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仁祥：漫谈文化大革命(之三)

漫谈文化大革命(之三)

纪念毛主席诞辰116周年

原文http://www.maoflag.net/Forum_showNote.asp?Board_ID=1-3&ID=620800

五、群众运动是文革的最佳选择

现在，人们习惯把文化大革命同群众运动、“四大”等同起来。其实这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面已经讲了，文革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为防止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间进行的思想、路线的阶级斗争。而群众运动、“四大”是这场阶级斗争采取的方式和手段。阶级斗争的最髙形式是武装斗争。由于文革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采取的方式比武装斗争缓和得多。因此，造成的损失比武装斗争小得多。但它同样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这个意义讲，有点损失是难免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传承了我们党在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过程中，广泛采用并证明是十分有效的革命群众运动。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就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标志。我们许多先烈，不少是把鲜血和生命奉献给了我们党发动的革命群众运动。我们党从建党初到1976年10月6日前的许多领袖人物，就是群众运动的领导人。如果我们的党史，沒有群众运动，也就称不上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无产价级革命史。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反映农民运动的代表作；省港大罢工、五卅运动、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跌路工人大罢工等等，为我们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岀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是党史和近现代史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建国后，我们党仍然发动了一个又一个群众运动，我能记得的有减租减息运动、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农村合作化运动、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社教运动等。另外还有L、D搞的“拔白旗”运动、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农村大办公共食堂运动、“四清四不清运动”、“前文革”和“后文革”运动、三次严打运动、推倒人民公社运动、私有化运动等。除L、D搞的运动有很大破坏性甚至反动性外；其余都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推动作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沒有群众运动，也就沒有共产党史，也就无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就各国无产阶革命史，同样如此。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领导核心，大多是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岀来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凡像赫鲁晓夫之类篡权自封的，无一例外都是冒牌货。

然而，从1976年10月6日后，很快就否定了革命群众运动。进而把群众运动丑化成混乱、破坏的代名词。把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更是丑化成挽袖子、卷裤腿的 “疯狂”、“无知”、“愚昧”的一伙青少年；用小说、漫画、戏剧包括电视剧等一切能利用的手段，进行狂热地歪曲丑化。

许多同志都清楚，解放后，我们党通过发动群众，不仅仅在阶级斗争，而且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成就，最为突出、至今仍造福人民的兴修水利，都是群众运动创的奇迹。同时，毛泽东时代，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就不能忘了群众运动作出的贡献。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严惩了几个腐败分子，确保了将近10年的平安。六十年代的社教运动，和十年文革，批斗了走资派，确保了我们党将近20年的平安。这个历史事实，谁也否定不了。那时，社会稳定，公社以下均沒有司法、公安机构，县公安局仅有2、30人，中小城市没有警察站岗，仅有民警维持交通秩序。没有市管委、保安、联防队、交管所等这类名义是治安，实质是敲诈勒索老百姓的机构。那时，公社以下干部一律必须参加劳动，许多干部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多选在农闲时间搞运动，白天照样生产，晩上搞运动，七嘴八舌议论揭发、也有大、小字报揭发干部不正之风，少则半月、多则个把月，问题基本揭露出来了，干部、群众积极分子进行查证落实，犯错误的干部检讨的检讨，退赔的退赔。一般3至4个月运动结束。本人参加工厂、农村社教工作，均约四个月结束运动。除工厂按“桃园经验”，工作队进厂不久就抓人，搞恐怖政策，但很快中央颁布社教二十三条，扭转了局面。到农村按23条搞社交，基本是正面教育，比较平稳，我们沒有定一个走资派和贪污分子，仅批斗了一个有破坏活动的一贯道点传师。那时的农村干部，即便是被批斗的多吃多占的干部，同现在一些腐败官员比，太小巫见大巫了，多吃多占大多顶不上现在一包高档香烟钱，上百元的贪污分子极少。正因为那时的群众运动，形成了对干部的有效监督，确保了绝大部分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干部占多数。群众运动，不仅使干部想不到去腐败，而促成更好为人民服务，更能有效地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教育、挽救了一些问题不大的犯错误的干部。同时，也锻炼了广大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干群间常沟通，干群关系较好。所以，这些事实说明，真正的无产阶级，不仅不反对群众运动，而很多是群众运动的骨干，或领导者、组织者。凡害怕或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十有八、九称不上是个好的革命者，不少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类。

近30年，改革“精英”一再宣扬不搞“运动”，甚至把革命群众运动丑化成“洪水猛兽”。 如最近看到报导：中央“巡视组”到重庆，“巡视”后就大发议论，如果互联网披露的内容属实，说句不客气的话，那真是钦差大臣，下车伊始，讲得不伦不类。依我看，如此“巡视”“官员”，还不如辞“官”去卖红薯锻炼一段时间再“为官”不迟，否则太糟蹋“官”的名分了，更不用说中央“巡视”“髙官”了。他的讲话说明那么点狗屁不通的理论水平，实在丢人现眼。但他倒是反群众运动旗帜鲜明，而警告重庆领导反腐打黑“不要搞成群众运动”。常人均知，重庆的反腐、打黑，所以取得人们称道的成绩，同群众有几万份举报信，而且由以往不敢实名举报，成了80％以上实名举报，是分不开的。沒有群众对重庆市党委、政府的支持，靠重庆那几个领导，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取得这么大成绩。全国的各类公安队伍，这30年一扩再扩，扩大到了乡、镇都设派出所，编制从几个人扩大到现在30至40人以上，并另设保安队、治保组、市管委、交管委等，还有专门的政法委。这一长串“治安”机构，在此不议论它们搜刮、敲诈了多少人民血汗钱(重庆反腐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看得很清楚)，靠如此中华民族史上罕见的庞大治安队伍，全国性的治安运动，这30年内，一个椄着一个，结果是愈治社会愈不安。难道“巡视”“高官”不知道这个事实吗？为什么是这样？研究过吗？最根本的原因是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造成的，但同靠几个人而不依靠群众反腐打黑是分不开的。说白了，如果依靠群众，也妨碍那些公、检、法做“手脚”，直接影响财源。但重庆反腐打黑取得成绩，正是因为重庆领导在群众运动问题上，不去念上面用法律条文规定不搞“群众运动”的经，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取得的。而“巡视”“高官”却非要念上面的“经”，无视30年实践证明那个“经”是错误的，理论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巡视”实际上成了封建社会的钦差大臣，成了混混“官”。 现在重庆还只是唱红歌、反腐败、打击黑社会，对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也是有好处的，“巡视官员”就匆忙灭火。如果重庆要搞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阶级剥削和压迫，“巡视官员”还不被吓成屁滚尿流？这种钦差，唯有套着上级的路子交差，结果只能是以“巡视”之名，行保护腐败之实。。

资产阶级、反动官僚资本真不搞运动吗？绝对不是，他们搞的运动没有间断过。从“大清查”运动开始，接着是在20年中的三次“严打运动”、那年春夏之交调动数十万军队镇压群众的运动、全国横扫人民公壮的分田单干运动，还有“前文革”和“后文革”运动等等。这些运动，是不让人民群众参加的运动。其中不少是反人民群众的运动，许多人民群众丢了脑袋或被关进监狱的运动，法西斯运动。

以上说明，1976年10月6日前和后，运动从没有停过。但这前和后运动的性质是决然不相同的。前者除L、D搞的以外，有些运动是毛主席、党中央发动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的革命群众运动，人民群众是运动的主要力量，运动的对象是走资派(例如文革)或大自然(例如学大庆、学大寨运动)；但也有些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发起的，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支持的群众运动(例如合作化运动)，大多属于发展生产力的运动。这些运动的目的是反修防修，或发展生产力。1976年10月6日后的运动，都是走资派、资产阶级搞的，依靠的力量是改革“精英”、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军队、公、检、法)等，目的是确保复辟资本主义，手段是强迫命令、白色恐怖；结果是高速腐败、复辟、倒退。

走资派、反动官僚资本反对群众运动，确切地讲是害怕群众运动，尤其害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其中特别害怕大字报。这是十分可笑的，共产党人不怕国民党反动派、不怕日本鬼子、不怕美帝国主义。然而，某些“共产党人”却非常害怕大字报，但嘴上还要大唱“民主”髙调，伪装自己，欺骗人民群众。请问，害怕群众，还够资格称共产党员吗？心胸坦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会害怕群众运动和大字报吗？

