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洞察弊端为民众忘我的探索者还是自我膨胀的唯意志论者？

毛泽东是洞察弊端为民众忘我的探索者还是自我膨胀的唯意志论者

赵盖城

对毛泽东有不被理解因而存在被误解的地方，因此，与毛泽东相联系的新中国就有不被理解因而被误解的历史，特别是有关“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这样的历史。因为这种不被理解、误解，这样的历史必然是混乱的历史，似是而非的历史，一段正确和错误，伟大和卑劣，光明和黑暗，进步和落后，科学和愚昧相互混淆的历史。当历史越向前发展的时候，这种相互矛盾的状况就越发显著。当你评说毛泽东正确的东西的时候，毛泽东是一个伟人，当你不得不正视他的严重错误或灾难的时候，毛泽东又似乎成了被胜利和成绩冲昏头脑，骄傲自满的个人迷信者，一个权力欲膨胀的独裁者甚至逮谁灭谁的暴君。对于这种矛盾和严重分裂，因无法在理论上给予科学解释而软弱无力，毛泽东近乎成为必须人为地保旗而不能砍旗的斯大林。这样的历史结论等于说，毛泽东除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的伟大功勋外，在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执行了一条左的错误路线，是一个搞个人迷信，不断制造矛盾和权力斗争的农民领袖。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信仰者、革命家，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者、为解决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种种弊端而为民众的根本利益而忘我的探索者，还是一个独断专行的统治者？甚或是一个封建的农民皇帝？对毛泽东的这种混乱的自相矛盾甚至严重分裂的结论，反映和说明了对新中国这段历史认识的混乱，以及不得不做出的结论所包含的理论上的混乱。因此，以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结论和这样的结论所包含的理论，就不可能正确解释新中国过去的历史，也就不能正确说明仍处于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艰难之中的新中国的现在，更不可能正确指导开拓新中国的未来。

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李锐是我们的前辈，我们是读着他所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一书成长的）这样评价毛，李锐说：“毛泽东在前28年，是革命的实践家，也是革命的理论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后27年，在1957年以前，路线正确，但‘左’的东西已经露头（必须再次严肃指出，这种所谓左的东西、左的思想、左的路线以及所谓右的等等左右之论，根本谈不上是科学，是理论，只是一种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帽子、标签、口号，或模糊的大概其的类比、习惯说法，甚至是自愚愚人的理论遁词、政治托词，只会为中外严肃认真的科学理论研究者、历史研究者笑掉大牙。关于所谓左右问题，《正道论》中有专门一章“左与右之谜”予以论述，请同道关注并认真思索）；从1957年到1976年，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行一套‘左’的东西，逐渐成为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1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认识或结论，虽然，李锐在时期上做了割断。而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认识，在本质上是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脉相承的，即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下，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成为一个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领导人或统治者。毛泽东是一个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伟大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信仰者、革命家，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者、为解决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种种弊端而为民众的根本利益而忘我的探索者，还是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这两者是不可能并存的。这样的自相矛盾的结论，不但不可能令人信服，而且必然要引发信仰和信任的混乱。以下的论据不少引自李锐的论著，却是被用来推翻这样一类自相矛盾的结论。当然，能为得出真理提供这样的论据，本身就是李锐的莫大贡献。

1917年8月23日毛致黎锦熙信中说：“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2又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这“伪而不真，虚而不实”八个字可谓切中中国最大的恶习。可见毛泽东对此是深恶痛觉，在青年时代既有这样刻骨铭心的认识，这就更让人发问，那到底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伪而不真，虚而不实”反而又大肆泛滥呢？

毛泽东在长沙师范上学读泡尔生所著《伦理学体系》第二篇《伦理学原理》时批语：“吾死之后，置吾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后人因吾之完满如此，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身了与无现实也。”又说：“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是故思留名于千载者妄，欣羡他人之留名者亦妄也。”这里已可见毛泽东的人生态度和名利观。这样一种唯物、唯实的态度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我们可以说毛泽东的一些实践，没有做到唯物，唯实，有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但却不能说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之为，是想个人流芳百世。效果与动机并不一定统一，但动机善恶却有天壤之别。毛泽东在1921年1月28日给新民学会会员彭璜的信中说：“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这也是毛泽东信守一生的斗争原则。当然，他认为是主义（真理）必须要争的，很可能并不是主义（真理）。但毛泽东一生不做私人之争，这是可信的。毛泽东一生的个人的名利观是彻底唯物主义的。毛泽东曾对其秘书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垮台。”他对亲友要求安排工作的一律拒绝，“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毛泽东曾对其警卫张仙明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作，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三是最后写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判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这和把毛理解为一个好私利之争、好权力之斗者，完全是水火不容的。

