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毛泽东对执政党党建理论的伟大贡献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万岁　　

——浅论毛泽东对执政党党建理论的伟大贡献　　

（旧文稍作修改作为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16周年的献礼）　　

文  刀　　

现在之所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万岁”的口号，其根据是什么？回答非常简单而明确：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所决定的。就是说，只要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万岁”，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必须“万岁”，而且少一岁都不行，因为只要“继续革命”的理论比执政的共产党少一岁，那么这个执政党就可能从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开始腐败，而且将是一发不可收拾。这是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且这条规律，已由当今的腐败官员泛滥成灾的现实，作了不容辩驳的注脚。　　

一、“继续革命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及理论依据　　

继续革命也可以说是不断革命，而不断革命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阶级消灭之前永恒的战斗旗帜。我这里所讲的“继续革命”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这个层面上。　　

毛泽东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过程，早在1945年他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的“窑洞对”时，就已经有明确的思想基础了。为了客观地体现毛泽东这一理论形成的连贯性及其与时俱进的脉络，下面基本上是引用毛泽东在不同时期针对不断变化的情况所阐发的观点的原话（仅摘其要者而已）。　　

1．1945年7月，68岁的黄炎培先生，在参观了当时被视为中国未来希望的延安后，向毛泽东直言相问：“……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后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著名的“窑洞对”，实际上就是黄炎培先生尖锐地又是诚恳地希望共产党执政后能“继续革命”，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而毛泽东的回签也很明确，即共产党要通过人民的监督，不断革命，以防止“周期率”在中国重演。　　

2．1948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即在中国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和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政的前夕，毛泽东就清醒地预计到，也就是最容易滋长居功自傲情绪的时候，高瞻远瞩地及 时地向全党提出警示，他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 ，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著名的“两个务必”讲的就是继续革命，也就是指的共产党员“务必继续革命”。这是给我党执政前的第一次预防针。　　

3．1951年，即中共执掌政权的第三年，这一年的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重要指示“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他强调说：“反贪污、反浪费是全党的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应当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为此毛泽东为了立即扼制一些党员干部掌权后就贪腐蜕变的严重倾向，力排众议，依法将高官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极刑。它对广大干部尤其是一些老干部产生了重要的警示作用，对贪腐官员起了重要的震慑作用。　　

4．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和社会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在滋长在蔓延，又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于是于1953年1月4日又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指示强调：“……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有的省人民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该迅速处理的”，“因此，请你们在一九五三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开展坚决的斗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的应处以极刑，以平民愤”。现在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机关，甚至中央的一些党政机关，如审计、监察、纪检在内，天天讲要重视信访，要惩治腐败，可是当你给他们写信举报下边一些腐败分子或腐败行为或鱼肉百姓的行为时，可他们自己就带头视人民信访如儿戏，不理不睬，甚至迫害信访群众，践踏信访条例。　　

5．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前夕，毛泽东分别到济南和南京等地向党的领导干部打招呼，他对领导干部语重心长地讲了以下一席话：“我们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毛泽东前面所指出的一些干部那种精神状态，显然是执政党干部“继续革命”的大障碍，发展下去就是执政党变修的必然趋势。　　

6．1963年，时任国家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陈正人，在写给当时主管工业战线的薄一波的一封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毛泽东在这封信上面有如下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即同住、同吃、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或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　　

以上讲的多是城里一些单位政权的状况和干部队伍的变化情况，其发展趋势是相当严重的。　　

7．再就是农村的情况，从整体状况说，相对于农村的干部即县、区、乡、公社、大队、生产队一级的干部，除县级少数主要领导干部外，他们基本上都是直接从农民中提拔起来的，且多数都是没有受过专门培训，可以说，绝大多数还谈不上已具有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理想，甚至连起码的文化基础都不具备。他们掌权后同广大农民的关系的变化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上有些地方农村的土改不彻底，一些漏划的地富分子钻进干部队伍是不足为怪的。更重要的是一些原本地道的农民掌权后种种原因而蜕变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有鉴于此，农村基层的政权状况是令人堪忧的，我们从1964年12月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所反映的情况，即可见一斑。在会上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都是突出地讲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八十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45.6%，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另外刘少奇送给毛泽东的几个报告中反映的问题也讲得十分严重，如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报告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们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毛泽东传》下卷第1367页）　　

