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遗产

文革的遗产
辛若水
（一）它创造了改革的对象
讲文革的遗产，可以说是非常沉重又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所谓的遗产，自然是分两部分的，一是物质遗产，一是精神遗产。我主要想讲的是精神遗产，正因如此，不先讲一下物质遗产。文革已经作为大灾难、大浩劫被否定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文革是封建主义的复辟，这样的观点，也被认为非常深刻。但是，最让人觉得奇怪的，却是为什么作为封建主义复辟的文革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封建主义和现代化是不相容的；搞封建主义的复辟，必然要拉历史的倒车，中止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又势必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主义。可以说，文革是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破四旧”、“批林批孔”就是明证。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被否定的历史辩护，但是，我们却有义务还原历史的真实，而不是让历史的真实淹没在污蔑中。“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曾经叫得非常响亮。但是，这个口号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呢？按照我们的想象，自然是应该在改革开放时期了。但是，历史的真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周恩来在1964年12月三届人大和1975年1月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964年12月，是毛泽东时代；而1975年1月，则是被认为大灾难、大浩劫的文革中。我觉得非常奇怪，人们为什么要在大灾难、大浩劫中，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呢？难道现代化本身就是大灾难、大浩劫吗？如果是，那我们实现现代化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现代化是历史的潮流，文革从来就
没有违背这个潮流。相反，它是要在这个潮流中谋求发展的。如果还原了历史的真实，那大灾难、大浩劫的论断，似乎显得很无力。当然，人们可以讲，那时候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我们又用什么样的事实来支撑这“崩溃”的论断呢？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业化的成就是很大的，这成就也决不意味着经济的崩溃，相反，它却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对象。譬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吧，你定要有这国有企业，才谈得上改革啊。如果根本就没有这国有企业，你又改革什么呢？文革时代，当然是有内乱的。既然要搞全面内战，那不乱才怪呢？人为地制造动乱，这确实难以理解，但是，无论怎样地乱，它都在讲“抓革命，促生产”。而这生产，就是推动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在毛泽东那里，其实不只有现代化这一个宏大理想，他是试图把革命化和现代化统一起来的。当然，革命化和现代化，许多时候是相互冲突的。革命化，主要是一种革命的精神；而现代化则是现代的机器大生产。毛泽东在很多情况下，是让革命化去改造现代化，但这也决不意味着取消现代化，相反，他又是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中腾飞，就在于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物质基础。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吃水不忘打井人”，我觉得，在我们陶醉于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同时，不要把毛泽东时代诬蔑得一无是处。诬蔑毛泽东时代，妖魔化文革，最终能换来什么呢？当然，十年文革，已经被作为恶性肿瘤在共和国光辉的历史上切除了。但问题也只在于文革是恶性肿瘤吗？文革的真实究竟是什么，我们还说得清吗？对文革的科学评估，从来都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相反，学术研究不过在为成王败寇的历史服务。改革继承了文革的物质遗产，但又把文革无情地否定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改革虽然是现实主义的选择，但在八十年代，却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继承于文革）。