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喜东：文革中的领导与群众：话语、冲突和集体行动

　　象法国大革命这样重大、复杂的历史事件，解释上的斗争一直继续着。争论有时会带着很大的情绪性。比如法国十九世纪史学家、文学评论家依波利特．泰纳，及其著作《当代法国的起源》（是一部未完成著作，共六卷，第二、三、四卷是1789-1799年的法国革命史）。泰纳的法国革命史的最大特点，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更关心革命的“病理学”，是为了诊断病源，防止革命狂热病的重演。泰纳的法国革命史洋溢着作者的激动、恐惧和愤怒情绪，而史料趋向于戏剧化的场面和人物描写，选择性地记载或遗漏有关背景，以及连篇累牍的轶闻罗列，因而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各种革命活动家被描写成病态的、疯狂的人，而下层群众则更是一群兽性、噬血的野蛮暴徒。泰纳将革命“浩劫”的原因归结为法国的国民性－－一种全民受催眠的症状，导致不可避免的宿命结果。因而，泰纳所记述的历史，经常把关键性的不同派别、不同时期模糊、混淆起来；本来法国革命过程中各种人物角色、不同时期的各次起义、暴动，都有着很不相同的背景和意义，但在泰纳那里，都是一样的疯狂，一样的病态，都因为受理性启蒙思想的魔力驱使而变成野兽。

　　和泰纳的这种国民性、文化心理解释相反的，是所谓“社会解释”，而这主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分析与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法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到的不是“集体疯狂”，而是历史上的阶级集团之间，为各自的利益而展开较量，“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具体说，就是法国资产阶级从出生到壮大，挑战并粉碎贵族、宗教等级和旧制度，最後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新法律制度。然而，有人也指出社会解释的不足之处，比如对社会解释的代表人物饶勒斯（著有《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批评他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把革命的进展过程描述得过分平滑，似乎资产阶级在经济、文化和法律领域取得一步步胜利如同按步就班，而忽视了革命各阶段的曲折，及其暴力特性。[1]更有人批评：社会解释越来越注重初始结构和最终结局这两个变量，而忽视革命的中间过程，使有关研究越来越集中到革命前的旧制度和革命结束很多年之后的社会后果，而大革命时期丰富多彩的人物、事件反而被视为无足轻重了。此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强烈批判，还来自象沃勒斯坦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的学者。[2]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意味着：历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也和当代社会的运动变迁紧密相关。自六十年代以来，“新社会史”、“来自下层的历史”在西方历史界兴起，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也出现了“走向下层”的运动：历来被史料和分析所忽略的所谓“小人物”（menu peuple），或下层人民，第一次受到重视；革命中的群众，不再是只被当成抽象、苍白的概念（比如“噬血的暴徒”或“资产阶级的盟友”），而是呈现出有血有肉的、有着各自的身份认同和独立的政治愿望的社会群像。比如索布尔对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无套裤汉的研究，鲁德对参与集体行动的人群的研究，都细致地记录了社会下层的三教九流，如行会师傅、帮工、短工、妇女、小生意人等在不同场合下的行为动机、行动方式和参与程度，从而说明：下层人民虽然吸收了中间等级和革命领袖的最新政治观念，但他们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有各自的冤屈和诉求，更不是象泰纳所描写的那样，是一群没有自我意识的乌合之众或社会渣滓。另一个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忽视、被泰纳所曲解的方面，是意识活动和革命政治的关系，这也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3]

　　如果说，以上对法国革命史研究的回顾，使我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今天所处的蒙昧落后状态有所感触，那么，本文就是试图从有关经验中吸取灵感和方法，运用到对文革的考察中去；更重要的，是希望破除对文革史解释权的垄断，在这个领域发扬民主，反对一言堂专制。具体说，我将采取的研究策略是：一、避免主流和流行文字中所特有的烘托渲染气氛的手法，即象美国“新历史”提倡者罗宾逊所批评的那种追求“画面生动的、阴森可怖的、奇闻轶事的”史学，[4]而是力图通过辨别分析来提出真问题；二、注重区分不同人物、不同派别、不同时期，对主流文字出于某种目的有意模糊混淆这方面的信息所造成的混乱，加以澄清，辩明事件的是非曲直。三、注重主观意识、话语活动与行为之间的联系，这样做时，屏弃把文化作为整体性的民族心理决定因素的旧文化研究方法，而采取视语言符号为斗争场所的新文化研究方法；[5]四、把关注的目光从精英、高层和国家机构那里，移到基层群众和广场、街道上来，这一点是最主要的。

　　显然，这不是容易的事，笔者希望能在系列的文章中逐渐展示说明这个努力方向。作为系列之一的本文，将探讨从1966年8月“十六条”公布到10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批判资反线”社论发表之间这个重要阶段。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讲述的，不是现今流传的众多文革故事中的又一个故事。笔者所力图逼近的，是下层群众所亲自参与和逐渐理解的文革运动，是最大多数人当时所感受的、在今天被遗忘并被歪曲了的文革经历，而这种经历的全体构成文革的“自然史”。由于材料的不足，以及篇幅的限制，笔者的努力只能算是朝这个方向迈一小步。但笔者确信：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和体验构成文革运动的主流和本质，这个主流和本质，是共同的、唯一的，可以通过真正来自群众角度的史料和分析的积累加以言传和再现。

　　话语转变：十六条与群众大民主

　　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些重要文献，如西哀耶斯的《第三等级是什么？》、《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3年宪法等，不仅是革命的重大阶段标志，而且是纲领和意义的高度凝聚。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也产生了类似的文献。今天，一般都把《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的纲领性文件，然而，讽刺的是，这篇文件，是到1967年5月，即文革运动已经开展了近一年之后才公布于众的，在此之前，并不为参与运动的亿万群众所广泛知晓和引述。过分强调《五．一六通知》的意义，意味着完全从上层精英的角度出发看待和研究文革。“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而今天几乎不被人们提起的另一份文件，其重大作用和意义，实际上是超乎前两者之上，这就是“十六条”，即1966年8月8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篇可以说是具有“文化大革命宪法”地位的文献，在今天谈论和研究文革的文字中几乎不被提及，这与今天对文革的主流叙述中对群众的贬低和漠视是紧密相关的。

　　这个文件是在毛泽东主持下拟定的，陈伯达、王力等人七月初就开始起草，改了二十几稿，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讨论通过后公布于众。之所以说它是一部“文化大革命宪法”，就是因为在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间的群众运动中，它实际上被当作是开展运动和实行群众大民主的指南。中国现代史并不曾有过一个以重视法典条文为特征的“宪法政治”时期。对很多人来说也许难以理解的是：恰恰是在文革群众运动期间，人们的政治话语和实践最接近一种“宪法政治”，即以一个公开的条文文本为最高依据。这个最高文本，就是“十六条”。贯彻执行“十六条”、是否符合“十六条”成为人们时刻警觉、时刻挂在嘴边的一个口头禅，尽管违反“十六条”的行为屡见不鲜，人们的确是普遍地以条文的规定来判断是非、来指控对手的。

　　从法律意义上看，这个文本本身是很粗糙、模糊的，很容易作不同解释。它毋宁说是提出了一种法律的精神，和开展运动的路线，按照1966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十六条“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从这个角度说，“十六条”是结束刘少奇和工作组版本的文革、开始毛泽东和群众版本的文革的阶段标志，也是高度凝聚了文革运动所特有的群众大民主的纲领和意义的文本。

　　“十六条”中法律性最强、最具创新意义也最受群众欢迎的一条，是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一条的全文是：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这实际上是对广大群众赋予“豁免权利”，使他们能放心大胆、打消顾虑向领导提意见。这和《五．一六通知》形成强烈的对比：《通知》的主旨是指控“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而这些修饰词，到了各级党委领导人那里，就马上可能成为吓人的帽子，用来整人，用来迫害群众。而“十六条”恰恰是旨在剥夺当权者这种矛头向下、镇压群众的滥用权力的能力。

　　“十六条”和《五．一六通知》形成强烈反差的另一条，是第六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它提出：“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的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还特地补充：“即使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样，运动的目标、斗争的对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这是一种含混不清的变化：运动的侧重点，从斗争“黑帮”、党外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以及矛头向下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转变成矛头对准上层、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增加了全新的内容，那就是群众自己组织自己的民主实践，巴黎公社改天换地的激进想象被唤起，暗示着领导与群众关系上的一场根本性、制度性的大变革，一次全社会的政治权力再分配的大变动。

　　然而，“十六条”所包含的这种话语转变，又是含混的、局限的，带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斗、批、改”中的斗，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带有重大的政治、法律意义的权力变动，但是实现这种变动的法律根据和程序却是含混不清的，具体说，就是各级领导人中“到底谁可以怀疑”、如何判断“谁是走资派”的问题。本来文革发动者设想的一个触及灵魂的、改造内心世界的运动，一下子面对着一个准法律性质的技术问题。面对学生和群众的纷纷提问，担任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给出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不能反对，还有我们的林彪同志”，其他“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反对。”[6]显然这是在一种尴尬、荒谬的情形下所能给出的一个尴尬、荒谬的回答。

