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儒批孔和兴儒兴孔——关于进步理论和意识形态困惑和危机

批儒批孔和兴儒兴孔——关于进步理论和意识形态困惑和危机

从上世纪之初的批儒批孔并在“五四”运动中提出“打倒孔家店”，到“文革”中由毛泽东发起的全国规模的批儒批孔，到今天以于丹论语心得等为标志为盛况的兴儒兴孔和八大博士等对于丹势不两立的声讨和决战，历史好像跟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经过百年奋斗，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当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但也无可奈何地不得不面对层出不穷的腐败腐烂的社会问题，面临信仰丧失、道德丧失和极大的信任、信心危机的艰难时刻，历史再一次把批儒批孔和兴儒兴孔的对错是非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就此不能在理论上得出科学的结论，而继续批儒批孔糊涂，兴儒兴孔也糊涂的话，那我们就真是在忽悠历史，也将再次被历史忽悠。真诚地希望说“论语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生活秩序，找到个人坐标”的现代福音书和说“孔子是坚定的革命者，完全的人道主义者，伟大的民主人士”等等的这种大忽悠家少一点。因为在批儒批孔和兴儒兴孔对错是非或看似亦是亦非，亦非亦是混乱的对立后面，摆着一个根本回避不了的头等问题，即人类文明的本质和历史进步方向问题。批儒批孔和兴儒兴孔，这个历史的百年轮回，深刻地反映了当下中国关于进步（正道）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困惑和危机。这是用精英和平民，学界、学院和百姓、公众以及普及或布道还是提高、提升，通俗还是低俗等都根本不可能厘清，更不可能解决的。

以历史进步看儒学中的对错是非

儒学、孔孟之道本身就是文化就是历史，而文化、历史本来就是积累，就是进程，就是继承和发展，因此是用此是彼非，此非彼是，或胜是败非，上是下非，贵是贱非或阶级和阶级斗争论等根本理解不了说明不了的。但这绝不是说儒学、孔孟之道没有对错是非，不能因做不出科学的正确的理解和说明，而再次陷入人为的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或抽象的否定，具体的肯定的自制象牙塔之中，我们不能再次轮回到原点而并没有真正前进。

孔孟之道既是封建主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也是维持一个自然经济、农业经济时代所必须的文化文明。因此，并不是伟大的历史有什么不对，而是历史一再表达的本质被人们理解的不对。一切文化文明的起源和最终落脚点，都始终是人的生命。这是科学与宗教，真理与迷信的本质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在哲学上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否定之否定。是从原始的自然主义的唯生命论（朴素唯物论）走上唯心论，即孔子所谓的“从心所欲不逾距”。叶匡政把孔子忽悠成现代人道主义之父也没有用。仁义之道最原始状态就是人宜之道，人的生命适宜自然之道，因此这其中必然有表达文明的东西。但后来却严重脱离生命，逐步演化为统治之道、政治之道的御用工具，也就充斥着唯心之道，甚至反动之道。孔孟之道，一是圣王，二是成德，三是至善（乐土），而核心是圣王。所谓王道仁德乐土，首要的至上的是王道（首要的至上的并非是所谓仁道，更谈不上人道主义）。孔子原本讲的“仁义礼智信”，仁在前，是第一位的，但封建礼教最终把这些归于忠孝节义，不但忠在前，义在最后，而且没有仁（人），孔孟之道最终完全成为为封建统治、封建政治服务的工具。孔孟之仁，还有自然主义的“人之仁”、生命之仁的色彩，到后来已完全是仁政之仁，政权之仁，统治之仁。从自然主义到唯心论，这是最大的历史倒退，是封建主义、封建政治的完成。迄今为止的传统理论仍然是希望“由仁义行”，而实际是乞求或期盼统治者“行仁义”，用老百姓的话就是企盼明君清官。做不到“由仁义行”的原因，不是人为的，而是历史和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人的生命的发展程度决定的。科学或愚昧，也是这种发展程度之下的对比而已。

