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自治组织建设问题反思：亲历妇女协会组建过程之后

　　“中国人不善于合作”的观点已经被宣传了无数次，中国农民思想狭隘的论断也为学术界很多人所认可，我作为一个文化初学者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但也隐约有点这样的感受；利用参加发展项目的机会，我终于有机会直接近距离观察和检验这种感觉了。N村是我们的项目村，应本村新任领导的请求，我们在村里开展“农业生产周转金”项目，而这个项目的基础工作之一就是成立妇女协会，然后以妇女协会的名义管理这笔启动资金，资金的宗旨是支持农村有发展能力的农户搞好生产，发家致富，同时发挥妇女的潜能，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借鉴西方发展项目的经验，要求组织妇女协会，让该组织独立运作该项资金，防止“村两委”直接管理带来的项目活动过度政治化问题。围绕这个协会的成立和工作开展，我参加了本村的多次集会，对文章开头的问题开始了更深入的认识。

　　从2006年12月开始酝酿成立妇女协会开始，我就一直关注着整个活动的过程。当时是村支书为了向群众展示自己的能力，迫切希望增加村中的发展项目，决策是村干部们做出的，而且没发现群众的参与；实际上这样的决策方式是不符合项目原则的，但我们抱着实验的思想还是启动了这项活动。2007年第一个月我们又来到该村，等候在村主任家的群众第一次正式露面，这次会面的主要任务就是成立村妇女协会，为春节之后的周转金发放做好组织准备，所以村干部召集群众到此集会商量协会事宜。我们首先向村干部介绍了我们的基本原则和思想，然后村干部向群众介绍我们（其实我们在这里存在数年，群众对我们还是了解的），然后我们向群众介绍此次到来的任务；程序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但从大家的反应中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茫然和疲倦。在我们的多次鼓励和村干部的催促下，大家才算活跃起来，讨论半小时之后，大家举手选举妇女协会领导成员，结果出气的顺利，6位公认的“女能人”高票当选，村妇女主任是协会的头目，大家皆大欢喜，我们也算欣慰了。临走时，我们安排妇女协会成立之后的任务——确定六人的内部分工、确定协会成员名单、周转金申请书的收集归类、协会正式规程的制定和公布等。

　　2007年3月已是春节之后的初春时光，我们按计划再次来到项目村，照例到村主任家与大家见面，不少群众都在等候我们了，上次选举出来的六位协会代表都在，大家脸庞上还保留着春节带来的一丝喜悦；但当问及年前工作的后续情况时，村干部们大多支支吾吾，后来才明白：该村妇女协会还仅仅是一个名字，除了几十份周转金申请书以外再也没有其他成文的东西了；我们在失望之余劝告村干部能重视这项工作，他们答应2天之内就制定出协会规程和内部分工，并把周转金申请书进行整理。后来我们有2位同学入户调查，发现很多人都是对我们的项目活动一知半解甚至毫不知晓，问及他们的态度，大多是没有想法，或者不信任村干部能真正为群众做点好事，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农村工作的艰难。第三天，村干部真得拿出了我们要求的东西，即协会规程和分工，周转金申请和使用条例；我们在村庄所属的四个自然村都进行了张贴，村妇女主任很配合工作，真实地显示出了女能人的风采。次月，我们再次来到该村开展周转金发放工作，并看到了70多份申请书，工作还是有成效的；但到了发放现场，我们不能不再次充满了担心：从登记签字到现金清点，从组织安排到保管抵押，都是村干部在做着工作，妇女协会的六位同志除了妇女主任之外几乎没有一个参与管理工作的，这与我们的宗旨是存在很大违背的。之后我与几位妇女代表谈话，才理解了这一切现象的根本原因，也不能不说一句“也只好如此了！”

　　历时将近半年的妇女协会成立和组织活动，我从中发现了农村自治组织建设工作存在的几个根本性障碍。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启动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制度历经重重磨难的话，那么我预计今后农村非正式的其他自治组织必将经历更大波折。下面结合我的所见所感谈谈这其中的主要依据。