　　这个群众运动与现存权力秩序直接冲突的尴尬难局，其真正根源，还来自于“阶级斗争”话语和“大民主”话语之间的矛盾紧张：至此为止，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解、阐释和实施，都是照搬夺取政权以前所确立起来的、以经济地位、暴力强迫为基础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比如：出身成份、“党的阶级政策”等等，而不是把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的“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全新的、迥异的范畴，对于“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毛泽东分别在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次年的武昌会议上提出这两个概念）如何展开斗争，更没有了解到其特殊的、不同于经典意义下的“阶级斗争”的有关规则。然而另一方面，发扬新中国“大鸣大放”传统的“十六条”，其意义不下于提倡一种全新的公民文化和参与政治。文革中群众大民主的具体鲜活的实践，时刻提出那些和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空间有关的规则问题，比如辩论的规则，结社的规则，筹备选举的规则，少数多数的关系，传媒（如学校广播站）的控制权问题，等等。

　　陶铸八月二十一日凌晨在中国人民大学有关郭影秋问题的辩论上的一段讲话，很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大民主这种新型的公民政治的规则的思考和摸索：“绝不能因某张大字报讲的郭影秋是革命左派，我们就说他是保皇党，也不能说反对郭影秋的讲他是黑帮的就是反革命，这个不对。他认为是革命左派，可以嘛，他有他的看法嘛！另一方面，也有同志讲郭影秋是黑帮，也不要讲人家反对郭影秋，说郭影秋是黑帮，他就是反革命，这样人家就不能提意见了嘛！”这段话还反映出：既在话语上也在实践上，传统的“阶级斗争”和群众大民主的冲突矛盾。在这期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武斗只能触及皮肤，文斗才能触及灵魂”都被频繁地引用。前者是指传统意义的阶级斗争，后者是指特殊意义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而思想斗争本应采取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形式，即民主辩论。然而，在整个文革过程中，两种话语、两种实践的区别从未被明确，其矛盾冲突也就从未得到解决，为大民主实践的失败埋下了伏笔。[7]

　　工作组影响的延续：以北京两所中学为例

　　历史上有影响的大革命事件，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会呈现出如此强烈的反差，以至人们的体验、回忆、所赋予的意义，会有天壤之别。典型的对比例子就是：一七八九年夏天，在法国首都发生的、作为理性和启蒙思想史上重大事件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发表，和与此同时法国农村地区的“大恐慌”。同样，比较文革运动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比较北京和外地，比较中学和大学，比较学校和其他单位，这类巨大反差也比比皆是。而“十六条”所体现的赋权给群众的话语，和“十六条”发表时基层群众普遍受压的现象，就是主要的一例。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在北京高校，工作组撤销了，党委当权派失控了，然而在在绝大多数中小学、国家机关和文化单位，“五十天”仍在延长，工作组、党委对群众的镇压迫害还在持续。七月间，刘少奇亲自指示，北京市中学要按照四清的模式搞“集训”：“中学太多，太分散了，不抽出来（指集训）没法讲通道理。”并指导起草了《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1966年7月14日送审稿）。因此直到七月底、八月初，当北京高校已经开始批判工作组的“五十天”，中学却还在搞刘少奇的集训。下面以北京五十五中和北京五十二中的调查报告为例说明，这两个案例的叙述都要从“五十天”开始。

　　六月初开始，北京五十五中师生员工贴出了许多揭发校党支部书记张Ｘ的大字报，但张Ｘ认为这是“那一堆人想夺领导权”、“歪风邪气占了上风”、“有人别有用心”等等。六月九日，一些师生支持女四中同学在该校广播女一中同学写给毛主席的信件（后来发表在6月18日《人民日报》上），遭到张Ｘ的极力反对，横加阻止，因而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纷纷起来质问校领导，张Ｘ便匆匆忙忙从团中央请来了临时工作组，宣称这是“闹事”、“反革命事件”、“匈牙利事件”。六月十日，正式的工作组连夜进校。进校后的几天内，张Ｘ和工作组接连进行了三次秘密会谈，张Ｘ给工作组介绍了给她贴大字报提意见的近十位教师，认为“他们要煽动群众”、“打垮领导”，“形成集团对运动唱对台戏”等等。张Ｘ还对该校教职工队伍作了介绍，全校教职工119人，按照张的介绍，其中56人有所谓“出身问题”“历史问题”“爱人问题”（爱人有问题）、“政治野心”等等。工作组在进校后短短的几天内，在张Ｘ的配合下，就对这个学校作了如下结论：“五十五中是领导核心薄弱，教职工队伍不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校风校纪很坏，流氓很多的流氓学校。”并且对教职工进行了如下排队：11人是依靠对象（包括支部书记张Ｘ），占12％，31人是团结对象，占25％，属于被孤立打击之列达77人，占63％。有四个教研组被列为孤立打击对象的高达82人以上。工作组推行运动的手法包括：扭转斗争目标：六月十四日工作组在全体师生面前推荐经过他们精心挑选的四份“优秀大字报”，其中三份都是揭发教师的（其余一份是揭发教学教育问题的），而且着重宣读的两份正是“揭发”敢于给校领导提意见的教师焦ＸＸ的。外出四清回校的党员干部黄Ｘ（教导主任）刚贴出支持革命师生的大字报，就遭到了张Ｘ等人的孤立和打击，经过工作组的默许，对他进行了有计划的围攻。对广大师生进行监视、盯稍。工作组把教师整天关在屋子里学习，一言一行都会被记录然后向工作组汇报，工作组还派了他们的“机智灵活的小侦察员”处处对教师乃至同学跟踪盯稍。教师之间人人自危，互相怀疑。有一段时间搞所谓“集训”，把教职员工百分之百地赶上“楼”，人人“洗澡”、“下楼”“放包袱”，人人检查，互相揭发，命令教师集体住校，集中在一个地方，不许回家，制造恐怖气氛。然而恐怖的高潮却是在工作组撤走之后。七月二十九日凌晨在工作组尚未宣布要撤离时，张Ｘ预先得知消息，于是马上吩咐一些党员迅速回校占领书记室、校长室、党支部、团委会、校文革办公室、会议室、政治部等战略要地。并且从工作组那里接过并打开抄录了整群众的材料。接着，连续三天召开四次党支委扩大会议，部署大规模的“揪牛鬼蛇神”。八月三日，在给工作组提意见会上，借教师王ＸＸ给工作组提意见的时机，把几天前支部扩大会议上确定的第一号“牛鬼蛇神”王ＸＸ和第二号“牛鬼蛇神”左Ｘ（都是对党支部、工作组提意见最尖锐的教师）揪上了台，进行斗争。八月四日，张Ｘ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全体党员的“火线会议”，要求党员站在运动的前面，积极行动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由校文革出面召集全体师生继续斗王、左。初三某班一同学按照支部会的预先策划和部署，三分钟之内一口气又揪出了早已确定好的十个“黑帮”，并挂了牌。一些保党支部的积极分子还大喊：“数学组还有”“语文组还有”……自这以後，对这些被打成“黑帮”的群众，采取大会斗、小会批，并以抄家、武斗、拘留、劳改、谩骂、围攻，歪曲出身、历史，大刮档案风等等手段，进行人身攻击和政治迫害。[8]

　　下一个案例是有关北京五十二中的一位语文老师郑兆南的悲剧经历。六月六日，郑兆南第一个站出来给学校当权派贴了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到六月十六日，学校部分学生为了冲破学校领导的压制，和当权派展开斗争，过程中发生了武斗的现象，被称为“六．一六”事件。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崇文区中学工作队队长、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李淑静到了学校，给师生做了一个报告，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事件，是革命的行动，但打人是不好的。可是没过几天，李淑静突然推翻了自己的分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把“六．一六”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而且硬把与“六．一六”事件无关的几位老师说成是这个事件的阴谋策划者，并把郑兆南说成是首恶分子，是后台老板。李淑静提出了“谁反击假左派最坚决，就依靠谁”的口号，谁反击“假左派”最坚决呢？就是以政治教师王文俭为代表的保校党委势力，工作组就把他们捧成革命派，把革委会的领导权交给他们。以下直接转引郑兆南的丈夫唐夕阳的控诉：

　　到八月底，少数暴徒在个别保皇分子的唆使下，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戴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扬着鞭子，象赶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候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候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日子，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薰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同志们，我没法把这些罪行全部对你们说，特别是在抄毁我们的家以後，八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一连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严重的是当着她的面打死一个地主婆给她看，说：“你在二十六日晚上要是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肉体上的这么还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对她说：“你女儿唐桦已经跳河死了。”郑兆南同志听到这话以後，精神很紧张，而且感到自己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当第二天暴徒和受蒙蔽的群众抓她游街时，她就往汽车底下跑，结果没有死成，反倒招来了一阵致命的毒打，暴徒们喊：“你不想死吗，我们打死你！”打昏了，用凉水泼过来再打。……而革委会的负责人却站在一旁说：“对这样的敌人就是要狠！”同志们，郑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别是在深更半夜，她到底经历了多少种刑罚，她自己没有说，我到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听。

　　郑兆南被关押了四十多天，直到她被折磨成奄奄一息，才被学校放回家。在她死亡前的最後几天，她还在听丈夫念《红旗》、《人民日报》的社论和群众的大字报，并给党写了两封信。[9]