所以，儒学有表达人的进步的文化文明的一面，特别是内含有关于人的生命进步性质的东西，因此，它虽非宗教，却可以深入人心，深得人心，潜移默化，有促进文明的一面。这是在人类诸文明中，最难得的最伟大之处。这是永远不能被抹杀的。在这意义上说，儒学有高于一般道德法律的意味。按现代语言这是儒学专有的中国特色。这也是一些人重新兴儒兴孔却未必意识到的原因。但由此有人说，儒学是什么宪政主义（革命主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等等），则是往封建社会贴现代标签。儒学主要之害有两条，其一是王道，王道之下的仁德乐土。其二、是保守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是以自然主义的复古来追求原始的仁——原始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国人爱讲的“天理”就是这种性质的自然主义。儒学是用道统驾驭政统，但其道是王道之道，皇权之道，因此，儒学最高要求不过是请求、乞求王道、皇权顺天理，合民意，并不是批判王道，更不敢大逆不道的不要王道、皇权。王道是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朝纲，所以，孔子《论语》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之首是君为臣纲，所谓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种东西至今在中国阴魂不散，是造成不理解民主、自由、人权的主要障碍，西方现代民主国家对这点难以理喻，所以儒学和现代民主宪政根本不沾边。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文明的一面，也有过去“吃人”（鲁迅言）、现在仍害人的保守、愚昧、落后的积弊、恶习的一面。于丹之错就在于只讲其好的文明的一面，而不讲其王道至上害人的保守、愚昧、落后的积弊、恶习的一面。这是作为学者最要不得的学术品德，也是作为真理和科学的“布道者”根本不合格的地方。

孔子的儒学中有浓厚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传统：崇敬自然真实，期盼返朴归真，追求高雅文明，尚德尚贤。如孔子的《论语》关于何为先进说的非常明确：《论语》〈先进第十一〉开篇，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是说，什么是先进？先进就是懂得文明礼乐（高雅文化）的普通的士人学子，而不是落后于文明礼乐的权贵。如要选用人，我选懂得文明礼乐的这种先进的普通人。孔子还非常明确地赞同曾皙（名点）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向、追求。在〈述而第七〉中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在〈里仁第四〉中说：“士志于道，而耻于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甚至把这种追求，提高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程度。于丹在其《论语》心得中讲了这些，这是应当宣讲或布道的。

但这样一种倡导文明礼乐的中国传统文化，后来为“王道”所统治、为封建政治所主宰而逐渐沦为“吃人”、害人的积弊、恶习。以最先翻译《天演论》而著称，最早以西方的自然主义、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反对三纲五常孔孟之道的中国革命先驱严复，在上个世纪初，面对中国生死存亡的危机，在其《救亡决论》中尖锐地一针见血地批判孔孟之道对中国的严重毒害毒化时说：“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否塞晦盲，真若一丘之貉。苟利一身而已矣，遑恤民生国计也哉”，而且“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终究成了“侈阵礼乐，广说性理”却“徒多伪道，何裨民生”的假仁假义。严复在这里把孔孟之道的丑恶和危害说的是何等透彻！而且这些东西愚昧，欺骗，危害中国人，危害中华民族至今未止。在中国革命百年之后，于丹一句不讲其为害极大的一面，并且公开宣扬这种巧宦宗风，趋时秘诀，否塞晦盲，苟利一身，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徒多伪道，假仁假义，于丹的论语心得一开篇就竟然说《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生活秩序，找到个人坐标。于丹真伟大，一句话把一部王道至上封建政治集大成说成了现代心理学，人生快乐的现代福音书，修身养性拯救中国人道德灵魂的现代化圣经。叶匡政进一步把孔子忽悠成“坚定的革命者、完全的人道主义者、伟大的民主人士”。这真是对中国科学和理性的讽刺。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明进步、尚德尚贤的一面，或者说，主要在经济、政治领域表现的礼义文明，如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宽恕，谦敬，诚信，礼让，自强，持节，明智，知耻，勇毅，节制，廉洁，勤俭，爱物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经过“文革”“斗批改”，则被当“刘姥姥”还是当“林黛玉”的阶级偏见、阶级局限摧毁殆尽。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虽然有了大发展，但在“一切向钱看，一切向权看”、“升官发财风”的扫荡之下，像孔子说的“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35“朝闻道，夕死可矣”36的尚德尚贤，已经和“傻帽”划等号了。

