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寻租下的暴富机会

权力寻租下的暴富机会
　　

2007年04月02日

《法人》

　　◎文／本刊记者 柯浪

　　“为什么这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会有这么多钱，这么快地富有？”2005年年底，学者郎咸平收到一封EMAIL，举报上海社保基金被挪用。举报信指向上海新贵张荣坤。

　　2002年2月，张荣坤在上海成立福禧投资,注册资本为10亿元人民币。截至2006年6月底，福禧投资号称总资产有136.22亿元人民币，扣除负债后，净资产达53.13亿元。

　　在公司注册当月，福禧投资就顺利拿下了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99.35%的股权。该公司拥有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经营权，资产总值35.5亿(2001年年检数据)。

　　2003年，福禧投资再斥资约50亿元购得嘉金高速25年经营权。2004年,又以5.88亿元购得苏嘉杭高速公路30年收费经营权的20%股权。截至2005年6月底，福禧投资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超过200公里,在高速公路领域投资超100亿元，“公路大王”称号由此被叫响。

　　“我觉得很怪，一个本来不入流的小商人，短短时间内居然如此富有，能用几十个亿买下两条高速公路，而跻身2004年中国富豪前40位。”郎咸平觉得不可思议。

　　如今，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上海社保案发伊始，市场就一直流传，四年前福禧投资收购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经营权所支付的32亿元，来自上海社保基金。2006年10月，张荣坤成为因上海社保案被逮捕的第一人。

　　从小商人到坐拥几十亿元的大富豪，张荣坤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崛起的。谁是张荣坤暴富神话的创造者？同案落马的一系列高官上海市前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社保局原局长祝 均一、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小华或许正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一位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富豪们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便可完成！”这样的腐败，不靠办企业、不靠科学技术，也没有较长时间的“原始积累”，更没有企业家的艰苦奋斗，只靠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之间的“资本运作”而完成。　

　　将权力转化为资本，往往是掌握紧缺资源的那些人把手中的权力直接转化为资本，比如房地产中倒地皮是一种典型类型。社科院经济所博士李茂生说，北京地产界真正盖房子的公司，绝少有拿到一手土地的，那些从政府主管部门最先拿到地皮的人并不是房地产开发商，拿到一手土地后首先想的绝不是盖房子，他们只炒地皮，经过二传手三传手，将地价从最初每平方米几百元炒到每平方米几千元。真正盖房子的公司等拿到地盖房子时这块地皮已经倒了三四次了，此时的地价早已是原来地价的数倍甚至十几倍。

　　在中国2002年度100名富豪中，竟然有40多人涉足地产业。而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富豪只有30人左右是地产商。

　　国土资源属国家基本的和根本的资源，它的掌控使用从来属于国家、属于政府。因而新一轮的重大腐败案件往往是围绕着超大规模工程展开的，围绕城市的“拆迁圈地”和农村的“专案圈地”展开的。因为这种腐败操作方便，流程简单，最能赚钱，最能在短时间中使人暴富。

　　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由于规则制定不完善，往往给“有心人”留下了大量暴富机会。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在国有企业改制等方面出现的“权力资本腐败”，与地产领域“权力腐败”如同双胞胎，同样玩儿的是权力者、金融家和投机冒险家之间的“利益同盟”游戏。

　　据《财经》杂志报道，总资产738.05亿元鲁能集团，已经完成了惊险的一跃：在内部人严密运筹之下，职工退股已经基本完成，两家位于北京的企业——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首大能源)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下称国源联合)——已获得鲁能集团91.6%的股份。鲁能集团股权的作价依据，为鲁能集团截至2005年底的账面净值，并且减去了鲁能集团向股东支付的2005年度现金红利。以此计算，两家公司收购总价格约为37.3亿元。

　　以30多亿元收购了价值700多亿元的国有资产，有多少人又因此而一夜暴富了呢？

　　据国资委公布的资料，中国经营性国有资产大约有10万亿元。在当局推出“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后，一些“有权人”、“有钱人”即将“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视作为“唐僧肉”，将它看作是“腐败的最后一次机会”或“腐败的最后一顿晚宴”，千方百计损公肥私、中饱私囊。

　　经济学界流传着一个说法，近年来，“国有资产每天流失1个亿”，一年就是365个亿。现在看来，这或许还是乐观的估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