　　也许有必要明确一下上述案例的前后语境和背景：这是在造反派群众经历了种种歧视、围攻、打击和迫害，克服了重重困难（尽管他们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之后，才整理出来并公布于众的控诉材料。如果这种控诉和今天的伤痕文学（虚构的与非虚构的）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么，不应忘记：它指控的对象，是刘邓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工作组及其整套“官办政治运动”的路线和影响，而不是毛泽东或他的追随者。恰恰是“十六条”所推动的权力向群众的倾斜，恰恰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恰恰是因为有对刘邓的批判（不管这些批判本身存在多少谬误），才使得这些骇人听闻的迫害案例公布于光天化日之下，受侮辱、受损害的人才得以伸张自己的尊严和权利。换句话说，反迫害、平冤案，这些不是外在于文革群众运动的东西，而恰恰是文革群众运动的一个关键内容；在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正是这些被压迫、被迫害的造反派的盟友。[10]

　　北京高校：派别分裂，人身迫害与集体行动

　　“十六条”提出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群众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具体方式，并规定其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时大专院校撤销工作组、而原党委领导也已失控的情形下，已经开始了的一些群众实践的加以合法化。然而其意义在于：从过去的家长制自上而下的领导向群众直接民主的一次飞跃。而且在“十六条”当时的设想中，“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在高校，这个实践被比喻为由“工作组当保姆”到“自己革命”。陈伯达七月二十七日在北师大的讲话中说：“你们现在不要搞保姆了，这么大了，保姆又不好。”陈伯达七月二十六日在北大、第二天在北师大分别建议通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来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为了保证投票前的充分酝酿和讨论，就必然要求有一个临时委员会或筹办委员会的过渡期间。

　　根据八月二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回答群众问题时的讲话，成立临时委员会的作法最初是从北京广播学院来的，关锋说：七月下旬，“批评了工作组，解放了被斗的同学，解放了上当的同学，以後他们酝酿，认为正式选举还不到时候，成立临时筹委会，负责成立正式委员会。”“两派选举怎么办？……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是：若有派，少数派也有相当的人，我们建议最好也有他们参加，这样革委会才能听到各方面的意见。”

　　然而，长期的家长制自上而下的领导所造成的矛盾积累、工作组“五十天”所造成的隔阂分裂，在一个短期过渡时期很难摆平，何况许多学校的筹委会、临委会是在工作组撤走之前、由工作组扶植、组织起来的。

　　据《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记载，“工作组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魂犹在，不过采取了种种新形式。”工作组从前门出去，北京新市委派出的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顾问就从后门进来，控制运动。新市委利用群众“多数”还受蒙蔽的“有利时机”，限令各校三天之内选出文革，“他们违背巴黎公社原则，不顾少数派的反对，暗中操纵，预先指定，成立了御用的‘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等等，夺取了各学校、机关单位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这些文革会主张“立即转入斗黑帮”，以“斗批改”的口号来压制少数派批判工作组。原来受压制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并未得到解放，依然被文革会视为“痞子”。“而原来被工作组利用、欺骗的群众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有的还当上了各级文革的头头，在干部问题上他们继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刘邓路线。各大专院校还括起了大办劳改队的歪风。”“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一个要革，一个要保，两派斗争激烈发展。各派政治势力各以自己本来的面目登台表演。”[11]

　　就以首创“临时筹委会”形式的北京广播学院为例，该校在八、九月间斗争之激烈、对少数派政治迫害之严重，在北京高校当中都是突出的。

　　以下引述自《首都红卫兵》的一份调查报告。七月五日到二十四日，广播学院有一百多名同学、教员被打成“反革命”。七月二十四日撤销工作组后，保守派在工作组的幕后策划下，八月二十六日成立“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从九月初开始，搞了大规模的、长达四十多天的所谓“横扫”。他们说：“这次‘横扫’有问题的一个也跑不了”。党委组织部长聂丽兰、人保科长杨ＸＸ用大字报或口头公布一般干部档案材料，制造“逐步扩大，全面开花”的舆论。无线电系教师文革主任、“代表大会”代表张ＸＸ说：“随着运动的发展，扫的面要逐步扩大。”院直部门科长级的干部七人，就有五人的档案材料被公布。“代表大会”还大量派人外出，调查一般教职工的材料。仅教务处，被调查材料的就有三十人，占总人数的一半。据统计，全院共有三百○五人被调查和整理了材料。全院最典型的是无线电系。该系十五个少数派教师，全部被调查了材料，有十个人上了大字报。团支部书记以上的教师干部全部被扫。“代表大会”还对少数派监视、盯稍，制造流言蜚语，“使广播学院又一次出现了白色恐怖”，教师干部彼此不敢讲话，多数派群众不敢接近少数派群众，还发生了无线电系教师陈ＸＸ被逼跳楼自杀身死的事件。

　　调查报告还指控：“代表大会”统治期间“大刮劳改风，大肆抄家，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进行残酷打击”。“代表大会”期间，把干部分成四个劳改队：第一队：黑帮队－－院级干部、总支书记、副书记。第二队：问题严重队－－总支委员、基层干部。第三队：保皇派队－－运动初期犯了一些错误的干部。第四队：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生活作风上有些小问题的一般教师和干部。后因群众抵制和反对，才撤销与第三队合并。“代表大会”期间，抄家成风，统统都是保字号组织出动，全院共抄家二十八户。甚至连本人的亲戚家也要被抄。“代表大会”、“思想兵”等多数派组织对一些被斗的教师实行强迫下跪、挂黑牌子、剃阴阳头，遭到了少数派组织“北京公社”的激烈反对。[12]

　　下面是北京航空学院的事态发展的情形。八月十日，北航四百多名同学前去中央文革，要求前工作组组长赵如璋回校检查。十一日晚，工作组回航院，北航红卫兵（北航的多数派组织）挽臂保驾，贴大标语“工作组是革命的”，并撕毁少数派贴的要求工作组、赵如璋作深刻检查的大标语。十四日，赵如璋终于上台作了十二分钟的检查，然后院文革急忙开始“斗黑帮”。“就在赵如璋的检查大会上，北航的文革制造所谓学生殴打工人事件。组织一些教师学生，招来一批家属、儿童，进行游行示威，‘抗议’‘反革命杀人犯’‘殴打工人’的罪行。还向八大院校工人、红卫兵求援、呼吁。于是地院、林学院、矿业学院在个别人的策划下，果然调集一些工人，敲锣打鼓，去北航示威表示‘支持’。甚至远在几十里之外的首都钢铁公司工人也被请来了。北航红卫兵又分乘汽车到国务院告状，并企图以航院全体工人名义发表《告全市工人书》（未得逞）。吵吵闹闹，闹得满城风雨，想一举摧跨少数派。”[13]

　　在北航和其他各个高校，总是少数派主张清算工作组，要求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师生平反，而掌权或占优势的多数派，则急于斗争“黑帮”（即工作组期间就已被打倒的前领导人，和其他“反动权威”）；同样，也正是这些倾向于保工作组的临委、筹委和多数派红卫兵，大搞“极左”的人身迫害，大刮“劳改风”。以下是北航一位副系主任的回忆：

　　北航筹委会上台的第一道通令就是罚中层干部去挖游泳池，不准参加运动，每班还有“监工”，在大树下支着腿，一条一条记下，不是这个磨洋工，就那个“丑态百出”。有时，一些受蒙骗的群众去看笑话，小孩子也骂：“喂！你们这些黑家伙。”

　　九月中旬，在工作组和赤卫队的头头一手策划下，“中层干部管理小组”问世了，这些头头们训诫“管理小组”的人员说：“对干部就是要凶，要斗得越凶越好。”中层干部被管制起来后，白天劳动，晚上写材料。劳动前后都要训话、申斥、监督、登记；晚上集中在四系楼三层的一个大教室写材料。每人一个小课桌，互相隔开，不能靠拢；只许低头写材料，不许抬头，左顾右盼；不许交头接耳。就是上厕所也的先请假。材料交少了，说你消极怠工，写多了，说你推脱责任。每一次交卷总得挨几声骂。

　　中层干部想看一看大字报，也不允许。“管理小组”宣布，不准看“革”与“保”的斗争的大字报。有时想看看，脚未站稳，就会有一只手从背后伸来突然抓住你的肩膀，“戴草帽的？（因为参加劳动）是不是中层干部？大字报不是给你们看的。”劳动完了，只好绕道回家，连大字报区也不能经过。[14]

　　下面再看北京矿业学院的情况。工作组临走时以张学文为首的校党委和工作组匆忙拼凑了御用组织筹委会和“首都红卫兵”，打击造反派组织“矿院红卫兵”，把大批中下层干部和群众打入“劳改队”实行专政，组织了临时党委，张学文以王任重之女王秀荣为桥梁，攀搭王任重，继续统治矿院。继续根据一九六六年初提出的“红线”与“黑线”（即以党委书记张学文为首的“正确”一方，和以院长陈一凡为首的教学行政干部为“错误”一方），把“黑线表”中的百分之九十的人打成“黑帮”。在院筹委会的组织下，组织了一个一百三十七人的“劳改队”，其中主要是主管教学的干部、基层干部和一般群众。劳改队里，剥夺参加运动的权利、剥夺人身自由，强迫每天写一次活动汇报，必须按规定的路线回家，中途不许东张西望，不准出校门，家里来往信件要上校。劳改中进行人身污辱：每天劳动一次点名、三次示众，劳改后低头听训话。有一次，“首都红卫兵”总部勒令全院所有“劳改”的干部，拿着脸盆前往中心区，低头听训话，每人登台敲三下脸盆，自报“黑帮分子ＸＸＸ”，“反党分子ＸＸＸ”并勒令挂牌，而且规定黑派的尺寸，牌上要画上蛇，并注明“反党分子ＸＸＸ”，“牛鬼蛇神ＸＸＸ”。[15]