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改革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出于一种改造社会的激情。当然，（由于文革被妖魔化）理想主义的东西很快就会让位于现实主义。改革社会的激情，远没有对个人私利的追求，更能推动历史的发展。毛泽东所激烈批判的一些东西，渐渐成为了现实。毛泽东所决不允许出现的一些东西，终于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毛泽东的文革被妖魔化了。在文革中，明明是讲“四个现代化”的，但是，它却成了封建主义的复辟。
（二）持续革命的精神
我想重点讲的是文革的精神遗产。文革的精神遗产有持续革命的精神、反权威的精神、“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精神。这些精神遗产，究竟好不好，值不值得继承呢？我们还是具体分析一下，先主要看一看持续革命的精神。在我们一般想来，永葆革命的精神是对的：但是，对于持续革命的精神，我们就很难认同。持续革命的精神就要来源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毛泽东的这套理论，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了。那持续革命的精神显然失去了光彩。而我们要关注的是革命本身有没有止境的问题。按照毛泽东的理论，革命自然是没有止境的，所以要持续革命，永远革命。但在我看来，革命是有止境的。革命虽然伟大，但并不可能年年革、月月革、天天革。革命只是历史的一瞬，而人们大多时候则生活在没有革命的太平之世。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很难认同持续革命的精神，我们只想回到为衣食而奔波的日常生活。当然，回到日常生活就不再那么崇高、神圣，甚至许多时候，还可能非常庸俗，但是较之革命的流血与牺牲，毕竟更为人们向往。革命即便是崇高的、神圣的，但是如果三、五年就来一次，那也会让人们厌倦的。可以说，持续革命的精神一直贯穿在文革中。刚一开始，人们自然激情万丈，“惟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但是，当革命的浪潮一次又一次地汹涌而来，人们就开始厌倦了。持续革命的精神会让人们厌倦革命，这大抵是始料不及的吧。当然，现在革命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历史，人们没有必要也不会为革命而揪心了。可以说，文革永远不会重来了。曾经秋肃，噤若寒蝉的知识分子，可以放心了。知识分子在文革的苦痛，也会永远地埋葬，这就如同“全国山河一片红”被历史本身埋葬一个样子。我在想，革命本身是目的，还是手段。许多时候，我们把革命当做了目的，而实际上，它又只是手段。革命不是终极，真正的终极是人本身。也就是说，革命是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革命。革命是集体的事业，但这集体的事业不应该把独立的个体淹没。革命本身是有着崇高目的，它决不只是去争那把椅子；虽然争到那把椅子，就可以宣布胜利。争到那把椅子，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而在以后的岁月里，则要持续革命，永远革命。革命是为了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而持续革命，永远革命，则是来来回回的颠倒。也正是这来来回回的颠倒，造成了异常激烈的权力斗争。人们的权力欲会腐蚀革命本身。文革虽然是一个红彤彤的世界，但却留下了太多的丑陋，这不是没有缘由的。革命，尤其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本身就意味着动乱。动乱，无论有着多么崇高的动机，它也只是动乱，它也只会破坏人们安宁的生活，它也只会给人们带来永久的精神的创伤。持续革命的代价是巨大的。毫无疑问，文革是伟大的事业，但是我们真的付不起这伟大事业的门票。当然，做什么事都是有代价的；但是，我们还要看这事业值不值。赔钱的买卖不做，这是基本的常识；虽然这常识可以消解许多伟大、崇高的空话，但是，它本身何尝没有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呢？可以说，文革就是赔本的买卖；但是，大家又是在伟大理想的感召下做这赔本买卖的。持续革命，不过是一个神话，而能够维持这一个神话的，也只有人们伟大的理想。但是，整天都是伟大的理想，总有一天，人们会为这伟大的理想起鸡皮疙瘩的。因为人们虽然向往伟大。但毕竟生活在平凡的世界里，过着平凡的生活。革命总会有一天会从人们的生活中走开。而持续革命呢，则是要人们永远不要走出革命。其实，当革命只是一种精神的时候，早已换了人间了。持续革命论失败了，被认为没有止境的革命，终于走到了止境。在革命淡出了人们生活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以后革命会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吗？这谁也说不准的。也许，多少年后，还会有革命。但是，我们却希望，那时候的革命，不要再流那么多的血了。未来是无法卜知的。但是，持续革命，却预知了天堂里的革命。革命的目的是进入天堂，但是，天堂里依然有革命，这说明天堂依然不完美、有缺陷吧。