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党一贯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取之用民，而用之于民。然而，这30年全变了，人民成了“屁民”，打着共产党旗号的走资派，成了吸劳动人民血的腰缠亿万贯的反动官僚资本家。他们为了捂住自己的罪恶，反人民就成了他们的阶级本性。因此，却却是他们反对群众运动、害怕人民群众用大字报揭露他们的罪恶，充分暴露了他们反动阶级本性。而证明了毛主席发动群众运动、利用“四大”，批臭、斗倒走资派的决策，英明、伟大。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毛主席通过革命群众运动、利用“四大”，揭露自己亲自缔造、领导、并己执政的共产党内的阴暗面，揭露投机革命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复辟资本主义。取得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伟大胜利。说明，革命群众运动、“四大”，是反修、防修的文革的最佳选择。

关于红卫兵运动，属群众运动的组成部分，但又有其特殊意义。

毛主席号召青、少年“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经风雨、见世面”。让青少年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锻炼自己，学会反修、防修的本领，开阔眼界，认识世界。因此红卫兵运动，无疑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事实上也取得了好的效果，许多青少年从中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更加热爱党、热爱新中国和社会主义；还有不少青少年投入了揭批走资派的斗争，作出了人民永不忘怀的贡献；在大串联中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并涌现了不少反修防修的优秀青少年，或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

本人参加了首都接待红卫兵的工作，周总理称他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八次亲自接见红卫兵，那种热烈的场面，都有新闻纪录片在。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领导接见过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的几百万青少年吗？以前沒有，现在沒有，将来也很难有。毛主席把红卫兵当作贵宾隆重接见，只有人民自己的领袖，才会这样重视、热爱青少年。借此谈几点感想：

**毛主席每次接见红卫兵，一般都在几十万、百万。但不管是在天安门广场，还是毛主席乘坐敞篷车接见，场面非常热烈。但秩序井然，没有调动一兵一卒“保驾”。这同今年国庆60周年，商店不准卖切莱刀，还调动百万军、警武装“保驾”，形成了显明对照。然而，走资派、反动官僚资本，却把红卫兵丑化成一伙“穷凶极恶”的“打砸抢暴徒”。可是，几百万“暴徒”在北京，除公共汽车拥挤一点外，秩序井然，更没有凶杀、盗窃等情，同平常没有两样。而且所有红卫兵都没有家长陪同或接、送，都自己安全返回。然而，没有这些红卫兵“暴徒”来北京的近30年，被宣称为“太平盛世”、“和谐社会”的30年，不仅中、小学校门口挤满了接送孩子的家长，这可能是全世界有史以来一大奇观。即便这样，孩子被拐骗还时有发生；青少年凶杀等犯罪屡见不鲜。折腾到如前述今年国庆节，商店不准卖切莱刀、调动百万军警保平安，即便如此草木皆兵，前门大栅栏还是在国庆前夕发生了杀人事件。

**本人十分羡慕毛泽东时代红卫兵幸福。我的少年时代是很凄惨的，我在已发表的文章中作了介绍。解放时，我16岁，但我所认识的世界仅4华里半径的范围，认识的地球就这么大。小学的地理课，仅是被灌输一些名称，长江、黄河、海、洋等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因为没见过；山也仅是看到遥远处有像倒扣了一只只吃饭碗似的，大人说那就是山。常识课讲到电、电灯、火车，也仅知道个名词，是什么东西，不知道。解放后才出家门去过县城，即现在的常州市。看到了火车，那么长，很新鲜；见到了城墙，人家对我说，乡下人第一次进城门要叩头，我半信半疑，只是我没有叩头；见了电灯，很奇怪，怎么不像我们家的豆油灯盏那样，而是不擦火柴，按一下开关就亮，也不用嘴吹，按一下开关就灭，我新奇地一开一关玩了十多分钟，直到服务员劝阻为止；走到大街上，经过一些大商店，听到不少人在一个小木盒子里面唱京戏，我问带我去玩的人，那么一个小木盒子，怎么容下那么多人在里面唱戏？他大笑着说，那是收音机。真是乡下人进城，闹了不知多少笑话。我讲的这些，都是我第一次进城真真实实的事。所以，我在电影里看到八路军穿过铁路时，好奇地蹬下去用手摸摸铁轨，就不感到奇怪，因为我出的洋相更多。在旧社会，一辈子没出过门、在3华里方园内过了一辈子的人，大有人在。如果我的少年时代，能在毛主席领导下，参加了红卫兵，参加一下大串联，要学到多少知识啊！这样，解放后我参加工作时的社会、科技知识就不会是那么无知的状态，对革命工作和后来重进校门学习，肯定大有益处，这些是那些城市贵族们无法理解的。就凭这一点，红卫兵运动，其深远意义，无法估量。

**中国走资派，为什么复辟资本主义遭到万民谴责？这也同红卫兵运动有关，那时的红卫兵，到近30年，都已是30至50岁左右了，从小养成的对走资派造反有理的真理在手，反走资派是他们红卫兵时就炼就的本领。这也是走资派、反动官僚资本最恼怒的，就必然要疯狂反对、丑化红卫兵。

**红卫兵积极上进，吸收新鲜事物敏感。仅以学解放军为例，红卫兵学雷锋是卓有成绩的，盛行全国的：“我走在马路上，检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这一首歌，如实反映了当时青少年的精神面貌。

红卫兵还普遍爱穿一身绿军装，看了一些戏剧演员表演红军长征故事，如过芦定桥等剧情，就卷起衣袖、裤腿，模仿红军的英雄形象。应该说，红卫兵从精神到形象都是十分可喜而又可爱、可敬的。

**然而，在资产阶级、反动文痞的嘴里、笔下，红卫兵被丑化成挽袖子、卷裤腿的 “疯狂”、“无知”、“愚昧”、甚至无恶不作的一伙青少年“打砸抢”，这是对红卫兵恶意丑化。极具讽刺的是，现在资产阶级、反动官僚资本培养的子女，从少年就堕落；民族精神、道德乌有化，犯罪青少年化，好吃懒做普遍化。在此，仅举一案例。京华时报2009年10月29日A10版：“高尔夫球童制造洋桥银行劫案”，付标题：“自称模仿电影暴力情节”，文章称：“今年4月30日下午两点，17岁少年XX穿连帽衫，戴墨镜，携带一把西瓜刀、一把仿真枪，走进建行洋桥支行，劫持一名女子做人质，抢劫14万元现金，…”。至于频频见诸报端的青少年吸毒、凶杀、盗窃、强奸等就不举例了。其中，大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请问，这是谁之过？

事实说明，对红卫兵的肯定、还是否定，是无产价级同资产价级争夺接班人的一场斗争。

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实质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毛主席说：“有些老干部很怕群众，一天到晚不敢和群众见面，这倒成了稀罕事！共产党代表群众的利益，这是最根本的特征。现在反过来了，和国民党差不多了。蒋介石才怕群众呢！这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如果到了共产党也怕群众的地步，那么我们也就离彻底灭亡不远了”。

六、关于批林批孔

1973年7月，毛主席在对王xx、张xx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毛主席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复辟倒退，而提出“批林、批孔”。1974年中央决定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并发了批林批孔的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附了《林彪与孔孟之道》附件材料。发至全党，至同年6月结束，历时半年左右。

批林批孔，在近30年是走资派、文痞全部否定的。主要论点是：批林批孔是“四人帮”利用毛主席的讲话，背了中央发动的；批林批孔中“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组阁”，阴谋夺权；“四人帮”批林批孔反周总理，即批林批孔“批周公”。但事实究竟怎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1974年)1月…25日，江X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X等人严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参见第三卷第1712页)。

本人能查到的这一段内容的证据是王XX交代材料(参见“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第七页)。再没找到旁证。