　　下面，来考察这期间发生在北京的两起著名事件，即清华“八．二四”事件和地质部事件。

　　1966年7月29日，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并展开辩论。从此，文革的派别冲突又增加了某种社会阶级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维度。清华“八．二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新发展动向的波及。有关“对联”和高干子弟红卫兵问题，笔者会在其他文章中专门论述，但本文下面不免涉及这个题目。

　　首先来看一位目击者的回忆：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以刘涛等高干子弟为首的当时清华唯一的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与北京市老牌的中学红卫兵一起联合进行文革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所谓的“革命暴力行动”。那天下午，突然间用皮鞭、棍棒、口号和“语录歌”武装起来的大批红卫兵，以集团军的形式浩浩荡荡从校外开进清华园，以暴力冲击清华大字报区，用皮鞭驱散看大字报的群众，在对清华重要的大字报进行拍照之后撕光整个清华的所有的大字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广大师生员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宏大的暴力斗争阵势，因此整个清华乃至整个北京高校区都笼罩着浓重的政治恐怖气氛。[16]

　　另据描述，当时“北京市几个主要中学的红卫兵齐集在清华附中，然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带领下，大队人马杀向清华大学，把所有的狗崽子们的大字报都撕掉。这在当时也是影响非常大的事件。”“那天黑压压的自行车队集中在清华附中的大操场上，一色褪色军装，手提宽宽的军用铜头皮带，浩浩荡荡杀向大学。”[17]有关场面极具有高度凝聚性和象征性：对立的两边不仅是高校多数派、少数派，而且是“血统论”盛行的中学和不那么盛行的大学，享有特权和优越地位的高干子弟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一切阶层。

　　这个事件，可联系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和二日北航附中红卫兵近千人到清华游行宣传“对联”作为预演，更直接联系到清华大学的“八九”派。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清华大学学生贺鹏飞、刘涛、刘菊芬（分别为贺龙、刘少奇、刘宁一的子女，前两人还是临筹委的负责人）等成立串联会，并于八月十九日组成“清华大学红卫兵”。“八九”派代表着典型的多数派观点，即积极斗黑帮但回避工作组问题。从各种纪录看，清华“八九”派在“八．二四”的暴力行动中，起了领导和组织的作用，特别是贺鹏飞的角色格外活跃。

　　以下摘自《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从中可以看出事件的来龙去脉：

　　六六年八月清华大学的革命造反派，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鼓舞下，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旗帜，彻底清算刘邓工作组迫害无产阶级革命的滔天罪恶。他们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拿起笔作刀枪，矛头直指刘少奇为首的黑司令部。在八月二十日以后的几天里，清华园内贴满了揭露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王光美之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行的大字报。

　　清华大学革命派的这一行动，在革命群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十二，二十三日到清华看大字报的，每天都十万人左右。

　　但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为之心惊胆战，他们指挥他们的保皇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八•二四白色恐怖事件，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八月二十四日，以刘涛、贺鹏飞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调集了十二个学校的保字号红卫兵，撕去了矛头指向刘邓一伙狐群狗党的一切革命大字报。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刘涛、贺鹏飞同清华附中红卫兵一些人讨论了“行动”计划。叫嚷连什么水源，电源、广播台……都要“武装占领”。中午十二点赶制了专用的红卫兵符号，下午2:00十二个学校的保皇军集结在清华附中操场，贺鹏飞做了一番恶意的煽动，竟然污蔑揭露批判刘少奇这一革命行动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他们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

　　下午4:00，所谓十二学校红卫兵一开进清华园，就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接着四处派人声撕力竭地宣读了一份所谓“最后通谍”，什么“狗崽子放老实点”呀，什么“你们想把党的领导人一个一个搞臭”呀，陈词满书，不一而足。他们企图用武力驱散看大字报的群众，扬言这些大字报不许看、不许抄、强行抢走革命群众的抄录本。有一个同学因抗议了他们这一暴行竟被他们拳打脚踢。他们为了“秋后算帐”，对大字报进行了详尽的拍照，特别认真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以便对之进行迫害。拍照结束后下午六时许，撕去了揭露、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王光美之流的全部革命大字报。盖之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狗崽子不许翻天”、“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之类的叫骂口号。

　　事后，他们还在校园游行一周，向“狗崽子”示威。

　　晚上，他们非法抄了“第一红岩”等战斗组的家，理由即是因为他们揭露批判了刘少奇。[18]

　　另据记载：清华“八．二四”事件马上发展到其他学校。当日晚，北航红卫兵封锁大字报区，将矛头指向刘邓等人的大字报移走，制造恐怖气氛。北师大给刘少奇贴的大字报也统统被盖掉。“八．二四”事件后，清华少数派的处境极端艰苦，处在高压下，运动也转入冷冷清清的“斗黑帮”。[19]

　　“八．二四”事件即具有“官方”和“骚乱”两面性色彩，因为骚乱领袖贺鹏飞本人就担任清华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和机械系“文革”主任。我们可以借助中外社会史上的一些规律性的现象来理解“八．二四”事件的意义，那就是保守势力出于对现存秩序动摇的恐惧、出于对“动乱”的反感，而进行“反客为主”的保守主义骚乱。这里，我们会想起1960年代在法国和希腊、1970年代在意大利出现的右翼青年团体和右翼恐怖主义组织的行为类型，想起美国南方白人保守势力的骚乱、私刑方式，尽管这里是略去了各自迥异的历史政治背景而言。[19a]

　　“八．二四”事件所揭示的另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就是：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公开揭发，至少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就出现了，而且完全是群众自发的性质。今天，在各种主流文献中，都把十二月间“张春桥指使蒯大富组织游行示威”、“煽动打倒刘少奇”作为文革的一个最大的“罪恶”和“阴谋”。然而，清华“八．二四”事件及其缘起，被主流史学很策略地“遗忘”了，今天的人们，被剥夺了历史知情权，从而无法知道：文革运动中群众第一次对刘少奇的质疑和批判，是被拳脚棍棒和铜头皮带镇压在一片暴力恐怖之中！

　　如果说，清华“八．二四”事件是保守势力的主动出击，两周后的地质部事件是由造反派首先发难的一次集体行动。《大事记》记载事件的背景和大致过程是：八月二十三日，地院东方红公社派遣了一千多名战士步行到地质部，要求工作组组长邹家尤回地院听取意见、作检查，可是地质部党委拒不交出邹家尤，并煽动群众斗群众。东方红战士进行了静坐绝食斗争，结果迫使邹家尤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这就是有名的一进地质部。九月五日，一千多名东方红战士再次开进地质部，要揪回邹家尤听取批判，但邹家尤不肯。何长工说：“我死了，你们东方红要负责。”并说东方红“威胁首长安全”、“何长工休克了两次”、东方红“抢走了国家机密”等等。九月七日，他们调来了“宪兵队”－－西纠，凶神恶煞地把东方红的队伍重重包围，以保护“老干部”为名，大打出手，撕衣服，揪头发，皮带抽，砖头砸，并抓去了八名东方红战士，进行毒打，关押二十小时之久。事件一直延续了十五天，“地院东方红于九月十九日暂时撤离地质部”。[20]

　　按照《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的记载，西城纠察队和地院东方红的冲突不是从九月七日，而是从九月六日开始的：

　　九月六日早上，西纠队员云集地质部，封锁了主楼，利用何长工提供的广播室大骂造反派，把地院东方红战士层层包围，连上厕所都受到限制。

　　西纠一到，何长工等就一见如救，老混蛋说：“没有你们（西纠），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西纠分子则大骂“东方红”战士：“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们纠察队爷爷有权保卫国家机密，有权保卫‘老首长’，‘你们这些混蛋，狗崽子为什么无视‘红卫兵’，无视‘老首长’”。他们拳打脚踢，大打出手，气势汹汹，分兵把关，连何长工，邹家尤出入都有西纠分子“随驾”。

　　西纠后台许明（孔原老婆）怕露出马脚，急忙于第二天电告西纠撤退，第三天西纠灰溜溜遛走。[21]

　　地质部事件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一份调查报告做出这样的观察：“有些后来参加西纠的人，八月初还在对中学基层干部进行大规模武斗，但不过二十几天，在地院东方红小将开进地质部，要揪三反分子何长工时，这些人又高唱起‘保护老干部’的调子来了。”在和地院东方红发生冲突的西纠队员当中，就有邹家尤的女儿，这为“保爹保妈派”做出了具体形象的注脚。[22]

　　地质部事件后，地院校园内的斗争更趋激烈，特别是围绕舆论传播工具－－学校广播台。《大事记》记载：“九月二十三日，地院东方红冲破地院文革的高压，奋起造反，查封了院文革办公室，夺院广播台。伪院文革保性大发，挑动工人赤卫队‘斗批改’兵团，大打出手，武斗整整持续了一天。一百七十名东方红战士负了伤，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同志即派观察员赶到地院，召开了全院师生大会，坚决支持东方红革命小将，肯定了他们揪邹家尤，炮轰何长工为首的地质部党委的革命行动。制止了这场武斗。中央文革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少数派’，大大鼓舞了其他院校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师生。第二天，北航红旗、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清华井冈山都采取革命行动，夺取广播台。”但大事记又说：“北航红旗经过艰苦斗争”直到十月四日，才“夺得了部分广播权。”[22a]

