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现阶段中国高校二十大怪异现象撮要

    一是价值实现自我化。高校的价值表现为高校自身对社会的贡献以及社会对高校的回报。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毅然和历史上近百年的教会学校办学传统做了彻底切割，并全盘移植了苏联办学模式，从那以后，我们就和以往历史上在中国大学盛行的“追求真理，关爱社会”的价值诉求渐行渐远。到了今天，武书连们进到各大学四处讲演，兜售自己的提高大学排名位次的独家秘笈。说什么有关法律和教育部相关的文件中并没有规定大学一定要承担社会职能，大学学人只要多发表SCI等文章，想办法在学科建设上迈大步，就可以不断提升大学的排名。风气所习，人们都以索取作为第一要务，至于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公益则可以不闻不问。

    二是大学校园人际关系非间性化。全球化进程中每一个国家都在强调交往理性，都在打造交互主体，都在突出主体间性。而我国的高校却弥漫着一种悲惨的“无间道”的交往哲学。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生生关系上的分层化。学生的分层结构呈现刚性化特征。界面非常清晰，富生和富生为伍，穷生和穷生结伴，结构演进向一种非软化的方向突进。其二是师师关系非文明化。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是社会主义人与人关系的正常形态，也被邓小平同志看成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可现如今，老师在一起活动，相互间称兄道弟的不在少数。导致江湖习气盛行。和而不同的君子风度让同而不和的小人做派代替，对人普通一等让亲亲疏疏取代，导致团队精神解组，帮派圈子林立。其三是师生关系主奴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奠基者徐特立先生认为，学校内部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民主的平等关系，可是，现在诚如张鸣等教授讲的，成了一种主奴关系。老师在这里由主导变成了主宰，学生则由主体变为对象化的“客体”。于是导致师生关系紧张，人大杨帆门事件和中大打学生事件以及中政法杀师事件层出不穷就是佐证。

    三是管理风格行政化。杨宇立撰有《政府太累》一书，极言由于体制的原因，造成政府官员角色紧张，分身乏术以及总不到位和疲于奔命，已经够累够累了。现如今，高校在管理上也极度迷信行政操弄这跟权力的魔杖。于是一切的一切靠行政维持，教授治校成为空白，影响所及，就是对人的自发性这个被马克思称之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轻视，干什么工作都强调“规定动作”，把老师和学生的无穷无尽的创意赶到了爪哇国。

    四是组织建构衙门化。学府本是社会第三方组织，惟其如此，才能和社会的第一方组织企业或第二方组织政府在平等博弈中形成动态的张力。可如今学府要执意跟在官府后面亦步亦趋。官场中的行政设置结构全被学府克隆。具体是层级增多，角色错位，领导皇帝化，下属奴才化，具体又表现为校级领导皇帝化，一般干部胥吏化，第一线教师衙役化，学生则农民工化。

    五是学术立项计划化。如今是计划学术和审批学术畅通无阻，远离学术生产第一线并坐在政府机关里的计划人代替学人做出判断，给你题目，然后每个题目后面绑上一定数量的金额，让学人削尖脑袋“跑步钱进”，结果导致第一线学者的“启蒙精神”荡然无存，成人儿化问题也就非常普遍。过去是抗日战争，有一个说法是“华北之大不能安放下一张桌子”，现在是心气浮躁让学人坐不到桌子跟前来。因为恪守侯外庐先生的治学箴言，只知道“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没有章诒和所说的“有效的运作”，学问再好也会被边缘化。如建方方作为青岛大学的“金牌学者”（学生封的，不是官方认可的），在一些人士看来依然不成功，因为你没有弄来白花花的银子。因为你不接近权力中心，弄不来“钦定”的课题，忙了也白忙活。你就依然不成功。

    六是专家教授宠物化。如今的教授没有一点脾气，个个都像大熊猫似的。当年傅斯年碰到的有棱角的教授都不见了，马寅初式的敢于坚持己见的也凤毛麟角了，有些良心犹存的教授也为这种情况而忧虑，呼吁解决教授的尊严问题，但在目前情况下，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无解的。

    七是科研主体“起哄化”。大呼隆，凑热闹，只讲协同作战，不讲独立思考。一反西蒙的管理思想，就是不分理工科和文科的本质区别，用管理理工科的一套思维模式来应对文科的研究。西蒙认为，科学研究的题目分为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两个方面，理工科的科研对象是事实性的研究，这里面需要大量的计算，合作共事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强调申报课题时以团队面目出现是对的。可如今，文科课题也强调集体申报，否则就不予批准，这就是明显的瞎起哄。