据李锐回忆说，“庐山会议7月11日毛泽东讲话说，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一个最多三个，彭老总说一个多一点（可见此时毛对彭毫无戒心，李锐注）。”“7月11日夜，毛找周小舟、周惠和李锐谈话。小舟于是讲，高指标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句话毛也听进去了。毛同意让陈云当总指挥。”“我们又说到1958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大发展的一年；反对“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口号，说这些口号不科学。毛当即同意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3说到“大跃进”这种狂热的始作俑者，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头脑发热，我们这些人就不热？《口号万岁》的作者孔庆东说：“近代以来，中国急于完成‘现代化’，总想实现‘跨越式’发展，所以整个民族的心态比较急躁，恨不得三年五载就超英赶美。”这种集体无意识又有意识，这种赶超经济，这样的“大跃进”、“洋跃进”、“开发区跃进”、“政绩跃进”“GDP跃进”等种种“跃进”又何止1958年？至今尤在，那么谁是始作俑者？李说：“在庐山时，关于1958年的问题，我同田（家英）谈的最多（田家英时任毛泽东秘书，“文革”前夕第一个因同情刘少奇的观点，被毛泽东认为是背叛他而自杀）。田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我们都认为主席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从事理论著作为好。”4可见当时，鉴于“大跃进”出现的严重问题，在党内特别是在高层不是没有让毛下台或交班，从第一把手位置上下来之意。尽管不是恶意的，也不能说不可以，但当事情搞到快不可收拾的程度，甚至认为毛不如隐身而退，著书立说，那么，在毛泽东看来，是不是就是反对党，反对以他为首的党中央？这样的情况，甚至这样的认为，如果发生在现在，胆敢反对以谁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现任的党中央为核心的领导人，不如隐身而退，著书立说，大概也是决不能允许的。李锐在其文最后，自己也对至今存在的日益严重的家长制、等级制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必须绝对集中，这种状况至今没有丝毫改变。对1958年的严重错误，党内存在尖锐对立的不同认识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事实，并不是毛泽东捏造的。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承认庐山会议之初，确实是在开工作会、领导方式方法会、分析形势、肯定成绩、纠正错误会。但是，只要涉及全国性的经济、政治领域的严重问题，不可能不涉及最高领导权、最高领导者。由于问题极其严重，也就难免走板走火。从毛泽东诚恳地对彭德怀说：为了使你安心工作，给林彪发转业费。到互相操娘，真刀真枪地干！这样一来，不同意见分歧就成为关系党的最高领导权和对最高领导者的拥戴还是反对的根本立场问题。毛泽东调林彪上山先稳住抓住军权，就反映了事情的严重程度。不能说，如果庐山会议按照追究“大跃进”严重错误的责任，这样一种气氛和倾向开下去，最后就不可能造成毛泽东作为“始作俑者”不得不下台，至少要退居二线的局面。如果那样，和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相比，大概更是一种始料不及的强地震。因为会上已经有了“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的潜提案。而且会上已经把毛泽东的这些严重错误，拿来与斯大林晚年相比。虽然历史没有发生这样的如果，由于毛泽东的威望和地位，特别是毛泽东给予上纲上线（必须的不得已的也是传统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的反击，彭德怀等持不同意见者被作为反党集团给打了下去。但是假如是毛泽东的严重错误被清算，至少退居二线，在这种必须高度集权和人为崇拜的体制下，那么毛的拥护者的命运，难道不会和彭德怀同样的下场吗？恐怕是涉及人更多，震动更大，严重影响更难以估量，以毛泽东当时在国际共运的威望，影响所及，也就不只是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事了。尽管历史没有假如，但逻辑必然如此，以后中国所谓党内斗争的历史一再证明这点：国家的党的主席、党的总书记亦不得不下台，接替彭德怀的林彪的下场比彭更惨！这说明不能从理论上解决这一类严重问题或严重分歧的时候，为了团结统一，为了整个大局不乱，不得不高度集权和委曲求全，虽然是错误的、危害极大的，却一直是一种必须又无奈的选择。“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5整个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都带有这种因理论错误而造成的事与愿违的必须和无奈。斯大林在苏共党内斗争中采取高度集权的高压手段，不能说不带有这样一种传统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历史背景。这并不是说这种搞法就对，更不是为斯大林的历史责任抱屈，而是必须清醒地科学地认识这种危害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总是不断重复发生？否则就只能自污，自辱，自毁地把斯大林说成是一个虐待狂、个人崇拜狂、一个权力欲狂、一个专制暴君。如同现在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或者更直白一点，一个骄傲自满、个人崇拜、满脑子封建意识“远贤人，亲小人，喜欢奉承，听不得批评”的农民皇帝。但是，这不但不是事实，而且如同把斯大林说得再坏，丝毫解决不了传统社会主义根深蒂固的问题和最终失败的命运。如同斯大林的历史终结了，但在理论上斯大林主义并没有终结。甚至苏联前东欧终结了，但在理论上传统社会主义并没有终结！这同时也说明，如果不在理论上彻底解决，那么在这种必须也只能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只要存在意见分歧，并且涉及到最高领导权，并不论“是主义之争，还是私人之争”（毛泽东语）都可能酿成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党内斗争。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下场说明了这点。中共庐山会议之后的所谓的路线斗争的历史也一再证明这点。刘少奇、邓小平如此，林彪、江青如此，后来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都如此。尽管他们的问题的性质和特点有所不同，但都必须上纲上线和采取非正常的手段才能解决却是一样的。只是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在处理上温和多了。即使如此，在庐山斗争的三十年之后，胡耀邦、赵紫阳的党内意见分歧，也仍然酿成严重的举世震惊的流血事件和 动  乱。这说明违背共产党宗旨也被共产党自己认识，却又不得靠人工维持高度集权的状态仍在无奈的继续。这是理论的无奈造成的实践的无奈。这种不健康、不正常、不进步也非民主法治状态的终结，只有靠科学理论和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觉悟和努力才能实现。