　　地质部事件表现出当时群众造反派集体行动的许多典型特点，也就是受压迫、受损害的阶层团体面对强大的精英和官方势力所经常采取的那些集体行动方式，其诉求通常是自卫性的（如果把进入政府机关静坐、要求领导人检查看成是“进攻性”的话，我们就要了解：领导人不检查，造反派就要继续戴着“右派”“反革命”的帽子，继续受迫害、抬不起头来），其手段是和平的但构成对官方正常秩序的骚扰，其策略是造成公共影响，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同情。这些特点，也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弱势群体和少数派团体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中，如无耕地者、无家可归者的占领行动，种族隔离政策下受压迫种族的反隔离行动，以及各式各样的静坐、请愿活动。

　　和类似规模的群众集体行动类似，地质部事件不仅旷日持久地延续了两周，它所引发的爱憎和激情，足以使参加者全身心地认同它，把它当作史诗和里程碑，并以不断的重演作为纪念。《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发表、造反派取得舆论优势后，地院东方红曾于十月八日“三进地质部”，这次气氛似乎比较轻松，带着节日色彩：“地院‘东方红’小将带着乐队，开着宣传车，以毛主席象为前导，红旗招展，浩浩荡荡，三进地质部，他们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发布两周月，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向何长工之流提出七项严正革命要求。深夜，东方红小将带着何长工之流凯旋而归。”十月二十七日地院东方红四进地质部，“扩大战果”。十月九日，李富春对地院东方红的代表保证：“你们可以在地质部设立联络站。地质部拨房子给你们。地质部办公，你们办公，地质部的牌子你们的牌子互不干扰。你们不要把地质部的牌子摘掉，地质部也不应把你们的牌子摘掉。”[23]这样，地院东方红这个从前受压的少数派群众组织，甚至被安排了一个从前被官僚科层所独占的“公共空间”，形成一种奇怪的、表面上的“双重政权”。

　　全国各地：党委高压政策与大规模群众抗争

　　如果说，在北京的大多单位，冲突的双方集结为多数与少数、造反与保守两大派群众，并且结合了某种社会阶层集团之间对抗的维度，而原党委（特别是高校）和新市委的角色退居幕后，那么，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党委、市委“代表党”的观念还根深蒂固，原有等级秩序的势力和影响还阵容强大，盘根错节，而冲突对抗更直接地发生在本地和串连的少数派学生与当地党委（甚至是省市委最高领导人）之间。《“文化大革命”简史》对这一阶段的记载是：“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炮打’当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围困、进驻、揪斗等方式，使很多地方和单位的党政领导机关普遍受到严重冲击，难以正常工作。”对中外学生运动史和官方镇压学生运动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这类对峙冲突中，受到严重打击的，几乎毫不例外的是手无寸铁的学生，而恰恰是为了镇压学生，官方机关不仅要正常工作，而且必须超常工作，以调动各种暴力和非暴力的资源。而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全国各地学生与当局的冲突，正是重复了这个学生运动的惯例。在北京的中央，于8月21日、22日和9月11日分别发出三份政策性文件：《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中央军委指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中央批转公安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其效果与其说是有效地令行禁止，毋宁说是直接透露了全国各地党委普遍地动用军队、出动警察镇压学生、鼓动工人农民围攻学生的的严重情形。

　　首先看一例校园内的事态发展，在这里官方运动的政治迫害和北京一些高校类似，甚至更为严重。在四川省，“十六条”所体现的话语和政策转变，还根本没有迹象。1966年8月上旬，各大专院校的官办文革或文革筹委会，在原省文革大学组的统一部署下，在学校全面开展了“批三斗四”（批三类、斗四类）运动。他们计划一校一系抓一、二个人进行重点批斗，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再以教研组、班为单位广泛开展批斗活动。争取一个半月批斗完，以後就是改，国庆（一九六六年）拿出成果，向国庆献礼。“他们妄图就这样把四川的文化大革命草草收场”。“他们批斗的对象，绝大部分是运动初期被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打出来的‘三、四类’革命群众（革命的教师和职工），其中很少几个是当权派，而党内走资派当时几乎没有揭发出来的。”拿成都工学院为例：当时被打出来的明的“三、四类”教师就有二百一十六人（不包括当权派和戴帽的地、富、反、坏、右及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在内），其中还有个别学生，占全院教师总人数的26.2％，而暗的“三、四类”的教师比明的“三、四类”还要多一倍以上，有的教研组甚至多两倍以上。明的和暗的“三、四类”教师加起来约四百多人，占全院教师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他大专院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8月24日晚上，西南局党委书记李井泉和当时四川省文革小组长周颐来到成都工学院作了一系列指示。8月25日，各系文革分别向师生员工传达李井泉指示。“于是，工学院少数掌权的打手们，在其黑主子的一声号令下，纷纷起来声称要对‘牛鬼蛇神’采取‘革命的暴力行动’。一刹时满院到处可以看到一群一群的‘牛鬼蛇神’，头戴高帽子，身挂黑牌子，四处游街示众。到八月底为止全院约有二百多革命群众被戴高帽子游街。当时，全院每个角落一片斗争‘牛鬼蛇神’的吼声。从此，各系各教研组都私设拘留所，对明的‘三、四类’革命群众完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被抄家，被关进私设的拘留所，天天被提审斗争，受尽了种种迫害。”六六年九月，院、系各级文革又成立了兼管组，私设了劳改队，对明的“三、四类”群众，经院人事保卫部门审批，党委决定，实行就地监督劳改。规定劳改人员必须制定出本人的“劳改计划”和“守法公约”，天天逼迫写“劳改日记”。每天挂着黑牌劳动时，还常常逼迫这些革命群众唱“牛鬼蛇神嚎歌”，如有反抗就被罚站、罚打、罚做苦工。有的同时还被剃了阴阳头、画花脸，受尽了肉体上的种种侮辱。这一迫害暴行，于8月25日以後，几乎是各大专院校同时进行的。[24]

　　如果说，校园内部还表现为过去官方政治运动的运动群众、矛头向下的恐怖模式，并被推向极端的话，那么，校园外和社会上的事态发展，呈现为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学生闹事”，即在繁华闹市、政府机关附近，数量众多的人群集结，不满和诉求的矛头对准当局的群众性街头抗争，以及针对他们的反示威人群。

　　下面，就来看一下有关材料对各地事件的简要描述：

　　《大事记》记载：8月28日，“李井泉和重庆黑市委任白戈之流一手制造所谓的‘八．二八’江北惨案，对革命造反派进行政治陷害，他们调集工人赤卫军和郊区农民，把首都赴渝红卫兵和重庆革命派打成‘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前哨部队’，进行残酷围攻。”

　　“云贵高原上，六月份一片白色恐怖，八月下旬，首都南下串连队杀进贵阳。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先是拉拢，让红卫兵住豪华的交际处，贵阳饭店。首都南下串连队没有上敌人的当，冲破他们的包围圈，和贵阳革命学生，红卫兵一起战斗、生活。走资派恼羞成怒，凶相毕露，大喊‘谨防政治扒手’，调集数万不明真相的群众，残酷围攻首都红卫兵，制造了‘九．五’‘九．六’‘九．七’事件，首都红卫兵‘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连续三天上街大游行，大长革命造反精神。接着，又帮助贵阳地区革命派成立了‘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

　　福州“八．二九”事件：8月29日中午，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林学院、同安一中等校的师生，为了声援厦门八中师生，到省委要求叶飞接见，但叶飞认为“有坏人捣乱”，以在开常委会为推托迟迟不出去接见，引起了师生的愤慨，一直到下午六点才被迫出来接见。但对师生采取对抗的态度，从而引起了抓人、打人的事件。[25]

　　文革后的一份官方材料记载：8月31日，以浙江医科大学红卫兵为主的近万名师生，集合在省委大楼前，“炮轰”省委，要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出来接见，历时一昼夜，江华没有出来接见，即以静坐抗议。

　　同一材料还记载了9月7日“金华事件”：当天，杭州化工学校赴金华串连队贴出了“六问金华地委”的大字报，九月七日金华师范学校学生写了“炮轰司令部－－金华地委”的大字报，并要贴到金华地专机关内，与地专机关的干部、群众发生争执，展开辩论，“有的学生被挂牌，戴高帽游斗。有两千多人参与围观。一直延续到16日。”[26]

　　其他一些材料也显示了同一省份内不同地区之间、不同事件在时间前后上的影响和联系。广西自治区较早的一次事件是桂林“八．七事件”：八月五日，广西师范学院的造反派（即后来的桂林“老多”）在工作队撤离时，写出了《送瘟神》的大字报。八月七日，当局调动成千上万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和群众，对广西师院造反派进行围攻、殴打。

