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正声二谈“钓鱼执法”事件的启示

俞正声二谈“钓鱼执法”事件的启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12月２１日在上海市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谈到“钓鱼执法”事件时说，在开放、透明、信息化条件下，执法活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和媒体关注，错误的执法方式和行为很容易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引起民怨甚至民愤，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影响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钓鱼”事件的发生就说明了这一点。　　

俞正声分析指出，错误的执法方式和行为，有些源于执法人员自视“高人一等”的封建意识，有些源于不顾民生的错误的发展观，更多的是制度设计指导思想的偏差和管理的松懈。　　

这是在媒体上第二次听到俞正声谈“钓鱼执法”事件。2009年10月，两起发生在上海查“黑车”过程中的“钓鱼”“倒钩”争议事件，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两周之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就党建问题接受媒体专访时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法治观念的不强。它是一种制度性的措施的错误，说明我和我们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　　

我们注意到，俞正声两次都强调了引发“钓鱼执法”事件的制度性因素。如果我们对俞正声第一次 “是一种制度性的措施的错误”的说法还难以理解的话，那么俞正声这一次的“更多的是制度设计指导思想的偏差”的说法就再也清晰不过了，是“不顾民生的错误的发展观”，也就是不正确的指导思想，既造成了制度设计、制定的偏差，也引发了政府行政行为的偏差。　　

我以为，用俞正声关于制度性因素的论点，去解析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有疑问都会烟消云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充分顾及民生或根本就是不顾民生。　　

房价如此之高，中国85%的家庭无力购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新调查），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郑永年：《中国住房政策的症结在哪里？》）　　

在陕西凤翔“儿童血铅超标事件”中，宝鸡市环保部门公布的调查结果，一方面认为东岭冶炼公司是这次儿童铅中毒事件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又认为该公司的排放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这一矛盾的结论一发出，便立即招致了社会舆论的一致批驳，被指为不顾民生只重标准的行为。　　

这类的事件俯拾皆是，频频上演，而且愈演愈烈，皆缘于政府部门“只要政绩，不顾民生”的现象相当普遍。于是，执政为民的宗旨被遗忘、被扭曲，执法的公信力争取下降，引起民怨甚至民愤，引发群体性事件也在情理之中了。　　

俞正声二谈“钓鱼执法”事件给人的启示是深刻是，不但一言切中时弊，也向政府部门敲响了警钟。不顾民生的发展观要坚决纠正，在不顾民生发展观指导思想制定的制度要坚决摈弃，不顾民生的执法行为要坚决杜绝。　　

2009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