凭记忆，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召集并主持召开的，所谓江X等人不经中央同意……。不符事实，江X就没有到会，但有一段插曲：会议迟迟不开，后来听说是叶剑英一直等江X给他写的信，信一到，会议开始。江X给叶剑英的信，成了叶剑英动员军队批林批孔的组成部分，向下传达也是这样，还包括江X给其它单位的信，都是部队动员批林批孔的组成部分。叶剑英把江X的信作为动员在京部队批林批孔的重要内容，就不知“精英”该作何评论？本人的看法是，叶剑英在军内搞揭批“四人帮”，指导思想形而上学猖獗，“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但唯独江X给他本人的信，他可一声不吭，如果硬要说江X插手军队批林批孔，则事实是叶剑英请进来的。叶剑英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领导全军批林批孔运动这一事实，证明江X“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无中生有。明明是叶剑英自己主持、召开的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就不知是否经过中央同意？然而在中央下发的关于江X等人“罪行材料”竟篡改为“江X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对江X作了伪证。同年3月8日，中央军委通知国防科委、七机部，向中央军委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这个会议，也是叶剑英主持召开的，听取汇报的其他军委领导同志有王xx、邓XX、张xx、陈锡联、苏振华。会上，王xx和张xx讲不少话，但都是狠批了陶鲁笳同志；邓XX讲了话，叶剑英最后总结性发言，对下一步怎么搞作了指示。这进一步证明，军队的批林批孔，不仅是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动员的，而且也是他亲自领导、检查、督促下开展的。足以证明，走资派、文痞，上述对批林批孔的污蔑，只能是背石头砸自己的脚，并暴露了他们尊孔、保林的真面目。

**关于“批林批孔中‘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组阁’，阴谋夺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华国锋、叶剑英等主持下，编写的江X等“罪行材料”提出来的，列举的例子是王XX到湖南向毛主席反映关于国务院所谓“组阁”的意见。就成了“阴谋夺权的问题。”经查许多公开发表的材料，四届人大“组阁”问题，毛主席明确决定由周总理和王XX负责。则王XX向党的主席反映意见，有什么错？即便毛主席没有确定王XX参与，而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王XX向中央主席反映意见有什么错？而且四届人大召开时，有几天预备会议，预备会议就让大家对国务院“组阁”广泛发表意见。按照走资派、文痞的逻辑，这不成了动员全体人大代表“反对周总理‘组阁’、阴谋夺权”？ 走资派、文痞们就是如此明目张胆以反对、破坏宪法付与人民行使民主权利为荣，而把他们背了中央、背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阴暗角落猖狂进行的篡党夺权非组织活动，反鼓吹成“挽救了党”的莫大“功勋”。世上有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更典型的吗？

**走资派、文痞说“四人帮”批林批孔反周总理，即批林批孔“批周公”。前面己经讲了，军队的批林批孔，是叶剑英亲自主持领导下进行的。如果尊重历史，而不是走资派、文痞们提倡的“把一切坏事给‘四人帮’掩上(把一切好事给邓、叶编造岀来)，写的文章就好通过、出版，否则就有‘麻烦’”。批林批孔期间，所有中央文件、传达的领导人讲话、各类报纸发表的文章，没有批林批孔批周总理一说。大家都知道，林彪摔死后，在林彪家中查出了林彪赞赏孔老二的话，制成条幅挂着，作为信条、座右铭。其中有“克己复礼”、“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等，证明林彪十分尊孔；由此，为深入批林，把批林同批孔连系了起来。这30年，走资派、文痞不向人们介绍这些历史背景。另外只说江X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既不讲明这是关于中央决定批林批孔的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的附件，更不说明《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选自林彪信奉的挂在家中的孔孟之道的条幅。让没有参加批林批孔的年青人看了，批林批孔就成了无的放矢，“编造岀来的”。但正是这些，充分暴露了走资派、文痞反对批林批孔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

批林批孔运动，其实重点是把林彪信奉孔老二的条幅，同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即武装起义抢班夺权)”联系起来批判的。孔老二的“克己复礼”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等和林彪公开搞“天才论”背后搞武装政变抢班夺权，只是表达的语言不同，实质都一样，都是要复辟。而且都信奉“韬光养晦”反革命两面派的伎俩。

再从孔老二所处历史背景，已是西周复没，到了东周战国时代，处于奴隶社会崩溃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周“天子”己非常衰败，各诸侯国很少向他“朝贡”，而战乱不断。但生产力较西周时期有较大发展，不仅铁、铜器已大量生产，而且已发展到了用牛耕地，马车运货等，已很发达，迫使奴隶制即将土崩瓦解。因此，孔老二的“克己复礼”、“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它解释为恢复西周奴隶社会，即复辟西周奴隶制度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批林批孔很自然就用主要精力批孔老二复辟西周，开历史倒车。我就弄不明白，是什么技巧，走资派、文痞能把批判孔老二复辟(西周)周礼，能同周公而周公又是周总理如何等同起来？我查了一下史料，西周后期曾有周公、召公两位同时为相的历史：长期的矛盾逐渐积累，使王朝产生了深刻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继位的西周周厉王，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在位期间，对人民大肆压迫，却又禁止人们议论国事(注：即“不争论”)，致使人民怨声载道；不仅不采取安抚民众、发展民生的措施，反而任用佞臣，大肆挥霍，连年对外征战，变本加厉地剥夺，垄断山泽之利，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议论；他就派巫师监视，杀死议论(国事)的人，使矛盾更为尖锐。三年以后，愤怒的镐京居民终于发起暴动，最后，愤怒的人民冲入王宫，赶走了厉王，将厉王流放到彘，由‘周公’和‘召公’(两位宰相)共同执掌政权，历史上称为周召共和，以维护腐败的奴隶制度。但我不记得批林批孔时有批西周时代的“周公”的事。即便有人批了西周的宰相“周公”，请问这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周恩来有什么关系？由此，批孔老二复辟周礼，因有个“周”字，加上西周还有个效忠奴隶主的宰相“周公”又有个“周”字。天才的走资派、文痞以超凡的智商，把这两个“周”字，巧妙地同周恩来的“周”字等同了起来：批孔老二复辟西周奴隶制，就等于批周公，也就“等于批周总理”。这样的推理逻辑，是走资派、文痞的一大发明。因此，上世纪1976年10月6日后他们领导的“后文革”，用造谣、“小道消息”等作为大批判，就顺理成章，这不能不说是中共党史上一大发明。不过我倒要问，把没落腐败的西周，硬要同周总理等同起来，究竟是想干什么？而且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几乎与这同时，疯狂地在阴暗角落搜集攻击、诽谤周总理的黑材料，并企图对知情人杀人灭口，又说明什么？国防科委更是把罗瑞卿同志用箩筐抬出来批罗“搞部院合并”，实质批周总理。走资派、文痞又一次玩弄了贼喊捉贼的伎俩。

这使我想起，华国锋披露毛主席病重时对他的谈话：“叶剑英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队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关系呢”。我真不敢相信，靠散布政治谣言，竟能散布出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来。

最后介绍一下我亲历的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初，听了叶剑英对驻京部队作的批林批孔动员报告，包括关于批林批孔的197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和附件《林彪与孔孟之道》的传达。当时，1号文件和附件，每个支部仅一份。几十个人一份材料，而又是孔孟的老古董语言，显然影响运动开展。加上林彪最亲密战友聂荣臻追随林彪，蓄意捏造假案，大抓“反林”、“反聂”“国防口5.16”，本人深受其害，然而科委的批林和批林彪死党王秉璋、梁军搞得冷冷清清。借此讲几句题外话，说我“反林彪”、“反林彪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纯属捏造，说心里话，当时敢反他们吗？不敢；而且也不知道他们那么反动。但他们明显错了的地方，批评几句是正常的。前面讲了叶剑英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直等到江X给他写的信送来后才开始。因此，便认为中央是否分工江X负责这个运动。而提笔给江X写了一封信，反应科委批林没有搞好、批林批孔的材料太少，并如实简要介绍了我被林彪集团迫害的情况。信写好后，敞着信封交给了正在主持核心组会议的核心组组长刘毅民手里。他当即看了信的全文(注：全文较简短)，提出了修改意见。我按他的意见当即作了修改，又交给了他。他怎么交给江X的？本人至今不知道。约半个多月后，正好是星期天，上午约10点多，我在莱市场买莱，中央办公厅两位同志在本所一位同志陪同到莱市场找到我，说：江X同志给你写了信，并送来100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我接过信便回所，把信交给了刘毅民，两人一道看了信的内容。他说要把信送科委领导看，我表示同意。科委领导看完后，刘毅民批了把信复印了好几百份，并铅印了一批。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给了我3、4份，其余都是他们分发掉的。约过了3、4天，政治部告诉我周总理指示：江X同志的信，铅印件可以下发，影印件不要下发。又过了1、2天，政治部告诉我：王XX要看江X同志的信，并指定政治部领导陪同我把信送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又过了2、3天，政治部把信给了我。看了信，发现王XX改了信中一个字(笔误)。不久，国防科委常委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群众大会，传达江X的信。这就是江X给我写信的全过程。