反映上述情况的人都是当时各大区的第一把手或一些省委的第一书记，所以它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城乡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势。对此毛泽东也并不是毫无察觉，而是早在1962年初，他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等地找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时，除湖南省河北省的负责人在汇报时谈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而很不满意。而且毛泽东当时还敏锐地察觉到不少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所以当毛泽东1963年初看到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时，兴奋不已，并立即转发全党，他还认为材料原来的标题不足以引起注意。便亲自重新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劳动的伟大范例》。毛泽东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视为防止执政党干部蜕变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的一件大事，“是一件具有伟大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他希望争取在三年内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他还写了一段非常重要的批语：“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否则“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泽东传》1999-1976P1320-1321页）　　

8．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文件后，毛泽东讲了一段话：“我们现在搞了农村“十条”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他并在一个文艺工作文件上的批示中尖锐地指出：“……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他还尖锐地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无视中国几亿农民的医疗卫生工作。　　

尽管我们党执政后甚至在即将执政的前夕就开始从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在我们党内的不少干部中尤其在一些中高级干部中，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有的甚至不以为然，这就更加引起毛泽东对我们这个执政党的严重不满和高度警觉，正如196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说：“我只要求你（指干部）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中高级干部，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不了解下边严重的阶级斗争情况和干部欺压群众的情况，即使是当时主持中央“一线”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下边的严重问题没有相应的反应，这就成了执政党的主要危险的一个信号，毛泽东为此深感忧虑，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下卷P1389-1390页）。　　

我们党执政以后：主要是1957年暴风雨般的阶级斗争形式结束后，党员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中脱离群众，甚至搞特权欺压、鱼肉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不想继续革命的修正主义思潮，逐渐成了执政党的主要危险。这是一个非常马克思主义的判断。　　

以上这些历史背景及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是毛泽东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逐渐形成的过程及其历史背景。　　

关于“继续革命论”形成的理论依据，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在这里我可以援引列宁的几段精辟论断，他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终止，相反地，这种斗争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列宁全集》31卷166页）。“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列宁全集》第29卷343页）。无产阶级专政是“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列宁全集》第3卷192页）。又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保护劳动者免于资本压迫的唯一手段，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列宁全集》第30卷第38页）。“谁指望不通过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3卷第93页）。“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3卷第190-191页）。而上述这些又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因为它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武器，它告诉人们：其一，人类将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其二，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需要十几代以至几十代人的连续奋斗；其三，它源于共产党人的信仰、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其四，这个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完成。所以共产党历史地需要“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只有坚持“继续革命理论”的党，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只有坚持“继续革命理论”的人，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有坚持“继续革命理论”的党及其成员，才有可能成为先公后私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先人民之忧而忧，后人民之乐而乐的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特别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到毛泽东去世止，就是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正确领导下，始终保持了她的先进性、人民性及其无往不胜的战斗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人民有如此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对一切敌人有如此强大的威慑力。就是因为这个党有一个永葆青春活力的灵魂——坚持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毛泽东“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对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党建理论的重大创举，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建理论的伟大贡献。它的基本内涵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时，中央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作了如下归纳：（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然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政党变为资产阶级政党。（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主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以上的归纳是相当精辟的，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如能不断地进行“斗私”、“批修”，即不断地坚持继续革命，继续地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般的联系。就能不断地涣发其青春活力。　　

二、否定“继续革命理论”的严重恶果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毛泽东去世后在邓小平的操纵下彻底否定的。这一伟大理论的被否定，给中国的革命、建设和社会所带来的恶果，可以用“无法估量”这四个字来概括。　　

众所周知，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赖以动员、组织、引导中国人民战胜中外反动派，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继续和创新，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以后，能继续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战斗性，以及不断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水平根本的理论基础。而且国际共运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生死存亡的基本理论。　　