（三）反权威的精神
反权威的精神，永远是激动人心的。其所以激动人心，并不在于它把权威打倒在地，而在于它体现了新生战胜衰老的力量。反权威的人，大都很年轻，有着蓬勃的朝气。虽然如此，他们在社会上，往往是没有地位的。被各种各样的权威牢笼着。什么都要听信权威的，这多无聊，多没趣啊。为什么不可听自己的，探索自己的道路呢？没有什么不可以啊。初生之犊不畏虎，而大大小小的权威们，恐怕就要心惊胆颤了。实际上，文革时代是权威最不好过的时代，因为反权威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反权威，可能有着非常理性的理由，但却有着非理性的行动。什么叫反权威呢？不过是给所谓的权威们带顶高帽，或者捆邦起来，批一批，斗一斗。但是，这叫反权威吗？说不上的。让权威塌台的方式是动摇他的基础，而不是搞人身攻击。就像对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吧，并不是批一批，斗一斗，就让能让他们塌台的，而应该动摇他们学术上的观点。而文革中反权威的干将们，对人家的学术观点一无所知，却用粗暴的方式把人家打倒在地，这能不留下永远的精神创伤吗？反动学术权威本身就是一个恶谥，一个没由来的恶谥。但这个恶谥，还是有它的老祖宗的，譬如焚书坑儒，譬如指鹿为马，譬如文字狱。反动学术权威，这是不好定位的，甚至也没有人想着去定位，因为这不过一顶高帽，只要戴在别人头上，那定要把他压死不可。学术，而且反动，这就说明这学术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如果学术为剥削阶级服务，那是不是说明学术是有阶级性的呢？然而，这问题又太好笑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又岂是哪个人所能私有的。如果安心做学问的人，都是反动学术权威，那谁还会安心做学问呢？若从良知的角度讲，文革的反权威，虽然一往无前，所向披靡，但是，实在非常尴尬的。不学无术的人很容易打倒学问渊博的人，因为在这里，不是比的学问，而是拼的拳头。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对的。没有是非，只有成败。如果这样说来，在文革中，反权威的精神就不好了。但是，为什么，即便在今天，反权威的精神依然光芒回射呢？这是因为权威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而权威又总是压制许多不同意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听信权威，敢于造权威反的“小人物”又总是存在的。而实际上，我们又很容易把同情放在“小人物”身上。“小人物”做成大事业的例子，并不是没有。所以，很多人也乐意为“小人物”撑腰，而毛泽东也正是这样的人。反权威的精神，是贯穿毛泽东这一生的。他也是从小人物做起，不懈奋斗，而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论说，他已经成为最大的权威了，可为什么依然对反权威的精神情有独钟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忘记不了自己的过去吗？也许不是。最大的权威又是号召人们反权威的，在这里是有悖论的。人们既然要反权威了，为什么又不去反最大的权威呢？就像评《水浒传》时讲的，为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呢？难道是因为奉旨造反吗？如果是奉旨，那就谈不上造反；而要造反呢，又不必奉旨的，更何况没有皇帝愿意老百姓造自己的反，他们最爱听的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毛泽东的做法，很难让人理解，可以说，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常识。毛泽东的文革，很大程度上是引火烧身，即自己革自己的命。如果自己革自己的命，不是精神自杀又是什么呢？自己的革自己命已不单纯的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的问题。所以，文革最悲哀的地方，就是我们民族集体的精神自杀。但是，民族集体的精神自杀，是被赋予了崇高意义的。我们知道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毛泽东何尝不希望通过文革，让我们这个民族浴火重生呢？也可以说，毛泽东反权威精神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引火烧身。革别人的命，大家自然是激情燃烧；但若革自己的命，是不是同样激情燃烧呢？在毛泽东的文革那里，有着鲁迅的魂灵，这是毋庸置疑的。反权威的精神，作为文革的精神遗产，我们恐怕只能继承一半，至于另一半，打死也不愿继承的。反别人的权威，我们高兴；可要引火烧身，那是办不到的。鲁迅说，他最多的时候，是无情地解剖自己。但是，谁又有这个勇气呢？