我接到江X的信，思想上一是高兴，我这样一个土老儿出身的，毛主席夫人江X同志亲笔给我写信，感到高兴是很自然的。二是感到压力大，怕犯错误，给党和革命造成损失。我对我哥哥的一段讲话，概括了这种心情：俗话说“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我就是在这种心态下主持全所批林批孔运动，加上主管行政工作的领导因病住院，所以还兼管全所行政工作。

很快，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党委书记陶鲁笳同志，和科委副主任、党委常委委员钱学森同志来本所蹲点。在他们亲自指导下，情报所的批林批孔运动，比较顺利，本人也深受教育。

1、他们一再强调领导干部多作自我批评，尤其要带头检查资产阶级派性。所谓“领导”被“领导”，是相对的，当领导的如果不首先领导好自己，领导工作是做不好的。所以，从此自我批评成了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处理问题时，首先适身处地的考虑一下，凡自己做不到的事，决不强加于人。也举个例子，我主持全所住房调整，我在全所动员大会上讲：我是住草房长大的，一个人睡着了，仅占一平方米的地方，希望大家在住房不宽裕的情况下，互爱互让。有同志站出来问我按什么标准分房？我明确答复按普通群众标准分房。最后，我选择了有的人不肯去住的房子，我搬去住了。结果几百户的住房大调整，很顺利完成。

2、要求我刻苦学习，向书本学习、向群众学习。使我在工作期间，每晚处理完公务后，坚持2小时以上看书学习，没有间断过。工作中考虑一项重要安排时，大多反复召开干部、群众座谈，广泛听取意见，尤其涉及大部分群众利益的问题，更是如此。一旦形成党组决定，贯彻就较顺利，即便碰到点阻力，也容易解决。

3、一再提醒我正确对待犯有错误的干部问题，特别强调团结反对过自己而被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一道工作。坦率讲，这个问题嘴上好说，实践起来不容易。如果观察一下社会，会发现凡走资派、文痞决没有这个品质，他们所具特点是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拉帮结派、搞阴谋、搞分裂，排斥异己、打击报复。而情报所在这方面，不少同志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归功于陶鲁笳和钱学森两位同志的指导。因为在我发表的文章中介绍了本人这方面情况，就不重复了。在此谈谈我对大字报的态度。

贴我的大字报，有两次是林彪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的“聂常委”(即以林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为核心的科委党委常委，以下称聂常委)派驻情报所的“军管组”、“工作组”有预谋精心策划为制造假案(具体情况我在“从国防科委文革看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一文作了介绍)煽动的。这两次大字报都有上百张以上。我对这些大字报的态度是：凡以批我为名，而恶意凭空捏造事实明目张胆攻击毛主席的，并造成极坏社会影响的，本人在下面本文中会明确表态应依法追究责任，但这类大字报极少，仅4、5个人，是一小撮；其中大量是“跟形势”写的，但有不少善意的批评意见，我都详细看过；也有少数很有水平的大字报，看了很受感动。除了这两次大字报外，平常有些同志对某项工作有意见，也断断续读有些大字报，对这类大字报根据实际情况，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有帮助。我本人思想上，不怕群众贴大字报，对我起码有三大作用。一是工作中有差错能及时发现，对群众关心我的工作，内心很愉快；二是有些大字报意见不一定正确，但说明有些工作没有向群众讲清楚，没有能变成群众自觉行动；三是，也确实有极个别的大字报，因为个人私利没有达到而写大字报的，对这类情况就是做思想教育工作。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怕大字报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天天说群众路线，对这些送上门的意见和建议(大字报)不欢迎是没有道理的。除非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亏心亊，心里有鬼，怕暴露，才怕大字报、反对大字报。本人不仅不怕大字报，而且自己也写大字报。

在陶鲁笳、钱学森两位领导同志指导下，情报所的批林批孔运动，集中批判孔老二的“克己复礼”，林彪的“天才论”、“五七一工程”武装政变的罪行。并坚持业余闹革命，理直气壮提出检查批林批孔是否搞好了，就看是否批出了团结、促进了生产和各项工作？情报所的批林批孔，不仅在短短三个月内，解决了林彪最亲密战友，伙同刘毅民等人诬告彭德怀等老同志，公开打着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造成情报所长达3年彻底瘫痪的残局；而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此也举个例子，本人针对本所在发展新党员入党方面存在的问题，讲了一堂全所同志参加听的党课。结合宣讲党章有关内容，其中谈到要跟党、跟路线，而不跟人的问题。严肃地批评了本所存在的问题。例如：不能把拥护党、紧跟党，错误地理解为跟了本单位某个党员屁股转，也不是跟了某个领导屁股转，这势必造成溜须拍马的歪风邪气，损害党的形象；我们有的党员，自命高人一等，其实表现不怎么样，对己自由主义，对要求入党的同志“马列主义”，这种党员，最乐意人家围了他屁股转，还爱给领导打“小报告”；这种风气不纠正，势必走上邪路，甚至利用发展新党员拉帮结派，……。由于讲的内容针对性很强，受到了全所绝对多数同志赞扬，还有贴大字报赞扬的。而促使情报所党建工作扭转了局面。

情报所的批林批孔运动，不必回避，事实是成功的、收效是大的。国防科委常委决定把情报所的搞法，在科委驻京各单位推广。在我参加四届全国人大期间，江X来到我们代表组(由海军、科委、工程兵、装甲兵代表组成)，钱学森同志(代表组召集人)向她介绍了我。她面对面问了我们批林批孔情况，我简要介绍了一下。从她当时的讲话，是肯定了我们的做法的。另外，1974年国庆招待会上，我遇到中央领导同志对我说：你们的材料(指我在科委召开的，在京厂、所以上干部会上介绍的批林批孔经验)看到了，搞得很好。还有在“后文革”聂常委整我时，中央军委办公厅主要领导告诫情报所领导：“恽仁祥的情况中央知道，(毛)主席还有指示。这个人不能搞他，谁搞了要倒霉的”。可以说，我一生中干的事，中央知道的只能是批林批孔，因为我在厂、所以上干部会上介绍的批林批孔经验，科委报给了中央。但我们所的批林批孔运动，不仅不存在批林批孔批周总理的问题，还根本不知道有这事。而且自从走资派复辟以后，聂常委派来的常勇为头子的“工作组”，也没有从我们批林批孔总结的经验中捞出一根稻草而可否定的事例。说明，情报所批林批孔运动，经受了走资派复辟后的检验，没有找到他们渴望的岔。但情报所的批林批孔不存在批周总理的问题，常勇为头子的“工作组”在这方面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得以一无所获而告终。出奇的是，情报所却却发生了中央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自称“四大金刚”、“四条汉子”伙同刘毅民等人，疯狂从进口反动报、刊搜集了恶毒攻击、诽谤周总理的黑材料，并一再企图对知情人杀人灭口。人证、物证俱在，我在“从国防科委的文革看中央两个司令部斗争”一文，详细介绍了这个案子，并公布了一些重要物证。这个案子，中央不仅知道，而且有要“追查清楚”的批示。但为什么不让查下去，反而把主要责任人提拔为国防部长、国务委员，这不正说明，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叫什么批林批孔批周总理，是一出最典型不过的贼喊捉贼的闹剧！

关于江X给我的信，现在有的互联网把江X给叶剑英的信等公开在网上，在此不抄录了。对这封信，从揭批“四人帮”以后，就不知多少所内外的人要我谈看法。共产党人不隐瞒观点，我始终是一个回答：从江X的信可见，她一手好字，很有功底；至于信的内容，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如有人认为有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批判，本人願聆听。我信奉的是说实话，不做两面派。