毛泽东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继续革命的理论，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即无产阶级专政除了要对付被打败但尚未绝迹并继续反抗的敌人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的修正主义思潮，将成为执政党的主要危险。即除了革敌人的“命”，同时还必须进行自我革命，也就是要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并永远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永保执政党的人民本色。这也是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始终寝食不安、呕心沥血以防止“历史周期率”在中国重演的着力点，也是他生前对身后最耽心的着眼点。直到生命弥留之际，他还面见高层领导包括邓小平在内，把他毕生的心血和奋斗概括为“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台湾）上去了（实为夺取了政权），一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为巩固政权）”。毛泽东在解放后为中国人民建树了那么多丰功伟绩，从近似废墟的基础上建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和一个帝国主义再也不敢欺侮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么伟大的成绩，他并未引为自豪，居然只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解放后，他唯一的一件大事，足见毛泽东把防止执政党的蜕变看得多么重要，并不惜代价地发动这场伟大运动来巩固人民的政权。他深知政权是人民的命根子，过去夺取政权、现在的巩固政权，都是为了使人民不再受压迫不再受剥削，为了让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他毫无私心。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本质，也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　　

……

中国的大地上堪称理论和思想的空前大混乱，有的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了，想由别的什么人来取代了，于是当年由毛泽东亲笔题名的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由《求是》所取代。　　

现在我们可以将毛泽东的“两论”一举措和“三论”进行对照解读，可以从中体味出各自的心灵和目的，毛泽东的“两论一举措”的思路体系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指的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必然会反映到执政党的内部来；“继续革命”，是指无产阶级的执政党，除了不断打退敌人的反抗外，自己也要不断革命，即必须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为人民服务，并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而蜕变；而执政党防变的根本措施就是发动人民，用民主例如文化大革命的方法，监督、防止干部蜕变，防止政权改变颜色一言以蔽之，政权要为人民服务，不要让人民再受苦。　　

“三论”，所谓姓“社”姓“资”不争论，就是取消阶级分析，就是为资本主义开绿灯；“先富论”就是鼓励少数人当资本家或特殊利益集团者；所谓“猫论”就是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富起来，什么尔虞我诈、六亲不认、敲骨吸髓、残酷剥削都是可以的，而且是不能干涉的。否则，就是否定改革开放，就是倒退……。也可以一言以蔽之只顾少数人富，不管大多数人苦。由于整个社会上思想理论的混乱，进而导致的信仰缺失、道德沦丧，就不可避免地演变出社会今天的各种畸形发展的现象。例如：　　

1．由于不要“继续革命”了，于是党政机关的贪腐官员如雨后春笋，且像瘟疫一般泛滥成灾，成了一种社会公害。他们进行贪腐的手段之多，花样之新，堪称中国之绝、世界之最。最近网上流行一首取代马可同志《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豪气冲天的革命歌曲的词曲，叫作《咱们贪官有“力量”》，它生动地揭示了当今贪腐的猖獗，又反映了民间对贪腐的无情揭露。贪腐的横行，它确实使老百姓的生存失去了安全感！　　

2．教育腐败。例如高等学校历来被视为神圣的育人殿堂，现在成了腐败的重灾区；青年学子原本是祖国的未来，社会的期待，结果被“先富论”、“猫论”、“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向把他们引向以我为中心、追名逐利的歧途。　　

3．文学艺术。文革后的一段时间里伤痕文学甚嚣尘上，紧密配合，刻意编造一些所谓的“故事”、“真相”，专门控诉文化大革命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挖空心思丑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把学雷锋学焦裕禄贬为笑料，一些影视作品根本看不到工农兵的形象（党的十六大后稍有好转），宣扬的尽是一些追求享乐、一夜暴富、一事成名等追名逐利的典型，对广大的青少年毒害极大，于是学生杀学生，学生杀父母、学生杀老师大学生，研究生自杀等恶性社会现象时有发生。　　

4．商业领域。由于“先富论”的泛滥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使然，一些经营者丧失了起码的社会公德和商业道德，导致市场上假药、有害食品和各种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最近出现的三鹿婴幼儿奶粉，把罪恶的唯利是图的黑手，居然申向了婴幼儿童，是可忍，孰不可忍、弄得人们对生活陷阱防不胜防。　　