毛泽东的“文革”，无论其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失败的，并给中国造成许多灾难性的恶果。但毛泽东主张的有些东西，却像铁一样被铸在人类发展进步的史册中，并不会因为“文革”的失败而成为错误的。这些东西就是：“革命进步高于天”的理想：“人生不止，奋斗不息”的信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贫贱不能移，威武能不屈，富贵不能淫”的人生价值观；“刺破青天锷未残”的勇于探索精神；“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现实批判主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社会主人公气概；“自己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生命自我意识。这是毛泽东用自己的一生留给真正的共产党人最可宝贵的财富。在这些人的生命进步的内涵上，毛泽东与马克思是相通的，如马克思说：我不算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并不论对毛的成败对错如何评价。

因此对我们来说，理解毛泽东，是求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首要一题。

毛泽东是第一个对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思维上予以质疑和批判，并在实践上对整个社会进行大胆改革探索的人。毛泽东一生最伟大也最有价值的主张如果简要概括起来是,（1）、人心所向为大。人心用现代理论表达就是人的生命所向，人的生命自我进步所向。但绝非传统理论所指的政治的统治的人心所向。（2）、哲学、政治经济学为大，进步意识为大，或叫人的进步为大。这是毛泽东最杰出最独到之处，但可惜最终陷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没有走得出来。“文革”实质上是毛泽东对自己亲手建立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质疑，并试图从根本上改造它、改革它的最终努力。但毛泽东企图取而代之的理论和方法都不对，至少不成熟，不成功。

毛泽东为什么让工农兵登上上层建筑领域,让人民群众直接参政？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的整个干部队伍基本是好的，比较好的，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绝大多数，主要是不认识，不理解，觉悟不够，水平不高的问题。贪污腐败、变质变色的人有，但很少,不普遍。绝不像现在这样已是相当一个数量的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在思想和信仰上放弃、背弃共产党人的原则,说一套,想一套，.做一套，贪污腐败、变质变色的是大量的，或者如老百姓所言，“一抓一大把”。

但那时候，毛泽东就认为如不进行“文化大革命”，新中国除了仍然还是共产党领导外，和旧社会差不多,仍然到处是死官僚主义，养尊处优、作威作福，严重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腐败变质，工农群众、人民大众并没有真正当家作主。几乎任何一级的领导，任何一个小干部，都可以让普通老百姓连真话也不敢说，“宁死不告官”，劳动者实际无权。因为，人民、群众、公民以及国家、社会等等，是谁也可以使用的最普及化的现代政治名词，是自有社会主义理论以来几乎人人挂在嘴上的革命名义，几乎所有的政党天天都在用人民的名义、大众的名义、公民的名义行使权力。因此，毛泽东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不进行彻底改革、革命,这样的只用共产党和人民的名义，实际并不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如果掌握权力,就必定是“做官当老爷”。那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变质变色，亡党亡国，也就必定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有一次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我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6毛泽东为此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是错误的并且失败了，但这个预见却是不幸而言中，被苏联前东欧后来的历史演变所证明。毛泽东的错误不在对这种可能性的结果的判断上,而在对引起这种问题的原因的判断上。原因和责任并不在这些党员、干部和领导干部即当权派身上,而是另有原因。中国至今还在以极大的努力，来力求避免这样的历史演变的结果，但并没有找到根本性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上。首先是哲学不解，理论不解，这是最最要害的。哲学昏昏，正道昏昏，岂能使人昭昭？