（四）所谓的“怀疑一切，否定一切”
“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也应该算是文革的精神遗产。不可否认，在这里面，燃烧着理想主义的激情。但它的结果，却又不过是虚无主义。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怀疑的对手；而紧接着怀疑的那就是否定。其实，做学问的人，对怀疑本身，还是有许多好感的。可以说崭新的理论往往都是从怀疑开始的。只有怀疑，才谈得上创新。若没有怀疑，那也只会墨守陈规。但问题只是，做学问上的怀疑，与政治上的怀疑并不一样。学问上的怀疑，导致不了人身的伤害，而政治上的怀疑，往往伴随着风雨飘摇的命运。更何况，在文革时代，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已经成为惯例。也就是说，在文革时代，已经没有什么单纯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全都政治化了。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政治化是比较容易的，譬如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毛泽东不讲么：“一分为二”，是辩证法，而“合二为一”就是折衷、调和。但是，我个人以为，“合二为一”，并不具备哲学的意义，充其量不过是对“一分为二”的补充而已，但是这个补充，却被理解成了唱反调。在文革中，和主流思想唱反调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惟一可奇怪的，并不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上纲上线，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亦同样如此，譬如生物学上的遗传学说被批判，物理学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指责为相对主义。这确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自然科学是不具有意识形态方面性质的。也许，这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恶果吧。如果怀疑一切，那最终还有什么不被怀疑呢？如果否定一切，那最终还有什么不被否定呢？什么都被怀疑了，那就没有可信的了；什么都被否定了，那就没有值得肯定的了。康德曾经说过，教条主义者，是说了等于没说；怀疑论者，则是什么都不敢说。细细想来，这话前半截是对的，后半截则不适用于文革中的“怀疑一切”。文革的“怀疑一切”，不是什么都不敢说，而是皆然相反，什么都敢说，而且是以质问的方式说。没有人经得住“怀疑一切”的质问，因为这质问要的就是封住你的嘴，让你什么也不能说。既然你什么也不能说，那强加给你的罪状就可以坐实了。你没有必要争辩，你争辩是没有用的。因为已经认定了你是罪孽深重，那你就是罪孽深重。你越是辩解，就越是证明你罪孽深重。你所做的只有老实交待，虚心接受改造。这个逻辑，可以说是非常荒谬的；但正是这荒谬的逻辑支撑起了荒谬的时代。我们再看否定一切。否定，在哲学上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可以说，是否定的力量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讲，是人的私欲在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到了马克思那里，则直接讲，恶是推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杠杆。这可以说是真正历史主义的态度，也即是说，历史主义是高于伦理主义的。否定的力量，往往意味着恶，歌德在《浮士德》中所塑造的魔鬼梅菲斯托，即否定的、恶的代表。我们虽然承认，否定力量的作用，但是，否定一切究竟合不合理呢？我觉得，否定一切，很类似于《苏三起解》中所谓的“洪桐县里无好人”。洪桐县里那么多人，苏三认识几个呢？既然不认识人家，凭什么说人家不是好人呢？一棍子打死所有人，不过是道德义愤罢了。把一切都否定了，那显然是不对头的。而且也是做不到的。既然要否定一切，那我们就让它否定去。“否定”本身亦是一切的一部分吧，那这否定也是应该否定的了。而对否定的否定，就是肯定了。总有一些东西，是否定不了的；而这否定不了的东西，就是最后的肯定；这最后的肯定，才是八卦炉里炼出的真金。无论怀疑一切，还是否定一切，都会走到自己的尽头，而为一切所怀疑，为一切所否定。为一切所怀疑，为一切所否定，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必然命运。鲁迅说过，中国人不怀疑自己的多疑。而如果我们能够怀疑自己的多疑，那才能够长进。我们现在看文革，并不觉得是杞人忧天，因为现实本身证实了毛泽东惊人的预见性。但是，在文革的条件下，又确实有点疑神疑鬼，因为那个时候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大家都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革的疑神疑鬼，竟然是多少年后的现实，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五）以否定的形式被封存
