果实，与列强媾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大大强化了双重压迫，成为人民公敌。毛泽东带领新生代中的革命派走向中国最为坚实的底层。湘赣边界工农革命风起云涌，积而是多年苦战与奋斗推翻了双重压迫，建立了新中国。

　　这段历史有一根主线：一百多年来存在一个压迫性的制度，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并推翻它，这一压迫性制度不同于以往的朝廷腐败官逼民反，这一压迫性制度有一半的原因来自于中国以外，解决的办法必然区别于历代的农民起义。中国人民解放的出路在于推翻这一压迫性制度。

　　历史的解释与信托责任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能够解释这段历史，并且提供了解决的办法：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办法只有一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为此马列主义作为革命指南被中国人民认可，中国人民组织创建了共产党，希望她能按照革命指南不折不扣地达成人民意愿。共产党的一切权力是基于革命实践由人民赋予的。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同样一个革命的政党脱离人民的实际需求，不管她叫什么党都是不起作用的。

　　在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抗争史里，争取到的几项权利不容忽略：其一是人民反抗压迫性制度的正当权利也即造反有理；其二人民自由选择革命指南的权利；其三人民组织革命政党行使其革命意愿的权利。

　　中国人民委托共产党行使其革命意愿，这是一个存在着最基本的信托关系。如果受委托方不能正常履行其信托责任，人民有权利令行委托。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奋斗得来的天经地义。以一党之私贪天之功为己之功在新中国是行不通的。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吗？新中国是人民一百多年奋斗的目标，中国人民为此流血牺牲也远早于共产党之成立。共产党能代表新中国吗？这种说法既没有历史根据也没有法理依据。不理解这一点，中国近代史就被庸俗化为共产党从天而降的神话了。

　　文革的意义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

　　——毛泽东

　　有一句老话质问得好：死了张屠夫就吃连毛猪？现在这个唯一的执政党也大有“除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气势。新中国的政治体制里，共产党一党独大只是表象，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由人民群众自己管理国家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因而社会主义只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人民的社会主义。信托责任被感恩戴德所取代，文革的发动即是要解决这一问题。

　　‘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解放意义在于重新阐释了新中国的革命精神。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文革中瘫痪，党委领导一切指挥一切的系统陷于瓦解，本身表明了群众对于党国体制的不信任。党即国，同时党凌驾于人民之上，这是违背最初的信托责任。中国人民组织共产党委托其行使革命意愿，如果其继续执政可被视为连带责任的话，人民有权更换共产党也在情理之中。

　　“新陈代谢”、“推陈出新”、“除旧布新”、“吐故纳新”，这四点毛主席在文革中反复地讲，没有这四点也就不能称其为新中国。

　　展望社会主义

　　文革结束后，党国体制得以恢复，新中国的探索也被迫停止。新中国一天天地变成空壳。加入WTO后我们再次面临着双重压迫的威胁。

　　从西班牙烧鞋事件到纺织品出口受限，这些都向我们暗示，我们远没有冲破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网罗。所幸的是社会主义正在全世界复兴，可替代的另一个世界正在蓬勃生长。

　　尼泊尔人民革命行将胜利，菲律宾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民主阵线正在不断扩大，拉美左翼政党的频繁上台执政，这些都向我们展现着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我们要追求进步的特殊性在于共产党横亘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正在作为腐败的力量阻碍中国的新生。我们作为新中国的健康力量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新中国的健康力量与世界上的其他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恢复新中国的革命精神。

　　用毛主席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