5．医疗腐败。更是怨声载道。毛泽东时代那种耳熟能详的“救死扶伤，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医风医德，几乎荡然无存，有的甚至见死不救，欠费就停药，就拔针。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合作医疗，文革后被单干这块农村改革的里程“碑”给砸掉了，使有些农民有病医不起，不得不提前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了。更有甚者，有的医院拿自己国家的骨肉同胞为外国的一些尚未临床使用的新药进行试验，结果有的人被试身亡，而这样的医院则可拿高额回扣！　　

6．学术腐败，这是中国文革后的一大景观。本来作为学术是一种十分严肃的活动，由于一切向钱看的价值驱动，有人把学术和钱挂钩，故使原本为追求科学真理的手段，变成了某些人捞取个人利益的工具。于是剽窃别人成果的丑闻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有些所谓“权威，不惜出卖灵魂，或成为某些权力的附傭，或沦为某些富豪的诡辩奴才。鼓吹什么剥削有理、剥削有功，胡说什么“穷人是富人养活的”；有的甚至闭着眼睛说瞎话，例如所谓“文革使中国的经济走上了崩溃边缘”的这种滥调，早已被文革期间的“两弹一星、运十、核潜艇、大庆油田、万吨水压机以及杂交水稻、人工胰岛素”等四大发明以及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成就所驳倒。前不久某权威在凤凰卫视主办的“世纪大讲堂”上居然还在扯起嗓门重弹“崩溃边缘论”的滥调，继续刻意制造思想混乱，难怪最近一位网友在网上挖苦这位“权威”在各种讲坛上大谈什么现在“鸡蛋多了，猪肉多了，花生米多了……，”他就是不说：“豪华别墅多了，亿万富豪多了，贪官污吏多了，洋奴买办多了……”他为什么不说，因为他自己的荷包里的股份揣满了。真是一幅“学术腐败”的典型画相。　　

……　　

当今社会的腐败现象举不胜举，有人说把贪腐比作“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还不确切，应比作如同空气，上下左右，无处不有。　　

前述腐败现象已是大家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甚至亲身所受的不争事实，也是人们最深恶痛绝的社会瘟疫。同时大家又共同发出哀叹：　　

为什么社会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怎么得了啊！！！　　

都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哀叹。　　

笔者以为透过人们的哀叹，是应该问个为什么，只有把这个为什么弄明白了，那么“怎么得了”的问题就该找到一些眉目了。　　

应该说，前述那些腐败现象，决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会是一夜之间从地下冒出来的。其实过来人一看就清楚：　　

1．这些腐败现象的社会根源是从粗暴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就是因为从根本上否定了民主，即否定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民主形式。可以断言，这个“四大”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腐败分子最害怕的“核”武器。“四大”一一被否定（而且是通过宪法否定的）腐败分子真是兴高采烈。所以他们才敢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争相腐败，你追我赶，而且有一种前腐后继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　　

2．腐败如此猖獗泛滥的理论根源，就是由于粗暴地且用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形式否定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继续革命”的理论。执政党的干部如果放弃了“继续革命”这一伟大理论的指导，就等于丧失了防腐防变的原动力，就必然放松自我革命。否定“继续革命”就是支持“继续贪腐”。　　

3．腐败的思想根源，是贪图享乐的利己主义人生观作怪，再有了“先富论”和“猫论”的催化，腐败必如雨后春笋；再因为有“先富论”和“猫论”这个强大的精神支柱壮胆，所以那些贪腐分子一个个不仅勇往直前，而且毫无羞耻。　　

以上三方面的根源中，理论的根源带有根本的性质，列宁说过：“理论愈彻底，行动愈坚决”。如果有了坚定的“继续革命”的理念，它是人生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它可以不断催生自我革命的动力。同时又可以不断矫正自己不健康的人生观，从而才有可能始终不渝地为人民服务。执政党的官员都能这样，那么，执政党的青春活力及其凝聚力和感召力就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继续拥有，不断地拥有！　　