关于我给江X同志的信，抱歉，被常勇非法抄家抄走了，已不可能全部回忆出来。在此，把科委纪检委和情报所纪检委联合调查研究对我写的信的结论介绍一下(注：所新党委书记赵玉山同志向我传达的)：信的第一部分说被林彪集团迫害，这是事实，还被关了3个月；第二部分说批林没有搞好，邓XX对批林表了态，说批林没批好，揭批“四人帮”时还要继续批林，说明反映的情况属实；第三部分说批林批孔的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太少，事实上后来科委又加印了不少，也说明反映的情况属实；第四部分是个人批林批孔的决心和态度。结论是：“属于一般反映情况的信，信没有问题，连检讨都不用检讨”。加上我前面已介绍了我给江X同志写的信，是敞着信封交给所核心组组长刘毅民，并按他的意见作了修改，而由他送江X的。应当说毛主席用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暗诡计，教育出来的干部是堂堂正正的。我仅是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三要、三不要”教育、培养出来的千百万我们党的干部中的一个。凡能做到这些，就必然拥护文化大革命，双手赞同革命群众运动，绝对拥护“四大”、尤其是大字报。但以上大量事实证明，走资派、反动官僚资本、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做不到上述三要三不要，而且，他们的阶级本能，决定了他们对党、对人民只能玩弄“韬光养晦”、大耍两面派，搞分裂、搞修正主义、搞阴谋诡计；害怕并反对文革，害怕并反对革命群众运动尤其是大字报。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是我们鉴别真、假马列的重要武器。

虽然孔老二有些言论并不错，例如“不耻下问”等，但作为思想体系，它的主流是复辟、倒退，为复辟西周奴隶制服务的。经过批林批孔运动的人都知道，孔老二本人没有多少东西。而是一些弟子为他添砖加瓦，堆成了“孔圣人”。即便被宣扬的孔老二“周游列国”，其实他走到哪里都被劳动人民讽刺、挖苦，成了丧家之犬。直到秦始皇彻底铲除了奴隶制后，孔弟子沿用孔老二的复辟经，进行破坏、捣乱搞复辟。秦始皇针缝相对，搞了焚书坑儒，杀了几十个闹复辟的儒，把复辟势力打了下去。从此，中华历史上，凡复辟势力，尤其一些儒们，都把秦始皇痛骂一通，而抬出孔老二。

近30年，走资派、复辟派，经过对中央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的造谣、诽谤、栽赃，全盘否定后，把孔老二捧上了天。把尊孔运动推上了顶峰。把孔老二的一套美化为我们民族最完美无缺的典范大肆宣扬，以孔老二命名的商品、店名等满天飞，不遗余力地开设孔学等无限拔高扩大在国内外影响，朝拜“孔圣人”成为时尚。有些人干脆效仿孔弟子，把猫、鸡、鱼吹捧为“创新理论”，大肆鼓吹。但是，共产党作为新民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其重要内容就包括打倒孔家店。然而8、90年后的“共产党”，谁批了孔老二反遭迫害，为孔家店“平反”，还举得髙高的，顶礼膜拜，岂非咄咄怪事！就难怪某些地方和部门发生了残酷奴役童工等黑砖厂、黑煤窑，复活了奴隶社会。这如我前面所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体现了他老人家一贯的宽大为怀，其实奴隶主也在共产党内。因此，走资派复辟后，就集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之大成，成了最腐朽、最反动的阶级。

七、关于死人的问题

某些复辟派精英，总忘不了用死多少人，否定大跃进、否定文化大革命。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年，谁要说沒有死人，就成了奇谈怪论。别说是十年文革，即便是全国任一次学生考试，也常死人，只是近30年死的人数猛增。我从“精英”们20来万字的否定文革的长篇大论中，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有一段很长的统计，现将其中讲的死亡人数归内如下(注：力争原文照摘)：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

** “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文革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正确人数”、“全国自杀人数达到20万人。至于整个文革期间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200万到700万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个数字需要确切的统计资料证实。”

**“由于文革期间各国家职能机构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可能这一总数早已无准确记录、统计的可能。同时文革期间中国基本对境外完全封闭，而国内正常信息的传递也陷于瘫痪，所以国内外非政府机构也无法做出可信的计算。国外科学家依靠在国内出版的县志资料计算1966-1971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

**“中央委员会1966年十一中全会……其中10人被补选为正式委员，替换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员（其中两人自杀身亡）”。

**“非官方统计，一年多的武斗导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主，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被抄家、殴打、杀戮，全中国被杀者应不下十万，这是文革中集中死人的第一个时期”。

从上述各不相同的数椐，其数字多寡悬殊之大，发生在同一篇“巨作”中，实属罕见。但也可能是我少读“改革开放”文章、书籍的少见多怪。其中，除叶剑英讲“死了2000万人”是“不争论”、并居数字顶峰外，其余大多留了“商讨余地”，即“无法做出可信计算”、“非官方统计”、“应不下…”之类表述。

我个人对上述数字，提岀几点看法：1)、叶某的讲话，可作为矢口雌黄处理，不值得一议，因为文中沒有交代其所说数字的依据；2)、文中说农村迫害死亡“20万至50万人”，不可信，据我所见，广大农村文革，没有城市“热闹”，因此，农村死这么多人，是大大浮夸了；3)、说文革中有杀人不可信，而武斗死人可信，逼供信死人可信。因为文革期间沒听说过因文革而杀人的，只听说极个别地区军队动枪的。因此，可以认为文革中死人不多，这个推理很可能经得起历史检验。

另外，那个反文革长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XX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结合他们搞的56天“前文革”打那么多“右派”、“反革命”(这在下面介绍)， 不仅引证了反右扩大化该是谁的责任，而且文革期死人他们有无可推卸的责任；56天的群众斗群众，可以说严重干扰、破坏了整个文革，他们自己也承认：“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撒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

我在本文想讲的是，讲历史真相、讲党纪国法，要求追究恶意凭空捏造死人事件，诬陷、诽谤毛主席、共产党的一些人的法律责任。

1、             回忆毛主席、党中央在文革中的有关讲话、指示、文件

首先声明，这部分内容全凭回忆，如有原则岀入，请知情者指正。

整个文革期间，毛主席不只一次讲，对走资派这类犯政治路线错误的，“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据我所知，文革期间所有中央领导、包括中央文革成员，都沒有超出这个原则的讲话和文件。这个原则，是1957年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指示按人数3至4％的比例抓右派，造成反右严重扩大化，把毛主席预计约5000个右派，他们扩大打了55万个右派。毛主席提出了对右派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留得人在，搞错了可以平反，人不像艽菜，艽菜割了能长出来，人的脑袋割了长不出来。从此，直至毛主席去世，所有政治运动，对犯政治路线错误的人的处理，都是这个原则；超出了这个原则是毛主席去世以后的事。1967年，7月，毛主席说：“前一段时间报刊点名打倒成风。我就要王力限制报纸点名。我让他搞了个单子，列出已经被中央和各地报纸点名的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可见，即便点名批判的，数量也不大。关于两派群众组织，毛主席、中央都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方面不仅有中央领导不少讲话、指示，而且中央文件也多次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还专门给周总理亲笔写信，现抄录如下：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

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还讲了文革三、七开，批评了“怀疑一切、全面内战、不优待‘俘虏’”，并对在这方面不听劝阻而造成不良后果的干部、群众组织的“头头”及时进行了处理。例如，处理武汉、青海问题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从一些互联网报导，毛主席去世后，武汉、青海问题平反了，这就要考虑了，是谁支持武斗？不正证明毛主席给周总理信中指出的：“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约1968年起，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花了不少精力促使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毛主席还有工人价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关于促进大联合的一系列讲话。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讲话、指示、文件就更多了。约1969年，全国已基本上业余闹革命，文革事实上基本已结束，上述长篇反文革的文章，也承认这个事实。如果对以上这些事实，沒有实质性的争议，则把死人的责任推给毛主席就毫无道理。另外本人提出以下看法和建议。