　　紧接着发生了桂林“八．一九事件”：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先后调动人民解放军驻桂一四一师五个连进驻桂林市内，还准备派出一营部队进入师院抢出工作队，并且扬言必要时可以开枪镇压。在八月末的一次厅局长会议上，韦国清说：“桂林‘多数派’是右派操纵的，他们有八百多人，加上南下串连队和一些工人，有两千多人，虽然不会都是右派，但是他们在右派控制之下是肯定的。”

　　随后，又发生了南宁“九．九事件”：南宁的造反派和南下串连队，为声援桂林造反派，抗议区党委，在广西区党委院内进行静坐绝食。区党委调动“盾牌兵”、“赤卫队”等保守派群众组织来围攻，造成一次轰动全区的事件。[27]

　　各地发生的事件不仅在时间上高度重合，而且在内容、形式上也惊人地不约而同。现有记录但详尽程度不一的其他事件有：上海“九．二－九．四”事件，青岛“八．二五”、“九．一”镇压学生事件（《人民日报》1967年3月28日李元荣文章有所提及，但无详细说明），西安“八．四”到“八．二五”流血事件，以及沈阳、昆明等地的类似事件。

　　1966年8月21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与到北京告状的外地同学的谈话记录，透露了有关西安交大“八．一六”抗议省委遭到镇压事件的一些细节，有助于我们了解有关当事人的主观感受，故部分抄录：

　　陶铸：同志们来到这，天津问题复杂，看来问题大的还有西安、兰州和四川等地。今天我光听一个西北的，一个西南的，怎么样？（同学们：“好”！）

　　西安交大：16日下午2：00左右，我校革命师生和其他兄弟院校革命师生一起，在省委门口静坐示威，是他们逼出来的，我认为是革命的行动。不知中央首长怎么看。

　　陶铸：这当然不能说是反革命行为。（鼓掌）省委问题没有检查好，你们去省委是对的。他们打伤多少同学？

　　西安交大：不大清楚，听说打伤了三百多人（有人插话：恐怕还不止。）

　　陶铸：今天西北局来电话承认打伤了三人。我们正在调查，听说你们还抓住了三十个干部。

　　西安交大：我们静坐是十分有秩序的，我们让他们从队伍中间通过，要让受害者和目睹者认出凶手。凶手中间有些是省委、西北局机关干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马广任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一小撮右派闹事，说我们的校徽是反革命标志。我认为，这一系列严重打人事件是省委一手策划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迫害。

　　西北大学：杨值霖（西北局文革小组长），在西北大学污蔑我们的静坐和日本人民对左滕政府一样。

　　陶铸：你们来遇到什么困难没有？

　　西安交大：他们在西安站安上两个大喇叭，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狗崽子。（插话：还有盯稍，跟踪。）

　　陶铸：过了潼关就听不见了吧！（众笑）你们有住的地方吗？

　　西安交大：还没有，我们刚来还没有落脚呢！

　　陶铸：请人大同学安排一下好吗？

　　人大同学：完全可以！

　　陶铸：地方上不欢迎你们，中央欢迎！（鼓掌）李世英同志来了没有？

　　西安交大：没有。

　　陶铸：李世英是个好同志，不是革命的写不出那样的文章来，他的信我看过了。

　　西安交大：我们根本不相信省委了，我看省委应该改组。

　　陶铸：这由你们决定。（长时间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同学们对打人，造成了重伤、流血十分愤怒，到了省委门口静坐表示抗议，有五十多个单位，五、六万人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静坐。

　　陶铸：省委楼那么大，坐坐算什么。

　　西安交大：有人贴大字报，并高呼：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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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大：十五日我们收到伪造党中央电报：“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这两句口号是错误的。大家听到后十分高兴。我们刚游行宣传，就觉得是假的。我觉得这是个大阴谋。他们组织人来打我们，这是有计划的行动，绝不是一般的行为。

　　……

　　陶铸：……运动搞得好不好，就靠十六条，就靠你们。十六条公布后，你们有什么变化吗？

　　西安冶院：变得更坏了，这就是铁证！（拿出撕得粉碎的衣服）

　　这次谈话，还有以下内容：

　　兰州铁院：我们那儿也没变好。《十六条》公布以後，还发生了流血事件。八月十六日还组织围攻我们打伤六十多人。现在我校还是被困，学生一出来就要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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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北京红卫兵带着兰州铁一中的五位同学进入会场，陶铸同志和他们一一握手，他们哭着控诉了甘肃省委镇压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

　　兰铁一中：省委马继孔指使兰大同学围攻我们，我从三、四点钟一直跪到晚上11点多，还让我们朝西跪着。他们打了我们六百多人，光下跪就二百多人，当时就有30多人受了伤，我们跪在那里心里难过，我们要见毛主席啊！（许多同志都哭了，陶铸也掉了眼泪）我们本想让省委检查，可是省委马继孔说什么兰大同学打我们是革命的行动。打得好，打得对，打得准，今后还要打，他们把毛主席象撕破，逼迫我们拿手榴弹刀子对着毛主席象让他们拍照。……

　　下面，我们看一下有关材料对一些事件的较详细的记载。

　　成都“八．三一”事件：8月31日，北京和成都的师生在西南局和省市委静坐集会要求领导出来接见他们。“李井泉对这个要求采取‘放、顶、拖’的方针（放，就是让‘牛鬼蛇神’放出来；顶，就是碰到问题要顶住；拖，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便拖时间），同时要机关干部‘坚守岗位，沉着应战，不要打人，经受严格的政治考验’。在李井泉的这些黑指示下，西南局和省市委立刻出现了一种战时的气象：转移档案，烧毁罪证，囤积食品，组织机关红卫兵，组织大批干部守门、守楼梯口，成立广播站，进行欺骗宣传，转移重点人头，监视‘不可靠’的干部等等。”黄新庭（西南局干部）还加派了一个加强班携带报话机进驻西南局办公大楼设立观察哨。西南局、省市委领导人借口“气氛不好”，拒绝接见学生，并说：“现在问题看得很清楚了，不到一定温度牛鬼蛇神不会出来。”西南局的负责人认为“形势紧张”，在机关办公“不安全”，于是在西南局办公会议上提出并通过筹建“二线”，并把“二线”设在公安厅Ｘ处；另外还在省高级法院设了一个备用地点，准备必要时转移出去。“‘二线’专门收集学生运动的情报，后来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专门刺探学生运动情报的西南局机关九人密探小组。

　　九月初，一名省委负责人在省委召集的各大专院校“大联络员”会议上说：“学生过去几次由于未抓到省委什么大问题，总想借口在成都地区制造匈牙利事件，把罪责强加在我们头上。要组织学生戳穿这一阴谋。”按照李井泉的指示，“现在革命干部没有发言权，工农兵说话就是围攻学生。革命干部和工农兵只有通过他们的子女来说话，因此要组织工农送子参加红卫兵，还要登报宣传”，即宣传“送子参军”（即参加官办的红五类红卫兵），并说：“这与革命战争时农民送子参军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另一位领导人说得更明白：“因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动用专政工具，所以红卫兵（指红五类红卫兵－－笔者注）特别是纠察队行使某些职能……”。

　　“此后，接连几天，不仅在人民南路，英雄口、西南局、省市机关、各大中学校展开了对革命学生的围攻，而且在重庆、南充、自贡、富顺、新津、彭山等地也掀起了镇压学生的高潮。造反派师生惨遭迫害，备受折磨，有的遭到残酷斗争，有的被逐出家庭，甚至不少人被杀害，出现了全省范围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

　　1966年国庆前夕，省委领导人给省、市各机关作指示：“今年国庆不同于往年，外地来了一小撮，城里也有很多坏人，红卫兵（指造反派－－笔者注）要闯进机关闹事”。省文革小组的负责人在国庆节前几天就对学生的情况作了反复研究，把成电、成大、成地等学校学生安排到某些工厂和所谓力量较强的单位十一游行队列中间，发生情况时以便采取对策。在国庆前的晚上大学组负责人李文平还亲自给一些巡视员布置，到观礼台对一些观礼代表进行监视，并指示：“有代表递条子要求发言，要劝阻，条子不要上交”。国庆这天，会场布置格外森严，李文平等人亲自到观礼台指挥，来回巡视。在游行时，音乐学院的学生抬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大幅标语，并喊了这个口号，事后，省委大学组的人说：“龟儿子，大家伙整倒了，小家伙没有整住。”[28]

　　发生在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是集体行动中人数和战术上的较量，更是对概念和现实的解释上的斗争，是话语权的争夺。这期间最著名的一次语言上的斗争，缘起于9月15日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即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上的讲话中的一句话：“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这篇讲话，是经毛泽东审阅过的，但文革发动者出于何种理解、何种目的把它写进讲话，以及是否逆料到它的重大后果，都不十分清楚。然而，这句话在当时所产生的巨大反响，却是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使各地党委和保党委的势力喊出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来镇压造反派，形成了一次所谓当权派的“九月反扑”。[29]

　　林彪讲话所带来的冲击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此时已调任中宣部副部长）根据他所理解的林彪讲话精神，在九月二十四日所作的著名的“抓黑鬼”动员报告。“这个报告动员各级党组织反击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反革命，坏分子。因十六条明文保护学生，所以抓黑鬼运动主要是在工人，干部及非学生市民中进行。很多在文革中有所参与的五类分子都受到打击，有的被单位关押，有的被关进看守所。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学生的活跃工人都被打成黑鬼，被单位关押、批斗。”在“九．二四”前后，湖南省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大抓“黑鬼”时，曾说过：“原来说，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理解，现在理解了，就是要抓呀！文化大革命，原来是这样搞的。”[30]