对“文革”，对于毛泽东的不满、愤怒甚至愤恨，主要来源于由于错误理论和方法带来的愚蠢行为、愚昧行为、极端行为，所造成的严重损害、伤害以及破坏。这种严重损害、伤害以及破坏，对同时代的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说是一场灾难。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记忆和感情上不可能抹去的伤痕。因此，对“文革”，对毛泽东的理解和认识，几乎被这种不满、愤怒，甚至愤恨所淹没是非常自然的非常正常的。由于无可辩驳的事实和这样的情绪，以及在理论上无法说明却又必须说明的需要，因此，对毛泽东犯错误原因的就事论事的结论是，骄傲自满，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个人专断，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等等。“文革”也就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人为灾难和由毛泽东支持的极左派、造反派的闹剧。而对“文革”这样一段震撼世界的历史的理论理解，也就无人深思，无法深思了。给“文革”这段人类探索进步的历史，留下的似乎只剩嘲笑、调侃、丑化和难以忏悔的忏悔。

但从历史看，从总体走向看，“文革”虽然是由错误理论导致的一场灾难，但仍然是人类社会进步、社会改革付出的代价。如果从这个失败的探索中，能得到正确的理论，从而走上正确的道路，那么这个代价，可能要比苏联前东欧亡党亡国付出的代价要小。任何有理智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十分清楚明白，以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文化文明的发展水平，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再表达进步，而真的像苏东那样崩溃，中国会陷入的灾难，将比苏联前东欧这样的国家悲惨和黑暗的多。中国共产党坚持领导又面临的防腐拒变问题的严重性也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从理论上科学地理解认识“文革”，理解认识毛泽东，而不是仍然“胜真败假”、“胜是败非”、“胜王败寇”的自愚愚人愚世，真正能在理论上获得进步，直接关系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的前途和命运，从而也关系到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马克思的理论信仰者的前途和命运。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在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都进行过改革探索、改革实践的国家，这是无人可比的优势和无人可得的宝贵经验。“文革”更集中更突出地表现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冲突，问题是必须从中获得理论进步，我们才没有白白付出历史的代价。

事实上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共产党的继续革命问题，也就是已取得政权的共产党自身进步的问题。但毛泽东没有在理论上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解决完善，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和方法错误。毛泽东从新中国一次次的经济的政治的挫折中，或者说从屡禁不止、屡教不改的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官僚腐败倾向中，清醒地意识到，共产党并没有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勿焉”的历史周期率，腐败变质的危险和威胁始终存在，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存在自身如何进步的问题。毛泽东实际上把这个问题表达为三层意思：第一、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干部打天下不是为了自已坐天下；第二、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干部打天下是为了工农大众坐天下，为了工农阶级的统治千秋万代；第三、如果违背了为了工农大众坐天下，为了工农阶级的统治千秋万代的宗旨，那就是搞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可惜的是，这三层意思里，只有第一层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科学的。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干部打天下不是为了自己坐天下，用马克思的语言就是无产者（联合）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但第二、第三层在理论上却是完全错误的。也正是这两个严重的理论错误导致了“文革”成了一场内战，一场灾难。其一、工农阶级的统治也仍然是阶级统治，这样的社会也就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仍然是矛盾对立的分裂的，也就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不断产生干部和群众，或者说领导者、统治者和被领导者、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对立斗争，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或修正主义倾向。其二、但存在或产生这种严重问题和倾向的原因，并不是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的领导者，而是另有更深的原因。因此，批判、斗争、打倒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的领导者，也就根本解决不了毛泽东意识到的共产党继续革命或叫共产党人自身不断进步的问题。

理论意义上的共产党就是劳动者党、无产者党、自由人党，如同理论意义上的共产党人就是无产者、自由人。因此，只有每个劳动者不断实现进步，或者说不断达到无产者、自由人的程度，那么共产党这个为了实现劳动者自我解放、自我发展、自我进步的团体才能真正保持进步。也就是说，共产党人的、共产党的进步是和每个劳动者的自我解放、自我发展、自我进步相联系的，相同步的。共产党的代表性，必须也必然逐步为劳动者的独立自由或自我解放、自我发展、自我进步所替代，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所应表达的继续革命，自我革命，不断进步的理论上的真正含义。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首先觉醒觉悟开始劳动者自我解放、自我发展、自我进步的或全面自由发展的无产者、自由人。

注：1、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其它关于青年毛泽东的事例皆引自该书。2、3、4、5同1。

6、逄先知：《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