可以说，文革的遗产已经以否定的形式被封存了。以否定的形式去封存遗产，并不是对待遗产的正确态度。对待遗产的正确态度是批判地继承。然而，对于文革的遗产，我们却只有批判，没有继承。文革既然是大灾难、大浩劫，那它的遗产是一点好东西也没有的。在许多人的理论想像中，文革就是一无是处。但是，我总疑心，这种理论想象，是不是因为被洗了脑子。漫骂文革，妖魔化文革，不仅无助于我们认清文革的真相，而且会使我们远远地背离文革的真实。改革继承了文革的物质遗产，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们要创造历史，并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原有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我不赞同为了鼓吹改革的辉煌成就，便把文革留下的物质遗产说得一无是处。倒是西方的一些研究者说的话比较客观，没有带着主观的情绪，他们说，无论人们怎么评价毛泽东时代，它都完成了中国的工业化；甚至也可以说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的工业革命时代。毛泽东时代留给改革开放的，决不是一个民生凋敝、无比落后的中国，相反，是一个工业化的中国。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国民经济是否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个问题是有待研究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基础，中国是很难在改革开放中腾飞的。所以，对于文革所留下的物质遗产，我们应该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带着强烈的主观爱憎，去评价一段历史，鲜有不背离真实的。如果从文革是大灾难、大浩劫的前提出发，去研究文革，那文革的全部作为都是大灾难、大浩劫的根源。全盘否定了一个时代，那这个时代美好的东西，也就会作为丑恶的东西，为人们所排击。当然，许多人根本就不承认文革中有美好的东西。他们也是振振有词的，既然是大灾难、大浩劫了，那美好的东西自然都被毁灭了。然而，我们很清楚，大灾难、大浩劫，并不是文革的前提，而是它的结论。把结论当作前提，这是很偷懒的方法，并且又是完全合乎政治正确的偷懒；然而，这种研究，大抵不必做的，因为它无法给我们提供新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动摇，文革是灾难，是浩劫的结论。我只是要分析，文革在何种程度、何种意义、何种范畴上是灾难，是浩劫。人情总是恩德易忘，怨毒难消。正因如此，在文革中历尽坎坷艰难的知识分子，全然忘记了文革崇高的动机，而只专注于自己所受的苦难，并且有意无意间把这种苦难夸大为全民族的苦难。文革的灾难、浩劫被夸大，这也是基本的事实。虽然被夸大，但是，这个结论，又似乎很难为劳苦大众所认同。说实在的，在文革中，劳苦大众并没有经历什么大灾难、大浩劫，他们是沐浴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的。他们也许不理解文革，但是他们却知道文革从根本上是为了他们的。在文革中，经历灾难与浩劫的，是所谓的“走资派”，是知识分子。把“走资派”、知识分子放到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里，那确实太渺小了。我说过的，每一个人的苦难，都应该得到尊重；但是，我们在尊重苦难的同时，也应该理清历史的真实。文革的物质遗产是继承也得继承，不继承也得继承的；但是，文革的精神遗产，我们就应该有所选择。当然，文革的精神遗产，是作为毒素被批判的。然而，那个时候，又不好把这毒素归结到文革本身，因为文革是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所以，人们就批判林彪、批判“四人帮”。人们渐渐地意识到文革思想遗毒的危害，要彻底地肃清它。文革也被解释为封建主义的复辟，人们则需要一次新的思想启蒙。当然，极左的思想在文革思想中，是占有很大地位的。所以人们又批老“左”，以致于我们现在提到老“左”，就想呕吐。也就是说，文革的精神遗产，已经没有什么正面的东西可言了。然而，多少年后，我们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发现持续革命的精神也不坏，反权威的精神同样可激可赏；至于所谓的“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虽然过火，但似乎也有理想主义的精神在里面。当然，这也不是要说文革的好话，但是，历史的真实又分明的在那里。除了极左的人，没有人希望文革再来一次的。因为在文革中激荡的是大闹天宫的精神。所以，还是以否定的形式把文革的遗产封存的好，就像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