2、我对若干政策的回忆和理解：

我重复讲几句，我不是学法律的，只是毛主席去世前，参加过学习、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主席去世后，我沒有拜读任何一本法律。因为毛主席说：法律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近30年走资派高喊“法治”，可能是中华历史上制定法律文本、条例最多的时期，尽管“以人为本”之类可以大声叫喊，但没有一条法律是真正保护人民的，而是充分代表了资本家、走资派的利益。毛泽东时代一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其效率不仅胜过这30年制定的所有法律，并胜过这30年扩大了几十上百倍公检法的效能。正如齐婕雯同志的文章所说：“有人认为，毛的文革失败是没有把工农群众主导国家政治的理想作为一种机制予以制定并传递下来。那么，中国的当今宪法上规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无产阶级专政’等，这可是宪法上的机制呀！那为何通钢还被嘲笑‘国有情节’呢？为何敢于和宪法作对说‘不论姓资姓社’呢？可见‘机制’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当代政治文化里，是可以被玩来玩去的，比妓女还不如”。因此，我没有这个雅兴看那些法律文本浪费时间。我在这里谈的，仅是从解放开始，至毛主席去世，本人经历或有所闻，谈点看法，很可能是“老皇历”，甚至是误记，望指正。

A、关于迫害致死的认定问题。首先是这个人被整了，一是在被整时，例如搞逼供信，而整死了，则应追究搞逼供信的人的责任，而对死者本人的结论，要处别两种情况，一种属冤案，则应进行平反，并对家属抚恤；另一种是没有整错，却证据充分，则仍按政策作岀结论，一般较从宽，对家属视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经济补贴。另一是，审查时一切程序正常，审查人员无任何违法行为，而被审查人自杀了，这也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不该审查而审查了，就得进行平反，抚恤家属，而对制造冤案的人视具体情节处理；还有一种是沒有审查错，则自杀就构成抗拒审查，而从重结论。

B、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处理：例如，在一定场合，领导批评群众或群众批评领导(注：无体罚行为)，被批评者自杀了，这類事以往一般按非正常死亡或意外死亡处理；又如，按正常程序给某人作了组织结论或处分，结果自杀了，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结论和处分沒有错，只是有轻或重的分歧，原则上不重新结论；另一种是结论、处分是错误的，则给予平反、抚恤家属，而对参与作此错误处理的主要成员，视具体情节进行处理。又如、受了处分后正常病死了，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结论、处分是错误的，则应进行平反、抚恤家属，往往家属称死者为含冤去世，而对作此错误处理结论的主要责任人视具体情节进行处理；另一种是结论、处理没有错，则对死者按正常病故处理。

以上说明死人的问题很复杂，也是一些主持领导工作的同志会遇到的问题，许多事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近30年对待毛泽东时代死人问题，出现了一些极不正常和十分荒谬的种种恶意造谣、诽谤等情。似乎毛泽东时代不能死人，但事实偏偏是某些人指控的毛泽东时代，人均寿命延长的增长幅度，创了古今中外的奇迹。但毛泽东时代也确实死人了，用不着回避。且其中也包括一些非正常死亡的，我不否认这个事实。

前面谈到，单就提倡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包括同级间；上、下间；领导同群众间的相互批评)，如果“精英”有“兴趣”，统计一下，肯定就死了一些人(本人工作时就处理过这类事)，但能说是“迫害死”吗？而且因死了人，就能说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错了吗？又如军人要学会游泳，是毛主席号召的，但每年都有淹死的(本人也处理过这类事)，能说这个号召错了吗？包括每年军队干部、战士的转业、复员，几乎都有死人的事发生，我虽未遇到过，但看过一些这方面的通报，因为死了人，能说我们的军人复、转政策错了吗？我认为不能，不能因噎废食。不能抬出死人，把活人的思想搞乱了。我处理这类问题的原则是，首先领导总结教训，以免再发生或少发生类似事件，同时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正确对待，并按政策抚恤死者家属，和解决好未成年子女生活问题。我认为这样处理，符合我们党一贯政策，如“精英”认为不妥，愿聆听指教。如果这类死人的事，正好死者生前被审查过，比如定为右派分子，或正好在文革期间，就说是“迫害致死”，有道理吗？我认为毫无道理。这样无理纠缠的人，起码是无知，甚至是别有用心。如果是死者家属这样无理纠缠，则应坚持原则，进行批评教育。如果是其他人这样纠缠，则别有用心居多。但如果是政策上岀了问题、滥判滥杀无辜，导至死人，则必须严加惩处。例如，大跃进期间，某些人搞强迫命令、严重官僚主义死了人的，必须严肃查处；遗憾的是对死人问题叫喊的高的，在毛主席去世后，反倒为这类被查处的人进行了平反。这类人大叫死人问题的目的是什么？还用得着在此费笔墨吗。

因此，我认为，必须把一些政策界限搞清楚了，才能真正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目的。近30年，某些“精英”为了在否定文革的逆流中“立功”讨奖，可以说是不惜一切手段，无中生有、嫁祸栽赃、造谣诽谤、……，在我们党史上从未有过的靠谣言满天飞、人身攻击来批判、否定文革或同志的。造成了党心、民心唤散，一伙别有用心的人混水摸鱼。把本可以站在党性、民心的立场，实是求是地总结文革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利后来的工作搞得更好。但有些人出于不可告人目的，结果成了野心家树自己，整别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但最终只能是暴露了他们自己，而锻炼了群众。

3、对造成严重恶劣后果的恶意凭空捏造事实，进行诬陷、诽谤他人的犯罪分子应依法追究责任

对恶意凭空捏造事实，诬陷、诽谤伤害他人的，在任何朝代、社会都是应承担法律责任的。唯独这30年，被一些“精英”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例如，一些受害群众，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揭露、控告一些腐败官僚，反被诬陷为“诬告罪”、“扰乱社会秩序罪”、“影响执行公务罪”等莫须有罪名遭到迫害、甚至致死地，这类案例谁都能举出一大把；就在我写完这段话的第二天，2009年11月5日“京华时报”A19版：“无锡网友曝派岀所‘吃空响’被拘”，其摘要全文：“7月，有网民发贴称无锡市东北塘派岀所领导虚报联防队员名册领工资。几天后，警方就准确锁定了发贴人，认定其‘恶意诽谤’，拘留5天。又几天后，民警郁刚被认为是网帖事件幕后人，遭到仃职，最终被无锡市公安局辞退。2008年9月的这份工资表显示(注：刊登了印影件，有数十人的名单)，不属于外管办的几十人都签名领了工资。记者抽查核实，多位签名者都表示不知情，名字是他人冒签”。最近互联网发表了东正树同志揭露毫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白支队长犯罪案 ：“一万次严重违法有功，一次真正遵守法律却有罪”的文章，介绍了白支队长贪腐、强奸少女等多种罪行，可以称为恶贯满盈，群众一再举报无效，且照样被重用提拔；但去年他执法查到了市领导的头上，而被报复揭露了岀来。这类颠倒是非的案例人们见得太多而麻木了。大量真正疯狂地进行诬陷、诽谤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反成了“英雄”。

在此，举几个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例，希望依法追究责任。

A、造谣毛主席“有一亿元稿费”，……，闹到了满城风雨，不仅伤害了毛主席的形象，并有损我们党的威望。事实上谁都知道，毛主席的文章、著作在国内出版发行，沒有收稿费。而国外出版寄来的稿费，中央收了，约合10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毛主席去世后，由中央处理了。

B、一度一些知名报纸、书、刊造谣，说张志新由于“反‘四人帮’”，而毛远新下令杀害了张志新，行刑前还下令“割断了张的喉管”，并描绘张志新“英雄赴刑场”“就义”，“报导”中还要突出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精英”用心良苦啊！这就不仅满城风雨，而是满天风雨，不仅极大损害了毛主席形象，而且严重损害了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然而，稍有一点常识知识，割断了喉管还能昂首挺胸奔赴刑场吗？一些党的忠良之士，经苦心核查、翻阅有关挡案，发表了长文，揭露了这整个案子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人，歪曲事实、恶意捏造的(注：具体内容不抄录了)。此类案例，不追究责任行吗？

C、几个人凭空捏造李敏等人整死了原国防科委副政委肖向荣等等“罪行，”传到社会上，北京晩报等报纸、书、刊连续刊登“第一公主”李敏“迫害被她称为叔叔的老干部”、……“罪行”的文章，并都突出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也！在市场上销售的什么“太子党”等书籍，都突出了这些内容，招揽顾客。