三、只有高举“继续革命论”的旗帜，中国共产党才能进一步焕发青春活力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历史地推上了领导核心的地位，而且已进一步确定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同各民主党派多党合作的执政模式。这就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这个更高更新的要求，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人民的殷切期盼，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我们党的现状，必须勇敢地以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态度予以正视。即我们党自从毛泽东去世后不久，由于一些人对那场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抵触，不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顽固地站在走资派即资产阶级立场，对那场全国人民都积极投入了的以反修防变的伟大民主运动，那么简单粗暴地毫不加分析地进行彻底否定，进而把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两大基本理论，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继续革命的理论予以否定，然后对文化大革命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进行歪曲宣传和进行机会主义的无原则迎合。这使中国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像造成了极大的、人们意想不到的恶劣影响。再加上“继续革命论”的被否定，使党内一些干部尤其是某些领导干部，完全放弃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思想上停顿了甚至倒退了，很快导致腐败猖獗并泛滥成灾，例如官倒、卖批文等。从此党的形象和威望，在人民的心目中急剧下降，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已无法同毛泽东时代相比了。现在一些跳起脚来骂毛泽东和扯起嗓门吹xxx的，几乎都是同一部分人，诸如新生的资产阶级、特殊利益集团者、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且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的右派分子、洋买办以及一些在位的腐败官僚，再加上少数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阶级的余孽。而且其中有些人有着言论自由并盘踞某些舆论阵地的优势。而那些赞成毛泽东思想的人，绝大多数是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工农劳苦大众。他们既没有造舆论的优势，更没有舆论阵地的优势。但他们唯独占有人心这个威力无穷的优势，只是没有话语权而已。最近有个网民在央视网站上，设计了一个对三十年改革评价的民调格式，即各自可在你赞成的栏目里进行点击。最后的结果显示：成绩大于过失者：7%⁺，过失大于成绩者：90%⁺，成绩与过失各半者：1%⁺。但这个民调显示很快就被和谐掉了。　　

笔者以为，中国共产党如果想真正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民心，就有必要毫不犹豫地勇敢地再次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勇气，来掀起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以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样做不但不是什么倒退，恰恰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这一点本人已有专文进行阐述）我倒是建议朋友们到网上浏览一下《我为什么要喊毛主席万岁》的文章，他不存在什么偏见，他完全站在中华民族利益的高度，以一种民族的责任感呼吁：“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精神是中国人民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灵魂！”一个长期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居然比一些长期受惠于毛泽东思想、精神的中国人，甚至是受教于毛泽东思想、精神的党员领导干部，居然还没有那样的认识和感情境界！不敢理直气壮地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可以说是中国当前最危险的思想障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悲剧！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当前要突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或叫执政）下进行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这个理论为指导，首先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运动，而且要以当年推销“理论”那样要“进教材，进课堂，进脑子”的决心和劲头，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学习共产党章程，学习毛泽东的一些原著。如：　　

学习社会发展史，主要是认识劳动创造历史、创造一切，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重点解决领导干部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普通劳动者、尊重普通劳动者这个最起码的又是最根本的问题。　　

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进一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从而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坚定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学习党的章程，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使命、任务和根本宗旨，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做到每每次民主生活会重温一次自己的入党誓词。　　

把学习毛泽东著作视为确保党的先进性、继续拥有先进性和提高执政能力与水平的最佳途径，我们的党如果不中途（文革后）放弃学习毛泽东著作这个完全正确的决定，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决不会是今天这个状况。而且过去的先进今天也不会停顿和倒退，过去拥有的民心，今天也会照样拥有。例如：　　

毛泽东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正是现在的领导干部最需要有的作风。　　

毛泽东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正是现在领导干部最需要效仿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强调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正是党员领导干部，防止并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最有效的办法。　　

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和“警惕糖衣炮弹攻击”的著名警示，正是避免官员腐败的苦口良药。　　

毛泽东关于“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要同群众打成一片，要经常关心群众的疾苦，并时刻放在心上”的谆谆教导，正是现在不少领导干部所缺少的。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著作，正是领导干部树立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最好教材。　　

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最通俗的中国化哲学专著，是提高人们尤其是领导干部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水平的最佳教科书。　　

学习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领导干部就能更多地学到“形成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本领。　　

学好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领导干部正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好的理论依据。　　