    八是科研目标功利化。过去讲学问的追求是为了真理，现如今则倒置了过来，几乎全是为稻粱谋。有些学人只管拿课题费，不管产出结果。结果几百万的课题费变成几千字的科研报告者有之，几十万的课题费变成一大沓吃饭的发票者有之，甚至为自己购车买房安顿二奶也可以从科研经费里出的也不乏其人！郑也夫教授将这一现象形象地说成是只管拿化肥，不管打粮食。

    九是成果评价级别化。以为行政级别越高水平便越高，反之，不为官方承认的成果便没有水平。表现就是对接近权力中心，投领导偏好和疏离市场需要的纵向课题给于格外的关注，而横向性的课题即便效益再好也不容易获得承认，导致学术垃圾大昌其道。

    十是三尺讲台荒芜化。表现为讲课是软性的，学生的评价是没有权重的，一个老师讲课再好，如果没有核心文章发表，断然与晋升无缘。上海交大的晏才宏老师把《电学》讲成了“魔电”，受学生的极度欢迎，连该校主管人事管理的处长们听了他的课后都大呼“有大将风格”，但就是由于晏老师没有核心文章面世而与副教授教职无缘，直到去世，该老师还是讲师职称。

    十一是教学风格机器化。现如今许多老师离了PPT课件和多媒体教师就不知道怎样上课。当年大教育家孔子曾有“君子不器”的谆谆教诲，可是在今天，我们的老师都变成了被机器俘虏的硬件，导致板书格式退化，口才退化，人格魅力被机器屏蔽，有的老师一上课就往凳子上一座，然后打开幻灯片，告诉同学们翻书，造成妙趣横生的师生之间的直接互动的人文风景荡然无存。

    十二是导师老板化。现如今，在许多学生的心目中，导师已经俨然成了老板。因为在主奴格局形成后，公平正义等价值元素也就与导师们擦肩而过。有的导师明明知道学生水平已经够毕业水准，但就是不让毕业，一直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使用，造成权威效应下的非和谐发展，有人把这种景观称之为“大树底下，寸草不生”。

    十三是师资队伍建设形式化。想当年蔡元培延用陈寅恪到北大任职的佳话已经绝版。现在高校引进人才完全是惟文凭马首是瞻。导致学位不到位的第一线老师无心教学，因为据说教学实践过程中的提高不算提高，于是随便放学生的鸽子忙于“混文凭”，领导干部则忙于找枪手弄文凭。封建社会有科班和捐班之别，现在拿着国家的经费让人代考，让人代学的头头脑脑们拿的博士文凭不知是什么“班”。其结果造成了一定数量的“三不知”博士忝列门墙。即不知道导师是谁，不知道学校门朝哪儿开，不知道上课地点在哪儿。影响所及，干什么都要讲形式，发文稿要核心标签，而不看实质水平如何，出专著要来看你联系的出版社级别，而不看有无学术质量，甚至小到日常管理，都要格式化，正所谓没完没了的考核，不负责任的表态，看不完的报表，应付不完的的文山会海等等，造成了结构性病灶。

    十四是晋升指标条件的非道德化。中国传统的大学精神是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于止于至善。这就形成了“成人之教”的价值偏好，这与西方的大学传统偏重于“爱知之学”的偏好大相径庭。可如今在大学老师的晋升中，却置道德考核于虚无。致使许多人认为极端利己是道德，大公无私是傻帽。例如，为单位或者为所在团队一心奉献从而获得的各种荣誉奖，其中包括教研室先进集体奖，个人教书育人奖等等在评职中都没有任何分量。而学术业务奖才算数，尤其是政府颁发的将才重要，民间学会组织颁发的学术奖也不算数，压根儿忘记了庄子所说的“道在尿溺”的观点。甚至同一级的奖项如果是党委系统颁的，就不算获奖。给人有时造成错觉，好像这个政府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

    十五是大学人文精神缺失化。根据许苏民等人的研究可知，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所在大学的占有比例一直是很高的，有些国家甚至达到一半对一半的程度，可是，现阶段中国大学人文学科在大学中所占比例却小的可怜。其结果，导致大学老师人文情怀奇缺，表现为自我实现的欲望和团队精神极度缺乏，设身处地考虑问题的人文情怀的缺乏，在把人不当人中也使人非人化，直接导致“人学的空场”和合作意识的淡漠。同时，在人文知识和人文技能上也极度匮乏，导致有知识没文化成为普遍现象，人际磨合中的“交往理性”也成了成事兴业的短板，直接导致以邻为壑和画地为牢以及实验设备的重复购置和使用低效。