不追究恶意造谣诽谤者的法律责任行吗？可以说是天理难容。不追究本身就是包庇、纵容，人民有权责疑现政府不作为。

涉及恶意凭空捏造事实，造谣、诬陷、诽谤毛主席的案例可以说是随手检来。对人民公认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都能纵容一些恶棍放肆地进行如此造谣，而诬陷、诽谤，这个党、政府还能有威信吗？我并不否认对毛主席提岀实事求是的批评，即便用词尖锐点，甚至骂句把，或情节有点夸大，是可以理解的，何况毛主席生前都有不少听取批评意见，甚至是咒骂的事例已广为人们所知；毛主席还一再强调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一道工作；并强调：反对自己的，不一定都是坏人；吹捧自己的不一定都是好人。但毛主席也享有公民权利，对他进行凭空捏造事实，以造谣、诽谤、恶意中伤，应依法追究责任。

对毛主席如此放肆地凭空恶意捏造事实，进行造谣、诬陷、诽谤，有其深层的不能见天的原因，值得人们深思！京华时报，2009年10月31日02版报导：湖南道县县委书记被双规，群众打着“热烈庆祝道县历史上最大腐败分子被双规”等标语表示庆祝；报称：“上街庆祝是压抑太久的发泄”。可以说，这种场面，我在解放初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都没有见过。为什么人们对“共产党”的一个县委书记，会仇恨到如此地步？这是纵容犯罪大大超负荷累积的结果。也是大“官”们不作为的报应。难道不值得大“官”们思考一下：问题出在下面，而根子在哪里？

4、关于“前文革”、“后文革”以及这30来年整人、死人问题

在此，我要力争做到讲话要有根据，如果发现我讲错了，欢迎指正。如果有恶意捏造事实，本人愿承担法律责任。

一篇达20来万字的反文革的文章中，有关于“前文革”有这样一段话：“L、D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进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大家知道，他们仅干了56天，就打了这么多“右派”、“反革命”， 他们后来都是大力宣传文革“迫害知识分子”的，而他们是无比“爱护知识分子”。在此算一笔帐：56天迫害了这么多知识分子，平均每天打了182.34个“右派”、46个“反革命”。 参照这个打法，文革10年，每年按365天计，则共3650天，就该打“右派”665541个(66万5千多)、“反革命”167900个(16万8千略少一点)，合计为83万多，平均每校打34580个“右派”、“反革命”，即把当时全校师、生都打成“右派”、“反革命”还不够，还得借调不少人来打成“右派”、“反革命”。假设当时全国为500所院校，则就该打成1729万多“右派”、“反革命”。这还不包括中专、科研院所、县以上政府机关和工矿企业等。这就是“精英”们大力宣扬的他们“爱护知识分子”的真相。可喜的是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发现了他们的暴行，并给予了迎头一击，沒有造成更惨重的后果。

最近，在互联网看到一篇文章：《刘XX主持的朱德批判会》（是中共中央的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老总进行严历批判(注：毛主席没有参加，当时更无“四人帮”)，把朱老总批成了“野心勃勃”的“大野心家”，这件事正好发生在“5.16通知”后第七天；会议最后邓XX宣布了中央对彭(真)、罗(瑞郷)、陆(定一)、杨尚昆）处理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这是文革初，那几个人，为了保自己、整别人的又一例证。然而某些人，不是痛改前非，反而倒打一把，诬陷毛主席迫害了多少知识分子、迫害了多少老干部、整死了多少人，而进行反攻倒算。

再看他们搞的“后文革”，我在已发表的文章中多次讲了这个问题，一些省、地也有同志发表了不少揭露这方面的材料。预计全国有千万以上遭迫害，其中不少被逮捕判刑，不少至今生活无着，被迫害致死的，虽未见公布教字，但决不是三位、四位数(有同志在互联网揭露上述《刘XX主持的朱德批判会》的文中披露：毛派数以千计人被杀头，数以百万计人入牢房)。应指岀，那些控诉文革的“精英”，他们绝大多数是把下放劳动锻炼称“关牛棚”、批判几下叫“受迫害”、…。事实是，文革期间，定为走资派的极少，定为不可改悔的沒有一个。而且被批斗没有作结论的，薪金、工资沒少拿一分钱，老婆、孩子陪着，有的在医院养着，甚至见不得人的坏事还照干着。然而被他们在“前文革”、“后文革”残酷打击迫害的老、中、青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学生、解放军官兵，有他们享的这份福分吗？沒有。本人就被走资派分别在文革期间和“后文革”整过，整我时被无理仃发两年薪金、粮、油票等。我被迫养了兩年鹌鹑鸟为生，并以此负担了老母亲、两个孩子的生活。有意思的是，我从中不仅学会了自配饲料，而且自行设计、制造了自动控制的家用电气禽类孵化机，弄懂了一门技术。还亲自上自由市场卖鸟和蛋，了解了不少社会情况，结识了不少市民朋友。反落得清闲，比上班工作轻松多了。即便被迫害到这个程度，如前面所说，我也没认识到党内有走资派、复辟派。但我倒要问，如此整人的走资派、林彪亲密战友们，还有什么资格、脸面对文革说三道四？文革中，不主要是你们挑动武斗、凭空捏造冤假错案，把人向死里整？！

在此，抄一段文章内容：“八届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XX同志和我两个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針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撒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一段文字，讲清楚了文革中群众斗群众的原因。因此，文革期间斗来斗去的主要责任该谁承担，是很清楚的。

既然讲死人的事，就应当讲透了，以下介绍一下近30年的非正常死亡人的部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官方滥判、滥杀或迫害至死的：

*某春夏之交长安街屠杀案，官方公布是死了300人左右，进口图书称“镇压了1至2千人”，也有说得更多的。

*　今年“法制晚报”调查显示，自杀已经成为我国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每年我国有225万人自杀(注：近30年)，其中25万人自杀死亡。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邓小虹昨天透露，今年9月10日，是第七个世界预防自杀日，今年的主题是“社会文化因素与预防自杀”。“邓小虹坦言，我国是高自杀率国家，据2000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合作开展的有关调查显示，我国自杀率为22.23/10万，自杀已经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自杀已经成为我国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据了解，处于社会和经济劣势地位的人群自杀的危险性高”。 每年我国有225万人自杀，其中25万人自杀死亡。则这30年是多少？谁都算得岀来。因此，“精英”们说的文革期自杀的人数，是否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何况文革中自杀的，其中大部分是反文革“精英”、走资派制造的。

*1982至2002年期间三次严打运动，本人根据“京华时报”公布的滥判、滥杀实况，其情节触目惊心，因此本人发表了一篇“评严打运动”的文章，发表后，有同志在评论栏补充说：共滥判、滥杀了550多万人(注：其中少数是该判的)。按此，不仅滥判、滥杀的情节触目惊心，而且人数也够惊天地、泣鬼神。就不知“精英”作何评论？

*那些不断发生的“矿难”、黑砖厂、被官方或资本家活活打死的、拐卖人口等等造成的死、伤，估计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有确切数据公布。至今，还沒听说文革期间有错杀了的人，而近30年却是平常事。而且正如前述，情节之严重、数量之大，触目惊心。

再摘抄几段报纸、互联网披露的消息：

**“最近广东茂名高州金山岀现骇人听闻的杀人事件”一文称“金山街陈垌村委3名陌生男子强行将一老人拖上一汽车。(警方在现场)依法搜查时发现一具尸体。……他们(犯罪团伙)最初是靠挖掘死尸卖给火葬场赚黑心钱。后来他们捉那些精神有问题的人，把他们杀害，以贩卖器管，再把尸体卖给火葬场。现在把正常老人(50至80岁)为目标，公然大白天‘抢人’作案。现场发现了一些被冰冻的死尸，有的没有眼睛、有的少了心脏、有的没有肾、……。在一个地窖里关了10多个老人，每天给吃一顿饭，(注：这都是待杀的)”。