最初的孔子的主张中，包含有浓郁的自然主义，孔子修订的《诗经》就是代表。〈关睢〉为“风”始，风气始于自然；〈鹿鸣〉为“小雅”始，礼义始于真实；〈文王〉为“大雅”始，文明始于进步；〈清庙〉为“颂”始，传统始于尊崇。孔子不尚宗教，不言“怪力乱神”，而主张“仁义”即人义，所以中华文明传统中不仅有与西方文明本质相通的自然主义，也有本质相通的人本主义即仁义。而且从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逐步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精神”。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孔子主张的王道明确的是政治、政权、统治，并且由孟子从孔子的“仁”、“仁德”，到仁政的完成，彻底地使孔子之学政治化、政权化、统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御用工具化。如果说孔子之“仁”，还包含自然主义、人本主义，或自然本体论含义，“仁政”则完全成了“王道”的附庸，彻底终结了非“行仁义”（统治之仁）而“仁义行”（人的自我解放、自我发展）的可能。因此，老子对儒教轻蔑地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窃国大盗）”37。其后的“独尊儒术”，彻底完成了王道至上（政治至上、政权至上、统治至上）和“天下为公”、“匹夫有责”的理论一律和社会大一统，这近乎摧毁了中华文明中原本有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仁义）和以天下兴亡为已任的“天下精神”，形成中国独有的封建纲常（体、制）、封建政治、封建意识。这种封建纲常、封建政治、封建意识还被社会化、精英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学而优则仕”，使进步就是从政、做官、发财。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早于1916年在《新青年》的一文中，就入木三分，振聋发聩地说：“充满吾人（中国人）之神经，填充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 说中国封建主义积弊恶习的核心，唯有四大字“做官发财”，真可谓一言以蔽之。至今如此！这种政治意识中，首要的是尊王道，忠君主，不仅有“治国、平天下”，还有“黄金屋”、“颜如玉”。这是中国所独有的根深蒂固的政治中心、政权中心、统治中心论和官僚意识、官僚作风、官僚传统，这就是束缚、统治中国上千年而至今仍然充斥整个社会的所谓“封建主义”。在共产党人创建新中国后，由于对马克思所言的无产者、无产者社会原则等基本概念，在理论上哲学上完全错误的理解，这种封建主义不仅没有得到削弱，反而因为唯阶级政治、政权、统治和意识形态而被强化、畸形化。这也是毛泽东的“文革”虽“革命”包括所谓评法批儒批孔并不进步以致成为灾难的理论之源。可以说，毛泽东“文革”原本是冲着官僚主义、权力主义、金钱主义去的，但阶级主义、政治主义、统治主义和意识形态改造，反而助长专制集权，助长了这种“封建主义”，也就不可能铲除官僚主义等。或者可以说，正是中国的封建“王道”，加苏联式传统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无产者、无产者联合、无产者社会原则等基本概念，所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式高度集权式的错误理解，不仅使中国丢失了中华文明中原本有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仁义）传统，而且自己站到现代民主宪政和文明的对立面上去。

但是，儒学有自然经济社会表达文化文明的一面，因此儒学标榜的士、士大夫或君子，有表达较高的文化文明的意味。何为士、士大夫，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此话掷地有声，千古不绝。虽然仍然是封建王道政治之下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但是如果因此，连士、士大夫或君子或知识分子有较高的文化文明也否认的话，则是更大的愚蠢，甚至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反动。所以认为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历史论，人类进步是阶级斗争进步论，尽管可能表达了对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的反抗、斗争，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渴望平等，追求理想，但却歪曲历史的真实，割断、割裂人、人类的文明进步的这条主线。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没有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方式存在过。人必须是先吃饱肚子，才能讲文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改造知识分子，也因此必然表现为对人类传统文化文明、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的冲击、破坏。而现代文明首要的是对人的生命，对人的自我进步的态度。