学习毛泽东的《又红又专》，就能帮助你在处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系时，找到不致于迷失方向的科学思路与处理方法。　　

学习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就会使党的领导干部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千方百计地去维护工人阶级在企业在国家中的主人地位和领导地位。　　

重温一下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会见刚果（布）总理的那一段无奈而又十分生气的谈话：“我只要求你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之后，就应该悟出：毛泽东关于干部和群众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如果重温一下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那段深情的寄予厚望的讲话，就应该知道该怎样去爱护、关心、引导青年去锻炼成长，真正成为祖国未来的希望，那么1989年的六四悲剧是不该发生的。　　

如果能组织党员干部尤其是中青年领导干部观看《井岗山》《长征》《延安颂》《开国领袖毛泽东》《毛泽东与新中国》等革命历史电视剧，就会使他们深刻地了解到我们的人民政权是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换来的，因而决心不要毁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看看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就会使我们悟出，我们的教育应该怎么改革？一所学校到底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么培养人。天天谈改革，这才是很重的改革。　　

……　　

总而言之，要真正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和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这类根本性的问题，在毛泽东的著作里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中，早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而系统的思想、思路、方针、原则可循。我这里讲的“系统”、“完整”、“可循”，主要的不是因循守旧，更不是已经做好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现成模子可以去照套，完全不是，而主要地是指已经有了非常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精神，只要认真学习领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精神，才能使党的干部的思想不致停顿甚至倒退。　　

所谓正确的立场就是我们的各项建设与发展计划及其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必须以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能只为极少数人甚至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概言之，不能搞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所谓正确的观点，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决不可文过锦非，不能把别人的原创说成是自己的发明；不能把别人的成绩当作自己的功劳，正是由于一些反历史反辩证的观点，才出现了不顾事实地否定解放后前30年的伟大成就和如此胡吹改革开放30年的极少数人暴富绝大多数人只是捞点残汤剩饭的“伟大成绩”。　　

所谓正确的方法，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即民主的方法，而不只是少数几个专家、富豪或写作班子说了算，或由少数几个人进行暗箱操作，甚至是一个人说了算不准争论的专制作法，故才导致目前的干群关系，官民关系，警民关系紧张的局面。　　

所谓精神，就是毛泽东的那种强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不怕艰苦，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千万不可拜倒在霸权面前成为西方经济列强的附傭。　　

在当今的中国要想建立和谐社会，惟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毛泽东精神，除此别无它路。　　

只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当今中国的各种矛盾，才可能迎刃而解。　　

而当今中国共产党能否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惟有不折不扣地坚持“继续革命”的理论，即通过各级干部不折不扣地继续地同人民群众保持鱼水关系，血肉关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而且不是作秀，要认识到这是社会发展规律使然，真正认识到人民似水，它既可以载舟亦能覆舟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通真理。这就是干部避免腐败且能执政为民的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就能不断促使干部自觉地勤政廉政，这时这个党就必然会焕发出强大的青春活力，此时党的核心地位将自然形成，其凝聚力和感召力也将自然形成。　　

在中国今天如果要讲解放思想的话，笔者以为：必须来它个三板斧：　　

第一板斧，是敢于在全党恢复“继续革命理论”的大学习大讨论，重点弄清它对执政党建设的伟大意义，多从正面谈尽量少纠缠历史事件，减少消极效应增加积极效应。这决不是怀旧，决不是倒退，恰恰是继续“先进”，继续“拥有”。　　

第二板斧：坚决依靠群众，首先在党内清除执法监督部门（如司法、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大、中腐败分子清除掉，以挽救教育广大干部。即首先只有纯洁“猫”的队伍，形成“猫”队伍的战斗力，否则，执法、纪检、监督过程中“猫、鼠合流”或“鼠”患吃“猫”的现象就难以避免。　　

第三板斧就是支持全国人代，排除一切干扰，尽快把《财产申报法》制订并颁布。　　

以上的三板斧看似同和谐不协调，辩证地看，粉饰太平并不利于和谐，恰恰它会潜伏着极大的不和谐，只有忍痛挤出脓包疮才会痊愈。　　

                                                                             二OO九年十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