　　再以四川省为例说明党委当权派对林彪讲话的欣喜和兴奋：西南局、四川省委于9月16日、23日在东方红宾馆开了两次联络员会议，省文革小组的张力行说：“从现在的形势看来要吗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被打垮，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要吗就是无产阶级打垮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另一位领导人分析说：“有些坏家伙把西南局、省市委工作中的缺点提高，扩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炮打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林彪同志讲话发表后，左派更坚定了，中间的分化了”。“文化革命最後决战是学校，即是最後‘红五类’专‘黑五类’的政。现在工农不能参加辩论，解放军不能干预，老干部说话不解决问题。因此，只有‘红五类’来向‘黑五类’进行斗争。斗胜了，就锻炼出来了。工人、农民和干部要动员弟子参加红卫兵，红卫兵没有力量，就不能把‘黑五类’压下去。”[31]

　　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在接见群众的各种场合下，澄清林彪讲话，以扳回影响，比如，张春桥、关锋十月七日在中南海接见福建师生时说：“有的人抓住这句话（即林彪的话）说：‘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打我。’林彪同志讲的话并不是指革命同志批评省委市委。”

　　另一份材料揭示江西省委领导人当时的举措和心态：“九月初广大革命师生揭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向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革命行动刚刚开始，省委的某些领导人就吓得要死，慌忙开会采取应付措施（一）从省委干部中挑选50名身高体壮力气大的人在大楼门口值班，防止学生冲大楼，防止学生伤害领导，为省委领导人保镖。（二）派出一批干部每隔半小时骑自行车上街巡视一遍；把学生的动静报告给省委，以便及早应付。一次工学院附属工厂的报喜队，前往省委报喜，被这些干部误认为是工学院的学生来省委‘闹事’，于是调出大批干部守卫大楼，真是如临大敌，戒备森严，结果守卫大楼的干部人数远远超过了报喜队。（三）为了应付学生，层层设防：第一线是一些干事，第二线是科、处长，第三线是厅局长，还有第四线，第五线。”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1966年9月15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言说：“街上发生的自发辩论出问题，不如组织红卫兵维持秩序。组织形式叫纠察队还是什么？……九月六日晚，省委院内情况乱，如组织工人赤卫队前来维持秩序，这要讲清楚，在十天内，把这工作抓好！”

　　这份材料还收录了“江西省委给中央并主席的报告”，这个报告写到：

　　现在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中已有较强烈的反映，他们说：“难道中央和毛主席光要知识分子了？”目前所造成的一些现象，促成了他们的这种看法。……目前的作法，都是把广大工农兵丢在一边，只相信学生，所有学生都是革命的，各级党委书记都成了革命对象，并且还得支持他们，稍一怠慢就是反革命或保皇派，就要一律打倒。这样一来，工农兵为主体这句话就成了空话……上述的一些作法，翻遍主席的所有著作也找不到，我们深感到，假如这样继续下去，不仅会影响运动正常进展，也大大影响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现在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看到一些学生不讲道理，敌视、围攻我们的情景，流下了眼泪，怀疑党是否有这样的政策。－－摘自江西省委给中央并主席的报告[32]

　　如果说，共产党原有的“基本群众”，即广大工农及工农家庭出身的人们，的确对“十六条”发表后领导与群众关系的巨大变化产生疑惑，那么，也可以说，是当时社会体制的内在矛盾本身，造成了不同的阶层成员对有关事件的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看法和体验。

　　我们最後不妨来看两个来自个人角度的叙述。第一个是有关长沙“八．一九”事件前后的一些情况，回忆者本人当时是长沙市一中学生，于七月初被湖南省委派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学生，罪名是参加了学生中的非法组织活动。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後，长沙的高干子弟以省委书记的子女为头也组织起“红色政权保卫军”，誓死保卫省委、市委和红色江山。市委书记孔安民模仿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这些红卫兵。我当时根本不敢想象，红卫兵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前一段的“非法组织活动”其实并不非法。记得八月五日，工作组把正在参加双抢的学生叫回长沙，在军区大操坪听刘少奇，周恩来，和李雪锋的录音报告。全场四周贴着标语“同学们万岁！人民万岁！”听了录音报告，才知道派工作组，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犯下的“错误”。好久以後我们才知道，这些录音报告是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工作组的人神色紧张和故作镇静，工作组员特别走到我们这些反革命学生面前观言察色，并警告不要妄想翻案。因此我虽然知道“十六条”中特别规定，不能以任何理由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和右派，要允许学生自组政治组织，并要保护少数，但在省委工作组的迫害威胁下，我不敢妄想翻案。……

　　因此我看到长沙的保守派红卫兵成立时，心中感到恐惧，心情大概与当年犹太人看见褐衫党成立时一样。我旁观了长沙一中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成立大会，虽然这是长沙第一个非正式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但他们宣誓时杀气腾腾，誓死保卫省、市委和共产党红色江山，而且声言要打击狗崽子和形形色色的右派，黑鬼。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的学生也自组了政治组织去市委示威游行。市委马上把工厂的党团员组成赤卫队，并动员红色政权保卫军去市委保卫共产党。那天湖大的学生被几千人围攻，殴打，这就是有名的“八•一九”事件。据说当时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类似事件，市民分为两派，一派由党团员骨干组成，以反右积极分子的姿态保卫省市委，另一派支持被保守派围攻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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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造反派的大字报提出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和工作组）和罢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官的口号。傍晚时分，一队不整齐的产业工人的队伍游行到市委，他们看去刚下班，穿着工作服，举着打倒三相信的标语。路旁的市民欢呼雀跃，我不禁热泪盈眶。”[33]

　　第二个回忆，摘自韩丁著《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所转述的一位清华学生八、九月份在新疆串连的经历。

　　我们分头去乌鲁木齐市的各个中学。我们发现压制群众很严重。第一中学有学生写了批评省委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这些学生的家长被警告，要他们断绝家庭关系，不然就停发工资。

　　我们所到之处，都被人群包围，他们喊：“王恩茂万岁！”王恩茂是自治区主席和党委书记。我们是在一个独立王国的心脏地带。显然新疆党委没有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定，这个决定要求撤销工作组，但新疆党委对所有学校都派了联络员，实际上起工作组的作用。我们决定要找到王恩茂。我们二十个人挤进党委接待室，要求见王恩茂。

　　“你们是什么人？”接待员问到。

　　“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

　　这个人进去了一下，然后把我们领到另一间接待室，一些人出来和我们握手，其中之一就是王恩茂。

　　“我们的工作是按照中央的指示进行的。”他说。“工作组已经撤了，当然还有许多问题。欢迎你们批评建议。”

　　我们于是就把我们知道的说了。我们批评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我们的谈话都由坐在后面的四位秘书作了记录，还录了音。

　　一开始王恩茂面带微笑，但后来脸色变了。我们要求他派人到下面去解决压制群众问题。我们说：“如果你不这样，就会走向反面，从革命转变为反革命！”

　　我们一回到住处，就来了许多人和我们辩论。他们管我们叫“北京来的右派”，说我们在北京臭得混不下去了，才跑到新疆来捣乱。

　　为了回答他们，我们写了两张大字报：《炮轰王恩茂》和《支持中学生的造反》。结果很多普通人来找我们。我们越研究发现问题越大。不仅造反派受到围攻，围攻也降临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刚一贴出大字报，就被人围住要求辩论，我们走到哪里，一辆带大喇叭的广播车就追到那里，不停地攻击我们，甚至一直追到大学食堂。9月3日，我们又去王恩茂的办公室去抗议对我们的围攻，并向他宣传周总理的讲话，但他拒不接见。

　　但许多受压的人支持我们。我们中午去王恩茂的办公室，一直等到下午。我们宣布，开始绝食，直到王恩茂出来和我们辩论。我们在自治区党委大院里静坐，和我们一起静坐的有两三百新疆学生。我们一边静坐，一边开会揭露王恩茂的反动路线。

　　为了打断我们的讨论，党委的大喇叭高声广播：“你们的行动是反革命的。你们和苏联在印度的代表一样坏。”当局发动了和我们一起静坐的新疆同学的家长和兄弟姐妹通过大喇叭喊话。

　　“我是你妈妈。你千万不要让北京来的反革命把你给骗了。如果你继续错误行动，我就要和你决裂。”家长们都这样说。

　　但我们坚决反击。许多普通人见到这种压制情况，纷纷加入我们的行列。尽管饿着肚子，我们仍决定派人到街上去宣讲揭露真相。我们讲了我们的绝食、王恩茂的反动作法和文化大革命的高涨，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我们当中。我们也越来越有勇气了。但我们整天没吃东西，非常饿。那天晚上，寒流来了。我们从北京来，只穿了单薄的衣服。现在我们在露天中冻得发抖。新疆同学于是给我们送来一整推车的毛衣和厚衣服。所以我们坚持静坐，事态越搞越大。最後，王恩茂担心无法收拾，在第三天凌晨四点终于出来了。他在我们前面的台子上坐下来，周围全是保镖。这是一场闹剧！