从本体意义看孔孟之道，孔子主张的仁，最本质的意思即二人，所谓“仁者爱人”，仁德即个人服从二人以上的家庭、集体、国家、社会，遵守所谓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三纲五常之德。以这样的仁为最高纲领，所以要“克已复礼”，不知克已则不仁。“克已复礼”按现代语言就是“破私立公，天下大同”。这样的理论从哲学上看，是非本体的，是否定本体、主体，一切决定于、服从于生存之道的自然、社会的客体、集体。而这样的克已之仁德，克已之传统道德，即使在资本法权的生产力系统也是错误的。因为资本法权下，人作为劳动力的权利是平等的，无论公与私，因此是反对破私立公的，当然也反对破公立私。但这样一种“克己复礼”、克己奉公、“破私立公”代表自然经济、封建道德的理论，却被奉为真理统治中国，而且至今仍然在愚昧地宣传说教。以此可见，哲学性的理论错误的危害之大之深。当然，这并不否定儒学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作为生存之道的客观性、真理性的一面，封建文明的一面，或自然主义客观性、真理性的一面。但中国对比欧美国家，恰恰由于历史文化之悠久，特别是由于统治者的“独尊儒术”，早早就服从于封建政治、封建统治，而使自然主义、自然哲学、自然法被淹没，被抛弃。这也充分说明了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所谓克己奉公、“破私立公”，在理论上的根本性的历史性错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

                 进步（正道）的意识形态危机与三大文化文明断裂

中国哲学说，有容乃大。关于人和人类社会进步的理论，必须能容纳和继承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

因此，从批儒批孔到兴儒兴孔的百年轮回，深刻反映了当下中国关于进步（正道）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困惑和危机。

随着苏联前东欧的亡党亡国，使传统社会主义必然出现信仰、信心、信任危机，而这个危机表现的是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危机，而理论和意识形态危机又源于传统社会主义造成三大文化文明断裂：一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的断裂；二是与西方传统文化文明的断裂；三是由于苏联前东欧的亡党亡国，在事实上造成与科学社会主义文化文明的断裂。而马克思说：人所有的我都有。换句话说，在这三个方面，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处于用又用不得，扔又扔不得的无以为续、难以为继的状态。

传统社会主义在这些文化文明（进步）的批判和继承上，始终处于一种哲学上的混乱之中，处于在理论上把自我、忘我和无我、非我混淆的混乱之中（忘我不是无我，为公不是非我）。由于这种理论的混乱，对中国传统文化文明不能科学理解和继承，对西方传统文化文明不能科学理解和吸收，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马克思的理论影响下的中国民主革命传统和新中国的文化，也不能科学理解和发扬。例如，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表现出的忘我的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首先都是每一个觉悟了觉醒了的革命者、劳动者，寻求自我解放的精神和意识。为新中国创造奇迹的主人翁精神，本质是每一个劳动者自我解放、自我发展的精神和意识，而不是无我、非我的唯心论。一切不以个人的生命为基础为本源的道德精神，难道能是自然的，真实的，可贵的吗？可是这些伟大的革命奋斗精神被唯心地加以注释。而对在中国封建文化思想中，作为历代统治者实现统治和奴役的精神法宝，鼓吹无我、非我的“天下为公”、愚忠愚孝的宣传、说教，倒一直没有停止。没有劳动者这个本体，这个主体，人类创造的文化、文明则不知链接到何处，继承到何处，统一到何处，始终是分裂的，断裂的，矛盾的。

不论什么社会，在面对现实和命运，人在无奈、无能为力但又不甘希望完全破灭之时，就需要精神慰藉、心灵寄托、灵魂忏悔。这是宗教的起因之一。宗教中的神、神化，原初是由自然崇拜、自然神崇拜引起的，在发展中被进一步人为神祇化、权威化。其后经过市俗化、权利化，成为禁锢、扼杀甚至戕害人的生命的清规戒律。再其后，又重新恢复为以人的精神慰藉、心灵寄托、灵魂忏悔为主要色彩。而中国的儒学，自孔子始，就是从人讲仁，而不讲“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但信天信命，明哲保身。从人神尧舜禹起，讲圣王仁德，虽然有精神寄托、理想追求和道德教化，但并不是宗教。这是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中最独特也最伟大之处。儒学是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不讲出世、来世，不讲天堂地狱，不讲神仙、上帝，这是与西方传统文化文明所根本不同的。西方文化文明，即使再科学、再现代的东西，甚至国家政治、社会理想、人文理念，以至最伟大的科学家，也常和上帝、造物主，和宗教分不开。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至今遗患无穷、为害至大的，是自孔子始，王道至上，国家政治成了至高至上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公天下”，以及与此相生相伴的“王道仁德、明君清官，大人小民”的封建意识、封建政治。这是中国近现代落后愚昧的总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传统文化都是有利有弊。如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下院、贵族院或众院、参院，看似保留着过时的等级制度、甚至贵族制，但这同时表现着一种唯物论的人的文明程度和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必然联系。因此，才会有英国式的怪异的穷贵族的高雅气质和绅士风度中，所表达的人的神圣、尊严、平等和高贵、高尚的人格。这正是英国理性主义的保守主义传统，是西方文明中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之一。这也是充满“王道仁德、明君清官、大人小民”封建意识、封建政治的中国人，特别难以理解的地方。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如果去除“王道”，而保留并非宗教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的“仁德”，则是中国独具的优势。中国《新闻周刊》于2004年在对北大、清华和人大的100名本科学生进行的〈对中国传统的认识与态度〉的调查中，在第十六项关于你的（宗教）信仰一栏，有高达92%的人表示无宗教信仰。而据有关专家的另一项统计表明，全世界无神论者只占10%，而这其中90%的无神论者在中国。这表明如果中国真正理解、掌握人的进步、社会进步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去掉“王道”和“天下为公”的封建愚昧，会比西方国家更多唯物论而较少宗教负担，不必借助上帝等来增加信仰的神圣和尊严。