**京华时报，2009年10月26日A07版：“全国首例非法经营人头骨案一审宣判：收购人头骨华裔博士判8年”：小标题：“一封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通报”称，“去年5月，一封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驻京办的通报寄到了公安部，其中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从北京通过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送至美国的邮包中，有无名人类骨头，请公安部协助调查相关情况”。“……经查，是一名44岁的美藉华裔博士(丁某)，是北京一家信息咨询公司的顾问，住北京市昌平区一处别墅”。“ 民警当场从丁某欲寄往美的包裹中，起获20个人类头颅骨。而后，经过对丁某所住别墅的车库进行搜查，…又发现人类颅骨1100个。经鉴定，均为现代自然人头骨”。第2个小标题“收购价人民币80元，售150美元”。文章称：“丁某笔记本电脑中存有人类头骨照片万余张，电脑使用者曾将部分照片上传至易趣网网店，并以竞拍形式与境外的买方交易。交易成功后，买家会通过西联汇款形式付款，并会在网上留下‘很棒的东西，很好的价格’等留言”。

**2009年10月16日，“文摘-参考”报第9版，转载了“婚姻与家庭-社会纪实”一条新闻：“救女心切，人头成了‘药引子’”。全文内容十分荒唐，在此仅简略介绍梗概：父、母干涉女儿自由婚姻，致女儿得了精神病；其母听信传言，说人的脑袋做“药引子”能治好女儿的病；随后被游“医”骗奸，并长期同居，最后游“医”杀害了一个醉老汉，割下人头，交给疯女母亲做了“药引子”，疯女吃下毫无效果。

仅举以上三个案例，谁看了也会非常惊讶，这都是中华民族史上从未有过的荒唐又荒唐的事，但为什么偏偏发生在被声称“沒有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而天天把“科学”放在嘴上喊的近几年内？就不知对死人特敏感、特感兴趣的反文革的“精英”们对此有何反响？关于极“左”的“计划生育”，迫害至死的孕妇等等，这都是伤尽天良的荒唐事，在此就不举案例了。

必须指出，关于滥杀无辜，究竟是“功劳”还是罪过？是该歌颂、还是该依法追究责任？这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但在叫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民主”，反文革走资派一统的天下，其中不少滥判滥杀的案例，却成了大问题。滥判、滥杀、打死人的，其中甚至有的一再受到表彰，还有的挂上了“奖旗”、还有的发了“奖金”，竟荒唐到如此地步，反文革的“精英”吭一声了吗？但我坚信，人民终有一天，会声张正义，会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从以上事例，说明文革期间，和走资派、官僚资本阶级复辟后，造成死人的数量、性质是决然不同的。文革期间死人，除部分属于某些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失当外(例如部分两派间的斗争)，相当大一部分是走资派挑动造成的(例如青海事件、武汉事件等等)。而近30年的死人事件，相当大的比例，属于走资派、反动官僚资本等残酷镇压、迫害、压迫人民群众造成的(例如那年长安街大屠杀、三次严打运动以及不少上访群众被司法机机关打死、……)。前者死人问题好解决，对少数坏人一处理，问题基本就解决了，因此至1969年后，死人的事就很少很少了，延续的时间仅一年多，反文革“精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死的人也远不及近30年多。而这30年大量非正常死人问题，就很难解决，我说是不仅解决不了，从官方报纸报导，还在向知识化、年青化、少年化发展。学生杀老师、老师杀学生；父母杀子女、子女杀父母等恶性案例常在报纸、电视上暴光，在近30年已不算新闻，但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却是奇闻。因此，表面上看，都是死了人，但不仅死人的数量前者远少于后者，更主要是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无产阶级革命过程进入思想意识形态革命，即文化革命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很难避免的，是社会向前发展道路上的问题，也容易克服。后者是走资派、反动官僚资本复辟、倒退，而必然产生的滥判、滥杀的问题，是血腥镇压人民群众的问题。反文革“精英”过意抹煞阶级斗争、阶级压廹的阶级内容，抽象地讲什么死人的问题，用心险恶。他们这些年处理的某些群体事件；湖北巴东邓玉娇自卫杀邓贵大案，不追究当地有后台保护的邓贵大三个恶棍妄图强奸邓玉娇的刑事责任，反定邓玉娇犯了“防卫过当致人死亡罪”；杨佳上海杀警案，对杨佳判了死刑，但造成这次血案的有关公安干警却沒有责任；这类案例很多，一些司法机构，成了反动官僚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警匪一家、警黑一家，重庆反腐、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说有些司法部门烂透了，并不为过。文革中从未有这类问题。

我再重复一遍，文革中死人的事，同这30年死人的事，是本质不同的两回事，决不能混为一淡。文革中的死人问题，主要是吸取教训的问题；近30年死人的问题，主要是走资派搞阶级报复、血腥镇压人民群众的问题。

结      语

王稼祥同志的夫人朱仲丽同志说：“王稼祥通过长期的斗争和考验，也了解毛泽东的原则和处理事情的方法。他和任何人都是主义之争，而绝对没有个人的恩怨”。一些公开资料，披露不少老同志对毛主席都是这一共同看法。黄克诚同志说：“毛主席去世，我深深感到难过。虽然我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直蒙冤。但我们这代人的感情是超过一切个人恩恩怨怨的。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之一，他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全民爱戴的英雄”、“不管他的失误多么严重，后人…可以补救，而毛主席创立的功绩，则是无人可以替代”、“对毛主席的评价，关系到全党全国全民团结和稳定问题，所以我才想了三天三夜”。 薄一波同志在晚年感悟说：“我总算看明白了，他所做的一切，只为一个目的，就是专门和毛主席对着干，凡是毛主席生前肯定的，他统统都要否定；凡是毛主席生前否定的，他统统都要肯定。”揭穿了那些人批判“两个凡是”的天机。

这一对比，证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主席思考和处理所有问题，都是以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大局出发，维护马列主义为天责，无丝毫个人私利。他一家对社会奉献的是不少亲人的生命和鲜血，在髙层领导中也唯有毛主席把心爱的儿子奉献给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事业，热血洒在了异国他乡的朝鲜国土上；他没有留一分钱的“遗产”给后代；更没有利用人民给予他的权力，搞什么权钱交易，让子女成为亿元官僚资本家。他许多亲人，为他领导的文革，而遭走资派、复辟派捏造罪状，进行残酷打击、迫害。正如我前面所说：毛主席把一切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人类共产主义事业。因此，正如黄克诚同志所说：“毛主席创立的功绩，则是无人可以替代”。

再看看那些反毛、反文革、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战争年代临危脱跑，自己也承认：“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况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他们处事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私利，没有牺牲私利一说，更别说牺牲生命。为了私利，他们寸土必争。窃取政权后，靠他们的权势，他们出了多少亿元富翁后代？这正是他们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所在。所以，这充分证明：毛主席同他们的分歧，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也是所有制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不可调和的斗争。因此，对文革是和非的争论，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场生死大搏斗。

这些事实说明，反毛、反文革是没有出路的，无损文革半根毫毛。和毛主席对着干的结果：政府不守天道，官员不讲天理，富人不讲天良，学者没有天律，社会没有了文明底线，中国彻底官僚资本主义化。最终落得众叛亲离、孤家寡人。正如钱学森同志所说：“完蛋”！成了不齿人类的臭狗屎。

本文仅以以上几个主要方面，足以说明，文化大革命顺应无产阶级革命历史发展规律，并采用了群众运动这一最有效办法，达到了损失最小、时间最短，击败了埋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取全国一片红的伟大胜利。为全世界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但正如毛主席预言：文革一次不行，得反复搞几次；他去世后，几个老帅要闹事，…。当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无产阶领导集体几乎是同时去世，尤其是领导核心毛主席的去世。又处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低潮，即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修。在美帝策应下，党内走资派又卷土重来，并政变成功，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也说明，有史以来，一个伟大的变革，即社会的伟大进步，都会遭到复辟派的疯狂抵抗。历史上孔老二狂热复辟奴隶制，到张勋顽固复辟满清封建王朝，蒋介石篡夺了孙中山先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果，无一不表明守旧、复辟派的疯狂；无一不代表开历史倒车。但正如毛主席所说，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甚至是短命的。我也一再在发表的文中热情盼望：有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艺术家，能雕塑一尊秦桧式的人物，跪拜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下，形象地记录这段历史，教育中华民族后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当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危机四伏，各类矛盾空前尖锐，已是穷途末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振振日上，新一轮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髙潮即将到来。让我们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迎接无产阶级革命新的胜利而奋斗！

在毛主席诞辰116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谨此对毛主席表示深情的怀念！

“三面红旗”万岁！

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恽仁祥

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