　　“你们最好结束示威。”他说。“你们的态度是错误的。你们要见我，现在，我在这里了，你们好好看吧。”说完，他就回去了。

　　我们决定：不应该继续绝食了。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起码王恩茂出来了。于是，我们解散，找东西吃，并在街上继续斗争。[34]

　　上述“九．三”绝食事件一定给新疆群众造成了极深刻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后，绝食成为新疆群众所熟悉并一再运用的一种斗争方式，比如后来十一月三干会议期间乌鲁木齐上千人的绝食事件，和震动全疆的“一二．一九”绝食事件。

　　今天的主流文笔下，一个最显得深刻的比喻，就是把“文革造反派”和“希特勒的青年”、法西斯运动中的“党卫军”联系起来。[35]在这里，除了“造反派”一词后来也成为身份争夺的对象而造成指涉上的混乱之外，仅仅从尊重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从而使社会史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的话，这种捏造的形象联系也是对史实和常识施加污辱和暴力。就本文所考察的时间阶段和有关案例而言，造反派的集体行动方式，和现代史上受法西斯或右翼势力迫害而奋起反抗的弱势群体的抗议行动和民权运动，倒是有些相似之处。不用回溯到三十年代，在文革的同时代，就能找到中国群众造反运动的社会学等价物。比如，1963年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黑人和平抗议行动，以及1965年阿拉巴马州塞尔马市和蒙哥马利市南方黑人和北方同情者的游行，这是美国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史上的著名抗争，它迫使美国总统以联邦名义取缔南方种族隔离政策，而群众在抗争过程中，都遭到了有压倒优势的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镇压，更遭受了白人三Ｋ党的极端暴力围攻和迫害。

　　结语：有关文革研究

　　现有文革研究的状况，可以这样描述：有关文革意义的阐述和争论还远远未能基于史实，因为有关基本史实仍处于被严重地歪曲、掩盖和颠倒的状况。仅仅以清华“八．二四”事件为例，这样一个对整个文革都有重大冲击影响和标志意义的群众性事件，在主流文革史里竟然被根本忽略和掩盖，这就相当于：在论述法国大革命时，竟然略去不谈1791年7月17日在马尔斯广场保皇势力对群众的大屠杀事件，而企图去解释后来国王的被废和被处决，去解释后来发生的革命恐怖。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群众都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在法国大革命中，以无套裤汉为主体的的群众性集体行动，被历史学家称为“发生了革命斗争的一天”（"journ俥 r倂olutionaire"），从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单位。一场重大的革命通常包括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次这种事件，它们形成了一个互相联系的、有着时间顺序的（这对叙述历史的是非原委至关重要）一个结构，事件序列不仅对当时人们的意识有重大凝造作用，而且也成为革命的“自然史”，是研究考察革命历史的出发点。

　　主流文革研究至今仍然缺乏这个最基本的“自然史”的框架，这样说的根据是：主流历史叙述，和历史现场中的大多数人们对事件和人物的理解、和原始文献所论及的问题和意义，不仅存在巨大的鸿沟，而且几乎毫不相关。具体说，这里面存在着四个严重的模糊和颠倒：时间顺序上的模糊、颠倒，人物派别的模糊、颠倒，重大事件和次要事件的模糊、颠倒，以及精英和群众谁起决定性作用问题上的模糊、颠倒。

　　官方史学的模糊、颠倒又从而导致对最基本事实的认识上的矛盾和混乱（比如：“血统论”及相关恶行是否应该归罪于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抄家、“破四旧”的暴徒，是否也是抵制“四人帮”的英雄），因而造成文革历史让人感到捉摸不透，如同盲人摸象，如同一潭浑水。认识上的最大混乱，又往往导致最大的简单化。

　　本文和笔者的其他有关文章试图重新发现以群众事件为分析单位的时间序列结构，而这不外是将被歪曲、被掩盖的文革运动的自然史加以恢复和昭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对文革运动所明确表现出来的各个阶段（如五十天、从“十六条”发表到批资反线开始，从批资反线开始到“一月风暴”等等），辨认出最有标志意义的重大事件，考察其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比如在文革中，只有象“八．一八”接见红卫兵这样的少数事件才具有直接的全国的意义，而各地大多数重大事件是在学校或省市当局的政治管辖范围内展开的。其次，研究群众集体行动中的诉求、派别、联盟关系、行为套路上的因循和创新，特别是本文所涉及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在行为套路上的系统区别。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不仅致力于揭示群众运动的自然史，也有它本身所具有的学理研讨结构，是对前人有关其他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的研究进行评论和对照，从而对有关文革的比较研究、对提出真问题大有益处。比如：激进主义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从高涨到低落的情形，热月反动的发生时刻和背景，雅各宾主义精英的历史作用和下层群众诉求的意识形态意义等。

　　象《“文化大革命”简史》和《大动乱年代》这样的官方权威史著，自然也有其学理研讨结构，但很明显，它过于头重脚轻地倒向精英一边，从史学本身的历史看，精英史最终总是因其对社会认识的苍白而显得陈旧，而让位于各种各样的群众史。

　　其次，官方权威史著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对原始材料和事实来源的极度轻视。关键性的事实陈述通常是没有注解和引文的（《大动乱年代》相对好一些）。当然，官方史学家能看到内部的、秘密的档案，因其秘密性质，注明来源本不可能，也没必要，因而，我们必须相信官方史著中所有未注明出处的论断，我们必须服从信息垄断者对真理的垄断。然而，这正是问题的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斗争还不是“过去”，还在以权力的不平等为基础、以对真理和真相的封锁和压制为方式在持续着。

　　这个问题并不限于官方史著，而是在非官方色彩的主流文字中发展到极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所特有的纪实文学。高默波对此评论说：“叶永烈和戴晴属于这类纪实文学作家，他们很少引证文献资料。他们很自信，以为相信他们的话就象相信文献资料所证明的一样的天经地义。”[36]这个问题和上面所谈的缺乏自然史基本框架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有关文革的文体，其特色就是：彻底无视真问题、无视事件的轻重大小、混淆人物派别、混淆时间阶段、以奇闻轶事作史料、直至混淆真实和想象的界限。作为历史知识的当今大部分文革纪实文学和回忆录，与同样主题的虚拟文学，如小说、电影并无差别，它们都是以“画面生动的、阴森可怖的和奇闻轶事的”“真实”来对历史的真问题实行喧宾夺主。

　　史料问题是一切群众史、下层史所历来面临的问题。有讽刺意味的，也使许多群众史学者感到不安的是：群众史的资料来源恰恰最离不开国家机器，因为最丰富的有关普通人的信息通常是由国家所收集和掌管的，比如：居住和税收记录、生卒嫁娶记录、警察机构的档案等等。鲁德所作的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群的研究，就主要是根据巴黎各区警察的逮捕审讯档案。另一类资料来源，是各种各样书面的和口述的民间回忆材料。公开出版的、已经成为一大文学部类的文革回忆录文学，它们的作者绝大多数来源于同一社会阶层，所反映的体验、价值观带很大狭隘性，这已被一些人所指出，其实它实际上已成为官方文革话语的一翼。而广大群众的口述史的工作，不仅根本还未展开，而且面临着一开始就被文人的书面史所操控、假冒的危险。[37]

　　还存在着一个中间层次的资料来源，这就是报纸和民间出版物。大众印刷和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兴起，也成为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史的一个重要来源。查尔斯．提利的《英国的民众抗争：1758-1834》[38]和相关的开创性研究，是依赖报纸对群众集体行动事件的报道作为数据主要来源的范例。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稍有不同，这里关注的重心，是作为文革独一无二的特殊产物－－群众出版物。这不仅是最丰富的信息来源，而且本身就是历史，是必须发掘、研究、和评价的对象。如果以对群众出版物的研究作为衡量文革研究的尺度，那么，今天的文革研究还处在蒙昧落后的状态。最最基本的第一步，是把群众出版物作为文革史的首要原始文献，对其进行登记、整理、分类、出版，什么时候对群众出版物的全部面貌有了大致的了解和掌握，严肃认真的、学理意义上的文革史研究才算真正开始。[39]

　　本文和笔者其他相关文章，绝大程度上依赖群众出版物作为信息来源，以群众出版物所提供的事件描述和评论作为建立文革自然史框架的指南。这里不存在对群众出版物所代表的立场和价值观盲目认同的问题－－笔者在文中总是力图批判当时精英和群众参与者对文革意义的理解（经常是互相矛盾或自相矛盾的理解）。显然，群众出版物按照其各自的派别立场，是带有系统的倾向性和片面性的，而这种倾向性和片面性恰应该作为史料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解读和分析，正如同：今天大量的文革回忆录资料，其倾向性和片面性恰恰是体现今天社会主导意识的掩盖、颠倒功能的标本案例。从这个角度讲，本文的目的还是极为初步的和有限的，即在于：辨认出对群众的意识和行动产生巨大影响的有关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使其成为今后进一步梳理文革运动过程的路标。为了回应官方和主流著作中不加注解、不引原文的风格，笔者有意采用了大段引用原文、较少加以评论的行文方式，同时注意保持每个事件的叙述情节的完整性。因而产生的效果是：文章看上去更象一个资料的汇集。这也许是对作为史料的群众出版物受冷落、受歧视的矫枉过正吧。重要的是：使更多人了解，存在着一个不以奇闻轶事为内容的文革历史，这样的历史才能真正帮助我们反思过去，吸取教训。

　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