　　组织是人的需要的选择，没有共同的利益和信仰，成立共同的组织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在某种外力作用下将就着集合在了一起，其发挥的作用也必将是十分有限的。N村妇女协会的成立一直是村干部在发挥推动作用，妇女们缺乏共同的思想和利益结合点，如果说有一点就是那一点周转金了，所以尽管我们一直强调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独立性价值，但她们除了口头的附和之外很难再做出更有实质性的工作。协会选举出来的几位女性能力，心里是有些致福的冲动和显示自身价值的想法，但明显地缺乏自信，所以对预期的收获大多抱悲观态度，想的仅仅是如何改善自己小天地的面貌，而不奢望更高层次的价值体现。由此可以看出：妇女协会与村委会尽管不是一个性质的组织，但存在的问题是相同的，从结果上说就是自治的目标基本没有达到，从过程上说就是极少数人垄断决策，从原因上看就是人们缺少明确的人生理想。从多数西方国家的党派组织可以看出，个体主义思想指引下的社会组织必然是松散的，唯一可行的组织形式就是企业和大选运动，前者依靠物质利益的联结，后者依靠政治信仰。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主导思潮是个体主义价值观，经济利益分布在农户个体之中，缺乏企业性质的联合基础；不信任情绪和家族政治的干扰导致政治选举活动的形式化，信仰问题反而成为次要的因素；相应地其他组织的成立也必然面临同样的问题。总之，缺乏共同价值观教育下的农村组织必然是松散的、缺乏积极性的。

　　文化知识是现代社会管理工作的必备前提，布迪厄提出的“符号暴力”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知识本身就是一种权利，知识拥有者对其他人的控制和管理是在双方潜意识的认同中完成的，也就是说缺乏知识的人天然地就屈从了拥有知识人的观点。从长期的农村工作中，我深刻体验到了这种理论的真实性：N村妇女协会成立过程中的各项工作都离不开文字的运作，但即使六位带头人也是难以完成这些任务的，村里的会计（男）几乎逃脱不了干预协会的命运，他负责制定协会章程，负责整理周转金申请书，甚至负责向群众传授协会的理念和宗旨。在这种情况下，奢谈妇女自治岂不是扼杀妇女协会？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不提高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她们的社会地位和独立性就不可能得到提升。

　　N村周转金项目的宗旨是发挥女性的独立性和特殊优势，但这样的目标看似可贵，实际上具有很大不可实现性。性别意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发展是有一定规律的，在人类文化发育的早期，性别问题曾经是社会的焦点之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度必然充满了相关的性别斗争和争议；但进入阶级时代以后，性别意识潜入家庭和团体意识中，性别矛盾成为阶级矛盾和集团斗争的组成部分，无数女性的身体成为政治工具足以证明这一点。仅仅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后期，性别意识才再次萌发，随后的女权主义运动才发展起来，但几十年的运动历史又不能不让人怀疑这场运动的真实价值，以“终身不嫁”为工具的斗争方式带来了许多滑稽的结果。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性别意识缺乏民众基础，大多数女性的幸福观寄托于男性主导的家庭成功经营之上，而不是自我实现的层面，所以开展妇女自治活动不适合以提倡“女性价值”为突破口，而应当以现实情况为依据寻找刺激女性积极性的其他途径，对妇女协会过多地寄于希望是一个不太实际的目标；就目前来看农村社会动员的唯一组织只能是不那么成熟的村委会，其他组织的成熟有待该组织的首先完善。

　　自治是世界性的政治术语，但自治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呢？对此我们也许还不清晰，即使俄罗斯这样的半发达国家在自治政治中也栽了跟头，更不用谈那些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要说最成功的自治政治制度要算中国的民族自治区了，但它又与一般的“自治”理解有很大出入。见微知灼，我在农村社区的观察使我认识到不管一个人群的规模有多大，建设健康的自治制度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首先，社区内应该有一种可以共同理解的文化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必须是被大家真心遵守的；第二，自治制度建立初期必须有一位魅力型人物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并做出实际的成效；第三，自治应当从大家最关心，与各自利益关系最密切的方面入手，而不能依靠设计者的想象推动自治；第四，自治不等于自我放任，在个人自由与公共纪律之间的适度平衡是自治制度顺利发展的关键；第五，加强自治组织建设的基础条件建设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比如提高整体人群的文化水平和经济生产能力。

　　总之，我国当前农村社会的分裂和分散局面不是民族性问题，而是历史性问题，从政治主导型社会向经济主导型社会的转型必然要经历一个组织难题，这个难题是任何国家都会面临的。中国农村自治制度的完善有待农村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的发展，更离不开国家政治环境的变迁，在目前形势下，村级政治的外部空间充满了不确定性，农村经济没发展到非要规模经营不可的程度，农村文化处于碰撞和磨合时期，各种自治组织的建设必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反向考虑，我们的实验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众意识的觉醒，当这种觉醒逐渐化作社会潮流时，我们的目标将会出乎想象地被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