       十六是大学学人角色的功利化。社会学认为，社会上的角色有千千万万，但最初步的划分，可以分为功利性角色和表现型角色。大学学人因其直接归属的校园是属于社会第三方组织的，因而应该是标准的表现社会良知的表现型角色。可是，由于受教育产业化政策的误导，加之市场经济放大局部利益和强化个人的谋利冲动，今天大学学人的利益神经都非常强大。相反，从德国洪堡大学建立以来就受到学人一致首肯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则被抛置脑后。

    十七是大学合并同类项化。历史进入新千年后，在国内形成了大学合并和提升的浪潮。在合并中有一个常识被忘得一干二净，即合并一定要造成异质互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1加1大于2的整体效应。可是后来发现，合并时往往是同一种类型大学的机械加和，而不是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其结果，造成了一麻袋同名数相加的马铃薯，做大确实做到了，但做强则没有达到。

    十八是人文生态失衡化。费孝通教授曾经考察过三线国防企事业社会组织，发现因种种原因，造成了近亲繁殖和组织机构亲属化的现象尾大不掉，费教授认为这明显是对毛泽东时代就提倡并且确实做到了的“五湖四海”格局的一种反动，并且说这是社会化方面的退化。如今，因学派之间的门户林立和自身利益等多重原因作怪，也导致高校里的近亲繁殖蔚然成风。就是搞曲线成才，你让我的学生读研，我让你的学生读博，然后大家携手共进，利益均沾。最后导致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学缘关系三圈高度重叠和协同放大，所产出的学生如出一辙。

    十七是大学学人和机构的工具化。主要指学人学术思想贫乏，缺少独立人格，学问成了政治晋升的敲门砖。大学机构成了政府的附庸。人大校长纪宝成说道，现在的博士不是以研究学问和追求真理为己任，而是以走入仕途为最高理想，其结果，一方面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也恶化了社会导向，使官本位价值观念迟迟不能从老百姓的大脑中淡出，造成我们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上步履维艰，从而最终延缓了中国科技创新的步伐和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时间。

    十八是大学校园精神的媚俗化。由于缺乏人文社会科学培育起来的批判现实的超越情怀，现如今的大学不是太和周遭环境迥然有别的问题，而是太多相似点的问题。表现就是失去了被邓小平同志津津乐道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大学校园里普遍存在的引领社会风尚的精神。主要是跟在世俗社会后面亦步亦趋，甚至与不良世俗社会价值趣味和精神旨趣同流合污。

    十九是大学盛行赢者通吃化。受中国社会人多资源少的现实国情的制约，历代统治者在社会管理中都不敢贯彻无视社会公平的极端效率主义。正因为如此，在毛泽东时代，就形成了相对平衡的管理思路和治理理念。即在社会三大基本资源如钱权名上，国家要通过政策干预，努力打造相对平衡的利益均衡机制，谁也不能风光占尽。比如，有钱的不能让你有名（如知识分子），有权的不一定让你有钱（如工人阶级），有名的也不一定让你有权或者钱（如贫下中农）。最后导致社会结构从总体上是软化的，人们在“缺啥补啥”的流动中也就能获得大体平衡的社会空间。可是，现阶段抽象效率观使许多大学管理者忘记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身边做起的道理。他们要人为地造成一种紧张关系。导致有钱的和有权的结伴，有权的和有名的为伍，第一线的老师因既没有钱又没有权，因而，即便是次次优的社会声望资源，比如说教学名师之类，也就不让你占有。教育部日前公布的一百名教学名师中有九十多名是官员的消息，就是这一极不和谐状况的最新版本。

    二十是大学学人人格犬儒化。在中国历史上，学者历来是社会的良心，因而其公共意识历来是最强的。可是，由于大学衙门化和社会关爱价值观的缺位，招致许多人的人格进一步萎缩。表现就是对社会问题的漠然和道义情怀的丧失。在意识形态灌输和工科业务技能养成相结合下的单向度的教育理念影响下，造成了许多旧学不通，新学半吊子的教授大昌其道，这些人眼光短浅，心胸狭窄，全然没有古时候士大夫阶层的清高和卓尔不群的傲骨。甚至解放前教授们身上常有的迂阔可爱在这些人那里也荡然无存。个个精明的过头，只有共性没有个性。想当年吴宓教授拄着文明棍上街，看到有餐饮个体户居然敢给自己的饭馆起名“潇湘馆”，便吹胡子瞪眼，一棍子打烂这个招牌，教训这家店主人不要糟践《红楼梦》，如今，谁有这样的公共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