宗教之重，在于其关乎人生价值、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但宗教靠上帝、靠佛、靠人神或神人等来说教人生价值、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既不能认识世界，更不可能改变世界。而认识、改变世界只有靠人的生命本身。而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没有对此提出一个新思路。马克思的伟大贡献，正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新思路，但这个理论没有能够全部完成。结果是，上述的所有文化文明缺少一个科学的理论架构，使这些文化文明能各归其位，并且能和谐统一。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解困难，西方文化也不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所罕有的凝聚力、生命力。而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由于传统社会主义，都没有很好地和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和无产者、无产者联合、无产者正道（“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相融合，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应有的发展。结果，人类世界长久陷在传统经济、政治，传统的民主法治，即资本关系、资本法权之中艰难地前进。

神圣和神灵或神明两者都有尊敬崇尚之意，但神灵包含宗教迷信色彩，至少对无神论者来说是这样。而神圣则是尊敬崇尚正确的，进步的，高贵的，高尚的，圣洁的东西，这是人的健康思想和生活的保障。人的最早的崇拜，就是源于自然崇拜，自然神（图腾、天神）崇拜。宗教崇拜，其中崇尚敬畏自然，崇尚敬畏生命是人类进步始终不变的标志，因为人本身就是最伟大的自然的生命。在美国或西方文明中支持、支撑信仰和道德神圣中，有很大的传统的尊敬崇尚造物主或上帝或神灵的成分，但又和其自然法精神几乎不可分割。这在无神论者看来并不科学，但如果为此而动摇应当尊敬崇尚的自然法精神则是弊大于利。如同我们可以不信宗教，不信神灵，但我们不可无信仰，不可亵渎和诋毁神圣和高尚的东西（包括儒学中那些表达封建文明的东西）。传统社会主义在提倡科学和信仰的时候，却愚昧地损害甚至毁坏一些神圣和高尚的东西，这是传统社会主义最大的失误或失败。马克思并没有在信仰上另创一个世界，也并没有教条地划分唯心、唯物，他只是把进步（正道）并不归于自然，不归于社会，也不归于金钱、资本，更不归于神灵、造物主、上帝，而是归于每个劳动者的自我解放、自我发展、自我进步，因此，这种进步（正道）是和每个人的生命自然相承的。

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人的、劳动者的进步状态和过程，而不是目标、信仰、模式。作为这样一种进步状态和过程，有起点，无终点，有下限，无上限，有无穷内涵，无固定形式（因此，在哲学上这种进步符合老子的“道可道， 非常道”和正道上德），马克思的思想，首先是对这样的状态和过程的哲学理解、理论理解。因此，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加强了民主革命的力量，增强了其正义和进步的色彩，但民主革命只是工农大众取得权力平等的一个历史进程的开始。马克思的理论有利于，有助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消亡，国家的消亡，却不是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不是苏联式布尔什维克主义或组织，也不是传统社会主义教条和模式。把其作为目标、信仰、模式而与人类的文明进步分割是完全荒谬的。因此，中国当下从批儒批孔又兴儒兴孔，正是在关于进步问题上对传统社会主义错误理论的惩罚！但是，如果在人类文明和进步上搞历史倒退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